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王达生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图书馆

摘要：   瓦窑堡会议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红区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最早，也是红军最后的根据地，瓦窑堡是会议召开的地点和保障。在会议决议的形成过程中，张闻天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决议酝酿始于1935年11月甘泉下寺湾会议，同月北平地下党策划一二九运动。瓦窑堡会议与白区同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一起，对全民抗日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在政治、军事、白区工作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使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关键词：  陕甘革命根据地；张闻天；一二九运动；瓦窑堡会议；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告诫全党吸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2010年8月1日　至　8月10日　，笔者重新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对会议前后的历史事件进行再了解，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　　

一、会议地点和会前酝酿　　

　　　　1935年，中国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大部分地区是白区，许多地区遭到日本侵略者占领。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唯一的红区。这是一个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地区，在五卅运动前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三十年代前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先后创立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以后，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大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把原来的两块红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1】。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都已分配。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曾将办公地选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又称瓦窑堡，县城位于延安东北方向　85公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日本侵略者正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5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开始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1935年10月22日　，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后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红区，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11月3日　，党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率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这样，转变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首先落在了张闻天的肩上。　1935年11月7日　，张闻天与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瓦窑堡本来就是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成了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在这里，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发宣言，作决定，写文章，要求转变策略，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　11月13日　，张闻天召集中央会议并作结论，提出要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他指出，陕北红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红区，使之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打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一天，张闻天主持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提出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说，指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过了4天，即　11月17日　，张闻天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极其重要的发展。首先是将实现策略转变，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到党的中心任务的位置。张闻天写道，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节，怎样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由不满发展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其次，明确提出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张闻天说，党应该同样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即使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以扩大斗争的范围与力量，并不失时机地经过上层的统一战线，以夺取对方的下层群众。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对象是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红军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第三，开始提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担负着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要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同时又指出，这种领导者的地位，只有在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才可以取得。张闻天第一次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的策略而遭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教育全党同志，必须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弱点，利用一切事变、一切方法，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抗日的斗争。就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新的政治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开始变更自己的策略的时刻。不久，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张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l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决定改变以往左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鉴于这一策略转变十分重要，没等会议开完，共产国际就派张浩回国，要他设法找到与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从11月下旬到l2月上旬，张闻天主持完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作了重要的充实和发展。　11月29日　，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在会上他作了报告和结论，同时，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并为此写了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阐述，注入了许多新内容。一是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环节，发展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二是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行动方针。三是强调反对最主要敌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提出对于敌对的军阀、政治派别可以不念旧恶；同英、美帝国主义可以建立友谊；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是只反日不反蒋也可以。四是系统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第二件大事是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　12月6日　，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富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提出要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为的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他分析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和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在红区，对于富农的“左”的办法要纠正，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在白区，可以联合富农，组成统一战线。在他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在提出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之后系统纠正“左”倾错误政策方面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富农问题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涉及中农、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以及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张闻天当时清醒地看到，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对于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而首先实现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正是找准了可以促使各方面实现政策转变的突破口。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伟大策略转变的序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起来的^【2】。　　

二、会议时间与一二九运动同步　　

　1935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1月，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彭涛等）的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其主要成员为郭明秋、姚依林等），决定按照《八一宣言》精神，组织一次抗日救国运动。　12月3日　，北平学联正式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平市个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　12月9日　，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走上街头。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从四面八方奔赴新华门。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　12月10日　，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在罢课中，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　12月11日　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　12月14日　，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定于　12月16日　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2月16日　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红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红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8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团中央根据党的指示，于　1935年12月20日　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寒假，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12月底，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郭明秋任执行主席。1936年1月，平津学联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董毓华、宋黎、江明任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宣传团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约500人。　1936年1月3日　，宣传团开始沿平汉路南下。宣传团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还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宣传团历时3周，徒步700里，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醒，撒下了抗日的火种。宣传团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和殴打。为了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宣传团到高碑店、保定后，返回北平。后来，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以宣传团为基础，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3】。　12月21日　，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与此同时，　1935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瓦窑堡会议与一二九运动同时发生，客观上对全民抗日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三、会议经过和主要内容　　

1935年12月中旬，毛泽东继周恩来之后到达瓦窑堡，党中央两部分同志会合。l　2月17日　起，张闻天即在瓦窑堡自己住的那小石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策略方针。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12月25日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代党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　　

　　　　　　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当会议讨论到中间势力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问题时，争论很激烈。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此外，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问题，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　　

可以看出，自1935年10月下旬至l2月上旬，张闻天全力驱动的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转变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已经具有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各种基本观点，为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理论与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瓦窑堡会议则是前述一切的系统概括与充实发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更为全面、完整。概括张闻天对瓦窑堡会议的作用至少应有以下几点：一、从理论上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阐明关门主义的根源、危害和改正方法；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提出全党必须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五、他是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可以组织的名义，号召全党及干部为坚持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　　

　　　　　　　12月23日　，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对于上层统战工作的进一步重视，表现在12月下旬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论是会议决议，还是会前会后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都更加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当然，中共这时虽然已开始重视统战，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旧放在军事发展上，而不是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当前“我们的总任务”应当是，“开辟我们的红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　　

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而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张学良与阎锡山，因为阎锡山“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两个主要敌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　12月23日　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在其军事工作报告中并没有特别强调敌军的统战工作，他所提出的下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内容，就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红区。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红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为三个步骤来　　

