世纪大冤狱之二
揭露李光耀上台后进一步野蛮迫害爱国民主人士
打击华文教育以及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罪行
张泰永编辑
前 言
李光耀政权在英殖民主子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政府支持下，于1963年2月2日对新加坡左派反殖爱国力量采取所谓“冷藏行动”的野蛮镇压措施后，由于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继续遭遇到以社阵为主要力量的反对党激烈竞争，于是恼羞成怒，进一步采取蛮横措施打压和迫害在大选中支持社阵的南样大学、学生及其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并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行旨在消灭华文教育的双语教育政策。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末他当上总理时，李光耀就对身为南大理事会主席的陈六使先生“尤其不满”，但是因为害怕“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李光耀只好“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383页）
果不其然，李光耀这个心狠手辣连他的亲密伙伴无不怕他的假反殖、真亲英、亲美、亲苏哈多份子，就在1963年9月大选结果刚公布第二天，以为时机到了，就要求陈六使解释其公民权不被吊销的理由，并污蔑陈六使是“大汉沙文主义者”，“共产党帮手”，又以南大水平差赶不上时代发展厥词，攻击南大，为最后关闭南大制造舆论。
要不了多久，一生对新加坡各源流教育事业都作出了宝贵的重要贡献的陈六使先生，就这样被李光耀无理地褫夺了新加坡公民权，数年后含冤逝世，而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厄运难逃，被李光耀说关就关了；不少南大生（包括谢太宝）也被李光耀以莫须有罪名不经审讯无限期拘留。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李光耀此后从来就没停止过以英殖民主子制定的恐怖法令——内部安全法来打击自己的对手，甚至连其阵营内部不听他的指挥棒，敢于主持公道的同僚（如萧添寿律师），也不放过，更不用说那些敢于挺身出来向他要求人权、民主的人士（如“马克思小组”成员），以及敢于揭露李氏家族有贪污舞弊嫌疑的政治对手（如邓亮洪律师）了。一句话，在他统治下的新加坡，为了保住西方世界的“小红点”和李氏王朝本身，李光耀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当然都是在法律的名义下。
现将笔者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发表在这里，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纪大冤狱之一：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外孙——傅树楷医生强烈谴责李光耀政权野蛮迫害反殖爱国人士的罪行》一文里，傅医生第一篇讲话的题目应更正为：“一.2010-1-24日在柔佛新山新书推介礼上的讲话”，而不是在槟城新书推介礼上的讲话。谨此向傅医生和读者表示深切歉意。
1 李光耀对南大及其创办人陈六使的迫害与打击
“是李光耀扼杀了南洋大学”!
2003年11月，我到怡保出席周增禧嫁女儿的婚宴，主人介绍我认识一位很久以来一直想结识我的人。我们一直无法见面，因为那位朋友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每一次我到怡保来，他都是在外国。在周增禧嫁女儿婚宴之这一年中，就有两三次是这样的。
于是，因为要出席婚宴，这位名叫陈继唐（Chan Kee Thong）的朋友确保他在这个时间留在怡保，以及“我一定要在这一回见到赛-扎哈利。”继唐年六十余，还健康和充满活力。他的英语很流利，虽然他从小学，一直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在新加坡南洋大学，都是接受华文教育。
在婚宴当晚，我们谈得不多，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宾客。那个夜晚实际上可以说是周增禧在1960年代在南洋大学念书时的同学的“大团圆”。他们之中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我在李光耀政权的樟宜监狱被扣留时已经认识了的。其中包括陈国防和妻子、秋莲、符国民、蔡寿川和妻子、林耀明、李腾喜及其他多位人士。我们借那次会面的机会重新打开40年前我们在樟宜监狱“E座牢舍”被扣留时的昔日故事。
陈继唐第二天来怡保Heritage酒店找我。他请我跟莎儿一起吃早餐。周增禧过后来酒店的咖啡屋跟我们一起用早点。
在餐桌上，喝着饮料时，陈继唐突然提起我的回忆录的中译本《人间正道》。他已经读过了整本书。他说，能够读到对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尤其是李光耀进行严厉批判的书的确很爽。接着，他转向坐在我旁边的莎儿：“赛太太，我是认真的，这是本很精彩的书……”,继唐说，似乎是在担心我和莎儿以为他只是在客气，作空洞的赞语。
在我对他的赞美表示感谢之后，继唐接着问关于第二本书的进度。“我听说赛您现在还在写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赛老兄已经要写完了，”周增禧插口说。
“好，很好，赛，”继唐回应。他接着献议在我的第二本书里加插一些南洋大学的事迹。他说，在第一本书里，除了几位跟我一起被捕和扣留的南大生之外，完全没有提到南大。我同意，保证会写关于南大的东西。
陈继唐曾出任南大学生会的总秘书。他说南大有很多故事可以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来写。
谈起那个时代的自己，陈继唐说李光耀来不及抓他，因为他已经事先离开新加坡，回到怡保。有一位同情反殖运动的南大高级讲师，事先警告说他可能会被捕。
“李光耀抓不到我，于是就把周增禧抓去了！”继唐开玩笑地说，然后哈哈大笑，一面拍着笑着听他玩笑的增禧的肩膀。
然后，陈继唐解释说南大的成立和意义，当时在人民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尤其是在李光耀总理刻意政治化南大课题之后，就出现种族主义的味道了。
“从历史的角度，”继唐继续解释说，“写这间大学的事迹是重要的。例如，为什么要成立南大和在新加坡设立华文高等学府的实际目的。而最后这家华社所期待的大学究竟怎么样了呢？您用自己的看法和感觉来写。”我看到这位新朋友的确很认真地要我在新书中加进关于南大的一章。
反共堡垒？
南大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的鼓舞下成立的。当代的著名华商，包括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百万富翁李光前、连瀛洲及另外其他几位人士是主要创办人。
美国亲蒋介石的华文教育及文化的专家，也被这个成立华文大学的计划所吸引，因此也对新加坡成立华文大学表示大力支持。
恰巧南大创办人董事会里头有几位在政治上是亲国民党的董事，于是，他们共同都希望这家行将成立的大学将能够成为东南亚反共的堡垒，跟美国的反共政治非常一致。
南大创校理事会选择林语堂为南大第一任校长，他于1954年10月正式受委，其委任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无论如何，林语堂任校长并不久，因为他在校长的角色及条例制定权方面跟南大创校理事会产生冲突。最后，林语堂愿意呈辞，回到美国去。据说，他获得巨额的赔偿。
有好几位前南大学生领袖，在跟我交谈时，指林语堂其实是派来南大充当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的。他的职务是：按照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和经美国扶持的政治议程，确保南大成为东南亚的反共活动中心。身为《马来前锋报》的记者，我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以出任南大校长时，出席了由他召开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设立，其首要宗旨是维护华族语文和文化，确保华文和文化，得在当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殖民主义英文和西方文化至上为主导的教育政策下，能继续得以保存。（李光耀在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赢得1959年大选而出任总理之后，开始怀疑这家大学及对它产生偏见。他指责共产党分子和马共已经在学生之间扩大影响，并控制了校园内的学生团体。据说李光耀曾说过：75%的南大学生团体的领袖是共产党。）
殖民主义者的教育政策没有包含华族语文和文化之学习。因此，华校被迫自立更生，由华人社会本身来经营和管理，只强调英校和英文至上的英殖民政府根本不给予任何资助。
对于马来语文和马来教育，英殖民政府给予的待遇就只是装腔作势而已，根本就不认真行事。马来学校只限于小学阶段，只有六年。因此，在小学毕业后就只是认得一些字，只足够他们有资格去当杂役，或当司机，或成为殖民政府的士兵和警察。这就是英殖民者给予马来人的“特权”，那是让继续成为殖民地子民的马来人永远愚蠢和落后的特权。就算是如此，还是有许多华人对马来人眼红，因为他们以为英殖民者“偏爱”马来人。
语文和文化的问题的确经常演变成敏感课题，不只是在华社，而是也在马来社会。因此，南大的创立的确会产生种族间的摩擦，特别是在以前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马来族和华族之间。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社会，当然会有很大的部分视南大的成立为朝向维护华族语文及文化的积极努力。长期以来，华族语文和文化的确是在英殖民主义的教育政策下毫无地位，甚至被边缘化。也就不奇怪华社会视南大为华族语文和文化的救星。
因此，华人社会对设立南大所表现出的自发性支持，不应视为是不健康的行为及具有“沙文主义”色彩。
马来人为什么担忧？
有一部分马来人怀疑设立南大的确实目的，以及担忧华社对它的全力支持，他们是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和假设。然而，他们的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够完全怪罪他们。那是因为，从一开始，南大的倡议者就没有对非华族社会做出太多的说明和解释。相反的，他们大都专注于只在华人社会内部作宣传，完全不顾及新加坡和马来亚其他族群，尤其是马来人的敏感性。
设立南大的主要宗旨当中，其中一项不只是要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提供高等教育的需求，而是全东南亚的华裔都包括在内。它甚至是开放给全世界的华人，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者。这一点，被一部分马来人视为不单只是语言文化的计划，而是带有华人政治色彩的。对他们来说，那样的职责，由中国和台湾来做不是更恰当吗？
如果这所大学命名为新加坡华文大学或马来亚华文大学，或许他们的担忧就会少一些。比起南洋大学，这两个名称比较符合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国家”色彩。事实上，南大董事会董事长陈六使要求这所大学被视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货真价实的国家大学”。在1958年3月30日的南大奠基礼上，新加坡总督威廉-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为座上宾，陈六使强调说：“本大学办理方式，虽大略仿效中国各著名大学，然教学媒介实华英并重，且将次第开设马来语文及印度文课程……。是以本人屡屡大胆声言：南洋大学乃新嘉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
我跟南大学生会领袖维持联系,一直到我和几位南大学生领袖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逮捕。几个月之后，另一批南大生被捕。我们于是就在监牢里以政扣者身份相聚，一直维持了很多年。
冷藏行动以及下来1963年及1964年的大逮捕，不只是瘫痪了南大学生会，也波及创办南大的推动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六使，他被李光耀指为是反人民行动党运动的首领，因为他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的1964年大选中，支持和资助数位南大生在社阵的旗帜下参加竞选。陈六使被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形容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头子，过后褫夺新加坡公民权。
具讽刺的是，在指责陈六使为“大汉沙文主义者”的同时，在陈六使支持下参选的南大生却被李光耀标签为是共产党分子。于是，李光耀警告所有反对他的作法的人说，他们会被控为是沙文主义或共产党，而对付他们的行动早有先例，就是对付南大学生领袖的内部安全法令，以及对付陈六使的褫夺新加坡公民权。
谁扼杀南大？
这么一来，也就难怪在这之前团结一致出钱出力支持创立南大的华人社会，在1963年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时只能袖手旁观了。当大批南大生被捕和送入监牢时，他们也只能袖手旁观。为南大作出巨大牺牲及为华社贡献良多的陈六使，在九年之后逝世。到了1980年，南大寿终正寝，被人民行动党政权“并入”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新加坡大学。
华人社会所展现的消极态度，让李光耀能够轻易继续他的个人政治议程，对付他恨之入骨的唯一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民族大学，最后加以消灭。
一步又一步地，南大的特色改变了。就算是名称也已经不是南洋大学了。再也没有人敢谈起要维护华族语言和文化的地位，以及马来语作为新加坡的国语和共同语了。
他们不再有勇气，因为他们知道其后果。除了当初所出的钱和力之外，他们不再敢于牺牲，在南大成立之后维护其宗旨了。
再过几年，李光耀政权甚至以华人家长本身无意送孩子进华校为借口，以当初施诸于巫、印学校的手法，刻意让华校走向灭亡。既然没有了华校，新加坡要华文大学何用呢？那就是当时李光耀向华人社会散播的说词。
尽管如此，华人社会继续保持沉默，仿佛是被残暴的内部安全法令吓呆了。因此，当有好几位前南大学生领袖愤怒地对我说：“是李光耀扼杀了南洋大学。”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南大学生的反殖角色
我决定在我的第二本书中写一些关于南大的事，特别是关于该大学学生参与新加坡和马来亚反殖斗争中的角色。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大逮捕之后，南大学生会发表文告严厉谴责该项逮捕，就如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和社会主义俱乐部所做的那样。从那时刻起，南大学生会更积极及公开支持左翼反人民行动党，并在1963年9月的大选中为社阵候选人拉票，当时，我们都被关在监牢里。
