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外交战线上制止无政府主义泛滥
邹一民
1967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外交战线一度出现了混乱局面。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某些政治人物否定“文革”前17年的外交路线，认为以前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路线。
在否定过去外交路线的前提下，他们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声称向外输出文革要“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们把国内的一些极“左”作法生硬地搬到国外去，跪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造成中国对外关系全面紧张。
在外交部内，一些狂热分子竭力主张“打倒陈姬乔”（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批判所谓“三降一灭”外交路线和所谓“特权阶层”。外交部各个地区司和业务司的第一把手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
北京街头出现群众游行示威。一些人在某些外国大使馆临街的墙上贴满了声讨帝修反的大字报和文革大标语。有的人盲动地砸烧外国代表机构，揪斗使馆外交官。有些激进学生冲堵外交部，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封闭外交部党委，篡夺中央外交大权。
我国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和援外人员在国外无视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交往的中心任务。他们不看对象、不考虑所在国的法令，随意向外人赠送毛主席著作、语录（红宝书）、像章及文革宣传品。同外国友人会谈时，也要先诵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有些驻外使馆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和新闻橱窗宣传国内文化大革命。有的人还上街散发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出访演出中，必念革命性极强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妄图在国外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反对帝修反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些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致使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在文革开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国对外关系极度紧张，同建交的48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越南3个，波兰2个，尼泊尔1个)。中国还同有些国家中断了外交关系。
下面列举发生在1967年众多案件中的10起突出涉外事例：
一、中国留学生血染莫斯科红场
二、激进分子在坦桑尼亞“造反”
三、東埔寨王国准备撤退其駐华使館
四、焚烧蒙古驻华大使的专车
五、我国驻东德大使馆的一起车祸
六、轻率地向巴基斯坦提“外交抗议”
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八、中緬兩國深厚的“胞波”情誼面临危机
九、中断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
十、我国驻刚果（布）使馆的大国沙文主义
分别简述如下：
一、中国留学生血染莫斯科红场
1967年1月25日途径莫斯科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69名留法国和芬兰学生和辅导员前往红场向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敬献花圈。事先我国驻苏大使馆将此次活动口头通知了苏联外交部。
1月25日莫斯科气温是零下30度。下午1时许，由69人组成的我国留学生队伍到达红场。他们手举《红宝书》和《毛主席语录》牌，抬着敬献给列宁、斯大林的两个花圈行进到列宁陵墓。苏警官不许留学生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留学生就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放在陵墓一侧的便道上。
留学生在列宁陵墓前排列整齐，敬献花圈，脱帽志哀。过了一会儿，一名苏警官气势汹汹地喊道“够了，够了！”并粗鲁地躯赶留学生队伍离开广场。队伍中的一位留学生即刻站在队伍前领读《毛主席语录》。突然，两名军人冲上去阻止他，并粗暴地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另一位学生站出来高声领读：“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
一名苏军军官命令士兵马上关闭列宁墓的大门，同时向武警和便衣特工发出袭击信号。这些打手们蜂拥而上，连推带拉，企图冲散留学生队伍。留学生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暴徒们气急败坏，架走了一位留学生，把他打倒在地，用大皮靴踢踩他的胸部。其他留学生急忙冲上前去营救。于是留学生队伍被冲散了。
在几名苏军头头指挥下，二百多名军警、便衣特务将中国留学生、大使馆的陪同人员和新华社记者分割包围起来，三四暴徒殴打一个中国人，全体遭到他们的毒打。结果30多人受伤，9人重伤，4人被当场打昏。到处丢弃着中国人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等。暴徒们把留学生献给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圈撕得粉碎。
下午2时许，留学生队伍撤离红场上了大轿车。汽车行驶后，他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大声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等口号，高唱《国际歌》。他们还朗读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二、激进分子在坦桑尼亞“造反”
上世紀60年代坦桑尼亞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和盟友。建设《坦桑友誼纺织厂》是中國援助坦桑尼亞最大的項目之一。文革开始后，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人员中的一些受极“左”思潮毒害的年轻人错误地理解文革的目的，盲目起来造反。他们在工地上升起中国的五星紅旗，树立毛泽东画像和悬挂毛主席语录牌，播放中国的文革音乐和毛主席语录歌，企图把工地弄成中国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们宣称，中国大使馆的领导都是走資派，要打倒；专家組的头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靠边站。所以他们要造反，要夺权。
這些造反派效仿国内的做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亞工人中进行串联活动，把他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扩展到当地工人中去，散佈造反有理的观点。严重影响了中坦两国的友好关系。
1967年2月外交部特向我国驻外使、领馆以及一切駐外机构传达经毛主席审批的一项文件，明確規定，使领館和一切駐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許夺权，不許由造反派监督当权派，已經成立的造反组织一律改為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組；并决定国外人员陆续分批回国参加运动。制止了这场风暴。
