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p. 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此一过正的翻案之作，不仅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学者的赞赏，认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亲蒋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认为这位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不得不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文章也应运而生。然吾人细读之余，虽喜其文笔流畅，正文长达595页，读之愉悦，但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商榷之处，更有不少谬误，兹评说如下。
基本事实之误
书中谬误之处，不胜枚举：若谓理学源自对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反应(p. 13)，他不知十二世纪的朱熹已是集理学的大成者;孙中山被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却误作“总裁”(p. 17)，不知“总裁”乃蒋介石独享的尊号，于是又误以为蒋死后其子经国被选为“总裁”(p. 585);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民报》的主编是章太炎，而误作汪精卫与胡汉民(p. 19);说武昌起义后，“军阀时代已经开始”(p. 21);又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p. 23);又误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p. 26);指陈洁如为“妾”(concubine)(p. 59)而非蒋介石的明媒正娶，不知黄埔军校学生皆称陈为“蒋师母”，檀香山华人以“蒋夫人”欢迎陈，以及蒋与李宗仁交换的金兰帖子上所书，均视若无睹，而情愿相信不实的传言。
陶涵又说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p. 114)，说上海有“胡同”(p. 148)。又说汪在河内，因不听蒋劝告赴欧，蒋才派特务杀之(p. 170)，不知汪发表艳电后准备赴法，因刺汪误杀曾仲鸣，汪乃决心与日谈判;又将曾仲鸣误充汪之侄儿。把宋希濂误读为“Song Xiliang”(p. 418)，曹聚仁误读为“Cao Zhuren”(p. 459);把著名华裔作家Iris Chang 误读为“Irish Chang”(p. 626);又误将1960年代“最令 [蒋家] 头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杂志的年轻主编李敖当作“发行人”，并误以为李敖因提醒蒋氏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被送往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四年(p. 544)，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独冤案，从来没有到过绿岛。又不加考证即谓张灵甫及其四位将军兵败集体自杀(p. 373)，而不是被击毙;又说陈仪被捕杀因其有通匪之嫌(p. 401)，不知实因被其义子汤恩伯出卖;也不知所谓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体服毒自杀(p. 407)，原是编造的故事。这些事实之误绝非笔误，正暴露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
没能善用蒋日记原件
陶涵蒋传的写作方法以年代先后叙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时期，并将之连接到相关的人事。蒋氏是现代中国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与他相关的中外人事，当然十分丰富，因而这本书实际成为蒋介石及其时代史，而非基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与内心世界作深入分析与解释的大传，结果只是将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说。时而似乎以蒋氏的代言人自居，为之辩解，如谓“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诚恳的儒家基督徒，其动机在谋求中国的统一、现代化与独立多于个人权力的愿望”(p. 10)，甚至一再为蒋介石开脱与洗刷，并将之作为论述的基调。而此基调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新意，但对华文世界来说，大都是国民党内正统派、亲蒋派的老调重弹而已。事实上，陶涵曾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及诸多亲蒋人士的口授，而自己中文能力极为有限，对中国历史又认识不足，难得看到正确的独特见解。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开放，新史料的出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争相阅读。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蒋传中多加引用，但相当多的部分仍然转引自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记可查，何必转引?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动过手脚，早为识者所知。但是这位却说曾对照日记与秦编，没有发现主要的不同(p. xi)，又言蒋氏日记为包括西安事变在内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见(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p. 3)，足以令人怀疑这位是否真有阅读蒋氏日记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说能够作批判性的运用。按蒋氏日记在其生前一再抄录副本留存，期盼日记流传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记原件，若完全是隐秘的空间，不欲示人，又何必对许多重大事件“讳莫如深”，隐而不书?更何况本书也承认，现存的日记也曾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p. 31)，并不完整。再说蒋氏日记原件中诸多自责自励之语，也不足为异，原是中国传统日记所优为，自我检验，操之在我而已。总之已开放的日记原件确有其参考价值，大可作为深入分析蒋氏性格与内心世界的丰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记牵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论证与分析就引为证据。