南大学生会甚至还组织选前民意调查，在该次大选前几个月在丹戎巴葛和牛车水两个选区进行民意调查，这两个区是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李光耀和吴庆瑞参选的议席。南大学生会要通过民意调查来探索这两个选区人民对人民行动党，尤其是李光耀和吴庆瑞的看法和立场，其结果被认为将能够反映新加坡全岛其他选区选民的立场。
调查结果清楚显示选民唾弃那两位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超过90%反他们。可是，在几个月后举行的大选，李光耀和吴庆瑞却双双胜出，显示出对李光耀政权的“恐惧文化”，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华人社会的心底深处蔓延了。
华人社会在面对涉及本身前途的课题上，态度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那么快速的巨变，南大学生会领袖深感震惊和惊讶，几乎不敢相信。在樟宜监狱内听到大选的成绩，我们只能失望和叹息，无法再做些什么了。残暴的“冷藏行动”证明李光耀在新加坡通过人民行动党政权向人民灌输恐怖和畏惧情绪，的确是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恐怖和畏惧的感觉深入蔓延入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去，形成了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李光耀发明的“恐惧文化”。
在樟宜监狱的“E座牢舍”，我和他们一起在那儿被扣留了好几年，我只能听着他们表达心中不满的牢骚，重复又重复的。其中好几位扣留者是南大学生会在丹戎巴葛和牛车水进行选前调查时的积极活跃分子。他们告诉我选民是多么气恼人民行动党，咒骂李光耀和吴庆瑞。于是，他们信心十足，确信社阵必将在大选中胜出。想起在进行选前民意调查所取得的巨大自发性支持，南大学生会领袖似乎很难接受这个重大打击。
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并不认识陈继唐，但却已经在1960年代认识了负责担任南大学生会校外事务的周增禧，他在那次的调查中负责要务。在周增禧之前，校外事务由陈国防负责。我其实早已经跟国防很熟络，他那时经常来吉隆坡探望他的未婚妻秋莲。她也是南大生，那时候她住八打灵加星路，是我在1961年底以前的邻居。那之后，我由于《马来前锋报》工潮关系，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及不准再进入马来亚。陈国防跟我一起关在樟宜监狱超过四年。
（引自马来进步作家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第十五章“南洋大学的命运”有关章节，译者赖顺吉，现题为编辑者所加）
维基百科全书关于陈六使生平介绍
陈六使（1897年－1972年），中國福建同安人，南洋企业家、慈善家。
少年時期前往新加坡，曾在同乡前辈陳嘉庚的公司工作，并受到陈嘉庚的栽培，後與兄弟創辦樹膠公司，渐成巨贾。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首先提出马来亚(当时马新是一家) 是“吾人之故乡”，从而开启了华人在居住地落地生根的新时代。1953年效法陈嘉庚先生办学义举，創辦中國以外地區（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并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以此受到僑界的尊敬。
但他亲共爱华的立场为新加坡政府所不容，更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1963年9月16日新马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月21日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第二天22日新政府就宣布吊销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他一手创办的南洋大学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断受到官方的打压，终于在1980年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海外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就此不复存在，退出历史舞台，令人扼腕叹息。
近年，世界范围的十三个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呼吁新加坡政府为陈六使平反昭雪，承认他对新加坡的历史贡献。
恢复陈六使的尊严
：易柳诗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背后的真正动机，目前还不很明朗。提起南洋大学的事情，陈六使的不平遭遇，也就跟着上了日程。为陈六使平反，是不是要恢复陈六使的身份、地位、名誉、尊严和他的“光辉形像”？
陈六使于1950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同一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以后连任终生。陈六使一生的社会贡献，已经确立他的身份、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陶恒生，《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
如果说要恢复陈六使的身份，所指的应该是陈六使的公民权。公民权是官方认定个人身份、保证个人权力的一种法定形式。失去公民权，失去官方承认的身份，也失去政治上的权利。可是，对于众多南洋大学内外的人士来说，陈六使的社会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完全不受褫夺公民权的影响。
网页书刊，早已出现《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这类评论。1997年，香港南大校友会出版了《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多年来，人们对陈六使的不平事件，都是心里不满，对有关的恶意诬蔑，也是十分愤慨。
网页读者这么写：“陈六使事件，失去尊严的是陈六使先生还是无理的褫夺者？……陈六使先生既不曾卖国、荼毒社会，何曾失了尊严？”因此，陈六使的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保持不变，要求“恢复尊严”或者“重现形像”，显然多此一举。
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过世。此后，恢复公民权，再也没有实用价值。如果真诚地去做，却是一种象征表示，可以稍稍平息民愤。陈六使有灵，或者也可得点安息。
最近，报章上报导：“……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曾任总商会会长多年）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平地冒出丈二金刚，令人摸不着头脑。
这个“几年后”，到底是何年何月？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报上公布，书籍也有记载。新加坡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为什么不在报刊公布？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如果“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的消息是实，也是过气的事了。有关方面不敢正面还个公道，怎能令人心服？又怎能算是已经平反？怎能算是恢复历史的清白？
事实上，有关当事人还在，陈六使的事敏感度还高，恐怕也不能得到彻底平反。所谓“恢复地位”，不能讨回公道，也扫不清迷雾。因此，“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的标签，也就要沦落成清高而不用执行的口号了。
（2003-9-7）
2.李光耀对马克斯小组及其代表律师萧添寿的迫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制造的一起冤案
李光耀政权不只对冷藏行动的政治扣留者进行残暴迫害，其他扣留者，包括被他们指为“马克斯小组”者，也遭受同样命运。连代表他们的律师萧添寿也被扣留。这一切，是萧添寿在他的那本由美国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在1994年出版的To Catch a Tartar一书中所揭露的。
我认识“马克斯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叫张素兰（音译，Teo Soh Lang），是位年青的律师。素兰和她的几位同伴在1979年我释放之后，在《亚洲研究杂志》任协调编辑时认识我。素兰和她的同伴非常关心新加坡当时的人权问题和社会经济之状况。在我看来，他们很显然对新加坡的民主受到污染，尤其是李光耀政权对人权的破坏感到不安。那是我对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政治倾向所得到的印象，尽管他们有好几次跟我一起喝茶或吃午餐，却从来没有邀请我讨论任何时事课题。
他们很想知道和听有关我在扣留营里的生活和经历。他们看来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被关在监牢里达17年那么久。实际上，连我本身都难以相信。自从我被释放之后，常常有人向我问同样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感觉到很难给予准确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瞧，在他们认识我之后不久，就自己被逮捕，跟我之前那样成了政治扣留者。这就是身为新加坡公民所面对的风险。这个风险经常会出现，往往就是在他们对新加坡的人权和民主课题表现出关心，并尝试要贡献力量和意见在这个国家确立民主和建立公平社会的时候。
李光耀的谎言
素兰和她的同道是在1987年5月21日被捕，原因好像是他们是“马克斯阴谋集团”的成员，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国家”。看了这样的胡言污蔑，我冷笑了。新加坡共产国？在1987年？真滑稽啊！为什么李光耀要愚弄新加坡人民呢？
还有，据说在背后操纵这项阴谋的黑手是陈华彪，一位被新加坡放逐的政治人物，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他是在1970年代中，当李光耀政权要逮捕他的时候，成功逃脱的。
所谓的“马克斯阴谋”，其实是李光耀在面对令他担忧的政治挑战时泡制出来的。看来李光耀也是很容易畏缩的。这跟他当时及之前的立场有所不同，总是对人挑战要进行公开的对抗。李光耀和他的政权的一切谎言，以及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劣行，被两本书给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两本书，所有相信真理、正义和民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都应该找来看。李光耀的政治面具，被两个新加坡儿女的给撕烂了，他们就是陈华彪和萧添寿，两人都是李光耀政权暴政的受害人。（参阅：To Catch a Tartar，Francis T.Seow及Let the People Judge，Tan Wah Piow，Insan Kuala Lumpur1987）。
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人还继续是政治流放者，分别住在英国和美国。其他的新加坡政治流放者包括在伦敦的Francis Khoo和何标；在澳洲的邓亮洪，在加拿大的傅树楷，而邓凤霞和许多其他人则分散在香港、中国、泰国南部和印尼。
再度被捕
当张素兰和她的同道于1988年4月在新加坡第二次被捕时，凤霞正好身在伦敦。再度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布新闻稿，讲述她们在监牢单独监禁时被政治部官员施刑的经历。她们的联合文稿令李光耀总理恼羞成怒，就下令再度逮捕她们。在第二次逮捕中，她们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最后被逼收回这之前所发表的联合文告。
前政扣者，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辩护律师萧添寿，他在To Catch a Tartar一书中，对这次事件着墨甚多。对于想了解新加坡在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史的新、马人民，必须读这本书。一直到今天，李光耀还是在新加坡当权，套用了三种官职称呼，开始时是总理（1959至1990年），退居旁线后成为资政（1990至2002年），最后在他的儿子李显龙在2002年8月12日出任总理时，变成Mentor Minister，那或许是全世界首次出现这样的职位。据说，这个职称是李光耀自己在参阅同义词词典之后亲自选的。
张素兰和她的同道所发表的那份叫李光耀老羞成怒的联合文告，其中作了以下的揭露：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70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审问，有些人站了超过20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50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头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受到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还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这份联合文告有九名扣留者签署：董丽莉（Tang Lay Lee）、曾志成（Kenneth Tsang）、张素兰（Teo Soh Lang）、黄美玲（Ng Bee Leng）、张瑄芝（Chang Suan Tze）、叶汉源（Yap Hon Ngian）、黄淑仪（Wong Souk Yee）、Kelvin De Souza和邓凤霞。（文告全文，参阅附录一）
邓凤霞当然在她的同道重新被捕后无法回来新加坡。只要她一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就肯定会被捕。更何况，她在伦敦时已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 谈关于她在新加坡被扣留的事。
她所持的新加坡国际护照，在香港无法获得更新，因此，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后，邓凤霞的新加坡公民权就按李光耀政权通过的新条例，自动吊销了。在邓凤霞之前，陈华彪也在伦敦成为政治流放者超过十年之后，被自动吊销公民权。陈华彪丧失公民权，也是李光耀政权通过同一条条例加以褫夺的。
邓凤霞的呐喊
让我们来听一听邓凤霞内心的呐喊，以了解她在单独扣留期间的经历和各形各式的审问，那是跟其他扣留者，包括张素兰的呐喊有很多的共同点。邓凤霞讲述她被扣留时所受到的迫害和折磨，以及她在残暴的内安法令下，未经审讯而被扣留长达85天的感受。
