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文汇周刊》刊登《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后，关于梁漱溟是否向毛泽东认错的话题一直热议不断。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南方系势力一直制造舆论称梁漱溟没有向毛泽东认错。
比如腾讯网《梁漱溟：我是在自省，不是向毛泽东认错》
http://news.qq.com/a/20110728/000646.htm
再比如共识网《星远：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了吗？》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72741158.html
这些文章的特点就是抓住并歪曲梁漱溟的一句话，将其解读为“梁漱溟：我是在自省，不是向毛泽东认错”。甲跟乙吵架，甲后来反省原因是自己态度不好引发言语冲突，南方系却强调这不是向乙认错，他们为何偏要如此强调？南方系及其主子中情局一直借【毛梁之争】这段历史丑化毛泽东，将毛泽东描绘成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独裁者、暴君。如果【毛梁之争】，其错主要在梁，那么南方系的这种把戏便彻底落空。
其实认真研读下这些南方系的文章，会发现，其文章内容刚好否定了其文章结论。
比如腾讯网《梁漱溟：我是在自省，不是向毛泽东认错》一文的编辑按语中这样定论：
【编辑注：据《世纪风采》杂志2008年第9期刊登的贺吉元先生《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一文的说法，梁漱溟在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发生争执冲突之后，“在反思中，梁漱溟觉得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主席这个领袖。在许多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帮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检讨了自己。”“从这些话语不难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泽东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丝毫的做作。”又说“1975年9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时提及了梁漱溟，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类的话，表达了对梁老先生的谅解之意。”，言辞之间，似乎梁漱溟已然“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毛泽东亦对其错误予以了“谅解”。
但事实之真相究竟如何？梁漱溟晚年有无“向毛泽东认错”？恐怕还是应该以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为准。1988年4月，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发表了署名翟志成的文章《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梁漱溟先生在看到美国亲友寄来的该文章剪报后，于当年5月20日口授，由其长子梁培宽先生执笔写就一封信函，用读者投书方式，对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该函寄往美国的《世界日报》编辑部。此乃晚年梁漱溟对当年“梁毛之争”最终态度最直接的史料。编辑特将该文（《梁漱溟1988年致函《世界日报》》）附录于后，至于梁漱溟晚年有无“向毛泽东认错”，读者自可有自己的判断。】
共识网《星远：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了吗？》一文也引用了《梁漱溟1988年致函《世界日报》一文，该文结论是：
【贺某还对梁漱溟先生的话语刻意加以“舍取”③，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以营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泽东认错”的假象。
……
梁漱溟先生对待1953年“毛梁之争”态度很是明确--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然而，腾讯网编辑及共识网星远无法否认贺吉元《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中这样的事实：
【此事过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出，不再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以便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在反思中，梁漱溟觉得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主席这个领袖。在许多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帮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检讨了自己。其内容这里也予以抄录。梁说：“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比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比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每当我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从这些话语不难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泽东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丝毫的做作。
1953年9月当众顶撞毛泽东之后，梁漱溟从此便失去了单独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然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
以上这些情况毋庸置疑，梁漱溟确实在毛梁之争后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他认为自己的错误有两个：
1、是思想和理论之错误。【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
2、是态度和方式之错误。【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骨气’而沾沾自喜。……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这是在1953年，事发不久梁便已经在态度问题上向毛认错了。这一立场，在改革开放后，梁也一直坚持。
搞笑的是，共识网星远的文章引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P.42）一段话试图证明梁漱溟没有向毛主席认错：
【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梁漱溟认为自己错误严重，但其错误并不是【反对总路线】。那梁漱溟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很显然，是以上所述两点，1、是思想和理论之错误。2、是态度和方式之错误。是由于错误的思想根源，导致了错误的方式及态度。因此主要是态度和方式之错误。
更搞笑的事，共识网星远的文章批贺吉元说：
【贺某还对梁漱溟先生的话语刻意加以“舍取”③，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以营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泽东认错”的假象。】
星远这样批贺吉元：
【梁漱溟先生原话是：“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正象我的话也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毛、周他们（第一代中共领导）迄今已经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参见1986年《良友》杂志第八期刊出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署名：任华，该文后被收入《行云流水记往》：沈鹏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而梁漱溟先生讲话经贺吉元“取舍”后就变成了：“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其实这两段话中，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的意思都很明显。看看共识网星远所承认的原话--【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这不是明显的认错吗？这段话和贺吉元的文章其实是大同小异。这里梁漱溟强调的是自己态度方法不好。
