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蔗作农家的状况。日据时期台湾蔗作区域主要分布在台南、台中、高雄等地。蔗作农家的经营与稻作相似，处于细碎化的状态之下。一甲以下的零细小农经营占蔗作农家总户数的比例，1920～1921年度为78%，1932～1933年度增加到84%。据1931～1933年的调查，蔗作农家农用资产构成中，土地占了资产的大部分，农具及土地改良资产所占比例很低，显示其耕作仍处于较低的技术水平上。在经营费构成方面，以肥料费和工资支出为主，地租则是半自耕农和佃农的主要负担，分别为34%和36%。值得注意的是，蔗作农家农业经费中负债利息比稻作农家要高出许多，半自耕农为1035元，占752%，佃农为10661元，占592%，自耕农则达21207元，占1775%，它反映出蔗作农家与制糖会社间相互关系的一个侧面，即制糖会社通过土地直接或间接(转贌耕)支配半自耕农及佃农，从而获取对原料甘蔗的保证;对于自耕农则采行资金借贷的方式，控制其生产乃至生活费的资金来源，然后利用自耕农对制糖会社的依附性获取廉价的原料甘蔗。还有一点，蔗作农家收入中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佃农分别有24%、32%和17%来自米谷，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蓬莱种推广带来的明显经济效益诱使蔗作农家更多的倾向于以稻米生产来增加收入，导致“米糖相克”现象的加重，同时显示蔗作农家的粮食自给率是比较高的。
第三部分农家经济分析(2)
蔗作农家所得方面，以1931～1933年的调查报告为例，自耕农收入2134元，除去农业经营费和家计费，不敷数为32元;半自耕农耕作收入1857元，不敷数445元;佃农耕作收入2428元，不敷数148元。赤字的弥补不能不靠农业外收入，该报告期内自耕农的农业外收入为461元，半自耕农为498元，佃农为173元，这当中又以勤劳收入占首位。详细分析蔗作农家的家计费构成，饮食费居大头，占45%～57%;其次为交际费、嗜好费、婚冠葬祭费，旧的传统仍然支配着蔗农的生活方式。引人注目的是蔗农家庭教育费的增大，即占家计费的375%，比之稻作农家的081%要高出许多，看来蔗作农家的受教育情况优于稻作农家，尤其是半自耕农达707%。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于蔗农对自身身份地位认识的提高和抗争意识的觉醒难免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台湾农民运动中蔗农斗争的高涨与此抑或相关吧。
第四部分对外贸易权的集中(1)
殖民地下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即是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及由此而来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据时期的台湾对外贸易分为移出入和输出入，前者专指台湾与日本内地的贸易，后者则是台湾与其他国家及大陆的贸易关系。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台湾的殖民地地位相关，因为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属于所谓的“国内贸易”，此外的贸易关系(包括与大陆)则属“国际贸易”，二者被严格区分开来。
历史上的台湾由于其海岛型经济结构和农产品市场(米、糖、茶、樟脑)的高度外向化，与外部的贸易关系历来就是比较发达的。清代南自华南沿海，北至鸭绿江口，都有来自台湾的商品与航船的踪迹，而日本、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各地也辗转运去了台湾的糖、茶和樟脑等货物。日本对台湾的占据，彻底改变了台湾的国际贸易地位，台湾从隶属中国一省的对外贸易变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并且通过与殖民宗主国贸易关系的日益强化，台湾被卷入日本经济的漩流中，台湾经济成为日本帝国经济分工的一部分。因此，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殖民地化加深的过程。
日本据台后，即于1896年1月29日发布《对缔盟诸国宣言》，宣布“与日本缔有通商及航海条约的各国臣民及人民，得在淡水、基隆、安平、台南府及打狗居住及从事商业，上述诸国船舶得靠泊淡水、基隆、安平及打狗诸港并输出货物”。林东辰：《台湾贸易史》，日本开国社台湾支局，台北，昭和7，第202页。日本与各缔约国间通商及航海条约税则和其他诸般商定亦适用于台湾。传统的戎克船贸易港口如旧港、梧栖、后龙、鹿港、东石、马公等，作为特别开港场继续对外开放。
然而，开放的贸易状态并非日本殖民者利益之所在，将台湾纳入日本的经济圈并使之成为独占的贸易场所，是台湾总督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为达成此一目的，日本殖民当局除了驱逐西方列强在台商业势力之外，还积极利用关税的壁垒保护作用。1895年6月接收了淡水税关后，颁布税关官制，依当时协定税率征收关税，1899年改定税率，提高关税为15%。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由于台湾与大陆及其他地区变成为国际贸易，税率比台湾与日本间的所谓国内贸易高出许多，外国及大陆商品的竞争力大为下降。 1902年又加强了对来自大陆的戎克船走私贸易的打击，使得两岸帆船贸易走向衰落，传统大陆商品进入台湾愈益艰难。日本商品则开始逐渐占领并充斥台湾市场。这样一方面以高关税堵截了外国及大陆商品，另一方面却打通了日台贸易通道，将台湾拉入日本的怀抱，使之成为依赖日本市场而生的附庸。
