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
| :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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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既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 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49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49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会非常糟）；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1]。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1978年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1]。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在文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从来没达到过3%这一世界平均线，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后来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在农村一些家长不让女孩读书，纯粹是封建余毒的影响，并不是上不起学的问题。笔者家乡就有几十位这样的女孩，包括笔者的姐姐）。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更达到96.8%的历史高点，毛逝世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到 97.2%；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75年为60.4%，从此以后再没有达到过这一数据，1998年为过去二十多年的最高点，才达到50.7%（笔者家乡就是个证明，1976年高中毕业生每年有十几位，后来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高中生越来越少）；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76年为22.4%，1977 年为历史最高点达22.7%,后来再没达到这一比例，1998年为后来的最高点，才达到17.3%，和“文革”爆发的1966年相差无几（15.7%）。在校中学生数，1977年为历史最高点，达6779.9万；小学在校学生数的历史最高点为1976年，达1.5005亿，后来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数据，因学费负担而辍学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过[2]。毛泽东时代的升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高的。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所做的贡献和中国社会的高度平民化色彩，这和今天“贵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层次；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这种对比变得更加鲜明。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对在中国投资普遍的担忧是：在大陆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以为大陆象菲律宾和印尼）。中国各级官员和学者也在胡说八道什么“劳动力素质是制约中国吸引外资的障碍”。但令最初试探性投资的外商惊奇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到处都是，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础教育的伟大成就，至于那些说什么“文革”期间没人好好学习，更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除了“文革”开始的两年，后来的教育（包括绝大部分高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保守估计有3千多所）。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中国在解放后二、三十年建起的较高素质的民用和军事工业，根本不可想象。这些院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这真是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创意）。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只相当于几个鸡蛋的价钱。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赋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及其执政体制的人道主义的色彩。虽然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反人道内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享受的人道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请记住：70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为华国峰和邓小平时代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即使邓小平也承认：“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以及“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3]。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完成投资额而被计入。 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确保了当时工程建设的效益和质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建设了不在少数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泽东时代建设的诸如南京长江大桥等工程的质量，就能明白毛泽东时代国家和民风建设的成就。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以及忽略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重工业的较高技术层次等因素）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是“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笔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分配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或激励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它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直到今天，在国家重点工程、大型市政建设项目方面，有关负责人往往将其作为一“政治任务”来监督，大大提高工程的进度。这其中已明显存在人本经济的核心内容。
当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共领袖们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薄弱的工业基础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 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毛后时代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由华国锋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主导下开始的以宝钢一期工程（耗资178亿美元，此数据援自宝钢一期工程投产时，上海一家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太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而所消耗的外汇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期通过国家的节俭而积累的外汇盈余。 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中国对苏“一面倒”的政策后来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如果考察一下苏联对中国156项工业项目的援助和影响，应不难明白，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苏联、东德、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负责任的姿态，为协助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进行类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项主要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各工业领域的分布搭配经过了中苏专家的认真研究，甚至在各项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认真推敲。在我国还缺乏对工业化发展全面认识的情况下，苏联专家在吸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给予了必需的知识协助。就拿机床工业来说，机床工业所有类型的制造厂，如车、铣、刨、磨、钻、冲等，全部包括在内，还有象投资6亿元建立的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等一系列重机厂（建这类工厂要比“联想”之类的计算机厂和家电组装厂困难的多）。这些工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的机床制造装备水平在解放后不久立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在基础工艺发展、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随着数控系统的完全国产化，中国机床工业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进国家；没有早期的基础，今日国产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制造将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宝钢等大型引进项目建设时，日本将一些二手设备涂上新漆运来我国，而美国至今不愿将先进设备卖给中国，更别提军工企业和技术引进了。