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史学剑指林则徐
——评点《“英夷”不怕林则徐》
中国百年的痛，自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寻求解放的斗争，从林则徐始。多少年来，一直将“林则徐禁烟”作为爱国意识启蒙教育的第一课。林则徐，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自立自强精神的文化符号。
颠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必须从重新解读林则徐开始。
林则徐，也成了中国买办阶层的眼中钉肉中刺。
果然，拔除这根钉刺的文章也就“应运而生”了。
“南方”系的《随笔》刊出的《“英夷”不怕林则徐》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同气相求的媒体追踪跟炒，赞之曰“接近真相的努力”。
该文所要辨别的所谓“真相”：英国侵略军舍广州北上与林则徐积极备战无关，那是因为英国“远征军”——文章如此称呼——的计划本来就是如此。结论是，这一偶然因素成就了林则徐的“高大形象”。
我们的教科书长期以来都一口咬定这是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的成果。正因为林则徐领导下的广东对英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了积极而充分的准备，才让英国人有所顾忌，不敢在广州滋事，而是避实击虚，选择骚扰准备不足的更北面一些的沿海地区……
可以说，这样近似完美的解读，一方面进一步凸显了和强化了林则徐所固有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则暗含着侵略者都是“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的逻辑，让我们这个失败者有了一种近似于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其名著《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的精彩论述：“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战局越失利，局势越危急，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而且，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历史的话，则我们会知道这样的误读，其实并非是解放后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哺育之下的新史家的得意之笔，而是其来有自。
还在1841年5月，林则徐刚刚获罪免职之后不久，广东民众在一份充满了使气斗性、徒逞口舌之快的檄文里就这样质问英军：“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由此可见，当时即有不少广东的民众认为：如果朝廷不撤换林则徐，则英国人是断不能取胜的。英国人之所以攻城略地易如反掌，不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是因为朝廷改用了诸如琦善之类的“奸臣”。这样，林则徐就因为没有在任上和英军直接对垒，幸运地成了民间的一种精神寄托。
当然，尽管众口一词，颇有些三人市虎的况味。但是，倘若衡之以当时的史实，则我们不能说，将英军没有直接进攻广东的原因解读为是英军人害怕与林则徐交战，是完全违背基本史实的一厢情愿的误读。茅海建教授对此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武备”。
事实上，当时的英军之所以没有选择进攻广东，并不是害怕林则徐的武备，而是英国的军事行动的既定计划就是舍弃广东，撇开林则徐，北上清朝政治势力的中心地区，寻找比林则徐官职更高的官员解决争端。而一旦谈判不成，也将在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继续开战。
清史专家萧一山先在《清史大纲》里有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没有进攻广东，那是林则徐的运气好，这“成全了林则徐的令名，而国事也就不堪问了”。言外之意，假若英国人的战略目标就是广东的话，那么，林总督的失败是必不可免的事情，他的下场并不会比后来的绮善、耆英、叶名琛等当轴诸公好到哪里去。
看似具体史实的考辨，但绝非就事论事，不过借这个话题，颠覆林则徐的传统评价，颠覆“解放后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哺育之下的新史家的得意之笔”，宣扬“创新”买办史观，极有针对性和代表性。也可算“微言大义”，必要一辨。
一，该文通过颠覆林则徐，宣扬“落后只有挨打”，反抗无济于事的奴才观念。
该文“旗帜鲜明地指出：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武备”， “沐浴着工业革命阳光的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对于这些落后的玩意儿，英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放在眼里，自信‘二艘军舰即可将其赶散’、‘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因此，从来就没有也不能有所谓的，惧林，之说。”
总之，中国非败不可，反抗无济于事，弱国弱民，落后只有挨打。
在这一“理念”里，坚船利炮无敌，“普世”永远先进，人的因素蔑如，精神无足轻重。抵抗是败，不抵抗也是败，俯首帖耳做稳奴隶为佳。
霸权逻辑，奴才哲学，无视史实。
就事论事，广州林则徐一贯针锋相对加强武备，它处相对易攻，而北京中央政府韬光养晦势力强大——英军的“既定计划”，难道与没有关系？
火炮在郑和下西洋时就已装备舰队，鸦片战争时代的广州海防并不是什么“冷兵器时代”，中英的差距的确很大，但比建国之初抗美援朝时的中美差距，志愿军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差距要小得多。美国“远征军”被打回三八线，也包括后来抗美援越的十七度线，不敢越雷池一步，“落后”不是照样“致胜”吗？
如果清廷和定海、天津各地守将都能像林则徐一样，同仇敌忾坚决抵抗，即使局部失利失守，以中国的广大疆域与侵略者周旋——不光两次鸦片战争，即使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和中日甲午战争，侵略者未必能够轻易得逞。
萨达姆不堪一击，伊军上层不难收买，可面对伊拉克“落后”的人民战争，美国兵不也是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吗？
举欧盟世界最先进的武装力量，不也是未能征服阿富汗的“落后”游击队吗？
对于腐朽至极的满清统治阶级，“道光咸丰爷”和“老佛爷”，他们所最缺乏的难道是坚船利炮吗？后来办洋务招商开放的“李中堂”，经营多年北洋水师论准备不亚于日本，不也是一败涂地吗？
二，讥讽“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意在剥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武器。
“一方面进一步凸显了和强化了林则徐所固有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则暗含着侵略者都是“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的逻辑，让我们这个失败者有了一种近似于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
