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央苏区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
孙海林
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教育家；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相一致并为其所决定。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过程可分为萌发期（建党前后至大革命时期）、形成期（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成熟期（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发展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本书着重就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期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教育思想同毛泽东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一样，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思想体系。
1．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早年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在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十分注重教育，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1913至1918年求学湖南一师时，即进行修学旅行、教育调查、教育实习，以学友会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主办工人夜学，建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教育论文《体育之研究》。从一师毕业后，与蔡和森等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进行“工读新村”实验，旋即领导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一度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1919年任长沙修业学校历史教员，主编《湘江评论》。之后，组织领导教育界并联合社会各界开展驱张（敬尧）运动，同时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长沙健学会和湖南问题研究会等等。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为教育救国；平民教育；工读新村；“三育并重”；“读无字之书”；“自动学习，自由研究”。但在这时，毛泽东的教育观是以教育为本位的教育救国思想，属于民主改良主义的范畴。正如他自己于1936年对斯诺所说的，在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1]然而，他在研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以后，认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从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入调查和科学分析，实现了由民主改良主义教育观到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转变，并逐步发展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这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教育思想。而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和教育实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便没有了结合点，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2．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起来，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竣工的，必须依靠一大批革命家、教育家的集体创造，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但是，在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毛泽东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实践最丰富，理论最先进，贡献也最大，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是理所当然而当之无愧的。就以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为例，从1927年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到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止的整整七年里，中央苏区教育的主要领导者为毛泽东、徐特立和瞿秋白，而徐特立于1930年底到苏区，其经历不到四年；瞿秋白则于1933年底才到苏区，其经历不到一年，只有毛泽东自始至终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践到理论对苏区教育进行筹划决策，是苏区教育最主要的奠基者、开拓者和领导者。当然，徐特立、瞿秋白等人对苏区教育的重要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说，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3．毛泽东教育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实践证明，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凡是遵照毛泽东教育思想并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时，教育事业就得到发展，教育质量就明显提高，教育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服务也就比较好。反之则反，教育工作就会走弯路，甚至出现与主观愿望相反的效果。所以说，毛泽东教育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在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教育思想时，必须以严肃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既不轻视和贬损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教育思想这一宝贵财富，也不简单照搬，把它当作孤立、静止和僵化的教条。我们对待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坚持。
4．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结构体系由规定教育价值取向、分析教育现状、确定教育目的、揭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四个部分构成。他以广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为最高价值；将建国前教育现状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建国后教育现状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目的和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有以下基本观点：关于教育和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关于教育改革；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关于尊重人民教师；关于坚持群众路线发展教育事业；关于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这一结构体系就其教育与外部的关系而言，揭示了教育和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原理，为我国教育的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其教育的内部关系而言，把我国教育的实践经验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原则和方式、方法。总之，毛泽东教育思想揭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特点和规律，其认识不是个别的分散的，而是全面的彼此相互联系的。所以说，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思想体系。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教育思想萌发于五四运动之后，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期和中期，即井冈山斗争时期（1927年10月—1931年10月）和苏维埃建设时期（1931年11月—1934年10月），合称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基本条件有毛泽东教育思想萌发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坚实基础，有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客观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与推动，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
1．毛泽东教育思想萌发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坚实基础。如前所述，毛泽东于1920年夏实现了由民主改良主义教育观到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过渡，自此进入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萌发期。他指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用“马克思的方法”——“俄国式的方法”，走十月革命之路。[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抛弃了教育救国论，其教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0年夏至1922年冬，回母校湖南一师任附小主事兼师范部国文教员，对小学、师范的教育教学及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创设成年失学补习班和民众夜学。1921年8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9月到江西安源煤矿创办工人补习学校。1925年初回韶山创办20多所农民夜校。1926至1927年，先后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员养成所、政治讲习班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村的“文化运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以上教育活动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诸如教育权决定于政权的思想；中国革命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根据革命需要而确定教学内容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指导学生自学，加强研究的思想等等。这些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所以称之为“萌发期”，因为这个时期的教育活动都是在党没有掌握人民武装、没有建立人民政权的情况下开展的，没有民主的政治、经济作为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的基础和保证，因而教育活动及其教育思想的落实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