1987年6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凤霞在家里工作至深夜，备妥律师楼星期一的工作。她家墙上的钟显示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时分了，她于是进入睡房。她的丈夫彼德正睡得很酣。
过后不到一个小时，凤霞被响亮的敲门声所惊醒。她打开大门，一位政治部官员不请自进，然后问她的名字是不是邓凤霞。“我点头，他就告诉我说我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
那就是邓凤霞生涯中一项可怕经历的开始，她受到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官员那么残暴的对待。“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困，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凤霞被带进一间黑房，唯一的光线是来自两盏探射灯。那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房内有七或八个人。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开始向她抛来。凤霞还在惊吓之中，根本就听不清楚，在黑房内也看不到什么。
只有在取回她的眼镜之后，才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她所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离他们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
“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问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凤霞继续她的讲述。
接着下来，他们就采用肮脏、残暴和野蛮无耻的伎俩了。他们要胁邓凤霞，要永久永久扣留她。他们语带恐吓地问正被他们迫害和折磨的人，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被扣留20年之久。“我不肯相信他们。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在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20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
邓凤霞接着被乱套多顶罪名。她已经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她首次开口反驳。可是，她还来不及继续她的反驳，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他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我摔倒在地下，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一巴掌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能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邓凤霞最后在9月12日被释放，总共被扣留了85天。“我离开扣留所，陪同我的是彼德（丈夫）和父母。我很高兴能够跟所爱的家人重逢，但我却不能够全身完整地踏出那扣留中心。有一部分的我还留在扣留中心里。我更深一层地学习到要如何珍惜正义和自由。我绝不保持沉默，如果正义和自由不植入我们的基本人权里的话。那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当权者可以任意取消或剥夺的特权。”（参阅附录二）
“光谱”行动前扣留者之声明（附录一）
“我们被指涉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使用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伎俩，颠覆新加坡现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以期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
“我们绝对及明确地否定政府对我们的指控。
“我们从来就不是涉及任何阴谋的马克思主义阴谋家。
“我们都不曾是秘密共产党员或属于马克思主义网络，而在被捕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互不认识或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们更确切的属于社区及教会工，合法改革人士，业余戏剧爱好者，协助工人党的人士，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在新加坡行使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
扣留期间之待遇
“在我们被扣留期间，我们受到的待遇，是根本不应施诸在任何受盘问人士的身上的。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70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盘问,有的人站了超过20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50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首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我们在扣留期间写各自的“声明”时，这些威胁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很落力地劝阻我们寻求法律咨询及劝告我们休掉我们的律师和拒绝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包括出席内部安全法令的咨询团），以免破坏我们被释放的机会。
我们被迫上电视，并被警戒我们的释放有视于我们在电视上的表现。我们被迫作出像以下这样的声明，“我们倾向马克思主义……；”“我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某某人是我的导师……；”“我被某某人利用……”，以牵连自己本身和其他的扣留者。
我们在电视上的谈话，经过编辑和评说，完全被歪曲和谬误呈现，给我们的行动和相互结交添加高度恶毒的用心。
我们再度明确及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从来未曾通过任何行动颠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从来不是任何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度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份子。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在公开法庭证明我们的清白。
我们把自己视为是新加坡公民中最效忠和最具责任感的一群。我们深深感到遗憾的，不是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是我们的政府竟然感觉到必须中伤我们的良好声誉，并以我们做过或根本没做过的事为借口，逮捕、扣留及向我们施刑。
签名 Tang Lay Lee 签名 Yap Hon Ngian
签名 Kenneth Tsang 签名 Wong Souk Yee
签名 Teo Soh Lung 签名 Kelvin De Souza
签名 Ng Bee Leng 代签名 Tang Fong Har
签名 Chng Suan Tse
邓凤霞之声明（附录二）
“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睏，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进行了‘医药’检查后，我被带离那房间并走下一条走道。转了几转后，我到达一扇门前，打开后是通向地下室的梯级。
我走着，没有戴眼镜，只听到四处都是噪声。不同的人分几次走近我，每一个都用轻蔑嚣张的语气对我说，“哈！你就是邓凤霞啊！”，然后就走开了。地下室一片漆黑，除了那道刺眼的光以外。我被带进一间房里。
那是一间黑房，只有两盏探射灯，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那儿好象有七或八个人。冷气很大，吹得很强，而地下就只是水泥地板，我感到很冷和恐惧。
经过一阵感觉上是一段很大的恐怖的寂静之后，爆出了一串声音——“好啊！邓凤霞，你终于来了。”接着就是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向我抛来。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因为还在惊吓之中，适应不过来，而且我又没有戴眼镜。
抛向我的问题和指控，加上响亮的噪声维持了好一阵子。我是给吓呆了，于是就保持沉默。当我觉得不能再沉默时，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我的眼镜，因为它影响我的听觉。
他们把眼镜还给我。我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我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查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
在盘问过程的某个时刻，他们用永久无限期扣留要挟我，并问我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我选择继续保持沉默，他们可以等二十年或更久，就像他们已经等候谢太宝那样。
我不肯相信这事，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住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20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在整个过程中，那个男盘问者都在讥讽律师和法律专业，及贬抑我在法律协会的工作。
面对各种罪名向我扔来的当儿，我开口反驳，“现在，听我说，……”或是带相同意思的其他用词。我还来不及完成我的句子，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
我摔倒在地上，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攻击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那个女华人假装扶我站起来，并讲了像“没事，没事。别紧张。为什么你不合作呢？”之类的话。我不记得那个掴我的盘问者过后有没有留在房内。可是，我记得他的脸，并在较后知道他的名字叫S.K.Tan。
接着他们盘问关于我在5月21日“逃离”新加坡的事，以及从那一天起到6月8日回来这段期间的行踪。我也必须解释我回来之后的行动。他们向我保证，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在法律协会里的工作，或是在1984年大选中协助阿历山大区工人党候选人柯列拉（Corera）。
可是，我并未被告知对我的指控和罪状，直到他们向我发出扣留令那天才这么做。在提问/声明/罪状打圈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次上厕所，我都吐，并在回来后感到更冷了。我曾在厕所内镜子看自己，我的样子真是很恐怖。
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不穿乳罩。走路时，我都是弯腰曲背，以免暴露胸部。不久后，我的身体成了永久性半弯曲的形状。我无法制止自己发抖。我吐了无数次，而在第三天的早晨，我来月经，染红了囚裤。
我一直继续吐到第四天，这时我感到饥饿难忍了。我的一生中不曾感觉比这更恐怖的事。大约是十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离地下室，进去走道旁的一间房里，他们给我一张椅子。
管我案件的官员黄大卫坐在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话。当我们讨论我的口供时，其他官员如S.K.Tan，一个叫Benny的(宣称是内部安全局的第三号人物)，林宝贵和沈保兴会在不同时间各别走进来，‘澄清’一些点。
在我被逮捕之前，我的心中坚决相信，在这个滑稽行动下，从我和其他扣留者身上挤榨出来的供词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没有证明检验的价值。它根本就经不起法庭的检验。我从没做过什么颠覆的事，我也没有不效忠新加坡。它是当权者的国家，可也是我的国家。
我应该保持沉默而让他们随意对付我吗？我决定要写；可是，事后回想，我觉得，在描述事情和人物时，我有时候不够小心，而我所写的东西被歪曲了——因而我就在致力于要保护他们时，却反而连累了他们，包括已经被扣留和还未被逮捕的。
他们从不给我机会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写供词。当我首次开始写时，还写不到两面，负责我的案件的那个官员看过后说：“这不行的，凤霞，你这是描写一项又一项的活动。那味道根本就没出来，凤霞，你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并学习从他那儿找暗示。我只在他感到满意时才下笔。写那东西耗尽了我的精力。我感觉到筋疲力尽，就只是要弄完它，越快越好。然后，他们告诉我关于上电视的事……。”
(引自马来进步作家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第十三章“马克思小组也遭迫害”，译者：赖顺吉)
3. 请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光耀如何迫害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
维基百科全书关于徐顺全生平介绍
徐顺全（Chee Soon Juan, 1962年—），新加坡政治人物、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以多次向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作出反对为知名。
徐于1990年从乔治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参与政治前为神经心理学家。1992年加入新加坡民主党，其后党创立人詹时中离任秘书长，投奔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一职由徐接任。徐因多次被政府当局指“无准证演讲”及“无准证集会”罪名而入狱，2001年被行动党领导人控告诽谤，2006年因未能缴付案件赔偿金而被宣告破产。
徐于1993年前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心理系，1992年加入民主党，詹时中曾形容他在事业上“走危险的路”。同年首次参与国会大选，出战马林百列集选区，徐领导的小组共取得24.5%选票。
在徐加入民主党不久，徐因使用学系的136新元作邮费，把学术论文寄往美国，而被国立大学校方指侵吞研究资金。其后徐发起绝食抗议，绝食期间徐仅饮用葡萄糖水。
