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连篇的《邓恩铭与青岛建党》
——揭批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公开伪造历史《宣言书》
曲 琦
1995年6月29日的《青岛日报》，在《党建园地》七一专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4周年撰写的《邓恩铭与青岛建党》一文。（以下简称《邓》文。见附件一）
作为中共青岛市委的一个专职领导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共青岛地方史的部门——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用这样一个严肃的题目，写的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却是鬼话连篇，公然肆无忌惮地在伪造历史。
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46年之后的1995年，当全国解放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工作进行了30多年的1995年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竟然刮起一股伪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妖风，乌云翻滚吞噬了青岛湛蓝的天空。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这是公开向青岛、向山东，甚至向全国的党史工作挑战！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这是公开向党挑战！《邓恩铭与青岛建党》就是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公开伪造历史的《宣言书》！
对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这种狂妄的挑战行为，绝不能等闲视之。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为了使广大群众及子孙后代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必须揭去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伪造历史的画皮，将其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篡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名称，伪造创建时间
《邓》文的第二段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迅即遍及全国。邓恩铭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先后办起了励新学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1921年7月，邓恩铭……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在这里清楚地说，邓恩铭和王尽美办起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而且是在中共“一大”之前。
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史的人都知道，王尽美和邓恩铭曾在济南贡院墙根街山东省教育会内办了一个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
现在已经发现的能证明济南以前有过一个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手文件资料，就是1923年4月21日中央特派员、济南支部代理书记吴慧铭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信中（2）关于工作的第二条就是“恢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既然是“恢复”，就说明以前曾经有过。
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建时间，在60年代、70年代，由于有关资料缺乏和受某些当事人记忆错误的影响，山东党史界众说不一。但是，到了80年代，有关资料逐渐发现，在1982年1月6～10日由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举办的“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已得到合乎历史真实情况的解决，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1年8月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济南后，发起组织的。
历史事实是这样：1921年8月邓恩铭和王尽美参加党的“一大”回济后，在贡院墙根街山东省教育会内办起一个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党的“一大”之前，从未有一个组织和个人，包括邓恩铭和王尽美在内，在山东公开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山东知识界、学生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但，无政府主义却在知识界、学生界当中有影响，受到欢迎。王尽美、邓恩铭他们参加“一大”受到教育，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有了提高。他们回济后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是第一次在山东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开始在山东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这在山东来说，是一种补课性质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独生子，没有一个叫什么“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孪生兄弟或姊妹。党的“一大”之前，山东也根本没有一个名叫什么“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组织。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按照自己的口味任意篡改历史上组织机构的名称，伪造创办时间，这是肆意践踏研究历史的起码的准则。
（二）编造黄泽沛1922年下半年在胶县为邓恩铭完婚的爱情故事
《邓》文说：“1922年下半年，邓恩铭的堂叔黄泽沛调任胶县知事（县长），同年在胶县为邓恩铭完婚。”
黄泽沛从青城调到胶县任知事，有案可查，是1922年3月到任，干到5月就离任了。这说明黄泽沛在胶县的时间是1922年上半年，不是下半年，下半年已调往淄川做县知事去了。1992年5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胶州市志》当可以佐证。而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却偏偏要伪造成“1922年下半年”，黄泽沛才“调任胶县知事”。
关于邓恩铭的婚姻问题，众所周知，不要说1922年下半年，就是直至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国民党枪杀，一辈子虽然和女人同居过，但却从未正式“完婚”。邓恩铭没有留下“遗孀”，也没有哪一个女子出来声称她是邓恩铭的“遗孀”。1980年12月21日，贵州的张英志在写的《访邓恩铭烈士胞弟邓恩光》一文中说：“烈士……在兄弟中是老大。女友侯玉清（山东省益都县人，有误认为其已与烈士结婚的说法是不够清楚的）”。
不过，1917年邓恩铭从贵州荔波来山东投奔他堂二叔黄泽沛之前，她父母在荔波确实曾替他订过婚，女方名字叫于云仙。对父母包办婚事，邓恩铭在1922年八月二十九日给父亲邓国琮、母亲黄氏的信中说：“父母辛苦费力哺养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现在难免成坏的了。一件事本为儿女好的，那晓得反到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男并不是说瞎话，看看梁老顺爷，珠姐，大姐，就知道了。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把父母的“替儿女订婚”的坏处，揭露得淋漓尽致。
他对父母替他订的未婚妻的态度，信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他说：“男对于云仙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论事只有退婚一法；不过论起理来，退婚于她家太难堪了，于云仙尤其可怜……如今退了她，实在难她；心里也很不好过，没有法子，只得完了婚算了。”
邓恩铭这里说“完了婚算了”，说明他还没有“完婚”。另外，他也不是让他堂二叔黄泽沛为其“完婚”，而是“今年男很想乘闲回家一次”，要自己回贵州荔波去“完了婚算了”。不过，邓恩铭在信里虽然这样说，却并不是真心要回家“完婚”，只是虚晃一枪，作个样子。他接着给自己找借口说：“不过像这样世道，保得住路上没有土匪吗？冒昧回去，一旦遇着怎么了？命比什么都宝贵，没有命，立时万事皆空，所以回家的事总要慎之又慎，不能敢走。”
既然不“敢走”，也就没“回家一次”，当然也没有“完了婚算了”。
1924年5月8日，邓恩铭在给父亲的信中又谈到婚姻问题，他说：“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三爷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既然直至1924年5月8日邓恩铭仍然“不能回去完婚之意”“决不更改”，又“硬着心肠不回去”，自然也就不能“完婚”。
一年后，即1925年，邓恩铭的三婶对他做了工作，邓恩铭才心回意转，主张“把云仙娶过来”。这从1930年12月5日他从济南监狱写给母亲的信中可以得知。信中说：“与王家退婚之举，实出于往年儿不得已之主张，且云仙对儿之痴情，亦非儿所料及，故民十四儿闻 三婶言及，即有信与 父亲，主张把云仙娶过来，但总未得复。”老父不表态，因此邓恩铭“把云仙娶过来”的主张，也就没有兑现。
1930年11月，邓恩铭的母亲写信给他，信里对他的婚姻问题又旧事重提。1930年12月5日，邓恩铭在给母亲的回信中最后表态是：“儿为人道起见，且不忍辜负云仙情意，仍主张在儿未回家之前，把云仙先接过来，一则使母亲有人伴侍，二则可以安其心。但不知 王岳母赞成否？”
时至1930年12月，邓恩铭和于云仙的婚姻公案仍没有结局。
遗憾的是，邓恩铭对国民党的“大赦”，抱有“儿多少总能蒙恩万一，则儿或许能在不久之将来恢复自由，诚天幸”的单相思，不仅未能如愿，反而于1931年4月5日被国民党枪杀，陈尸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使他回家与于云仙完婚的梦也成为泡影，抱恨终身。
邓恩铭与于云仙的婚姻一波三折，本来是一首跌宕起伏、催人泪下、令多情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而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却妙笔生花，把它谱写成一出1922年下半年黄泽沛“在胶县为邓恩铭完婚”的大团圆喜剧。
关于邓恩铭的资料，现在能够看到的，可以说够丰富了。早在1982年，山东省委党史办公室的李肇年就曾帮助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编辑出版了一本《邓恩铭烈士专集》，其中收入了邓恩铭11封家书，这是研究邓恩铭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我在前面所引证的邓恩铭对他和于云仙婚姻所表的态和说的话，就是取自他的这些家书。资料如此这般丰富，事实如此这般清楚，而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竟然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凭空编造出黄泽沛1922年下半年在胶县为邓恩铭完婚的神话，并且堂而皇之公开刊登在青岛市委的机关报——《青岛日报》上，这种肆无忌惮编造历史愚弄欺骗读者的狂妄态度,令识者发指！
（三）臆造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建党建团
《邓》文说：“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1995年3月31日，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在写给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会的要求改变两个时间的报告中振振有词地说：“新发现的资料证实党的‘一大’代表济南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来青的时间1923年4月”。
他们所谓“新发现的资料”有三：一是被山东省档案馆确定为“1924年3月20日”邓恩铭写给宗兄的信；二是“王蔚明的回忆”；三是“丁祝华同志的回忆”。
这是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臆造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的三张王牌。不过这三张王牌，都是经不得阳光照射的雪人，给他们帮不了一点忙。
现在，逐条批驳如下：
第一、 省档案馆将邓恩铭1924年“7月20日”写给宗兄的那封信错误地确定为1924年“3月20日”
1994年，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从中央档案馆得到一件被山东省档案馆确定为1924年“3月20日”邓恩铭写给宗兄的信，原信全文如下：
宗兄：
十四日来信今日才收到。被检查并留中数日。此后来信请交济南路裕丰成吕竹村转交黄伯云收。寄信处，即发信处可随便刻一铺号图章盖上为妥，千万别再书上大了。
我到青将近一年，成绩毫无，惭愧得很；但除了少作报告以外，自信无日不在为本校作事，这并不是替自家粉饰，可派人彻查，或函问济地亦可。至于说从未作过报告，未免太冤枉了，请查我去年的信，便可明白。仁静尚在，非我所能狡赖也。
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本校进行极感困难，未及一年已得同志二十二人（请假转地均在内），已属不易，加以不能拿“牛溲马勃，滥竽充数”，则青地一时成不起地方。不能专归罪于不努力吧？我作事向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要欢迎我的帮助，我是不客气的；至于说事无须作报告，那是应该的，不过有的是时间上来不及，是否可以通融，如不能通融，以后即遵照此次来函办理；如认为向外发展系过于泛滥，则我以后决不敢过问。再宗兄是否信任我，是否信任我介绍之同志？请示知！
白真是今年二月加入的，他并且已是CP候补。他除了稍为[微]固执一点外，其他均极好。团员表已寄宗兄一次，现又新加几位，表俟王兄再赴沪时捎去，邮寄失落了不是耍的。
