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金辉的“风调雨顺”和动辄“五十年一遇”
崔永元在扬州大学鉴真图书馆做“口述历史”的报告，面对台下的年轻听众，他面色沉重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主持人请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开场白无意中说道‘三年自然灾害’，一个学者当时就不愿意了，说你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说什么叫自然灾害，那是人为的灾害。上海有个气象学家，好像是叫丁辉吧，他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据他的统计，100年来，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情况差不多是百年来最好的三年。所以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靠不住。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来还靠不住，那就是人祸。（热烈鼓掌）我们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我在官方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但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出来吓人，3750万！这三年，比我们抗战时候损失的人还要多”崔主播的这个讲座视频挂在很多网站上，数以百万计的网民进行了浏览。
崔主播的功课开始做的不好，没有一个叫什么“丁辉”的，更别提什么“气象学家”。有个旅居美国的丁抒，是华人最早写“饿死三千万”的，不是气象学家。还有一个上海的金辉，也不是气象学家。崔主播把两个人捏合在一起再挂上个“气象学家”的招牌，就比较唬人了。看来凡是做坏事的人，都不认真。
一个网友看到“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与多年同期相比偏少4至6成，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少年份”这则新闻发出感想，指出金辉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实际上是风调雨顺，甚至是三百年来最好的一年，属于造谣。很有点说服力。贫道就接着这个话题说几句。希望版主这次给放出来。
金辉可不是白给的，人家切切实实拿出了证据：他列出一个《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说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它将一年一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大势。根据这个表看，1959-1960年确实不存在严重旱涝情况。于是，所谓“气象学家”发现就算不风调雨顺，起码没有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可惜有人很快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1960年中国有3700多个水文站，穷举这些水文站的记录来说明情况，对搞科研的来说一点过不算困难。最主要的是这属于必须做的事情。但这批“气象学家”偏偏挑出其中120个，也就是仅仅3%的水文站数字来做结论，显然很不地道。说的难听点，属于学术造假。
第二，水文站并不是记录气温、降水、干湿度等气象信息的网站，而是记录流域径流情况的网站。水文站不属于气象部门，是属于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等）的下属机构。水文站的职责是“组织实施水文勘测，收集、整理、分析水文资料；监测江河湖库的水量、水质”。这样一个网站怎么能反映气象征候和规律？“气象专家们”为何不采用自己系统内在各县都设立的，完全能反映降水、温度等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气象”网站的资料，偏偏用不能反映气象情况，水利部门的资料，确实令人不解。
因此，金辉的所谓气象学家证明没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论证，基本可以认为是“装孬”。
1961年到现在无非过了50年。当时了解情况的人现在还多得很。这个时候就敢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再过20年，恐怕就更敢胡说了。幸亏气象记录还都有，而且很多回忆录上也有。
贫道看到一本《“大跃进”亲历记》的书，里面基本都是控诉大跃进的文章。但是既然是“亲历”，有时候还是注意事实的。比如对大跃进深恶痛绝的梁志远先生在《“大跃进”在安徽亳县》一文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1958年以前，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 820毫米 左右，1959年降水量为 634.1毫米 ，属于偏少，但旱情出现在7-10月的关键时刻，就形成了严重旱灾。”接着他记载了本县气象部门的资料：
7月中旬 0.2毫米 ，
7月下旬 9.5毫米
8月上旬 16.7毫米
8月中旬 1.5毫米
8月下旬 33.3毫米
9月上旬 0毫米
9月中旬4.7毫米
从 7月10日 到 9月20日 ，这个地区72天总计降水65.9毫米。其中玉米和水稻拔节的最关键的7月10日至8月20日的41天中仅仅下了 27.9毫米 。7-9月间72天内这样的降水情况，只要在农村待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一季秋庄稼即使没有绝收，也会是灾难性的减产，而且会严重影响冬小麦的种植和生长。
