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陈良飞
当河南民意代表向蒋介石控告其爱将汤恩伯在河南私设关卡收税一事，蒋介石的回答是：“我同意汤恩伯在河南收税的。”
一句话堵得控告者哑口无言。
1942-1943年的河南，哀鸿遍野，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队却吃尽空饷，中原饥荒时“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即此可见一斑”。
河南老百姓恨不得杀了汤恩伯。有一次，汤恩伯的顶头上司、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带了少数卫士到一个地方，老百姓的武装围了上来。蒋鼎文忙说：“我是蒋长官，你们为什么要仇视我呢?”老百姓说：“我们还以为是汤恩伯呢。”
“老百姓对我是那般恭顺，那般可爱可敬，如果是汤恩伯，他早就遭殃了，国家的军队有如此下场，还谈什么救国救民呢?”蒋鼎文后来回忆。
这还只是发生在1942年到1943年的大饥荒下的一个侧面。多年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是在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这种崩溃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
这不光是白修德一个人的感受，美国不少在华人士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甚至有外交官在递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蒋政权极度的失望之情。
迟到的赈灾
这救命的购粮款也被河南方面有关官员盯上了……在西安购赈粮原本着救灾的名义，陕西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购粮委员会并请求陕西方面电交通部，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旱情发于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
其时，河南数十县份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此前一年的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称中条山之战是“抗战史中最大的耻辱”。1942年初，蒋介石撤换了原来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蒋鼎文接任。
在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河南田赋征实小麦108万石、征购305万石，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因为历年粮食征收居全国之冠，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屡次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2年河南军粮征实任务按既定政策从5月底启动。由于中条山一战丢失了黄河以北的30余县，即使1942年的征实任务一点未增，人均征实量也大幅提高。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1942年6月，蒋介石对到西安参加全国粮政会议的各地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5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地向地方征求意见……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说这段话的时候，蒋介石或许还没意识到，在接下去的一年多里，“如此宽大为怀的政府”治下的河南省将有至少300万人饿死，更多的人四处逃荒。
即使不能将故意延误灾情的板子全部打在河南省政府的官员身上，起码也可以说，以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官员们在一开始过于轻视了灾情。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屡次向粮政局长卢郁文报告灾情一事，建议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均未被采纳。1942年的旱情不断延烧时，于镇洲曾在《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等数字，河南省粮政局却没有允许其公开发表。
河南地方当局未向中央报告灾情严重之前，河南驻军怕影响军粮供应，早早将灾情的严重性如实报告给了重庆方面。1942年8月14日，汤恩伯致电中央赈委会委员长孔祥熙、代委员长许世英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迄今各该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于镇洲后来回忆，当时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拖延勘查，迟迟不肯据实转报中央。“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鼎文)，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于镇洲回忆。
1942年秋，河南各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刘基炎、任璇和杨一峰三个代表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也是在这一次汇报中，杨一峰等三人在重庆查出此前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返回河南后，他们三人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此时的李只能支吾以对了。
据于镇洲回忆，1942年10月间，他随李培基赴西安开会，“亲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为时已晚了”。
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直到1942年10月才行动起来。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前往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
直到此时，李培基对于这两位中央大员的解释依然是“谁知道”。据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回忆，当张继、张厉生二人在河南勘查灾情时，驻防河南的总司令们曾经在洛阳联合宴请他们，李培基也在场作陪。张厉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当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编者按)!”
据当时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派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的金汉鼎回忆，当时张继、张厉生带了5亿法币前来赈济。到达洛阳后，二张就与李培基及相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并指定赈款2亿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场;3亿为购征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制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就是这救命的购粮款也被河南方面有关官员盯上了。等到张继等人回重庆后，河南省政府也成立了购粮委员会，并前往陕西方面购粮。在西安购赈粮原本着救灾的名义，陕西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购粮委员会并请求陕西方面电交通部，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这一来反倒便利了视人命如草芥的委员们，拿着3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发了难以数计的血腥财……直到1943年新麦已近成熟，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金汉鼎说。
当时金汉鼎正在河南省临颍县参加一个集会，临颍县政府正在传达省政府的通知：“临颍赈粮先配14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
临颍的老百姓一听到这些话，顿时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的粮。”
“汤恩伯来了”
河南当地家中小孩啼哭不止时，大人只要说一声“汤恩伯来了”，哭声便戛然而止。
水、旱、蝗、汤曾是河南人民对抗战时期“河南四害”的普遍说法。
据灾荒史家夏明方的考证，水、旱、蝗、汤的说法早在抗战以前的河南就已经广泛流传了，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到了抗战时期，由于汤恩伯驻扎部队在河南的所作所为，河南人民就将“汤”专指汤恩伯了。