十六日寄上一详细报告，收到否？请示知。
又铭20/7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对山东省档案馆确定的邓恩铭这封信的成文时间没有丝毫怀疑，并且还从邓恩铭在信中说“我到青将近一年”这句话得到启发，不用借助什么电脑就推算出“邓恩铭于1923年4月到青岛”。因为，既然1924年3月20日“到青将近一年”，那么“1923年4月到青岛”，差一个月不到一年，不正是“将近一年”吗？他们把这自诩为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对青岛党史的一个空前的“新发现”。
但是，只要把邓恩铭写给宗兄的这封信稍微仔细地从头至尾看一遍，就会发现，省档案馆在确定这封信的写信日期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1.收信人“宗兄”这个团中央组织的代号，1924年7月以后才使用
现已发现的，邓恩铭1924年3月当中写给团中央的信件，除被省档案馆确定为“3月20日”的这一封信外，还有3月15日、3月18日、3月21日、3月24日和3月27日5封，这5封信的收信人都是“仁静兄”，即当时的团中央负责任人刘仁静。而且从1923年10月以后直到1924年4月，邓恩铭一直是向刘仁静汇报工作，怎么突然在1924年“3月20日”又给团中央“宗兄”写信为自己辩护呢？
事实是，1922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中央和地方上下通讯联系时，都是通用个人名字或个人代号，如仲夏、中澥、安石、C.H.、仁静、敬云、子云、代英等等。到了1924年7月，林育南负责团中央工作以后，上下联系才改用组织代号，“宗兄”就是林育南时代的团中央代号。在1924年7月之前，根本没有“宗兄”这个代号。这从1924年7月10日邓恩铭给团中央的信件仍用“安石”这个人的代号，而1924年7月15日始改用组织代号“钟英”，8月14日和20日两信用“宗兄”，也可以得到证明。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山东省档案馆把1924年邓恩铭写给“宗兄”的这封信的写信时间确定为“3月20日”是错误的，应为“7月20日”。
2.信中说：“此后来信请寄济南路裕丰成吕竹村转交黄伯云收。”应为1924年6月以后的事
1923年邓恩铭到青岛之后，关于他的住址和通讯地址，在他给团中央领导人写的信中多次谈到，已发现的有以下一些：
a.“我三日内即赴青。来信请交青岛职业学校李子刚先生转。”（1923年9月19日给仲澥信）
b.“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S.Y.章程及通告等均请寄交督办公署工程处象午收，因弟恐将移至他处也。”(1923年9月20日给仲澥信)
c.“象午离我的住处很远，见面很费事。以后有信请直寄青岛职业学校王静一先生住宅转即可。”（1923年10月4日给C.H.兄信）
d.“寄我的东西请直交青岛汇泉职业学校王校长住宅转即可。”（1923年10月11日给仲澥信）
e.“有信仍请直交职校。”（1924年1月29日给仁静信）
f.“我的报馆事起变动，恐不能再干”；“报馆事不能干，则住处亦发生问题。”“回信交职校”。（1924年5月10日给安石信）
g.“请你在沪速觅简章等必须的参考东西，快寄来，可直交北京街两级小学延白真收，他是C候补。”（1924年5月13号给仲夏信）
h.“王静一撤换，我搬到何处尚未定，有信报请暂交青岛北京路公立两级小学校收可也。”（1924年5月14日给安石信）
i.“我移住东镇，故函件该由东镇小学巩端甫转即妥。”（1924年6月24日给安石信）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1923年9月20日邓恩铭刚到青岛之后，“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住处尚未最后确定，“恐将移至他处”，所以一度曾以督办工程处王象午处为收信地址。但，过不了几天，10月4日他就写信给C.H.兄，确定了“青岛职业学校王静一先生住宅” 为收信地址了。这个地址一直到1924年5月上旬，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改变。甚至1924年5月10日他给安石写信报告他的“报馆事起变动，恐不能再干”“则住处亦发生问题”时，仍然说“回信交职校”。
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出，邓恩铭之所以改变收信地址，是因为1924年5月10日他给邓中夏的信中说“报馆事起变动，恐不能再干”“则住处亦发生问题”，才被迫改变。1924年5月14日，王静一撤换了，邓恩铭为此又给邓中夏追去一信，明确提出：“有信报请暂交青岛北京路公立两级小学校收可也。”这是邓恩铭第一次提出不使用职校这个地址。
邓恩铭再一次改变收信地址，是他在6月24日给安石的信中提出“我移住东镇，故函件该由东镇小学巩端甫转即妥。”这是因为邓恩铭已经离开职校，搬到东镇了。
邓恩铭两次改变收信地址，都是有原因的，而且确定新的收信地址，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一次改在“北京路公立两级小学”，是因为延白真在那里当老师，而且延白真是“C候补”，政治上可靠；第二次改在台东小学，是因为邓恩铭自己在那里。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没什么可怀疑的。
可是，被省档案馆确定为“3月20日”邓给宗兄的那封信中所说“此后来信请寄济南路裕丰成吕竹村转交黄伯云收”，却使人产生出一些疑窦：
a.吕竹村是1924年6月才入团的，“3月20日”还没有和团发生关系，只是裕丰成商号的“商店夥”。邓怎么会找这样一个在政治上与团毫无关系的人，给他收转团中央的秘密信函呢？
b.从该信中可以看出，这次改变收信地址的原因是：“十四日来信今日才收到。被检查，并留中数日。”这说明青岛的形势很紧张，很不好，因此要改变收信地址。可是，“3月20日”邓恩铭刚刚给宗兄写了信，第二天，3月21日，邓却又“接读了”刘仁静的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是寄到职业学校的，平安无事，顺利“接读”，没发生什么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c.被省档案馆确定为“3月20日”的这封信中，邓谈到宗兄的信“被检查”的事，而在整个3月中，邓给刘仁静的其他5封信中都没有谈到检查信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
然而，1924年7月4日，邓在给安石的信中却谈到“此地检查信件，故校务一时不能详告，请谅！”又说：“青地因空气不佳，故活动从缓。”还说：“此地有命令查拿月姊，请注意！”看来，那个时候青岛的形势是够紧张的，这和被省档案馆确定为“3月20日”的那封信所反映的气氛倒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被省档案馆确定为“3月20日”的信应该是“7月20日”写的。邓恩铭在信中所说“被检查”的“十四日来信”，不是寄到汇泉职业学校的，而是寄到6月24日开始使用的“东镇小学巩端甫转”那个收信地址的。因为东镇小学这个收信地址出了信“被检查”的问题，邓恩铭才把它改在6月已经入团的吕竹村在那里当“店夥”的裕丰成。由团员收转团中央的信函和刊物是完全可以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如果要问邓恩铭为什么不再重新使用5月13日信中说的有个“C候补”在那里当教员的“北京路公立两级小学”呢？这也有原因，因为6月，小学也在闹学潮，“北京路两级小学”也是军阀政府注意的是非之地，往那里寄团中央的信件，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当然不能再使用。
3.该信说：“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本校进行极感困难，未及一年已得同志二十二人（请假转地均在内），已属不易，加以不能拿‘牛溲马勃，滥竽充数’，则青地一时成不起地方。”此为1924年7月的情况。
青岛团支部自1923年11月18日成立以后，邓恩铭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谈到青岛团员人数的，除被省档案馆确定为“3月20日”的这一封外，尚有以下几封：
a.1923年11月19日给刘静仁信：“此间经两月之联络，得同志十二人。……于最后（十八）一次将S.Y.组织成立。”说明团支部刚成立时只有十二人。
b.1924年2月20日给刘静仁信：“青岛情形如常，S.Y.同志最近期想可增到二十人以上，刷工居多。”这只是邓恩铭的设想。
c. 1924年5月10日给安石信：“山东的S.Y.有两年的历史了，在此长时期竟组织不起区来，办事人实不能辞其责。我病愈后即努力活动，到现在总算是做到组织区的条件了，故特请示中央，可否成立？计济南团员早已足二十人，青近中亦补足，惟张淄合计仅得十五人，青州八人……”。“青近中亦补足”，说明此时青岛团员尚不足二十人。
d. 1924年7月15日给仲英信：“青岛以种种变故，致同志流动不定，因此人数不足，而地方亦未正式成立。计尚在青者十二人，转济一人，转天津一人，请假回家者七人，梁醒黄不知去向。”此时地方虽“未正式成立”，但团员人数全部加起来，却已有二十二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1924年2月20日邓恩铭虽有“S.Y.同志最近期想可增到二十人以上，”的想法，但直至1924年5月10日，仍然不足20人，只是提出“青近中亦补足，”到底还缺几人？1924年5月山东地方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青岛方面：由恩同志负责，S.Y.学生同志发展至十七八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还缺二三人。
既然到1924年5月青岛的团员人数还不到20人，只有十七八人，“3月20日”怎么会“已得同志二十二人”？
不过，邓恩铭在给宗兄的这封信说的“未及一年已得同志二十二人（请假转地均在内）”，及“青地一时成不起地方”，和7月15日给钟英信中说的团员人数（包括转外地.请假和不知去向的）和“地方亦未正式成立”的情况却完全相符。
从这一点看来，省档案馆把邓恩铭给宗兄这封信的写信日期确定为“3月20日”是错误的，应该是“7月20日”。
4.该信说：“白真是今年二月加入的，并且是C.P.候补。”
这是说，延白真是1924年2月加入团，5月加入党，“是C.P.候补。”另外，邓恩铭在1924年5月13日写信给中夏，让他“在沪速觅简章等必须的参考东西”，“直交北京街两级学校延白真”时特别说明延白真的政治身份——“他是C候补”。
既然，1924年5月延白真才入党，才成为C.P.候补，那么，邓恩铭在“3月20日”信里又怎么会说他是“C.P.候补”呢？
从这一点，也说明省档案馆把邓恩铭给宗兄的这封信确定为“3月20日”写的是错误的。
5.该信说：“团员表已寄宗兄一次，现又新加几位，表俟王兄再赴沪时捎去，邮寄失落了不是耍的。
邓恩铭信里说的“王兄”，就是王用章。
1924年5月，王用章去上海参加5月10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王用章是从青岛乘船去上海的，在青岛时和邓恩铭有联系，邓恩铭对王用章去上海一清二楚。他在5月初给邓仲夏的信中就说： “用章兄不日赴申，东情面讯可也。”此时，王用章还在青岛。5月10日，邓恩铭再给安石信说“报馆事不能干，则住处亦发生问题，此事请问用章。”那时王用章已经在上海参加扩大执委会了。
1924年5月以前，王用章没有去过上海。因为，1924年1月3日吴容沧被捕以后，“以致同志星散殆尽”，而王用章“未离济，代任C.P.委长，并接S.Y.一切文件，且介绍了几个同志”；“阴正月（公元2月—曲注）的时候，（理发会）齐河分会正式成立——由用章同该会总代表四人去组织”；3月17、18日，“美、章都到青”，参加四方大会，会后即与郭会商一切进行事务；3月24日，王用章又参加团济南地委的一次聚会，由他“报告无（吴）变期间团务停顿中的情形”。他的报告中没有去上海的内容。这说明，1924年1月至4月，王用章没有去过上海，5月是他1924年第一次去上海。既然如此，邓恩铭怎么又能在“3月20 ”日给宗兄的信中说“王兄再赴沪”呢？这也说明省档案馆把这封信日期确定为“3月20日”是错误的。
6.该信说：“十六日寄上一详细报告，收到否？请示知。”此“详细报告”应为1927年7月15日邓恩铭给钟英信。
如果按省档案馆确定的这封信是“3月20日”写的，那么，“十六日寄上”的“一详细报告”，应该是邓恩铭1824年3月15日写的那封信。3月15日写的，3月16日寄出的。可是，3月15日的那封信，是邓恩铭写给刘仁静的，是回答刘仁静问的，信的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你所问的那几个问题，现在答复你如下：”然后谈了永裕公司、督坐办、海军三者的连带关系和四方、港工罢工的情况。信的末尾，邓恩铭还说：“这报告简略的很，我拟作的‘一年来的罢工’，现在搜集材料，‘五一’准可印出。”看来，这并不是给宗兄的“详细情报”。
可是，1924年7月15日，邓恩铭写给钟英一封比3月15日写给刘仁静那封还长的信，开头说：“今将青地情形分条报告如下：1.政治。……2.活动。……3.组织.……”等等，等等，讲得很详细，倒像是给新上任的团中央书记汇报工作的“一详细报告”。钟英、宗兄是一回事，都是团中央组织的代号。据此，也可证明省档案馆把这封信确定为“3月20日”是错误的。
7.邓恩铭给“宗兄”的这封信，是从左往右横书，共2页。在首页左边空白处，从右往左还竖着写了两行字，是：“青州学联事即去信叫该地同志作好寄去。”
关于青州学联的问题，邓恩铭在给团中央的信中曾几次谈到，如：
a.1924年6月24日给安石信说：“学联会青岛能否派遣代表，请代打听，速复！再，青州学联会大【多】数属我们同志，但亦不知能否派遣？”
b.1924年7月10日从青州给安石信说：“我因青州派代【表】事来此，晤各同志，始知未接到济方的通告，故弄了一个大错。就是他们不向我们请示办法，反向民校请示，幸所举代表一为S，一为极端反对。因此民校主张打消。我亦主张打消，不过我们决不能就此了事。故我主张，委派在沪同志代表出席，极得他们同意，现通知信已缮好，请转交总会为荷！空白委任状二纸，请兄妥为办理可也。”
关于学联会的问题，全国学联于1924年5月28日发出《通告》，说：“按照本会章程第十条，召集第六届代表大会，定阳历8月1日在沪开会。”让各地所派代表于7月25日以前到沪。
团济南地委6月29日给团中央的第一号报告中，提出了山东出席沪学总会代表名单，代表是吕春岩和李士清。
既然1924年5月28日全国学联才发出召集第六届代表大会的《通告》，邓恩铭又怎么能提前两个月在“3月20日”就抢先谈这个问题？
这也说明，省档案馆把“7月20日”认定为“3月20日”是错误的。
邓恩铭1924年给“宗兄”的这封信是7月20日写的，而不是“3月20日”。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省档案馆把邓恩铭1924年给“宗兄”这封信的写信日期确定错了，提前了四个月。那么，青岛市委党史办据此而得出的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的推论，当然也就错了，根本不能成立。
8、2000年8月30日山东省档案馆承认将邓恩铭1924年7月20日写给宗兄一信道的成文日期错误地确定为“3月20日”。
关于山东省档案馆于上世纪90年代，将邓恩铭1924年7月20日写给团中央宗兄信的成文日期，错误地确定为“3月20日”，给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在研究邓恩铭在青岛的活动方面造成了恶劣的严重后果。
对此，我于2000年8月，给山东省档案局李光泉同志和山东省档案馆写信提出批评。