农谚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安徽亳州与河南信阳是斜对角。河南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一直到山东是一条宽大的气候带，在1959-1961年这个广大地区的旱灾是非常明显的。当时的信阳地区副书记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也登载这本书上）中写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第二年信阳地区又遇水灾，死伤人口1657人。接着1961年又遇严重旱灾，降水量比1959年还低10%，粮食总产仅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0.28%，其中主粮水稻只相当于平产年份的36.55%。怎么评价信阳事件的人祸因素是一回事儿，但对于这三年连续自然灾害情况，信阳上年纪的人是记忆犹新的。
贫道当过知青，现在一些农谚还记忆犹新：“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农历），农民吧阳历七八月份说是“三天一小旱，五天一大旱”。因为这时候正是秋庄稼拔节关键时期，又叫“掐脖旱”。下过乡的人都该了解这个道理：怕的不是年平均降水量的大小，怕的是该下雨时一点不下，不该下的时候拼命下。
什么时候最怕旱？一个是阴历四月，这个时候是小麦灌浆时期，如果出现严重旱灾会造成严重减产。另一个就是农历七八月份。这些年经常也有什么“五十年一遇”的旱灾。比如前年北方小麦区旱灾面积很大，也说是什么几十年一遇。但旱灾发生在10月-3月，三月后就下雨了。因此当年小麦还是丰收。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灾，对小麦影响会很大，甚至是灾难性的。好在这些地方不是小麦主产区。据说月底能下雨，那么对水稻的影响就不是致命的。
一般来讲，水灾时间持续短，而且影响面积小（主要是 洼地）。
农业自然灾害对人类生活影响，不怕一季甚至一年中灾害有多严重，最怕连续数季尤其数年发生灾害。不怕某个地区发生多严重的灾害，最怕波及全国的灾害。灾害会造成种粮的消耗，牲畜的减少，人畜病弱，储备降低甚至告罄。如果第二年没有灾害，情况会很快好转。如果第二年依然是灾年，上年的困境会叠加到第二年造成更多不利于生产恢复的状况。而连续三年，问题就大多了。同时，灾害面积对灾害结果的影响也非常大。少数地区发生灾害，其他地方有能力救助，国家有能力调配。连续大面积发生灾害，问题就难办了。人类历史上形成大面积死亡的自然灾害都是持续几年、受灾面积很大的自然灾害。
现在动辄说某地出现“百年一遇”的“水灾”和“旱灾”并不符合气象学规范。所谓百年一遇并不仅仅指降水量多少，更重要的是灾害持续时间。百年一遇的水灾气象学上是按连续两年发生旱涝指数小于2.55的水灾来定义的。连续旱灾或水灾年份越多，几率越小。中国水灾没有连续3年以上的，但旱灾则能达到连续四五年。
欧洲沿大西洋区域很少有严重农业自然灾害的记录。但是1315年夏天整个欧洲遭遇连阴雨，持续低温阴霾天气造成粮食减产。1316年依然阴雨绵绵，气温很低，农业持续减产。人们终于坚持不住，宰杀牲畜，大量种粮被吃掉。阴雨低温持续3年，形成一次严重饥荒。据记载欧洲这个时期有10-25%的人被饿死，人口数量持续降低了10年。十几年后才恢复到1315年的水平数字。如果这次连阴雨只有1年，甚至只有两年，最后的结果都不会这样。正是这次水灾连续年份特别常，至今也是欧洲灾害史中最典型的自然灾害。1876-1879年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5省连续4年旱灾，被称为“丁戊奇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学者估计死亡在1000万以上。
发生在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持续时间确实偏长，受灾和成灾面积也是解放以来最大的。
“三年自然灾害”有这样特点：
首先，灾害面积大，灾情显著。1950-1958年的9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1959-1961年受灾面积达到年平均5728万公顷，是此前9年平均值的291%；成灾面积年平均2251万公顷，是前9年平均值的257%。受灾和成灾面积均为中国有记录以来数量最大的。
其次，灾情持续时间长，每年都加重。1959年成灾面积比1958年几乎翻一番，而1960年再扩大50%，1961年继续扩大。甚至1962-1963所谓“恢复时期”，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是前9年平均的154%和185%。也就是说，即使说出现了一次“五年自然灾害”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说事情要讲事实摆道理。而且要讲全部事实，也就是必须说的事实，要讲大道理，站在全面、历史的角度上讲道理。抓住部分事实，用小道理否定大道理，很难说服人的。尤其是碰见贫道这样的。
贫道注意到，很多右派尤其是疯僧喜欢抓住部分事实就开始控诉了，他这个毛病贫道早就发现了。这不好，起码缺少说服力。比如最近说什么“夹边沟”，说右派被判刑劳改很惨。反右扩大化是不对的，给了一些人借机整人的机会，一些右派最后也很惨。这都正常。贫道说正常，一是因为1957年离结束国内动刀动枪杀人才五六年，一些干部一看有人反共产党没动杀机就不错了，因此五十多万右派最后被劳动改造就很正常。要是蒋介石，恐怕都杀了。412后清党，国民党杀的共产党也无非几万，但清党杀的人达到几十万，大多数无非是农民和一些同情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共产党正常“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就可以了。拿现在政治斗争的情况说当年，无非是糊弄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而已。
贫道父亲就被划为右派，而且很冤枉。不像贫道自己，四五写“反诗”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抓到监狱里是自找的，用不着自然向前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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