由此不难明白，中国如果没有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没有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系列重机和机床厂的建立，后来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万吨水压机和万吨轮等大型工业项目的迅速建成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除苏联及个别发达国家外，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业力量建立起如此规模的现代化汽车厂的（二汽于1969年开工建设，1975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共安装四千台新设备，300条生产线，117 条自动化流水线，载重车产能位居世界第三。单看建设的速度和自动化程度，就可以驳斥所谓“文革”期间没人搞生产和科研的谬论）。如果没有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和汽轮机厂，后来的四川东方动力集团等一系列大中型动力设备企业将难以迅速崛起，中国大型电站设备的建造能力将很难短期建立起来，毕竟这类设备囊括了机械工业几乎所有的加工工艺（例如，大型电站锅炉的焊接技术，汽轮机的转子动力学、合金钢和精密制造等，都是机械工业领域相关技术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后半期，哈尔滨锅炉厂能利用美国图纸建造60万千瓦的超大型电站锅炉，与以前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也验证了中国焊接技术的世界级水平。东方动力集团现在能制造60万瓩大型汽轮机组，标志着中国动力设备领域正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然，中国后来的一些电力公司热衷于多花几倍的钱买日本电站设备，肯定不全是技术的原因。中国还没有富裕到不在乎几倍差价的地步。随着中国60万千瓦大型机组的建成，中日大型电站设备的技术差距并不大。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这样一个赤贫的国家，一步跨越了市场经济国家需更长时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而得以展开大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即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没有能力在重工业领域（尤其是基础装备及原材料领域）进行商业冒险。 在中苏蜜月时期，还得到了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支持，而中国除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分散了美国的战略力量外，在经济和技术上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回馈微乎其微。 当今日的一些中国人就毛泽东时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责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援助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中国对外援助无论在规模上、技术层次上还是产业的合理搭配方面，与中国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国际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大国和富国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援助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拒绝对外援助的大国必然面对外交上的尴尬，印度对外援助的资金曾长期维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国对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对改善中国的周遍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援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家卫国”，中国不能允许周边小国被世界强权作为对付中国的桥头堡。 如果就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而言，毛泽东对苏联的“一面倒”外交政策，无疑是一极为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泽东的个性和民族主义色彩来说，没有天大的好处，他会轻易地叫别人一声“老大哥”吗？当斯大林送给毛泽东一辆小轿车时，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爱的红辣椒（他老人家真够幽默的）；可当苏联希望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建一个箩卜罐头厂时，他的民族主义情节立即发酵：您把机器给我，我们生产的箩卜罐头卖给你们还机器钱。当然，最后不了了之。（请读者不要以现在的引进外资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唯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 韩国虽然在朝鲜战争后三十多年成为亚洲四小龙，创造了“汉江奇迹”。造船工业的生产吨位已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至今依赖日本进口。而我国在 1976年以前已具备了各种船舶（从鱼雷快艇到万吨轮和核潜艇）引擎的制造能力。韩国现代重工也学会了制造电力机车，但其关键技术全是进口。而中国则具有完全独立的机车制造能力，在种类和技术层次上虽然比个别发达国家（日、法、德）落后，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则居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台湾，虽然在经济上有长足的进展，但其早期的主要产品以轻工业品为主。如果拿1976年时的自有工业技术层次和综合制造能力进行对比，除韩国三星刚起步的半导体工业外，韩国和台湾根本无法和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他们生产的家用电器的元器件主要靠进口。 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1976年的大陆，工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后期，微电子工业和电脑技术的迅速腾飞和大、中规模集成电路在包括家电、钟表、自动化控制等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国和周边小龙在某些新兴领域的距离，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个人计算机及其全方位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差距。当然，中国在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领域的产业不足、相关领域技术准备不够、对消费品经营理念的缺乏、体制上的欠缺灵活（这对重工业的影响远不如对消费品工业的影响大；在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产量便于计划，而对消费品工业进行计划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在 IT领域的封锁非常严重，当1024分辨率的电脑显示器在美国大量应用时，中国国防系统只能从香港偷买），是中国没能及时赶上的主因。即使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半导体工业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们中没有一个具备独立发展半导体工业装备和基础工艺原理的能力。这是美国这种经济强国最难于被别人追赶或超越之处。而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独立发展了集成电路制造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并得以出口日本。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导体工业，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人才和知识。而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日和苏联了。当然，中国后来半导体工业的落后原因就不谈了。笔者本人横跨多个工程领域的知识，和基于对众多工业领域及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才有信心为毛泽东时期重工业路线进行辩护，也才得以认识到毛泽东时期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全面的、基础性的伟大贡献。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更喜欢从经济发展的宏观数据进行评判，而忽略经济微观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即使从宏观数据来看，也没理由质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没有强大的基础装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工业，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电器产品都在中国生产组装，中国最多只能算是个经济大国，而决非经济强国。 当我们看到外国技术上的领先而埋怨毛泽东时，实际上我们已将自己放在了和发达国家竞赛的擂台上。这样的比赛规则对于1976年时的中国并不公平。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乾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 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四、闭关锁国的无奈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 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国不久，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接着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在军事上，东面有日本、南韩美军基地，台湾的蒋介石随时准备“反攻大陆”，东南方有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间接参与印度支那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援越抗美，六九年珍宝岛战争，紧接着苏联威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使得中国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泰国。