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呢？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工业本身解决，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对外掠夺，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新中国在资源禀赋上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劳动力资源极度丰富，土地资源则是既定的。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设法快速积累资本，寻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资本短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条件，以吸纳劳动力就业，因此就必须在资本主导力量之外，去寻找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因素，显示社会中间实际上也只有唯一的选择：政治权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毛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从土改结束开始，中国农村就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逐步形成强大的基层政权，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基层政权，具有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覆盖全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所具有的动员能力远远高于资本所能达到的限度，动员能力一度显示出超越了劳动力的存量的趋势，从1958年秋天开始，毛针对这个过剩的动员能力的滥用现象，系统地进行纠偏。在资本和政权两种可选的整合因素中间，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是政权而不是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这一个方面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本不足，所以个人奋斗的成功空间很小，社会上多数人转而寻求一种集体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个人努力无效的情况下，集体利益的成长和长远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强化农村基层政权，中国的丰富劳动力就肯定无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象陈永贵说的那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寨大队的社员就无法肯定今天的“无报酬劳动”是否在未来可以取得适当的报酬，又或者陈永贵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归自己搞“经营者持大股”，显然“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着眼于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的，一是强化基层三级政权以增加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要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通过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以给劳动者适当的保障。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只有陈永贵那样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够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中国的精英们好像永远不明白，所以毛特别愿意提拔陈永贵当副总理。
官僚集团在大跃进中，从原来一贯反对的立场，一变而为“左”的煽动。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都和他们的煽动分不开，其中尤以“共产风”为甚。
X不止发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宣传他的“共产主义”。他公然篡改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难怪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X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报》都以重要新闻加以报道，流毒自然是全国。
毛发现后，十分着急。他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X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吴冷西回忆：调查地点毛已经选好，原有山东寿张县--X去过的地方，因陈伯达去过而未去）毛还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这些话，显然是指X等人。毛要调查组带两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和X带《大同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X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X 1958年6月14日 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
调查组向毛汇报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针对X篡改北戴河决议，鼓吹“穷过渡”，毛说：“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那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毛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直到武昌会议上，毛公开批评“穷过渡”时，X、彭真插话，说什么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可见他们的立场多么顽固。
从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赴河北、山东、河南再调研，发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未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问题。毛说：“'共产风'刮遍全国，”“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以更加尖锐的语言批判“共产风”，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为之贼，红帮为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为了突破官僚集团的封锁，毛甚至以“党内通信”的形式，直接诉诸向省、地、县、社、队写公开信，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有人对毛的纠左，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文革期间李井泉的罪状之一，就是收回《党内通信》（据X力群的揭发）。曹为平说：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实农民何来的狂热性？对这样的“共产主义”避之不及。由于某些基层干部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物资，使得农民惊恐不满，纷纷杀猪宰鸡，砍树伐木，以殆工的方式消极抵抗。社员私下发牢骚说：“共产党变成大炮党”。有的说，“年年讲增产，年年口粮低”。为了压制群众不满，有些公社非法设立劳改场。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利用公社体制随意占用社员的劳动和财产，利用放卫星、深翻改土等形式主义做法升官，自然符合其阶级利益，也符合其行为方式。
