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蒋介石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古人曰: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视角，对蒋介石褒贬不一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只根据蒋的日记论事，应根据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论述蒋的功过是非。
一
蒋介石提出安内攘外、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及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等一系列错误政策，使国土沦丧大半。当时，华北被肢解了，日伪殷汝耕政权的首府就设在与北平近在咫尺的通州。日军在平津地区经常演习，1936年11月2日，日驻屯军在平郊演习攻守战后，即分别由朝阳门广渠门入城，穿行市街，又集中西郊八宝山一带演习，由该军司令官田代检阅。由朝阳门入城者，经东四、东单、长安街、西单等地示威。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在大沽军演，汉奸则举行大游行，平津也成为华北最前线。日军踌躇满志，得寸进尺，1936年又与蒙奸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密谋，策划建立“蒙古大帝国 (或称元帝国)”，其预拟版图从热河向西一直延伸到新疆。11月便向绥东绥北进犯，并有飞机助战。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毅然举起义旗，和日军战于陶林的红格尔图和武川的百灵庙。两个战役，都取得胜利。揭开了我国民族战争的序幕。
绥远抗战兴起，举国振奋。《大公报》发表了守绥远的社评，其中讲:“一般国民之中日关系观，最近日趋于最小限，即绝无高调，亦并不讲报复，但一致坚决主张国事不可再误三误，以至于无穷之误。易言之，不论国力为何及一切条件为何，总之不堪再蹈五年以来之覆辙，坐看国土之再被削侵。此种情绪普遍于全国军队及知识界之间，不只北方也。”这里，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尖锐抨击从“九一八”以来的丧权辱国政策，造成了民族的无穷灾难;一是忠告南京政府，悬崖勒马，不可再有误国政策。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被绥战动员起来，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学教授到幼儿园小学生，从文化界领军人物到卖报小童，从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到商贩走卒、矿工、路工，从厨师、脚夫、卖山芋的、沿街算命的到乞丐、妓女、囚犯等社会最底层群众，都投入到援绥运动中。援绥运动如火如荼，或宣传或募捐，或节衣缩食，解囊捐输或赶制防毒面具，或购买棉衣、皮衣和药物，或组成慰问团，或组织战地服务团。曾参加过“一二八”战役的19 路军战士将自己身穿的丝棉背心脱下来给前方战士，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
就华北而言，各界的表现都很突出，学界尤令人注目。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协和、平大两医院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北洋工学院都是援绥的中坚力量，使运动得以持续发展。北大绥远抗战后援会于12月6日赴百灵庙，清华前线服务团也到了武川，燕京大学新闻系战地调查团于12月7日赴红格尔图。南开大学学生发起为绥省将士缝制棉衣军衣1万套，并于11月16日到17日素食两天，停炉火三天，捐款300元。他们组成的赴绥劳军代表团赴前线慰问，于11月25日由绥返津，向全校师生报告劳军经过，并议决:“(一)电绥慰劳攻下百灵庙之国军;(二)请全国一致组救护团，募集大量皮棉衣服，运前线应用，并定29日演戏助捐，工商界捐款现在募集中。”北平各学校学生以绥远抗战关系民族国家存亡，救亡工作已至最后关头，应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奋起杀贼，特推派代表6人与津、保、京沪等地学生组织请愿团，赴京向政府请愿。25日晚6时离平赴津，当晚在天津与津、保两方代表会合，由津乘车南下。
援绥抗战的爱国运动是很感人的，仅就捐款一项事实来说，有捐小铜元一枚者，有捐大铜元一枚者。北平幼稚师范中心幼儿园小学生说:“我们是小孩，可是我们爱我们中国，听说敌人来抢绥远，我们捐钱了。又把我们零食钱省下来，可是还太少，我们又开了一个元宵铺，赚了4元多，也捐了。”天津胶皮车5人团各捐一角，并附言:“我们5个人联合起来各捐一角，请代汇前方的战士。这个数目很小，可是我们的力量也就是如此，再多也捐不出来，这样我们已经把裤腰带勒得很紧了。我们要表现我们的爱国精神，叫我们下层的苦力知道爱国是每一个人所必有的责任与义务，请诸位先生不要见笑我们这点小意思。”脚夫李曾泉捐国币1 元，并述其节约饮食经过:“大公报诸位先生，你们为代收捐款这样辛苦热心，我很受感动，又鉴于囚犯绝食捐助，自觉惭愧无地，但匀不出钱来表示我的一番意思，我每天住小店，夜间太冷，必须喝几分钱的酒才能熬出日头来，想到此，我停此喝酒，四顿饭减去两顿，5天半居然省出1元钱来，请你们收下转汇给冰雪中的士兵我们的同胞，表我们的寸心吧。”还有署名“罪人奴下奴”捐洋1元，并说:“我是奴下奴，每日做奴事，而心不奴志不奴，相信不至终身为奴。自贵报公布代收捐款日起，奴亦凑集1元，请代收转交绥远不教我当亡国奴的战士们。”这种爱国的情操，在南京执政者的身上是找不到的。相比之下，执政者的心灵是很污浊的。
