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西南国营骨干企业是如何被搞破产的？

一个大西南国营骨干企业是如何被搞破产的？　　

———重庆灯泡工业公司破产注销纪略　　

重庆灯泡工业公司（也称重庆灯泡厂），原是国内大型照明设备和器材生产著名生产厂家之一，其注册商标“电工牌”系列光电照明产品曾经安装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并行销国内西南市场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它的前身，是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由街道居民集体创办，地址坐落在重庆化龙桥的一家街道集体企业，职工也不过几十人。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稳步发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因为原有的地盘狭小和人口稠密,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迅猛发展的需要，经市政府支持，厂子搬迁到当时的郊区沙坪坝区杨公桥，新厂址占地约一千亩以上的土地，其中一半为厂房生产区，一半为职工生活区，截至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期，该厂在册职工约为四千余人，开办有厂医院、托儿所、子弟小学、文化宫电影院等福利机构和一批大集体性质的配套小厂。总资产为三亿元以上，年利润为两千万元以上的重庆“五十强”国营企业。　　

当时国内著名的照明生产企业有：西南地区的重庆灯泡厂；西北地区的宝鸡灯泡厂；中南地区的武汉（黄石）灯泡厂；东北地区的沈阳灯泡厂。基本上一个大区成长起来一个，布局也合情合理。　　

八十年代末期，笔者进入比邻重庆灯泡厂的西南政法大学读书，为节约费用，在该厂的一个亲戚家寄居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该厂的福利很好，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资都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高出百分之十以上，加上免费文化福利、孩子上学福利、半费电价和天然气补贴福利，实际待遇更高一些。附近的驻军干部，许多都是灯泡厂的女婿。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这样一个大型骨干企业却情势急转直下，笔者虽然已经毕业并分配到附近的其他高校工作，但亲戚间来往不断，目睹和听闻了该厂被没落和破败的基本过程和分析整理了主要原因。　　

内部基本过程和表象是：　　

1，1985-1992受到“先富论”的片面性理论影响，厂里的领导干部道德水准开始下滑，开始靠近并向“工人贵族”方向堕落。首先是大吃大喝开始抬头，在接待客户，接待政府检查评比等厂务活动中，大吃大喝；在外汇商店购买进口家电等作为赠送礼品，败坏风气。“上梁不正下梁歪”受此风气影响，引起广大工人强烈不满不平，但因为有人推广迷信“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神话，把它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很多地方都成了和凌驾于各级厂党委和取代党委的地步，因而职代会和党委命运一样，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只是摆设，起不了监督作用了。所以这种不平不满就开始转化为普遍的盗窃行为，用于抵消没办法“腐败”而带来的个人利益损失。所谓“大盗窃国，小盗越货”，古人总结的太形象了！　　

2，1985-1990厂领导给自己修“熊猫馆”，进一步和职工离心离德。　　

以前厂领导和工人住房从面积到设施都差别不大，九十年代初期，厂里花费巨资为厂领导层次的干部修建了一栋住房，大概也就四十套左右吧。那房子在生活区地段优越，从里到外水磨石打造，不论是与绝大多数职工当时居住的青砖、红砖楼房比，还是在住房面积、布局与设施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同时期职工的水平；人们以不平和讽刺，给这栋住房起了个标志性称呼：“熊猫馆”。　　

此前分房子，领导干部本已经开始了一些“特权”行为，比如领导加分要优先选房，在那个没有电梯、多层楼房为主的时代，造成了一度广为流传的段子：“四楼、五楼，厂长、经理；三楼、四楼，主任、书记；工人阶级，顶天立地！（寓意工人只能选择楼层差的房子）”辛辣的讽刺了开始走向精神堕落的领导干部们，在各个方面开始为自己谋取“特权”的行为。　　

3、1987-1999一些技术骨干和“白领”因为对分配的不公和特权的不满，加上受到有钱“老板”的诱惑，开始在外面私下办厂，“身在曹营心在汉”，白天公干，晚上（节假日）私干。为了逃避内心的不安和舆论谴责，很多技术骨干提前以各种理由退休，跑到郊区农村和靠各种歪门邪道赚了钱钱的“万元户”（烟老板、矿老板等）合作，技术入股、合伙办厂，“以农村包围城市”，虽然质量大大不如国营正规厂家产品，但以在国营厂里积攒的各种用户人脉为基础、以各种“回扣”“红包”为腐蚀手段，赚钱那个叫快啊，利润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4、1984-1990已撤销很多年的原轻工业管理部门，不切实际的忽悠厂领导（勾结因素也不排除）盲目引进澳大利亚生产线，花费厂里2000万元资金积累，引进后才发现不能用国产原料生产，设备基本闲置，造成厂里科技资金和扩大生产资金短缺重大错误，实际上是犯罪行为。　　

