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心理战之“户口问题”和“饿死三千万”

　　信息心理战之“户口问题”和“饿死三千万”

　　任凭(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7-30/3765.html

　　本文要点：

　　1、毛时代的户籍制度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户籍政策也和国企等等一样，被特色精英们转了基因。毛时代城市缺少劳动力时，会从农村大量招工，国家会给这些劳动力城市户口及相关待遇。大跃进期间，曾有几千万农村人进城获得城市户口和相关待遇。70年代，也有大量农村户籍人口进城获得城市户口。

　　2、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漫天飞的年代，我们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心里战”，这场战争直接针对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历史。每个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便是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

　　3、所谓大跃进导致饿死三千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4、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完全是弥天大谣言。当然，饿死一个人也是悲剧。但其责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热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当时一线领导人承担，而不是毛主席承担，毛主席是最早发现最早纠正浮夸风等大跃进失误的。在地方上，则是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这类热衷于搞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承担。有意思的是，像这些大搞浮夸风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间受到群众批判，而改革开放后却被平反。大跃进失误的责任则被离奇地推倒毛泽东头上。

　　正文：

　　在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户口制度 毛时代”，会得出一大堆攻击毛时代的文章，比如：

　　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就是毛时代搞出来的(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就是毛时代搞出来的，当年如果国民党也搞这么严格的户口控制，就没有gcd了)、只有在毛时代才实行了城乡户口隔离制度!(中国历史几千年，只有在毛时代才实行了城乡户口隔离制度!老毛制造的最大人分贵贱差别，莫过于黑、红五类政治成份划分了) 、毛时代的垃圾被抛弃：辽宁拟取消城乡户口界限、分配不公 源自毛时代及制度(建国将近30年，当时占中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被户口制度牢牢地拴在土地里)、毛时代的中国--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 种不同的身份)、再简单不过了，户籍制度(城乡隔离制度)等同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毛时代农民没有多少人身自由，是隔离制度的最低阶段，农奴制阶段!)…………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一些人出于对户口制度的痛恨，把今天种种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毛时代建立的户籍制度，把今天由户籍制度带来的种种不公都归结于毛泽东，这是十分不客观的。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的国企和毛时代的而国企已经不是一回事，改革开放后的官员和毛时代的干部也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干部腐败军队也腐败，而去痛恨创建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毛泽东，因为在毛时代的三十年，干部总体上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在毛时代清廉指数是逐渐上升的。

　　比如，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文革，全社会所有的文人资源都用来妖魔化文革，许多文革及毛时代中不存在的事情，还有就是毛泽东的政敌所搞的破坏，都加到毛泽东和文革头上。但是文人们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找到多少文革期间干部们贪污腐败的案例。改革开放初期，搞“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大批造反派出身的干部被整肃，这是共和国60年来规模最大、涉及干部人数最多，镇压和处理最残酷的政治运动，即便是这些人中，也没有发现什么贪污腐败分子。要知道在文革前，“三反”、“五反”、“四清”都是查出不少腐败分子的。可见，毛时代是一个腐败越来越小的过程。

　　当然，这里只是描述一个客观情况：由于文革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每个干部都整日战战兢兢，生怕被群众抓住把柄批斗，造反派保守派之间的相互监督，普通群众的大字报也起到重要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对基层干部的监督作用。这种大字报的监督作用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直到四大在宪法中被废除，西单那个著名的minzhu墙被取缔为止。

　　这里并不是为文革平反和辩护，文革期间，由于一些投机分子的误导和破坏，毛泽东的文革初衷和意图并没有得到落实，一大批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干部如陈云、李先念、王震、黄克诚、邓力群、马宾、魏巍等都遭受很大冲击和迫害(这些人在改革年代却坚决捍卫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文革的严重失误，这些是需要彻底否定的。但是，当然像吴芝圃这样搞浮夸风的官员和茅于轼这样的反共文人在文革中受群众批斗那是应该的。

