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毛主席为营救西路军而斗争

    ——陈铁健《论西路军》，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第一，任务多变，且远远超出应有的限度”。“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第三，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第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含沙射影，一股脑把责任推给党中央。其第四曰：对于蒋介石的轻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三天，1936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电告西路军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这自然包括西路军的“前途甚佳”。在此以前，中央曾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介石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如果以为蒋介石是可以骗过的，那就太天真了。当西路军不断向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时，正值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任何不慎，都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中央左右为难，总想尽力争取通过谈判解决。等到西路军面临覆灭危险，中央除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于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但规定援西军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不能西进过远。援西军开动时，又由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并予以支持。然而，这是一厢情愿。顾祝同的答复很干脆：“对河西，中央去令不易生效。送钱可用飞机，但不能送服装”，一口回绝了周恩来的要求。因此，虽有援西军之组建与西进，却已无法挽救西路军的覆灭命运了。“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这个论断，言简意赅，含蓄深刻！”摘自《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历史是如此“言简”乎？
    ——“含蓄深刻”在哪儿？
    ——“对蒋介石的轻信”，这是不是诽谤污蔑嘲笑毛主席党中央？
    ——是否狂妄无知？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个军限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开始行动”。接令后，援西路军由淳河、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西进。
    二月间   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委派马德涵先生并由张文彬、马宪民同志陪同去武威与马步青交谈，提出不要杀害红军被俘人员，要求释放扣押在武威的红军补俘人员。
 三月四日  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告已增援西军的消息。指示西路军陷于绝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群众关系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要求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转变。
    同日周恩来电告中央“河西问题催顾速答”。（注：顾即顾祝同。）
    三月十二日二十四时  军委主席团就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示“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步之目的”或“打游击战争”。
    三月上旬，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在刘伯承、张浩同志的率领下，到达甘肃镇原、平凉地区，得悉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  西路军左支队行至海巡堡以北分水岭的地方，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党中央电示左支队：“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前进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设法去新疆，并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迎接”。左支队立即开会，研究中央指示，决定往新疆行动，并电告中央。
    三月二十七日   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并让“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三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三月间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皮晓约、三十军军医主任梁昌汉、三十军军部参谋张芳明等跟左支队西行途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冲破艰难险阻，从民乐南出山，化装分散东返至武威附近时被俘，后经党营救回陕北。
 四月三日   毛泽东、朱德等七人致电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消灭一事，向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官兵“六千人”调平凉关麟征师驻地，“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如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
 　　四月七日  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左支队工委，指示左支队“可以向新疆去，已由彼方设法接援”，要求汇报左支队“困难情形”及所在位置；告以中央为营救西路军已采取之措施与办法。
 　　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左支队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十八日可抵敦煌。指示向顾祝同、朱绍良交涉，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
 四月十五日   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
 　　同日二十一时   叶剑英复电中央，报告“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进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位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
 　　四月中旬  党派到青海的张文彬、刘秉琳同志到西宁，曾秘密到马敌“新剧团”见到了张琴秋同志，让她转告大家注意斗争策略。随后，张文彬和刘秉琳在赵守钰的陪同下，去武威会见马步青，解救红军被俘人员。