2000年8月30日，山东省档案馆编研部作了答复，承认他们将“7月”确定为“3月”是错误的，并承诺在适当时候印发勘误表予以纠正。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事实真相，现将有关材料公布于后：
甲、给李光泉同志信：
光泉同志：
您好！
8月4日，我给省档案馆写了一封信。后来，我在青岛又看了一下，发现其中有几个错字，这是打印时出现的，校对时也没看出来。
现在，我改正了错字，又重新打印一份，给你送来。请把原信销毁，以此信为准。
我信中所提问题，请贵馆研究后，务必给我以答复。因为，这对研究青岛地方史至关重要。谢谢！
祝
好！
曲琦
2000年8月22日
由青回济后
乙、给山东省档案馆信：
山东省档案馆：
1994年4月，贵馆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纂的《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一集）中，有邓恩铭1923年9月给仲澥和1924年写给宗兄的两封信，在成文时间方面，考证有错误，现在提出来与你们商榷。
一、《邓恩铭关于赴青岛事致仲澥信》（见《汇集》甲种本第一集第16页）
该信的写信日前，邓恩铭原来在信末尾写的是“19，下午七点”，
而《汇集》却改为“十四日下午七点”，并在标题下面把成文时间署为“（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错了。
邓恩铭写的“19，下午七点”，写得很清楚，没什么可怀疑的。（见附件一）在邓信原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1923年9月）14日”。这行字不是邓恩铭写的，因为字迹完全不一样，不知是谁写的。可能是中央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时加上的“注”。错就出在这里。
二、《邓恩铭关于变更通信地址及发展团员等事致宗兄信》（见《汇集》甲种本第一集第96页）
标题下成文时间署为“（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信末署为“三月二十日”。
都错了，应为“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
根据是：
从收信人判断：“宗兄”是团中央的组织代号。使用组织代号，是1924年7月，林育南负责团中央工作以后开始的，如“钟英”、“仲英”、“宗兄”等。1924年7月以前，都用个人名或个人代号，如“中夏”、“仲澥”、“安石”、“C.H.”、“仁静”等等。
2、从信的内容判断：
A、信中说：“此后来信请寄济南路裕丰成吕竹村转交黄伯云收”。吕竹村是1924年6月入团，“3月20日”他和团还没有关系，邓恩铭怎么会让他收转团中央的秘密信函呢？说明这是6月以后的事。
B、信中说：“未及一年已得同志二十二人（请假转地均在内），已属不易，加以不能拿‘牛溲马勃，滥竽充数’，则青地一时成不起地方。”
1924年2月20日，邓恩铭给刘仁静来信说：“青岛情形如常，S.Y.同志最近期间想可增到二十人以上……”但5月10日他给安石来信中又说：“计济南团员已足二十人，青近中亦补足……”这说明过了快两个月，到了5月20日，青岛团员还不足二十人，那么“3月20日”怎么又会“已得同志二十二人”？
1924年7月15日，邓恩铭给钟英的信中说：“青岛以种种变故，致同志流动不定，因此人数不足，而地方亦未正式成立。计尚在青者十二人，转济一人，转天津一人，请假回家者七人，梁醒黄不知去向。”这时青岛地方虽未“正式成立”，但团员人数加起来正好是“二十二人”，和他给“宗兄”的这封信的情况倒是完全相符。因此，可以肯定给“宗兄”的这封信是“7月20日”写的。
C、信中说：“团员表已寄宗兄一次，现又新加几位，表俟王兄再赴沪时捎去，邮寄失落了不是耍的。”
“王兄”就是王用章。王用章在1924年5月去上海参加了5月10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时他1924年第一次去上海。既然5月才第一次去沪，“3月20日”连第一次还没去，怎么又能在信里说“俟王兄再赴沪”？
D、信中说：“十六日寄上一详细报告，收到否，请示知。”
如果给宗兄的这封信确实是“3月20日”写的，那么“十六日寄上”的那份“详细报告”应该指的是1924年3月15日邓恩铭给团中央的那封信。15日写，16日寄出。然而这封信是邓恩铭写给刘仁静的，不是给宗兄的，内容是答复刘仁静问的几个问题，和给宗兄信中说的什么“详细报告”，对不起头来。
可是，1924年7月15日，邓恩铭写给“钟英”的一封信，开头就说：“今将青地情形，分条报告如下：1、政治。……2、活动。活动分以下几项：甲、平教：……乙、农工：……丙、学生……丁、夺得教育权：……戊、向外发展：……3、组织。……”这封信倒像给宗兄信中说的那份“详细报告。”
这也可以证明，邓恩铭给宗兄那封信是7月20日写的，不是3月20日。
E、邓恩铭给宗兄信第一页左首空白处，竖着写了两行字：“青州学联事即去信叫该地同志作好寄去。”
关于全国学联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的事，全国学联于1924年5月28日发出《通告》，规定阳历8月1日在上海开会，各地所派代表于7月25日以前到上海。（见附件二——略。——曲注）邓恩铭亲自参加了青州选派代表参加第六届代表大会的活动。1924年6月24日他给安石写信问青岛能否派代表参加学联会时说：“再，青州学联会大[多]数属我们同志，但亦不知能否派遣？”7月10日，邓恩铭又从青州给安石写信，说：“我因青州派代[表]事来此，晤各同志，始知未接到济方的通告，故弄了一个大错，就是他们不向我们请示办法，反向民校请示……故我主张，委派在沪同志代表出席，极得他们同意，现通知信已缮好，请转交总会为荷！”
1924年5月28日，全国学联才发出召集代表大会的《通知》，邓恩铭怎么会在“3月20日”信中说这个问题？这也证明邓恩铭给宗兄的信是7月20日写的，中央档案馆错误地把它确定为“3月20日”。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央档案馆把邓恩铭给宗兄的信成文日期确定为“1924年3月20日”是错误的，应该是1924年7月20日。
上述两信的成文时间考证错误，看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影响所及却会造成极坏极为严重的后果。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就据此把邓恩铭到青岛的时间和青岛党组织建立的时间分别凭空提前了5个月和近1年，把青岛党史搅混搅乱，误导读者，流毒后世。这事，我在1994年8月12日就给高克亭同志写信作了揭露和批判。附来一份，供你们参考。（见附件三——略。——曲注）
我要求贵馆对自己出版的文献资料负责，对其中的错误认真加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为研究党史制造困难。
以上。不当之处，请批判，请答复。
此致
敬礼
曲琦
2000年8月4日
丙：山东省档案馆编研部给曲琦信：
曲琦同志：
您8月4日给省档案馆的信已由李光泉局长转来我部。我们认真阅读和研究了您的来信，认为：（一）您对邓恩铭1924年给宗兄一信的成文月份的考证意见是正确的。该信的成文月份应为7月，《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将其定为3月是错误的。出现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对该信的内容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辨认和判断错误，将所写不规范的“7”误认为“3”。（二）您在信中所谈邓恩铭1923年9月给仲澥一信的成文日期问题，究竟应当是14日还是19日，我们认为尚需要对中央档案馆所存该信原件作进一步辨认后再作结论，因为复印件有时（如当原件字迹较浅时）难以完全反映原件的情况。
对于《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出现的错误，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印发勘误表予以纠正。
我们真诚地欢迎您对我们工作的批评。
此致
敬礼
山东省档案馆编研部
2000年8月30日
省档案馆之所以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关键在于只是简单地用相面的办法，看着邓恩铭把那个阿拉伯数字“7”字写得像个“3”，于是就确定为“3”，而不去研究信的具体内容。
而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自己不动脑子，对史料也不去做细致的艰苦的研究工作，这是他们犯错误的关键所在。
第二、 王蔚明的“回忆”错误百出
1986年4月20日出版的《青岛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三期《关于青岛早期建党问题讨论专辑》中，刊载了王蔚明写的《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一文。
王蔚明在文章中说：“1923年5月，我在青州山东省立第五师范上学，青岛《胶澳日报》副刊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题的文章。被录用后，副刊主编邓恩铭同志给我一封信大加赞扬，要我继续投稿，并说明不几天后将到青州面谈。”
这就是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声称“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所依据的第二张王牌。
然而，遗憾的是，王蔚明这张王牌非但不能给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错误论点助一臂之力，反而为揭露他们编造“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的谎言提供了有力的不可反驳的证据。
1、王蔚明说：“1923年5月，我在青州山东省立第五师范上学，青岛《胶澳日报》副刊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题的文章。”
这一段里面有明显的严重错误，即王蔚明竟然把他在青州上学的母校名字写成“山东省立第五师范”。那时山东根本没有“省立第五师范”，按顺序排列的省立师范只有四处，依次为：第一师范在济南，也就是王尽美的母校；第二师范在曲阜；第三师范在东昌聊城；第四师范在青州，也就是王蔚明上学的学校。除此，还有两处女子师范。王蔚明是在第四师范上学，是第四师范的学生，不是什么“第五师范”。王蔚明在文章中写错了，而《青岛党史资料通讯》的编辑同志也没给他纠正过来，以致使这样荒谬的错误在社会上流传，混淆视听。不过，这与邓恩铭何时到青岛关系不大。
2、王蔚明说：“被采用后，副刊主编邓恩铭同志给我一封信大加赞扬，要我继续投稿，并说明不几天后讲到青州面谈。”
王蔚明在这一段里又出了一个明显的严重错误。1923年5月，邓恩铭还没有在《胶澳日报》干副刊编辑，怎么又会“采用”王蔚明的稿子，而且给他“一封信大加赞扬”？邓恩铭是1923年10月中旬才去《胶澳日报》干副刊编辑， 这也是有案可查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是邓恩铭亲笔写给团中央几位负责人的几封信：
a.1923年9月19日，他给仲澥信说：“我们的一位先生要办通讯社，如成，他决请我，但希望较少耳。”此时通讯社尚未“成”，“请”他的事，当然也尚未“成”。
b.1923年10月4日，他给C.H.兄信说：“我现担任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可是还没有实行任事。”这时，《胶澳日报》已经“请”他了，但“还没实行任事”。
c.1923年10月11日，他给仲澥信说：“青岛地小人多，事情极不易找。不过胶澳日报要我担任副刊编辑，我已答应，而经理又延迟起来，将来如何？还说不定。”这说明由于“经理又延迟起来”，直到1923年10月11日，邓恩铭还没有正式去《胶澳日报》上任干副刊编辑。
d.1923年10月19日，他给仁静信说：“我在此山林中一室一人（职校在海滨山上），孤寂得异常……不过除了每天振理胶澳日报副刊稿子外，有机会就到工友或职校中谈谈，也解我孤寂不少。”这时邓恩铭“已经正式干上了《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坐在“海滨山上”“一室之中”，“每天振理”副刊稿子了。
由此看来，邓恩铭正式任职《胶澳日报》的时间是在10月11日以后、10月19日以前。
以上是邓恩铭的亲笔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王蔚明所谓1923年5月邓恩铭给他写了一封“大加赞扬”的信的说法。
综上所述，王蔚明所谓1923年5月邓恩铭给他一封“大加赞扬”的信的说法，是错误的。而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竟以王蔚明所说作为他们编造的“邓恩铭1923年4月就到青岛”的论点的依据，当然也是错误的。王蔚明的回忆不仅未能成为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效一点力，相反，却从反面提供了邓恩铭1923年4月没到青岛的证据，这却是他们始料所不及。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之所以在王蔚明这第二张王牌上又犯了错误，关键在于他们不去认真地研究老同志的回忆材料，不去按历史的真实情况加以考证，而是不加思考一味相信。因而，老同志回忆错了，他们也跟着栽跟头，教训是够惨痛的。
我在这里举出这么多的确凿的第一手资料来否定王蔚明《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一文的这些说法，纠正它的错误，但并不是否定王蔚明给《胶澳日报》写过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也并不是否定邓恩铭给王蔚明写过“一封信大加赞扬”这件事，只是说1923年5月那时候没有。如果有，我认为应该在1924年5月。王蔚明把年度记错了，或在换算公元时换算错了。记错年代，或换算错年代，在老同志写回忆录当中是经常出现的，不足为奇。党史工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按历史的真实把老同志回忆当中的某些错误纠正过来。
3、王蔚明在《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一文中，不仅有上述的严重错误，还有其他一些与史实不符的错误。这里顺便一并给以纠正，免得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又当做经典加以引用，流毒后世。
a.王蔚明在文中说，（192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邓恩铭同志果然到青州师范来了”，“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到青州一次，每次都到青州师范来与我交谈，有时还带本新书赠我。”
不对。1923年5月和“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邓恩铭都没有到过青州师范，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那时邓恩铭还没有到《胶澳日报》干编辑，怎能到青州师范去找他？
邓恩铭和青州发生联系，最早见于记载有案可查的，是1924年5月上旬他给夏兄的信。信中说：“弟不日赴淄张青等处，二三日即可返。”“淄张青”即淄川、张店、青州。此前，邓恩铭在给团中央的信中从未提到青州，只提淄川和张店，这是邓恩铭活动的范围。
