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回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前”
(二)回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
(三)蒋介石与田中义一1927年的“东京对话”
(四)假设蒋介石在济南打响抗日第一枪
(五)1929年“中东路事件”与“九一八”异同
(六)“九一八不抵抗”与“四一二清党”的某种联系
(七)揭开蒋介石所有不抵抗(日本)的迷底
(一)回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前”
1928年的初夏,艳阳高照,富饶的中国江南大地,荷叶朵朵、百花飘香,“银瓶露井,彩箑云窗”,渔民们正在船上撒开渔网,唱着吴语乡谣,踩着春秋鞋的民国少女正和笔挺中山装的风流学子嬉戏于公园湖畔,在这人间四月天的当头,安详的街道上,一阵嘹亮的军歌声传来,于是人们纷纷让开站到路边并且投以崇敬的目光,只见一群群全副武装的兵哥哥正大踏步地向某个方向走去,震天的番号与那一把把铮亮亮的枪杆和一道道明晃晃的刀光,无不透出一股肃杀之气……..
4月9日,在苏、鲁、皖、豫的4省接壤地,自古以来的军事重镇徐州,蒋介石登上高台,誓师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三个集团军共100万人,分别由三个方向浩浩荡荡地向北中国杀去,其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介石自任,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率领,沿京汉线北进。第三集团军由李宗仁率领,沿京绥、正太线东攻。目标——打败以张作霖与张宗昌以及孙传芳为首的奉、直、鲁系军阀从而会师京津,统一全中国!
蒋亲自亲率的第一集团军一路势如破竹,仅21日(5月1日)就攻入山东济南,迫使数十万鲁系军队向黄河北岸溃退,意气风发的蒋介石于5月2日清晨亦紧随入城,在他的身后、济南的近郊有陈调元第二军团、贺耀组第三军团、方振武第四军团约50000余人,城内又有北伐军先头部队国民革命军第40军近100000人(15万人),因此,此时的济南城可以说是北伐军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然而一声声的惨叫与飞溅的血腥却打破了这种美好的梦想……
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揭露,在北伐军逼近济南的同时,于4月19日登陆青岛的日军第六师团的6000余人在张宗昌这个“带路党”的指引下,一路从青岛“游行”进入济南,并同时占领了龙口、烟台等地,比北伐军仅早了几天到达济南城,其师团长福田彦助以“保护侨民”为由迅速在商埠以及市区内的众多要道中架起了铁丝网和防御工事,并同时发布了《戒严令》,俨然成了这个属于中国人的城市的主人,于是,与蒋介石同样”意气风发”的北伐军便与日军摩擦不断……
《摩擦记叙图(一)》:
《摩擦记叙图(二)》:
史料来源:《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济南市志资料》
“十日摩擦“的结果是北伐军作了2天“象征性”的抵抗后全数退出济南城,而日军则于5月11日日军举行“显扬国威,武运长久”的盛大入城仪式,由此拉开了惨死6000同胞的”济南惨案“的惨剧序幕,此后此部日军在济南整整驻桓了1年才全部撤走。
(二)回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
5月10日,“仓皇北顾”的蒋介石率部抵达山东兖州并召开了针对”绕道北伐“的会议,当日的《日记》上他写到:“讨论至下午4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坚持一面交涉,一面与日军脱离接触,绕道北伐。“
可以说,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将“不抵抗主义”放上台面的历史性时刻,对往后9年直至日本全面侵华爆发的所有对日处理方针,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放在当时来看,蒋介石放弃光复济南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北伐,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的“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一样,这是他与当时北伐军的全体将士的最大愿望,而在兖州会议的前5天即5月5日,蒋离开济南来到党庄找到了冯玉祥,并与这位“义兄”磋商过:
济南革命军方面司令方振武当场表示附议。
从蒋冯对话中看出,蒋介石所说的“上当“无疑就是指如在济南反抗则会被日军拖在山东而不能继续北进,也就无法完成伟大的北伐战争,因为北伐军的最后一个目标奉系张作霖,此时还安然无恙地在北平稳座着”安国小朝廷“,因此蒋介石所说的“北伐成功”与“全国统一”,应该来说是以指打败张作霖为终旨的。
然而,蒋介石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他根本就不打算进入东北。
(三)蒋介石与田中义一1927年的“东京对话”
众所周知,张作霖是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一力扶持起来的地方军阀,十几年来一直是积极拥护日本“满蒙利益”的代言人,而日本为了打败俄国夺得东北牺牲了88000余人,军费支出达到17亿日元,是《马关条约》中讹到满清的2亿两白银的5倍!可以说日本是以倾国之力去夺取东北。因此,日军自山东而入就是想在此秀肌肉警告蒋介石不要进入东北,不要妄想动它“满蒙利益”的奶酪。对此,与日本军、政界私交甚笃的蒋介石自然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在二次北伐的前一年,即1927年,在他的第一次下野后曾访问过东京并拜访了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也就是1928年决议日军进入山东的决策人。以下为当时的两人对话:
对此“三建议”,蒋介石作出以下回答:
不难看出,蒋的回答主要是向田中暗示以下4个意思:
1、我们一向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
2、但我们一定要打败军阀统一全国,这是全国人的心愿。
3、而你们日本支持东北军阀张作霖,所以国人仍然排日
4、如日本帮助我统一全国,则“满蒙问题”可以商量,国人也不反日
5、如果你们态度不明显,苏联就要借此鼓动国民(与中共)反日。
(史料来源:《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以上史料,可以肯定,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虽然不卑不亢地当场揭穿田中的狡辩,但是他仍然贯彻优先考虑日本的原则,目的是为了让日本帮他完成统一全国,一起反共(苏联与中共)。
因此,他的“统一全国“从一开始就不包含光复东北。
也所以,他在蒋冯谈话与兖州会议上,可以说是骗了众人。
(四)假设蒋介石在济南打响抗日第一枪
如果假设当时蒋介石在济南坚决抵抗会怎么样呢?