不过，就是这“河南四害”之一的汤恩伯却是受到蒋介石赞许的极少数亲信之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研究过蒋介石日记后曾总结，“我现今过目之蒋日记只有三个部下受到他的赞许，此为汤恩伯、薛岳及戴笠。汤能揣测蒋之心理，为国军其他将领不齿。”
桂系将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对这位几度受他指挥过的蒋介石“爱将”有过专门的评述：“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污蔑之辞。”(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回忆，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铜柏山一带，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李宗仁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
1942年1月，蒋鼎文到达洛阳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直言不讳道：“汤恩伯在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同是委员长的心腹，他们又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在委员长怂恿之下，蒋、汤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
有一次，李宗仁和蒋鼎文因事碰面，李宗仁就向蒋问起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顾全大局。”
在河南时，汤恩伯除办“边区学院”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佣农民去耕种。汤恩伯还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河南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
河南当地家中小孩啼哭不止时，大人只要说一声“汤恩伯来了”，哭声便戛然而止。
就是这位河南老百姓于饥荒之年用血肉喂养的副司令长官，“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蒋介石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了”。
到了1944年春天，日本发起河南战役时，国军惨败。河南省临时参议会公文上书重庆：“豫省作战，时未阅月，失县30余，蒋(鼎文)长官、汤(恩伯)副长官难辞其责，豫中各军多汤直辖，似更为甚。”
“闹孔八年，不大生效”
从1943年底开始，在美国的报刊舆论中，几乎是铺天盖地般掀起了一股揭露重庆要人贪污腐败现象的高潮，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孔祥熙。
驻扎地方的军政官员贪污腐败成风，居于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
1943年，财政部决定向公众出售5亿美金美国贷款中的1亿美金。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笔巨款。在抗战极度通货膨胀的时期，美金构成了稳定的保证，使得人民得以保持其财产不贬值。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194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5%，这是从前一年(1941年)的173%再往上暴升。
不久后，孔祥熙及其党羽就向公众宣称，这笔美金已经卖完。当时，朝野都在疯传孔祥熙及其党羽已经秘密买下了一半美金，并以高出原价五倍的价钱将其卖出，但没有证据。
《宋家王朝》的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书中这样描述当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贪腐：到1942年底，对华救济联合会已经收到1700万美金的捐款，其中部分得自像《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那样有钱有势的人，其余多从美国各小城镇募集而来。有一份赠款的附信写道：“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斯塔希圣经讲习班同人的一点微薄的奉献。我们圣经班是由成年妇女以及做母亲的和做祖母的人组成，我们当中没有一个阔人，但我们了解儿童，深知要他们长得健康聪明，需要什么。”不幸的是，这点钱，一接触到孔祥熙超高温的货币市场，就立刻化为乌有。
斯特林•西格雷夫继续写道，中国的通货膨胀愈来愈荒唐，按官方汇价，一包美国烟在重庆值五美元，但在黑市上，五美金可以买一百六十二包。按照官方汇价，在中国建一个公共厕所要花一万美元，这就是重庆式的笑话了。但中国的官员们把救济金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而大发横财，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
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张仲鲁也在其回忆灾荒的文章记叙了1943年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时候的两则小故事。即使这些在国统区流传甚广的耳语与事实或有出入，也可见这位皇亲国戚在当时的名声之臭了。孔祥熙曾以行政院长身份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孔夸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直到1945年，经过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的反复抗争，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在这些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之时，国民政府国库局的几名下级官员看不惯孔的作为，就给傅斯年寄去了该局的几本账本。这些账本显示，孔祥熙的一个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长吕咸大肆贪污并“侵吞”了美金。此前多年，傅斯年已经数次上书蒋介石，提醒蒋孔祥熙的行为危害了蒋的声誉和国家的力量。掌握了实质证据的傅斯年决定在1945年7月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一个参劾孔祥熙的动议。在那次会议上，有多名参政员提出动议，要弹劾孔祥熙。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都极力阻挠这一动议，他们劝告傅斯年向蒋介石私人上书，而不是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以招致美国和中共的攻击。他们甚至还敦请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一起来说服傅斯年。
傅斯年没有听从这些老友的劝告，在国民参政会开幕式上公开批判孔祥熙。傅斯年的发言举国震惊，最高法院检察总长也请傅斯年把证据给他，以进一步调查。更多有关孔祥熙及其党羽腐败的有力证据潮水般涌入傅斯年的信箱。
孔祥熙及重庆要人们的腐败传闻早已惊动了美国。从1943年底开始，在美国的报刊舆论中，几乎是铺天盖地般掀起了一股揭露重庆要人贪污腐败现象的高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孔祥熙。而国民党内的各政治派系，如政学系、CC系、黄埔系及元老派等尽管相互间矛盾重重，门户之见甚深，但在反孔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众口一词地讨伐孔祥熙，“孔氏其人竟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了”。用傅斯年的话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杨者圣：《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
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终于决定“放弃”孔祥熙。孔祥熙先后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蒋介石甚至告诉傅斯年，对他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赏。
一个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委员长连襟，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声名竟臭到“溺尿桶”的地步，这是蒋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是蒋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在蒋的心目中，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连襟、一个妻舅的地位，恰如跷跷板，一头沉下去了，另一头必然高高翘起。孔氏臭不可闻之后，蒋又开始重用另一只“香饽饽”起来了。
傅斯年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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