由于徐与詹时中意见不合，詹因而加入新成立的人民党。民主党从1991年到1997年曾在国会中拥有3个议席，在詹离党后，民主党至今再没赢得任何国会席位。其后詹时中曾控告徐顺全并胜诉，徐须向詹缴付150,000新元赔偿金。
1997年，麦波申单选区从马林百列分拆出来，徐顺全出战新选区，但以34.8%得票率败给行动党的姚智。2001年，徐领导的竞选小组出战裕廊集选区，并以20.2%得票率败给行动党。
2001年，徐曾指总理吴作栋及国会资政李光耀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总值170亿新元贷款，其后徐被控诽谤，并须分别向吴及李赔偿20万及30万新元，至2006年因未能付清款项而宣告破产。
徐被指于2006年4月进行“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5,000新元，至同年11月因未能缴付罚款，而与另外两名民主党成员一同被判入狱五星期。根据民主党发表的文章，徐在狱中出现晕眩、作呕、难以入睡等症状，引起了外界认为徐遭下毒的揣测。
在公布徐的健康状况四天后，内政部发言称徐的待遇“与其他囚犯一样”，并指民主党的言论“毫无根据、恶意抹黑新加坡监狱名声的”。12月3日，医生验出徐的尿液带血，徐随后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接受治疗。
徐顺全—李氏眼中钉
: 萧栩雨
新加坡纪录片制作人施忠明拍摄了一部26分钟的短片，报名参加新加坡国际电影节银幕大奖，结果被警方传召到警署问话。如果他是以“李资政”为主角，描述他如何苦读苦学华文，撇开早期认为华文无用只能在支票上签名，南大不能不关闭的观点，相信短片不仅可以如期参展，甚至还会在电视媒体上重复宣传并转播。
可惜，施忠明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工，他有自己的艺术良知，从艺术角度出发进行创作，短片主角却是“徐顺全”，通过影片让人“了解新加坡的反对党为何被边缘化，以及哪些因素激发像徐顺全这样的人坚持下去”,（见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昭鹏《当政治无所不在》一文29/05 ）不巧违反了“行动党就可借由这些媒体报导不利反对党的负面消息”（《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与政治领导》郭俊麟著）的抹黑反对党政治游戏规则。
为何需要将“徐顺全”赶尽杀绝呢？虽然谢太宝和徐顺全属于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想的人物，双双不幸皆成为了李氏的眼中钉。谢太宝比李氏年轻，是南大培养成才的讲师，兼通多钟语文足以向李氏本人挑战的本钱。徐顺全是个博士，比李氏第二代掌门人具有更高的学历和更年轻。即使徐顺全不像谢太宝一样在监狱中蹲上大半辈，当李氏闭目之后从牢中走出可能会成为未来年轻英语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东山再起严重威胁长子李显龙执掌的政权。当今新加坡反对党阵营中除了“徐顺全”外，尚无灼眼闪耀的年轻政治明星。不能以早期不经审问的内部安全法令拘捕“徐顺全”，唯有通过屡试不爽的诽谤罪“毁灭”他,告他破产不能直接参选就是唯一“合法”的手段。一个堂堂正正大学授课的一个博士骤然之间被描绘成为“骗子”或“疯子”，部分人暂时也许会受媒体影响，但经过长期考验和思虑之后是很难叫人信服的。
尽管李氏能言善辩，许多话毕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他曾如此比喻吴则栋：“苏卡诺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苏哈多却不是，但把印尼带成功之路的却是苏哈多。吴作栋可以作为新加坡的苏哈多。”
前印尼总统苏哈多在好友李氏眼中是怎样的强人呢？事实结果适得其反。
“徐顺全”呢？李氏欲在他羽翼未丰之前去之而后快。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能否成为李氏王朝未来的心中大患。
转引自《新加坡文献馆》
4.被李光耀迫害有国归不得的邓亮洪
维基百科全书关于邓亮洪生平介绍
邓亮洪（Tang Liang Hong, 1935年—），新加坡政治人物、律师，曾于1997年以新加坡工人党候选人身份参与国会大选，出战静山集选区，在点票结果中，邓的候选团队共获得45%的选票。
邓亮洪在大选前曾多次遭国内媒体指为“反基督教、危险人物、大汉沙文主义者”等，及曾收到死亡恐吓信，便向警局报案，惟警方不受理有关指控，邓遂离境前往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逗留。在大选过后遭国会资政李光耀、总理吴作栋等11人控告诽谤。除此之外，邓也曾被税局指控逃税，妻子的护照曾遭没收，及后获发还，其后邓氏与妻子各自前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大洋报访问邓亮洪专辑:《与李光耀较量》(节选)
一．选举前后
新加坡──一个令人为之侧目的岛国：她向来以傲人的经济成绩、绿化成荫的市容和整洁的马路、严厉的法律制度和富裕安定的生活的广泛报道而闻名於世。
经历了三十多年风平浪静的岁月，人们总以为新加坡似乎已陶醉在富足和美的生活之中，人民不再会有群情激昂的举动了。
然而，事实却是完全出乎世人预料之外！在“人人有分，人人安居乐业，人人都有均等致富机会”的美好赞誉的传闻中，那知一石却激起新加坡的“千层浪”！
一位由华校出身的律师
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80年关闭以华文为媒介的南洋大学及全面以英文取代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体的教学制度。有一位从以前的华文学校出身的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68年跻身于以英文为载体的律师界。
他的名字叫邓亮洪。
之前，他在新加坡的曝光率不算甚高，也鲜为世界媒体所注意。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除专业事务外，他主要是活跃於华人社会之中，他曾担任过南洋艺术学院董事主席十多年，历任著名的华侨中学、华中初级学院及其他中小学及两家医院的董事职位。他是华侨中学毕业生，就读过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因为律师专业和执行各个组织职位所赋予的任务，他必须和官方行政单位、政界、文化学术界及商界有较多交往；因此，他是一位为各界所接受的人物。
“官”炮齐轰邓亮洪
弹头却在自家后院爆炸
1996年的圣诞节前夕，各种迹象均表明：一场不可避免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五年执政期又告届满后，於是在1990年12月尾宣布，订于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大选候选人提名日。1997年1月2日为投票日，准备选举下一任政府。顿时，整个新加坡社会及国内外媒体，都在殷切地等候各党派将要公布他们各自的候选人名单。
慎重地考虑了几个邀请后，邓亮洪选择了工人党的邀请，和知名的印裔律师惹耶勒南先生及其另外三位党员搭档，组成五个小组，参加静山集选区竞选。于是，1996年12月23日，当新加坡工人党宣布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名单中，出现了邓亮洪的名字，一时间，整个新加坡为之哗然！
世人皆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几十年以来，从来不能接受、容忍或放过异议人士；如果有人敢和他们竞争、对抗或和他们对著干，他们都必然会开动国家机器，用各种各样的名堂，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他们拖跨；或使对手阱入各种法律或经济的困境之中，弄得你半死不活；或索性动用公安法令，不须经过审判，将你长期监禁。二三十年后，在各种苛刻条件之下，才把你释放，废去你一切的能力，就像著名政治扣留犯谢太宝那样，将他一生摧毁。于是，鲜有人敢出头来和行动党抗衡，争夺国会议员席位。这说明为何历届大选，行动党候选人，总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形之下，不费举手之劳，持续执政达几十年之久。
现在邓亮洪律师竟然胆敢加入反对党阵营，参加竞选，摆明要和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过意不去，争做国会议员！大选气温，即时急升。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好不热闹！报刊特号及专题文章纷纷出炉，除了热烈讨论之外，电台及电视台也邀请各界人士登台亮相，发表意见、评论及预测各种可能的竞选结果。
199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召开了那一届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当内阁正式会议议题讨论一结束后，内阁成员即时紧急讨论邓亮洪的“不寻常的出现”。在会议上，各部部长和出席会议的议员们，各自回忆了以往和邓亮洪的个人交往经验。最后，内阁资政李光耀柏板定调：邓亮洪是个危险人物，必须尽早将其抹掉(Demolish)！否则，人民行动党三十多年来在操作华人社会所下的功夫，将毁于一旦（此系李光耀事后于1997年5初在新加坡高等法院控告邓亮洪诽谤案件中，发誓作供时所透露的）。
由此开始，不论邓亮洪到什么地方，总有多位便衣人员，如魔鬼随身，到处跟随。他们当然是有关当局刻意安排来的人对付邓洪亮这个“烫手芋头”。连邓亮洪的家人成员也得到特别的“照顾”，出入有人跟踪，使到家中大小，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他们哪里会料到，只因邓亮洪参选，更大更多的苦头，还在后头等候著他们去尝呢！邓亮洪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明白及体会到，为什么有些为人妻子的，要以“跳楼自杀”来威胁，逼迫丈夫放弃参加竞选计划。
圣诞节假日一过，中、英、印、巫文等各家报纸，恢复出版。众所周知，新加坡所有的大众传媒，不论是报纸，电台或是电视台，全由人民行动党所控制及操纵，毫无例外。他们每天夜以继日，集中火力，重炮轰击邓亮洪，犹如一颗颗的原子炸弹在爆炸，阵阵热浪，直向他逼去，直叫他喘不过气来。邓律师说，撇开别的不说，只要随便翻翻一下，由他所累积到的一叠又一叠的新加坡华文报剪贴，看到那些大字重墨而又刺目的标题，就足以令人心惊肉跳，目瞪口呆：
“李光耀资政：采用邓亮洪做法，我国将成波斯尼亚”、“吴总理：邓亮洪是危险人物，不应让他进入国会”、“邓亮洪在玩火”、“多位议员指邓亮洪言论极端”、“邓亮洪若当选议员将像（澳洲）汉森掀起风波”、“吴总理指邓玩危险游戏，利用宗教课题鼓动情绪”、“别让邓亮洪破坏社会安宁”、“李资政：静山是关键战役，关系总理与两位副总理前途”、“吴总理：静山是总理对邓之战”、“吴总理：如果邓亮洪中选，我在国内外声誉将受打击”、“陈庆炎副总理；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不是反对华族文化”、“偏激煽情者，应严厉对付”、“李资政：行动党若输掉静山集选区，将是整个新加坡的大失败”、“把组（官）屋翻新与选票挂钩，并不是在威胁人民”、“吴总理：以计票结果决定组屋翻新快慢，是民主过程，并非威胁选民”、“李资政：静山区集选区共有25个计票中心。哪个区最支持行动党，组屋将最优先获翻新”。
上面所列的只不过是从大量报道中挑选出来的几个标题罢了。其文章内容重点主要是，指邓亮洪是个反受英文教育者、反基督教徒、反回教徒、反马来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的危险人物，如果不制止他传播他的言论与思想，那他将把新加坡带入像波斯尼亚、斯利兰卡和非洲卢旺达等国家处境一样，因种族、宗教或语言的争拗而引发流血冲突事件，使到社会发生动乱不己，危害国家与人民。
观察力及分析力极强的邓律师当然洞晓行动党政权所发的强势不但空洞又没有根据的舆论攻势的用意与目的。邓律师说：“首先，那是‘借刀杀人’的毒招。用意是在煽动基督教徒及回教徒伤害我及家人。刑法禁止任何人（包括行动党人在内）通过报章、电台及电视台，针对我个人而发动带有挑衅及煽动性的指控，说我是反基督教徒和反回教徒。这样的做法，目的是使教徒们对我产生憎恨，甚至进而伤害我及我家人。那是绝对触犯刑事法的”。身为律师，邓亮洪只好以专业的态度，处理这事。他将各家报纸所登载的资料集中起来，於1997年1月1日傍晚，交给警方入案，并要求警方保护人身安全。
完全出乎邓律师预料之外，他向警方备案的记录资料副印本，本属警方机密文件，竟然全部出现在隔天（投票日）各家的报刊上。因向警方备案记录资料上，列有发表那些言论者的十一位行动党领导人名单。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等十一位行动党领导人，竟然指控邓亮洪及惹耶勒南两位律师促使报界登载这些资料。这又构成了他们多宗控制邓亮洪及惹耶勒南诽谤案的根据，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对他们来说，既可打倒对手，又可捞钱，真是一箭双雕，美事一宗！
紧跟著而来的，行动党人也把邓亮洪夫人张秀霞抛下泥坑，也把她列为这许多大诽谤案子的第二被告人，她的个人财产，连同子女的银行户口，也被法院查封！她的护照也被移民局没收取消，不准出国门。这些超法律的闹剧，及时成为新加坡民间及国际媒体的笑柄。
这像是炮弹掉在自家的后院。
果然，在行动党发动媒体炮轰邓亮洪一两天内，邓亮洪住宅及办公室就收到，由所谓的“基督教徒”和所谓的“回教徒”签发的一些恐吓信件。有的要邓亮洪到回教堂去道歉，不然对他不利，有的直接威胁他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当然，也有些信件说不相信行动党人的鬼话。邓亮洪进一步说，当时内政安全局人员对他的住宅及办公室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当局完全清楚是哪些人马及何方神圣，将恐吓信放进置於邓宅门前的邮信箱内。
1月3日傍晚，邓亮洪将这些恐吓信，拿去再次向警方报案，但都没有下文！
邓亮洪继续解读及分析上述行动党人对付他的强力的舆论攻势：
指控他是危险人物，将会危害社会安宁，是当局准备大选后算帐的布局。不论邓亮洪是否当选国会议员，行动党政府都会像过去那样，肯定会引用公安法令将其扣留，除去后患。同时极力制造骇人的白色恐布，阻止及防止今后再有像邓亮洪这样的人物，挺身而出。
指控邓亮洪是反对回教是要断决他的退路及防止对他可能获得的支持，因为周边邻近国家都是以回教徒为主。
指控他是反英语人士及反基督教徒的大汉沙文主义者是想要防止西方人权组织及媒体对他的声援和支持。
行动党政府向选民发出明确而又强烈的讯息：投行动党票者，其组屋将得到翻新，其市价增值，将享有经济效益甜头；投反对票者，则相反，其组屋得不到翻新，将尝经济损失苦果。这简直是威逼利诱，兼而有之。行动党政府哪里还尊重选民神圣的、宪法赋予和保障的选举权力与自由。更严重的是，他们居然公开地、厚颜无耻而又毫无忌惮地动用国家资源，利诱及贿赂支持他们的选民，及动用国家行动机构及行政权力威逼选民，妨碍他们自由自主的运用他们的选举的权力。这些都是国法所不能容忍的。
这像是又一颗炸弹落在了自家的后院里。
李光耀身为参选人之一，居然在投票前夕公布说，静山这一选区，将有25千计票中心。实际上，他已经取代了本应保持独立、中立及公正的选举监督官的职位及功能。静山区选民何其幸运，能得到他老人家的亲自关照。出身律师行业的李光耀，在他心目中，此时哪里还会有国会选举法令这回事呢？这一特殊布置与安排，向选民们再次发出强烈的讯号：行动党政府将会知道，这些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什么党，他们投票的取向，将决定他们的组屋翻新，是否得到优先对持。法律赋予选民的选择保密权力都被赤裸裸地强奸了。