邓恩铭这次赴淄张青，也是为了团的事情，这从5月10日他给安石的信可以看出。他说：“山东的S.Y.有两年的历史了，在此长时期竟组不起区来，办事人实不能辞其责。我病愈后即努力活动，到现在总算是做到组织区的条件了……计济南团员早已足二十人，青近中亦补足，唯张淄合计仅得十五人，青州八人，如将青州合并于张淄，则人数足矣，但不知可合并否？”这就是邓恩铭赴淄张青的任务。信是邓恩铭5月9日从淄川回到青岛以后写的，5月8日他在淄川，还给父亲写信说：“儿明天回青岛，仍就原事。”
邓恩铭在这个时候，把他的活动范围从淄张又扩大到青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堂二叔黄泽沛已经任益都公署的县知事了。他到青州可以有吃住的地方，便于他开展活动。
如果说邓恩铭是在5月里的一天到第四师范去找王蔚明，那么就应该在1924年5月上旬。因为，除了这一次，邓恩铭再也没有在5月到过青州。现在有案可查的，邓恩铭到青州还有以下几次：
1924年7月10日给安石信：“我因青州派代表事来此”，“弟明日回青岛。”这次是7月10日前到青州，7月11日回青岛。
1924年8月20日给宗兄信：“弟因经济困难，决明日回青州，礼拜六可回岛。”这次是8月21日（星期四）去青州，8月23日（星期六）回青岛。
1925年9月20日给弟弟们的信：“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
1924年5月上旬以前，邓恩铭仍在《胶澳日报》任副刊编辑，副张由他负责，他完全可以“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6周年（不是105周年），也完全有权采用王蔚明的征稿，并把他发表在5月5日的《胶澳日报》上，然后再给王蔚明写一封“大加赞扬”的信，还“说明不几天后将到青州面谈”。5月上旬一天下午，“邓恩铭同志果然到青州师范来了”，和王蔚明见了面。“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到青州一次”。的确如此，1924年7月、8月，邓恩铭又连续去青州两次，和王蔚明在文章说的也相符，只是不是1923年，而是1924年。
b.王蔚明说：“1924年3月间，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恩铭同志又来看我，相见之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与王尽美同志两人共同负责介绍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对。1924年3月，王蔚明还不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这一方面是因为1924年3月邓恩铭既没去过青州，也不认识王蔚明，那怎么又能负责介绍王蔚明入团呢？另外，更重要的证据是，1924年4月18日，团济南地委委员长贾乃甫给仲英的报告，报告中说：“但外【地】其实的情形，如青州、张店、青岛、济宁、淄川等处，皆有极好的发展，并且青州有刘俊才、李殿龙，淄川有郭梓甫、周济南，正式加入本团。这都是外边活动的结果。”这说明，直到1924年4月18日，青州只有两个团员，其中并没有王蔚明，他怎么又会是1924年3月入团？
至于王蔚明是什么时候入团，我现在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断定，但我认为应该在1924年5月或1924年7月6日。1924年8月15日，王化昌、刘谦士关于青州团支部活动情形及青州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中说：“本支于今年5月间成立。”1924年6月29日，团济南地委秘书张裕弟给爱中的《团济南地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此外青州方面，尚有学生九名。”其中包括已被济南地委“聘定”尚未离开青州的李殿龙。王蔚明是否在这九名当中？另外，1924年7月10日邓恩铭给安石的信中说：“青州书记是王警修，第四师范。”王警修就是王蔚明。7月10日，他不仅是团员，而且已是青州团支部书记了。
我为什么说王蔚明可能是1924年7月6日入团呢？因为王蔚明说他是邓恩铭介绍入团的，而邓恩铭和王蔚明第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5月上旬。他们过去没见过，互不了解，不可能一见面邓恩铭就介绍他入团。这不是谈恋爱，可以“一见钟情”。王蔚明自己也没有说“1923年5月”第一次见面时邓恩铭就介绍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是在经过长达10个月之后的“1924年3月”。当然，前面我已经论述了，这个时间是不对的，王蔚明记错了。如果说，1924年5月邓恩铭和王蔚明见面之后，经过交谈，邓恩铭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王蔚明再提到像他在文章中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在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了……有些人也想入党或入团，但不得其门而入，到底他们在哪里呢？”流露出他有加入组织的要求。那么，1924年7月，邓恩铭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吸收他入团，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为什么说7月6日呢？这是根据王蔚明说的“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这是王蔚明记得他入团那天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星期天。一些人往往对一些事情的特点记忆是深刻的。那么，一查万年历，7月10日是星期四，这以前的星期天是7月6日。邓恩铭7月去青州是为了青州派代表参加全国学联会的事，这不是一天半天就可办完的，而且7月10日他给安石信中还说：“昨接白真兄函，知有通告寄青”。9日接到从青岛寄来的信，延白真起码两三天前就要寄出。所以，我认为邓恩铭是7月5日离开青岛到青州，7月6日上午和王蔚明见面，“第一句话便说：‘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然后介绍他入团。顺便说一下，1924年5月上旬只有一个星期日，是5月4日。5月4日邓恩铭不可能离开青岛，因为王蔚明那篇文章还没见报。即便是5月4日星期日邓恩铭离开青岛去青州，按当时火车交通的情况，当天上午，即“星期天的上午”，邓恩铭也到不了青州师范和王蔚明见面。5月4日以后的星期天，是5月11日。5月11日，邓恩铭已经回到青岛。根据王蔚明所说“一个星期天上午”这个特点，我认为王蔚明不可能在1924年5月入团，而倾向于1924年7月6日。当然，以上这些，也只是我的推论，并不是定论，提出来供作研究当中的参考罢了。
至于说，7月6日入团，7月10日就能成为“青州书记”，是不是有点太快？其实也不一定。这要从青州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来考虑。1924年5月，青州团组织成立，李殿龙任书记。6月，李殿龙毕业后调团济地委任书记。另一个青州最早的团员刘子久，毕业后也调济南工作，青州团支部没有领导人了。这时，邓恩铭指定由他发展的王蔚明担任支部书记，也不是不可以的。邓恩铭在青州团组织的建立上还是有发言权的。
c.王蔚明说：“1924年暑假，我又到了济南，尽美同志还是常来……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便借口引我游览……或到……僻静的地方，促膝漫谈……他说：‘……我们山东现在因为团员不多，还没有单独成立团委，暂时由党委直接领导各地的团组织。’”
不对。1924年暑假——一般是7月至9月——期间，山东团的组织已经有：
甲.山东地方团，（团济南地委），1922年8月16日成立，直属团中央；
乙.青岛团支部，1923年11月18日成立，直属团中央；
丙．青州团支部，1924年5月成立，属济南团地委领导；1924年8月7日经团中央批准，成为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
丁.淄张、广饶、寿光也有团的组织。
从以上情况看，山东的党委从来没有“直接领导各地的团组织”。王尽美对山东团的情况以及党和团的关系是一清二楚的，1924年暑假期间，他决不会对王蔚明谈这样的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话。特别是，那个时候王蔚明已先后担任青州团支部书记（7月）和特别支部书记（8月开始），王尽美对他这样讲，岂不是“真人面前说假话”吗？
王蔚明之所以在文章中还出现这么些不应该有的错误，完全是由于他记忆的错误造成的。
第三、丁祝华同志的回忆也存在年代记忆的错误
1998年3月18日下午，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林永明、张绍麟、程绍光3人，在省委党史研究室召集他们汇报改变邓恩铭到青时间和青岛建党时间有何依据的会上，说他们认定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的根据之一，是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访问过丁祝华同志，丁祝华同志说她是1923年春到青岛，那时邓恩铭去找过她，而且介绍她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的时间是1923年秋。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在1955年3月31日给市委的报告中，也把1994年3月28日丁祝华同志的回忆节录了，作为“认定邓于1923年4月来青的佐证”之一附上了。这就是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手中的第三张王牌。
但是，这第三张王牌也不能为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错误论点帮任何一点忙。因为，丁祝华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年代记忆或换算错误的问题。
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可把问题澄清，即丁祝华入团时间的问题。丁祝华同志不仅对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说过她是1923年秋邓恩铭同志介绍入团的，1984年11月她也对青岛团市委青运史办公室的同志说过：“我是1923年3月底到青岛的。”“我到青岛不久，就和邓恩铭同志联系上了……”“我的记忆是1923年的秋天，我参加了共青团，同时入团的有赵鲁玉”这样一些话。但是，邓恩铭1923年11月19日在给仁静兄的信中说：“此间经两月之联络，得同志十二人。自振兄到后，连开谈话会三次，于最后（十八）一次将S.Y.组织成立。”这说明青岛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3年9月开始，“经两月之联络”，到11月18日成立的。1923年秋青岛还没有社会主义青年团，邓恩铭又怎么会介绍她入团？不过，也有这种情况，在团组织成立之前，先个别发展团员，等到达到了合乎建立组织规定的人数，再正式成立团组织。也就是说，1923年秋青岛虽然没有正式成立团组织，但邓恩铭可以个别地先发展丁祝华同志为团员，到了11月18日再正式成立团支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丁祝华同志肯定就是青岛团支部成立时第一批团员当中的一名。可是，1923年11月19日填报给团中央的《青岛地方团员调查表》中的第一批12个团员没有丁祝华同志的名字。而1925年1月17日填报团中央的《青岛地方团员调查表》中却有丁祝华同志的名字，入团时间填写的是“1924年9月”。丁祝华同志说的和她“同时入团”的赵鲁玉，表上填写的入团时间也是“1924年9月”。这说明丁祝华同志把入团年代记错了，把“1924年秋”记成“1923年秋”了。
对丁祝华同志入团时间问题，只能相信当时的原始文件。
另外，丁祝华同志在1984年11月团市委青运史办公室的同志访问她时，还说过：“我和赵鲁玉去邓恩铭同志的住处开过几次会。”“当时，普济医院病人多，人手少，工作很忙，到恩铭处开会请假很费劲，因为在医院工作行动不方便，恩铭同志叫我改行。当时学校正缺教员，因而暑假后就到中国青年会附设模范小学当教员……”“我住在学校里，恩铭同志即以我的住所作为党史机关通讯处。我的工作是，把寄到我那里的报纸杂志再转发出去，另要收转中央寄给恩铭同志的信件和活动经费。”“有一次，我们去他那里开会……他当时住的是一间日本式的房子……榻榻米席上仅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堆破旧被褥。”“开会时能见到的人有：王平一、吕竹村、延伯真、孙秀峰、赵鲁玉。有没有丁君羊记不清了。还有王少文，他是和赵鲁玉一起由王乐平派到青岛来的。当时王少文是国民党员。”
从丁祝华同志以上所谈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她不是1923年秋入团的。因为：
1、丁祝华同志说她是1923年3月到青岛在普济医院工作，因为“到恩铭处开会很费劲”而“改行”，于1923年“暑假后就到”“模范小学当了教员”。在这期间，“和赵鲁玉去邓恩铭同志的住处开了几次会”，“当时他住的是日本式房子”，里面有“榻榻米”。（“榻榻米”就是日本人铺在地上当床铺睡觉的席子—曲注）
邓恩铭从1923年9月20日到青岛以后，就住在汇泉文登路公立职业学校。他在10月19日给刘仁静的信中说：“我在此山林中一室一人（职校在海滨山上）”。他在此一直住到1924年5月不能在《胶澳日报》当编辑了，6月才搬到台东镇泰山路13号的“一间日本式的房子”。延伯真在1961年8月16日一份材料中说：“房子在路东楼下，是个日本炕，常在那里开会，赵鲁玉能知道。”这说明，丁祝华同志上面所谈的是1924年6月以后的情况，而不是1923年。
2、丁祝华同志说，1923年暑假后就到模范小学当了教员，邓恩铭就把她的住所“作为党的机关通讯处。”她的工作是把寄到她那里的报纸杂志再转发出去，“另要收转中央寄给恩铭同志的信件和活动经费”。
邓恩铭1923年9月到青岛之后，一直到1924年6月，收转刊物信件的地址，曾多次变化，前面已经讲述，先后有“青岛职业学校李子刚先生”、“督办公署工程处象午”、“青岛职业学校王静一先生住宅”、“青岛汇泉职业学校王校长住宅”、“北京街公立两级小学校”、“东镇小学巩端甫”等等，唯独没有“中国青年会附设模范小学”这个收转信件的地址。这说明，丁祝华同志所说的是1924年6月以后的情况，而不是1923年。
3、丁祝华同志说在邓恩铭的住处开会时，能见到的人有王平一、吕竹村、延伯真、孙秀峰、赵鲁玉、还有王少文。
以上这些人的情况是：
王平一，1924年4月在青州入团，1924年12月转到青岛；
吕竹村，1924年6月入团（见1925年1月17日《青岛地方团员调查表》）；
延伯真，1924年5月入团（同上）；
赵鲁玉，1924年9月入团（同上）。
由此看来，丁祝华同志绝不会在1923年和这些人一起在邓恩铭住的“日本式的房子”里开会。孙秀峰虽是1923年11月18日入团的青岛第一批团员，但他在1924年10月上旬团青岛地委成立之后就担任团地委秘书，而丁祝华同志则是负责宣传的地委委员，他们常在开会时见面，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不会是在1923年。
1984年11月，青岛市委青运史办公室访问丁祝华同志的访问记，就刊载在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和青岛市档案局合编的《青岛党史资料》第一辑第85页，就在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手头案边，只要翻阅一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但他们却连翻翻看看举手之劳的事都不去做，而只是在那里闭着眼睛说什么丁祝华同志的“回忆材料，便是认定邓于1923年4月来青的佐证”，真是自欺欺人。
