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操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介石需索金钱“剿共”。委员长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介石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 (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三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 (H.G.W. Wood head)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直到一九三三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六百万元，其中约十五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从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组织，继续大撒银子保护地盘。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十家吗啡工厂，他们每个月付国民政府四十万元保护费。一九三二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三百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一千六百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三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介石利用鸦片支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蒋介石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介石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六十公斤，即中国一百斤)鸦片成本四百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税、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规费、一元五角给地方商会、二元五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二元五角给地方女子学校、七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九百二十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四倍以上，达到每担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害中国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两百零四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三百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一百八十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蒋夫人对她丈夫涉及鸦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许和他一样，颇能小心保持内心的区隔。这种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关杜月笙的评语作为例证。杜月笙参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祷会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受洗为教徒。据说，蒋夫人告诉美国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以来，上海的绑票案已显著下降。”
蒋夫人于一九三九年发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统称为《我将再起》。重庆《中央日报》以专刊形式予以刊载。它们之受到重视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们反映美龄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以及她认为中国人民哪里出错。第二，委员长夫人所建议的好公民应有的行为，与她自己家人的行为相互对比，两者之间出现极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洗刷不诚实和贪腐的国耻之记录……只有叛徒……才会把国家用于抗战的经费直接或间接饱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两篇文章又列举中国有七大最要不得的东西，必须从生活中排除掉： “一、自私自利;二、重视面子;三、拉帮结派;四、失败主义;五、不精确;六、缺乏自律;七、推诿卸责。长久以来，它们使得我们无法成为第一流的大国。现在，它们又拖延抗战的胜利。”这些文章收集成册，于一九四〇年以《我将再起》为书名出版。蒋夫人声称：“中国被日本利用英国的姑息养奸、美国的唯利是图和法国的害怕恐惧所形成的政治绳套所勒杀。”
一九三九年，美龄和埃玛•密尔斯保持频繁的通信往来，有时和蔼可亲、友善，有时又十足是个言词谨慎的政客。埃玛曾经敦促美龄到美国访问——她和一些美国友人认为它将有助于中国的大目标——但蒋夫人一直犹豫不决。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视各地战场两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埃玛：“我有好好考虑过这件事，我觉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我昼夜不停工作，已经没有余力……我怕会因为不能和所有的人见面，反而冒犯了他们，这岂不反而误事?……如果我有体力，我或许可以一试，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埃玛，她“很高兴……你告诉我有个朋友的意见，他已经很厌倦听到蒋家夫妇的新闻。你可以告诉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信息，已使我疲于应付。”两年后埃玛表示可以到中国来帮忙，美龄反而劝她别来，因为重庆经常遭空袭、生活条件很差、压力又大，而且没有社交生活。不过，她安排中国政府授予埃玛“杰出服务勋章”。
已出任“美国医疗援华事务局”执行副会长的埃玛告诉美龄，中国“在(美国的)日报上几乎根本不存在——永远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们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不过，埃玛本人却引起美国情报机关(当时是战略情报局)的注意。有个人自称奉美国国务院之命来找她，想找到“不必通过中国官方渠道”就可接触蒋夫人的方法。埃玛给美龄的一封信解释说：她“尚未脱离情报工作”。
十一月间，美龄再度到前线视察 ——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飞机、汽车、轿子、舢板和小马等“种种运输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轰炸机投弹的威胁。好几次我必须躲到沟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扫射公路上的人为乐的日本机枪手看见。”那一个月，她写信给埃玛说：“战争已在欧洲爆发，我们的赈济募款愈来愈难……目前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它或许会妨害到我们弹药的供给，但是我们相信已在规划中的、时机适当的大规模反攻，不会受到妨害。”埃玛对此却有睿智的回答：“毕竟欧洲离我们近得太多，我们许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欧洲侨民。”