2．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客观要求。中国革命进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由“幼年的党”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党。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随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同时也开拓了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正确道路。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不仅要求搞好政治、军事、经济，同时也要求搞好文化教育。在教育方面，不只是单纯地创办若干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整个苏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教育方针的制定贯彻；教育任务的确定实行；教育经费的筹措安排；教育事业发展途径、形式、方法的选择采用；教材的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发展；教师的培养提高；教育的领导管理等等。这都要求党和政府认真地分别地解决好。否则，教育事业就得不到发展，就不能适应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设的需要。这一客观要求，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也是如此。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和政府在发展苏区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体系，而且从中探索、总结、积累了一系列的可贵的办学经验，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3．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推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揭露批判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和危害，要求苏区干部洗刷唯心精神，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以正确的思想指导革命实践。因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防止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出现。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和推动下，苏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驾驭工作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当时苏区教育在毛泽东、徐特立等人的领导下，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从苏区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红军教育、干部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和儿童教育，逐步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设所需要的新的教育体系。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也受到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干扰，如有的人把教育事业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有取消教育的倾向；有的人提出“在苏区，要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针”，并对知识分子实行“左”的政策等等。但是，由于毛泽东、徐特立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上述错误思想和作法都得到了及时纠正，因而保证苏区教育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推动，对苏区教育的发展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在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发展教育事业，我们党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循，全靠党和政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区的教育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当时，毛泽东虽主持全面工作，日理万机，但对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他亲自指导创办了红军学校、通讯学校、护士学校、红军大学、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等专门学校及各种训练班，曾兼任红军学校政委和苏维埃大学校长，到许多学校和训练班上课、作报告。他主持中央政府在三年里召开49次常会，在现存的39次会议记录中，专门或兼顾讨论教育工作的会议达20次之多，发布了两个教育“训令”和多个教育文件。先后深入寻乌县、兴国县、上杭县才溪乡、兴国县长冈乡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报告中详细地记述了当地的文化教育状况，并在苏区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论述教育的署名文章。1934年3、4月间，组织领导中央政府教育部将过去制定颁布的有关教育纲要、条例、章程、办法、决议及新制订的教育简章共24个文件汇集起来，定名为《苏维埃教育法规》予以公布，要求各地贯彻执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教育工作的第一部教育法规，弥足珍贵。特别是1934年1月在“二苏大”的报告中就苏区文化教育进行了专题论述，不仅总结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提出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这对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毛泽东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主体部分。此外，徐特立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自1931年起，不仅领导教育部制订并签发了多个训令、条例和文件，编审了100多种教材，而且兼任了闽瑞师范、列宁师范、农业学校校长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担任了政治、历史、地理、农业常识等学科的教员，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展现的丰富的教育思想，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1934年2月任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徐特立改任副部长），一直任副部长的沙可夫及先后任教育委员的杨尚昆、方维夏、魏挺群、曾镜冰、张欣、阿丕、潘汉年、谢然之等，他们为苏区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三、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基本标志
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基本标志主要有：规定“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要求“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确立“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提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坚持“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造就革命知识分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
1．规定“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民只有在推翻地主政权之后，才有可能大办自己的学校，开展普及教育，迅速提高文化水平。这是政权决定教育权的科学论述。在开拓领导苏维埃新教育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抓住这一根本问题，把发展苏区教育与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教育性质的根本转变。教育的性质决定教育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甚至“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苏区这里“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总之，苏区教育是广大劳苦群众的教育，苏维埃政权必须保障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毛泽东在创建苏区新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工农受教育的问题。他主持起草并经“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将工农受教育权用法律形式给予保障。《大会宣言》还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