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假设100%准确的结果,但是却可以用已经发生的史实推理出合理的进程,如果当时蒋介石率山东的15万北伐军与日军第6师团开战,应该会有以下几个结果:
读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这么好的事情,精明如蒋介石难道想不到?
这个疑问,其实在我的(三)篇章里已经解答过,就是蒋视日本为自己的同盟,他的目标是与日本亲善并一起反苏反共。
如果你还不确信,那就请看下一章。
(五)1929年“中东路事件”与“九一八”异同
随着北伐军”绕道“后的继续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住其东北利益而蛮横逼迫张作霖,要求他一并答应:” 日本在东北拥有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的特权,然而张作霖这个草莽起家的大老粗最终还是受住了底线,但同时,这个”带路党“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日本于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其炸死,背负杀父之仇的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率领东三省”改旗易帜“,东北全境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张学良投向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至此,宣告日本在东北”代言人“时代的终结。
这么一说,半年前蒋介石在济南的”不抵抗“倒似乎是英明的?
对不?
然而,请不要事后诸葛亮,因为蒋介石不可能在5月份就知悉日军还没有谋划的”皇姑屯事件“,张学良改旗易帜是因为日本猖狂太过所致。蒋介石”认同日本满蒙特权“的事实没有改变。
总而言之:
基于蒋介石的这一倾向,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他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一个日本利益代言人。
你若觉得我说得不客观,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1929年黑土地上的阵阵枪炮声中,看看蒋公介石对另一个中华民族的敌人,又是怎么样的?
那可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态度,称得上是“腰杆直,脖子硬”。
1928年的春节,可能是他人生最满意的一个春节,顶着当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光环,1929年的国际政坛,蒋介石声名鹊起,结束四分五裂与军阀统治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与地位也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借着此天时地利人和之”东风“,他开始踌躇满志地加紧推进他的”革命外交“的步伐,即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结束满清及北洋时代列强与中国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6大主权,在一系列有效的外交举措下,蒋成功成功收回了武汉九江、汉口的英租界的治法权,随后又与英美开启了关税的谈判,此项谈判为日后国民政府获得稳定税收来源并且积蓄抗日资本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春风得意的蒋公将他鹰隼般的眼光盯上他视之为一生,并至死都切恨的敌人——苏联。
1929年的仲夏,一个梳着精神小平头、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的广东人来到了东北,他找到张学良,和他聊了起来(以下为谈话大意):
这个广东便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孙中山的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吴铁城,蒋介石的“东省专员“,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与张学良见面,在改旗易帜前,吴一直在沈阳与张洽谈,对张少帅后来坚定意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一个典型“政治说客”,嘴上功夫相当了得,于是,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就是在这次的一个会面中开始发酵的,随后张学良开始积极响应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开始布置收回”中东铁路“,即属于中、苏共管(实际是由苏联人说了算)的”北满“铁路,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借”第三国际“在沈阳开秘密会议时带兵搜查了苏联驻奉(天)领事馆。
诚然,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不能说完全是蒋介石南方政府的忽悠,也有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亲日派等以及东北境内的“白俄军”的影响,但战事发生后无疑张学良是听令于南京政府的,这一点从双方的电文来往中可以证实:
在蒋介石软弱无能的一生中,我们何曾见过他如此“铁骨铮铮”?
甚至在张学良的10万东北军已经被苏联打得已经崩溃之时,他还就说到:“中央将力撑到底”!