实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红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尽管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最初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但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实际上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在会议决议的行文上，关于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和扩大红区的先后顺序问题被规定为：拿“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红区”同它密切联系起来。按照瓦窑堡会议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设想，红军在　1936年2月5日　以前至少要再扩充5000人的正规军、2500人的游击队；8月以前至少还要扩充220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游击队。与此同时，红军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地区，创立山西根据地。即使不考虑而后进军绥远、靠近外蒙问题，要实现它也是极端困难的。李德后来曾反映过类似的担心。他在《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中说：“我们有13000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3000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80000人”，“进兵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结果陕北红区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来唱空城计。不难想象，一旦陕北红区周围几十个团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势，原有红区难免陷落，如此则新红区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难巩固”。李德这时的担心，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只是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这时对此并无太多顾虑。有人甚至认为“陕北红区人少物质困难”，主力红军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进而转进绥远前途可能更有利些。而毛泽东固然清楚“陕西之保护，主要依靠赤少队”，难免会有部分损失，但他仍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策略，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务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缺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睹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致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四、瓦窑堡会议的历史作用　　

瓦窑堡会议和一二九运动一起，分别在白区和红区，上层和下层，领导和群众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直接的作用主要是：　　

（一）抗日东征、西征　　

　1936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陕北渡黄河，东征山西，确定东征的时间为2月中旬。重点讨伐阎锡山。　1936年　2月18日　　，东征军总部在延川县清水关附近的古峪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有三个任务：一是从外线分散敌人兵力，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反内战反饥饿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还指出：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阎锡山吹嘘的钢铁山西，我们一定要打破它。同一天，彭德怀、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19日，毛泽东致电各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4】。”东征战役到　5月5日　结束。共消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俘4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炮20余门，红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但是，东征只完成了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三个步骤中的前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标即从山西经绥远、外蒙打通苏联的目标并未实现。西征是　1936年5月14日　至15日延川县大相寺会议决定的。为保卫西北，巩固、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力求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81师和骑兵团，共1.5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区进军，打击顽固反共且兵力较为分散的马鸿逵、马鸿宾部，为创造西方根据地扫清障碍。红28军出击陕南，与该地区的红74师会合，活动于鄂豫陕边，吸引和牵制敌人，以策应西方野战军的作战。至1936年7月，两个月的西征作战，给敌马鸿宾等部以沉重的打击，共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一大块新区，巩固与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争取和敌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5】。　　

（二）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具体情况是：　　

1.瓦窑堡会议一开完，张闻天就同毛泽东密切配合，采取一系列具体部署，开展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各条战线实行策略转变。在l2月29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白区工作被首先提到议事日程。会议具体讨论了北方局的工作。张闻天在组织与工作方针两方面提出了主导意见。张闻天认为，北方局管的范围很大，不单是北平、天津和河北省，同满洲、山西、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是当时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又刚刚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为了加紧对北方的领导，急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张闻天觉得，刘少奇富有工人运动与地下斗争的经验，能够当此重任。会前，他就同刘少奇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刘少奇表示愿意承担，张闻天才在会上正式提出并得到大家赞同。张闻天同时指出，党的新的路线要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刘少奇不负重托，于l936年春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他化名胡服，潜入天津。此后同张闻天函电往来不断，使北方工作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很坚决，学生运动、秘密工作、游击战争都有很大发展。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刘少奇同志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团结和争取群众，积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党组织利用公开、半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及妇女参加的华北各县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举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等形式的救国运动。在南方，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12月27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八项要求，　1936年1月28日　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2月23日　，上海国难教育社建立。　　

2.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春，红军东征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宋庆龄、鲁迅、茅盾、覃振都来信表示支持。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陕北。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张子华关于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的汇报，表示党中央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现在终于可以实施了。张闻天觉得，此去上海，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同鲁迅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4月上旬，他将正在山西前线开展游击战争的冯雪峰召回瓦窑堡，派他前往上海。临走之前，张闻天还在自己窑洞里请冯雪峰吃了一餐饭，并交代冯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冯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设好了电台，以便和陕北通报，同时建立了上海一西安一陕北的交通线。那时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先(冯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是比较满意的。l936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派潘汉年任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来又任命潘为驻沪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七七事变后，刘晓又立即被派往上海负责领导。　　

3.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1936年6月1日　，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中共中央积极支持了这一事变。　6月12日　，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4.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我党分析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把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作为一个突破口，实现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亦称“青年抗敌决死队”)。　　

5.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1936年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抗日的非嫡系的东北军的阴谋，表示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的具体办法。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表示同意与红军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谈。之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　4月9日　，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初步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我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　6月20日　，党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上层和下层同时并进。根据这一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专门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党中央派出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常驻西安，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为两军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9月，我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我党在大力争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与我党合作，他长期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职。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曾通过南汉宸向杨虎城转达了我党《八一宣言》和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六条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带去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向他阐明当前抗日的形势，提出了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杨虎城消除了疑虑，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与我党初步协商，双方达成了四项协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系，设立秘密交通站、运输站，掩护红军运输和人员往来；为联合抗日做准备工作。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王炳南到杨部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我党同杨虎城的合作。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这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6】。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声明愿意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8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中国国民党，提议国共两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同年　12月12日　爆发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从此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面。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参考文献　　

[1]吴岱峰.黄土高天举红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2]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3]肖超然，沙建孙.中国革命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4]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5]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6]金冲及.周恩来传（全四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惠伯阳.文中图片[DB/CD].延安：瓦窑堡革命旧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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