　　历史真实情况是，当毛泽东思想及其所设立的制度被改革和抛弃后，针对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的确也很少了，但是干部腐败越来越严重。即便是在80年代，受毛时代遗风的影响，腐败和黄赌毒也没有今天那么严重。可见，随着毛泽东思想及制度被抛弃的过程，正是腐败加重的过程。如果毛时代国企、干部、社会风气比现在更腐败，随着改革和抛弃毛思想及毛制度，腐败被清除了一些，但是还有残余，你去痛恨毛时代和毛泽东才是有道理的，但是历史事实刚好相反。

　　如果客观分析毛时代，我们发现毛泽东及其他的干部们一直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这包括：将城市的医疗卫生资源下乡(六二六指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将东部发达的资源和人力投入西部(比如三线建设)、大学招生工农子弟优先(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知青上山下乡支援农村、限制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展，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资源向落后地区转移、在农村搞社队企业-即80年代的乡镇企业，使农村转变成城市……一定程度上，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在毛时代得到了很大程度实施。另外一点许多人不清楚的事情是，毛时代的户籍制度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户籍政策也和国企等等一样，被特色精英们转了基因：

　　在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农民及农民子弟通过招工、参军、升学的方式十分顺利地进入工厂、拿到户籍、定居城市。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户籍政策，当城市劳动力缺乏时，会从农村招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进了工厂当工人就会比较快地获得城市户口，获得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也就是说，按照毛时代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拥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都应该获得城市户籍。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会出现一个工厂常年使用一个劳动力，而不给这个劳动力解决户籍、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的现象。

　　在大跃进时期，有大量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并取得过城市户口，这一点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分析中已经十分清楚。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以上的结论：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户籍政策，当城市劳动力缺乏时，会从农村招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进了工厂当工人就会比较快地获得城市户口，获得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董志凯《从建设工业城市到提高城市竞争力--新中国城建理念的演进(1949-2001)》一文说：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101446865.html

　　【自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中，由于庞大的工业建设，特别是全国大办钢铁，各地纷纷增加新职工，农民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骤增。195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8%，3年净增3124万人。全国设市城市数，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设市城市有177个；1960年底达到199个；1961年时又增加到208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2年中设市最多的一年。】

　　另外，宁波市委党校杨黎源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网站所发文章《浅论人口流动机制——以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为例》一文中说：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d/t20070912_13462.htm

　　【1958年起，在急于求成、急于赶超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农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膨胀。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3年增加3124万。同期所增人口中约有90%属于机械增长，其中2000万来自农村，流动主要集中在1958年。

　　违反经济规律的实践必然失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农产品供给短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在经济形势危急关头，国家被迫从1960年底开始将1958年以来新招职工中的原农村人口大批下放回农村。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职工2000多万，干部100多万。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

　　还有，《兰州学刊》 2006年06期，陈建兰《1961-1963年中国城镇人口精简浅析》一文：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ZXK200606065.htm

　　【1961-196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即通常所说的困难时期。在这一时期,面对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党和政府将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激增的2000多万城镇人口遣返农村,这可以说是继大跃进之后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

　　……

　　总之，大量事实证明，在毛时代，当城市缺少劳动力时会从农村大量招工，这种人口流动是国家的一种整体安排，进城的农民会很快获得城市人一样的待遇，拥有城市户口及住房、教育、医疗等在城市的福利。

　　在对那个年代人口迁徙的研究中，孙景泽(x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一文相对详细和客观。

　　与之上几位研究人员的结论类似，孙景泽根据《1983年统计年鉴》中市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变化计算出：

　　由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大跃进，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一只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户籍迁移大军。从1956到1959年间，有三千多万人从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另外，孙景泽也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1970年到1979年，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又有许多人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