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当然，这与苏联技术较进步有关）。台、港、东南亚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力大量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打开窗户进来苍蝇的同时还能进点新鲜空气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则没有新鲜空气可以进来。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 解放初期，解放军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解放香港，但毛泽东将香港的殖民地状态保留下来，以便能充分利用，作为打破西方封锁的窗口。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不仅不准备闭关锁国，而且尽力突破封锁，以取得国家发展所必须的资源。 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改革开放前十多年对外开放的成果。 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缓和后，中国立即从美、日、法、英等引进包括石油化工、化肥制造、冶金、采矿和石油钻探、热电厂等设备。1973年，仅中美贸易就从七千万猛增到8亿美元。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一年多就有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和设备引进，怎么看也不象闭关锁国，反而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突破封锁的急切感。当时的设备引进是在全面统筹基础上，以提高民族工业实力和技术层次为目标，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引进设备均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从开放为增强国家实力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时代从苏联、东欧和后来美、日、英、法等的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所带来的效果，绝对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以吸引投资为目标的引进。 五、“大跃进”与“洋跃进”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导致后来三年经济的极端困难，及重大的人间悲剧，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注1 不论毛泽东及其政党为民族的崛起做过多少伟大的贡献，由于政策的失误而导致人民大量死亡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或粉饰的。将人为的失误而导致的经济灾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并不客观。笔者对此的一点发言权来自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优势：笔者的家乡所在地 山东省菏泽地区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十个重灾区之一，笔者家乡的小村子也饿死了六人，甚至正在东德访问的彭德怀在收到菏泽遭重灾的消息后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三年困难时期，至少在笔者家乡，自然的灾害并不比往年严重。但在“大跃进”和“大锅饭”中，一系列荒谬的行为极大地摧毁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在此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但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主导的 “洋跃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规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无人对“洋跃进”承担责任。虽然作个检讨也许不难，但面对今日中国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中国哪一位领导人向人民公开作过检讨哪？ “洋跃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从1977年的23.45亿美元外汇储备，到1980年的12.96亿美元的净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跃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否则，中国经济真要被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跃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 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 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半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跃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题外话：中国政府应迫使上海将汽车工业的增加产能，设在有一定机械工业基础，同时又相对落后的城市和省份，如洛阳、贵阳附近城市、太原、南昌、株洲、柳洲、德阳、宝鸡等）。 当第二代领导人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们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六、国营企业的贡献、问题及出路 当今日的人们评论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时，难免会提到当时建立的大量“低效率”的国营企业。如何看待和理解国营企业的贡献和今日的尴尬，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史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也将影响对中国未来企业发展，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探索。 前面已经对毛泽东时期的重工业建立的意义有所论述。本节将集中讨论一下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的贡献和如何看待今日国营企业的低效益问题，同时阐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出路。 必须肯定的是，正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庞大国有（包括全民、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才奠定了中国工业大国的基础。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话，中国会有庞大的金融、运输、轻工业和房地产公司，但指望民间的力量建立大规模工业企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重工业群，根本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独特优势，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今，中国最大和最成功的大企业群体仍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患得患失的思想没那么重，因此也较易把握企业发展的良机；而民营企业家在风险承担能力上相对弱得多。 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私人企业在重工业领域达到较高水平和规模的屈指可数。韩国虽然是个例外，但与韩国历届政府对几大家族式财团的慷慨支持密不可分。这种无保留的支持虽然带来韩国大企业的迅速膨胀，也导致了整体经营效益的低下，国营企业的所有弊端它们几乎全有，至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问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台湾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不少高水平的信息产业，与蒋经国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关；如，今日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代工企业 台湾集成电路公司（TSMC），当初就是首先由政府出资和菲立浦合资创办，因只有政府能承担得起几亿美圆的初期投入和投资风险，而民间力量根本不敢贸然涉足。待台积电走上正轨开始赢利时，台湾政府才将股份卖出，退出对公司的经营。以此为起点，台湾半导体工业才迅速腾飞起来。 美国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壮大，与美国本身的庞大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市场规模有关，但对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二者皆不具备。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国营企业，今日不少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这除了企业管理人员的经营水平和后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下降的因素外，与中国早期国营企业建立的环境和目的密不可分。 中国为了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追求所有产业的配套完善。由于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如果不能达到几乎全面的零部件自给，对工业的整体发展必然带来制约。如，中国围绕核武器工程的启动，就建了三百多家各类配套企业。当然，这类企业的产量是很低的，也许一年只造几十件某种零部件，但没有这类企业的建立，中国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来。当然，任何一类零部件的生产都需要一套工艺装备和科技及生产人员配备，如果将这类企业放在市场经济状态下，没有赢利的可能，但这又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产业。这类情况遍布在任何军工类行业，和航天、航空领域等。仅航天工业从零做起，建起了五大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以及庞大的生产配套企业。