综上所述，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用以为其臆造的邓恩铭1923年4月就到青岛的错误论点作证的三张王牌，没有一张能经得起历史事实的验证，没有一张能够经得起推敲。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手中的这三张王牌，不仅不能为他们编造的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的错误论点助一臂之力，却更加证明他们的论点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四）邓恩铭是1923年9月到青岛，不是”中共济南支部“派的
要研究和确定邓恩铭是哪一年到青岛的，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即，邓恩铭到青岛去干什么？是探亲访友？是旅游参观？是个人谋生？还是负有使命去完成？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在《邓》文中臆造说：“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既然如此，那么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以后，肯定是宵衣旰食地“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绝不会消极怠工的。可是，邓恩铭4月再青岛到底干了些什么工作？“播撒”了些什么“革命火种”？怎么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点事实佐证呢？另外，也没有发现在这期间组织给邓恩铭有关的工作指示和邓恩铭给组织的工作报告，这又是怎么回事？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某些人编造了邓“1923年8月”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并任书记的鬼话，想以此作为邓恩铭到青后4个月的丰功伟绩。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适得其反，这恰恰成了邓恩铭到青岛4个月什么也没有干的铁证。因为，他们说邓恩铭“与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建立组织联系”，“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两个党员：一个任书记，一个是组员，没有第三个党员。而王象午是1922年在济南入党的党员，不是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之后发展的党员。既然如此，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邓恩铭到青岛4个月，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发展，也就是说他什么工作也没有做。那么，这4个月当中，邓待在青岛到底干了些什么？整天待在屋里睡大觉吗？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你们又如何解释呢？还能再编造些什么鬼话，为邓恩铭辩护和给邓恩铭遮羞呢？
当然，这些问题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是无法回答的。因为，1923年4月，邓恩铭根本没去青岛，并不是他偷懒不干工作。这里，应该为邓恩铭平反，为邓恩铭回复名誉。
邓恩铭1923年到青岛去干什么？已经发现的大量的第一手的历史档案资料完全可以证明，他既不是去为个人的谋生，也不是去参观访问、游山玩水，而是受组织的委派去青岛进行扩充团的工作。这是邓恩铭1923年去青岛的唯一任务。除此，没有其他任何别的任务。
在弄清邓恩铭去青岛的目的和任务之后，我们再来研究确定他去青岛的具体时间，就可迎刃而解。那么，邓恩铭去青岛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答案是1923年9月。
我的依据是：
1.邓恩铭是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接受委派去青岛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进行。在代表大会于8月25日做出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中，有关于山东团的工作决议，决议说：
“济南：济南地方团在各种群众运动颇努力，对于教育宣传、劳动运动，亦有较好之成绩……又除济南外，应在胶济全路、淄博各矿及青岛设法扩充进行。”
这是青年团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提出“应在胶济全路、淄博各矿及青岛设法扩充进行”团的工作的要求，时间是1923年8月25日。
那么贯彻执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当然是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也就是说在1923年8月25日之后。在这之前，代表大会不会给邓恩铭什么去青岛建团的任务。
按照当时的通讯条件，要把委派邓恩铭去青岛建团的任务传达到他的手中，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打个全球通或发个短信给他，用不了个把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办到。那时要找到邓恩铭，和邓恩铭联系上，恐怕非一日之功。因为代表济南地方团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只有贾乃甫一个代表，邓恩铭连代表也不是。再说，邓当时也不在南京，而是住在淄川县衙门，他堂二叔那里。
据此，邓接到委派的时间，应该在1923年8月底到9月初。
2.1923年9月上旬或中旬，邓恩铭第一次到青岛
1923年9月19日，邓恩铭从淄川写给仲澥一封信，信中说：
“我因到济医治牙齿，致来信未即作复，请原谅！
青岛事很不易找，因为能找到的事我们又不能干。象午已有辞现职之意。
事情虽找不到，而我之去青岛已成必然之势。现已找到住处，每月只须生活费足矣（我自己筹的）。
我在青为日不多，故许多事情不大明白，详情当再吿。
我三日内即赴青。有信请交青岛职业学校李子刚先生转。”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邓恩铭在1923年9月上旬或中旬当中，曾去过青岛一次。不过，这一次“在青为日不多”，可能住了个三几天就离开了，不会住上个十天半月。住的时间很短，短到连了解情况的时间也不够，“故许多事情不大明白。”
这一次去青岛，是邓恩铭接受组织派他去青建团的任务后，从淄川到青找王象午、王静一等几个老熟人探探路，为将来到青岛找个落脚的地方。到青岛虽有诸多困难，但“去青岛已成必然之势”，任务在身，不去不行，故“三日内即赴青”。
从信中可以看出，这是邓恩铭第一次到青岛，不是旧地重游。
3.1923年9月20日，邓恩铭正式到青岛开展建团工作
1923年9月20日灯下，邓恩铭再给仲澥写信说：
“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
……
……
S.Y.章程及通告等均请寄交督办公署工程处象午收，因弟恐将移至他处也。
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1923年9月20日，邓恩铭已经到了青岛，而且有了一个“暂寓”之处。这是邓恩铭长期在青岛住下去的开始。
1923年9月19日和20日这两封信，把邓恩铭什么时候到青岛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只要不存在偏见和成见，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邓恩铭是1923年9月20日到青岛正式开始工作。
因此，也可以证明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所谓“邓恩铭1923年4月到青岛”的论断，纯粹是臆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邓恩铭是团中央派到青岛建团的，与中共济南支部无关
《邓》文说：“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散播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纯属臆造。
前面我已经用事实论证了邓恩铭1923年去青岛的任务是扩充建团的工作，没有其他任务。
邓恩铭去青，既不是中共济南支部派的，甚至也不是济南地方团派的，而是团中央派的，由团中央直接领导的。
我的根据是：
1.在胶济全路、淄博各矿及青岛设法扩充进行建团的工作，是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决议，并不是中共济南支部决定。中共济南支部既没有要在青岛建团的决定，又怎能派邓恩铭去青岛建团？
2.1923年8月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济南地方团曾派贾乃甫参加大会。但是大会结束贾乃甫回到济南以后，直到10月中旬，并未向济南地方团传达南京大会的情形。10月20日到济南检查工作的中央特派员王振翼，21日给孙云、中夏诸兄的信中说：“此地自南京大会之后，概未开委员会与全体地方大会，一因贾乃甫同志得病，二因诸团员回家未返济者为数较多，三因同志中间似乎漠不相关。这是前任书记马克先同志不负责、诸委员亦不努力之故也。”在王振翼的督促下，10月30日下午才召开了全体大会，由贾乃甫报告南京大会情形。济南地方团在10月30日以前，内部还没有研究南京大会的决议案，8月又怎么会派邓恩铭到青岛去建团？
由此看来，邓恩铭1923年9月到青岛去开展建团工作，也不是济南地方团派的，与济南地方团也毫无关系。
3.济南地方团1923年11月8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央特派员王振翼出席了济南地方团10月30日召开的改组大会。王振翼在会上报告说：“兄弟受中央委任来此改组本团，并到青岛去组织分团，此为兄弟之职务。”王振翼在这里讲的十分清楚，“到青岛去组织分团”是他“受中央委任”，是他的“职务”。他并没有把这个“职务”交给济南地方团，也没有要求中共济南支部帮忙，而是团中央直接抓、直接领导的。中共济南支部，甚至济南地方团都没有份。
4.邓恩铭从1923年9月第一次去青岛之后，一直是跟团中央联系，向团中央请示和报告工作，而不是向中共济南支部或济南地方团请示报告。现在，已经发现的邓恩铭从1923年9月19日到1924年8月20日给团中央的32封信，足以说明，邓恩铭是团中央派去青岛的，并直接由团中央领导。
5．邓恩铭从1923年9月到青岛之后，他的津贴、办公费一直是由团中央发给的。这从他给团中央的一些信中可以得到证明：
a、1923年9月20日给仲澥信：“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
b、1923年10月18日给仲澥信：“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
c、1923年10月21日给仁静信说：“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费用均须自筹，困难已极！前已允助办公费5元，至今未见汇来，至盼！能每月多加5元，则进行上必大有补益。”
d、1923年11月19日给仁静信说：“此地津贴据安石信，仅限三月，但不知三个月后如何？此地生活程度之高，振兄函内已述及……则此地将来经济上之如何援助，请兄等商决示复为荷！”
e、1924年2月20日给仁静信：“一月二月办公费速寄下。”
f、1924年3月15日给仁静信：“有事职务就不能自（由）活动，故我决不找事做。但五元生活费实在太少了，可否增加？”
g、1924年3月27日给仁静信：“三月份公费请速汇来。青经费能增加否？”
h、1924年4月18日给仁静信：“三月四月款何以还不寄来？真把人急死了。”
i、1924年5月上旬给夏兄信：“四月5元收到，三月未收到，请查核！五月亦请速寄，因经济异常困难也。”
j、1924年5月10日给安石信：“S.Y.三、五两月费速汇下。”
K、1924年5月13日中夏信：“再，三五月公费亦请早日汇下。”
l、1924年5月14日给安石信：“费速汇！”
m、1924年6月24日给安石信：“六月份公费十元已收到。”
n、1924年7月15日给钟英信：“津贴至六月止，除三月份外，均收到不误。”
o、1924年8月14日给宗兄信：“收到洋五元……请将八月份全数汇下，以济眉急，否则受困矣。”
团中央之所以按月发办公费、津贴、生活费等等给邓恩铭，就因为是团中央排他去青岛的。邓恩铭是直接和团中央挂钩，受团中央直接领导，他的组织关系在团中央。否则，团中央不会按月寄钱给他的。
事实也是如此。1924年9月16日，尹宽到青岛以后，“因邓有别事”，“即推定职校中梁兄”梁德元负责青岛团的工作，不让邓恩铭管了。从那以后，邓恩铭再没有给团中央写信要钱。不过，一直到1924年12月，因为“C校鲁地委只补助邓同志洋十元，不够吃的，所以连S校的钱一同使着。”（见团青岛地委组织部1924年12月4日给团中央组织部信）虽然到这时候邓恩铭还把“S校的钱一同使着”，但只是暂借性质。因为，“现邓同志已向C校鲁地委要求增加生活费，如能允准，他即将S校的十元钱归S校使用。”（同上）借钱是要还账的。这说明，中共青岛组成立之后，邓恩铭就归中共济南支部管了，团中央不再发生活费给他。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1923年9月邓恩铭去青岛，是受团中央的委派，与中共济南支部无关，这乃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邓恩铭去青岛开展建团工作，是团中央三顾茅庐先找到邓恩铭，还是邓恩铭闻风而起先找上门来，他们怎么挂上钩的？现在还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说清楚，只好暂时存疑。
(五）青岛建党时间是1924年5月以后，根本不是1923年8月
《邓》文说：“1923年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建立组织关系，并根据党的‘三大’党章规定，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书记，隶属中共济南直属支部。”
关于青岛建党的时间，过去众说不一。但到上世纪80年代，山东省和青岛市党史机构和党史研究者普遍倾向确定为1924年5月。但，自1994年，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把邓恩铭到青岛的时间和青岛建党的时间进行改变，在青岛党史界引起混乱，严重干扰党史工作的正常研究。
对此，我于1994年8月12日和18日，先后给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和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信作了反映和批评。现将原信披露如下：
一、1994年8月12日给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高克亭同志信：
高克亭主任：
您好!