另外，涉及当事人故去，为何贺吉元文章中是【他故世已经10年了】，而其他人则是【毛、周他们迄今已经故世已有十年了】？纵观贺吉元全文，可以看得很清楚，贺吉元之所以对梁的原话有所取舍，其目的是避讳周恩来总理。根据《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白吉庵，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书，毛梁之争升级，梁漱溟感觉事情很严重，是在9月17日周恩来带头系统批评梁之后，而在之前，毛泽东从未点名批梁，在此前一天，毛泽东还邀请梁去谈话缓和关系：
【次日星期天，会议休息，晚上怀仁堂有文艺演出，毛主席派车邀梁去谈话，在开演前作了简短的交谈。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误会，而毛主席则表示梁的言论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只是不愿承认而已。
次日，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在周总理发言中，毛主席也随即插话批评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问题严重，认为是“遭到很深误会”，于是请求发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嘱他准备次日发言。】
关于周恩来带头系统批判梁一事，贺吉元一文完全隐去。只是用【9月17日，有位与会者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样的曲笔为尊者讳。同样，贺吉元一文把【毛、周他们迄今已经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改为【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是出于同一目的。
至于腾讯网和共识网试图用梁漱溟1988年致《世界日报》的信来做文章也是枉费心机。
该信写到：
【当年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次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为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将一决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憬然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却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辩明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是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以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显而易见，首先，梁漱溟承认自己有错，自己当时是【意气用事】。正如他在80年代反复提及的：【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也就是说，梁认为自己态度和方式有错误。但是梁在80年代也认为：【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正象我的话也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也就是说，所谓【毛梁之争】这个事件，第一有内容、理论方面的问题，第二，有态度方法上的问题。态度方法问题，当然很重要，因为毛梁之间发生了面对面的言语冲突，导致双方矛盾升级为言语冲突，梁的态度方法不恰当是主要原因。如果梁的态度方法没有问题，那么这件事便是毛泽东以势压人独裁专制的表现。
梁显然认为，毛泽东对他有误解，认为他【反对总路线】。但他其实并不【反对总路线】。那么毛梁之争，在梁看来，就是先是梁遭受误解，随后由于梁不恰当的态度及方法，引起公愤，引发与毛的言语冲突。
梁承认自己态度有问题，但是同时没说毛的态度方法有问题。显然，之所以闹成言语冲突，梁自己知道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梁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正如梁在当年毛梁之争后的检讨中所写的：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
既然梁引起了公愤，如果按照民主程序，梁当然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站在梁的对立面要求梁停止发言，而带头系统批判梁的便是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毛泽东一再地表示了宽容和民主作风。
孔和尚的读书笔记《向梁漱溟先生学习》展示了这个过程，为使读者了解大概过程，这里较多地引用该文：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
孔和尚对这个场景十分客观地评论到：【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显而易见，毛梁之争，恰恰表现了毛泽东及当年共产党的民主作风。
至于如何认识梁漱溟1988年致《世界日报》的信中所说【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的含义，需要看梁漱溟回信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梁漱溟一直被国内外反共的自由派势力有意塑造成反共代表人物。而《世界日报》正是当时反华反共势力的一个重要阵地。梁漱溟这个人物形象，被海外反共反毛势力附着了太多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和无比恶毒的曲解。1、反共势力一直将梁塑造成一个彻底的反共斗士，就如前苏联那些异议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群体那般，刻意突出反共、拥共两个立场两条道路的较量，进而宣传共产主义道路的阴暗。2、他们希望通过将梁塑造成一个民主斗士形象，而借此衬托毛泽东及中共的独裁专制。
当1988年《文汇周刊》刊登《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将梁的真实态度表现出来后，反共势力的阴谋完全破产，他们自然感到很失望。因此，1988年4月《世界日报》翟志成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一文会说，翟对梁漱溟非常仰慕，但读过1988年《文汇周刊》刊登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后，发现梁漱溟曾向毛泽东“认错”，他因此感到失望，如果梁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不仅仅是梁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运气”，翟希望《文汇月刊》文中所写梁“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梁能对此事加以澄清。
在这个背景下，梁漱溟说【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不过是强调，梁自己是主动认识反省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而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没有骨头骨气，向毛泽东、共产党的权威和势力屈服。
在说完【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之后，梁紧接着写到：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以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显而易见是在申明自己的骨气。这段话也证明，梁回信的真实含义正是，自己的认错并不是向对方中共及毛泽东的势力屈服。而是他自己确确实实感到自己错了，自己态度有问题。在梁漱溟看来，毛梁之争，和文革期间群众对梁的批判，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是梁自己的态度有问题。而后者对梁的批判则有点【强词夺理，以势压人】。而在反共势力看来，这些都是毛泽东、中共对梁的迫害，因此梁向毛认错，他们当然很失望。梁写信特此申明事实真相。