蒋在日记里大谈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养性自我勉励，就信以为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结论说，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更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p. 14)，这就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好例子。整体而言，陶涵对蒋的正面评价与蒋在日记里的自许，颇多契合, 正可略见其中消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者，总要将其一生言行对照来看，才能下定论。并非不知蒋自小在乡里间，就拥有“瑞元无赖”的绰号，以及性好渔色，“有了妻妾，还要嫖妓”(p. 38)，也不否认蒋时常殴打发妻毛福梅的记载以及蒋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认为陈洁如所说蒋染给她梅毒不可能造假(p. 40);若然，则所谓新儒学的道德力量，似乎对蒋所产生的影响甚微，又如何能轻易下结论说，蒋介石是一位“现代新儒家”。陶涵又进一步说，蒋必乐见中共终于以儒家学说取代了阶级斗争，而中共领导人像蒋一样成为“现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s)，足见这位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难辞滥用名词之咎。至于说，蒋氏父子若能见到今日上海与北京之繁华，必定会深信“他们长期策划的反攻大陆成功了”，因为此乃蒋氏父子“现代中国的远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p. 592)，读到这里，令人莞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货真价实的日记原件里所说，不一定全是真话，例如陶涵在书中指出，蒋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记里，就说孙立人“通匪”，情报人员又报告他爱听的话：“孙的陆军总部里面有匪谍”，而孙竟然仍是陆军总司令(pp. 436、 437、 441)，但陶涵没有注意到这不是真话，而是连蒋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陆军总司令在位长达四年之久?
由于这位并未真正试图去了解蒋介石，因而会作出不少令人费解甚且矛盾的结论。他说蒋像毛一样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中国统一，是爱国者，但又说非坚持一个中国，蒋政权便无法立足台湾，然则其坚持一个中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位;他说蒋预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苏俄以及美国在越战必败，展示其战略远见，但他最想实现的远见，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中共政权的灭亡，终究落空;他说中苏共决不可能分裂，结果分裂了。他说蒋在台湾二十五年仍然是独裁者，却又说蒋为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奠定了基础;他说蒋“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p. 591)，为了国家的奋斗与生存，有时必要作出残酷的决策，但又指出蒋异常的残忍，为报私仇不仅杀了杨虎城，而且连杨的稚子与秘书以及秘书的妻子都不放过(p. 416)，滥杀无辜的妇孺，总不能说与国家生存有关。对于这些不一致的论述，全不处理.
陶涵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认识既甚有限，而又不参考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
陶涵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认识既甚有限，而又不参考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蒋介石枪杀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论;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也不讳言杀陶，而仍谓：蒋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负起责任，以免牵连到陈其美云云。事实上，南京二档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自谓独认杀人之罪，以免牵累指示他杀人的陈其美，并不是说代人受过。既不解文意，复又画蛇添足地为蒋说项：“当天的报章杂志都未提到蒋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现常”(P.24)严格而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提法有点言过其实，以蒋当时的年龄、身份、地位，并没有杀陶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陈其美执行杀陶的命令，但陈欲杀陶之心尚不如孙文之深刻，孙、陶交恶，历时既久，事迹斑斑，而蒋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也自认：“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杀陶)而起。”陶成章被刺杀后，孙在表面上谴责杀人并为陶祭奠，但明知杀手为谁，不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与重用。所以，按史学的理性与因果律来分析，蒋固然是直接为了陈而刺杀陶，间接也是为了孙而刺杀陶。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国五六年间，蒋氏见不得人的事迹，颇多是在上海“随青帮从事犯罪活动”有关(P.31)。
蒋是孙中山唯一传人吗?