这一招，直逼得参选的工人党参选人手忙脚乱：工人党临时不可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敢而又有能力去担挡这25个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的工作范围包括：选举投票时间结束时，监督选票箱被密封，避免有人作诈；监督选票箱从投票站被运载到计票中心处，防止有人在途中对选票箱作手脚；监督选票的点算，以免选择工人党的选票，归给对方，如有争执，要和监选官交涉或和工人党领导人联系处理等。工人党只能临时凑合了几组人应付。但他们都不准跟随运载装有选票箱子的车辆。自己备有车子的工人党代表，只能尾随官方车子到计票中心去；没有车辆的，只能自己想办法，尽快赶到各自被指派的计票中心去。那些没有工人党代表到席的计票中心，只能任由监选官代理人和行动党代表去处理了。邓亮洪说，他们这些人之间，虽然本应具有不同身分，与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他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何差异。到底在运输票箱过程中，有没有任何人对这些票箱有所动作，谁都说不准。
邓亮洪大略地描述了他本人在其中一个计票中心的经验：
他所到的一所计票中心是一间学校的礼堂。座位早已搬空。讲台下摆著一张大桌子，是临时由好多张书桌拼在一起凑成的，是拿来当计票时用的。他早些时候在投票结束时，在一个投票站，把票箱封好然后签名做记号，工作人员才把票箱转载到计票中心。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被送到别的计票中心去。首先他注意到摆在讲台上供检查的票箱子，许多是用蜡面光滑的厚纸皮摺成，运抵计票中心时，许多有粘性封条，早已两边都作弧形向朝外拱起，几乎都已经失去了封密的作用，只作象征式的粘著，唯独是还没有完全脱落掉地而已。
当选票从箱子里倒出来时，邓亮洪即时注意到，有许多选票是一叠一叠地从箱里落下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当选民把划好的选票，一个人一张地投进箱子里去，倒出来时一叠又一叠的选票落下来的现象不该出现。邓亮洪即时伸手从裤袋里，掏出照像机，要把这不寻常的现象拍录下来。一位跟随在邓亮洪身边的女性监票官，马上阻止邓亮洪这么做。并说，如果邓亮洪有任何投诉，过后可用书面方式提出，总监票官会作出答覆。
稍后，当邓亮洪和惹耶勒南碰面时，大家交换了情况。两人都注意到另一不平常的现象：有很多在选票上所划的叉，非常端正整齐：所划的线，从一个角顶，划到对边角顶，再从另一角顶，划到另一对角顶。在正常情形下，这种现象应该少有才对。即使有个别选民会这样做，但也只是鲜有的个别现象，不像我们分别看到的那么多。因为一般选民在投票站接到选票时，都会随手打个叉，不会那么费神，去划个工工整整的叉。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不合理又不合法的现象之外，在这次选举进行过程中，还出现了其它违反国会选举法令事件。例如，吴作栋和其他行动党领导人，居然到各处投票站，去和正在排队等投票的人交谈。这是违法的行为。他的解释是：他只是到各投票站巡视。这是讲不过去的。首先，选举开始前，整个内阁已经解散了，他和其他行动党领导人已经不是总理或什么部长了。在新的内阁组成之前，他和其他行动党领导人，只不过是党的领导人罢了，而不具任何官衔，他们的权利和地位和其他反对党领导人无异。他们根本没有所谓“巡视”的权利。他们“巡视”的目的，不外乎在于选举期间去拉票。这又是违法行为。
向警方投诉后，检查署决定不起诉他们。总检查长解毒（读），国会选举法令时说：该法令只是禁止任何人士出现在“离投票二百米的范围内” 。“二百米的范围”是从投票站周边算起，它不包括投票站本身。而吴作栋等人只是出现在投票站里面，所以并不抵触国会选举法令。代表新加坡第一号的法律人物，解毒（读）国会选举法令的高明本领，高明到这样的程度，实在令世界法学界人士大开眼界，笑掉了大牙！
从以上不合法规的现象看来，工人党是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向法庭提出申请，挑战行动党人的无耻行径，要求法庭宣判静山区这次选举结果无效，但是，总结过去的经验，不论反对党有多大的理由，法庭总是作出对反对党不利的判决，而且还要他们负担沉重的诉讼费用。在鉴于邓亮洪和惹耶勒南两位律师，还各自都要面对多名由行动党领导人所发动的大型诽谤案件的消耗战，他们俩人的精力与财力几乎都要被消耗殆尽，不能百担加斤，再挑起有关挑战静山区选举结果的法律诉讼费，无论多么愤慨不满，他们只好忍住了。反之，公道自在人心，不在法庭里。
二.新仇旧恨
其实，邓亮洪和李光耀的争斗，在邓亮洪决定进入政党参加大选之前就存在著。到邓亮洪参选时，他和李光耀父子还有一场未打完的官司呢。
1996年，新加坡出现地产热，物业价格飙升，人们都在排队购置物业。而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的HPL公司分别以5%和11%的优惠售给李光耀和李显龙父子4000多平方尺的大宅四座。这件事在新加坡炒得很厉害，特别是在民众中间和网络上。
由于舆论的压力，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表示要做调查，责令财政部长和他的部下的一个副司长来牵头调查。国会也准备在5月20日进行三天辩论会。5月19日，HPL公司的董事会却抢先一步邀请新加坡本地传媒召开记者招待会，解释他们为何要给予折扣卖楼给李光耀父子。是因为，他们希望名人效应。5月23日，当新加坡国会正在进行辨论的时候，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就此问题在采访了很多人之后，又采访了执业律师邓亮洪。邓亮洪表示，这个事件应该由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来查，而不是所谓的政府官员，由新加坡的政府非专司调查的官员来查李光耀显然是笑话。
邓亮洪的讲话被引用在《亚洲周刊》中，并成为当期一篇醒目文章的结论。
李光耀父子可不是好惹的。文章刚一出来，《亚洲周刊》和邓亮洪就分别收到李光耀父子的律师信，要求道歉和赔偿。《亚洲周刊》当即发表了道歉启事，并赔偿150万新币；而邓亮洪拒绝赔偿，因为他认为他是“公道评价”。而李氏父子认为邓对他们有恶意，他们的律师说：李氏父子是以发展西方经济模式为目的。而邓亮洪，曾在92年和一批教授上书政府要增加教育中中文含量由5%提到25%，是特别文化要求。所以，对李氏父子含有恶意。
官司一直拖著，等著上法庭。
不曾想到，伴随著又一次大选的开始，一场李邓之间的官司又来了！
新加坡的大选是5年一次，历来都是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如上文提到的1996年底，邓亮洪的出现以及他带来的优势，使人民行动党十分紧张，他们就以“大汉沙文主义者”和“反基督”、“反回教”的名义诋毁邓亮洪。
1996年12月29日，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登门造访邓律师，问道：“您对李资政和行动党人的指控，有什么看法。”邓律师回答：“他们在撒谎。”
第二天，记者的访谈录已登在了《海峡时报》上。同时，邓亮洪也收到了人民行动党的律师信，信中宣称：限定邓在元月1日晚9点钟以前，可以在任何工人党的群众大会上作公开道歉，并收回对李资政和行动党人的指责，收回所谓撒谎的指控。
又一个官司来了
进入大选以来，在新加坡各地，到处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们扶老携幼，携带餐具、食品等，把选区的会场，变成了野餐据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党的支持者。
元月2日是投票日，1997年元月1日的群众大会上，有官司在身的邓亮洪问群众：“我不答应收回对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李资政和行动党人）道歉。”
数以万计的群众振臂高呼：“不──”
群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邓律师成功的演讲，群众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整个局势已经明朗化了，明眼人也看得出来，工人党拥有了超过半数的支持者，选票约在65%以上。而去参加行动党群众大会的仅三、二千人。
这时，行动党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已发出了信号。李显龙副总理登台亮相。公开说行动党一定会赢得大选。
工人党和它的支持者们全然看不出行动党人凭什么讲这些话，凭什么有可能全胜。
有一点读者千万不要忘记了，在新加坡所有的舆论工具和媒体，通通都掌握在作为执政党的行动党手里。
1997年元月1日晚，邓律师又一次在工人党召集的群众大会上郑重宣布：“我要和他们（行动党人）在法庭上见，我不但不道歉，而且要去警察局告他们。”
与会群众的振臂欢呼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邓亮洪代表了他们的心声。邓亮洪是出于对於现政府的不满才加入竞选行列的。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合邦而独立。李光耀代表新加坡人民发表独立宣言：“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谁是新加坡的“人民大众？”
新加坡人口约三百多万人，华人占77%左右、马来人占约15%，而印度裔占约7%。以新加坡社会说，华族是主要族群。在1965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时，操华语（以闽、粤语及普通话为主）的华人家庭占了98%以上。到了1980年跌到了大约94%左右。根据1990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操英语华人家庭增加到21%，华语家庭跌到了79%。华人基督教徒从少数增加到14%，而信仰佛教、道教和无宗教信仰的华人还是占86%。2000年的人口普查还在进行中。根据今年新加坡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来自英语家庭子弟，占了报读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大约40%，这说明操英语人士的数目，在十年内大幅度急升。
而这一切，是李光耀限制汉文化政策的直接恶果。
从人民行动党成立开始，崇拜英文教育的李光耀就和左派的领袖们发生了严重冲突，尤其是和出身华文教育的政界活跃分子。这主要是当时他们对李光耀的背景不熟悉，把他推向领袖位置。在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及区域政治以及国内的政治环境下，李光耀成功地夺取了行动党的领导权，并进一步取得政府政权。此后，他不只是民选领袖，“领导”新加坡人民，实际上，他根本上就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代替人，把人民置於强权的“统治”之下。之前，是代表英国政府的“洋总督”，此后几十年，继位的是一个“香蕉人总督”。每五年举行国会议员选举一次，只不过是重新确认强权的仪式！只有“选举”之形，没有“选举”之实。
邓亮洪的冒出政坛，可以说完全出乎行动党的大大的预料之外！也可以说，即时惊醒行动党政权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逢战必胜的选举布局美梦。行动党人清楚地知道，邓亮洪的异议在立场上及本质上，和其他异议分子所持有的意见完全不同！邓亮洪多次在私下或在半公开的场合，曾强烈地表示不赞同行动党的政策，全面地将华社边缘化！邓亮洪曾经多次用强烈的语言指出：华社是国家主流族群，不能只是行动党政策的应声虫，只配充当行动党政治大爷们巡视选区时，为他们抬轿子、吆吆喝喝地鸣锣开道的“小鬼”！
只有在“在炮火中生存”和“在炮火中消失”两者间选择其一。邓亮洪律师选择了后者，即对这些不实的指控，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行动来反击。
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邓亮洪和惹耶勒南两位律师及其竞选搭档人，顾不得休息。白天，邓亮洪律师的身影出现在银行区。傍晚，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后港、静山和麦波申等选区。
因此“静山区已经不平静了”！“新加坡也不平静了”！邓亮洪和惹耶勒南两位律师，每到一群众大会场址，会前或会后，都受到群众，特别是年青人热情地包围，好像电影明星那样！
当邓律师乘坐他的奔驰骄车进入群众会场时，一位警官探进身子，见是邓律师，他竖起大拇指，那眼光在说：“我们是支持您的。”
在临时搭的演讲台上，邓亮洪律师时而用流利的英语，时而用马来语，时而用普通话、还用福建语、广东话和潮语等，对行动党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又严肃的批评。
邓亮洪问群众说：“我原是华校生，现在是一名用英文工作的律师。为何李光耀指责我为反受英文教育者？”台下群众的应声，好像大浪般的热烈回响：“李光耀怕输”！！！
跟随传来的是热烈的掌声！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得到的回应都是那么的热烈。
“李光耀怕输”已经成了群众对问题的经典式回答！这大大地出乎邓亮洪律师的预料之外！邓亮洪律师说，这几十年来，在新加坡媒体已经习惯于把李光耀捧成了神仙。经过这次大选，新加坡人民第一次把这个“半仙”还原成了人！
三.都市惊魂
各政党特别是工人党在大选期间，从竞选的群众大会上，所引爆出来的反对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的强烈不满的情绪，对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大大地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以李光耀及行动党人原来的设计及估计，从提名日（96年12月24日）至投票日(1997年1月2日)，如果扣掉圣诞前夕、圣诞节、新年除夕、新年日，反对党前后只有五、六天的时间，进行竞选宣传活动。而行动党人通过他们所操控的全国各式媒体，早在二三年前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竞选宣传活动。反对党（包括工人党）在五六天的短期内，决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行动党人万万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天内，反对党竟然能把反李光耀及反对行动党政府的长期积怨及产生的不满，引发和激发出来并产生爆炸性的效果。
由于行动党人在他们的群众大会上所有发表的言论，新加坡的各式传媒全部照发和广播出来，议论和压力也一浪一浪地向邓亮洪压过来。而邓亮洪的回应，除了行动党人要利用来告邓亮洪诽谤之外，他的回应大部分可以说没有被新加坡的传媒宣传。所有的特写或所谓专访谈论，都是些对邓不利的言论。并非所有的选民们都有出席各地召集的群众大会，听取双方的辩论。故此，邓亮洪公开挑战李光耀及所有行动党人，包括在电视上公开辩论一些政策问题，好让选民了解双方的立场。
李光耀一贯在新加坡媒体上摆煮酒论英雄的态势：随时随地准备通过公开辩论方式，把反对党辩倒。并且夸口说：反对党绝对不可能提出什么可行之方案，代替行动党的治国政策。然而，李光耀及行动党竟然没有人敢于接受邓亮洪的挑战！
原来邓亮洪是一位敢讲、有能力而又难应付的人，这些信息早已在行动党人中间传开了，所以没有人敢接受邓亮洪的挑战！吴作栋总理的公开回应是转移话题，竟要邓亮洪等到法庭正式开审时再辩论。当邓亮洪在群众大会上演说时说：“上述问题关法庭什么屁事。”数以万计群众的高声呼喊著：“PAP（人民行动党的英语简称）怕输！”这种揶揄及嘲笑声响彻云霄。
