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是在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创建与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极为关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方针，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及时制定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传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据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①]。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的卫生工作基础，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出：“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②]
1949年10月，为了及时总结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卫生防疫事业的丰富经验，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军队卫生建设的方针和任务等重要事项。会议讨论通过了卫生工作总方针，“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要依靠群众，要预防为主”[③]，这就是后来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等卫生工作方针的雏形。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卫生部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首要大事是要制定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集中力量预防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为此，卫生部于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④]
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新中国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是卫生工的立场问题，即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第二是卫生工作的业务方针与工作方法问题，即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第三是卫生工作力量的组织与使用问题，其中特别是新老卫生干部的团结和中西医的团结。[⑤]这三大问题，实际上概括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条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⑥]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这次会议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方针之一，遂确立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
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于1953年12月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落实情况，总结了建国以来卫生工作的成绩、经验和教训，要求更加努力地培养卫生工作干部，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开展下去。[⑦]
卫生部连续三届全国卫生会议的召开，以及关于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的提出，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切实指导新中国初期卫生防疫工作
根据上述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艰巨的疫病防治工作。早在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肺鼠疫的发生和蔓延已经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此他特别指示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⑧]他还于 10月28日 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并请苏联政府考虑派遣防疫队帮助进行鼠疫防治工作。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 11月4日 即无新病例发生。
察北鼠疫被扑灭后，新中国薄弱的卫生防疫工作状况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49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同年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种牛痘。 1951年4月11日 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住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这些方案、条例为此后的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1年9月7日 ，贺诚给党中央写了一份近3000字的工作报告，题为《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提出了“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需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的建议。报告上报中央的第三天，毛泽东就作了批示，强调：卫生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极力发展这项工作”。他还指出“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至少应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⑩]这份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它进一步明确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了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
对局部地区的疫病流行问题，毛泽东也很重视。1958年秋，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疾病时有发生，波及到全区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11]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毛泽东看了这个消息后，立即将此件批发给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12]
三、关心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
在卫生防疫、疾病防治工作中，毛泽东尤其重视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 1953年9月16日 ，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当月27日，毛泽东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3]并将汇报材料转交当时担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处理。
自此以后，毛泽东将血吸虫病防治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1955年，毛泽东亲自视察了血吸虫病疫区。 11月17日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了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之后指出，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广，一千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要认识它的严重性。为此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14]。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由中央华东局主要领导、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市委书记以及卫生部、农业部同志参加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区的工作。 11月23日 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 12月21日 ，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15] 12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写道：“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16]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56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等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和积极防治麻疹、赤痢、伤寒等疾病的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编《毛主席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血防工作的指示》，1967年内部印行，第3页。。毛泽东还非常关心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先后于 3月3日 、5日和7日作了三次批示，查询会议的准备情况和会议的主要任务等。[17]
3月20日 至28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 4月18日 ，徐运北在关于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等几个基本问题。” 4月20日 ，毛泽东将这份报告批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给该报告加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题目。[18]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1957年2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批示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19] 4月20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为了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具体组织，卫生部正式设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有关部门不断派出医务人员到疫区调查，对患者进行免费治疗。 1958年6月21日 ，毛泽东去杭州路过上海，专门听取了有关方面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出：“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很大，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病，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20]
1958年6月27日 至 7月3日 ，全国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会议在苏州举行。会议重点介绍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经验。该县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报道，过去由于血吸虫病为害甚烈，以致该县流行区内“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蒿草遍地，荒塚累累”[21]。早在1951年3月，毛泽东即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九人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22]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县人民掀起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并经多年艰苦奋战，于1958年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6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当时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于当天晚上阅读了这篇通讯报道后，特作《送瘟神》诗二首：“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23]这不仅是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热情赞颂，也是对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取得伟大成就的讴歌。
四、全力领导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卫生工作方式。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倡导过“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地改善卫生状况，控制疫病流行，从1950年2月开始，全国军民联合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52年3月，由于反细菌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在阅读了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报送新华社总社的防疫工作资料后，将其批示给周恩来、聂荣臻等，要求“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24]。一场规模宏大的、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掀起。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25]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爱国卫生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主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毛泽东把灭除四害作为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极为关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给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即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苍蝇、蚊子。[26]1956年1月，又把除四害、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列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具体规定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等四害。[27] 10月12日 ，毛泽东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28]在 10月13日 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29]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对此评论说，这体现了毛泽东“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30]。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引导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向讲究卫生、除病灭害的方向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充分显示出聪明才智，创造出不少好的工具和办法。四川郫县群众用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灭蝇，效果很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31]特别是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还前往杭州，亲自检查了该市小营巷的卫生状况。 1958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全国性的灭除四害的群众运动，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截至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消灭麻雀19亿6千余万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32]这场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使环境卫生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更有利于人民群众预防各种疾病，使人民群众少受疾病的侵扰。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间，关于除四害、讲卫生问题，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写的信件和作的批示有10余件。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吸收除四害运动中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对除四害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意见，并在报纸、刊物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材料。1960年3月，他在《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绳、蚊子’”[33]。接着， 3月24日 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改变，并风趣地说：这两年麻雀遭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34]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不但关心除四害讲卫生，而且在实践中显示了尊重科学的精神。
五、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基于中国实际，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面临诸多困难，农民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十分突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确立后，党中央、毛泽东遂就加强农村卫生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1952年1月28日 《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具体措施：“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以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设立卫生站与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35]这与毛泽东“工农兵面前的问题，……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36]的精神相吻合，使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疾病防治、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
毛泽东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农村医务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多次强调城市医疗卫生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1965年1月20日 ，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一)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二)办好医学院、医专和中级卫生学校，缩短学制增加招生边学习边实践;(三)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训练工作。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即于21日批示“同意照办”[37]。 6月26日 ，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38] 8月14日 ，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各地认真纠正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立即得到全国的积极响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城市医疗机关都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还非常支持广大农村创办合作医疗制度，称赞这一制度是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同疾病作斗争的创举。当时，一些地方农民群众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农村保健站、联合诊所等。到1956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已有1万余个、联合妇幼保健站600多个，以及各式各样的群众联合诊所51000余所。[39]人民公社化以后，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开始办起了合作医疗。1959年11月，毛泽东对这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0年2月2日 ，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成效。[40]1967年1月，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在其所属6个生产大队普遍实行农村合作医疗。1968年，毛泽东批示推广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41] 12月5日 ，《人民日报》登载了乐园公社开办合作医疗的报道并加编者按，同时登载北京郊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医务人员讨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座谈纪要。[42]此后，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推广开来，为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村群众的健康状况因此有了很大好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出发，对于人民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指导，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新中国的社会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发于《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网络版授权网站发表。
〔李洪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
[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卫生法令汇编》(第1辑)，1951年内部版，第38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③]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93页。
[⑤]参见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北京中医》1951年创刊号。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⑦]参见《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⑧]参见《人民日报》 1949年10月28日 。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98—99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1]参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内部参考》 1958年11月11日 。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531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14]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9页。
[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17]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
[19]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第70页。
[20]王龙友：《卫生防疫，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1996年专刊。
[21]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
[22]参见王恕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2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39页。
[25]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
[26]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431页。
[27]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6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06页。
[29]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页。
[30] 〔英〕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31]参见《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2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32]参见李德全：《关于1958年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任务》，《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2号。
[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34]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5页。
[35]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862页。
[37]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第153页。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39]参见李德全：《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健康报》 1957年7月12日 。
[40]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80—83页。
[41]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04页。
[42] 《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人民日报》 1968年12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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