陶涵视蒋为孙中山唯一的传人，亦非新见，如“蒋与孙单独在永丰舰上相见是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P.41)这一段话，实据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见董书49页)而陶涵并未注明出处。然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与孙在舰上共患难的计有胡毅生、陈策、熊秉坤、杨虎等十五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离舰时“一起离去”的也不只蒋氏一人，至少还有陈策、陈煊、陈群、黄惠龙等人，明显不是“单独”相处。也不察，书中所用蒋介石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合照，孙之左右两边各少了一人，一边是何应钦，另一边是王柏龄，为了突显站在孙后的蒋介石，何、王都成了隐形人(变造的照片见P.46)。陶涵不能细察也就罢了，还要为孙所以独宠蒋找没有根据的理由：“尽管蒋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个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务，例如了然俄国新社会的情况，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蓝图。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显然很诚实的人。”认为这些“素资”乃是蒋崛起的主要原因(P.41)，却不知何种人物才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至于说孙死后，蒋具有比其他领导人有更多的追随者，他是孙中山的“第一号信徒”(secondto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Yat-sen)(P.48)云云，更与事实不符。
蒋介石崛起的一个主要关键是中山舰事件，事件之前，虽然廖仲恺已死，胡汉民离去，但汪精卫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军事上，他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更不必说中共的潜力与俄国顾问的权势，都是他“出头天”的挑战，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射;事变之后，这些挑战基本排除。这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豪赌，蒋之所以得逞主要由于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不愿与这位“红色将军”翻脸。所以这事件从理性分析与前因后果看，根本是蒋介石的夺权行动，而且侥幸成功。然而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蒋论，说汪精卫是“反蒋联盟的成员”(P.56)。此论乃时隔多年之后，蒋介石所坚持的说法。吾人须知当时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脑，权位正隆，蒋曾刻意奉承，汪亦视蒋为亲信，有何必要组织联盟来对付一个下属?更何况事变前后汪正在生病，事变翌日蒋往探病，蒋日记有云：“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一个加害人似乎不会对被害人如此生气;二档馆秘藏蒋删去的一段日记，对汪如何“生气”有更露骨的描述：“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有信义之可言乎?”蒋于得手后得意之余写下汪氏骂他的气话，谁是被害人岂非再明显不过，后来蒋发觉会授人以柄，故而删除，删除之后自不再见诸原件，然删除留下痕迹，却极其难能可贵。陶涵如此重视蒋之日记，却不顾蒋在日记里明言往探汪病，却断然说“汪忽然托病迅速离去，前往上海而后转往法国”(P.57)，好像汪是畏罪潜逃似的。中山舰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牺牲者就是汪精卫，周德伟在《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稿中说得最为明确：“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藉以排汪而已。”说得很对。陶涵只能在不是实录的内容里打转，全无意了解一下汪精卫的处境与心情，也不知汪于去国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杂诗。
蒋如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简短，几乎是蒋介石的个人秀，说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将领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挥下级军官(P.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这位总司令的功劳。其实，诚如美国学者焦丹(DonaldA.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of1926-1928)一书中所说，当北伐攻势已经取得成功后，蒋才在广州誓师。攻克武汉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而李、唐在陶涵的笔下都是“军阀”。陶涵用李宗仁的回忆录说蒋在作战时如何勇敢沉着，却全不提蒋在长沙第八军军前坠马的窘态，其主观选择性之强，可见一般。当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军以少胜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风潮的扩大与大量俄援的到来。攻克武汉后，正待大举北上，蒋总司令却决定回兵江西。陶涵说，蒋急于东下江浙，为了稳定武汉，发展经济(P.63)，有违史实。蒋介石日记所云：“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才是真话。蒋不愿成就李、唐等“诸侯”的功业，故另谋发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惨败，还得靠武汉的“诸侯”以及俄国顾问前来相救，才获胜利。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党，明摆着要清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汪精卫应邀自法返国，蒋竭诚欢迎汪主席回国主持党务，并亲往迎接，力数共党阴谋，要打倒国民党，但汪往访陈独秀后，知并无此事，自无随蒋一意孤行之理，遂与陈共同发表声明，谋求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既定政策，决定由武汉中央处理，然后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汪又电蒋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然而蒋急不可待就发动四一二血腥镇压，与中央决裂，造成宁汉分裂。陶涵显然误解这段史实，说是蒋认为汪已正面响应蒋要清共，同一日却与陈发表联合声明，并一起潜赴汉口，蒋遂决定清党(P.65-66)。陶涵除要为蒋找政变理由之外，还作假设说，若汪留沪与蒋一起反共，则汪可控制政局，蒋将永远无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P.65)，真是太不了解蒋，更不知枪杆子出政权的硬道理。清党杀戮之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陶涵似无必要说残暴与险诈双方都有，以淡化蒋氏所为。至于陶涵说只有数百共党被杀，显然不实;说周恩来虽被白崇禧抓到，但蒋命令放人(P.66-67)，却无直接证据，至于说周与蒋一直互通款曲，显然言过其实。蒋介石想要以武力解决武汉中央，结果兵败;徐州战败后，更是两面受敌，在压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认为蒋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ground)，而将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预知的情况，不知蒋自南昌以来，以个人的主见、情绪、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别立中央诸多事实，显然是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实为再度复出之本。蒋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来?何“不可预知”之有?