正是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全方位发展，以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不论是否符合效益原则，都为中国建立起全面的技术开发和生产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引进产品和技术的国产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在九十年代的惊人发展，外国人不能理解这种从“无”到富的跳跃性。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和商业意识的全面觉醒是至为关键的，但毛泽东时代积累的产业能量得以充分爆发出来，是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果中国没有外部的封锁，完全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话，那么，中国能分到什么样的一块“蛋糕”呢？对一穷二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国来说，只能分到轻工业低端产品的下游组装部分，今天中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现状（如手机，计算机等）就是明证；甚至更糟。毕竟今日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在大部分领域，如机械、电机和原材料领域已有了相当丰裕的家底。比如，长虹集团能在电视机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韩国三星电子、东芝等日本家电企业也采用长虹的行输出器件、高频头（电视机上的关键部件）等，与长虹和中国电子业在过去几十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在外资企业和私人经济得到优惠政策的扶植下，国营企业继续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在200大出口创汇企业中占据半壁江山。 中国各类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建立，也为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笔者在和曾参观或工作过的外资企业对比中，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私人企业里要找到象中国的八级工那样高素质工人真是不太容易（笔者在国内做课题时，曾亲眼目睹航天部二院的老师傅在普通车床上给本人加工的一个0.3毫米厚的锥型弹簧片；笔者敢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工人敢做和能做这样的加工）。而中国工人的整体素质之高，创造能力和组织性之强，是世界罕见的，但几乎完全被世人所忽略（最近一日本人写的《中国制造》这本书里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的高素质，但可惜的是，这位缺少工程方面的背景而无法去发掘更令他惊叹的事实）。在钱学森创办航天部第一研究院时，大部分人员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他们文化程度之低可以想象，也没人进过工厂，可就是这些人为航天工业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产业工人。这样的事例在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各类国营企业中俯拾借是。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型工厂能分配到的几个大学生还真是宝贝。 笔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海的一些国营大厂实习，因笔者的一贯兴趣而对那儿的管理给予特别留意。后来在深圳和国外的一些企业的经历，使笔者相信，中国国营企业的微观管理绝对不亚于大部分外资企业。尤其在海外工作几年后，更对国有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然，由于中国企业的宏观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和今日管理人员道德观的淡薄而导致企业管理层在毛后时代的贪污腐化，进而导致国营企业效益的下降和员工工作热情的降低，则是另外值得探讨的问题。 至于国营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经营，需要中国在工商管理教育和科研以及相关人文和专业教育方面多做工作，很遗憾，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前几年大、小企业发疯一样搞多元化经营，摩托车厂造方便面，电子公司开药厂；一会儿又大谈CI，把商标换来换去；今天又神经病一般到处在谈“资本运作”等，好象资本一运作，中国就能有世界一流企业。联想集团和清华同方学习外国大企业而将笔记本计算机和数码相机走“贴牌”路线，说不定哪天全中国到处猛刮起“贴牌”疯（那真的是发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顶尖大企业都不作设计（外壳设计不算）和尖端产品生产工艺开发，那中国工业素质的提高将会面临严重问题。联想是在学习IBM，可IBM走技术服务和委托加工路线，是因为它拥有在相关领域不比中国科学院弱的基础研究实力和应用技术开发能力，它赚的是技术钱而不仅仅是品牌钱，而品牌价值的“后台”不是生产，而是强大的研发实力；看一下IBM在人类技术进步领域的一些里程碑式贡献，如电子隧道扫描显微镜、集成电路的铜芯制造技术及高密度磁盘存储技术等，就能明白它的强大基础研发实力。IBM委托加工的是对它来说太低的技术，如计算机组装，但不会把大中型服务器委托出去；而笔记本计算机和数码相机的制造对于联想的现有技术层次来说，并不算太低的技术。相对来说，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是建立在低端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上，这种牌子是经不起纯粹“贴牌”考验的。 近几年随着公司上市，从联想开始，中关村响彻云霄的是要造就多少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清华大学一上市公司老总的豪言壮语），更是全球企业界最无知、最荒诞、中国独有的怪现象，那些由教授和研究员组成的经营团队根本不考虑其它员工的感受和忠诚度，对企业文化肆意践踏，表现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为中国企业界树起了一面黑旗。 中国企业经营中的问题与企业家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我国知识分子的自身问题及企管教育方面缺乏创意等密切相关。 今日，大量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并不意味着昔日的建立是浪费。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并非从零开始，实际上是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将其它企业的资产划拨而实现大企业集团的迅速膨胀。无论是海尔、春兰、一汽、上汽、长虹、青岛啤酒等，都在成长过程中低成本或无成本（资产划拨）地兼并了其它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即使过去十多年崛起的民营企业中，不少都曾通过对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购买或合资经营。在一个破旧的企业基础上发展，也比一切从头做起方便快捷的多。 创立一家贸易公司易，创立一家工厂难。尤其是一家需要一定技术力量和装备的企业，仅论证过程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某一空白领域发展工业，困难更大。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填补了工业各领域的空白，自然也创立了今日工业发展的起点。私人购买一家国营企业，启动阶段的设备、工艺、人员配备等重要资源已一步到位。其实，不少亏损的国有企业，只需要换个经营人，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员工的整体素质和现成工艺装备是重要的保证。例如，新加坡丰隆集团购得中国优秀柴油机制造企业 广西玉林柴油机厂的控股权，全部技术和车间管理都由原玉柴员工负责；而新加坡根本就没有玉柴这样的企业和相关技术，自然也派不出技术员工。丰隆在中国并购的另一个杰作就是新飞冰箱，而新加坡也不可能派得出任何的技术人员。 中国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另一个贡献是中国城市赤贫阶层的消失和落后地区工业化火种的散播。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完全依赖市场力量的话，中国将会出现一大批超级富豪，但中国城市贫民窟也将同时遍地存在；而中国的产业布局也将高度集中在传统上的沿海工业中心和内地几个点上，而西安、兰州、贵阳、成都的发展将严重滞后，更别提绵阳、齐齐哈尔、洛阳和柳州了，只要看一下这些中西部城市当今吸引资金的难度就可一目了然。没有长虹的绵阳，没有二重的德阳，没有辽化的辽阳，没有一拖的洛阳，没有二汽的楚西北，没有冶金基地的六盘水，没有东方电机和第二重型汽车的乐山，没有陕飞的汉中……，您能想象这些城市的今天会是怎样？这将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平均购买力的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严峻，社会关系的严重恶化，今日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问题，也必将在中国更早暴露出来，而且会更严重，并将从根本上窒息中国的发展步伐。 毛泽东时期工业化的一个直接成果是，财富平均地散布民间，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平民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大量财富均布在全民或集中在国家手里，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资金严重外流的现象才不至于在中国过早的发生。今日中国虽然也有资金外流的问题，但与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每年的外汇流入相比，已不太会迅速威胁中国经济的稳定。看一下蒋介石管理大陆时期中国贪官和富豪往海外的财产转移，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说明。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金融风暴和“排华”事件后，估计有一千亿美元以上资金逃亡国外，因其财富主要掌握在流动性强的私人手里（看一下海外赌场里的中国豪赌客就该明白，如果没有早期集体和国营经济的基础而纯粹靠私人资本，中国将会怎样）。 即使到了今天，国有企业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在改革开放最初的近二十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非平等国民待遇政策，外资企业的增值税为 17%，而国营企业长期维持在33%的高水平。中国政府很清楚这对国营企业的不公平，但又长期无可奈何，因为中央财政承受不起国有企业税收削减带来的收支不平衡挑战。 