在大选的宣传运动期间，有人提醒邓亮洪说，他们注意到有一小撮人群，有组织地不断在会场里叫嚣，行动粗暴，尽极挑衅行为。甚至要引起争吵及打架！这些人很明显的是在想制造事端！邓亮洪说他每次演说时都不忘提醒充满激情欢呼的群众要遵守秩序，要求在群众大会过后，安静离去，千万别闹事。以免行动党人指控工人党的支持者都是些暴民！
1997年1月1日，是最后一次的群众大会。当邓亮洪向支持他的群众宣布他将不向李光耀及行动党人道歉，并且宣布他已向警察局入案控告李光耀及行动党的几位领导人时，群众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滚沸点！！！
对李光耀等人的极端蔑视态度已表露无疑！在新加坡生活的每个人懂得李光耀的那种自大好胜的心态及个性，他实实在在是无法咽下这口怨气的！
警方在发给工人党举行群众大会的准证规定，晚间十时前必须结束及散会。在激越的欢呼声中，时间很快就到了，但群众迟迟不愿散去。在邓亮洪及惹耶勒南两人不断地请求下，劝他们隔日带著朋友及邻居们早点去投票支持工人党，并等待好消息！这时群众才慢慢地散去。
当邓亮洪及惹耶勒南和其他工人党讲演者走下讲台时，邓亮洪发现原本在场维持秩序的一些警员，不知何时，早已全部撤走，一个都没留下来维持会场秩序。
警方对邓亮洪的报案及要求给予保护的申请置之不理，态度已十分明显。
当邓亮洪及惹耶勒南等人走下演讲台，他们马上就被众多的群众团团围住。有的要他们在工人党印发的宣传册子上签名，有的要名片，有的更要邓亮洪胸前针扣著的工人党党徽，连原子笔也要，以便留作当纪念品。
就在这时，靠近演讲台后方出口处的铁闸被人锁上了，只留得一个转轮出口，群众只能一个一个地转出去，而后面不知情况的人群，却不断地向这边涌来，情势相当危急。在众人不断呼吁和要求之下，后面来的群众才逐渐放慢速度前来，以至没有意外发生！
在这期间，邓亮洪当然清醒地意识到，夹杂在这些人群中，必然混有居心不良的人（或被行动党派出的特别工）。
果然，邓亮洪就看到在离他五六尺前面的惹耶勒南先生就被一个个子高大的人，突然从后面用双手推惹耶勒南的背部，想把他推倒。邓亮洪大声喊住他，他还回过头来对邓律师笑笑。
期间也有人用同样的方法从后面推挤邓亮洪。一是邓亮洪有所警惕，二是四周围是人群，不易被推倒。邓亮洪知道，万一跌倒而被“人群”踩踏而过，他的“竞选国会议员席的游戏”不止就此玩完，他的“人生游戏”也会就此玩完。邓亮洪只好不断地提高警惕，好容易走到转轮出口处，带著极端疲备的身心，赶紧转出去回家休息，以便明天到各投票站去视察投票进程。
李光耀过去曾公开说过：“如果人们不再怕我，我将失去作用！”行动党领导人也清楚地知道：到目前为止，几位香蕉人式的政治人物还能够摆布华社及大部份的新加坡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普通的新加坡选民非常害怕行动人党的心理，因此一般上人们都不敢把选票投给反对党。一旦人民害怕行动党政府的心理失去或失效，行动党就会对新加坡失去控制。而这次在选举中群众大会，数以万计群众恰恰强烈地表现出人民蔑视李光耀及行动党政府的态度。这是行动党人所决不愿看到的现象。它终于出现了！因此，为了维持和保持过去群众害怕行动党的心理，对待邓亮洪及家人的手段及方法就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了。
1997年1月2日是投票日，当天，大小报纸都印满了行动党人笑眯眯的照片，电视台也不例外，而工人党候选人的照片都是些样子凶巴巴的或是从激情演讲时拍下的扭曲的镜头。议论一面倒向行动党是预料中的事了。
新加坡法律严禁任何人在投票日进行拉票活动。但是，行动党领导人包括吴作栋总理及李显龙和陈庆炎两位副总理，全部出动到静山集选区去“巡视”，和选民交谈。这根本是以“巡视”为名，以拉票为实。他们都不是静山区的候选人，按法律是没有权力去“巡视”的，只有该区候选人才有此资格。惹耶勒南律师向媒体投诉，有些报纸也登载了惹耶勒南律师的不满。吴作栋的反应是向工人党人挑战，要他把投诉带到法庭去，让法庭去裁决是否有违法。但谁又会对法院的公正有信心呢？
当天晚报及隔天大小报纸也刊登及行动人访问选民活动的多宗消息及多幅照片。执法及维护法律机构如国家总检查署及警方，对这种行动党人违法的行动，不闻不问，好像全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全都忘了，或是假装糊涂，他们拿的是人民的钱，本应该为人民做事！或许他们懵懵懂懂地以为他们是行动党人的雇员吧！
投票日那天，可以说是平静的，但新加坡人民的心情并不平静，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静山区，都殷切地想知道这个区十万三千多张的选票到底会落在谁家。
当晚每个选区的投票结果，陆陆续续地公布了，唯独静山区的结果还未公布。大家都围在电视机前焦急地等待著！一直到隔天凌晨二时半左右才公布：总投票人数是97，685人，工人党得44，132张选票而行动党得53，552票。工人党输了。对许多支持工人党的选民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如同噩耗许多人非常惊愕失望，更有人挥洒著泪水哭了！
邓亮洪当然知道为什么工人党会输，但是他并不失望悲观，也不气馁。从长远政治发展前景来说，行动党赢了这场选战，但在政治上却是大败之势。工人党输了这区的选举，但在新加坡民主政治的发展上却是一个伟大胜利。来日方长，人心才更加重要，何须计较一时的纸上输赢。
离开总计票站时，已经是凌晨三时多。由马来同胞佳沙里用奔驰车把邓律师载到乌节路上的一间宾馆，去赴和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之约。友索夫是邓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忠心的马来回教徒职员，他替邓律师办事已有好多年的时间。他长期和邓律师相处，知道邓律师的为人，在这大选非常时刻，为了保护邓律师，特请出他的一名肝胆弟兄，为邓律师驾车，和友索夫共同“保驾”邓律师。他们根本不相信邓律师是一位反马来回教徒的人！
邓律师和徐博士两人刚在冷清清的宾馆咖啡厅坐下不久，就有好几组人出现，分别占领在邓、徐俩人的四周座位，他们两人的嗅觉相当敏锐，大家会意地微笑，但不理会那些人马。
两人交换了一些情况后，相约改天再见面。告别后，邓律师还是坐著佳沙里驾驶的奔驰车，朝往武吉知马路行去。友索夫坐前面，邓律师坐在后座。天上下著微微细雨，当奔驰车从武吉知马大路转入华源道私人住宅时，佳沙里突然对邓律师说，后面有三四部轿车跟随进来，还有摩托车。
反应敏锐的邓律师一下便明白过来了，有人在跟踪。邓律师猫下身子，卧在后座踏脚的空档中。
机灵的司机，根据邓律师的指示，以快速拐弯和加速等方法，转入邓宅旁的一条小路，快速重新再转入武吉知马大路，竭力甩开尾随车队。
邓律师的轿车时而象狂奔的野马，时而象奔窜逃命的梅花鹿。这情景就象现代警匪片中的城市车车追踪战。
过了知天命之年的邓律师，还是那样敏捷而镇定，任由佳沙里驾驶飞驰。当车座转入市区时，腕上的金表告诉他，此时已是凌晨四时左右。雨点停了，但是马路还是湿漉漉的，为追踪者增添了许多难度。当车座突然急转弯，拐入一条小路。乘茫茫夜色，邓律师猛地推开车门，飞身跳下轿车，隐入一座排楼店的大圆柱之后。果然，不过十来秒钟，尾随的车队呼啸而过，疯狂地追踪邓律师的轿车去了。
十多分钟之后，邓律师穿过小巷，走过另一面的一条大路，叫了一辆计程车，把他载到鸟节路的文华酒店。进了酒店，邓律师在大堂中坐下休息。由于穿得太单薄，顶不住酒店里的寒气，邓律师又复走到鸟节路的大路上。这时天已微微发亮，邓律师跳上第一部朝市区办公楼方面驶去的公共巴士车，回到了自己的律师楼。躺在邓律师自己办事的大桌子上，邓律师舒展著自己疲倦的身子，不一会儿，便迷糊起来。
天色渐渐地明亮起来，和煦的阳光晒满了写字间。办事楼的职员开门进来，邓律师才欠起身子。忙碌了整一个晚上和一个早上，邓律师匆匆忙忙又赶到帝国酒店，出席工人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本地与各国的驻派新加坡的记者们都踊跃参加。记者们最关心的是邓律师今后的走向，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记者追问邓律师是否准备改变主意，收回对李光耀及其他领导人的指控，并向他们道歉。邓律师以坚定的语气回答说，他不但不道歉，而且准备和他们进行法律斗争。一副顽强不屈的本色表露无余！
在记者招待会的进行之中，邓太太匆匆赶到，递上衣服，准备给邓律师更换，又面色严肃地交出了一封没有对方姓名和地址的信件。又是一封匿名信！它是手写在工人党宣传手册上，说：“根据上帝的意志，宣判邓亮洪的死刑。”
原来总是战斗在最前线的邓律师，忽然间感到生命和安全受到了严厉的威胁。而警方又对邓亮洪的投诉及人身安全保护的要求，置之不理！从来没打算过要离开新加坡的邓律师，此刻形势迫得他不得不考虑离开新加坡，暂避风头。
恰逢在香港律师楼实习的大女儿也回到新加坡来。工人党记者招待会一过，邓亮洪律师全家到警察局，将恐吓信交给警方入案。邓律师的出现顿时使到整个警察局上上下下的人员，紧张繁忙，电话来来往往，响个不停。看到他们乱成一团的样子，邓律师觉得好笑。
迈出了警局大门口，邓律师对太太说，他决定马上到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去，暂时避避难。邓太太即时表示赞同，于是乎，由邓律师驾车把家人全部载回家。到了家门口，邓太太飞身冲进家里，准备几件替身衣服。而邓律师留在车里，在门外等候。邓律师那里会预料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路过家门呢。
邓太太一出来，邓律师即时开车，全家人象去马来西亚观光－的游客，往新山驶去。在车潮汹涌的关口，边境移民所（边防）人员仅随便翻翻护照，便挥手放行。
邓律师本人也意想不到，当局会麻痹忽略到这种地步。由于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当局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下，很少有异见人士可以走脱的。
邓律师显然是个异数。回想起来，邓律师总说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这样，邓亮洪律师从那天起，便开始了他至今还在过的马来西亚，香港，英伦和澳大利亚的漫长的流亡生活。
四.铁拳滋味
不幸，邓亮洪得罪的是李光耀。
熟悉李光耀个性的人们都会理解，他一定会把连续数天在有好几万人出席的工人党群众大会上，多次被点名嘲笑、揶揄的情形，当作生平的“奇耻大辱”！虽然媒体一字不提，但在民间，这些的传闻却不胫而走。所以，“大选过后算帐”是预料中的事了。既使是这样，李光耀政权的作法和所使出的手段，还是“惊世骇俗”的！
当邓亮洪通过境关卡安抵马来西亚新山镇后，国内外媒体的记者还是不断地，通过他的手机取得联系，要邓亮洪回应行动党人在媒体上不断以各种的罪名对他的指控。邓亮洪指出，李光耀等人指控他是个“反马来回教徒”及“反基督教徒”的大汉沙文主义者等等，使他个人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逼迫他不得不暂时逃离国门避难！
新加坡警方发言人通过报界要邓亮洪回国与警方会晤面谈有关邓亮洪生命受威胁之事，而邓亮洪要求警方派人来新山面谈。向来，新加坡警方派人到马来西亚调查案情或会见有关证人，是司空见惯，非常普通的事。但在这件事情上，警方却不肯这样做！
有记者谒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医生问起邓亮洪在柔佛新山镇避难的事情，马哈迪医生回应说，只要邓亮洪持有合法准证（护照）。他是有权留在那里（新山）的！马哈迪总理这种通情达理的表态，对处於极端疲惫而心情又极不安定的情形之下的邓亮洪来说，无疑是一副安神剂！
根据1997年1月5日海峡时报的报道，警方就邓亮洪报警指控李光耀等人的行为，刻意置邓亮洪及家人於危险处境中，并要求警方予以保护报案一事，（竟然）向李光耀提供书面报告，在该报告中并说明：警方没收到邓亮洪所提到的所谓“死亡威胁书”。在该篇报道中，海峡时报进一步说，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光耀特地指出说：“邓亮洪向报界公开透露死亡威胁信后三天，仍然没有向警方正式报案。”
李光耀及新加坡警方联手向国内外媒体发出不确实的讯息后，邓亮洪指出：首先，1月1日傍晚，邓亮洪向警方报了案才去出席工人党最后一次的群众大会。在隔天投票日。邓亮洪报案记录副印本不知何故已在各报出现。该文件也成了李光耀等人指控邓亮洪诽谤的根据。1月3日傍晚，邓亮洪带了全家人到警局报案，并将死亡威胁书亲自交给警方后，才逃离新加坡！李光耀这时俨然以警方发言人姿态，向公众宣布：邓亮洪还未曾正式报案。
李光耀是被邓亮洪向警方所指控的人之一。作为独立维护法律的一个单位，警方本应公正、不偏地调查邓亮洪的严重指控。为什么警方要向李光耀提出书面报告？在这事件上，新加坡警方愿意充当“李光耀家奴”的心态，已表露无疑！试问，在哪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里，警方会向一个被指控的人，就有关被指控事件，向被指控人，提供书面报告？又有哪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警察，会让一个被指控的人，特别是一宗严重的指控案，未经调查之前或经过调查之后，俨然以警方发言人的姿态，召开记者会，向殷切想知真象而又有知情权的公众人士，发布新闻？又有哪些民主法治国家的警方，全国各有关执法单位、政界及社会各界，会对李光耀的这种行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敢作声？只有在他强权统治之下的新加坡岛国里，才容许李光耀以“奴隶主”的狂妄，为所欲为。
於1997年1月至3月间，邓亮洪为了作好准备跟李光耀等人进行一场法律的艰苦恶斗，他往返於马来西亚、香港及英国之间，寻求资深及有经验的法律界同道，特别是英伦有关诽谤诉讼专才的英女皇律师的协助。
在这期间，邓亮洪居无定处，食睡无时，往往半夜起身工作，因为各地时间（时差）不一样。但是和行动党人通过媒体的争论、对答，几乎没有停止过。往往变成“隔洋的斗嘴”。邓亮洪更向媒体宣布，为了筹钱和李光耀等人打官司，准备把一些产业变卖。为了抹黑邓亮洪，李光耀指控邓亮洪在和新加坡政府玩“国际游戏”！
李光耀曾非常神气地公开表示说，由于他本身原是律师，懂法律，而吴作栋不是出自律师界，不懂法律。所以他和其他行动党领袖等共11人起诉邓亮洪共13宗诽谤诉讼案，全由他领衔主导，对付邓亮洪，不要让邓亮洪自以为只有他（邓亮洪）才懂法律游戏。根据一些知情的律师同行透露，代表李光耀等人的许多间大律师楼，共指派出不少过百名律师，当中不少是新加坡律师界的顶尖精英，战战兢兢地应付邓亮洪，唯恐出现一丝一毫的误差，无法面对李光耀的神威。
1月27日是马来回教徒斋戒期的其中一天，白天禁食，傍晚开禁进食，有时也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共进晚餐。马来回教徒阿都拉查阿末大律师是邓亮洪的大学法律系同班同学，也是生平好友。当时邓亮洪身在英国伦敦忙著官司事务。是日，阿都拉查阿末大律师还是依照往日那样，邀请了邓太太及大女儿，傍晚到他的新山的家里去，与他家人共进开斋晚餐。
傍晚八时左右，邓太太在大女儿的陪伴下，准备过长堤移民关卡，到新山去赴约。他们在关口就被挡驾了。移民厅官员命令她们站在一边，等候指示。这是邓太太和女儿生平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及被这样的对待，感到非常莫明其妙。随后，有一位女性“高级”官员出现，说要检查邓太太的护照。邓太太从手提包里刚拿出护照，还未来得及交给她，那位“高级”官员就非常迅速又粗野地把邓太太的护照抢了过去。邓亮洪的大女儿看了非常冒火，大声责问那官员为何那么没有礼貌地对待她的妈妈，并顺手把护照抢了回来。这一举动顿时也把这位仗势的“高级”官员吓了一跳。场面好僵！这位“高级”官员终於耐著性子，缓了口气说，她奉上面的命令，要检查邓太太的护照。邓亮洪的大女儿也只好将邓太太的护照交给她检查。她接过手后翻了翻说，她奉命不准邓太太离境，并扣留邓太太的护照，还检查了邓太太的手提包。这使邓太太感到莫大的侮辱和委屈。经过一番的折腾后，移民厅终於放人，准邓太太离开移民厅。这时已经半夜，去不成新山，邓太太母女两人，只好打道回府。
