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耻叛徒的自供状——评《炎黄春秋》对戈尔巴乔夫的热捧

可耻叛徒的自供状——评《炎黄春秋》对戈尔巴乔夫的热捧

    

    《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最末一篇“收官”之作，为“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一文。这是一篇为戈氏高唱赞歌，给戈氏脸上抹油彩、头上加光环的谀文。这篇文章颠倒历史、颠倒事实、混淆黑白，混淆是非，使人难以容忍。
    戈尔巴乔夫是什么人物？在一切有良知正直的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包括当下的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各成员国的人民和共产党人眼里，他是一个可耻的共产主义的叛徒，倾伏尔加河之水，也不足以洗净他对苏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愆。但是，在《炎黄春秋》编辑部和看来，戈氏是改革的先驱、是功臣。而这也正是西方世界一些头面人物以及世界上一切反苏勇士们的共识。《炎黄春秋》的先生们和先生同这些头面人物和反苏勇士们是灵犀相通的。
    让我们在本文开头先来引述一些西方头面人物对戈氏的评价。1994年，前美国国务卿贝克说：“近40年内，为了获得‘冷战’的胜利、战胜苏联，我们耗资数万亿美元。结果伟大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实现了梦想……。最主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叛徒。”美国人称戈氏是主要的叛徒、美国政坛名流斯考克罗夫特坚信，以前是美国人准备自己“去寻找解决悲剧的最佳方式，但是戈尔巴乔夫无疑是结局的主角”，“他使国家消亡”。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具有一双“慧眼”。为使苏联遭致厄运，她认为，“有一个人可以确保达到目的，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戈氏是一个行为不谨慎的人（即是一个冒险分子），易接受暗示的人（即不是独立自主的人），虚荣心极强的人（即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一切可以奋不顾身）。”事实证明，西方世界的头面人物没有看错了眼，戈氏早就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他削尖脑袋，百般钻营，爬到了苏共最高领导层的位置，然后他亲手埋葬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他真的无愧于共产主义叛徒的称号。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给全球带来严重后果和世界性政治悲剧，造成这场悲剧原因很多。戈氏的背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炎黄春秋》却尽全力为戈氏涂脂抹粉、评功摆好。让我们把这种吹捧比照一下已经发生了的冷酷事实，看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文章把戈氏誉为改革先锋，称戈氏这种改革意念来自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理念越发坚定”。文章说，戈氏的“彻底改革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既定思维和价值观念决定的。”戈氏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曾经说过：“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事实正是这样，戈氏早就起了使苏共迅速灭亡，苏联迅速解体的贼心。戈氏早年就亲口供认过，他从政治生涯一开始，就决定“去除（埋葬）共产主义。”当着他坐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他就一步步地使出了“杀手锏”，完成了他自己作为共产主义叛徒的角色。
    戈氏在改革中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部委机构、大幅地削减中央直属机构公务员的编制数量，大幅度缩减投资、破坏各部门之间的平衡、不断提升消费品价格等措施，苏联经济倒是没有“计划”了，但同时也没有了“市场”。其结果是国内局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消费品市场陷入绝境，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际金融系统严重瘫痪，进口飞跃上升，财政赤字增加，债务危机增长。1985年，戈氏登上权力最高峰之际，苏联的外债约300亿美元，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外债竟高达1200亿美元。苏联的黄金储备减少到原有储备量的1/10。苏联经济陷入了深度危机。这就是戈氏改革带来的实际结果。这就是《炎黄春秋》热捧的戈氏改革政绩。
    《炎黄春秋》还说，“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大胆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戈氏一上台，就迅速免去了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提升了另一些人与政治局委员（当然被提升的人中间也是良莠并存的），大批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党中央和政府部长和各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这一点也不奇怪。戈氏当然要任用他信得过的人员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和各方面的得力助手。他重用臭名昭著的雅可夫列夫就是典型一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戈氏的导演下，1990年，苏联宪法宣布取缔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这是令一切苏联内外反苏勇士们喜出望外、欢欣雀跃的事件。戈氏把苏共党员驱逐出了各级领导机构，安插了自己的亲信，组织好自己的班子，正如戈氏自己说的那样：“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自然也包括各级领导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本文说：“戈尔巴乔夫的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的措施，为推行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这句话也算说到了点子上，戈氏正是既靠着自己信得过的班子，又把苏共统统赶出各级领导班子，疯狂地加速了使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步伐。
