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辨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提法据说是这样来的：
1961年5月3日 刘少奇回到家乡搞调查，“他对农民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一次，在同农民谈话时，刘少奇问：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农民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有一次，他问几个农民，1960年门前圹里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安湖圹里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农民们回答说没有，还有半圹水。安湖圹是离刘少奇家不远的一口大水圹。他记得，小时候有二年家乡发生旱灾，安湖圹和门前圹里的水都车干了。这次还有半圹水，可见灾情并不像说的那样严重。这两件事给刘少奇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引用这两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农村的困难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见廖心文著的《努力理解毛泽东的周恩来》一文）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一个湖南农民讲的这么一句充满感情色彩的话，在八十年以后，居然被某些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彻底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时用它；在鼓噪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人时用它；在咒骂毛主席“独裁”、“ 专断” 时用它——总之，这句话到处被滥用，差不多用烂了。
这句话，究竟真理乎？谬论乎？今试辨之。
1959——1961年是什么样的自然灾害？
判断灾小灾大，是看一乡还是看全国？
1960年，刘少奇家乡的水圹里还有半圹水，所以当地农民说“天灾有，但是小”。 但是全国的灾情如何呢？一个“三分天灾” 论者在其所著的《天堂挽歌》中也不得不承认如下事实：“我国历史上，几乎无年不灾，无地不灾。但是1959年至1961年，却是我国极其严重的受灾期。”1960年“北方冬麦区如河北、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山西、陕西关中、辽宁西部等地，冬春雨雪奇缺，从上年的12月直到本年6月降水量少，干旱一直持续到初夏。由于降雨奇缺，山东省境内的坟水、潍水等8条主要河流发生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河段曾有40多天断流或几乎断流。许多地方圹库干涸，水井断源。广东沿诲、海南岛旱期长达7个月。云南、四川西南部和贵州西部一带冬春连旱。”“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暴雨成灾。、、、、、、、”
对1960年的灾情，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全国仅受旱面积就达到6亿多亩，水灾面积1亿多亩，再加上虫、风、雹等灾害共约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令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1959——1961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最突出表现是粮食问题。“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 也是由于粮食问题。那未粮食问题主要是什么造成的？真是如某些人说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吗？
先看一下建国至1961年的历年粮食总产量：1949年为1。1318亿吨；1950年为1。3213亿吨；
1951年为1。4369亿吨；1952年为1。6392亿吨；1953年为1。6683亿吨；1954年为1。6952亿吨；1955年为1。8394亿吨；1956年为1。9275亿吨；1957年为1。9505亿吨；1958年为2亿吨；1959年为1。7亿吨；1960年为1。435亿吨；1961年为1。475亿吨。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是从1955年合作化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年年粮食增产；二是全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1958年，也是农村中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最严重、最突出的一年，粮食产量最高，比全国土改完成后的1952年增长22%。
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并着力纠左，克服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问题开始得到逐步解决以后的三年即1959——1961年，粮食产量却下降如此厉害？显然，当时决定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还不是我们的方针政策。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农业生产是以人力、畜力为主，施肥也主要施农家肥，农田水利建设正在进行中，简言之，还是“靠天吃饭” 的农业。碰上风调雨顺，粮食自然丰收，我们工作做得好，方针政策对头，可以增产多一些；遇上大的自然灾害，如连续干旱少雨六七个月，江河“断流”，“ 圹库干涸、水井断源”， 田地龟裂，禾苗枯萎，粮食自然要减产甚至失收，我们工作做得好，方针政策对头，可以少减产一些，但减产是无法避兔的。1959——1961年我国遇到几十年“也没有听说过” 的“极其严重” 的自然灾害，全国一半以上耕地受灾，粮食大面积减产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把它说成“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 岂不是“主观意志决定论”？ 岂不是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就已经可以“人定胜天” 了？
那为什么在不受灾、受灾小的地区如刘少奇的家乡，仍然出现“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 呢？
这的确是高征购造成的。但把当时实行高征购政策称为“人祸”， 则是非常错误的！
在全国粮食大减产的局面下，当时对不受灾、受灾小的农村不实行高征购政策行么？