梁一直认为，当时毛泽东对其有误解，其实他并不反对总路线，因此，梁回信的含义还有，在毛梁之争中涉及的内容和理论问题，他没有向对方认错，当然也没有说对方的意见就是完全错误的。梁漱溟多年来一直强调，当时双方所说的话，都有与事实不符合之处。
毛梁当时发展到言语冲突，主要责任在梁。梁承认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这不是明显的在向毛泽东认错吗？在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并向毛认错这一点，梁是丝毫不含糊的。相信如果1986年毛泽东还活着，梁对他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你很为难，伤了你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这不是确凿无疑的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和道歉吗？当然这种认错并不是反共势力想象的向权威屈服，而是一种客观和实事求是，这一点也不损伤所谓【民族的良心和运气】。如果因为梁漱溟坦诚地指出两人吵架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态度不好】，而让《世界日报》们很【失望】，这种【失望】，很好，这种【失望】是必然的，自80年代以来，这种【失望】已经必然地越来越多了。
在1988年国内外反毛反共浪潮此起彼伏波涛汹涌的情况下，梁漱溟十分坦诚的说明自己当年【落入意气用事】。并承认，自己的话和对方的话都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梁还表示仍然坚持自己基本的理论观点。这样，梁回信的客观效果十分明显，最起码，毛梁发生言语冲突之事，并不能证明毛泽东及中共的独裁专制。如果真实地再现毛梁之争这个过程，只能证明毛泽东及当时中共甚至要比今天要民主许多。更可怕的是，梁申明自己一直坚持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世界日报》之类反共势力看来，一个和中共理论思想路线十分不一致的所谓异议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不仅可以在毛时代常年坚持并发布自己的观点，而且可以在大会上以【目空一切】、【意气用事】、【讲话不分场合】等不恰当的方法态度伤害毛及公众的感情，向毛泽东及党中央发难，引起全场公愤并几乎被全场反对之后，毛还对梁多次包容让其发言，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把梁漱溟的事讨论清楚，等于说明了毛泽东是多么的民主和可爱。
因此，梁漱溟希望他的回信能够在《世界日报》发表，但《世界日报》旧金山负责人表示，此信能否见报须由台北方面决定（名为在美国的《世界日报》，实为国民党操作）。自然，此信被《世界日报》拒绝发表。
这就是美国、中情局及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民主自由：在其控制的媒体上发反毛反共的文章，一般有无限的自由。但是澄清事实、展示毛泽东和中共真实形象的信息，如梁漱溟的信，他们则坚决封杀，进行坚决实行独裁专制。
毛梁之争是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如何解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都是由中情局指挥和控制，但今天的南方系、腾讯网、共识网们的素质远远比当年的《世界日报》要低得多。当年《世界日报》的台北方面果断地封杀了梁漱溟的回信，以防止公众最终了解事实真相。但是今天的愚蠢的南方系、腾讯网、共识网却折腾出几篇自相矛盾的文章来论证【梁没有向毛认错】，试图继续利用【毛梁之争】这件事来丑化毛泽东和当年的中共。其实他自己的文章就否定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从南方系、腾讯网、共识网等脑残文章中，人们发现的是偏执的反毛怪癖，这种怪癖使南方系发表的文章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逻辑，其脑残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然，他们也许是【假装脑残】，是在玩戈培尔【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之类的伎俩。
南方系自由派反共势力人才凋零、江河日下，由此可观之。
附录：
文章1：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
贺吉元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以后，他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9月8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别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报》开辟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说：“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为言犹未尽，临散会时，周总理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在离开会场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请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明天上大会发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我在大会上说话，我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贡献的话。于是，他秉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10日的大会发言非常踊跃，梁漱溟没能安排得上。中间休息时，他写了张条子给周总理，说在北京的人讲话机会多，请尽可能先让外地人发言，自己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总理答复他说，你不必考虑时间问题，会期可以延长，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就是这篇发言，成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导火线。
因为是回眸，也为了论述的需要，这里不妨将梁漱溟的发言做较为详细的摘录。
梁漱溟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我曾经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场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计划，这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表示赞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许，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点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说梁漱溟，因而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此时的梁漱溟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反对总路线呢？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总路线的啊！我哪里是在损害工农联盟，而是希望工农联盟的基础越来越牢固啊！因此他要申辩，要澄清。在会上就给毛泽东写信，但信没写完，会就散了。回到家，他继续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说明自己的发言没有一丁点儿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意思，我的本意是希望政府好。请求主席在大会上收回讲话，解除对我的误会。9月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呈上了自己的信。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由于时间仓促，当晚谈得不深，并没有解除误会。梁十分失望，且不想就此罢休，要再一次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以让与会人员进行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被允准作大会发言。他先后复述了9日和11日发言的内容，再三表明自己并无反对总路线之心。当天仍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有位与会者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将梁漱溟解放前的历史称为“一贯反动”：“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这位中央领导人下的结论使梁漱溟心绪烦乱，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在倔强个性的支配下，他视一切于不顾，要求当场发言作答。