2．要求“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苏区教育是由苏区的政治、经济决定的，没有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就不能产生和形成苏区教育。但另一方面，苏区教育又给苏区政治和经济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为苏区政治和经济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苏区教育，苏区也难以创建、巩固和发展。毛泽东领导的苏区革命斗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工农参加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革命战争；二是发动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社会生产力。毫无疑问，土地革命是阶级斗争，革命战争也是阶级斗争，而且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其区别在于：革命战争表现为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土地革命则主要表现为苏区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但前者是首要的和根本的，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劳动人民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各项建设就无从谈起。所以，毛泽东说，苏区的“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3]同时，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3．确立“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教育方针是对教育的性质、宗旨以及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等方面的原则规定。教育方针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实践具有导向作用。教育方针是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创建苏区教育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苏区革命斗争的性质、任务和苏区政治、经济的特点，随着苏区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和教育认识的逐步深化，始终为苏区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苏区教育发轫于红军教育。1929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古田会议决议》论述了红军教育，特别强调进行红军党内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这“是党的重大任务之一”。“决议”还对红军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形式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这对红军教育的发展以及整个苏区教育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931年11月，他主持“一苏大”通过的《宪法大纲》《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大会宣言》等文件，对苏区教育的性质、目的、工农劳苦民众的受教育权等问题作出了明文规定。这不仅对苏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使苏区教育进入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的新阶段。1934年1月，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一教方针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苏区教育的性质、方向、目标和途径，是苏区教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苏区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4．提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历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苏区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处于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一方面要夺取反“围剿”革命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要搞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各项建设，不论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发展教育事业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苏区发展教育事业的独特之路。首先开展干部教育，包括军队和地方的干部教育。因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和搞好苏维埃建设，最重要最迫切需要的是培养和输送领导战争和建设的各级干部。1927年10月，他上井冈山不久，即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个教导队，招收有发展前途的战士，培养成为连排级干部。1929年4月，在兴国潋江书院创办第一个土地革命训练班，培训土地革命干部。这都是苏区实施干部教育的范例。随着苏区斗争和建设的发展，又先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列宁师范学校、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教育干部学校等等。这些学校虽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学习时间较短，学习内容集中，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员讲课与学员自学、讨论相结合，使干部教育更好地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与此同时，广泛开展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教育。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侧重于政治教育，从启发和提高阶级觉悟入手，激发其参军参战、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热情。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侧重于以识字、扫盲为中心，开展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其动员之广泛，组织之严密，形式之多样，方法之灵活，成效之显著，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如兴国县在不到三年里即扫除文盲60%。还有小学教育，党和政府也特别重视。随着形势的发展，苏区各乡村普遍办起了小学，或初小或高小或完全小学。为提高小学质量，先后制订并颁发了《小学教育制度草案》《小学课程教则大纲》等一系列教育法规和文件，并根据战时的实际情况，将10年义务教育缩短为5年。这对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培养革命新后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述教育类型及其所采用的教育形式和方法，似乎不怎么正规，然而在当时，如果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者照搬苏联正规化的主张和作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正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苏区教育有了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的一个显著标志。
5．坚持“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区的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①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区教育结束了旧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女因受剥削压迫而被排斥在学校门外的历史，开辟了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女在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新时代。如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对于红军死亡或残废者，其“子女弟妹幼小的由国家设立革命纪念学校专门教育他们，并由国家维持其生活，直到年满18岁，由国家介绍职业为止”。正如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所说：“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②改革教育指导思想。毛泽东自始至终认为，苏区教育是一种全新的人民教育。苏区教育必须为党在苏区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并成为总路线、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教育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其突出特点是重视红军教育。因为红军的素质直接决定革命战争的胜败。因此，对红军的教育，包括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以全面提高红军的战斗力。③改革教学内容。取消反动的课程和教材，增加思想政治教育；贯彻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增加军事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增加职业课程和劳作实习；实行少而精，强调切合工农、士兵水平，选取社会实际教材，学了能发挥作用、产生效果。在徐特立为主任的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指导下，苏区编辑、印刷的教材、课本，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13种，其中红军教育49种；干部教育和专业教育32种；工农业余教育16种；小学教育16种。至于扫盲教材、课本的种类就更多，几乎各县、乡都编有扫盲教材和课本。这些教材、课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知识性和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等特点，对苏区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④改革教育方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其核心是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这是改革教育方法的指导思想。如，中央教育部制定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以“十大教授法”为指导，规定小学教授方法的原则是：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联系；教育及儿童创造性的发展。各校教师都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⑤改革学校管理制度。各级各类学校废除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管理制度，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和健全学校的领导制度。有的学校实行校长制，由校长和教务、训育、事务主任及学生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处理一切校务。有的学校实行委员制，学校的重大问题均由学校管理委员会商量解决。二是建立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教师不但要教，而且还要学，坚持教学相长。学生要尊师，但可以提意见，目的是为了改进教学工作。三是建立学生组织，培养自治能力。有的学校成立学生会，有的成立学生公社，规模大的还在学生中建立共青团、儿童团组织，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教育部在《小学管理法大纲》中规定：“苏维埃的小学管理法，主要的目的是发展儿童的自治能力，养成学生自觉的遵守团体纪律的习惯，确立整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的集体生活。”