    文章特别钟情于戈氏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强调公开性和解除舆论控制。文章说：戈氏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惟幕的。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公开性的推行，名义上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打破所谓舆论控制，实际上帮助戈氏操纵社会舆论的机制。一时间，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具有西方自由化倾向的报章杂志如同大雨后林中成片成片冒出来的各种色彩斑斓的蘑菇一样出现在苏联的舆论阵地上。这些自由化的报刊只承担着一项使命：就是组织强大攻势，竭力搞垮苏联社会的思想基础。他们编造各种谣言，抹黑苏联70余年来的各项建设伟大成就，抹黑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抹黑苏共，抹黑列宁、斯大林，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十恶不赦的，斯大林是刽子手，十月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政变……。而美国和西方的成就则被吹捧到直上云天的地步。许多善良的苏联老百姓的思想被彻底搞乱了，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公开性成为苏联迅速解体，苏共迅速灭亡最重要的催化剂。它所带来的极为严重的恶果是言词难以言状的。而这一切也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和戈氏、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所梦寐以求的。公开性也带来了另一个恶果，即苏联境内各种反苏反共的组织蜂起，大批反苏反共著作开禁。本文为这种公开性热烈欢呼：“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事实上，这种言论自由和弥漫在当时苏联社会的五花八门舆论，最后只证明了一条中国人都熟知的真理：“要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苏联的历史被彻底改写了。正确的历史结论被打翻在地，一批历史垃圾、渣滓迅速浮到水面。戈氏说什么公开性原则是“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什么是一切？那些泛起的沉渣和垃圾就是“一切”。公开性排斥下的自由化噪音终究成为敲响苏联亡党亡国的丧钟，后人必定将为此做出正确的结论。对戈氏的热捧也只能证明和戈氏如同合穿一条裤子一样的无耻。
    苏共28大是苏共党史上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现了戈氏的夙愿：即规定苏共“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权”。苏共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此画上了句号。率领反对苏共的人正是苏共自己的最高领导人。他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是苏共的敌人。大量事实表明，无论是戈氏，还是叶利钦的反苏反共行径不仅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指使下进行的。无论是戈氏还是叶利钦，在苏共灭亡和苏联解体的节骨眼儿，都分别去过华盛顿，接受美国方面面授的各种机宜。戈氏还为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兴奋得飘然若仙。而这正是美国对他的犒赏和发给他的一枚勋章。在整个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美国在苏联境内安插了大量的“第五纵队”，找到了为数不少的向苏联公众灌输西方意识形态，贬低共产主义思想的盟友。应该承认，正是由于打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许多致命弱点和错误，为美国留下了无数的空隙和漏缝，导致了美国等西方势力在苏联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成功。美国没有发动一兵一卒，取得了对它的头号敌人颠覆和演变的成功，“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怎能不为此额手称庆呢？所有这些历史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全世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有良知的进步人士都为此感到无比痛心、扼腕。而只有像《炎黄春秋》和本文，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却如同打了一针吗啡一样感到无比亢奋。戈氏近年来不时为自己的叛逆行为自吹自擂，说什么内心无愧，恰恰暴露了戈氏心灵深处的空虚。西方则吹捧“戈尔巴乔夫不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利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这些去追求良知”。这是因为戈氏现在无职无权，的话流露出一股酸意。而他的所谓“良知”，只能是一个叛徒的“良知”，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良知”，而丝毫也不是亿万劳动人民的“良知”。还说：“戈尔巴乔夫的行为留给世人诸多警示”。什么“警示”呢？无非是“警示”我党以及这个地球上一切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共产党都像苏联和苏共一样，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其用心之毒，使人吃惊，也使人越益清醒。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也适逢苏共亡党20周年。《炎黄春秋》凭着它的本能和嗅觉，分别在两下里下手。本期《炎黄春秋》一头一尾，一组笔谈和一篇文章，都把矛头直指西方引为不共戴天的宿敌：社会主义制度。头部的笔谈，借中共成立90年之际，献了一大堆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策，尾部的文章是为已被颠覆的苏联总结如何颠覆的经验，为叛徒树碑立传。首尾相衔，就是抱定一个宗旨：抓住一切时机，同西方敌对势力站在一起，为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效劳、卖命。《炎黄春秋》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来说，是一份十分有用的刊物，有了这样一份刊物在中国土地上一期一期地出版，不知胜过多少支毛瑟枪！？近日，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炎黄春秋》似乎有一点收敛。看来，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过于天真了。（2011年7月15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