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弄清什么是公有制
公有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共产党内不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前南斯拉夫的铁托到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修正主义，他们以共产党为招牌，他们以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为己任，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的方法欺骗人民群众。说什么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则是指公有财产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
历史证明：如果不彻底揭露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公有制”问题上的谬论，就无法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无法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有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1)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刊登在2007年第6期《炎黄春秋》上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一文（谢韬、辛子陵），打着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旗号，集中地猛烈地攻击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胡说他们“忽视”“隐瞒”“不执行”“取消”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以至导致“苏东”垮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停滞衰退”“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这个命题的呢？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６７年德文版第７４４—７４５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３２）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在这里有个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１、９页
弗·恩格斯致奥托·伯尼克信中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了进一步说明[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于多维尔]，他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
这表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可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2)生产资料公有制绝非股份公司，绝非转化为国家财产，绝非虚拟经济持股公有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3-144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这是何等清楚的陈述！
谢、辛却说：“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 当前，也有一些人鼓吹虚拟经济持股公有化。试问，这些论调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何共同之处？人们不会忘记某些全民持股的国家是如何全面私有化的。
对于股分化的论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驳说：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
3)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即消费品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作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一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二～二十三页
由此可见：重建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即在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基础上，社会主义实行消费品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
第二章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实践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
谢、辛说：“列宁，斯大林包括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转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政府成为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全国人民都成为政府的打工仔”。
他们说：“不执行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这一条，实行绝对的国有化……注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作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
他们还说：“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与‘劳动资料即而生活源泉’的一切联系。劳动人民欢呼革命之后发现，政府成了‘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自己的‘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谓‘全民所有’是一种空话”。
他们说：“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政纲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第二步是将土地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这和马克思主张的第一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第二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的那场全国土地改革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主张搞合作化和公社化，‘一大二公’，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来，打破了农民建立个人所有制，发财致富的梦想，用共产主义的大话空话教育农民。”
谢、辛声称：“在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几乎山穷水尽的日子里，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己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有市场和包产到户”。
他们说“提到理论上说，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当前，也有人说实体公有制必然走向官有制，这是斯大林体制失败和中国公有制失败之因。对于这些论调，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呢？
1)斯大林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 在共 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有 两种形式：(1)国家全民所有制，(2)合 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
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 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 路的特点。
斯大林正确地分析说：苏联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这些同志大错特错。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一切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分析的对.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斯大林说，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他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他认为，斯大林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
