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长的“五个不搞”，关键是“不搞私有化”
在今年的“两会”上，委员长的工作报告，明确地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即“五个不搞”。在两会工作报告中，公开阐明“五个不搞”，三十年来尚属首次。结果有褒有贬，莫衷一是，我们应怎样看待呢？
我认为，“五个不搞”的关键是“不搞私有化”。
为什么?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出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 。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方向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基础的根本质变决定全部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快地发生根本质变；经济基础的部分质变也决定上层建筑要发生部分质变。
在“五个不搞”中，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只有一个“不搞私有化”，其余四个都是上层建筑范畴的。
中国的现实是，30年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已经由公有制为主体变为私有制为主体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分田单干，强行解体集体经济。
1984年10月，随着改革在农村的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企业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为厂长（经理）负责制。与此同时实施的企业承包制，是全面搞垮国营企业的两个根本手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相关决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即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一个月之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2007年3月16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0月1日开始生效。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其实就是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大力推进，就是进一步私有化。与此同时出台的国“新36条”和2010年中央企业的数量将由123家缩减至80-100家， 十二五”期间，将减少至30-50家，这是彻底私有化的实际步骤。这些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其本质上已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但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们仍然不放心。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逐步变为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了，再大谈“不搞私有化”从何说起？不是言不由衷、自相矛盾吗?
或者，目前出现了公有制回归的实际行动了？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谈“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
在去年，重庆现象出现热议时，我写过文章说：对薄熙来“什么是最难最大考验呢？我认为，1，能不能抛弃“猫论”“摸论”理论。2，敢不敢反对私有化。这是最难最大的考验。一个理论基础，一个经济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摸论”理论成为了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一个理论标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过三十年的历史检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倒退的理论，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的理论，使中国走向灾难的理论。所谓“猫论”“摸论’理论，是中国一切矛盾和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是中国一切邪恶丑恶现象存在的理论依据。
近几年以来，我们看到，批判“猫论”“摸论”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为“猫论”“摸论”辩解的文章也是不少。
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批判“猫论”“摸论”理论，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具体标志就是，重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掉所有的后缀。
重庆敢不敢，薄熙来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这是重庆和薄熙来面对的在理论上的严峻考验。
关于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一直是少数人奴役、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基础。“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消灭私有制”是消灭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唯一途径。
改革开放后，在’猫论””摸论”理论的庇护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搞早了，在中国开始补资本主义的课。一些共产党人也开始热衷于私有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
在国退民进私有化、市场化推动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与资本主义相应的社会丑恶现象也随之泛滥。以黑社会为例，国退民进的同时也给国退黑进的创造了大好时机，黑社会开始在中国社会全面出现了。黑社会与资本主义是相伴相生的产物，一个国家想搞资本主义而又不想黑社会出现这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黑社会泛滥是自然的，就连蒋介石也是上海黑帮出身。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消灭了黑社会和黄、赌、毒、嫖、娼等社会罪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些社会罪恶就再也没有机会死灰复然。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消灭社会罪恶的同时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实行了合作化，工商业进行了改造，实行了集体和国有化，基本消灭了私有制经济，这些社会罪恶没有了重新生长的土壤。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要从根本上铲除黑社会，就要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只要真正确立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那么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自然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根本就很难产生。反之，如果不大力发展公有经济，那么，打黑一段时间后，黑社会势力必然卷土重来。打黑的结果只能是一场阶段性胜利。不触动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任何革命性行动都将是不彻底的。
薄熙来能不能这样做，重庆能不能在全国率先开始区域性回归公有制经济，这是对重庆和薄熙来在实践上的的最难最大的考验。
去年下半年，“重庆现象”逐步被宣传为“重庆模式”。甚至被荣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不过我一直没有什么评论。原因很简单，重庆目前所做的一切，除了廉租房以外，并没有触动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任何作为。虽然我们不否定重庆的一些做法，但也并没有超出改良的范畴。
在政治体制改革出现热议时，我写过文章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保证。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 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前提。
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都将走入歧途。如民主、法制、选举、监督，还有一党制、多党制。当前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各利益集团（包括汉奸卖国集团）之间的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的原则是各利益集团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和各种资源多寡。有些所谓左翼人士为什么对这些东西那么感兴趣?因为他们也想在这场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也能够分得一杯残羹。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只能是看客。
所以，是否停止私有化并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和前提。
我在去年3月5日也是两会期间的文章《<>三篇贴文指出了一条革命之路》中讲过多党制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时写道：
网上经常有讨论多党制问题。这不，辛子陵也讲到党改名称和多党制问题。刚召开的政协，报告再一次指出，中国抵御西方多党制。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应清楚。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政党属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一个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必须实行多党制，（以平衡和调节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否则就会陷于独裁专制。（专制并不一定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也有专制，希特勒是专制的，独裁的，他是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的，也是资本主义的。）
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必须实行一党制。否则，实行多党制，当一个主张私有制的党执政以后，他就要改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当主张公有制的党再执政以后，他再把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这样折腾可能吗？
一个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在一个私有制的国家里执掌了政权，他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继续革命，改变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放弃公有制主张，放弃公有制主张，也就意味改变党的宗旨和性质；要么放弃政权，尼泊尔就是一个实例。
中国的现实是，30年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已经由公有制为主体变为私有制为主体了，虽然不彻底。执掌政权的党，面临三种选择：（1）维持现状，必然是走向独裁。结果只能是引起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有两种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重新夺得政权，条件是，暴力革命前，阶级的力量准备充分；大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成果，全盘西化。（2）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执掌政权的党，改旗易帜成为人民党或社会党，参加多党竞争。这就是辛子陵之流所说的道路。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政党改旗易帜，前途只有一种：国家陷入混乱，无产阶级需要重新组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3）回归公有制为主体，回归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是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所期待的。但是，前途确实渺茫。