固然，一些国有企业后来经营中的问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不少的呆坏帐累积。但从中国国有经济的整体来看，何尝不是从一个口袋里拿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当然，今天国有银行的资金抽逃和内外勾结的骗贷而导致的呆坏帐，则属另一个性质的问题。 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有企业将继续扮演中国产业进军国际的主力军角色，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产业领域。关键问题不在于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和资产结构上，而在于中央、省市或国有投资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对企业的宏观监管上。这才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根本问题所在。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经济学界给政府开了不少的“药方”，来医治国有企业的“顽疾”，其中最被各界认可的“药方”之一是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既国有股份的变更。其实，自北大厉以宁教授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就已经开始酝酿，后来大有“一股就灵”的意味。厉教授的这一理论也害得笔者在哈工大硕士毕业后，放弃进京工作的机会而南下深圳，基于对这一理论的本能怀疑而去寻找否定的证据；但很遗憾，笔者的人轻言微使得国家错失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笔者并不反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但必须认清，股份制可以让企业更加透明，也可以靠引进策略性股东来规划企业的未来战略，但不应认为是改善企业管理的根本通道。对于政府投资主体来说，通过将优秀企业的部分股权释出，可以为公众投资人提供良好的投资选择，同时也使政府本身获得可观的资金收入，降低投资风险等；对个别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政府可以通过股份制得以逐渐淡出。所有这些都不应作为改善企业经营的手段。那些认为股份制可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是没有充分理据的。一个简单的疑问是：哪怕政府只拥有一家企业10%的股权，那么，这10%的股权如何管理？ 可见，如果把国有企业的出路定在股份制改造，一个必然的推论是：国家放弃所有股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那么，当今和未来中国，有多少投资人能抽得出足够的资金来买下中国数家电信公司、中远、中国石油、中信、宝钢、中国电力、中石化、中国粮油等企业呢？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市值在百亿，甚至千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何止这些。在当前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和汇率倒挂，以及国家经济刚处于起飞前期阶段的情况下，如果把国有大企业股权大量卖给外国投资者，同时将套现的资金用于低收益的基本建设或弥补经常项目开支，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将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有“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意味。只要对管理人员的监管和奖罚措施明确，即使不尽完美，中国不少国企的经营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简单地一卖了之，未免有点可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类大型国有企业也在增殖，所以即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也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吃得下大部分国企的股权。毕竟这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全民资产的大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私人资本主导的国家，这些企业的国家股权是社会财富均布的重要体现，也为国家调控经济运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手段，以及为国家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安全的平台；而在其它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国家，政府的产业导向有时因需要政府的无偿财政支持而带来道德的风险。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宏观运作如何管理，是个几句话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政府对管理层的个人操守监督力度理应大大加强，同时借助于职工民主调查，来评估企业管理层的表现。尤其是大型采购项目，政府不应完全放开。中国华能和其它电力公司在过去十多年建的大型电厂，不少是用的进口机组，对此中国政府没能给予应有的纠正是不应该的，否则，中国三大动力设备集团如何生存？在航空公司选择机种的过程中，国家同样有义务督促配合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战略；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一些采购的审计方面，国家或各级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人理应加强监督机制的完善。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公司的运营，但完全放手同样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即使美国这样的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在协助本国企业争取国际定单方面，从来积极介入。而中国政府在国企采购上完全不管，则未免过于洒脱了。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法规制度的问题，也不必要设立可能与WTO冲突的条例，而是一种政府责任意识的欠缺与否，同时也是国企管理人员的心态问题；这类问题完全依赖于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在朱镕基总理主政期间，中国累计了二万五千亿元的国债余额。这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担忧。笔者倒认为，由于这部分国债没有用于弥补经常项目，而是用于投资在基本建设领域；因此，这笔投资对投资公司来说，未必是最佳投资组合，但对中央政府来说，则属让全局受益的优质投资。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国有企业股权，那么，这二万五千亿元的国债余额就更令人放心了。当然，中央政府在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上到了该加倍小心的时候，那些认为只要增加公共投资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未免太简单化了，如果应用不慎，将成为误国之论（日本相当于GDP140%的国债可能就是让这一理论给害的）。这也说明，由西方经济学界主导创立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时要非常小心，否则，要看懂或把握中国的经济，根本是妄想；因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准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混合经济状态。即使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否科学，本身还是个未知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寻找中国的国有企业出路时，就不能老盯着股份制改造，否则，将永远找不到国企改革的出路。因为是在舍本而逐末。 必须肯定，国家的投资主体角色本身，并不是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所在。例如：在新加坡经营最好的大企业，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电信、港务集团、发展银行等，都是国有、国家控股或国家为单一最大股东的企业，它们的经营水平是一流的；新航曾多次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而港务集团的管理水平也不遑多让，它将管理软件转移给合资的大连港务局旗下港口，使大连港装卸效率提升到日本港口的四倍。这些企业的政府股份由一家叫淡马锡控股的全资政府投资公司管理。当然，新加坡国有企业并非没有投资或经营失误，但这类失误与股权的结构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公司高层决策人的判断问题。即使私人上市公司也有倒闭的。这些公司在推动新加坡本地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私人企业不可能完全取代的作用。 新加坡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能运作良好，根本的因素在于新加坡拥有一个廉明的政府体系，以及虽然有些控制，但还能听得到的舆论监督。如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夫人、李光耀的儿媳妇何晶，辞掉新加坡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而出任淡马锡控股的执行董事，引起人们的议论，使得总理吴作栋出面向媒体解释任命何晶的理由。吴作栋提到，在何晶嫁到李家前已和吴在党务工作中认识，她已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吴作栋曾鼓励她从政；以及新加坡国小，不能因为她是李的夫人而牺牲一个人才等；不论民众是否接受这一解释，新加坡微弱的舆论监督已逼迫总理出面有所交代；而何晶则在民众的质询声中也解释了新加坡科技在某项投资上失误的原因。其实，如果吴作栋不出面解释，人们也拿何晶没办法，但这表现了政治和公众人物对舆论的敏感性，以及监督的有效性。 很显然，这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是中国所欠缺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宏观监控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因它的资产属于全民。 当朱总理为国企改革表现出雄心壮志的时候，笔者不禁担忧：朱总理不论多么有才干，当您试图在中国当今政治的乱象中建立理想的国企监管体系，根本等同于在沙滩上建一座大厦。至于向国有企业派遣监事或代表，只能是理论上好听，实际上不好用。只需要一捆人民币就可以将您派去的代表砸得晕头转向。 