蒋介石何时解散过特务?
蒋介石建都南京后，虽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但他坚持大权独揽，仍有党内与地方上的挑战。为了清除党内与地方上的异己，不惜大动干戈，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内战不绝。陶涵认为蒋所作乃国家统一所必须，然而地方诸侯都是他北伐统一中国的伙伴，党内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则显然为了满足个人独裁之欲望，容不得不愿从己之人。陶涵不能否认蒋是独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P.101);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辩称希特勒有特务二百万人，而“蓝衣社”于1938年解散时只有三百人(P.102)，蒋介石的特务何时解散过?戴笠为蒋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蓝衣社”不可能只有区区三百人。陶涵说蒋在演说或日记中从无希特勒或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称呼，又说蒋于1932年称颂法西斯的秘密演讲是日本人的宣传(P.102)，他不知蒋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讲，不但自称领袖，而且要特务们作为“领袖的耳目”(见蒋氏《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陶涵不能否认特务谋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知识分子的具体事实，却说蒋可能不曾下令杀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蒋之同意云云(P.104)。按特务乃主子之鹰犬，鹰犬岂能自作主张?又说蒋即使会杀人，也是为了“中国的生存”(P.105)，又说共产党比蒋更残忍(P.107)，更进而说蒋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国以来最有权威的中央政府(P.121)，莫不以不确定或不真实的话为说。
陶书在许多问题上沿袭蒋介石的旧说，无补于历史真相之理解。
抗战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终止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战争遂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斯乃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然而陶涵的结论是：此一事变“没有改变历史，蒋之决定才是定调”(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认为蒋于事件中没作任何承诺，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解决共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p. 137、142)，这真是太不了解事变的始末了。至于陶涵说，蒋去西安之前已经是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回来之后则成为全国的英雄(p. 135)，也非实情。事实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学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国的欢迎，正因他答应停止内战，共赴国难。若事变后仍然大举内战，全国上下岂能继续支持蒋政权?蒋氏当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而是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尔。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京云云，皆弹国民党正统观之老调而已。
陶涵说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然而不抵抗期间严重消耗国力的多次内战又作何解释?至于说一旦抗战，他便坚定不移(p. 146)，亦非事实，此书根本无意深入探讨抗战期间蒋方与日方秘密和谈的详情。蒋命黄河决口，八十余万人丧生，居然说此举阻挡日军西进长达六年之久;蒋面对如此重大伤亡无动于衷，而陶涵竟说很少有领导人在大战中会有动于“衷”(p. 155)。长沙大火是严重的错误决策，而陶涵只愿意说“可能是蒋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说蒋不曾下令摧毁将要沦陷的城市，又说蒋夫人写信给她美国同学，宣称火烧长沙不是蒋的责任(p. 160)，于是陶涵照单全收蒋氏夫妇的一面之词。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决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陶涵承认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已将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发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与阎锡山围堵共党于西北一隅(p. 163)。当时国强共弱，弱者不会愚蠢到挑衅强者。震惊一时的新四军事件，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共军清除，然而陶涵单取一偏之论，认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军袭击国军而又不听命之故，以附和蒋方之言，又进而说毛与周意见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陶涵并以其事后聪明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中共大获宣传效果，就是毛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参阅p. 172-177)，真是倒果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来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开天窗处所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蒋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记上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过，诚如陶涵所说，此一事件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与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中国抗战不再孤立，并得到强大的外援，自此美、蒋关系恩怨不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命运。