在9月18日的大会上，梁漱溟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中共领导人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历史的任务，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认输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着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直言，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现在我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梁漱溟原来没有恶意。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回答说，但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当下去的。让你继续当政协委员，是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时梁漱溟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回答得很干脆，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一回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说的了。梁漱溟接着又说，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泽东说，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是得批评。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的局面。忽然台下有人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时，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说说要点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一次哗然，大多与会人员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纷纷要求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钟不够，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你又说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你讲话，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办？”梁漱溟满脸的不悦：“听主席决定。”
这时，有人提出付诸表决，看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然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带头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其他中共一些领导人也都举了手。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梁漱溟不得不走下台来，一场相持许久的僵局这才宣告结束。
此事过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出，不再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以便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在反思中，梁漱溟觉得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主席这个领袖。在许多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帮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检讨了自己。其内容这里也予以抄录。梁说：“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比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比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每当我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从这些话语不难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泽东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丝毫的做作。
1953年9月当众顶撞毛泽东之后，梁漱溟从此便失去了单独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然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
梁漱溟依然有着对毛泽东的那份敬意，那份情怀。毛泽东在心底里也仍然记挂着与自己同岁、1918年就见过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特别的贺礼送给了毛泽东。1975年9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时提及了梁漱溟，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类的话，表达了对梁老先生的谅解之意。
30多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再聊起这件事时，梁漱溟又一次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字里行间显示出，梁漱溟虽脾气倔强，却是性情中人。
（《世纪风采》
文章2：周恩来批梁漱溟
核心提示：次日，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在周总理发言中，毛主席也随即插话批评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问题严重，认为是“遭到很深误会”，于是请求发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嘱他准备次日发言。
18日，梁做好充分准备，午后到会发言。但当他上台发言不到10分钟就被群众阻止，轰他下台。据他在“日记摘要”中说：“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我只得下台归座。却还好，我顿然清醒了，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样子。心气平静、敬听几位斥责我的人发言。”在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等人的发言过程中，毛主席也随时插话批评梁漱溟。
本文摘自：《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白吉庵，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经济建设，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同年9月8日至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料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发言不慎，竟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这对他本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士来说，都是非常意外的事。其经过情形，据他本人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一文里的记载，略记如下。
11日，梁作长篇发言，先是说要总路线实施有效，必须发动群众起来协力行之。又说，国营企业有工会组织，可以发动工人，工商业有工商联的组织，亦可由他们去发动，惟有农民，土改后大率各自为谋，虽有成立互助组者亦不多，似应促成其组织以便动员。说到这里，他便以其在京之见闻宣称：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出去。可见工农生活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人才、物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