因此，今日中国企业改革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朱镕基内阁的能力不够，而是中共中央没能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和媒体改革的社会基础早已存在，如果不能及时推动政改的话，必将影响到发展经济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 至于将企业卖给管理层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荒谬透顶。这无疑给管理人员掏空国有资产提供了动力和渠道（这不知是哪个家伙提出的毁我中华的主意。如果这个政策推行，那么所有没有卖的优秀国企都会走向完蛋。这个不值一提的嗖主意居然让中央认真研究了好长时间，而且差一点付诸实施）。 当然，在国家现有的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人员的道德操守和对国家及人民财富的高度责任心。虽然是无奈的，但即使中国在未来有了完善的宏观管理体系，这种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的国有或民营企业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文化的建立。看一下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对于今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上百亿的资金流能独善其身，且必须在没有强力监督的情况下自觉而忘我地工作，承担经营的舆论风险，确实是一种伟大和悲壮；就其道德层次和贡献来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会精英，因这体现了一种对利益的非凡超脱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象征。海信的老总周厚键在海信上市时主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份认购权；青岛啤酒集团的彭作义，这位将青啤从年产十万吨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最大啤酒集团的企业家，喜欢念的一首诗是陆游的《卜算子 • 咏梅》：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表现了一代著名企业家对个人得失的超然，只希望能留“香”于人间。他的英年早逝似乎又在加重着这种悲壮。 看一下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整天喊着“要不是我企业不会有今天”、“当初创业时只是几万元起家，今天我当然该得个较大股份”、“要造就多少富翁”等，他们就没想想：你的创业不承担任何个人风险，自己分文没投，“关系”还在学校和研究所，住着公家的房子，和研究所或学校属于雇佣关系，个人知识投入是受雇者的责任，你的巨大贡献理应多拿点股份，但没必要过分强调自己，好象研究所或学校亏你多大情似的；如果当初失败了，还可以回去搞研究或教书，这和拿风险投资公司一笔钱出来自己创业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的德行真是够呛。如果你们几个创业者当初辞职下海，领着老婆孩子租房住，搞到今天这个局面，那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呢。而可爱的中国消费者对民族工业的一贯支持，更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或忽略不计（只要性能过得去，即使里面电路板粗糙一些，中国消费者也乐于支持国货。几年前随便打开中国几个知名品牌计算机机箱，看一下主机板，就能明白中国消费者的宽容）。 当然，国有企业本身的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立同样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企业员工能非常直接地体会出“主人翁”的意识，这是民营企业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达到的。当然，管理人员的个人操守既能轻易地推动员工主人翁意识的建立，也可轻易地摧毁它。中国的优秀民营企业，如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公司 深圳华为技术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在公司强调的是“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他本人虽然不是中国首富，但却以上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全国第一为自己，也为华为员工树立了一面旗帜。 中国企业家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下都是必须的，不论中国的国企管理体制如何改革，这种精神是中国企业超越国外强大对手最重要的“利器”之所在，就象早期的中国乒乓球队一样。因为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 笔者特别在此提一下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在这个既没有特大型中心城市，也没有早期坚实的工业基础，更没有著名大学和科学院所的省份里，也没有国家的特别关照，老乡们硬是建立起鼎鼎大名的海尔（最大家电企业）、海信（国家保护的驰名商标）、澳克玛（最大的冷柜制造商）、双星鞋（最大的制鞋企业）、青岛啤酒（最大和最著名的啤酒企业）、北极星钟表（最大的钟表企业）、东方电子、轻骑（第二大摩托车制造商）、浪潮计算机（最大的服务器和第一台激光照排系统的制造商）、张裕葡萄酒（中国最大最具知名度的葡萄酒品牌）、小鸭、孔府家酒（白酒出口全国第一）等知名企业；就连那个远在四川的长虹集团老总倪润峰，也是如假包换的山东老乡。 罗列于此，笔者绝对没有庸俗到“山东沙文主义”的地步，但他们身上表现出山东人传统的豪气、诚信、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如同“山东兵打仗有种”一样，为国家作出了令老乡没法不自豪的成就。 山东人的牛脾气和直率性格，虽然使他们很难能成为高层政治领袖，但总算以“匹夫之勇”，没有让孔老夫子丢脸。英、法一战时在中国征召劳工重点招收山东人。另一个有待查证的消息是：日本在投降后特别向蒋总统提出请求，征召几万山东男人去日本，并待以上宾，以协助战后很难找到丈夫的百万日本女子生育，满足未来对劳动力的需要。日本特别要找山东男人的理由是：侵华期间在山东吃了最多的苦头（要查证这个传闻需翻阅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档案，这超越笔者能力。但日本老一代华人中以山东人为多数是否与此有关？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笔者不会因为日本少女“轮奸”了老乡而怀恨在心）。 七、如何看待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方式是首先通过公私合营，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公有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工商业者受到应有的尊重，在合营企业里享受着管理权和很高的薪金待遇，甚至有些资本家在离开原来的企业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后，仍享有着比同等级别的官员远远高出的薪金待遇。正因为初期公私合营阶段的谨慎和务实，使得资本家在接受新政权的管理方面，困难较少，有所谓“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直到 “文革”爆发，资本家的合法权益（也包括不合法权益）被制止，公私合营经济被完全的公有化。 今天重新来看待这一事件，不可否定，对待资本家和私人资产的粗暴手法是不恰当的。毕竟，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大多数是爱国敬业的经营者，为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尤其是那些资本家及其后代，是否应因此指责毛泽东呢？ 历史的进程并非直线条的。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出现，使人类似乎看到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非人道、不公平现象的灵丹妙药。人类显然把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的产生和规划看得过于简单了。在私人经济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过渡，和如何对待资本家这个课题上，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处理的完美，更谈不上绝对公平。相比较而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私营经济改造，虽然有对资本家的不公平之处，但却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手段最柔和，也相对较具有合理性的一个，至少在“文革”之前是这样。而苏维埃俄国则对资本家不是进行改造，而是一杀了之。 虽然今天私营经济受到鼓励和保护，但今人没必要，也不应该因此而对过去否定私营经济的历史后悔或指责，即使历史让中国百姓重新选择，在1949年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中国人民会选择谁呢？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次不可能完美的试验。对那些曾为地方工商业发展作出贡献，后被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后人只能留有一份感谢，这是面对过去这段复杂历史时，不得不有的宿命情节。毕竟，完全凭靠私营经济，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得失来看，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在1949年的当时背景下相对较为有利的选择；虽然社会主义道路到底该怎么走，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土地改革过程中被没收的土地和被批斗的地主，也有不少人是乐善好施的；但没有这场带有血腥味的土改，中国土地的高度集中就无法根治，将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贫民失去生活的保障，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对多数人的人道主义就无从谈起。台湾在1950年后开始的，以官僚资产和没收日资股份换取台湾地主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广大贫民的做法固然温和，但这种做法在贫穷而辽阔的大陆则根本行不通。“革命”则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那些乐善好施、遵纪守法的地主和资本家部分遭受不公平对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社会大转型时，要确保所有利益集团之间的完全公正，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关键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否在转型过程中趋向更好。