　　总而言之，大量的事实证明，包括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都可证明，在毛时代，城市缺少劳动力时，都会从农村大量招工进城，这和今天农民工进城一样。不一样的是，那个时候是国家根据整体需要，统一安排，统一计划，看起来是不“自由”的，但农民进城后国家会给这些劳动力城市户口及相关医疗、教育、住房福利，因此实质上是自由的。而今天，看起来农民进城是“自由”迁徙，但城市资本家仅仅是利用农村劳动力来给自己打工，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有关方面都不给农民工城市户口及医疗、教育、住房福利，在所谓农民工“自由”迁徙的背后，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并且，随着国企改革、国资流失、工人下岗，原本城市工人所享受的医疗、教育、住房福利也基本被剥夺了，原来的国企工人和进城的农民工之间相互竞争，压低了工人工资。

　　看看今天的电视和媒体及网络上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把今天的腐败和城乡差距及所谓户口问题带来的种种不便都归罪于毛和毛时代，甚至于对毛和毛时代进行大规模的造谣污蔑，而毛时代真正发生的事实却完全被遮蔽了。

　　比如，谈到毛时代的人口迁徙，就是城市人往农村迁，而农村户口大量往城市迁却闭口不提。所谓“毛泽东创造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等谣言到处飞：这种城市长时间、大规模用农村劳动力，却不解决户口和相关福利，明明是资本主义改革所导致的，却被右翼文人们成功地误导成毛泽东制造的恶果。

　　更令人气愤的是，许多年轻人对毛时代的事实不了解，而且许多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可能也受到右翼文人制造的大量垃圾信息和言论的影响，丧失了对毛时代的客观理解，因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往往是有限的，他对历史的认识，容易被广泛流行的信息所误导：

　　比如，一个老年人，他在大跃进前后他挨过饿，而大跃进导致“饿死三千万”的信息到处都是，那么尽管他没见到人饿死、他身边也没有人饿死，他也会相信这些谣言。而大跃进期间几千万农民进城并曾经获得城市户口的事，由于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网络上相关的信息非常少，主流媒体如央视和南方报系又从来不宣传，这样他反而不相信这个事情，就容易相信“毛泽东制造城乡隔离制度”等谣言。尽管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放在他的面前，他也看不明白或者不相信。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漫天飞的年代，我们面临着一场“信息心里战”，这场战争直接针对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历史。每个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便是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

　　这场战争从何而来？

　　历史上，深得纳粹真传的美国中情局曾制定一套方案专门妖魔化列宁等社会主义领袖。这在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一个老牌间谍对国家最高机秘的披露》书有所披露，该书中文版出版社2003年6 月出版，译者赵云平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任教，2003年6月当选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院士。

　　什罗宁将军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工作。曾长期从事战略情报分析，担任过各种负责职务。曾任克格勃局长、顾问。（注：什罗宁曾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分析中心(A局)，任苏联反侦察局副局长，后来任部门领导。）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此书。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

　　什罗宁将军在书中介绍，杜勒斯【将基本的、集中的打击指向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按照美国专家的设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打破苏联人头脑中的所谓‘列宁综合体系’。】中情局曾慷慨拨款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研究方案，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并开始实施这项任务。这种最机密的方案之一是“加尔瓦尔德方案”，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苏联克格勃才得以了解。这个1949—1951年在慕尼黑拟定的“加尔瓦尔德方案”其内容包括对苏联叛逃者的心理研究，由一些最好的“苏联学”家们来进行，数百名苏联难民受到专门的心理研究。中情局的专家们通过心理分析【查清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心理综合系统】。就是通过这种细微的分析，中情局锁定了“列宁综合系统”。

　　心理战进行的很顺利。正如今天人们已经众所周知的，什罗宁将军痛心疾首地写道：

　　【(反列宁题材)在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获得了国家地位，这时许多大众传媒开始鼓励破坏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纪念碑，销毁他的全集。反列宁题材充斥了报刊、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形形色色‘热心者’怀着受虐的满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宁)。】《克格勃X档案》–p65