政协常委会到此结束。次日，全体政协委员列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报告。报告完后，毛主席在讲话中不指名地对梁昨天的发言进行了批评。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梁听后，知道毛主席是在批评他，于是当晚写一信向毛主席申辩，希望有机会当面复述原来发言，而后请求指教。
次日星期天，会议休息，晚上怀仁堂有文艺演出，毛主席派车邀梁去谈话，在开演前作了简短的交谈。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误会，而毛主席则表示梁的言论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只是不愿承认而已。
次日，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在周总理发言中，毛主席也随即插话批评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问题严重，认为是“遭到很深误会”，于是请求发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嘱他准备次日发言。
18日，梁做好充分准备，午后到会发言。但当他上台发言不到10分钟就被群众阻止，轰他下台。据他在“日记摘要”中说：“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我只得下台归座。却还好，我顿然清醒了，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样子。心气平静、敬听几位斥责我的人发言。”在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等人的发言过程中，毛主席也随时插话批评梁漱溟。几天所批评的大致内容为：
（一）不是以刀杀人，却是用笔杆子杀人。
（二）反对总路线，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
（三）关于雅量。在梁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
最后，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对分清大是大非，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说：“梁漱溟问题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它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最后，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把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开会讨论处理。之后，梁即向政协请假，在家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但久不见下文，而政协的某些开会的通知和请帖依然照常送到家。在这种情况下，经友人们指点，他便销了假，从1954年元月起，又开始出席政协会议及一些社会活动。此事至此告一段落。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反思34年前的这桩公案，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则大体如前所述，即阶级立场的不对，与中共理论认识之差异，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梁这次错误，虽未受到什么处分，但对他的思想的批判却持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1954年春夏之交，在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及中国科学院皆组织了小型的批判会。梁在这些会议上均作了检讨。科学院的批判会由学部主任潘梓年主持，院长郭沫若首先发言说：“我过去很尊重他，称他为梁先生，其实我还长他一岁。解放前在上海某次会上，我们二人并排坐，我发言时，梁很不客气地用臂肘使劲戳我，很痛，阻止我发言。现在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们要严加镇压！”郭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由此可见，当时批判会之气氛。如果说在这年里开的是小型的批判会，那么发展至第二年，即1955年，开的就是大规模的批判会了。这年全国主要报刊杂志，皆对梁的思想理论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到9月10日达到高潮，大多知名学者都投入了大批判的战斗。后来出版社将其论文收集起来，出了两本《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漱溟仍然过着极为平静的生活，除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外，多是在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政策文件，有时也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
文章3：孔庆东：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今天上午秋高气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个包子两根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15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满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毛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奸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操，只要听说谁跟共产党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汪精卫先生一气之下，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奸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阳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孔老师觉得，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篇，讲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设理想国，什么“仁者无敌”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吧，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惊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孔老师认为，凡是对自己的思想立场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论那思想“对错”，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奸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则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梁漱溟七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才开始发达。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师为何推荐梁漱溟为学习对象了吧？像鲁迅胡适钱钟书张爱玲那类人尖子，平常人是学不来的。而梁漱溟这种资质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来居然成为一代大师，这足以激励千万个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毛泽东叫板，“毛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毛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奸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毛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毛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腰，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性，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露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毛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来，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文章4：星远：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了吗？