二
看看南京政府的表现，令国人失望、愤怒、痛恨。当绥远战争爆发以前，蒙奸已蠢蠢欲动，媒体提请政府注意，而南京政府却热衷于谈判，“调整邦交”，《大公报》猛烈地进行批判:“中国人民对日感情之劣化，有极深厚之根据。东北四省之被侵占，两年来华北之横遭畸形分化，最为中国人民所痛心，而且目前绥远之被策动侵扰，尤招中国人民之激愤，如何能调整邦交?”日本驻华大使武官喜多诚一承认其肢解阴谋，对内蒙现局确已参加，承认其军官协助绥东蒙匪军事，承认其入侵内蒙、阴谋将一万七千方里之中国领土置于日本统治之下。日本军部后备军官已在察北设立大规模军事学校，专门训练蒙军，日本军官之补给，由蒙人担负。日本已售飞机给蒙军。在这种状态下，南京还高唱“敦交睦邻”，调整中日关系，并以取缔抗日行动为代价，以丧权辱国为得意之作。外交部直言:“近年来中国人民感情，虽因种种事实日益激愤，中国政府为保持两国之和平，以期待发现正当的外交解决途径，故力为告诫取缔。”这种言论，使国家之尊严丧失殆尽。
为迫使南京取缔“排日”运动，从1936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驻平日军在北平昌平的汤山、怀柔、八达岭、十三陵等地举行战术演习;驻津日军在津郊的大毕庄、邢庄子、欢坨村、范庄子等地举行实弹射击，一片杀气腾腾。而南京政府竟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只要看看蒋介石的表现就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设行辕于洛阳，其追随者计划在洛阳广寒宫前花10万元以上建立中正纪念堂。11月12日到13日，蒋逍遥游览嵩山及中岳庙少林寺。他摆出两副面孔，一是表示抗日，是给国人看的;一是镇压抗日运动，是呼应日方要求的。
请看他的抗日表现，11月18日，陶林以东红格尔图战争爆发，蒋介石飞往太原，讲了几句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话:“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之准备与整个的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需惊异，现在吾人一切应以坚固宁静沉着处理。我国自九一八后，不断进步，现已统一告成，全国团结一致，现代国家之基础已渐俱备。今后但须自强自立，埋头苦干，任何外患直不足惧，语云: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我能统一团结，自强自立，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现代国家，复兴中华民族。”就在蒋发表官样文章之际，绥东集宁学生救国会以耻辱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的危险性紧迫性，恳请南京政府明瞭绥远民意，改弦更张，出兵援绥:“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三省以不战而沦陷，热河省因失援而弃守，奇耻巨祸，自有史以来未之有也。去秋以来，情势更急，冀察之侵略，津沪之受胁，平郊之大规模演习，领土主权，两受损失，大好河山，行将色变，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含垢忍痛，迄于今兹，而敌人依然得寸进尺，进攻不休，野心不死，觊觎绥东，是欲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深渊。中山先生所遗托吾人之重任，先烈所以糜躯洒血以殉者，亦将永绝成功之望。每念及此，令人悲痛，令人发指，叛逆李守信等，在察招兵买马，储粮运械，残害同胞。翘首北望，无泪可挥，环顾抗事，悲愤欲绝。近日更猛攻我红格尔图阵地，欲使该地成为焦土，居心恶毒，匪言可喻。集宁为国防要地，绥远门户，如今危机四伏，一触即发，风鹤频惊，人心愤激，幸赖我军将士奋勇杀敌，固守疆土，匪逆终难越雷池一步。敝会本良心之促迫，在此风云紧张之时，但愿政府明瞭绥远之真正民意，树立救亡目标，并希全国同胞，共起援助，以伸民气，而却顽敌，使我中华民族永久光耀于世界。”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类似的言论都指向南京，南京感受到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作出了有限抗日的姿态，派陈诚到绥远主持军事，陈偕樊崧甫、刘耀扬、李则芳乘汽车离太原，还有8个团的兵力向绥境移动。洛阳行辕当局于12月2日还宣布:如匪伪军仍盘踞不退，继续进扰，则定以全力出击。蒋介石且讲:“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但这种姿态，并不是蒋的中心思想，11月1日蒋出席洛阳军分校扩大纪念周，作了题为《国家之现势与前途》的讲话，其中说:“欲谋复兴民族，必先肃清一切危害国家之汉奸，必须尽先消灭有知识有组织之汉奸，亦即为整个国家民族最大祸害之赤匪。”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抗战言论是虚伪的。