　　什罗宁将军分析，中情局多年前设计的方案在苏联无懈可击地启用了，其高峰正好赶上新的几代苏联人——而这些人刚好不了解十月革命领袖的准确信息：

　　【根据艾伦.杜勒斯的企图，关于‘德国黄金’、‘铅封的’德国车厢和‘雇佣间谍’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谎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对许多人的耳朵感到好听。

　　加尔瓦尔德设计的最低纲领在于向新的几代人灌输对列宁主义的怀疑，认为列宁主义简直是‘历史的错误’，人类一部分暂时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会现象。灌输说早晚要把它结束(‘苏联是罪恶帝国’!)】 《克格勃X档案》–p65

　　我想，任何看到上述内容的中国人都会不由得冒出一层冷汗。如果将苏联两字换成中国，列宁两个字换成毛泽东，上述的逻辑和历史也完全吻合。只是在中国，妖魔化毛泽东的系统性谣言(诸如毛泽东众多女友、毛泽东稿费上亿、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大餐、毛泽东61处行宫，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等等)，出现在90年代和00年代。但一切都是苏联所发生事情的翻版。

　　在妖魔化毛泽东的谣言中，“大跃进导致饿死三千万”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杀伤力也最大。

　　笔者发现，很多人相信这个谣言，而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个谣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谣言被当做真理在媒体上、网络上宣传了无数遍。

　　以上所提到的孙景泽(真名孙经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一文的主要结论是，所谓大跃进导致饿死三千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另一篇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六期)中进一步披露：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第267页。)

　　按照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这一数字是可靠的。】

　　可见，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一百万左右。1959年之前，主要是冻、饿、自杀等原因导致非正常死亡，有两万人左右。1960年以后，主要由肿病导致非正常死亡约100万左右。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完全是弥天大谣言。当然，饿死一个人也是悲剧。但其责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热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当时一线领导人承担，而不是毛主席承担，毛主席是最早发现最早纠正浮夸风等大跃进失误的。详见：

　　《毛泽东力纠五风》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4436.htm

　　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12/62259.html

　　在地方上，则是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这类热衷于搞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承担。有意思的是，像这些大搞浮夸风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间受到群众批判，而改革开放后却被平反。大跃进的责任则被离奇地推倒毛泽东头上。

　　孙教授《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

　　比较长，原文见：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7-28/3732.html

　　当然孙教授发在网上的此文章仅仅是初步研究。

　　最后，本文对孙教授此文做些摘录，读者可以详细了解毛时代人口迁徙概貌，以及为何说饿死三千万是子虚乌有：

　　一、国家统计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统计数据的重大矛盾

　　孙景泽认为：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即

　　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把1954—1982年期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按绝对值)超过100万的所有年度列表如下：

　　表1

　　岁末人口数

　　(万人)自然增长率

　　(‰)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万人)

　　19576465323.23344

　　19586599417.24215

　　19596720710.19534

　　196066207-4.57-695

　　1961658593.78-598

　　19626729526.99-361

　　19636917233.33-397

　　19647049927.64-603

　　19708299225.83207

　　19718529923.33344

　　19738921120.89192

　　19759242015.69123

　　19769371712.66119

　　19779497412.06119

　　19789625912.00138

　　19799754211.61158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大多数年度的人口数，都出现了数量很大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

　　随后，孙景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代数和。(因为1954年我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这一年的数据可以作为标准。)

　　【

　　表2

　　岁末户籍人口数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万人)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万人)

　　19546026624.79　0

　　19556146520.32-38-38

　　19566282820.58951

　　19576465323.23344395

　　19586599417.24215610

　　19596720710.195341144

　　196066207-4.57-695449

　　1961658593.78-598-149

　　19626729526.99-361-510

　　19636917233.33-397-907

　　19647049927.64-603-1510

　　19657253828.389-1501

　　19667454226.2276-1425

　　19677636825.53-100-1525

　　19687853427.3845-1480

　　19698067126.0861-1419

　　19708299225.83207-1212

　　19718529923.33344-868

　　19728717722.16-33-901

　　19738921120.89192-709

　　19749085917.4874-635

　　19759242015.69123-512

　　19769371712.66119-393

　　19779497412.06119-274

　　19789625912.00138-136

　　19799754211.6115822

　　19809870511.87-220

　　198110007214.55-79-59

　　198210154114.498-51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由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根据以上两个表，做出如下推断：