1968年6月18日，坦桑尼亞总统尼雷尔访华，特意要了解文革的情況。21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和坦桑尼亞驻华大使。毛主席先问大使：“你来了多久？”大使答：“不到两年。”尼雷尔插了一句：“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很诧异，喃喃道：“比较了解？”又兀自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不解地说：“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毛主席解释说：“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周总理提及我国在坦桑尼亚工作的纺织专家组内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我使馆押送回国处理的事。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并对尼雷尔总统說：“今后再有這样的人，中国決不姑息，发现一个撤回一个。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就把他撤回来。”
尼雷尔再三解释说：“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毛主席平静以后，饶有兴趣地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尼雷尔答：“有。”“山上有雪吗？”“有。”周总理插话说：“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毛主席颇为惊讶：“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他又问：“山上有老虎吗？”尼雷尔笑了：“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翻译将此话一译出，会客厅里即刻响起轻松的笑声。
周总理在和尼雷尔总统会谈時也表示“文革”浪潮一定不会冲击到坦桑尼亞，中国决不允許援外人員把无政府主义帶到国外，更不允許他们在国外发动造反。
三、東埔寨王国准备撤退其駐華使館
1967年在极“左”思潮的恶劣影响下，我国駐柬埔寨大使館的一些工作人員向金边华侨学校的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课堂上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語錄，学唱语录歌，还向東埔寨国内各地的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來反對本国的反動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西哈努克亲王极为不滿，并指示柬埔寨外交部同我国駐東大使館交涉，但问题未能获得圆满解决。
9月1日，西哈努克亲王宣布解散《柬中友好协会》。4日，《中柬友好协会》成立三周年时，《中柬友好协会》电贺《柬中友好协会》。该贺电用词过于激烈，其中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类的词语。柬方收到贺电后，非常不高兴，误解为中国想要推翻执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13日，西哈努克亲王公开指责《中柬友好协会》的贺电，在金边的集会上发表了对华不友好讲话，并宣布撤回柬驻华大使馆全体人员，但不断交。同日，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约见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宣称，国内指示他分批撤退全部使馆人员。韩念龙劝说柬埔寨不要撤馆，可是张岗大使未被说服，仍表示要按国内指示准备撤馆。
当周恩來总理获悉後，严厉批評我们有关人员的极“左”行经，強調保持中東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亲自約見柬埔寨駐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9月14日晚11時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約見張崗大使。周总理坦率诚恳地说：“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许多话，有些说法我是不同意的。但是，今天我与你不谈这些，我今天就与你谈谈撤馆问题。中国对柬埔寨的友好政策是毛主席定的。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中柬关系。中国政府与人民对西哈努克殿下领导的柬埔寨政府与人民的友好政策是不会变的。现在，我们有些人的讲话并不代表中国的政策。”………“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我約見大使談一談。自我们兩国建交近十年以來，从来沒有发生过彼此不愉快的事件。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遺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館人員留在中国，继续為增進中東兩国友誼作出努力。”
张岗大使解释说：“总理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撤馆呢？您看，就像这个茶杯。现在是完好的，一旦打碎了，就不可能复原。现在贵国比较乱，连陈毅元帅都被红卫兵揪来揪去。如果这个杯子被有些人打破了，那就不可能恢复原样了。所以，亲王让我们先把杯子收回来，保护起来，到情况好的时候再拿出来，这不是很好吗？”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在这里的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请你把这句话转告亲王殿下”。
15日凌晨会见结束后，周总理将张岗大使一直送到大会堂门外上车。临别时，周总理说：“我看你也许不会走。”张岗大使笑着回答说“但愿如此！”。
西哈努克亲王接到张岗报告周总理的友好谈话后，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的解释和意见，又在金边发表谈话，宣称“我的朋友周恩来总理已经做了相关表示。我们决定不撤馆了”。
10月24日，周总理托毛里塔尼亚总统给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带去口信：我对柬政策不变。26日周总理又接见柬大使，要他转告西哈努克我国对两国关系的态度和立场等。
11月1日，毛理塔尼亚大使向周总理转达西哈努克通过毛总统给周总理的口信：柬对中国态度没有任何改变，西哈努克亲王表示不满的只是中国大使馆、新华社、中柬友协的一些做法。同日，西哈努克下令电台、报刊停止对中国的攻击。2日，西哈努克亲王致电周总理，感谢周总理带给他的友好口信，表示将为发展中柬友好关系而努力。
之后，西哈努克亲王对许多友人說：“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巨大的运動中，如果中国沒有周恩來，中国作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告衰落”。
四、焚烧蒙古驻华大使的专车