三
蒋介石用“赤色汉奸”和“被赤色汉奸利用”的恶语来实行他的暴政，救国会和红军是他的专政对象。把民族敌人当朋友，把自己的同胞当仇敌。
11月23日，百灵庙胜利之日蒋介石集团向上海救国会开刀。救国会是上海各界领军人士于1936年5月3日组成的，在其成立大会宣言中明确申明自己的志趣:“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实行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救国阵线会一再的主张，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在蒋介石的眼中，这个组织是非法的，是有罪的。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于同一天同一时间拘捕救国会7名常委入狱苏州，理由是他们组织救国会，主张抗日。他们是:
沈钧儒，律师公会常务委员。
李公仆，量才补习学校校长兼图书馆长，主办读书生活社，环球通讯社。
王造时，平时除执行律师事务，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也为《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撰写国际问题的专论。
沙千里，平时除执行律师事务，又担任职业救国会总务和蚁社(一个有千余成员的职业青年业余文化集体)工作。
邹韬奋，生活书店总经理，《生活星期刊》总主编兼发行人。
章乃器，经济学家，浙江实业银行协理，经常写短论、散文和国际间的政治金融散文，著有《激流集》，《国际金融问题》，救国会早期不少文件是章起草的。
史良，律师。
这七人之外，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也遭到同样命运。
因为这一群体是为中国实行宪政而奋斗，影响深远，他们的被捕，引起了千万人的愤怒与不平，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南京政府连忙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名义，发布了声明，罗列了一些罪状，称: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日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该救国会内部尚有共党分子潜伏”，“在沙家”(指沙千里)抄出之日文书籍《史的唯物论》;指七君子请张杨出兵援绥为罪状。随后又查禁救国会和一些进步人士所办杂志和所写的一批书，表明政府绝不屈从舆论，要对抗到底。而这更加激起国人的愤怒，引发起革命性的救亡运动，全国救国会发了《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驳斥了横加于救国会的种种罪名。七君子在狱中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傲骨，沙千里论述了他们羁押生活的感言，振聋发聩，促人深思。如:邹韬奋讲:“哲学的信念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对于自己都是有益的，都可以使人在危难中处之泰然，持之弥坚。历史上一切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可歌可泣的事迹，都是哲学信念所造成的。”李公仆讲:“我们要努力唤醒每个中国人有宁为抗战而死，不愿偷生而作亡国奴的决心，万众一心，必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救国会，于12月4日从洛阳到西安，亲自指挥其部队，誓言在短期内消灭陕西红军，任命 “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定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他和各“剿匪”将领逐个谈话，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都要绝对听从他的命令。他相信自己的武力可以在两个月内肃清各省边区的红军。但是这次蒋的说话不灵了，红军、西北军、东北军已形成救国战线，蒋的不去抗日顽固坚持打内战的思维遭到了猛烈反击，张学良和蒋介石争论起来。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七君子被捕后，他单枪匹马，乘军用机飞洛阳，请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蒋予以拒绝。张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历史表明，救国会事件，绥远抗战问题和延续内战，成为西安事变的催化剂，蒋介石成了阶下囚，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十年内战，指明了中国历史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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