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一辨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一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共研。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
大跃进一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没有跃进一词,这一点将随后再谈。那么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对中国的发展是如何设想的呢？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显然，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预言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那么，党如何适应这个形势呢？毛泽东提出了下列主要的指导思想：
1.1中国存在两种前途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在肃反中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6月28日 ，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严重骚动。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潜藏着的社会矛盾一下子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界在鸣放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要收，有人要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面前，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呢？
一方面，毛泽东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在1956～1957年在党内外的许多会上反复申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要求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解释太少。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他认为，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毛主席在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讲了关于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批评了无矛盾论。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应对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证唯物论教育的内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的回答，历史已经证明，一九五七年当时在中国所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清醒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两种前途问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记者问：生活在此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可以说，直至毛泽东逝世，关于中国革命存在两种前途的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2不断革命论
“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写于 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当时针对特定的德国及其比较落后的经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在 1848年失败了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它普遍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而人们又预料另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动乱将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其民主主义任务的国家里，当所谓的国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时，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决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的支配地位，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对此说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失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385、392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第375页]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指出：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第481页]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1958年1月29日 ，毛泽东进一步陈述了他关于不断革命的看法，毛泽东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毛泽东指出：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328页）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显然，毛泽东提出的新的任务是：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鼓一把劲，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的新的任务没有要求提高各项指标。
1.3限止资产阶级法权，人民拥护，以促进生产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2月18日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他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1.4改进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
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
正是在南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指出：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
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1.5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们的宪法上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订些章程，订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约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岗那种闹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 十月九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规定，决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关于毛泽东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应当指出，这里涉及了供产销平衡；全面规划，但不夠具体，对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也未作规定，也许毛泽东认为这种协调是常规的工作关系，应当由一线自行决定和工作，这就让一线人物有了随心所欲的权利。
显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是1958年的一个重要工作的特点和产生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虽然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许多条涉及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各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成绩，仍然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一点将在随后分析。
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指导思想，一是，要把中国革命两种前途的问题始终作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革命两种前途是: 或者继续革命，向着共产主义发展。或者否定革命，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二是，新的任务是：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鼓一把劲，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三是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
四是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
五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利。
以上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指导思想有错吗？没有!这些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至今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人们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2010/8/2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