8月9日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和两位女士一起乘坐蒙古大使的专车到友谊商店购物。蒙古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上观看过往的红卫兵队伍。一位红卫兵发现该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这时，三位蒙古外交官夫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司机踩油门启动，践踏了毛主席像。红卫兵见到司机脚踩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火冒三仗。一位懂蒙文的红卫兵立即把蒙古司机揪出车来质问，吓得三位夫人立即下车逃进商店打电话向使馆求救。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蒙古司机百般狡辩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主席像驾车逃逸，但汽车和司机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无法逃脱。被激怒的红卫兵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有人还把轿车前身上挂的蒙古国旗扯下来抡在地上用脚踩。有人喊：“把汽车烧掉!”众多红卫兵喊一二三，把汽车掀翻，点火烧着了。围观的人群齐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到消防车赶到，大火已把这部汽车烧得只剩躯壳。我国外交部的一位领导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我国有关部门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承认错误，并写了认罪书。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离境前，这名司机在二连车站又被批斗了一次。
8月9日晚10时，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约见我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宣读蒙古政府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蒙方在声明中为其驻华使馆司机的言行辩护，反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我大使馆临时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
8月18日，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对其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北京群众和红卫兵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其围墙上和道路上刷了“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等大标语。我驻蒙古使馆做好了应急准备，以防万一。
蒙方除了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发表文章进行反华外，没有组织群众冲击我国使馆或游行示威。9月30日我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时，蒙政府过去派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出席，这次只派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参加，平素对我友好的人士一个也没有露面。10月，蒙古政府召回其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两国关系恶化。
五、我国驻东德大使馆的一起车祸
6月27日，我国驻东德大使馆的一辆公务车与德国的一辆载重汽车在柏林相撞。我使馆临时代办（二等秘书）傅体广等四位同志遇难。27日和28日我国大使馆因德方拒不提拱现场见证人和照片，我国大使馆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向东德提出最强烈抗议，怀疑德方在搞政治阴谋，28日和29日，我国外交部乔冠华副部长两次约见德大使，通知我国大使馆人员遇难事，要求德方进行彻底调查，并在我国大使馆进行调查时给予方便和协助。28日，我国驻东德大使馆临街墙上贴出揭露德方阻挠我国大使馆人员了解事件真相的德文大字报。当晚，有近千名暴徒聚集在我国大使馆门前示威闹事。29日，我国派往德国的调查小组抵达柏林。
7月3日，我国就德阻挠调查汽车并组织暴徒包围和袭击中国大使馆事，向德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德方立即解除对我国使馆的封锁和限制。15日，德方交来德外长致陈毅外长的信，对德方的做法进行辩解，对我国大使馆大字报和标语提出指责。17日，我国向德方声明，由于德方破坏，我国调查组无法继续调查，将回国汇报，并保留进一步调查和交涉权利。
后来证实，这次我国驻东德使馆四同志车祸遇难事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我方向德方赔礼道歉。
六、轻率地向巴基斯坦提出“外交抗议”
9月初，巴基斯坦有些报纸因与政府持不同政见，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的不友好消息：一是报道了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的一篇反华讲话，是“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二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奖美金多少万。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后很气愤，报告外交部并建议向巴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提出抗议。外交部未请示周总理就同意使馆的意见。
9月12日，我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报纸刊登台湾消息向巴方提出正式交涉，指出巴报刊登这些消息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巴方参加当前国际反华逆流得不到任何好处。巴方解释是：报上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政府的看法，而政府是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的。可我方人员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此负责，并说了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后就走了。巴基斯坦政府很着急，立即指示驻华大使苏尔坦约见周总理。17日，苏尔坦大使见到周总理，表示对我国临时代办向巴方提抗议感到吃惊和痛心。周总理解释说，这个问题是个插曲，是次要问题。
送走巴基斯坦大使后，周总理对外交部负责人发了火。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
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8月份，香港九龙工人为反对资方残酷剥削，进行静坐罢工和集会游行，捍卫他们的合法权益。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工人进行镇压，逮捕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工人坚决回击港英当局的武力镇压。香港报纸报道了这场反英抗暴斗争，有些报纸还刊登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鼓动香港民众起来造反，成为香港的主人。8月18日，港英当局逮捕《香港夜报》等三家报社负责人，并查封了它们。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新闻工和工人代表，否则就要采取措施。即所谓“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
8月22日晚十时，一些大专院校的激进狂热分子以英国政府不理会我国的“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车库、油库和汽车。局势完全失控。高音喇叭多次广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命令肇事者撤出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没人听。直到23日凌晨，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才陆续撤离现场。