俗话说“崽卖爷田心不疼”，当时出国考察的领导们公开状态下，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个从外汇商店取得了一套五大件（进口彩电冰箱录像机照相机什么的）。至于背后还得了什么工人们就不得而知了。此类事情甚多，一个最典型的是，2000年，重庆市一个政协副主席带队为重庆市一家印刷行业国企，在美国考察进口了一套街头广告显示屏(LED)，中纪委的案情通报揭露，这个设备是加拿大一个小公司生产的，在加国价格不过50万美元左右，但被美国一家小贸易公司转卖给重庆，价格是160万美元，此人交代仅收受了一套价值几万元美金的金银首饰，被法院判了个缓刑。而这样的辩词是正常人就根本不会相信。　　

重庆灯泡厂引进的生产线，安装后根本就很难正常生产，因为澳大利亚的机器被设置了一项功能，就是只有从澳大利亚进口原材料才能维持生产，国产原材料不行，这样的生产成本谁能接受呢？结果设备长期闲置，成了破铜烂铁。某些领导就是这样上“套”的。按常理，老百姓根本就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而那些千夫所指的官员竟然为自己辩解说是：“交学费”。后来，参与买设备的还被提拔到市政府部门当了厅局级大官。　　

5、1995-2003几十年以厂为家的信念崩溃，人心散架、道德严重溃烂。厂里销售市场萎缩，利润不断下滑，导致厂里子弟就业困难不说，已有职工待遇不断下降，厂里开始买断“工龄”，六千元左右买断一个成熟工人。能打发走一个是一个；此外，厂里子弟参与社会团伙走私贩毒吸毒的、下岗女工当小姐的卖淫的、给黑社会社势力当马仔的，时有耳闻，不是个例。　　

6、2003-2005，“看守内阁”，破产清算，把地盘和资产全部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曾经辉煌的骨干国企，车间不在，厂房消失，现在成了一个地产商的小区。　　

7、国企照明行业陷入困境的那几年，基本上是飞利浦等洋品牌吃香和攻城略地的黄金时间段。　　

外部基本社会和制度原因是：　　

1、建国以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想和信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受到强烈冲击和改变，是这家大型国营企业衰败和破产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理论的发明者和执行者，三十年来群众和网友都看的明明白白；无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经济要上，反腐败要让”“武汉有个曹破产（教授），天天叫喊国营要破产”的舆论叫喊和渲染；还是公鸡打鸣似的规律版“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赤裸裸威胁，都早已忘记自己当年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举手入党的誓词念的是什么，忘记了邓小平告诫“栽筋斗”的两任总书记：“不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有些人要搞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邓选语），李先念告诫的“市场经济四个字前面一定要加上社会主义！”（李先念文集），活生生把曾经登高一呼万人应的党，改变成了登高三呼无人应，开会发言万人嘘的局面。　　

2、毛泽东同志主政时期没有在全国建立保护公有制制度的独立组织机构——即没有建立选举制的接班人制度和经济上独立运行和选举的工会是根本的制度缺陷。　　

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国家各个经济和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因为有马列主义做指导，中国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　先生等“天下为公，节制资本”等一大批觉悟者的理论和实践奠基，所以当时实行公有制制度被公认为是崇高的、圣洁的，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和阻力。后来加上“四清”文革等群众运动，公有制度至少看起来是不可反复和动摇的了。　　