为了实现日本对台湾对外贸易的垄断，总督府开辟了多条命令航路。1896年，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开通神户经冲绳至基隆航线，伊万里运输会社经营基隆、澎湖、安平至打狗航线。1897年令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开辟基隆经门司至神户每月两回之定期航线。对这些航线，总督府给予了相当的补助金，1896～1905年间，每年给予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及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平均602220元，此后补助金逐年增加，1928年达到1622291元。林进发：《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40～242页。又在大阪商船与近海邮船共同经营的神基线(神户—基隆)，1931年补助80万元，1932年72万元，1933年66万元。这些资金补助有效地支持了日本海运会社的运作，以国家的力量协助日本资本排斥了外国的竞争，紧密了日台间的经贸及人员联系。
第四部分对外贸易权的集中(2)
日据时期台湾进出口贸易权呈现出快速集中的态势。政府专卖商品方面，盐原先由在台日系资本铃木商店经营，后归大日本盐业株式会社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樟脑则从英商收回交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及铃木系的日本制脑株式会社;鸦片原料及烟叶输入也指定由三井物产独占。东嘉生：《台湾经济史研究》，东都书籍株式会社台北支店，昭和19，第117～121、124页。在主要出口商品方面，米是输日大宗商品，尤其是蓬莱米普及后更是如此。由于台米传统的输出历史，台湾土著资本贸易商也有一定数量的存在。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间，台湾米输出总量为3009312袋，其中18名台商输出1208831袋，而三井商事、杉原商店、加藤商会4家日本贸易商则输出1800418袋，占据了优势。其中三井物产台北支店台米输出量约占30%，时人称：“三井物产对台湾米开拓内地市场历来所作贡献之大，是米谷关系业者决不能忘记的事。”林进发并称：“三井、三菱、杉原、加藤四大商店执台湾米交易之牛耳”。《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91页。茶叶贸易在台湾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开港之后多为西方资本控制，日据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外国洋行势力仍十分强大。据和记洋行1928年的调查，1927年茶叶出口中外资输出量为160960箱，日资输出量为33295箱，前者占压倒多数。参与茶叶贸易的洋行有和记、德记、义和、美时、隆兴、华利、惠利等，日资主要有三井、野泽组、三菱商事等。为了强化对台茶贸易的控制，三井物产合名会社在新竹州设立直营大茶园，自行出口，逐渐在台茶贸易中占据了主动。据估计，三井物产精制或收买的乌龙茶、包种茶市场茶年额为300万封度，三井合名会社制造的红茶200万封度，然后由三井物产向全球销售。台湾茶年输出量的1/4是由三井物产进行的。林进发：《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58页。台湾本地资本在茶叶贸易中最据规模的是设立于1907年的陈天禄锦记制茶株式会社，1932年其实收资本金达50万元，年输出量为3万箱，曾被称作“台湾制茶界重镇”。但后来在资金、技术和日本资本的夹击下，经营逐渐陷于困难之中。林进发：《台湾产业大观》，民众公论社，台北，昭和11，第261页。台湾的煤炭生产以三井物产控制的基隆煤矿株式会社为主，三井物产并把持了台煤输出量的70%，贸易地区到达上海、香港、马尼拉等国家和地区。
在水果输出方面，香蕉输出早于1908年就已开始，输出金额仅次于米、糖，每年输出日本市场即达1000余万元。日台间香蕉贸易过程大致如下：台湾的生产者将青蕉担到市场卖给出口商(移出业者)，出口商运至日本青果市场交予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专属仲买人，仲买人予以发酵后卖给小商店，最后到达一般消费者手中。这样在台湾香蕉生产者与日本市场之间便多了一道中间剥削者——香蕉出口商。他们一方面压低香蕉收买价格，另一方面收取日本批发商佣金，从中牟取暴利。为此，1915～1916年间，台中的张清扬等发起排除仲买人组织，以生产者为中心自行从事对日输出的活动。但这一行动遭到了中间商的强烈反对，加上轮船运输能力不足，自行运出的香蕉大批腐烂，蕉农损失惨重，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为了统合台湾的香蕉市场，台湾总督府筹划组织了由生产者、出口商和日本批发商、仲买人共同参加的台湾青果同业组合，号称“谋内地(日本)台湾交易关系者共荣共存”。组合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规定：组合董事及监察人的任命须经总督认可。因此，该组合实际上是总督府和台中地方官厅控制下的半官方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间商的剥削，但组合本身又实际上给香蕉生产者设立了一个中间环节，只不过是由私人改变为组合而已。台湾香蕉生产者的反对声浪并未有所减低，1925年5月，雾峰、台中、员林等地香蕉业者举办了要求香蕉自由贸易的讲演会。6月26日，香蕉生产者自行将2000余篓香蕉运抵基隆码头等待外运。针对蕉农的行动计划，台中州知事本山文平和总督府殖产局长片山三郎决意采取压制措施，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秉承其意，拒绝装运，结果香蕉全部烂在码头，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芭蕉自由移出问题”。详见尾崎旦《台湾香蕉沿革史》(非卖品)，东京，昭和4，第11～66页。上述可见，台湾的香蕉输出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半官方的台湾青果株式会社手中的，该会社得到了殖民当局的支持，被盘剥的是广大的蕉农。在其他领域，如三井物产还操纵着木材输出，日人中村一造为首的高雄鱼市株式会社掌握着水产品的贸易，三井、三菱、野泽组、安部辛商店(后为铃木商店)控制着台糖的输出。以上事实表明，日据时期台湾的对外输出大权基本上都受控于日本资本，而日本资本则得到了总督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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