可以这样说，对所有制的态度，在中国已经是检验当局和一切理论宣传家们所实行和主张的一切政策和做法试金石。
我在《评注<项观奇：学习毛泽东 继承毛泽东 发展毛泽东>》一文中说：总的评论，文章虽然有一些马列毛主义理论的论述，但基本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否定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崇拜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主张多党制，议会选举，军队国家化。鼓吹人民当家作主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来实现。
值得警惕的是，文章提出关于毛派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的观点，与有的所谓左翼领军人物提出的左派要与右派（修正主义，走资派，维稳派，官僚资产阶级）团结的观点，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同样对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危害十分严重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其特点是，不管思想理论上怎样高谈阔论马列毛主义，实践上的任何“革命行为”都不会触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我很赞成李成瑞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织，团结奋进》一文中讲到的一段论述：最近期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又出现了某些新动向。在经济战线上，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方面不得不采取改良主义的手法，即一方面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和附庸化的路线，以“反垄断”为名，继续向国有经济进攻，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搞一些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险等改良措施，以求在某些方面缓和阶级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于那些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目前生活状况的改良措施，要加以利用、监督和推动，发动群众揭露和制止诸如克扣挪用福利资金、把“保障房”卖给富户等等弊端，努力促使改良措施落到实处；更重要的，是通过争取眼前经济利益的斗争，加强工人团结，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提高工人阶级争取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政治觉悟。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利用改良和为争取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明显地走在前面”。同时指出：“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工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利用这种改善是为了更加顽强地对雇佣奴役制进行斗争。” “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
这里还要指出，在目前资本主义私有制已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来自二次分配，即财政资金。但我国的财政资金只占GDP的20%多一点，除去军政费用等等开支之外，用于福利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2008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开支仅占政府总支出的29.7%），与福利开支的巨大需求相差甚远。中央财政拿不出多少钱，大部分开支推给地方财政。许多地方的财政收支本来就很紧张甚至早已存在隐蔽赤字（负债），对承担这个任务叫苦不迭。有人说，这是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也有人说，这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怎么办呢？地方政府除了通过“投资公司”变相地向银行贷款，增加隐蔽赤字之外，主要的“出路”就是勾结房地产商，高价出卖国有土地，大搞“土地财政”。现在“土地财政”的收入已占到许多地方财政收入的30%、40%、50%甚至更多。地价的高涨势必导致房价（包括房租）的高涨，从而使“住不起房”的问题空前突出。据调查，85%的居民表示自己买不起房，其中不仅包括广大的工农弱势群体，而且包括相当部分的中间阶层。有些“白领”大呼：“我们也是弱势群体！”许多为父母者因买不起房，无法让儿子结婚，后悔“不该生儿子”。有的媒体借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话“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来形容这种尴尬状态。地价房价的高涨还助长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实际是对广大人民的一种剥夺。所有这些情况，说明社会福利开支的真正“买单者”不是地方财政，而是老百姓。这正如民间的一句歇后语：“大拇指卷饼——自吃自”。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有重大的、巩固的改良。
在有关方面的文件中，还说要“调整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这种话早就讲过多次，实际结果怎样呢？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而且持续下降。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从1997年的59.8%下降到2008年的47.6%（《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83页、《中国统计年鉴2010》第83页），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还多！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越来越残酷！我们要坚决支持工人群众联合起来，通过“劳资集体协商”和其他方式开展斗争，大力纠正这种极不合理的状态。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要使工资符合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再生产，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反对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超经济剥削。这种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现象在当前的中国是普遍而严重的，应当彻底揭露，尽快消除。与此同时，还要告诉工人同志们：即使争取到工资符合劳动力的价值，资产阶级还是会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为工人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总量肯定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即“必要劳动”的价值）——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任何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绝对规律”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灭剩余价值规律。我们要紧密结合当前实际，在工人和所有劳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谁养活谁”的讨论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启蒙教育。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
李成瑞在论述中反复提醒，在当今中国社会，怎样去认识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那就是所有制问题。因为“消灭私有制”这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宗旨。我不反对“左转论”，是否左转的标志只能是对所有制是否有所改变。我反对不切实际的对所有制没有任何触动的，甚至还在继续深化私有化改革的情况下，鼓吹会出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出现党的自我更新的论调。
李成瑞的文章还进一步说道：最近期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非毛化”、“贬毛化”和“去毛化”的活动更加猖狂了。当然，这里面有不同的派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法：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有打着灰旗反红旗的，有打着白旗反红旗的。他们之间在策略和方式上存在着差别和矛盾，但在实质上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在官方媒体上，偶而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和言论，也仅仅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而对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言行，特别是批判、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言行，则视若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有些同志认为这是指导思想的变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应当指出，他们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并不是最近开始的，而是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一个时期，他们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过是先阉割了它的革命灵魂，再把它当作“无害的神像”即偶像化来蒙蔽群众罢了。最近的一些新变化在于：即使面对“无害的神像”，他们也有些心惊胆战，于是干脆把它抛弃了。这说明这些人在政治上比过去更加虚弱了，也说明他们在进一步向右靠拢，向打着灰旗反红旗的势力靠拢，从而使打着灰旗和白旗反红旗的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有关方面公然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排除在指导思想之外，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除了在互联网上提出批评和建议之外，最近有人写信给领导人：如果今后在重要的文件或讲话中再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到法院起诉，控告他们“违反宪法”。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即使有关方面接受了这一意见，暂时地或长期地在口头和纸面上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不在理论和实践上抛弃修正主义，那只不过是重新挂起“无害的神像”来愚弄群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李成瑞的文章我的评论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道理就在于分析问题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当然包括对毛主席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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