6．“造就革命知识分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苏区，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早在1929年他就以红四军党部的名义，发表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中央政府成立后，他曾多次对徐特立说，要切实做好教师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教育事业办好。1933年在报刊上公开登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特以现金聘请那些来自白区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才……。同年10月又在《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一种单独的成分是不对的。” “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 1934年1月又在“二苏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教师的光辉思想。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知识分子容易“反水”、“不可靠”、“不能信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此，以毛泽东、徐特立为代表的党政领导和干部群众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并着力为教师队伍建设抓了两件事：一是举办师范学校和干部学校，培养教师和干部，造就工农知识分子。二是颁布《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依照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乡苏维埃应发动群众帮助小学教员耕田，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小学教员每半年给奖一次”，“奖金为半年生活费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 十” 。“一个教员连续取得第一等奖金两次的，按年增加原有奖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同时，在区以下成立“红色教员联合会”，“团结小学教员，研究教授和管理儿童的方法，有组织有计划的领导儿童参加革命运动工作，并发展苏维埃小学的建设，改良教员本身的生活，实行教员群众的互助”。重视知识分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苏区就坚定地抓住这一条，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对教育事业有了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的显著标志之一。
7．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苏大”庄严宣告：“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教育部在《教育行政纲要》中规定：“教育部必须取得共产党及共产青年团方面政治上的领导和协助”，并对如何加强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苏区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主要为：①设置各级教育行政组织，配备优秀干部；②建立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③培训教育行政干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④制定教育法规，依法进行管理；⑤采取有关措施，开展革命竞赛；⑥实行教育巡视报告制度，掌握教育情况；⑦创办文化教育刊物，借以指导推动工作。
四、毛泽东苏区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全新的思想、全新的办法创造了全新的苏区教育。毛泽东苏区教育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描绘了基本思想轮廓，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苏区教育思想有以下基本特点。
1．坚持文化教育为“工农武装割据”服务。苏区文化教育实质上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单纯社会主义的，而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苏区文化教育伴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巨大工程，而文化教育是基础工作，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离不开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必须为“工农武装割据”服务。所以，毛泽东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中指出，要“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瑞金、会昌等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在这个查田运动的胜利中，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经济动员，努力秋收，创办合作社，发展文化教育！”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要求“以查田运动的胜利去发展文化事业，普遍的建立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列宁室、图书馆、墙报等等，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随后又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根据毛泽东这一指导思想，中央教育部在《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公开的和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的政治斗争联系着，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公开的认定教育政策是发展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在剧烈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中，教育也只有同革命战争的各方面——儿童的实际生活联系着，方才能够真正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新后代。”文化教育为“工农武装割据”服务的问题就是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一定的教育是由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包括教育在内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教育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是他对苏区教育从实践经验到理论升华的科学总结和概括。
2．坚持“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是毛泽东一贯的教育思想。他在五四运动后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时，就组织师生种菜、养猪、印刷，共同劳动和生活。在中央苏区，明确地把“教育与劳动联起来”作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重要内容。1934年2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同年4月，教育部在《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也具体地阐述了劳动在教育中的意义和坚持教育与劳动相联系的目的：“是要从培养极大多数的工农的知识分子，进到将来完全消灭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别，要教育极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子弟，使他们成为有能思想的头脑，有能劳作的两手，有对于劳动的坚强的意志的完全的新人物。苏维埃的教育，是要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的联系起来”。当年苏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从培养少年儿童的列宁小学到培养军政高级干部的干部学校，都十分重视劳动教育，许多学校本身就是通过师生的劳动而建设起来的。那时，苏区不仅有一批半工半读的专门学校和紧密结合生产劳动的职业技术学校，而且几乎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坚持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当时教育与劳动的联系，还只是与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劳动相联系，没有条件与近代的生产相结合，但即便是这样的生产劳动，对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减轻政府和家长的负担，陶冶师生的思想感情，使学校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教育机构，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敌人统治下，先后利用军阀混战和国共合作的机会，争取合法的地位而开展的，因而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限制。苏区教育是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根据地，才有了自己独立开拓、领导教育事业，并从容地进行建树的条件和基础。苏区教育发轫于红军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毛泽东曾经指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摆在红军面前的迫切任务。”[4]因此，他于1927年12月就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以培训工农革命军基层干部和赤卫队干部，教育内容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并亲自给学员讲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从此开始了红军中对干部的专业教育。