向您报告一个情况。
最近，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张德友在会上宣布，把青岛建党时间改为1923年8月，还说这是一个“突破”。
改变青岛建党时间，不仅是青岛一个地方的事，而且是关系到山东党史的大事，这不是几个人就能随便决定的，青岛党史办也没有权力擅自改变。
原来，省和市把青岛建党时间定为1924年5月以后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在，青岛党史办一些人要把它改为1923年8月则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一、他们错误地确定邓恩铭的一封信的日期，从而推论出错误的结论。
今年，青岛党史办从中央档案馆得到邓恩铭1924年写的一封信。写信日期的月份数码，邓恩铭写的不够清晰，既象“7”又象“3”。青岛党史办内部，有人说是“3”，也有人说是“7”，意见不一致。但有些人不顾反对意见，就把那封信的写信时间定为“1924年3月20日”。继而，他们又根据邓恩铭信中“我到青将近一年”这句话，又把邓恩铭到青岛的时间，从“1923年9月”提前5个月，改为“1923年4月”。
确定邓恩铭那封信的日期，不能孤立地只从字形上去辨认，更重要的是要从信的内容去考证，同时还要和前后有关信件及当时的历史联系起来去考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而那些人恰恰没有着样做。
邓恩铭的那封信不是1924年3月20日写的。
1、信的内容与已发现的邓恩铭1924年3月18日和24日给刘仁静的两信前后不衔接。如，3月18日信里，邓谈到四方机厂工会和会长郭恒祥的情况，并说：“美、章都到青，后日四方大会，会后即与郭会商青岛一切进行事务，俟得结果后即报告你。”3月24日信，邓又向刘报告了“四方照例在二月十五日（公历3月19日——曲注）敬神演戏”，“警厅则极力阻止”，“警厅与保安队以武力干涉相恐吓”，“路局有意破坏该会，故二十一日即开除重要代表四人”的情况。而被某几人确定为1924年3月20日的那封信中，对前一天，即3月19日发生的演戏遭到警厅和保安队镇压破坏的重大事件却只字不提，没有任何反映。这是为什么？
2、信中谈到的事，有些是3月以后才发生的。如：
a、信中说：“未及一年已得同志二十二人（请假转地均在内），已属不易”。
此乃5月以后的事。1924年5月10日邓恩铭给安石的信中说：“济南团员早已足二十人，青近中亦补足”。可见，直到1924年5月10日，青岛的团员还不足二十人，3月20日为什么又会“已得同志二十二人”？但，1924年7月15日，邓恩铭在给钟英的一封信中说：“青岛因种种变故致使同志流动不定，因此人数不足，而地方亦未成立。计尚在青者十二人，转济一人，转天津一人，请假回家者七人，梁醒黄不知去向”。团员总数正是二十二人，恰恰和某些人所说的3月20日的那封信所说相符。
b、信中说：“白真今年二月加入的，他并且已是CP候补。”延白真是1924年5月入党的。
c、信中说：“团员表已寄宗兄一次，现又新加几位，表俟王兄（即王用章——曲注）再赴沪时捎去。”王用章1924年第一次去上海是5月，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这在邓恩铭1924年5月10日以前给“夏兄”和5月10日给“安石兄”的两封信也可得到证明。那么，王用章再赴沪的时间肯定是在5月以后。“3月”写的信，却写了5月以后才发生的事，这不太离奇了吗？
3、收信人与前后信不一致。自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刘仁静当选团中央主席，至1924年5月刘仁静调离团中央，在这期间，邓恩铭一直是和刘仁静联系，已发现他连续给刘仁静写了十二封信，向刘报告工作。而所谓1924年3月20日的这封信，却是写给“宗兄”的。“宗兄”是团中央的代号，而不是某个人。邓恩铭为什么突然插上一封给“宗兄”的信，这又作何解释？
4、被青岛党史办某几人确定为“1924年3月20日”的那封信，其中某些内容与1924年7月15日邓恩铭给钟英写的信却能连续，如团员人数和收信人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封信的写信时间应该是1924年7月20日。青岛市党史办几个人把它定位1924年3月20日是错误的，把它作为改变青岛建党时间的依据更是错误的。
二、邓恩铭是1923年9月到青，而不是1923年4月。
1、1923年9月，邓恩铭“到济医治牙齿”，14日他写信给仲澥说：“青岛事很不宜找，因为能找到的事我们又不能干。象午有辞现职之意。事情虽找不到，而我之去青岛已成必然之势。”还说：“我三日内即赴青。”这清楚的说明，邓恩铭此时还没有到青岛，三天之内才去。如果象青岛党史办等几人推论的那样，早在5个月以前邓恩铭就在青岛了，那么他在9月14日的信中为什么还要说“我之去青岛已成必然之势”？这不是和仲澥捉迷藏吗？
2、1923年9月20日邓恩铭写信给邓中夏说：“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这清楚地说明邓恩铭此时才到青岛，如果象青岛党史办某几人所推论的那样，1923年4月他就到了青岛，5个月后，9月20日他才给邓中夏写信说“我已到此”，这不是欺骗邓中夏吗？邓恩铭为什么要欺骗邓中夏？邓恩铭为什么要隐瞒5个月？
3、1923年邓恩铭是受命来青岛建团的。而团中央要在青岛发展建立团的组织，是1923年8月15日团的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因此，邓恩铭被派来青负责建团的时间只能在这以后。1923年11月18日，青岛SY组织成立。11月19日，邓恩铭给刘仁静写信报告说：“此间经两月之联络，等同志十二人。”也就是说，经过九、十两个月的联络，得同志十二人。这和团中央的规定是符合的，和邓恩铭1923年9月到青岛的时间也完全符合。如果说1923年4月邓恩铭就来到青岛，那么，他来干什么？又是谁派他来的？从4月到9月，这5个月他又干些什么？邓恩铭在9月20日给邓中夏的信中说：“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9月20日，邓恩铭还为找不到工作害愁，求助于邓中夏，那么前5个月又是谁养活他？谁管他吃？谁管他住？不吃饭能活5个月吗？
据此，我认为所谓邓恩铭1923年4月就到了青岛，纯属臆测，毫无事实根据，根本站不住脚。
邓恩铭在1923年8月底或9月上旬，曾到过青岛一次。不过那次是来“探路”，“在青为日不多”就离开，去济南“医治牙齿”，“故许多事情不大明白。”（见1923年9月14日信）而他正是到青岛的时间则是1923年9月17—19日之间。从此，邓恩铭在青岛长期居住下去。
三、青岛建党时间是1924年5月以后，而不是1923年8月。
青岛的建党时间，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1923年，一说是1924年。
经过几年的考证、研究，最后统一在1924年5月。
今年，青岛党史办根据他们发现的“新材料”，要把青岛建党时间改为1923年8月，但未能取得统一认识。
3月24日和6月13日，党史办两次派林永明、张绍麟、曲焕庭三人去北京访问中央档案馆的赵朴，”就1923年8月建立青岛党组织未能统一认识的问题，请赵老作了分析解答。”并写了《再访赵朴同志》一文，文中说：
“林（永明）：……青岛有两名党员，有工作联系，能不能成立组织，我们拿不准。
赵（朴）：……青岛党史大事记对有了两名党员后的情况说，青岛开始有了当的组织活动。我看，有了党的组织活动和有了党的组织是一个意思。我认为，两个人可以建立党的组织。”
赵朴的建党新理论折服了林永明、张绍麟、曲焕庭。他们回到了青岛之后，虽然党史办内部对“1923年8月建立青岛党组织”仍“未能统一认识”，他们就决定把青岛建立党组织时间从1924年5月提前，改为1923年8月。
赵朴的新理论和青岛党史办几个人的做法，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1、前面，我已经充分论证了邓恩铭是1923年9月才到青岛。既然如此，1923年8月邓恩铭尚未来青岛，他怎么又能在青岛和别人一起建立青岛的党组织？
2、林永明所说“青岛有两名党员，有工作联系”和赵朴所说“青岛开始有了党的组织活动”，都没有事实根据。因为邓恩铭在1923年9月20日给邓中夏的信中，明明白白地说：“在此地同志（即邓恩铭和王象午——曲注）均疲于职务，无暇作党的活动。”还不胜感慨地说：“诚一极堪注意之问题也。”既然如此，哪里有什么“工作（当然是党的的工作——曲注）联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组织活动”？邓恩铭自己都说“无暇作党的活动”，而林永明和赵朴却偏偏说他们“有了工作联系”和“党的组织活动”。孰是孰非？听邓恩铭的，还是听林、赵的？
3、赵朴说：“三届一次会议文件说，要青岛发展一地方。这可以从反面证明青岛原来有个组织，不能说原来连个组织都没有，就叫发展地方。”（见《再方赵朴同志》）此话听来颇似有理。因为在1923年11月召开的党的三届一次会议上，山东委员的报告中有“要通告青岛方面同志，迅速发展一地方”的要求，而当时青岛有邓恩铭、王象午两个党员，赵朴即根据他的“两个人可以建立党的组织”的建党新理论，从而判断肯定1923年青岛“原来有个组织”。否则，“不能说原来连个组织都没有，就叫发展成为地方”。这就是赵朴的逻辑。殊不知赵朴他忽略了一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山东委员报告的原文是：“1、关于党务方面，要通告青岛方面的同志，迅速发展一地方，张店方面亦然。”这就是说，“迅速发展一地方”的要求，是同时对青岛和张店提出的，而不是单独对青岛而言。那么，按照赵朴的逻辑，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张店“原来有个组织”。可是，张店和青岛不同，张店当时只有一个党员，而不是两个。这就出了麻烦。赵老有“两个人可以建立党的组织”的新理论，是否还有“一个人也可以建立党的组织”的超新理论？如果没有，那么又怎么解释要求张店也“迅速发展一地方”的问题？赵朴在这里犯了断章取义、以偏代全的错误。
4、这里我效法赵朴的做法，也提出两个反证来，即：⑴1924年3月24日邓恩铭写给刘仁静的信中说：“四方事件如路局坚持不允，他们拟以‘怠工’抵制，你们以为然否？美有信报告铁总，但特立未复。请转告C中央速来示。”⑵1924年5月10日，邓恩铭写给“安石兄”的信中说：“我的报馆事起变动，恐不能再干，则生活发生问题了。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离青，因工方正在顺利时代，不能放弃也。故我的问题请兄会同用章向C中央切实交涉，能得圆满结果才好。”从以上两信所说，不仅可以证明1923年8月青岛没有党组织，甚至可以证明直至1924年5月10日青岛仍然没有党组织，邓恩铭也不是青岛党组织的负责人。否则，邓恩铭完全可以以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直接向C中央汇报请示和进行交涉嘛，何必还要转一道手，请刘仁静转告C中央和让安石兄会同用章向C中央切实交涉？这不是自找麻烦、多次一举吗？邓恩铭之所以这样做，唯一的解释就是1923年8月甚至1924年5月10日以前青岛没有党组织，邓恩铭还不是青岛党组织的负责人。
5、我之所以说青岛建党时间是在1924年5月以后，是因为有中央的文件为依据。1924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5月14日中央局报告第一部分中说：“大会后新增之组织为济南地方会，……。将成立之组为香港与青岛，可由中央委任广州济南地方就近指挥”。这个文件，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1924年5月14日以前，青岛虽然有两个党员，但还没有“组”，因而中央决定青岛要成立“组”，并由济南地方会就近指挥。中央这个决定，不用请什么权威分析解答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因此，对这个文件中的规定也是不容怀疑的。但赵朴却有他个人“苦苦思索”得出的独特的看法，即：“党建立初期，有些文件写的不是那样严密，有的规定在当时实行不了。不要说地方，就是中央有时也不得不变通去做。”因此，赵朴对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局的报告就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认为青岛的建党时间是从1924年5月以后，而不是1923年8月。
青岛党史办某些领导在没有确凿充分的资料和根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党史办内部对此还未能取得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就利用行政职权强行改变青岛建党的时间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他们甚至把您也抬出来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更是错误的，严重损害了您的声誉。
高主任，近几年来，我省的党史研究工作方面，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有些人利用职权任意编造假党史——青岛党史办这次改变青岛建党时间，只是其中一例——如果任其泛滥，将把党史研究工作引入歧途，流毒后世，遗患无穷，这应该引起所有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人注意和警惕。
以上，供您参考，并希望能将此信在党史刊物上披露。专此，顺祝
安好！
曲琦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二日
二、1994年8月18日给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信：
正声书记：
你好！
今天下午在高老那里见了你，回来以后，我想起一件事，即，党史办一些人想把青岛建党时间，从1924年5月提前九个月，定位1923年8月。
我认为他们这样改变并没有确凿的根据，只是主观的推论，是错误的。为此，我给高老写了一封信，阐明我的意见。现在寄给你一份复印件，供你参考。
改变青岛建党时间是一件大事，应严肃对待，不能轻率从事。否则，将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专此，顺祝——工作顺利
曲琦
1994年8月18日
我给高克亭同志和俞正声同志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泥牛入海无消息。
但，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那些造假分子的活动，却从未收敛停止，相反却愈加猖狂。正反两派的斗争也从未停止。
2000年10月15日，我又给中共青岛市委分管党史工作的市委秘书长孔心田写了一封信，进行揭发。原信如下：
心田同志：
你好!