回到家门，却是另一番景象：原来代表李光耀等人的律师群、职员及法庭派出的人马共十多人，正在等候著邓太太的归来，好像他们早就知道邓太太已在归途中。邓太太一下车，他们即时地都围了上来，迫不及待地将一叠又一叠的法律文件，塞到邓太太手中。12宗诉讼案，每案一套。单是李光耀那宗诉讼案的那套文件内，就有李光耀的告状、李光耀向法庭的申请书，李光耀的宣誓书、高等法庭扣押资产命令等。每份文件都是厚厚的一大本。李光耀个人的宣誓书就有133大页。
原来当天中午时分，行动党领袖11人，由李光耀牵头，单方面向新加坡“高等”法庭提出申请，由黎嘉才法官即时批准李光耀等人所请，颁发多重庭令，包括下列：
1.把邓太太列为起诉邓亮洪多宗诽谤案的第二被告人；
2.诉讼审判前, 即时全面扣押邓亮洪夫妇全部资产，包括邓太太名下的75号华源道洋楼，和邓亮洪律师事务所所有的资产，顶限为新加坡币1千1百20万元；
3.邓亮洪和邓太太必须分别在5天内，以宣誓书形式，列明国内外各自名下或拥有之一切资产，不得转户。顶限为新币1千1百20万元；
4.邓亮洪以及邓太太两人每星期不得花费超过2千元，同时必须向李光耀等人的代表律师们交代清楚，该款项来自何处，花在什么项目上；
5.如有其他的花费，必须取得代表李光耀等人的律师们同意方可，同时每两星期必须向他们作报告，交代清楚等。
邓太太看到那些堆积如小山丘般由李光耀等人起诉她的法律文件，惊吓到几乎要昏倒过去。
她生平从未遇过也从未想过或梦想过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她的身上。起诉她, 并扣押她的资产的人是：名震国内外的李光耀资政、贵为总理的吴作栋、副总理兼贸工业部长李显龙（现转兼金融局局长）、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教育部长李玉全（现转任资讯与艺术部长）、贸工副部长张志贤海军准将（现任教育部长）、包括邓亮洪的老同学或老朋友有：欧进福博士、柯新治博士、成汉通（华文报编辑）、前国会议员钱翰琮和前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庄日坤（最后两人也是邓太太五十年代中学时的老同学的先生）。在邓亮洪眼里，最后的五个华校出身的政界小喽罗，充其量不过是行动党政权橱窗里的备用小摆物或装饰品，有时用来镇压、摆平或慰抚华社里的一些事故，以保障行动党政权的稳定，一句话：一群身不由己的可怜虫。
深更半夜的，那群不可一世的新加坡法律界人马，把文件正式递交给邓太太签收后，得意洋洋地离去。他们得意洋洋的仿佛是做了一宗什么美德之事似的，因为他们代表的那些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权倾朝纲的人物，特别是李光耀，无人敢仰视，没有敢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起诉邓太太，查封她的资产，怎么不会把她吓得半死？
上述那班人马一离开，邓太太及孩子们还惊魂未定，在附近等候多时的税务局搜查大队（内混有政治部人马），就冲进邓宅，翻箱倒柜，搜个天翻地复，也把全家人，包括佣人在内，盘问个不休。一直到凌晨四时出才收队。他们把一百多箱属於邓亮洪和邓太太的文件，用大卡车载走！
邓太太事后有一次告诉邓亮洪说，税务局搜查大队中有一位成员，曾悄悄底声地吩咐邓太太，要她作好心理准备，后面接著而来的苦头还多著呢！
在同一时间，另一支税务局搜查队也摸黑出现於在市区内的办公楼，并命令看管人员，用电话和邓亮洪的秘书联系，吩咐她赶来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好让他们进去搜查。当秘书在另一位邓亮洪律师事务所的前合伙律师的陪随下抵达时，有的队员还正在走廊上用餐吃宵夜呢。
经过好几个钟头的搜查后，他们终于把邓亮洪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文件，包括帐目薄和律师楼的日记薄等，全部约二十多三十箱左右，连同可移动的小型保险箱，内有邓亮洪在马来西亚柔州境内拥有的两块地的地契、顾客的屋契、现款和其他文件，一齐扛走。
这就是李光耀的铁拳！在狮城，倘若哪位人士要当异议的或不愿低头的人，都要随时准备尝尝铁拳的滋味！
五.白色恐怖知多少
邓亮洪及家人在新加坡，不是第一个尝过李光耀铁拳的异议份子。在他之前，从五十至六十年代起，被李光耀清算的，基本上是华文教育者出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界的人士。其中，也有不少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马来、印裔及华人知识分子。
政界被长期扣留的有谢太保、林清祥、林福寿医生等人，商界的有陈六使（南洋大学主要创办人）被扣留和被撤消公民权、报人有李星可（指李光耀是个二毛子和数典忘祖的人）、马来报人有沙末、依士迈等人。实际上，各界先后被扣留的人士数也数不清。这些人都是愿意把生命或一生所有的交给国家与人民，毫无私念。
最近，在英国为中国人蛇请命的著名华裔律师陈华彪，就是1975年新加坡的政治逃亡者。他原是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学生，任学生会会长，因参加劳工运动和人民行动党所操纵的工会对抗被捕。罪名是“非法集会和暴动”。坐牢八个月，同时被大学开除。出狱后，立刻偷渡到马来西亚，经过泰国，辗转流亡英国，现在英国伦敦律师界执业。根据陈华彪告诉邓律师，“非法集会和暴动”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罪名，彻头彻尾的政治陷害！
1987年五六月间，共有二十多近三十名英文学校出身的专业人士被李光耀政权逮捕。其中有好几位是新加坡律师公会的活跃分子，是律师公会法律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对国会法律草案提出批评及修改建议，交由律师公会向有关当局提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引起李光耀政权的不满，在这几十位被扣留人士中，有的则是天主教福利中心的成员，他们协助在新加坡工作的菲律宾女佣解决各种难题。行动党政府对所有有效组织的民间团体都存有极度的戒心。恐怕他们发展成一股不听话的力量。李光耀政权给这些人都一一扣上“马克斯主义同谋者”的大帽子。
新加坡媒体对这些人士的被捕，大做文章，使新加坡人感到处处危机。似乎有人处心积虑地颠覆及破坏新加坡的安定。一阵又一阵的白色恐怖弥漫了整个新加坡。
被扣留者当中的几位女律师，和其他男扣留者一样，一律不准穿内衣内裤，只穿著单薄的囚衣。在特别寒气逼人的冷气房里，光著双脚，被穿著厚厚棉衣的审问者盘问。在二十四小时大灯光的照耀下，被关在没有窗户的扣留室里。根本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夜晚。1998年4月间，他们终於不得不签下悔过书，承认一切指控，同时被安排上电视台亮相，媒体大力及全面宣传，新加坡又乱轰轰地闹了一阵子。这是李光耀政权惯用的手段，使异议者个人的威信，信心都会因此被撕碎，造成心理崩溃再也无脸见人，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这是除异议者的有效手段。
谁知，有好几个被释放的扣留者，一被放出来，马上收回悔过书，否认一切并说悔过书是在威胁之下签署的。李光耀政权又马上把他们扣留起来有的则逃脱溜到外国去再也不回去。当时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是萧添寿律师。萧律师原是检查总署的主控官，后提升为副总检查长，法律知识丰富，原是为李光耀所重用的人。对李光耀没被公布的一些事知道甚详。后离职创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当萧添寿以律师身份到扣留室去探访其中一位被扣留的女律师顾客时，自己也被扣留起来。也成了扣留犯之一。萧添寿差一点当选国会议员，但李光耀说，萧添寿不适合当议员。最后，萧添寿也只能落得逃亡的命运。也就是当他被释放后，流亡美国，现专心著书，揭露李光耀及行动党政权。还有好多异议分子，选择保持沉默，等待时机！
这次邓亮洪先后逃亡到香港和澳洲时，就得到这些被扣留者中的几个成员的协助，在英国时则得到陈华彪的照顾。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每次大逮捕的恐怖行动，都会使新加坡人民对李光耀产生畏惧和害怕的心理。每一次的白色恐怖也可以给他带来十年八年的政权稳定和安宁。
九十年代的新加坡政坛可说是相对的寂静，惹耶勒南律师与徐顺全博士等所发出的异议，是比较经常听到的一点声音。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很大的。惹耶勒南原是地方法官，夫人也是律师。惹耶勒南后来离职，和夫人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对以律师为业的夫妇拍档原是成功的律师，收入可观，住大洋楼坐名车。但由于对行动党某些政策不满，参加反对党提出不同意见。他的夫人不幸去世后。他本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李光耀及行动党人以诽谤为理由起诉。他的洋楼及钱财，被诽谤官司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被吃光了。现在移居至新山去住。据说近来律师事务所也停业。
徐顺全博士原是大学讲师，当他的异议立场摆明之后，被系主任（行动党国会议员）指控动用系里136元当邮费，将夫人的论文寄到美国去，被大学开除职位。在此争论中被指为诽谤，住家与财产也被诽谤官司侵吞殆尽，只是还不至於报穷而已。最近，因没有准证在办公楼区演讲，被判坐牢。他的一位助手黄先生帮他将扩声机摆正，也同样要坐牢，因犯了“教唆怂恿罪（Abetting）”。1994年7月间，海峡时报一位女记者要邓亮洪针对徐顺全事件，就动用公款原则问题提出评论，邓亮洪指出：现在大家都在提所谓的原则问题。即是136元也不能随便动用。那么，许多部长和国会议员们，在办公室里也因私事打电话（包括长途电话）要秘书兼办私事，复印文件，利用办公时间（人民付薪时间内）做私人的事情，利用公车去载夫人和孩子们。他们所花的公费，何止136元，应该是136元的百倍，为什么没人追究。如果讲原则，这些都应该追究，现在只追徐博士是相当虚伪的。这则评论被刊登在海峡时报上。那时的邓亮洪因拍摄“中华历史五千年”历史片及“大哉孔子”文化片等，身在中国。十天后才回到新加坡，在机场关口被“挡驾”。延缓过移民检查关，经上司指示才放行，邓亮洪满怀疑云，不知所以，因没把评论徐博士一事放在心上。
回到华源道住所，阅读十天来所有堆积的来信，才吓了一跳。原来信中有许多是税务局给本地各家银行的信件副本。说税务局根据税务法令，查封邓亮洪的全部银行户口。要银行代税务局向邓缴收新币二万四千元。
隔天早上，邓亮洪亲自到税务局，将二万四千元现款交给税务局，并查明原因。原来税务局检查邓亮洪十多年的帐目，对许多项已被接受可扣税开支项目不准扣税，并追算利息，共计二万四千余元。经过十多年，现在才说不同意有关的开支项目可当扣税开支。因邓亮洪采用马上付清款项并要求即时解封的态度，其他事后议。税务局也同意这样办，三个月后，邓亮洪的一张支票被某一间银行退票，邓亮洪才知道，税务局没遵照诺言解封邓亮洪的银行户口。邓亮洪去信抗议，但税务局不作答理。其狂妄霸道态度可想而知！在民主国度里，这样的事可以闹得很大，在新加坡只能低头！
假如邓亮洪当时的信誉和业绩不够好，单税务局就会因此把他搞垮。
假如不是有特殊政治原因，或接到什么特别情报或消息或受到特别指示，税务局不会，突然间会有兴趣查芝麻蒜皮的帐目，假使有，也会先向纳税者提出，让纳税人有机会查阅或解释或交给他们各自税务专业人士去协助解决。因为很多帐目是由财务部或专业人士，派人来整理，才拿出报账。若万一还有争论，可由法律裁判，不会毫不讲理，先将邓亮洪的银行户口全部查封，给他难堪，让他出洋相。他们完全知道，邓亮洪绝对有能力还二万四千元的。那是1994年的往事了。这事情很能说明什么是“白色恐怖手段”的实际情况。例如，移民厅官员根据移民法令，有权，在必要情况下，命令旅客，不论男女老少，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但这种权力，不可随便滥用，更不可以用来对付异议人士。
在邓亮洪近三十年的律师生涯中，知道李光耀政权如何通过各种法律手段，行政权力，对付那些异议人士外，也同时一步一步地全面瓦解及消耗华社内在的力量，长期拖垮华社。再把这些诚惶诚恐的生意人推举社团组织里的领袖。通过这些办法，牢牢控制著华社。从没有政治立场的银行家或金融家，被迫将银行或金融公司的股票，以低过市场的价格，卖给被指定的人。吉宝银行（前名为亚洲商业银行）的前股东就是一例。有的产业、屋业被徵用，以低过市价倍偿，令人报穷破产，有的更跳楼自杀。餐馆被骚扰，工厂被检查，干预杂货店的摆设令人困窘使人害怕。会计师要看税务局的脸色，绘测师和建筑公司等则要建屋局的点头，不然就会垮台，没饭吃。律师则要靠法官或主薄官或注册处，若该处与你为难，大小官司都输定，那里还有顾客。通过这种种的刻意操控，往往令人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
邓太太与人合作的一间公司，在高级住宅区里，拥有一块地。经过多年后，连本带利超过二百多万元。在九十年代初被徵用。最高市场价时超过一千多万元新币。被强制徵用时，当局只赔三十万，连还银行的利息都不够！像这样的事，平常得很。随时会突然发生，令你破产。
善于调动及运用白色恐怖的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上述各种白色恐怖的行动，牢牢控制著新加坡。因为被对付的人在人口的比例上，必竟是少数，他们没有可议论的地方或论坛，也不可能把问题提出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汇成一股力量。
这次李光耀查封邓亮洪及邓太太的洋楼及邓太太和孩子的银行户口。为了达到最大的“白色恐怖”效应，各报馆摄影师，还特地跑到邓太太的洋楼拍照，因洋楼比马路高出许多，只能拍到篱笆。摄影员还特地弄来了高梯，爬上篱芭，拍洋楼全貌。接下来的几天，整个新加坡各大小报纸均大家浓墨，图文并茂，全面报道邓亮洪夫妇产财被李光耀及行动党等人查封。邓太太同时被移民局挡驾，护照被没收等大新闻，好不吓人。
白色恐怖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李光耀这种欺人妻儿的野蛮行径，也引起更多的人的不满和愤懑，纷纷私下指责。
邓亮洪记得，好一阵子前，曾有一位台湾男歌星，曾经嘲笑大意是说：新加坡男人好像都阉割了似的！据说这位男歌星从那时起，不准再到新加坡演唱。邓亮洪以为对那位男歌星的评论似欠公允。在强权下低头是常有的事，包括台湾在内。邓亮洪说他不知道，特别是在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前后，又有多少台湾人敢抬头争“民主与人权”呢？但话又得说回来，新加坡人，特别是华社，保持沉默毕竟是太久了，希望今后会有所表现！
九. 李光耀跪下了
1997年3月10日的审讯，对邓亮洪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关键性的，它是正式审讯前的插入(序幕)审讯。一来是要撤换有偏见的法官，二来是抗拒李光耀等人之申请要撤消邓亮洪一切之申请审讯。如果被取消抗辩权，等于被取消和李光耀等人打官司的权利和资格，也等于没有在法庭里详细盘问李光耀等人的权利与机会。
为了尽早得到第一手资料，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复杂局面，邓亮洪于97年3月9日离开香港，飞回马来西亚抵达新山，象一位亲临前线坐阵指挥的指挥官。
邓亮洪在新山焦急地等待著，已经是晚上10:30了，他与女儿和秘书通电话时，仍不知道官司的情况。不过，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邓亮洪已经做了全盘输掉的准备。
起诉邓亮洪诽谤的全是新加坡顶尖的政府领导人，原由也全是就新加坡政治争论而引起的，新加坡以毁谤诉讼为手段摧毁反对党与异议人士，早已臭名昭彰，恶名远扬了。李光耀等人起诉邓亮洪的繁多的大型诽谤案，早已在新加坡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这次，为了防止女皇御用律师的大驾光临，新加坡法庭更来个“半夜摸黑，赶紧审讯”，使得这些案子蒙上了浓浓的色彩，更加引起世界媒体的注意与兴趣!