毛泽东在抓好红军教育的同时，也注重抓紧地方教育，以红军教育来推动、支持、指导、协助地方干部教育、工农教育与儿童教育。如，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决议强调了干部教育问题，指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具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要“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同时要做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应“使地方工作人才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才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才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才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才”。总起来说，苏区教育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创立了，到中央苏区建设时期形成为相对统一的独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毛泽东对苏区教育的艰辛开拓和卓越领导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理论和宏观上高屋建瓴，全局在胸，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从革命战争的总任务、总目标的战略高度，提出教育事业的方针、任务、政策，牢牢地指导和把握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二是在实践和微观上脚踏实地，立足实际，亲自动手，创办学校，制定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课程，并亲自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卓有成效地实施了对教育事业的开拓和领导。
4．坚持教育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一贯重视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发动和组织群众办学。如1917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主办工人夜学，1922年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1925年在韶山开办农民夜校等。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这说明苏区教育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苏区教育高速发展、空前繁荣的生命源泉。苏区教育有国家办学、部门办学、团体办学，还有私人办学、民办公助等方式。无论什么办学方式，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调动了青年团、工会、赤卫队、少先队、贫农团、妇代会、儿童团、消费合作社、红色教员联合会、赤色体育联合会、消灭文盲协会等各机关团体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全党全民办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苏区就是一个大学校。在办学中，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的原则，根据苏区人口分散的特点，结合斗争和生产的需要，照顾生产习惯，方便群众生活，因时因地因人因校制宜，创造多种办学形式，不仅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干部学校，也有分散的不正规的夜学、半日学校和遍及城乡的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问字所等等。学校类型、入学条件、学制年限，并不要求整齐划一；一所学校内的各个班级，也因学员情况和培养目标不同而异；即使是同一学校的同一专业，也因时间先后、条件不同而有差异。至于工农业余教育、群众文化活动等等，更是灵活多样，色彩纷呈。总之，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求学的愿望，形成万紫千红的群众办学热潮。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和学校管理等方面也破除了旧教育的框框、套套，处处闪耀着群众路线的光辉。办学中的困难也依靠群众来解决。如没有教育经费，采取的主要办法是：①政府拨款，即按规定从土地税中抽出20%；②机关团体资助；③发动群众募捐，一个学期2至3次，谷、米、油、菜均可，再变换成现钱转作基金；④向富农募款，每年1至2次。学校没有黑板，就利用庙宇或祠堂的牌匾；没有课桌椅，就发动学生自带或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纸和笔，就组织学生制沙盘、石板、石笔；没有体育器械，就师生动手挖沙坑，做秋千和单双杠……从而克服了一切困难，不仅使苏区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而且办出了人民教育的特色。
5．坚持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对教育事业的干扰。苏区地处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山僻壤和战争频繁的环境姑且不说，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对教育事业的干扰，毛泽东开拓和领导苏区教育并非一帆风顺，“风景这边独好”的教育局面和巨大教育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当时党内始终存在着右倾情绪，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是一切服从战争的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应该取消，学校也该停办，把文化教育经费全部安排到战争上去；有的同志则主张，教育不必服务于战争，教育应该离开战争而独立存在。这种“取消教育”和“教育脱离政治斗争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断纠正这些错误倾向，在“二苏大”报告中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指出，文化教育建设的宗旨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当时干扰教育事业的主要还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二苏大”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产物。其一，苏区教育是“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指导”，还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毛泽东认为，苏区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必须“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为依据，来制定苏区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主张苏区教育应该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在理论上混淆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界限，把社会主义教育当成了苏区教育的行动纲领；在实践上是梦想一个早上出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全国“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左”倾政治错误在教育工作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点，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决定“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从”，就是针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主张提出来的。“左”倾方针的失足，在于它“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5]其二，苏区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孰先孰重。这两种主张不单纯是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谁先谁重的摆位问题，而是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教育体制的战略原则问题。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四项中心任务，其中“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三项都属于成人教育，而且主张工农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为先为重。这是符合苏区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主张以儿童教育为先为重，即要机械地照搬照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的“正规化”教育。这是脱离苏区实际的。依据一般教育原理，儿童教育应该是国民教育的主体。但是，苏区的实际是：“一切苏维埃工作，应该服从战争”，服务战争，争取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战争是第一位的，而发展生产又是坚持战争的物质保证。因此，教育对象首先是担负革命和建设的各级干部，其次是工农群众，儿童教育不得不让位于第三位。当年，毛泽东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干部教育和红军教育方面，而工农教育和儿童教育主要依靠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去办。后来在延安，党和政府提出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在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教育第一，培养未来干部教育第二；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第一，儿童教育第二等。这是苏区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深化，是对革命战争时期教育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中央苏区形成的毛泽东教育思想，较之历史上各种教育学说，具有独特的革命性、民族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不仅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而且是同各种错误教育思想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对新形势下的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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