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庐山会议，主要是为了纠左。彭德怀也主要是攻击X等，因为他是一线领导。彭德怀就是要追究前一段错误的责任，要调整班子。实际上还是高岗案的继续，即军功集团因为不满权力分配而向文官集团挑战。这超越了毛的底线，毛始终认为这个班得由文官集团来接，不愿意交到军功集团手中，何况彭德怀与又苏联领导集团有着暧昧的关系--这更犯了毛的大忌。所以他再次支持了X。彭德怀想撤退，写捡查。当时X不干了，X和很多各省内一把手都认为，彭德怀这个事就不能这么不了了之，批判斗争彭德怀，后来罗瑞卿的女儿有一篇文章说她爸对不起彭总，什么意思？是罗瑞卿打了彭德怀。
后来X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说明：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这两段话在收入《X选集》时被删除了。
七千人大会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的先声，较量的内容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特别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毛是承认错误，检讨错误，从错误中引出教训，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XX集团则从鼓吹“五风”脱身，从极左转到极右，全面否定大跃进，并企图把错误的责任嫁祸于毛一人头上，嫁祸于社会主义路线，从而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推行他们的资本主义路线。
困难来临以后，XX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夸大当时的困难，并且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不讲，一点责任也不承担，还含沙射影地栽赃与毛同志。X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七分人祸”是什么。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相反，毛对整个中国问题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光明正大。
人民公社化当中，有许多的浮夸风，虚报产量等等，中央都有责任，许多干部，中央一线的领导，X、小平都有责任，把这个事都算到主席的身上，没有道理。当时有两种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种是极左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写文章的时候要消灭商品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另外，有的人是用阴谋的办法，中央的有些领导，不同意公社化，故意往坏的搞，虚报。搞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反动派一直要干的，他们大搞浮夸风等其实是很阴谋的，想嫁祸于毛。毛说，你多报点产量，他一直说要实事求是，可是他们要虚报，什么亩产万斤，鬼才信，干这些而且不是一般的干部，都是省和中央的干部。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所以毛说：“极左的根源是极右”。而在中央是谁在支持李井泉、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呢？不就是X、X么。X建勋、纪登奎是支持张钦礼、焦裕禄的，而X建勋、纪登奎又是毛、周恩来信任的。真是壁垒分明。
在七千人大会以前，毛把许多问题看为是认识水平的问题，后来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么胡来，大失水准，是故意干的，加上X等对三自一包等资产阶级的东西感兴趣，毛发现党内有坏人，有资产阶级。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对红卫兵小将回忆起X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以后，毛对他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毛说：“此人（指X）我绝望了！”
X、X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判的人翻案。田家英这样在毛身边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认为“包产到户”还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这种倒退意见，当时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赞同，X、X当然自在其中。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田家英正是窥视出这种严峻的形势，弃毛投X，并违背了秘书的基本道德，最终落得自杀身亡。
曹为平认为，正是XX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个因素，但大跃进中人民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成绩是巨大的，XX的“五风”造成的破坏处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祸则是后来的“三自一包”。除此以外，1960年还有利润挂帅，当时叫钞票挂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许多农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发了小财。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有的农民不再安心集体劳动，而是弃农搞起了长途贩运。对于农民中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该教育，可X、X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让农民安心于集体生产，反而鼓动“三自一包”大拆集体生产的台脚，弃农经商之风泛滥了起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芜。这就造成了农业大减产和大饥荒。--说大饥荒是相对于解放后说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饥荒。1962年由于土地荒芜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地步了。所以毛在62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弃农经商的风嘎然而止。对中共八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路线，毛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路线就变了，实际上，北戴河会议很重要，等于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为以后主席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1965年毛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今天的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对事物的预见多么准确！如果，我们当时还看不清这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分田到户了，农业机械化不搞了，牛没有了，要靠人力拉犁了，还有其它种种事情，农民觉得怎么生产倒退到原始社会里去了。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全面退化，只有官僚组织全面进化了，以前才几个干部，现在则七站八所。
既然人民公社办得不好是干部队伍问题，那么就应该努力解决干部队伍状况。可是七十年代后期的分田到户，对于干部队伍一点不准动，光分田到户。如果分田后，农民只要交国家的税，社队干部一律解散，只建立一支很小的乡村干部队伍，开销很少，那倒也是真正回到了五十年代初，农民也真的成了个体农民。可是现在乡村干部队伍不组织生产，已经失去了以前社队干部的社会职能，什么都不干，或不干好事却还保留着，他们的收入还必须保证，生活上要比农民好得多，对农民可以为所欲为，而且队伍十分庞大，那样的分田到户算什么呢？凭什么理由要农民去养活那庞大的乡村干部呢？农民得到了一小块地却要负起如此沉重的负担，那和地主租土地给农民收取租税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包产到户的问题不在于使农民变成了小农，而是使农民变成了农奴。结果农村出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现象，城里生产的工业品则大量积压。然后精英就说国企效益不好，卖的卖了，分的分了。
（风之谷书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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