许多蒋传喜欢将美蒋关系聚焦于一些耸人听闻的人事上面，本书陶涵也不例外。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国上任后，至其与蒋闹翻离职回美，此一时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史斗争史，喋喋不休。与其他美国相比主要是比较同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錞等人的观点略同而已，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只能炒冷饭而已(参阅p. 196-294)。这样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历史发展。若能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然武汉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国战场呈胶滞状态，蒋介石遂采防共优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国参战后，蒋认为日寇已不足惧，共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防之、溶之、灭之，不免与美国欲结合包括共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相背。当美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无忌，对蒋甚不礼貌，称之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当面辱之，使得矛盾更为戏剧化而已。
谁是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
约自1943年起，美国胜券在握，遂逐步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统一强大而亲美之中国，与美、英、苏并立为四强，以为其东亚盟友;强大亦是苦难中国所盼望，蒋亦何尝不想成为四强之一的元首。本书并不讳言，积弱之中国几临崩溃的边缘，蒋又时以中国将溃败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战绩不佳，令美沮丧，复有国共间的磨擦，成为战后最大的隐忧;若不解决，中国如何统一? 若不能统一，又遑论强大?共党问题原是蒋介石的最大关切，然解决之道，与美并不相同。美国以民主立国，于战后中国建立民主之联合政府，固其所愿，亦是统一富强中国的基石，但是蒋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权与军队，而后容纳共党参与其政府，无异招降纳叛，于抗日战争期间壮大之中共岂能接受?故调解之美使，虽络绎于途，并无善果;即以马歇尔之尊贵，亦徒劳无功。蒋初欲联合美苏逼毛就范，后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举灭共，并深知美国民意反共，必不我弃。美国之终于转向亲蒋反共，果势所必然，如杜鲁门致马歇尔密函所言：“为了地缘政治之故，万一和谈破裂，美国只有支持蒋介石。”(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if talks bro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Chiang Kai-shek)(引自p. 355)于是蒋乃有恃无恐，一意孤行。依美国计，若蒋果能迅速用军事力量解决毛共，未尝不能达到其预期之战略目标。既有此种想法，国共内战终不可免。马歇尔于和谈破裂后在公众场合将责任归之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显然是外交辞令，因国共两方都是蒋或毛说了算，没有什么极端派可言;事实上，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须说，蒋及其政权要负和谈失败最大部分的责任。”(见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 635)多年之后，马在私下访谈中更直说：他曾被(蒋介石)“出卖”过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卖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国人用语，背景是将黑人转卖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当奴隶，比喻极为严重的“出卖”与“欺骗”行为。马显然抱怨在和谈期间，屡上庐山，不断受到蒋之诈骗与愚弄。蒋之所以要愚弄马歇尔，因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谈而实不愿谈。蒋之不愿谈，其迹显然，曾一再公开说，中共问题足可以武力解决。正因马歇尔警告蒋刻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后果(参阅p. 354)，故蒋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0月间，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扬言五个月内打垮共军;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谈?然则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岂非蒋乎?然而本书陶涵处处引用蒋之说法，指马歇尔偏袒共党，总是指责蒋而不指责毛，与共方埋怨马偏袒蒋介石，相映成趣，正见马歇尔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也，其窝囊可知。陶涵同情蒋，认为蒋是一清廉爱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谋求中国之统一与民主，而毛共拒绝参与其政府，在苏联支持下公然叛乱。如此说法，原是蒋氏旧说，并无补于历史真相之理解。
谁是国军溃败之祸首
陶涵依据蒋《苏俄在中国》(1957)一书所说，国内外之干预使蒋氏无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领东北之决定，以至于他最精良的军队陷于东北泥沼之中。所谓外国干预无非是因为苏联声言与蒋合作，以及美国的鼓励并协助蒋运送八个集团军到东北(p. 327)。多年之后，蒋又抱怨当时马歇尔的立场与态度使他决定争夺东北(p. 339)。这些都是事后聪明的话，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认为可于短期内剿灭“共匪”，岂有不想收复东北之理?