 　　四月底  周恩来同志通过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先生与伪青海主席马麟交谈，要马麟从民族利益出发，制止对被俘红军的杀害，马麟表示要团结抗日。
 　　五月一日  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亲自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四十辆汽车，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尚存的四百多名红军战士（一说八百余人；一说七百余人。）
 　　七月二十六日  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五十余名西路军被俘官兵前日由西宁押至西安，将由九十七师转其回原籍。尚有河西被俘红军三百余名，三、四天后可到西安，允许派人慰问。
 　　七月底   周恩来同志在西安委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吴鸿宾同志到青海了解红军被俘人员的处理和待遇等情况。吴鸿宾同志八月二日返回兰州，将在西宁了解的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被害以及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同志在西宁的情况，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作了汇报。
 　　八月一日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彭加伦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在兰州开展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在五泉山与高金城研究去河西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及关押在狱中红军的工作和办法。
 　　八月中旬  爱国人士高金城、牟玉光夫妇以宗教职业为掩护、以开办福音医院行医为名，前往张掖开展营救工作。高金城到张掖后立即和红军在张掖的临时党支部（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王定国等）取得联系。他们夫妇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高金城先生先后与张秀玉、孙振铎、张明新、陈大伟、马鹤年等人协力工作。时至三八年一月底，丁世芳、吴建初、李学如、周强、刘克先、彭永兴等二百多名同志得到营救，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四）高金城先生被韩起功秘密杀害于张掖大衙门后花园，时年五十二岁。
 　　三七年春至三七年十一月，付从俭在张掖福音党医院工作，后于三七年十一月经高金城介绍至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去陕北公学学习。后派至甘肃做地下工作。
 　　八月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政治部宣传干部吴仲廉、妇女独立团营长陶万荣等同志，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由青海押送于八月十四日抵达南京。经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于十八日同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营救出狱，返回延安。
 　　七、八月间  徐向前、陈昌浩同志走出祁连山后，分散行动。徐向前机智化装，沿北部沙漠东返，经宁夏过黄河，历尽艰险，回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了西路军西征情况。陈昌浩在山丹县马营但复三的掩护下化装护送回到延安。王树声同志在石窝会议以后，奉命就地坚持游击，后因与部队失去联系，仅带一部骑兵和手枪共百人，在祁连山转战游击三个月，因部队不断损失离开河西，行至宁夏中卫得到俞学仁（宁夏中卫人）的掩护，护送到达陕北固北县县委会。八月回到延安。
 　　同月   红军被俘人员的二十四名干部被国民党军队押送去汉口国民党感化院，行至西安时经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闻讯营救，回到云阳八路军总部。
 　　同月   周恩来、叶剑英致电谢觉哉，原西路军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等五名干部在国民党九十七师新兵营，望从速营救。
 　　同月   谢觉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汇报向国民党九十七师副师长韩某索还西路军五名被俘干部的情况。
 　　同月   谢觉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马步芳、马步青收编西路军被俘人员约二、三千，请南京或西安方面命令遣还。
 　　九月十八日  刘德胜从甘州至兰州，找到谢觉哉同志汇报甘州情况。
　　 九月   马步芳将一千五百名被俘红军战士顶替了青海省民国二十六年应征壮丁数额。交送国民党政府途经西安时被我党闻讯营救回到延安。
 　　同月   毛泽东电告谢觉哉，马步青之特务团团部押有西路军男女干部十余名，嘱其搭救。
 　　九月   西路军总部总支书记李学如和连长彭大洪从甘州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九月二十二日  西路军被俘干部刘瑞龙（政宣部长）、魏素清、徐洪才（四局管理长）、惠子明、李孔发等六人自青海返八路军驻兰办事处。马良俊（回民司令）、徐明山（骑兵团长）、曾广澜（妇先团指导员）、石建武、李安保、蔡萍跻、祁俊山等七人从凉州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九月二十五日   吴建初、丁世芳从甘州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回延安。
 　　九月  谢觉哉会见马步青，马应允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去河西收容失散人员时予以帮助。
 　　十月八日  西路军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李传珠、团参谋长寇慧民等四人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十一月初  马步芳奉何应钦电令，将由被俘红军组成的马步青部补充旅第二团一千多人，送往上海一带参加抗战。由马步青派该团副团长杨明亭押送行至西安被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营救，杨与红军战士一同到延安。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谢觉哉：国民党当局允许将河西及青海西路军被俘人员千余人拨为八路军补充团。
 　　十一月二十三日   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副主任徐一新同志于河西脱险后，在当地农民屈大成的护送下，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十一月底  “甘州中心县委”成员李天义同发展的地下党员王泽喜、潘发生、王克勤及红军金志荣等五人经兰办介绍去延安抗大学习。
 　　十二月三日  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副主任徐一新和农民屈大成由兰州乘汽车经西安回延安。屈大成到延安参加了革命，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一九三九年四月，被党派回甘肃河西红湾寺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领导同志乘飞机离开乌鲁木齐到达兰州。二十六日，从兰州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
　　（摘自麻琨等编著的《红西路军史料》1984年10月）