林则徐虽然是“运气好”，若遭遇英军必败。可毛泽东却是成功的，他未靠“运气”，靠的的是大刀梭镖和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委员长、日本鬼子以及美国鬼子、联合国军。
正贬讥林则徐，一下子扯到了毛泽东，一反一正，买办思维不大合乎逻辑。
凡是爱国反帝的，买办精英都仇视——情感逻辑一以贯之。
万变不离其宗，颠覆毛泽东，才是根本。
毛泽东是胜利者，中国人民靠着“纸老虎”的精神武器，堂堂皇皇地“站了起来”，“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从何说起？
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不干于做奴隶，敢于起来反抗寻求解放的斗争精神，在买办史学眼里就是“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
一朝得势，忘乎所以，“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送给买办奴才自己才最合适。
三，文章将林则徐与琦善等相提并论，颠覆民族英雄形象，为汉奸买办造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让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的煌煌天朝上国暴露了其虚弱不堪的本相，也让当时的许多“治世之能臣”一生的事业扫地以尽，成为大时代造就的悲剧式人物，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等。当然，由于时运极为巧合等偶然的原因，有的人也因为同样一场战争而成就了万古流芳的英名，如几被后世尊为“神话”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假若英国人的战略目标就是广东的话，那么，林总督的失败是必不可免的事情，他的下场并不会比后来的绮善、耆英、叶名琛等当轴诸公好到哪里去。 ”
唯恐不解，一再致意，买办“理念”，的确异于常人。
面对卑鄙而又险恶的“鸦片贸易”——亦如今日之转基因主粮的推广，面对侵略者的咄咄逼人横行霸道，禁烟还是任其“自由贸易”，坚决抵抗还是韬光养晦，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大是大非，是民族大节。不管林则徐是否遭遇英军和遭遇成败，林则徐的态度和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中华民族不朽楷模。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文章对此避而不谈，却从一个历史假设出发，“以成败论英雄”，将民族英雄与妥协投降派相提并论。
于是，林则徐与琦善们也就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了。
于是，关天培、陈化成等之壮烈殉国，也就不识时务轻如鸿毛，远不如张爱玲胡兰成们“与时俱进”光耀后世了。
近年，由霸权话语操纵，一个丑化否定民族英烈、千方百计为投降卖国丑类张目招魂的买办思潮甚嚣尘上，重新解读林则徐，正是这样大环境的产物。
四，将贩卖鸦片与正常贸易混为一谈，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殖民者做卑鄙辩护。
“百年而后，当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时，不能不承认的一点是，尽管中英之间发生一场战争是迟早的事情，但鸦片战争的直接触发点则多少与林则徐在不了解整个世界形势下前提下，所断然采取的有些激进和扩大化的禁烟政策有关。”
“他对待在他眼里和怪物没有多少差别的英夷，不可能采用平等的视角，必然是将鸦片和中外贸易混为一谈，最终将矛盾不断激化，激起事变。后来，道光皇帝等人曾经指责过他“轻启边衅”之类的话。平心而论，这个指责也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买办精英清算“过激主义”一直追溯到孙中山和谭嗣同，这里，“肃反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路线斗争扩大化”……可以一直“扩大”到林则徐禁烟。原来，是林则徐“闭关锁国” ，“断然采取的有些激进和扩大化的禁烟政策”，破坏了大英帝国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导致了中英关系的不和谐。
原来，鸦片战争是因为林则徐“轻启边信”。
原来，是林则徐未能用“平等的视角”对待贸易伙伴实现双赢，“最终将矛盾不断激化，激起事变”。
韬光养晦哲学的最精彩的运用！
耳边回荡起“当兵要当美国兵”和“做一夜美国人”的轰鸣声。
汉文帝刘恒有过一句名言：“使（李）广生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说起来中国的买办精英也有点生不逢时，这个论调，当年如果有幸拿到大英帝国的上议院去宣读——“诺贝尔和平奖岂足道哉”！
五，所谓 “服善之勇”“别寻新法”无非是西化道路。
“实际上，以当时中国上层封闭落伍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水平和中世纪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广东也好，浙江也好，直隶也罢，对于虎视眈眈裹挟着先进的西方文明而来的英国人而言，都是不堪一击，根本不在话下的。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无数次中外纷争的结果所证实，自是毋庸讳言。因此，倘想在欧美列强环伺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求国家的独立和振兴，幻想指望中国传统的那些老办法是万万不可能的了，非得痛下决断，洗心革面，别寻新法不可。“
闪烁其词，欲言又止，何妨说透——不就是西化普世道路吗？
自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起，中国的先进人物探索救国自强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毛泽东主席做过极为经典的总结：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⑵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⑶、康有为⑷、严复⑸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⑹，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不怀偏见，都会信服。
有谁知，几十年后，早被历史证明淘汰的东西又变成了宝贝了呢？
决定性的，不是脑袋，而是屁股。
孙中山晚年已经觉悟——“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经过一个轮回，在改革先锋笔下，连谭嗣同都成了“过激主义”，贻害无穷，直到今天的改革还要一百年不动摇地“反左”，还要买办精英们“杀开一条血路”，才能搞民主宪政。
莫非，当年放手让“老佛爷”搞“新政”，中国连“三百年殖民地”都不用做，就可以稳稳当当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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