陶涵认为满洲一战(辽沈之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p. 373)，并作无端假设说，若于1948年秋天将东北的军队撤出，将可保住黄河或长江流域(p. 392-293)，根本是不实的猜测之词。东北战场固然重要，但是在辽沈之役结束前，蒋充满信心的军事优势已经在消失之中，中国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蒋的军事行动原有备而来，故和谈一破裂，立刻“全面进攻”;没有得逞之后，始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在陕北，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转战陕北，捕捉不到共军主力;一年以后，毛又回到延安。另外一个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发动三个兵团二十余万众，拟一举歼敌于沂蒙与胶东地区，结果全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师，全军覆没。约略同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窥南京，像刀锋指向心脏。蒋遂又改为“重点防御”，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这三个阶段犹如三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已属三而竭之时期，胜败命运早已决定矣。
陶涵点出，蒋于内战失利之际仍然认为自己无过(p. 400)，责怪桂系阴谋(p. 397)，甚至大骂马歇尔“失去中国”(p. 388)。也指出，蒋曾明令汤恩伯将军不听李代总统的调遣(p. 403)等等，但仍然认为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失败与失望的阴暗气氛里，仍然是一冷静的儒者”，“他知道他要往何处去”(p. 395)，又说“蒋从来不曾偷过国家的钱也没有私人金库”(p. 401)。这位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太不理解专制世界了，和珅大贪污特贪污，乾隆皇帝需要贪污吗?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没有私人金库啊。
蒋介石专制独裁却以极大军事优势于数年之内失去整个中国大陆，任何蒋传难能说蒋不是失去中国大陆之人。陶涵说蒋是“儒者”，是优秀的军事家，实在太沉重;希望他作政治与经济改革以维持政权，也太奢求;他毕竟是军人出身，一生戎装，却在此生死大战中，一连串的荒腔走板，犯了兵家最基本的错误。蒋自称读过兵学大师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但克氏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明言要击败敌人，必须要消灭其武力，杀伤其兵力，使其不能再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作战之唯一目标”(we may look upon the complete or partial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s the only object of all combats)(p. 304)。此乃兵学之最基本常识，而蒋正反其道而行，只知攻城略地而不能歼敌，最后坐困围城，为敌所歼。凡陕北、鲁东、辽沈、平津、徐蚌诸战，莫不如此，屡犯兵家大忌而不自知，既已下野仍然指挥军队，溃败之祸首，舍蒋其谁?蒋传之岂能不辨?
蒋介石丢掉大陆应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然此败军主帅，仍掌控国民党政军、特等权力机器，美国人虽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时与地理之赐，在台湾岛内发号施令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写孤岛上的蒋介石近二百页之多，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历程而言，差可相当，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则。陶涵提到蒋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一日有可能到台湾避难”(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p. 362)，不知是蒋未卜先知，还是陶涵事后聪明?难道蒋在国共内战未决之前已经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台湾?陶涵不是也提到蒋会在五个月内消灭“共匪”吗?当时如此有信心，怎会先想到逃难呢?
蒋介石是如何“复职”的
蒋介石逃难到台湾之后，仍然是在野之身，但他人下野，权未下野，依旧掌控党军政机器，下令搬运黄金、故宫宝物等等，更不在话下。不过，为了名正言顺，他急欲复职。陶涵写道：1950年2月3日，李宗仁告知台北当局因健康缘故必须留在美国，于是蒋介石决定复职。蒋覆电赞赏李为国付出，但在日记里却骂李是“无耻的人渣”(a shameless scum)。陶涵虽然指出，蒋自称若不复职不仅台湾而且整个民族将毁于一旦是“自恋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补充说，此后蒋无论在公众或幕僚之间不再重复此类幻想(p. 428)。陶涵有所不知，蒋后来对大陆同胞广播时自称“民族救星”!更重要的，陶涵轻描淡写蒋之复职过程，掩盖了不少真相。当年蒋辞职下野，按宪法李应以副总统继任为总统，但蒋只令其为代总统，是于法无据的，更幕后操控，使李有职无权，最后只好抱病赴美就医。当国府先后迁至广州与重庆时，已有复职的呼声;及撤退到台湾，蒋大权独揽，复职更是迫在眉睫，然因顾忌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最顾面子的做法当然是得到李宗仁的合作，陶涵若得见李宗仁于1950年2月6日写给居正的信，便知台北方面一直在逼他“让贤”，但是李反对蒋复职，称之为“复辟”，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护宪的立场。居正时在台北任监察委员，蒋必悉此函内容，故蒋乃发动李在台旧部，如白崇禧等人，屡电促李返台。李以病体未愈不能长途旅行为由婉拒，然坚持复职必采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其实，李病体已经复元，诚如其回忆录所说，如其贸然回台，必将任由蒋摆布，逼他劝进;蒋氏一旦复正大位，李虽欲求张学良之处境而不可得。蒋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顾违不违宪，在台复职。陶涵有所不知，蒋复职之后，杜鲁门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蒋复职之不合法也。