　　【推断1. 1955年—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7年—1959年)，我国有1144万人在迁移中重报、虚报了户籍;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1964年期间我国有1510万人在迁移中漏报了户籍。

　　推断2和推断3所叙述的情况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2654万人。

　　推断4. 1965—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推断3中漏报户籍的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申报了户籍。】

　　二、人口非正常增加和减少的原因

　　孙景泽根据《1983年统计年鉴》中市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变化情况证实了以上推断。《1983年统计年鉴》数据证明，1956到1959年间，有三千多万人从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

　　【1.1956—1959年期间人口非正常增加的原因

　　1956年—1960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一只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户籍迁移大军。根据我国《1983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1956—1959年市镇和农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表3 1956—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数户籍人口增长数户籍迁移人数

　　1956918530.44266900634

　　1957994936.01345764419

　　19581072124.33251772521

　　19591237118.5121416501436

　　表4 1956——1959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数户籍人口增长数户籍迁移人数

　　19565364319.41036463-573

　　19575470421.7411781061-117

　　19585527315.91875569-306

　　1959548369.17505-437-942

　　在表3和表4中，人口自然增长数是指用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人口数，户籍人口增长数是指当年岁末人口数与上一年岁末人口数之差，户籍迁移人数=人口户籍增长数-人口自然增长数，这也就是当年市镇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人数，正数为迁入，负数为迁出。由此得到这四年市镇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情况，见表5，最后一列的含义我们下面即将说明。

　　表5 1956——1959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56634-57361

　　1957419-117302

　　1958521-306215

　　1959 1436-942494

　　合计 3010-19381072

　　由表3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表5第二列的合计数)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历史事实是相符的。

　　另一方面由表5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其中有些人是虚报户籍)。(表5最后一列是每年产生的这类人口的数字。)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虚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全国这一期间产生的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

　　这样我们知道，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得1956—1959年期间共产生迁移重报、虚报人口1144万人。这就论证了推断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4中1959年农村户籍人口增长数出现了负数(-437万)，该表最后一列的数字也全部是负数。这是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引起的，这绝不表明这些人已经“非正常死亡”了。但是一些文献在研究我国那一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动时，却把类似这样的数据解释为多少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2.1960年—1964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在1960年出现重大困难，中共中央做出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

　　下表是1961—1963年我国市镇和农村人口迁移情况，这个表是用与表5同样的方法得到的。

　　表6 1961—1963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61-498-110-608

　　1962-13791018-361

　　1963 -44840-408

　　合计 -2325948-1377

　　由表6可知，在1961—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有1377万人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是可信的了。这样我们就论证了推断3。

　　由本节上面的讨论知道，1956—1959年出现的迁移重报、虚报户籍人口产生于1956—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1960到1964年大规模的精简市镇人口工作中，精简的重点恰恰就是1956—1959年这些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双重户籍现象在1964年就被基本消除了。这就论证了推断2。

　　1960—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过程(漏报户籍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和在一起，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数大量非正常减少!

　　3.1970—1979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甚至可能人还留在市镇。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精简到农村的人员也希望返回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1979年)这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样在1960年到1964年户籍大迁移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1510万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或者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是主要的，大多数的)，或者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些人的人数为1532万(即表2中所列出的这些年度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代数和)，这个数字与推断4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这样我们论证了推断4。

　　根据统计局数据：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由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三、大跃进导致饿死三千万--子虚乌有

　　得出结论，所谓大跃进导致饿死三千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一、 由于我国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1956年­至1959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出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被注销。

　　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口漏报了户籍。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1970年至1979年补报了户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

　　二、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695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由于1960年漏报出生人口420万，所以1960年实际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万。

　　三、1983年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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