当然,他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没发一枪一炮,但是他的这一次“小手段”却造成了3个遗祸10年的恶果:
1、苏联战胜后占领了黑瞎子岛,直到90年代才解决。
2、关东军窥视了东北军的真实战斗力,正如当时一旁观战的时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3大主凶之一的石原菀尔说的一样,“我一把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夺取东北)”,“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无能表现,无比壮大了日军的狼子野心。
3、让张学良感觉到被愚弄,因此他自行与苏联签订了《伯力条约》,当2年后“九一八事变”时,张大少帅再也不信中央(南京蒋政府)政府。他无奈地喊出:”如果要反抗鬼子,就等中央号召全国抗战,我张学良绝不卖国,如果我卖国,你们就当场把我杀死“(大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中国与蒋介石政府来说,“中东路事件”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所不同者,只不过是当时是苏联,而2年后是日本,然而当时极其“大义凛然”的蒋介石在2年后的“九一八”中却变成了一声不吭,还号召全国“忍辱负重”的“软蛋”。
这真的是因为判断错误吗?
答案是:No!
很明显,蒋介石是真的不在乎东北被日本人所侵略,正如他唆摆张少帅挑起“中东路事件”的意图一样,其实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苏联借此入侵东北,从而冲破日本的底线,于是爆发第二次日俄战争,这样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日本侵华被苏联挡着,也就没法再打全中国的主意了。
这么一说,倒是蒋公成了“深谋远虑”呢是不?
答案同样是“No“。
因为以蒋介石的反共反苏思想之根深缔固,他一定会帮助日军打胜这场仗,那就等于是直接让东北完全落入日本怀抱,在山东他都不敢对抗日军,遑论在日、苏相争中去尝试光复日军为之倾尽全国之力而夺取的东北(满蒙特权)吗?
还是那句话: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回东北。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这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 中国领导人如此钟爱日本呢?
(六)“九一八不抵抗”与“四一二清党”的联系
我们暂时从1928~1929的战火锋烟中,回到1927年,第一次北伐阶段胜利之时,当时的蒋介石已经率军相继攻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但在随后由他自己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遭遇惨败,失败之后的蒋校长不是集结幕僚坐下来反思并制定反攻策略,而是携他的“义兄”黄郛、财主张静江、其“恩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等人于12月31日跑到了庐山包下了一间旅馆,密谋商议着他酝酿已久的“清党大业”。
清谁呢?
是用暴力手段清除当时还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吗?
答案是:NO!
1926年和1934年国民党人数:
广东15.6万人,1934年8.7万;
广西 13.03万,1934年5671人;
湖南3.4万,1934年2.1万;
湖北3万,1934年1.2万。
清党8年共杀:37.13万人。出处:《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
以上数据完全可以证明,蒋介石搞清党,绝不仅仅是为了杀害当时全国只有几万人的共产党员,他的目的还包括杀掉国民党的基层党员与有左派倾向的党员(部分是当时还偏左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因此这个持续了整整8年的”清党伟业“杀掉的”自己人“竟然有370000万(37万)众之多!而此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这个本来代表着“国民革命”的政党从此失去了党组内部的基层支持与广泛的民心的巨大财富,据国民党自己的官方数据统计,在清党之后,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区内的县、镇的党组织萎缩掉了80%,而村级的党组织几乎完全消失!代表着人民的国民党又一次回到了只剩军阀把持的时代。
这一遗害,后来成为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总是不被人民认可的根本原因!因此,共产党与当时的人民称清党之后蒋介石与国民党是”新军阀“,说蒋介石是“人民的敌人”,这是完全符合史实的,蒋委员长为了权力染红了自己的帽子,但从此却失去了成为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齐名的千古伟人的机会。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蒋介石从来不曾为东三省3008.68万同胞(数据来源1989年出版的《中国人口(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册)》)的利益作考虑。
因为他自己选择了”自绝于人民者“,因此——人民也必将抛弃他。
(七)揭开蒋介石所有不抵抗(日本)的迷底
一张图直接说明:
毫无疑问,蒋介石持续了整整9年6次“不抵抗主义”的《协订》,是埋下日本全面侵华的根本祸根,直到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他才如梦方醒,明白到真正想他灭亡的不是已经“革命”后的苏联,而是他与他的国民党昔日的导师之国——日本。
一言以蔽之,所谓蒋介石不抵抗的根源,如果说是蒋对日本的天真幻想,那么,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在日本“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以及“驱逐鞑虏、光我中华”的宣传洗脑下,作为“从师”于日本的孙中山及同时期的早期革命党被此而误导,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作为自1928年起就已经“统一全国”、且亲自领导军民与日本军国主义明刀暗枪(1933年也曾发起过长城抗战)地打过”交道“近10年的蒋介石来说,说他也像孙中山那样被忽悠,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全面抗战后一年后,1938年蒋介石又开始执迷不悟地和日军军国主义进行了长达3年的秘密会谈《中日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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