8月23日凌晨，当周总理获悉激进分子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外交部夺权组织的代表以及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等院校激进组织的代表，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周总理说：“火烧英代办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输了理。”他还说：“你们是不是打算四面出击，你们可以决定收复香港？你们把中央摆在什么地方？”“我和伯达、江青签字的意见都不听。你们是听谁的？肯定外事口有敌人。要警惕。…… 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可以肯定，他们是妄想，是苍蝇碰壁。”“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9月毛主席从上海回北京后说，火烧英代办处的做法极为不妥，并指示外交部应向英国方面道歉。
1971年2月24日，英国驻华代办处为修复办公楼乔迁新居举行招待会。事先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西欧美洲司司长章文晋在招待会上当众向英国代办道歉，表示：“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章文晋司长怕被认为自己“右倾”，没敢当众说出这番话。事后，周总理对章司长进行了严肃批评。周总理说，“毛主席几次都说火烧代办处是坏人搞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他还批评章文晋说:“你本人也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不对的，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
1971年3月2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道歉。他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由中国方面负担。”英国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八、中緬兩國深厚的“胞波”情誼面临危机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动起来的华侨学校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欲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是缅甸的蒋介石。缅甸政府极为不满。緬甸多所華僑學校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双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之后，緬甸政府颁布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国徽章，并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同时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撤走了412名援缅专家。
6月27日和28日，緬甸首都仰光的民众包围並冲击我国駐緬甸大使館。6月28日有一些人衝入并袭击了大使館。我国援緬經濟專家刘逸在同暴徒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了。
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发布新闻《緬甸政府唆使暴徒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國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刊登我外交部給緬甸駐华使館的照會。從6月29日起，北京数万群众连续在緬甸駐华大使館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遊行示威。緬甸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无数声讨大字報和大标语。
6月30日，《人民日報》头版头條又刊登中中国政府声明，最強烈最严重抗議緬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7月初，北京又有一些激进群众准備冲击緬甸华大使館，周总理及時制止了這一行动。周总理批评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不合适了。周总理解释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提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周总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所以中緬关系沒有进一步惡化。
1971年8月，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来华访问。他对1967年6月事件（我国援助专家在缅甸遇害身亡事）表示“深切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1971年8月7日，周总理同奈温谈话时指出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周总理说，“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大约在（1967年）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种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九、中断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
1967年印尼一些爱国华侨抗议印尼右派迫害华侨的暴行。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政府还下令驱逐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之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8月5日，由大批印尼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名印尼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国驻印尼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
当天下午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群众纷纷聚到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示威抗议，冲进印尼驻华使馆，砸坏院内设施和汽车并揪斗了印尼使馆工作人员。部分群众放火烧毁办公楼和文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但当晚8时，部分群众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大楼内部建筑。9时许消防队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卫戍区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馆周围布满了解放军战土。此后数日，约有万余名群众继续到印尼大使馆示威抗议。
10月1日和2日，我国连续就印尼疯狂袭击我使馆、绑架我国大使馆人员、占领我国大使馆等事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5日，我国宣布，在印尼未恢复我使馆电讯联络前，中国通讯部门拒绝为印尼大使馆提供使用国际电话线路服务。