1997年8月，我们见过面。
我这次给你写信，是为青岛党史的事。
今年（2000年——曲注）6月7日下午，在你主持下，青岛有关部门的同志坐在一起讨论了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的问题，我认为很好。因为，只有让有关的研究党史的部门和研究党史的专家、学者充分展开民主的讨论，拿出确凿的事实根据，才能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问题弄清楚，才能为某一历史事件做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那种一家独霸或强行用行政命令的做法，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
这次青岛建党时间之争，完全是由于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违背了研究历史的起码准则、顽固坚持错误而引起的。
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为了否定“1985年提出的青岛党组织建立于1924年夏”这个建立时间（他们给这个时间定名为“暂用时间”），1994年初组织了“四人的调查小组”，两到中央档案馆和多次到省市档案馆查阅资料，还两访专家赵朴和走访多名老同志，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历时近五个月”，获得一些“新材料和新情况”，从而发现“1924年夏这一建立时间越来越显露出许多疑点。”“‘暂用时间’的主要依据和推断有误，有必要重新确定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因此，他们“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青岛党组织建立应定为1923年8月。”（以上引文见市委党史办1995年3月31日给市委的报告）
然而，他们这个违反历史事实“分析”推论出来的错误结论，并未得到公认，不仅受到青岛研究党史的老同志马路同志的驳斥，在党史办内部也未取得统一认识，遭到一些坚持历史事实、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反对。
1994年8月，我在青岛听到这件事之后，8月12日，我即给当时在青岛疗养的高克亭同志写信批驳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的错误做法。（见附件一——略）后来，8月18日，我又给俞正声同志写了一封信，并把我给高克亭同志的信的复印件给他一份，建议他“严肃对待，不能轻率从事。”（见附件二——略）
我之所以说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历时近五个月”千辛万苦“获得的新材料和新情况”是假的是错误的，这些我在8月12日给高克亭同志的信中已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我的更重要更根本的一条根据是：1923年8月，邓恩铭尚没有党籍。
邓恩铭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后，9月或10月和王尽美等人去苏俄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伊尔库茨克邓恩铭因支持天津的代表于树德，而跟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闹翻，一怒退党（可参阅《“一大”前后》（一）于树德的回忆文章）反革命犯王天生（即王用章）。在供词中说邓恩铭“在远东民族代表会中，与中共党团发生矛盾，一度退出中共党团，且与中央脱离了组织关系。”（见山东省公安厅档案2—210—84—3反革命犯王天生供词第133页）1922年4月，邓恩铭回到山东，即不住济南。上半年住在任胶县县知事的过继爹黄泽沛那里。下半年，8月，黄泽沛调淄川县任县知事，邓恩铭随黄去淄川，一直住到1923年9月，奉团中央之命去青岛做建团的工作才离开。这期间，邓恩铭和党没有任何联系。党的“二大”，山东代表只有王尽美一人。“二大”以后，1923年8月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协助王尽美建党，首先成立的济南直属小组成员为王尽美、王用章、王复元3人，没有邓恩铭。随后成立的直属支部，党员中也没有邓恩铭。1922年9月，因王尽美已去北京，担任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在1962年7月21日写的《关于建党初期的片段回忆》一文中说：“陈为人在顺贡街召集在济党员同志组织起来，分配了工作。当时在济南党员只有7人：贾乃甫、王翔千、王用章（即王天生）、王复元、鲁丰纱厂工人、张葆茞（济南道生银行职员）和我。这位工人和职员当时还没在场。为人指定我代理书记，其余在场的人用选举方式分配工作……。”（见1982年3月出版的《山东党史资料》增刊第121页）7个党员中没有邓恩铭。堂堂的一个“一大”代表，如果没有问题，即便不让他接任王尽美当书记，起码也应该分配他干点别的工作，至少也应该在党员名字里提到他，算上他，不能把他遗忘或排斥在外。之所以1922年9月组成的党组织中没有邓恩铭，就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不是党员。再从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看，也证明邓恩铭那时已不是党员。否则，有王邓二人就可以了，何需再派陈来？！
那么，邓恩铭什么时候才重新取得党籍的呢？叛徒王天生（即王用章）在供词中说：“一直到中共三次全会后，邓在青岛才恢复了组织关系。”（见山东省公安厅档案2—210—84—3反革命犯王天生供词第133页）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的，王用章代表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出席了大会。王用章对邓恩铭那时又没有党籍一清二楚。所以，王在供词中所说是可信的。“三大”以后，邓恩铭又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才恢复了组织关系”呢？王天生说“在青岛”。既然是“在青岛”，那就是1923年9月20日邓恩铭到了青岛之后。9月20日以后，又是什么时候？1923年10月中旬王尽美到青岛之后，10月18日之前。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给仲澥兄的信中说“尽美来青”。在这之前，10月4日和10月11日，邓恩铭还给仲澥写过两封信，但都没有说王尽美到青岛的事。10月18日的信第一次提到。这说明王尽美是10月11日以后，18日以前到的青岛。这也是王尽美在邓恩铭到青岛之后，第一次到青岛。就在这时候，王尽美给邓恩铭恢复了组织关系。王尽美这次去青岛，不仅给邓恩铭恢复了组织关系，还和邓恩铭“共同努力接洽之结果，铁路机厂和港工已有组织，其成绩出乎意外。”（见10月18日邓给仲澥信）
以上，足以说明，1923年8月，邓恩铭尚未“恢复组织关系”，还没有党籍，还不能算是一个党员。
一个还没有党籍的邓恩铭，却能在1923年8月“根据党的‘三大’党章规定，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并亲自“任书记”！（见《邓恩铭与青岛建党》）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神话！
邓恩铭1921年10月脱党到1923年10月才恢复组织关系的之一段历史，山东研究党史的同志和青岛市委党史办的同志可以说都一清二楚。1994年6月13日上午，赵绍麟就问过中央档案馆专家赵朴：“有人说，邓恩铭和张国涛（错了，应为‘焘’——曲注）有矛盾，张把他开除了，这有没有可能。”（见《再访赵朴》）这说明张绍麟也知道邓恩铭脱党这件事。特别是市委党史办的臧淼，早在1981年5月他就到省公安厅亲自查阅过王天生的供词，并把王天生供词中有关邓恩铭脱党和恢复组织关系的情节抄录下来。1981年6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给省委写的《关于邓恩铭历史情况的调查报告》就是张伯荧和臧淼起草的。《报告》的附件7，就是他们摘录的王天生的供词。奇怪的是，当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编造邓恩铭1923年8月在青岛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神话时，臧淼却没有站出来说明邓恩铭脱党的真像，阻止他们造假，而是捂着脸像个受气媳妇躲在墙旮旯里不敢露面，连大气也不敢喘。这哪儿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史工？！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姑且美其名曰“臧淼现象”吧！
1994年8月，我给高克亭同志和俞正声同志的信，没起任何作用，没能使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停止他们的造假活动。相反地，他们却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
1995年3月31日，他们隐瞒邓恩铭1923年8月尚未“恢复组织关系”这个最根本的事实不谈，而是搜集了一些虚假的、错误的、似是而非的所谓他们“获得的新材料和新情况”，给市委写报告，要求按他们“已离退休的原党史办主任和部分党史专家，对有关党史文献、档案和回忆材料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的“新发现”和“新的认识”，把青岛党组织建立定为1923年8月。
遗憾的是，青岛市委的常务们对党史办某些人炮制的这份荒谬绝伦的假报告，不是采取审慎的态度，不是采取广泛听取各有关单位意见的态度，而是偏听偏信党史办一家之言，使它顺利地获得通过。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市委常委们这种态度过于轻率。
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炮制的《报告》骗取了市委常委会通过之后，他们一方面打着市委常委的旗号发通知，“挟天子以令诸侯”，让各有关单位在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问题上，一律按他们的“新发现”统一口径；另一方面，1995年6月29日，他们打出“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牌子，写了《邓恩铭与青岛建党》和《青岛党史大事记》两篇文章，刊登在《青岛日报》副刊《党建园地》“七·一”专栏上，把“1923年8月中共青岛组成立”的“新发现”公诸于世，公开欺骗党欺骗青岛全市人民。
《邓恩铭与青岛建党》一文不足千字，却是鬼话连篇，所说的多是精心包装的骗人的假货。这是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某些人公开伪造历史的一份《宣言书》。（见附件三——略）对此，我已写了几万字的批判文章——《鬼话连篇的<邓恩铭与青岛建党>》，予以批驳。现在，我将《鬼》文的第1页寄你，请先睹。（见附件四——略）
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这种把青岛党史的研究工作，搅混搅乱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要引起青岛党史界众怒。
不仅如此，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的造假活动，对山东的党史研究工作也起到干扰和破坏作用。1997年印出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正文就没有青岛党组织建立的时间，只是在第91页小注中含糊其词地说：“中共青岛党组织建于1923年。”
青岛是山东继济南之后第二个建立党组织的大城市，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却没有明确的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这怎么可以！为此，1997年12月7日，我给省委副书记、《中共山东地方史》主编陈建国同志写信，揭露了青岛党史办某些人“‘折衷’出一个违背历史事实的的1923年8月建党的奇闻”，并建议：“青岛建党时间问题，应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按历史事实加以确定。”
1998年3月18日下午，省委党史研究室召集青岛市委党史办开会，让林永明、赵绍麟、程绍光3人汇报改变青岛党组建立时间的根据。一下午，他们3人也拿不出任何一件确凿的可靠的根据。因此，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没有认同青岛市委党史办提出的“青岛党组织建立应定为1923年8月”的“新发现”。
1998年10月正式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不仅正文中没有青岛党组织建立的时间，甚至把1997年征求意见稿中的小注干脆也删掉了。青岛市党组织何年何月建立的，成了一桩无头公案。
省委党史研究室没有认同即使是青岛市委常委会已经批准的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的“新发现”，《中共山东地方史》没有青岛党组织建立的时间，这些是对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最严厉最明确的批评和否定。
1998年3月18日下午的会，我参加了。在会上，我诚恳地毫不留情地批评了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的错误，并在第二天晚上请他们到我家又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谈了一次。我这样做，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不要再给青岛研究党史方面制造困难和矛盾。然而，这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违反历史事实的错误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那些坚持事实、坚持原则，对党对群众负责的党史工和有关部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尤以青岛市政党志办公室的刘永年、王圣德等老同志最为突出，近两三年，他们不顾年高、不辞辛苦，多次到济南搜集资料，进行细致的研究，坚持要把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搞清楚，并促成了今年6月7日讨论会的召开。他们这种不唯定论、不唯权威、高度对历史对党负责的态度，以及坚持不懈地跟编造假党史的行为作斗争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和应该大力发扬的。
鉴于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仍然坚持错误，仍然死抱着他们“新发现”的被省档案馆定为1924年3月20日邓恩铭写给宗兄的信这张王牌不放，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活动，并企图再一次欺骗市委领导的情况，我认为必须拿出粉碎他们王牌的有力证据。因此，今年8月4日，我给省档案馆写了一封信。
