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报章杂志
逢先知
毛泽东有时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如此重视读报，我自己是有亲身体会的。大概是一九五一年，有几次因为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是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这个尖锐的批评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鞭策着我后来的工作。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热心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井冈山时期，因受敌人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读报纸则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毛泽东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焦急，苦恼。一九二八年，有一次他专门派出一个营去打谭延闽的家乡茶陵县的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战斗中还牺牲了一些干部和战士。一九二九年，下井冈山到了赣南闽西，可以看到报纸了，情况大为改善。毛泽东为此而高兴的心情，可以从当时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反映出来。报告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广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以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状。”有时毛泽东还把读到的报纸新闻及时地摘报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率红军占领了漳州，五月三日即将四月二十六日以前上海，香港、汕头等地的报纸新闻，摘要电告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摘报的内容，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从中日战事到中苏关系，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情况到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打下漳州以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的惊慌和帝国主义蠢蠢欲动的消息，共十六条，写得提纲挈领，简明扼要。
如果说，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末，在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①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收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四十年代初期，他订阅的报刊，至少有三四十种。②
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新闻，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有时读到一篇好作晶，可以兴奋地一口气读到天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世界战争的全局在胸，要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阅读国内报刊的同时，还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后改名《今日新闻》)，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和有关同志传阅。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毛泽东的一批珍贵的手稿，是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间，为研究国际问题而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按十六个国家分类。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范围更宽了，不只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的、自然科学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讲琴棋书画之类的报刊文章，都在他喜爱或涉猎之列。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都在百种以上。在一九五六年他开始考虑适当摆脱一些政务，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后，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又给他增订了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综合性的学报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报。
毛泽东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每天必读的报纸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经常看的杂志主要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
设》、《文史哲》，《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刊》，《文艺报》，《诗刊》，《文物》，《科学画报》，《大众科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现代佛学》等，有时还翻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某些刊物。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而对《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过意见。一九六四年，他说过；“《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又说：“《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后来《人民日报》加强了理论方面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①
毛泽东对报刊上有争论的问题尤为关注。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问题，还召集有关专家和人员共聚一堂，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交谈和讨论。从一九五五年起，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这个讨论引起毛泽东浓厚兴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面的文章已有叙述，这里不再多说。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②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一九五六年第二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①提出不同意见。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我们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对苏联哲学界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文章，毛泽东也很注意。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他要看这方面的文章，我们收集了一批送给他。当时苏联有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毛泽东，并寄来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重视。
同阅读书籍一样，毛泽东阅读报刊也常常写一些批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批给别人看；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还注意根据报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认为利大于弊；有的不赞成，认为弊大于利；有的认为利弊相当。在刊物上层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要我们把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送给他。送去文章时我们还整理了一个简单材料附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些材料。一九六O年三月十六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接着，三月二十四日他在天津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改变，说：这两年麻雀遭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科学界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上，毛泽东比较注意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即使有人对毛泽东的著作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也同样认为应当允许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一九五六年，来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①一九六五年，高二适写了一篇与郭沫若争鸣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发表问题写信给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几天之后，高二适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毛泽东把报刊作为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通过报刊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象读书一样地圈点批划。有重要内容的，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他除了看重要新闻，对《参考资料》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有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对国外情况的熟悉，常常使得一些著名外国记者为之惊讶。一九六O年斯特朗在回忆她一九四六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象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毛泽东对于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认真地、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资料，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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