大约此时，日军派飞机轰炸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蒋家宅子。有一颗炸弹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蒋经国在母亲坟前竖立的墓碑，刻着“血债血还”四个大字。四年后，负责此一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为蒋介石的母亲和元配扫墓，并派人送照片给蒋介石父子，但蒋氏父子对此一示好动作不为所动。
到了一九三九年，中日战争进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万大军据守他们认为最具战略价值的地点(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国四百万部队则分布在内陆省份的重要城镇。一般都认为，蒋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庆山区，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战，也不太协助沦陷区中国人——即使敌机空投携带鼠疫细菌的虫子到浙江，后来又试图以炭疽热、鼠疫、伤寒、霍乱等微生物侵扰中国人。农民饿肚子，各省县小官吏则任凭日军割宰，很容易被绑架、甚至动刑，直到他们向日本人招出金钱财货藏在哪里。《北华捷报》报道：“有些地区受害人被捆绑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脱离为止。”可是，抗战进行到这时，委员长最关心的是两大宿敌的动向：一是汪精卫，一是中共。
汪精卫从政坛销声匿迹一段时候，仍认为中国打不赢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内。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卫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七天之后，他拍发电报给蒋介石，力促蒋介石“做出大胆决定，结束徒劳无功的抗战，与日本谈判光荣和平。”《南华早报》称汪、日十二点协议是“中国四千年历史最卑鄙无耻的文件”，它和其他报纸都批判汪精卫是“大卖国贼”、“日本的工具”和“一块烂肉”。同月稍晚，蒋介石派人前往河内暗杀汪精卫，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国民党一批特务潜入汪精卫住处，开了数十枪，却未能除掉他，只杀死他的秘书。即使有机会让汪精卫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转意，暗杀行动既已下手，汪精卫已无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据亨利•路思义《财富》杂志的说法，汪精卫的叛逃是“天赐”敌人的大礼。“他是中国革命的耀眼人物……中国政府的一位杰出人物。温文儒雅、英俊潇洒、口才极佳、情感丰富……在中国的地位和能力都无可置疑，中国社会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汇集在他身上。”汪精卫亮出国民党的旧口号，于日本人支持下开府南京，升起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也一样高举国民党大旗。汪精卫要招募一支部队，遂让被俘的中国士兵选择效命，否则即枪毙。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变发生还有三个月，有三万名被俘归诚的中国士兵，乘机杀了日本队职官，又投效委员长的抗日行列。
蒋介石另一个心腹大患中共则依然忙着建立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在重庆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分到两百个席次;这是蒋介石设立的一个战时决策机构。周恩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部长，他重提让中国共产党也可加入国民党的旧主意。虽然蒋介石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但日后发现许多中国共产党员事实上潜伏到国民党内，居于重要职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银行重要主管，据柯洛齐说，“得到孔祥熙无保留的信赖”。至少，中共决定暂时要赞美它的新盟友蒋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从各国蜂拥而至重庆，高唱共产主义的理想。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部队并入蒋介石的国军(其实只是改番号，实际指挥权仍在中共手中——译者注)，陕西红军两万名部队编为国军第八路军。同年冬天，政府批准中共组建另一支部队，番号“新四军”，以毛泽东三年前展开长征时留在江西苏区的兵力为主。当日军征服长江流域下游时，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改组，纳入国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共军事合作的神话因“皖南事变”而破灭。此时的新四军由共产党员将领项英和非共产党员将领叶挺共同领导，驻防在长江南岸，离上海不远。前几个月，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命令新四军渡江北上，到日本占领的安徽省之新驻地。虽然领导人抗议，大部分士兵已经渡江，留下一支约两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军本部部队——包含指挥官、参谋、一些作战部队、医疗人员、伤兵、老师和学生。但是，国民党当地指挥官要求留下来的这批人也要移防。共军抱怨，若依划定的路线移动，会和日军撞上，因此请周恩来找蒋介石商量。委员长批准变更路线，邀周恩来参加圣诞晚餐，还举杯祝望和平。突然间，共产党总部接获报告，新四军被困在一处峡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国军团团包围，开火射击;许多人丧生，叶挺被俘。周恩来赶回来要找蒋介石，已经见不到蒋，但得到担保说，不会有事，国军士兵已奉命不阻扰共军换防。
根据张戎和哈利戴的说法，蒋介石否认国军攻击红军，声称是共产党先开火，国军才反击。不论真相如何，重庆山城“谣诼纷飞，盛传国共即将全面内战”。谣言稍微止息，消息传来说新四军本部遭摧毁，军长以下数千人都阵亡。还有报道说，国民党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一样残酷”。这个说法在多年后经由一位大学教授证实。这位教授不是共产党员。他告诉白修德，他和新四军一起被俘。国民党士兵强奸抓来的女人，全体俘虏被迫急行军七百里至集中营。途中，俘虏要替国军背负行李，国军还殴打俘虏，枪决一些俘虏。最后，只有三百人熬过这趟行军。 “皖南事变”，言人人殊，端看论者的政治立场。但是，记者和历史学者皆认为它代表抗日统一战线的终止。国共双方谈判停止，蒋介石切断对共产党军队一切补给供应。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庆撰发报道说：“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以前所未有之势扩张……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作战几乎停止下来。”
虽然白修德在上述报道之前加注一段警语：他所发出的消息“完全是我获准发出的意见和解读”，但是没想到史诺对“皖南事变”的报道却触发意想不到的结果。史诺晓得，国民党杀害新四军的消息一定过不了重庆新闻检查人员的关卡，设法通过香港发出报道。他的报道引起西方新闻界大哗。史诺说：他的“电文引起华盛顿莫大注意，以致中国交涉新贷款的谈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启内战，重庆当局就甭想要美国再给财政援助了。”当然，重庆政府矢口否认一切，史诺失去采访权利——对他而言，这已不是第一次。面对其他记者抱怨新闻受到压制，重庆被迫暂时解除对外国记者发稿的管制。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8期，摘自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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