当吴允燊法官夜半拍板取消邓亮洪的辩护权后，隔天，新加坡电台，电视台及各报馆又大吹大擂，因为李主子及其喽罗，又战胜了“反国家领袖，反人民的邪恶势力代表人物邓亮洪”。民间并没放鞭炮庆贺，反而是在暗地里诅咒他们，但是这些新闻又轰动了国内外。
当记者们知道邓亮洪人在新山时，他们都急著要和邓亮洪取得联络。当然，邓亮洪也不放过这个批评李光耀横行霸道和“司法恶棍”行为难得的大好机会。
由于这场官司牵涉到的案子繁多，而行动党人又故意把案子复杂化，使第三者不易捉摸清楚来龙去脉。要使媒体明了个中内情，非要花一番唇舌解释不可。由于有兴趣的各国媒体又多，不易个别应付。邓亮洪决定在97年3月13日早上在好友阿都拉查大律师的事务所，召开记者会议。
当天，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BBC、澳大利亚等各国电台、电视台的几十位记者，摄影员，录象及录音技术人员，把阿都拉查的办事处挤得水泄不通，澳洲电视台著名访员George Negus更约邓亮洪另作专访广播。
记者招待会上，邓亮洪明确指出假如不是，他的生命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是不会轻易把家人及事业放下，逃离新加坡去避难的。邓亮洪的人身安全及人身自由的威胁是来自不知名的自称为“基督教徒及回教徒”和新加坡政府。因邓亮洪逃离新加坡而指控邓亮洪转移资产到国外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与指控，在诽谤案件里根据这种猜测与臆想而发出审判前产业禁止令是荒唐的，而又是史无前例的。
要求邓亮洪回新加坡去和警察谈谈他的人身安全问题，就好比是笑剧卡通片里那样，要一只在逃命的兔子，去找狐狸警察求保护那么荒唐可笑。而因为邓亮洪没有照这禁止令苛刻的条件行事而取消他的一切辩护权更加可笑。
当在场的阿都拉查大律师把李光耀申请禁止令的宣誓书第22段第12分段念给在场的记者听时，全场为之哗然，特别是马来西亚的记者采访员，个个脸色铁青。
在该段宣誓书里，李光耀宣称:“我感到困惑，他(邓亮洪)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他却偏偏跑到新山去。新山是个由于‘枪杀、拦路抢劫和骑劫汽车事件’而臭名远扬的地方。一个人说他担心他的生命安全而又跑到像新山那样的地方去是令人费解的。”
当马来西亚人从电台、电视台及各家报纸听到或读到李光耀这段话时，无不怒发冲冠，全国上下抗议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巫统(马来西亚执政党)青年部团员更冲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边境长堤关卡抗议。新加坡政府大为紧张，海陆空军也全面处于戒备状态。局面很使世人特别是东南亚人民与政府担忧。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会因为李光耀几句敏感又会刺伤人的语言，闹到两国关系紧张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
因李光耀和巫统的关系闹得非常不愉快，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宣布独立。之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本来同是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更是英殖民地政府的行政枢纽，行政、交通、贸易发达。新加坡是个深水港，地理位置重要，是当时东南亚货物集散地。新加坡的司法行政、经济、教育系统(包括民办的华文教育体系和以华语为媒介的南洋大学)已经建立起来，1965年8月9日时，新加坡早已不是什么“小渔港罢了”。邓亮洪在1962年与1963年就读南洋大学现代语文系，1963年转入英文的新加坡大学法律系先修班，1967年毕业。
60年代前后，东南亚周边国家，如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发生排华事故。更因为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它就自然地成了华人资金避难所。1967年的越战及被1966 - 1978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所波及的地区，如台湾及香港等地也有资金及华人企业流入新加坡，使它得益不浅。70年代起，由于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没有排华事件出现，局面相当稳定，欧美投资及资金也流入新加坡，这种历史的偶然因素，加上新加坡人民(以操华语的华人为主流，受英语教育的青年要在80年代中期后才出现)的勤奋，使新加坡出现空前的繁荣。外来投资，已占据了新加坡企业资产总值的75%比率。这是个大隐忧。李光耀把新加坡的这一切的成就，都说成是他个人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当社会稳定以后，一步一步地，有计划地，李光耀把所有非英语出身的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政界人物，一个个地排挤掉，然后大量地安插他的亲友朋党进入各主要部门，全面控制新加坡。李光耀这些朋党，是属於他们各自族群里的少数分子。所以在民间，有这样的流言:以前新加坡是属于李光耀及同僚，现在是属于李光耀及家人。国家就是李家，李光耀夫妇的亲戚朋友，甥甥子子侄侄们，个个都是“大贵大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这和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及朋党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世人公开指责苏哈托贪污，但是没有人指责李光耀贪污。邓亮洪说，以他们的做法，如果明天他做总理，他的子女和亲友“做大官赚大钱”的天分或智商，后天即可自动增加几百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道理。在现代社会里，猫、狗和金丝鸟等宠物，也都和主人同坐飞机一等舱位升上天空了。据报道，本月7日，新加坡一位华人名陈亚烈者，37岁因向李显龙副总理大声打招呼说：“喂，你好！”而被新加坡法庭以“行为不捡”罪名判坐牢七天。连大声打个招呼也要坐牢，如果有人得罪了他这人，在新加坡是李家之天下，还想活吗?
由于李光耀自大成性，喜欢吹牛，每年国庆，或在重要会场，总把新加坡的成就吹捧一番，显耀自己的威风，接著把邻近诸国说得一文不值。尤其是指责马来西亚及印尼各国贪污和落后。李光耀父子也曾在好几个场合里，公然并公开表示对马来人不信任。因而时不时把新马关系弄得很僵，李光耀就是利用这种种族对抗与敌意，和利用被制造出来的「新加坡被马来回教徒包围」的危机感把大多数的华人团结在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周围。
这是行动党控制华社的一个重要手段。李光耀不怕因抢枪走火而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依靠西方的政治及军事势力。
新加坡的经济策略和国防政策是相辅相承的。让西方的投资占了新加坡经济的主流位置。这么一来对新加坡的进攻就等于对西方国家利益的攻击，尤其是美国的利益。所以李光耀向来就有恃无恐!
但是，这次新马对抗局面不同的是，在邓亮洪诽谤案事件中，西方媒体并不认同李光耀等人的所作所为，而且错是在李光耀这边。在国内，李光耀等人也得不到国人的同情与支持。李光耀无望将今日个人的困境转为国家的困境，是因为他得不到人民支援。但是媒体的叫嚣，并不代表民意，行动党政府对这局面是心知肚明的。向来不可一世的副总理兼金融局长李显龙准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跑到新西兰访问去了。
今日的马来西亚，和二三十年前已大不一样了，她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马来西亚人与政府不再忍气吞声，并一致要李光耀道歉!
在这紧张时刻，李光耀终于脚软了。
李吩咐他的秘书向报界发表书面道歉，企图草草了事。在李光耀来说，这是第一次公开向别人道歉!但马来西亚人民与政府这时却更为光火了。这样的道歉方式简直是不把道歉当一回事，更不把马来西亚人民与政府放在眼里，狂妄至极得很，一点诚意都没有。
在人民的抗议声浪中，马来西亚内阁正式讨论此事，坚决要求李光耀亲自正式道歉，并撤回有损马来西亚声誉的宣誓书部分。李光耀不再犹豫，即时亲自道歉，并答应向新加坡法庭正式提出申请撤消，宣誓书里全部有关诋毁到马来西亚新山的言论。
李光耀再次向马来西亚人民与政府道歉的新闻，再次轰动世界，也大快许多人的心。没料到李光耀也有这么一天。同时，这也意味著，审判前查封邓亮洪夫妇资产这的（个）理由也消失了。那么，那个资产禁止令还能生效吗？而法庭又用什么方法替李光耀解困呢？到了这时，李光耀的光环和光辉也消失殆尽。
本是对准逃离在外的邓亮洪而放出的“老李飞刀”，却绕了一个圈子飞回来，不歪不斜地插在老李本身的屁股上! 呜呼哀哉!
每每把儒家思想和儒家价值观挂在嘴边而头戴“国际儒家思想学会荣誉会长”的大帽子的李光耀，不知是否听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儒家名言否?
（读者如欲阅读邓亮洪律师《与李光耀较量》一书全文可上http://www.tangtak.com）
结 语
《世纪大冤狱》系列报道到此暂告一段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光耀政权会放下迫害反殖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与他政见相左的政治对手的屠刀而立地成佛，相反,随着李光耀的倒行逆施和伪善面目日益暴露在世人面前，必将继续更加疯狂地打压和迫害任何敢于向他要求民主和人权的人士和政治对手。但是，值得高兴的是，新加坡人民的觉醒已经进一步提高，李氏王朝在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底下，终将走进自己挖掘的坟墓。下面就以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学学生所写《我的醒悟》一文作为结语：
我 的 醒 悟（My Awakening）
05/06/10
/来源：Natalie Koh (27-5-2010) http://yoursdp.org
新加坡文献馆译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新加坡学生，直到最近，我就象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样被洗脑了。现在我知道了丑陋的真相。我要和你分享我的经验，有关如何奋力的拿开多年来被人民行动党用来蒙眼的绷带。
我相信许多年轻的新加坡人都和我一样。洗脑是在中学时候开始，这时许多学生都不具备成熟的思考能力去分辨所读到的东西里，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这个年龄时，大家都不会对政治有兴趣。
和你们之中的一些人一样。我也认为社会与公民教育是政府的政治宣传。然而，为了拿到好成绩，大家都死背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历史观，在必要时依样复述。
深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人民行动党是好人，所有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都是坏人，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在不经思考的情况下接纳了这个被扭曲的观点。
我的觉醒来自我在就读的国立大学选修了政治科学课程。这科目是有关新加坡的政治和政府管理。这导致我思考新加坡的历史，人民行动党，公务员，以及职工会所扮演的角色。我也开始探讨有关人民行动党的政治霸权主义课题。
当我选修这科目时，我的首要目的是期待得知个中真相。我以为在大学里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去审核和批判政府以及其政治。但是，我最终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派发给学生的讲义高度颂扬人民行动党，抨击反对党。这名讲师本身，Dr Bilveer Singh并没有采用一个不偏不倚的立场。
每当他提到反对党时，他总是在批判并且强调反对党和人民行动党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我记得Dr Singh说徐顺全博士是鲁莽的象征。我心里想：好的，那么你有什么证据？但是，他根本就不去证实他的观点，他把他所说的当成是事实。
许多学生在没有追究真相的情况下，接受了这种教育。
在他撰写的教科书里（这是我们必读的课本），这名讲师记载了徐博士把詹时中开除出新加坡民主党。这件事当然并不真实，有读过徐博士对这事件的清楚解释，都知道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不过，我这篇文章是有关如何发现新加坡历史与政治的真相，我不要离题。
使我对真相觉醒的是徐博士撰写的几本书，《一个被欺瞒的国家》和《勇气的力量》。我在阅读后感到震撼。我多次重复的阅读以确保我的阅读没有差错。
这些具震撼性的真相都被小心翼翼地搁置在新加坡人看不到的地方。我相信许多新加坡人完全不知道李光耀并非那位为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英雄。事实上，真正的英雄是林清祥，他之所以没有成为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是因为来自李光耀和英国人的不断阻挠。
书内根据解密的文献指出：林清祥坚持新加坡人的‘自由和独立是不可以妥协的’。这亦是为何英国当局认定他威胁了英殖民的统治，所以千方百计去挫败他。请参阅《一个被欺瞒的国家》的详情。
每个人都知道在新加坡历史里有过多起暴乱事故，政府把这些暴乱解释为，由共产党控制的林清祥是这些事故的主谋，林有福（首席部长）解决了这些制造麻烦的共产党人。
但是，我从这些书中得知“是当年的林有福首席部长刻意挑起事端以借故逮捕林清祥”。殖民政府和李光耀对这种挑唆手段并没有感到有所不安，并且更从其结果中牟取“所要达致的政治成果”。
《一个被欺瞒的国家》也揭露了另一个令人震撼的事，那就是“李在私底下说他把内安局当成代罪羔羊来行使不得人心的政策去对付颠覆行为”。
另一个具争议性的课题是英国人制定了阻止受拘留人士参选的条款。书中揭露了“李光耀秘密的和林有福一道向殖民大臣进言要求加入这条‘限止令’”。
然而，在李光耀回忆录里，他写道：“我反对（加入这条款），我说‘这条件令人不安因为这不仅背离了民主的做法，同时亦没有办法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来阻止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民主派反对党人士去参加选举’”。
李先生假冒好人把一切过失推给英国人。书中是这么写的：“李告诉英外务大臣，‘我必须谴责（这条款），你有必要为其承担责任’”。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时，我想着，“不会的，不可能的，这并非真实的，每个人都知道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建国之父。
但在我重复再读后，我最终接受了这些确实的证据。在起始的否认后是惊骇的震撼。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仿效与颂扬这个人。
我告诉我的母亲我从书中读到的事情，她极为愤怒并且严厉的训斥我。她告诉我不应该涉及政治，和暗示说（每个要顾及自身安危的人）应该对真相视而不见。
我在想，“这并非正义！”我的母亲为此而气愤了一整天，我好害怕她会把我手上几本徐博士撰写的书拿去丢掉。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重担。我不可以欺瞒自已去宣扬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也感到害怕因为我所要告诉别人的事，会被视为是亵渎神明的言行，以及是一种异端邪说。
我想到一些如徐博士的人，他们在这一课题上有着比我更深的认知，他们含冤莫辩因为其他人都不相信这些事，并且会做出指责说是在进行颠覆和在对政府散播不实谎言，而且有关当局是会尽其所能去隐瞒真相以愚弄人民。
直到现在，每当我和我家人谈论政治和李光耀，我还得注意选词用字的适应性。年青人都被迫自我审核和避免在公开场所高谈阔论因为我们不享有言论自由（除非是在对政府歌功颂德）。
我们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什么模样？我吁请你们，为了自已的荣誉和正义，请去阅读和去探索真相。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化学系就读）
(完稿于20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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