因此，正确认识和总结斯大林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笼统地说斯大林模式并不正确。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有人硬要笼统地说什么斯大林模式，那他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2) 毛泽东所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何错之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
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论述时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合作化，又有了机械化，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工农联盟，才能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就合作化来说，只是建立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这样，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我国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说来，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的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 一百公顷 以上的土地才没收。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把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试问，毛泽东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这些精辟论述和伟大实践何错之有！毛泽东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这些精辟论述和伟大实践完全符合恩格斯的论断：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3) 鞍钢、大寨变成官有制了吗？
毛泽东曾指出：拿鞍钢的生产水平来说，平均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产值是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旧外，还有一万零八百元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国家的收入。
一九六○年 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指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
实行政冶挂帅、党委领导，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对毛泽东这一批示的鞍钢宪法，后来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叫罗伯特·托马斯的 管理学 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的鞍钢宪法精神。
试问，实行“鞍钢宪法”的企业会成为官有制吗？
周恩来 1967 年 4 月 12 日曾指出：大寨不仅发展了农业技术，而且把政治活动放在重要地位。陈永贵同志领导的生产队在过去 14 年里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那还是在 1953 年。但是他们第二年就把贷款还清了。即使是在遭大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救济。这个生产队只有不到 400 人，自然条件也比较差，但他们每年都向国家上交 100 到 150 吨左右的粮食。如果全国都像这样的话，国家每年就会有大概 40 亿吨粮食了。
大寨最显著的特点是破除了个人主义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集体主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
试问，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寨我们能见到官有制的痕迹吗？
第三章 歪曲公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表演
1)铁托集团
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2)赫鲁晓夫集团与戈尔巴乔夫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他们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历时九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历时十二年）；到一九九一年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苏联解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以共产党为招牌的修正主义集团专政宣告结束，历时三十七年。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报告以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决议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单纯是一种归属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分配的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他明确提出要不断调整这种关系，并把这种调整与“社会经济自治”联系起来。在1987年苏共一月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进一步谈到“社会经济自治”时说，“在生产方面发扬民主，始终如一地实行劳动集体生活的自治以及创造出那种能使每个劳动者都切实感到自己是本企业的主人的条件”，这是头等重要的事。他提出，要通过改革，“发挥劳动者主动精神和自主精神以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管理民主化的广泛性的可能性”，通过建立企业和联合公司劳动集体委员会，赋予委员会和全体劳动者大会以解决广泛的生产问题、社会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决定权。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上还提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批评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提出了“对现行价格体系必须进行有计划的改造”，使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1989年后党内出现了“民主纲领派”和“团结、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全苏协会等派别。
戈氏的结局可归纳为以下4个主要方面：
第一，资金、外汇大量损失、得不偿失，民风进一步涣散，出现信用危机。
第二，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大跌，1986―1987年，石油外汇收入减少三分之一，政府黄金储备从1985年的2500吨，降至1991年的240吨。
第三，重大事故连接不断：列宁那坎市大地震；“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沉没，200多名旅客丧生；核潜艇沉没，全体官兵遇难；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事故，殃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等，危害人口达10万之众，直接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
第四，国库空虚、大发纸币、预算出现黑洞、隐性通膨严重、官方统计虚伪，1985年苏财政赤字已达170－180亿卢布。1986年，形势更加恶化，预算已无法完成，赤字已超过500亿卢布。然而社会上却游荡着巨额卢布，构成“雪崩”之兆。
这就是1986年戈尔巴乔夫抛出《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的苏联状况。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1989年初，苏共有党员1948.8万。中央机关报为《真理报》，党刊为《共产党人》、《党的生活》。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 8月23日 签署了“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 8月24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同日，他还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8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http://www.hudong.com/wiki/%E6%88%88%E5%B0%94%E5%B7%B4%E4%B9%94%E5%A4%AB