毫无疑问，1949年后大陆的社会发展成果给出了相对满意的答案。以今天的政治环境，去评价昨天的道路选择，并不是客观理智的历史观。 如果那些资本家和地主的后代纯粹基于自己家族的损失而对毛泽东及其时代予以否定，虽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他们的自私和狭隘。 八、如何看待同时期日本的崛起 反毛和反共人士常用中国和日本战后的不同发展结果，来说明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失败；理由是：五十年代中、日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至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已相当于中国的三倍。 即使没有任何政治好恶倾向的人士，似乎对此也给予认可。社会各界人士，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它国人，无论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及广大民众，更异口同声地将日本的战后崛起，视之为“奇迹”，至今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日本战后的迅速崛起果真是奇迹吗，还是发展的正常结果？ 二战以日本的战败而结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的城市和工业设施部份被摧毁，说日本部分城市成为“废墟”并不算过分夸张。但要说日本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因此而化为乌有，则不切合实际。至少有下列设施和资源还很好的保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交通道路设施，包括公路、铁路、大部分桥梁和港口（港口上的房屋建筑相对于钢筋混应土结构的码头本身而言，其价值微不足道），城市自来水和通讯、输电系统的地下管线，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更重要也是最具根本意义的一笔财富完好地保留下来，那就是“人”。日本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包括工程师、教授、现代工商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近百分之百的全民识字率等，为日本的战后崛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二战结束前，日本的现代工业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建造飞机和航空母舰的技术实力。这在亚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正是“完事具备，只欠东风”。 日本所需要的“东风”，包括将高素质的劳动力转化为物质生产能力所必须的资金，以及推动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市场。日本是幸运的，美国的资金援助、美国驻军所提供的就地采购资金、朝鲜战争提供的市场机会、美国市场的低关税进口优惠、降低至零的国防开支等，无不为日本的崛起创造了完整的条件和环境。日本对美国成熟技术的模仿和美国对民用技术转让的宽松，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日本战败后的“哀兵”之势，也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日本在战后的崛起，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事物发展的正常结果。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一场大地震将东亚“四小龙”的工商业设施摧毁，但绝大多数工程师、管理人才等社会精英力量和具有一定教育素质的平民得以幸存。这时，如果有一笔庞大的国际资金援助和世界主要市场的准入优惠，那么，该“四小龙”将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崛起。但如果同样的一笔资金和优惠给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即使多给他们三十年的时间，他们也难于达到四小龙的发展水平。 1949年后，中国除了廉洁的领导集体，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人民的积极奉献精神，上述日本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中国一样也不具备（除中苏蜜月带来的有限技术援助）；而同时代的中国，除沿海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些轻工业，没有值得一提的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设施也不堪一顾，很多县甚至缺乏公路和基本的现代交通工具，国家的教育体系和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极为低下。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使本来就薄弱的基础设施遭受巨大破坏。尤其糟糕的是，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使得国家不得不拿出有限的资源的不小部分支持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力量。国内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得国家在毛泽东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另外，中日两国劳动力素质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在相同的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素质和运行效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别。 因此，将中日同时代的经济发展相提并论是不客观的，因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拿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印度可能是唯一具备相似起点而国情相近的国家；而在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均已全面超越印度。 至于日本战前所确定的优势和今天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日本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对它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掠夺。当然，中国过去百年的艰难困境和今日的巨大差距，除朝代更迭、制度落后和传统社会的转型等因素外，日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破坏是不应该否定的。 对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具有深远影响的当数甲午赔款。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战争赔款，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财政能力，而同时则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力，几乎在一夜之间，使日本解决了近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日本也迅速成了暴发户。 仅拿《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来说，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威海日军驻兵费用150万两（真是无耻到了极至），共23150万两白银，折合当时的日圆为3.5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8000万日圆）的4倍多。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中国掠夺了相当于一亿日圆的大量战利品。日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滚滚财源，“无论政府和私人朝野顿觉无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语）。日本用这笔钱的大多数（约3亿日圆），建立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其中著名的八幡制铁所仅用了不到60万日圆，打下了日本钢铁工业的基础。由此可以想象，那笔巨大的资金帮助日本建立了什么样的庞大工业基础。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国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也为日本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做了最好的前期准备。 这笔资金也协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日本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笔款项还推动了日本全民教育，为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打下了基础。 日本在战前确立的优势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在资源争夺方面长期居于有利地位。所以，当今天的日本人不承认他们应对先辈的孽债负责时，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漠视，和对民族发展渐进性和承继性的无知。 如果今天中国政府突然得到从天而降的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中国年财政收入的4倍），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将立即得到解决，中国的潜力也会得到迅速而强大地爆发出来。 为了偿还这笔赔款，，清政府先后向俄、法、英、德的银团完成三笔贷款达3.09亿两白银，并在还清本息前，海关又外国人控制。中国政府为此支付的本息达6亿两白银。面对这笔庞大的支付，中国近代化的笔伐已很难再有前进的能量。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并迎来了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区域布局也过分集中在沿海的几个中心城市，但国家经济在内陆地区军阀混战的硝烟中已有了起飞的征兆。非常悲哀的是，在中华有望中兴的时刻，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阻止了中国经济的强大势头，使得中国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里，为民族复兴带来的巨大损失，无论怎样夸张也不算过分。 