我在8月4日信中，指出档案馆把邓恩铭给宗兄的信成为时间定为1924年“3月20日”是错误的，应为1924年“7月20日”。8月30日，省档案馆编辑研究室给我复信承认错误，说：“出现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对该信的内容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辨认和判断错误，将所写不规范的‘7’误认为‘3’。”并要发勘误表予以纠正。省档案馆编辑研究室这种态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种对工作和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在，将我给省档案馆的信和省档案馆编辑研究室的复信复印件寄一份给你，以便你了解情况。（见附件五）省档案馆给我的复信原件现在我处，青岛如需要，我可以交给你们。
既然档案馆承认1924年邓恩铭给宗兄的那封信的“成文月份应为7月，《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将其定为3月是错误的”。那么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根据“新发现”的这份资料中的“我到青岛将近一年”这句话而“证实”“邓恩铭来青岛的时间是1923年4月”，也就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的彻头彻尾的错了。
既然1924年邓恩铭写给宗兄的那封信的“成文月份应为7月”，那么信中所说“我到青岛将近一年”就不是“1923年4月”，而是1923年9月。因为邓恩铭之所以要到青岛去，是他接受了团中央派他去青岛扩充团的任务。而决定在青岛扩充团，是1923年8月25日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中做出的。邓恩铭也不可能在决议案做出之后的8月份最后5天内到青岛。从邓恩铭1923年9月“19，下午七点”和“20日灯下”给仲澥的两封信，可以明确地看出，邓恩铭在9月10日前后到过青岛一次，去探探路，“在青为日不多”就离开了。9月20日他才正式到青岛，并长期住下去。
既然，邓恩铭1923年9月20日才到青岛住下去，那么，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根据市委组织部领导的意见”“组织已离退休的原党史办主任和部分党史专家”“历时近5个月”，编造的“青岛党组织建立应定为1923年8月”的神话，也就理所当然的不需争辩的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邓恩铭1923年8月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党籍，他没有合法身份在青岛组建“第一个党组织”和“任书记”。
根本不存在邓恩铭1923年8月在青岛建立“第一个党组织”这样一个问题。
所谓“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所谓“1924年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建立联系，并根据党的‘三大’党章规定，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书记，隶属中共济南直属支部”等等，（以上引文见《邓恩铭与青岛建党》）纯粹是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精心编造的欺骗青岛市委领导、欺骗党、欺骗青岛全市人民的鬼话！
事实就是这样清楚，问题就是这样简单。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一场改变青岛党组建立时间的风波，完全是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策划和掀起的。
现在，事实真相已经大白天下，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的表演也暴露无遗，不仅他们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丑，不仅严重损害了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声誉，他们还把市委的常委们拉下水，也跟着他们一块丢人现眼。教训是惨痛的。
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导演的闹剧应该收场了！
心田同志，这次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违反历史事实，主观改变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的问题，不只是改错一个时间的问题，从6年来整个的过程看，还暴露出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不妨谈谈我的看法：
一、市委党史办某些人在1995年3月31日给市委的《报告》中存在欺骗蒙蔽市委领导的严重错误行为：
1、隐瞒了邓恩铭1921年10月（应为11月——2011年6月29日曲琦注）脱党的问题。邓恩铭脱党的事，市委党史办的人都知道。1994年6月13日，当时的党史办副主任张绍麟就问过中央档案馆的赵朴。既然知道邓恩铭有过脱党的事，为什么在1995年3月31日给市委的报告中，不把这个与邓恩铭何时在青岛建立党组织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实反映？如果对这件事拿不准，就应该进一步去落实，这是党史办起码的任务和不能推卸的责任。既不研究落实，又不如实向市委反映，这不是一种对市委的欺骗行为吗？
2、用一些符合他们要求的未经考证核实的老同志的回忆欺骗市委。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报告》的附近一（2）节录了王蔚明的回忆，说1923年5月青岛《胶澳日报》刊载了他写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副刊主编邓恩铭写信对他大加赞扬等等。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以此作为他们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证实”“邓恩铭来青的时间是1923年4月”的神话的佐证。研究青岛党史的都知道，邓恩铭是1923年10月中旬去《胶澳日报》任副刊编辑的，这是有据可查的。1923年5月那时候，邓恩铭还没有到青岛，更没当《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他怎么会在《胶澳日报》副刊上刊载王蔚明的文章？又怎么会写信给王蔚明大加赞扬？显然是王蔚明把时间记错了。可是，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在这里隐瞒了邓恩铭去《胶澳日报》工作时间的真相，只用王蔚明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回忆去欺骗市委领导。《报告》中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极为严重。
3、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着强调了1994年6月13日他们再访中央档案馆赵朴时，赵朴“着重说明了”的两个问题，以及赵朴判断：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在“三大”即1923年6月之后，三届一次会议（1923年11月）之前”。他们以这位权威专家的“判断”，作为“定论的根据”，来为他们“认为青岛党组织建立应定为1923年8月”的神话撑腰。但是，赵朴这位权威对他自己关于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的“看法”，并不像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在《报告》中所说的那么肯定。1994年7月，青岛市委党史办李建训同志，第一个写信给赵朴，认为他的“推论站不住脚”，“和青岛的实际情况不合”。1994年8月21日，赵朴给李建训复信作了一些辩解。（见附件六——略）
赵朴在复信中说：“1992年8月30日我答复您室同年8月1日来信所说的：‘问题困难正在于缺乏必需的资料’；‘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必须说明：我的上述看法不一定对，甚至完全不对，所以只能供您们参考！’您们室几次来人（似乎您也来过）以至各省来人、来信，我在谈了自己的看法之后，也总是要作类似的说明，并强调应在结合实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组织的结论。”又说：“来信说我的‘推论’站不住脚，……和青岛的实际情况不合，对于青岛的‘实际情况’，我不是您所指出的‘好像并不十分清楚’，而是完全不清楚。这也就是我一再说明我的看法不一定对，真值完全不对的原因”。赵朴还说：“写了这么多，仍然是‘推论’出来的‘看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这些‘看法’不一定对，甚至完全不对。所以只能作为进一步讨论研究的参考，不能也不应作为定论或定论的根据。因为，这些‘看法’是在完全不了解因而离开了山东和青岛的实际情况下‘推论’得出的。”赵朴在这封信中，对他的一些“看法”一再申明“是在完全不了解因而离开了山东和青岛的实际情况下，‘推论’得出的”，“不一定对，甚至完全不对”，“只能作为进一步讨论研究的参考，不能也不应作为定论或定论的根据。”赵朴的这个态度是没什么可挑剔的，还是实事求是的。
稍后，我把1994年8月21日给高克亭同志的信，也寄了一份给赵朴。他给我回信，也谈了类似的意见。
赵朴在给李建训的复信中还说：“我在发出这封信的同时，将它和您的来信复印寄给绍麟同志请他加以考虑。”1994年8月底或9月初，张绍麟同志就会接到赵朴给他的信。也就是说，1994年9月里面，他对赵朴的表态就应该了解的一清二楚。可是，为什么在1995年3月31日他们给市委的《报告》里面，却不把赵朴的态度全面向市委反映，而把其极为重要的一面隐瞒了？
二、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现在的党史研究室）领导存在一些与党史工作截然对立的错误作风：
1、随意编造假党史，严重缺乏认真对党对历史对读者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观念；
2、主观臆测、无视历史事实，严重违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研究党史的基本准则；
3、独断霸道，压制不同意见，严重缺乏民主作风。
综上所述，我认为青岛市委党史办存在着风气不正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彻底的纠正，青岛的党史研究工作就会不断出现和发生这样那样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市委领导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认真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把青岛市委党史办某些人这次历时6年的编造假党史的坏事转为好事，使青岛的党史研究工作走上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
心田同志，我用了12个半夜（我都是在夜阑人静的下半夜开始工作到天亮）给你写了这封信，消耗了我的残余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我的退休金（我自己出资打印和复印）。说实在的，这事本来与我个人无关，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做的是一件公公背着儿媳过河——出力不讨好的事。因为，批判别人的错误，总要引起被批评者的痛恨，要得罪人的。可是，作为一个从事过党史研究工作的党员，看到一些人打着研究党史的旗号在编造假党史，却又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像臧淼那样有度量，因而不顾一切，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
好了，就此打住！
最后，我再一次向敢于坚持实事、敢于坚持原则、对党对历史负责的青岛党史工马路、李建训、张树枫及政党志办公室刘永年、王圣德等老同志表示我的敬意！
专此恭祝
安好！
退休16年零10个月的77岁的
原党史工作的老兵
曲琦
2000年10月15日完稿
附件：
邓恩铭与青岛建党
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4周年的日子里，在为把青岛建成国际化都市的征途上，我们更加怀念青岛党组织的创始人——邓恩铭。
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1917年，为求学，他投奔在山东当县官的堂叔父黄泽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迅速遍及全国。邓恩铭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先后办起了励新学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下半年，邓恩铭的堂叔黄泽沛调任胶县知事（县长），同年在胶县为邓恩铭完婚。这为邓恩铭了解青岛、进而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从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1923年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建立组织联系，并根据党的“三大”党章规定，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书记，隶属中共济南直属支部。
中共青岛组建立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青岛的广泛传播。邓恩铭除继续在《胶澳日报》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情况外，又通过邓中夏、刘仁静等，为中共中央机关开办的上海书店、民智书店和泰东书店，在青岛代销进步书刊。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邓恩铭更重视对工人、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1923年11月，邓恩铭与来青巡视工作的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一起介绍孙秀峰、王少文等10人入团，建立了青岛支部。邓恩铭还经常深入到四方机厂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党中央对青岛的建党工作十分关注。青岛党团组织相继成立后，中央提出党在青岛的组织要加速发展，以壮大山东党组织的力量。
1923年底，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王尽美来青，与邓恩铭一起介绍进步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延伯真加入党组织，延伯真是党在青岛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邓恩铭的领导下，1924年至1925年上半年，青岛党团组织进一步壮大，各界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并逐渐形成了青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爱国斗争高潮，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影响。邓恩铭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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