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铁证: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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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5 21:59:57
来源:古亭秋月《正史铁证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被逼上梁山》（原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毛泽东传》
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被党内滋生蔓延的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和不法资本家行贿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严峻形势而逼上梁山，并非是“他搞政治运动在行”而发动的。
“三反”缘起1951年10月毛泽东建议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减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后，毛泽东收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除了总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外，还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5亿（旧币）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的严重问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吃惊。
毛泽东想到：早在进城前夕，就向全党发出了“敌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警告。并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从西北坡去北京那天，对身边人说“是进京赶考”。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对人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还讲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要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访苏回国途径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熊掌、飞龙等做给他吃。第一餐饭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强吃了。回到住地，生气地对身边人讲：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次日，他们改了，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样子蛮好的”。同时交待说；“胡志明是客人，一定要招待好。”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专门讲了这件事。说我是不学李自成，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他敏感到在增产节约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开展“三反”，并非是“好斗”，而是被党内干部中已经滋生蔓延起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逼上梁山的，是为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面对党内腐败状况，他不可能视若无睹，而他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和镇反运动那样，又着手指导着“三反”运动。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他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1951年11月30日这天，毛泽东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送来的报告。他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必请你们加以注意。”同日，他还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批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从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透过批示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细地掌握这一斗争。”
毛泽东为了精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每天都要批转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并从这些报告中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
12月31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了除夕之夜，1952年元月1日18时半，毛泽东邀请党内几位负责人和十几位民主人士在颐年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后，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开展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时至1月中旬，毛泽东从各地报告中看出还有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了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并连续几个晚上召开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的书记处会议，听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后约朱德、聂荣臻、粟裕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接着又召开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参加的书记处会议。研究布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把“三反”推向高潮。在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千万元以下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果不清除惩办，必将为患无穷，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他认为若不“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当年抓反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当全国“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大小老虎的高潮后，毛泽东发现了有些地方出现自上而下的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情况，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9日，毛泽东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类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月26日，毛泽东在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3月1日，李富春给毛泽东送去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太严了。”到“三反”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入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极其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的错案，防止“三反”扩大化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毛泽东在处理有真凭实据的“大老虎”上也是慎之又慎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此案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款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旧币），他俩不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逮捕法办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了对刘，张“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意见。12月20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对刘、张的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2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死刑，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让国人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留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感慨万千的回忆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曾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发动“五反”的直接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从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揭露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指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
1951年12月31日，薄一波在给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要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和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予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二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段斗争看待。
在这个斗争中，对于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于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号令。自此时起，毛泽东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即作出了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五反’运动的决策。毛泽东选择在这个时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是他认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的好时机。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到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政策，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这样，毛泽东就同时指导着在党政军民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和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两个战线上的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药款项达3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3年中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15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3万斤豆油；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产阶级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的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31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亿余元。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鉴于以上严峻事实，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五反”运动，雷厉风行的打击不法资产阶级气焰。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界线，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小数反动的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一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运动中。毛泽东对曾出现的“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很快作了纠正。并约请民建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肯定民建会的重要作用，并提议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完全违法，一定不要；守法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用经济观点，从远的大的方面，从全国看，有些大工业家掌握有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发动“五反”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五反”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团结。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的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有力的配合了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让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护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亦应迅速恢复正常。”之后，他在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的‘五反’报告》批示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语气说：“尤其要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2月20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发来的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显著停滞现象，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业订货入手，启动市场的建议的电报，明确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注意解决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以上情况证明在大中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改，铲除封建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对此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运动中，毛泽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扩大争取团结保护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并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一类。这样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左右，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即占95%左右，保护鼓励守法户正常营业，对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孤立和打击的仅占5%左右。二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时间，实行先大后中，分批集中，分层开展，重中择重等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这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同时，毛泽东对一部分干部群众在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产生的左的情绪，诸如在理论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不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有的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和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等，毛泽东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
在指导“五反”实际工作中，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五反”运动实践。并明确提出了“五反”运动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略）。这八项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达到了这八条，国家就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开展“五反”运动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包括“五反”在内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5月5日及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退补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着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毛泽东对“五反”定案曾作过如下具体指示：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之合乎于经济状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退补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运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很高兴。这个比例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开始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注意。在付工缴查账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进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根据毛泽东起草的这个中央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此较顺利，而毛泽东在对大资本家的处理上表现了大度。上海荣毅仁是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对他应该划到哪一类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经薄一波和陈毅反复慎商切磋，定为基本守法户。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对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综上足见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五反”运动以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实际结果意义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上起了根本变化，为以后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从1951年12月、1952年1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起到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斗争方式。毛泽东在指导“五反”运动中，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总体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当时评价说：“‘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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