上面这段文字似乎超越了本书的主题，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回顾这段痛心的历史。对于中国人，这段历史必需记取并认识它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迟滞作用；对于日本人，必须明白他们对中国的永久性亏欠。 如果向日本索赔的话，日本对中国的欠款本息将在10万亿美元以上，那么日本将立即变成一个穷光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对华贷款本息几百亿美元，还经常大放厥词。考虑到德国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赔偿，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绝偿还这笔贷款。当然日本政府能主动本着中日友好放弃这笔贷款的话，多少可以为先人的孽债作象征性的补偿，也为后世日本人带来少许的体面。 八年抗战，再经三年内战，中国再次沦为一穷二白。而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两年，大印钞票货币，还预先征税，一口气预征到1985年（真够无耻的）；更通过金圆券将大陆的黄金搜刮一空。共产党手里更是空空如也，以至于1948年11月26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没有黄金作为货币基础。发行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让对货币的金本位机制有所了解的人笑不出来的可笑社论，社论宣布：人民币不以黄金为基础，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喜欢黄金”。 蒋介石将搜刮来的黄金运到台湾后甚至举办展览，让台湾人民领略他老人家仅有的丰硕战果。49年前，一些资本家将资产移往香港、台湾和海外，更削薄了大陆本来就薄弱的家底。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摇头叹息：很难想象谁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摆脱贫穷。 不难想象，1949年毛泽东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在此后短短一、二十年里，当飞机上天、巨轮下水、核弹爆炸、卫星遨游、完整工业体系确立、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饭基本消失、和美法苏印等所有大国交手并取胜、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并在航天、航空、军工、体育、基础科学等领域把日本抛在后面。此时此刻，天下任何炎黄子孙都不难想象，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大陆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什么样的伟大贡献！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是通过掠夺的手段来达到，而中国则是通过对“一盘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组织，和爱国主义及劳动热情的强力激励来实现的。而领导组织和激励中国人民的核心人物，就是毛泽东。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事业是渐进式和借鉴式的改良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没有系统性的指导理论来规划中国的未来，如果中共领袖们的只言词组不包括在内的话。 如果要说中国的“革命事业”，其实从1949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1999年8月10日建国50周年来临前夕，《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的一篇报道，他写道：“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彻底的改革。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别是在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状况时称： “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注释： 注1， 本书虽然强调了苏联对中国早期工业基础建立的巨大帮助，但后来毛泽东和苏联的决裂是否能说中国忘恩负义呢？或者说中国是否欠苏联的一份情呢？目前很难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中苏交往的历史不少还没有公开，比如：毛泽东1949年访问苏联为什么扫兴而归？斯大林鼓动金日成发动韩战，最后美国介入后苏联本应伸出援手，为什么苏联不出兵而使得中国不得不出兵？中国出兵后苏联答应为中国提供60个师的装备，本来应该免费提供，后来在中国经济最困难时却让中国还这笔冤枉债，是否过分？中国不还行吗？除了60个师的装备，还有哪些交换条件？由斯大林在朝鲜闯祸，中国替苏联收拾残局，那么包括这156项在内的援助是中国应得的，是韩战中几十万将士和毛泽东的儿子的生命换来的，根本不需要感谢。而苏联后来让中国还债，就未免太不仗义了，直接减弱了政府救济灾民的能力。再考虑到毛先后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出重新处理蒙古问题而被拒绝，苏联在日本投降后利用和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便利拼命抢劫东北工业设施，苏联红军在东北为所欲为等；在毛泽东一代领袖的心中埋下了中苏走向决裂的种子。中苏最终从盟友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苏联要负主要责任。当然，苏联后来国防负担的加重和最终解体，是自做孽的报应。 注2，中国给于他国巨额援助（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得到援助最多），令不少国人心痛，李慎之甚至轻率地说毛是为了个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毛泽东有那么俗吗？没有中国援助，越南不可能打败美国；如果美国在越南站稳脚，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急剧恶化。考虑当时和陆上邻国苏联、印度的关系，毛泽东誓死不能允许美国控制越南，别说200亿元援助，即使更多中国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这肯定比中国和美、印等同时在中国领土上开战合算的多。中国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有同样的考虑，巴是牵制印度唯一可靠和有效的力量；但单凭自身力量，巴不是印度对手，如果巴被迫倒向美国或苏联，中国西部边境和核试验基地的安全就麻烦大了。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才在援助巴问题上利益趋向部分一致。这种援助也有助于巩固睦邻关系。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确实也不希望越南和朝鲜完全倒向苏联，虽然苏联也始终给他们巨大帮助。 1954年奠边府战役是中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打的，随后越法会谈期间，法国拒绝了越南提出的柬埔寨、老挝为越南一部分的要求；越南求助于中国的支持，但没想到作为反法盟友的中国明确反对越南要求（如果中国支持，法国必然作出让步）。一个人口众多，面积中等的越南，显然不如三个小国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说明，在考虑国家长远利益方面，毛泽东比任何领袖都看得长远，也更果断，更吝啬。毛反对印支三国合并、培植东南亚共产党，笔者怀疑毛有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苏联”的目标。 看当今批评毛泽东对外援助的中国人，似乎每个人都比毛泽东聪明，却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笔者研究毛泽东的直接感受是：除非你希望炫耀自己的愚昧和孤陋寡闻，否则，对毛不要轻易批判，他看得比我们远得多。 注3， 1959-62年的大饥荒，是中共执掌国家命运后铸造的一个荒唐而天大的错误，为中国历史留下黑色的一页。这一事件的爆发原因大致是：大跃进开始后的“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等导致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接着浮夸风起，各地拼命虚报产量（这些虚报产量的各省、地、县委书记都该被枪毙，后来有些人在“文革”中被打倒），结果中央因不了解各地实情而按比例多抽调粮食；在减产情况下又多抽，最后农民手中所剩无几。这笔抽调的粮食不少用于出口（这点与还苏联债务有关；但可以减少出口，可当时中央以为粮食吃不完。毛泽东曾说：这么多粮食，农民可以休息一年。周恩来甚至拒绝进口粮食而在1960年多买进大量黄金。当时备受中央信赖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也在1958年6月号的《科学大众》杂志撰文称“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动力，我们就可让农作物产量无限增长”，让毛怎能不信？），59和60年就出口了680万吨粮食；如果用这些粮食及时救灾，虽吃不饱，但可确保没有人被饿死，出口粮食多为优质粮，剩下的反而是瓜干面和玉米面等低热量的粗粮。当饥荒发生时，基层党委有些担心影响官职而隐瞒不报，没有及时请调粮食援助，有些基层粮库有粮，但基层干部不敢开仓赈灾，也不敢请示。后来甚至连粮食种子都没有，人民也没有力量劳动，导致灾荒持续时间延长。可以说，大饥荒的原因是：错误的政策、中央一群胡涂蛋、各级党委王八蛋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欺上瞒下、虚报邀功，使中央无法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导致错上加错。如果中央能及时得到正确消息，即使大跃进的严重错误，也不至于大量饿死人（只要不出口，或再进口一些，可保活命）。这是毛泽东及执政党身上一个永远无法洗掉，也不该被洗掉的污点。可中共这种欺上瞒下和虚报邀功的劣根性至今没有根除，并将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和调整。各级党政部门还在尽力隐瞒辖区的人祸，值得中央高层的注意。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民主和舆论监督渠道的畅通，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制度的确立和有效执行。对官员非重典难以治中国。 至于饿死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资料，有7、8百万到3、4千万之说。3、4千万的由来有明显错误，因为是按照58年前几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得出62年底应有人口，减去实际人口数而得出的。错误在于：这段时期，人们在饿肚子时行房次数、怀孕概率和婴儿成活率大幅度降低，出生率要比正常年份低很多。因此，这种算法将带来千万量级的计算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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