23日，印尼致电我国外交部称，印尼决定关闭其驻华使馆，并要求我国关闭驻印尼大使馆。
28日，我国向印尼方递交关于暂时与印尼中断外交关系的声明。
十、我国驻刚果（布）使馆的大国沙文主义
1967年举行国庆招待会时，我国驻刚果（布）使馆执行所谓“群众外交”和“革命外交”，把主席语录写在请贴上，邀请一般穷苦劳动者参加。主持人在讲话中不称赞总统，而支持亲华的总理。宴会厅内秩序混乱，餐具丢失，一片狼籍。刚果（布）政府对我使馆的安排很有意见。
10月3日，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刚果（布）总理时，针对我国大使馆的大国沙文主义作了如下谈话：“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很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要整一整大国沙文主义者，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哪一国的。”
11月2日晚，周总理接见驻外使馆领馆群众组织代表时说，你们思想膨胀了，造反派不断把资料往国外大使馆寄，影响使馆思想波动，对执行外交政策很不利。对外边不要干扰他们了，有外交的常规，不要事事“革命化”。
周总理解释说毛主席说的使馆革命化（1966年9月9日毛主席针对外交部的批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笔者注）是说我们外交队伍，不能指对方。不能把对方革命化了。他们帝、修、反，左派没几个，民族主义左派也没几个，有些习惯不能不尊重。主席对刚果（布）总理谈话传达了吗？（众：没有）我驻刚果（布）大使馆不称赞总统，只称赞总理。
周总理继续批评说，第二是把一些东西强加于他人，如把主席语录写在请贴上等等。结果弄得关系很紧张。主席一见到刚果（布）总理就说，你们的总统做的对，替我们纠正了大国沙文主义，连说了三次，刚果（布）对我们还算比较友好的，压人家怎么能行呢？
上述十件事例足以说明，当时我国的外交工作处于几乎完全失控和非理性的困境。1967年9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大力扭转我国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制止无政府主义泛滥；对内教育外事干部端正外交工作的态度，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对外宣传我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消除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怀疑。
1967年11月，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日本共产党安斋库治等人关于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意见是正确的。
1968年3月和5月，毛主席严厉批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类惟我独革的错误提法和“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并批示在对外宣传上“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
1969年3月，毛主席指出极“左”思潮破坏外交工作的严重后果，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1969年5月1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主席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西•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样吵下去的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毛主席握住缅甸驻华代办的手说：“中缅两国人民是‘胞波’，请代我问候你们的奈温将军。” …… 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意愿。
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主席又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同一些使节进行了重要谈话，并与21个国家的使节握手。毛主席请使节们转达他向各国元首的问候，再次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
1970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反复谈到“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五•一六’兵团”。7月29日，毛主席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乘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他严厉批评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主席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指1967年7月至8月——笔者注），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在内部，周总理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人员的组织纪律性。1968年12月5日，周总理对外交工作中“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上谈到外交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总理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一再指示驻外使馆“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对外宣传“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输出，否则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他还说，“抽象地用一两句毛主席语录搞宣传，反而有破坏性”。周总理还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做报告，系统阐述我党的外交方针政策，批评外事工作中的极“左”行经。他针对“文革”以来我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停止活动的状况，提出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表示反对把前17年的外交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
文革开始后，除驻埃及使馆的黄华大使外，所有47个我国驻外使馆的第一把手都回国参加运动，在使馆主持工作的都是临时代办。自1969年底开始，我国开始陆续外派驻外大使，他们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方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在两位领导人的指引下，我国逐渐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恢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进程，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并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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