那么，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为了什么呢？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承认：'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5/27/content_11440890.htm
3)中国走资派
三十年来中国的现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大规模国企私有化，资改派把新中国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同甘共苦，艰辛建成的一系列完整的工业体系，竟通过官权与资本结合手段，大规模把国有资产掠夺为私有，中国国企私有化等于向世界证明“消灭私有制行不通”，以此迎合帝国主义反动政客要在全世界消灭共产党的需要；也等于“证明”中国共产党原有奋斗目标错了，几千万革命先烈的牺牲全付之东流，五十年代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错了，得重新迎回“新生资产阶级返乡团”，对无产阶级实施“反攻倒算”，让他们重新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雇工奴隶！ 官僚特权阶层与资本相结合，暗箱操作实现国企私有化。他们为了低价收购甚至是“空手套白狼”占有国有资产，不惜采取种种鄙劣手段：如做假帐，尽力虚构企业账面亏空；隐瞒财产，弄虚作假，先假装外来公司收购，过一段时间才迂回弄到自已手里；只付少量收购款就提前占据企业经营权，再以企业所得的经营利润当成自已的收购款支付给国资委；用国企公司出面担保，让自已亲友组建的私企公司向银行贷款，再用这些银行贷款低价收购国企为已有；国企私有化这些鄙劣改制手段是全国普遍发生的模式。 如广西桂林三金制药厂本是一家赢利可观的优质国企，有关特权阶层居然在1997年把三金药厂只按5748.66万元特低估价贱卖给有关管理层和职工，这5748.66万元收购款还可分期付款，该厂尚未付清收购款就被私有化全盘接管，从1998年至2001年四年期间除了发放9461.52万元工资之外，还能派发红利2.14亿元，即四年他们分到的红利竟是他们付出收购国有资产款的四倍；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三金药业又再派发股票和现金红利8.19亿元，从私有化改制十年以来，这帮特权者所分到的股票及红利折合人民币是10.33亿元，等于向国资委付清5748.66万元收购款后，他们还净赚9.75亿元红利，可想而知这帮复辟狂是如何利用国企私有化改制之机，大肆掠夺国家与人民财富的！疯狂诈取掠夺式的人间暴利！ 又如上海华建进出口公司的私有化改制，是起高管弄虚作假，以“空手套白狼”手腕掠夺，侵占国有资产一千多万的典型案例（该公司原是上海市侨务办公室为了更好服务于海外华人华侨回国办企业或做生意的需要，于1983年由国家投资一百万创办的，历经二十年年公司资产增值三十倍，成为具有三千万资产的优质国有企业，凭什么依据要秘密私有化改制？！—公司在上海繁华地段有产权房产600平方，值1200万元；公司在与香港中旅合营的上海华贸公司占20%股份（华贸总资产7千多万元），值1500万元，加上办公设备，总资产三千万元足足有余。现任上海华贸公司老总汪某2002年之前是上海华建公司老总，华贸是华建与香港中旅合资企业，此人及华贸其他几位高管为了借国企私有化改制之机侵吞华建国有资产，竟挖空心思策划让香港中旅一位副总出面与上海市侨办秘密商谈，假装由香港中旅收购华建公司，通过密谈最终以1500万元价格签定收购协议，实付收购款只有1200万元，收购协议只有香港中旅一位副总签字，既没有香港中旅单位盖章，更没有法人代表签字，法律上根本是无效协议！过了两年后，香港中旅这位副总竟来宣布华建公司免单移送华贸汪某等五位高管，条件只是把华建原在华贸的20%股份归香港中旅就行。上海华贸等五位高管就是通过这种弄虚作假手段，不花分文就把华建一千多万的国有资产装进自已腰包！）。
官僚特权阶层通过国企私有化改制，房地产特权开发与投机，A股市场的特权利益输送早已迅速复辟一大批新生资产阶级，使我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产生超级富翁速度，数量全球最快的国家。短短十几年，我国内地亿万富翁人数和富翁人均财富已迅速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内地富翁人均拥有500万美元财富，远远高于全球超级富翁人均380万美元财富，而中国内地人均财富至今还排在全球第134位，属于世界贫穷落后的国家行列；中国内地的超级富翁只占人口的0.4%，却占据全国个人财富的70%；迅速复辟的几百万个新生资产阶级，迅速猛增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国际警戒线，达0.47以上）的现实。 造成几千万工人下岗，沦落为待业的城市贫民；大批工人下岗后，给新生资产阶级提供大量等待就业的雇佣奴隶，至今在岗的工人有70%被迫在私企接受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雇佣。根据2006年的调查，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8033元，不到国企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半，而福利，工作条件比国企差得多（某些私营厂，每天工作十小时，没双休日，每月只休假一天，工资不到国企的一半，至今私企基本上没有可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工人的权利远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我国民众收入和工资分配已列入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工人的社会保障（住房福利，免费教育，医疗保障）被大幅度砍掉，以致于要用开胸验肺来维护。面对恶吏强暴，邓玉娇不得已拔刀相向，刺死强暴者。面对资本家的残酷无情，四川的农民工刘汉黄不得已举刀捍卫自己权利。面对官僚资本和私营资本的压榨和阴谋，通钢工人不得不反抗。 湘煤集团下属国有企业金竹山矿业公司要求所有员工重新签订雇佣合同，将原国有企业工人身份改为合同制，且取消一切相关福利。工人反映这是改制前的，变相买断却不愿意赔偿工人，不少工人为企业辛苦工作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如今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而且公司方面表示，如果谁不愿意签订新的雇佣合同，就安排下岗。该公司5000工人从 8月22日 开始集体罢工。但公司屡次利用地方警察威胁工人，据说还以每天200元的标准雇佣当地流氓恐吓和打骂工人。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临时法律顾问赵东民被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 8月19日 下午 刑事拘留。赵东民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私有化，反对国有财产流失，居然会刑事拘留。 1978年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一线工，农代表占代表总数47%，而到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线工人只占2.89%，一线农民只占5.44%，而新生资产阶级却被大量塞进地方各级直至全国人大当代表（今年重庆打黑除恶中，被拘捕的几十个黑恶势力人物就有多人是被塞进重庆市或区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新生资本家）。各级政府领导人本是各级人大监管对象，但在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许多省市领导干部却远超正常比例，大量成为人大代表；若把领导干部，私营老板，专业人士（学者，医生，法律界，金融界，文艺界，体育界名人）视为精英，把一线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视为草根，则在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精英有2439人，占代表总数81%，而草根174人，占代表总数6%。 允许新生资产阶级入党，有的地方还公开计划开办“富二代培训班”，以达到逐步政变需要。 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改制，已使“宪法”规定“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名存实亡；不断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更使全国民众意识到“改革就能共同富裕”是改革骗子诱惑民众放弃“维宪”，听任他们猖狂复辟资本主义所虚构的“海市蜃楼”幻景！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571766
历史己经证明：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确是民族罪人和共产主义的叛徒。
毛主席在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出：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中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当今，关于公有制问题有许多说法，为了记念117周年，有必要正确回答这些说法，特查阅和学习有关马列毛的论述，做出了上述回答，也算是自我学习之释疑，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01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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