排除异己
陶涵根据美国领事馆的情报，说蒋曾考虑将部分运台黄金转运到菲律宾，以防万一(p. 415)，却不明白指出蒋所谓与台湾共存亡云云之不实在。不过，当时共军准备攻台，美国明言不会出兵相挺，还有联合国托管台湾之说，确实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并不讳言，蒋氏父子在台湾重建其列宁式党政军机器，为了内部的安全，不惜杀鸡儆猴，以致于有万人受审，数千人遭处决，所有高级将领都受到监视(p. 412)。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希望有人能取蒋而代之，鲁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驱蒋之后，将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也曾要住在纽约的胡适来取代蒋，但为胡所拒。孙立人美国军校毕业以及在印缅作战的功勋，当然也是被看中的对象，但孙并无意愿，于面见麦帅时直言效忠蒋(p. 404)。陶涵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于1950年3月，向上级报告说，孙将军准备政变，以及一个月后美国在台军事武官报告有一高级官员，可能就是孙，对他说台湾在蒋统治下无望(p. 433)。这些都是美方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学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鲜战争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中，引美国国务院文件透露，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赖的密使告诉孙立人，若愿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援助云云(Cumings: p. 508)，若先前情报属实，又何必再问孙愿不愿意?陶涵也提到，美国国务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极机密文件说，孙将军“秘密告知”美国人，他正在准备政变。鲁斯克于同年6月初又收到声称是孙友人送来政变密函，鲁将密函烧掉而后报告国务卿艾契生(Acheson)云云。陶涵警觉到鲁斯克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密函根本是伪造的，以便尽快落实孙政变之罪”(the letter was a forgery intended to justify Sun’s early arrest for plotting a coup)(p. 433-434)。直到1955年时机成熟后，果然就罗织孙氏部属为匪谍而后整肃孙。陶涵提到，当孙被捕后，美国海军上将雷德福感到“惊骇”(appalled)，连最支持蒋的美国保守派议员也告知蒋，孙立人是国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不可能包庇共产党。蒋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只好将孙软禁。陶涵接着说，当美国“驻华大使”蓝钦(Karl Rankin)到台中看望孙将军时，看到孙将军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园”(p. 484)，又不免将孙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当时台中有名的“将军花”是贴补家用的，孙除了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来，搥胸悲鸣!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海峡，蒋立足台湾才趋稳定，美国为了冷战之需又转而支持蒋介石。孙立人与吴国桢都成为蒋氏父子所要排除的异己，目的主要是为儿子接班铺路。蒋在日记里用恶毒的话骂孙立人，骂吴国桢，最后这两人都被整肃，并不令人奇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于1950年元月，蒋就在日记里痛骂陈诚，说陈公开批评蒋，责备蒋干预他办事等等(p. 424)，蒋又说陈“傲慢”(p. 426)，当任命陈为行政院长时又说陈“失去革命军人的品格”(p. 429);同年9月蒋、陈又在会议上对峙，陈骂蒋独裁，蒋骂陈疯狂，而蒋又不准陈辞职云云(p. 445)。蒋在日记里如此不堪地骂陈诚，实在令人费解，陈诚不是蒋之心腹吗?安敢如此?事实上，陈诚从省主席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到死，并未如孙、吴被整肃，不免令人起疑，日记所载或许也是伏笔，为日后整肃陈诚留下线索。只是陈诚死得早，没挡经国接班之路，也就没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释居然是，蒋骂陈而又用陈，是运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一个得到民众爱戴的政治人物(p. 463)，真有点教人莫测高深了。
美国的“协防”台湾