2011-07-2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72741158.html
对于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海内外评说不一，褒贬悬殊；莫衷一是。个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缘故便是：尽管“毛梁之争”距今已有近58年了，当事人毛泽东、梁漱溟二位均已先后作古。可惜当年的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根据“中国特色”依旧严格对公众封锁、保密。（依据普遍的国际惯例通常这类大型会议的原始记录早就公之于众了）所以，我们依然难得窥1953年“毛梁之争”的部分历史真相，只能凭所谓“学者”的“定制”文章，或个人的回忆、坊间传闻，知晓些只言片语……
在与毛泽东冲突后不久，众多亲友、学生纷纷对梁漱溟先生多有劝慰，尤其是其长子梁培宽先生与他的交心长谈，梁漱溟先生对自己的错误颇有省察，并很快写出检讨文章送交毛泽东。因梁漱溟先生的自我反省检查材料长期未公开，除中共的部分高层领导人，政协小组学习会成员、以及他的亲友之外，外人多不知晓梁漱溟先生自己对这场冲突的真实态度。但他曾明言：“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①
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梁漱溟向毛泽东认错”的消息才渐为公众知晓，但其真相依然若隐若现。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希望梁漱溟先生向毛泽东认错。
1988年4月，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就曾发表了署名翟志成文章——《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梁漱溟先生从居留于美国的亲友寄来的剪报，才得以看到这篇文章。
梁漱溟先生于5月20日口授，由其长子梁培宽先生执笔写就一封信函，用读者投书方式，对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该函寄往美国的《世界日报》编辑部。因此这一信函或可称之为梁老自己对这场争执态度的真实写照。
寄出此函后仅一个月，梁漱溟先生便在北京溘然长逝。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时代的前进，特别是执政党开始大力倡导、实施“实事求是”的方针以来，海内外各界对于1953年“毛梁之争”的关切并未衰减。不过根据“言之有据”的基本原则，在原始档案依旧“缺失”的今天，人们仍然难见真相。
《世纪风采》2008年第9期曾刊出贺吉元所作的《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②一文，不幸该却移花接木地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白纸黑字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硬说成是“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而贺某还对梁漱溟先生的话语刻意加以“舍取”③，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以营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泽东认错”的假象。因该文曾被人民网转载，而广为散布。
对照梁漱溟先生襟怀坦荡，“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一生，众人不免被“梁漱溟已就1953年的‘毛梁之争’向毛泽东认错了”讯息搞得如坠五里雾中！
而今，为响应、落实党和政府大力倡行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方针，也为了混淆大众视听的无良言行，特将1953年“毛梁之争”的当事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留在世间最后的一封信函④公之于众。全文如下：
编辑先生：
近年海外报刊时有论及本人的文字发表，关心本人的亲友多剪寄于我。不久前，又收到居留旧金山的甥女寄来的贵报4月5、6两日剪报，刊有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一文，对本人多有指教。
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运气“的事。同时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汇月刊》文中所写我”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我能对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为可感，故敢借贵报一角，就此略作说明。
当年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次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为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将一决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憬然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却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辩明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是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以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当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两年前已传布海外，如翟先生亦尝寓目，不难明白，我于是非是不敢苟同的。
今年老体衰，我仅仅寥寥数语奉答，倘未符翟先生所望，尚祈见谅。
梁漱溟口述
培宽笔录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
从上述信函可见--梁漱溟先生对待1953年“毛梁之争”态度很是明确--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而今再此阅读此函，使人们不难看到--梁漱溟先生通透人格中最令人叹服的两大要素：
首先是，为了明辨是非，尊重真理；梁漱溟先生能够全然不计个人得失，毫无畏惧。其次是，梁漱溟先生肯于反求诸己，勇于自律省察；一旦觉察自身有不当之处，无论巨细。即坦然认承，绝不自欺自瞒。
①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P.42
②《世纪风采》2008年第9期，：贺吉元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③梁漱溟先生原话是：“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正象我的话也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毛、周他们（第一代中共领导）迄今已经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参见1986年《良友》杂志第八期刊出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署名：任华，该文后被收入《行云流水记往》：沈鹏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而梁漱溟先生讲话经贺吉元“取舍”后就变成了：“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④《鹅湖月刊》1988年第十二期，台北。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