从法律上看，公有制度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制度写入了几部党章和宪法这些根本大法，其它法律也有体现，历代中央集体不可谓不重视。事实上只有毛泽东同志主政时党章和宪法的这些制度和规定贯彻的比较好，而他之后大大薄弱了，事实证明，今天的国有经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字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了，并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是导致国家在分配领域造成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工人阶级在面对大量被下岗，被贱卖，被奴役的严峻局面面前，除了血泪上访一条路，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来维护公有制和工人阶级的合法权利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和第一代领导集体负有直接的责任。理由是：毛泽东同志生前虽然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并且讲得很严重，讲到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讲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很可能“受二遍苦，吃二茬罪”，讲到如果资产阶级复辟残酷压迫工农，大家要团结起来打到那个可能出现的奸伪法西斯集团等等看穿何止某些人形容的五十年那些及其重要的讲话，但是毛主席说得好是好，但您老人家以为中国有很多您那样雄才大略的人吗？虽出身富裕家庭（富农）和大官身份（搞秋收起义前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以您的才能肯定还会当国民党那边更大的官）的人吗？有您那样甘愿放弃大官利益，甚至牺牲了大多数家人，甘愿一生为劳苦大众奉献所有吗？！就是有了您那样的盖世才华，您还不是花费了56岁的光阴、入党24年的时间才领导工农把强大无比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军阀集团打倒和赶跑了吗？！就这样还牺牲了上千万的革命先烈！所以革命是及其惨烈的，大到国家分裂，小到大伤民族元气，能有您教导的那么容易组织和成功吗？！要是您在教育大家的同时，能够把各级工会组织在经济上独立出来，不搞干部化，不要国家出钱养，只能由全国的工人阶级几年一次选举产生，经费完全脱离财政一切供应，只在政治上接受党的章程，党派不能干预具体的工会换届选举，用法律规定一切涉及国营企业的改变和安排必须由工会决议和职代会决议；别说是您老培养过或者指定的接班人，就是通过大会选举的某些党的领导人上台以后，不管是混进党内的坏人也罢，思想一时认识糊涂的也罢，“掏光养贿”的别有用心者也罢，能那么轻而易举的以政府发文“搞活”“改制”等种种名义贱卖国企和让工人随便卷铺盖走人吗？不可能！即便走资派也好，资改派也好，要把依附在各级政府的工会变成“哑巴”很容易，但要想随随便便的取消独立的工会那是非常困难的，一则能过早暴露他们改变公有制、搞垮国企的意图，二是不那么容易忽悠群众、造成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保卫公有制的团队力量。　　

所以要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一定要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尤其是党内人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象一代（情有可原，很多战争后遗症需要消化）二代那样长时间执政、干政，干好事很容易，做负面作用的事情也同样很容易。几年一换，严格按照党章和宪法以及会议决议“打表”操作，才不会出大事，谁想干危及党和国家的坏事，也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他实施。人无完美，固然不可苛责，毛生前只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但没有从组织制度的力量保障方面解决问题，确实是导致国企和职工陷入绝境困境的一大制度失误。　　

3、体制内汉奸猖獗是国企走入绝境、困境的帮凶。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许多官员利用制度的缺陷，出于自私自利的心性，背叛党的宗旨，置“国企”这个为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的长子于不顾，利用“利改税”的制度变革，收国企17%的税（实际税负更高），还要各种赞助和摊派（工商所，派出所，消防队，各机关刊物杂志等），而为外资企业、港台企业（很多是为享受减免税政策和其它优惠特权的假冒）、私营企业办事服务，却像假洋鬼子见干爹一样分外亲热，不但派监察局公安局挂牌全方位保护、防止各种摊派和检查发生，而且税收减免几年，几年过后还按税收全额减半收取，只有8%左右，直到很多国企抗争，才在约七、八年前表面上统一了内外企一致的税率。但是为非国企制定的大量优惠（减免土地费用，先征后返还等）至今仍然照执行不误。人为挤压国企的生存条件，增加国企的运行成本，这些体制内的汉奸有些是自私自利之徒、为在非国企谋取私利而行政；有些是怀着在运动中被工人阶级曾经批判冲击、怀着个人情感歧视与报复而行政。　　

二十多年来，这伙人一方面人为大量制造下岗，却高喊引进外资和发展私企是为了上岗（增加就业）；一方面造谣说国企效益不好，是政府的负担，一方面工人下岗失业引起社会不稳定，却不惜重金组建“维稳”机构和招收人员，那些警种多的现在连体制内的人都认不完，叫不全，何况老百姓？！根本就是贼喊做贼；整天嚷嚷着叫喊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可是总也实现不了，弄得政府越来越大，总也“瘦”不下去。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写到这里，随便说一句，比较历史，国有制发展良好的年头，才是真正的小政府，民兵虽然担负一定的治安任务，但都不是脱产的，没人拿政府工资。　　

简单总结，欢迎各位网友讨论补充。　　

大河月光　2012-2-25　　　

附件：重庆市骨干国企名单　　

重庆市1997年重点工业企业目录统计(排名不分先后)　　

　1997年12月31日　采集(官方统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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