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9505亿吨，农村留粮 1。47亿吨，国家征购粮食4805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24。63%。国家征购的粮食主要用来供应城镇工矿人口、军队、灾区灾民。1959——1961年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减产，如1960年粮食总产量只有1。435亿吨，比1957年减少了5155万吨。按1957年城乡人均年消费浪食约200公斤计，也就是缺2。5775亿人的粮食。怎么办？
如果仍然按1957年的比例24。63%征购粮食，则国家只能征购到3534。4万吨粮食，这意味着至少有6353万城镇工矿的老百姓和解放军没有饭吃！（还不包括1958年以来因生育和招工而增加的城镇工矿人口）恐怕古今中外，也没有那个朝代、那个国家敢对几千万人没有饭吃的问题置之不理。
即便按1957年的征购数4805万吨征购，也占到当年粮食总产量1。435亿吨的34。48%。与实际征购的比例35。7%差不多。这样，农村的留粮就由1957年的1。47亿吨减少到0。9227亿吨，农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了37%左右，（相当于缺120天的口粮）实际上无灾区、小灾区的农民缺粮相对没这样严重；而重灾区的亿万农民由于粮食失收、基本失收、大减产，则缺粮非常严重，急需国家从征购粮及历年库存中调拨大批粮食救饥度荒。为此，在三年困难时期，供应城镇工矿的人均粮食消费也下降了15%，粮食定量、油、肉、副食品供应也明显减少。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即便对不受灾、受小灾的农村实行高征购，城镇工矿减少粮食消费，并动用历年粮食库存，全国的粮食供应仍一直非常紧张，周恩来总理变成了全国粮食总调度，许多地方的库存已挖空，全国几乎到了无粮可调的地步，“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京津沪库存只剩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到什么程度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对救灾工作是怎样的竭心尽力也由此可知！当时对不受灾、受小灾的农村实行高征购政策实在是迫不得巳的救灾手段更由此可知！
抓住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饿死一些人大作文章，借此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大加攻击的右派精英，他们似乎都患了历史健忘症。
中国历朝历代，那一次大灾荒不饿死大批人？！远的不说，说近代的：
1876——1878年整个华北地区大旱，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见雪珥著《饿死千万：大清国如何维稳》）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
1928——1930年北方旱、蝗、风、雪、雹、水、疫各灾并发，死1300多万人；
1931年长江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饿死6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无数；
1943年广东大饿荒，300万人冻饿而死；
1946年和1947年南方大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万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以上摘自2009年10月22日《星岛环球网》文章“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编辑陈诚）
如前所述，1959——1961年我国遭遇“几十年未听说过” 的“极其严重” 的自然灾害，一半以上耕地受灾，致粮食大减产，如1960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5155万吨，相当缺二亿五千多万人的口粮！这样严重的灾荒，不说发生在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就是发生在现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无法完全解决二亿五千多万人的粮食，都无法避免饿死人。所以说，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出现饿死人的事，根本不值得象右派精英那样大事鼓噪、大张鞭挞。我倒觉得应该强调以下两点：
（一）与历朝历代不同，过去在饥荒年代，尽菅饿殍遍野，枯骸塞途，但是官商之家，奢费依旧，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可是在1959——1961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年代里，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层党员、干部，都和老百姓一样吃不饱，勒紧裤带率领群众，千方百计共度饥荒。就连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也吃野菜，生浮肿病。试问：古今中外，有那朝那代的皇帝、那个国家的元首、那个执政党的领袖能象毛主席那样？！有那个王朝那个国家的政府能象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样？！
（二）、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在二亿多人缺粮的严重局面下，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如果不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如果不是对无灾区实行高征购政策，搞全国粮食统一调配，以丰补歉，征有粮救无粮；如果不是尽可能动用历年粮食库存用于救灾；而是象过去朝代那样，任由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任由灾民逃荒流散，则饿死的人必定会更多更多。
从全国救灾大局考虑，政府对无灾区、小灾区实行高征购，拿走农民部分口粮，使那里许多人生浮肿病，还想不到竟致饿死一些人（成百上千人）；但政府把征购到的粮食送到重灾区，则变成缺粮灾民的救命粮，使大批（成千上万）濒临饿死的灾民得以活命。政府这样做，是功德乎？罪过乎？
总而论之，一个只看到本地情况、只关心自身利害的湖南农民愤然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句偏颇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懂得全国严重灾情、关心亿万缺粮灾民生命的人，是断不会苟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句话的。除非他另有目的。
写于2011年3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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