朝鲜战争帮了蒋氏大忙，美国为围堵共产势力之扩张，又视蒋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喊出废除雅尔塔密约、击退铁幕、结束朝鲜战争以及“放纵蒋去对付红色中国”(”unleash”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Red China”)等反共口号。所以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蒋立刻向来访的美国海军部长提出反攻大陆计划，但是美国人检视之后，觉得“完全不切实际”(totally impractical)，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3年访问台湾时，更向蒋直言反攻大陆毫无成功的机会，陶涵说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直接了当的拒绝。于此可见，艾森豪威尔于当选前要“放纵”蒋，当选后又要“拴住蒋”(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蒋对美国新政府的热望未能持久(p. 457、458、469)。但陶涵认为蒋并不因此感到烦恼，只要美国人不公开揭穿就好(p. 468)，这等于说不揭穿骗局就好。不过，蒋毕竟获得《中美协防条约》与大量美援的补偿。陶涵透露，由于美蒋军事同盟，到1957年为止，约有一万个美国人住在台湾，包括情报员、军人、官员与家属，几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p. 490、521)。
陶涵指出，美国协防台湾有条约依据，但是并无防卫外岛金、马的承诺;然而蒋介石不仅坚拒自外岛撤退，而且在小岛驻上十万大军，不仅可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而且可在东南沿海挑衅，以激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当金门炮战于1958年发生后，有些美国官员扬言要在金门使用原子弹。事实上，美国已将八英寸可以发射原子武器的大炮，运往金门。是年5月宋美龄访美，在美国全国性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公开说：“大陆同胞正在问，台湾为什么还没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共政权”(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她显然认为大陆同胞很愿意与中共偕亡，而陶涵对此全无评论(p. 494)。另外还有一则仍然没有解密的美国情报说，蒋有意于1958年9月将美国卷入与中共打原子战，可是陶涵接着说，据他所知，蒋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战(p. 496)，未免太不了解蒋宋想要收复大陆的渴望了。其实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鹰派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问蒋，是否要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中共，蒋想了一会建议说，可用技术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着说，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毁共军所有的大炮，但原辐射可杀伤包括金门人在内的两千万中国人，更何况若苏联卷入战争，台湾也可能被原子弹炸光光。蒋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问题，只说如果原子弹会引发世界大战，他并不赞成用(p. 500)。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显然要蒋撤守金马，以避免可怕的原子战争，故用言语来测试蒋，蒋之反应情见乎词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无法理解蒋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收复大陆的隐衷。陶涵提到，蒋经国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议与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毁中共飞弹与原子设施，所谓“将那婴儿绞死在摇篮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p. 518-519)，后因美国觉得兹事体大而婉拒。宋美龄于1965年8月又到美国，要求鲁斯克国务卿提供她丈夫摧毁中共核子设施之能力，但她并未成功(p. 527)。此时蒋自己正在积极制造原子弹，后来秘密为美国侦知而遭废止。于此可见蒋对原子弹是望之弥坚的，直到中共试爆氢弹成功，他的核子梦才醒过来。其实，陶涵明白艾森豪威尔只是作核子恫吓，不可能真的动用原子武器，当法军被围困于越南的奠边府时，唯有用原子弹可以解围，当时连副总统尼克松都跃跃欲试，却被艾森豪威尔喝止(p. 471)。原子弹确实是纸老虎，但纸老虎有很大的威吓力。美国不断在口头上作核子威吓，逼得老共即使没有裤子，也要原子。
美方显然欲以金马换取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因而毛泽东情愿不取金马，蒋因得以保住金马外岛，然而陶涵却认为蒋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离金马的压力，又一次证明蒋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p. 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观情势。陶涵虽认知到艾森豪威尔与之前的杜鲁门都在寻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并不想帮助蒋反攻大陆，惹火上身，也不愿毛取得台湾，但未明确指出此一政策终于无成，到后蒋时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几十年来美国可望而不可及的政策，不仅为时已晚，而且更不切实际。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 [美] 陶涵著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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