 
 
 □严峻的考验
 （黄良诚）

 
 　　我们到了招待所的第二天下午，援西军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宋任穷政治部主任等首长，都来看我们了。
 　　“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刘司令员满面笑容时而挥手，时而鼓掌，亲切地向同志们致意。
 　　“同志们，我们是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不分昼夜的赶路，要去援救西路军的。听到你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大家都很焦急，巴不得一下子飞过黄河呀。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这叫人多么痛心呀！现在，你们回来了，也是一个胜利。我代表援西军全体指战员，庆祝你们的胜利，热烈欢迎你们的归来。”张政委也满腔热情地说。
 　　“你们同敌人打了几个月，同志们打得很英勇。虽然失败了，这不能怪同志们。这是领导人的路线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责任不在你们。几个月来，你们太辛苦了，现在回来了，要好好休息休息，恢复恢复身体……”宋主任是那么亲切、和蔼。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以长时间的雷呜般的掌声回答党和首长们的体贴、关怀。手掌都拍疼了，大家还是不肯停息。这是我们每一个同志从心眼里发出的对党对首长们的一片深情。
 　　几天来，刘司令员、张政委、宋主任又分别给我们上课、作报告。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详细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方针、政策，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等问题。使我们这些远离中央忙于打仗没有好好学习的同志们，受到了很重要的教育。对党的新形势下的正确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首长们还特别向我们讲明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迫害朱总司令、分裂红军，破坏北上抗日的种种罪行，指出：“张国焘是个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的错误给党、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造成了英勇善战的西路军的失败。这样惨痛的失败，在我们红军战史上还没有过的。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壮烈牺牲了，使许许多多的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采取各种方法，坚持斗争。西路军的同志们在回、汉族人民的帮助之下，克服了种种艰险，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回到红军中来了。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说明了政治上的坚定性，敢于冒生命的危险，逃出敌人的魔掌，都是好样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我们的党的宝贵财富……”党啊！
 　　只有您最理解我们！
 　　只有您最关怀我们！
 　　只有您才能说出我们的心底话啊！
 　　每当我们听首长们讲到这些，我们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慈祥的父母，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花花地流个不停，有的同志竟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是啊！我们已经脱离了苦难的深渊，回到了党的怀抱，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党讲啊！我们不是为个人遭受的苦楚而哭，而是愤怒控诉叛徒张国焘的滔天罪行，向党倾吐那悲壮历程的日日夜夜，思念那些惨遭敌人杀害的战友啊！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胜利的欢欣和党的无限关怀的温暖，该有多好啊！听着首长们一句句深切、挚诚，感人肺腑的话语，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摘自《忆长征》

 
 □悲壮的历程
 （程世才）

 
 　　历史的结论
 
 　　十二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像一片蓝澄澄的锦缎，连一片云影儿也没有，那结了冰的蜿蜒的延河，那围屏似的群山和山尖上的宝塔，那一排排整齐的窑洞——民主圣地延安浸沉在和煦的阳光里。
 　　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几位同志和我，从军委招待所里出来，向延安城里靠西山边上的窑洞进发。每个人的脚步都那么轻盈，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因为我们所日夜思念的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啊！
 　　我们是几天以前才回到延安的。我们到达新疆以后，在乌鲁木齐住了大半年，中央来电报，命我们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先回延安，部队交邓发同志领导。于是我们乘飞机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乘汽车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陕北。
 　　自从住到了军委招待所，我们便一直盼望着见到毛主席。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了通知，主席接见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们高兴的真是要跳起来。
 　　下午五时，我们到达了毛主席的住处。
 　　这是一排整齐的窑洞，前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我们一进门，便看到了毛主席。主席穿着一身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浚智而慈祥的眼睛里带着微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前迎接我们，我们像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在外面历尽了风涛和艰险以后，忽然见到慈爱的母亲，我的心像小鹿似的怦怦地跳起来，泪花湿润了眼睛。
 　　主席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连连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主席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坐下，亲手打开一铁筒香烟，让我们吸，并且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饭后，主席点着一支香烟，和我们谈起了红西路军。主席的话像湖水一样平静，温和得像谈论家常，但是这平静而朴素的语言里，却包含着巨大的坚实明确得像钢铁一样的真理，每一个字都印在你心灵的最深处。我不眨眼地望着主席那宽阔的前额和明澈的眼睛，我支着耳朵细心地聆听主席的教导，生怕错过一字一句。
 　　主席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主席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主席还鼓励我们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作不到的。
 　　主席了如指掌地和我们谈着西征，他说，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主席又向我们介绍着全国面临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后，主席站起来，踱了几步，把一只手稳重地放在桌子上，亲切地望着我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主席的话沉着而坚定，充满着对胜利的确信，带着巨大的鼓舞力量，这是历史的结论，是时代在前进的脚步声，它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将终生教导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向着胜利前进，前进！
 　　（摘自《烽火年代》）
　　最后须注明：黄良诚文，程世才文，也都是我们从《红西路军史料》中转摘来的，都比断言“对于蒋介石的轻信”文早，何以有此无知臆断？？？

　　附人物简介：

　　耿仲琳，男,汉族,辽宁辽阳人，中共党员，1926年生；1951年至1953年在中宣部干训班学习，1954年任东北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至1958年任曾三的秘书，1959年至1961年任《档案工作》编辑，1961年至1965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学习；“文革”在“五七学校”劳动10年，后回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0年离休后帮助吴瑞林出版《回忆录》五部，主编《吴瑞林将军纪念文集》，近四年著《李贺歌诗愚解稿》。
　　焦成毅，男，满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中共党员，1954年生，1975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乡团委书记、公安局民警、乡司法助理等职。为了追寻毛泽东的事业，1986年辞掉公职，致力于毛泽东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和红色文化与历史的探索。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他肩扛党旗，手托毛主席像，自费走访革命圣地，途径十省市，历时58天，圆满完成万里行活动。他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掌握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写出和发表了多篇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文章。焦成毅的联系方式:手机:13021129029;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附 是谁坚持西路军西进而拒绝接受中央关于东返的意见？

                  
焦成毅、耿仲琳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