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的民族运动从本质上说，是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斗争，其主要领导人林献堂等的指导思想是以体制内的、合法的反抗来争取参政权，减轻台湾人民所受的专制统治的痛苦。体现在政治诉求上就是要求成立台湾议会，实施台湾地方自治，代表的是殖民地社会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它反对的是殖民主义和日本殖民专制统治，所以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并将他们集合在了民族斗争的旗帜之下。然而，一旦工农大众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斗争开展起来，就不可避免的与之发生阶级的冲突，阶级利益成为拦在民族运动内部两个阶级之间的深深的鸿沟，在矛盾激化的时候，阶级的决裂表面化为组织的分裂，文化协会的分裂原因在此，民众党的分裂原因也不例外，甚至在本身即主张阶级斗争的台湾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如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关门主义”与“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斗争，究其根源也是围绕着在台湾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在民族运动的同时开展阶级斗争问题展开的。落实到民众党的分裂事件，林献堂本人有极直白的表述，他说：“与蒋渭水交换有关民众党新纲领的意见时，发现到新纲领颇为激烈，是无产阶级本位的，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不能以顾问的身份与党维持关系。所以断然辞去党顾问。过去我等屡遭民众党干部的攻击，同为顾问的蔡培火、蔡式谷已被开除党籍，本来我对去留的问题尚在考虑中，但既然现在党已把它的色彩如此鲜明化，我已没有理由留在党内。”《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2页。另一名顾问林幼春也说：“民众党失去了许多稳健的有产阶级党员，愈来愈和劳动团体的工友总联盟加紧合作。这一次的新纲领、政策亦很明显地完全以无产阶级自我期许，已脱离原来的所谓全民运动的领域。”《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2页。彭华英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道：“我们从文化协会分裂后，计划组织民众党之意志，在于广泛邀请地方之资产家、有学识名望之人士组成有力团体。一旦本岛施行完善的自治制时使其变成权威性之团体，期能在本岛施政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理想。然而目睹以无知愚昧的农工阶级为中心，出以无谋之行动，如此无智之辈横行无忌，实令人遗憾。”《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87页。显然，事情再明了不过了，为达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参政目标和自治愿望，稳健派们需要工农大众的力量，需要所谓的全民运动;而当工农大众真正觉醒为自身利益和本阶级的权利作斗争的时候，他们却害怕了，退缩了。阶级的分别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超越了民族反抗旗帜下结合起来的超阶级组合，作为民族运动团体的民众党自身无法调和这一矛盾，分裂是必然的。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5)
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便伴随着阶级斗争。恩格斯说：“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列宁也说：“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443页。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其特殊性，由于日本殖民主义者把持了政权机器，垄断了殖民地经济命脉，台湾整个民族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能够参加由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以求民族的解放，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没有普遍提高、能代表自身利益的先进的政党——共产党尚未诞生的时候。伴随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力量在台湾社会日益壮大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地主资产阶级软弱、动摇性渐趋明显，体制内合法抗争路线已经不能适合其对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必须探索一条新的民族运动的道路，必须与地主资产阶级争夺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台湾共产党的主张不消说是如此，而文化协会、民众党内部斗争的结果也提示着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有了自己的代理人并采取了攻势。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进步，是台湾工农大众势力崛起的必然结果。但遗憾的是，如何处理民族运动中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在民族运动中开展阶级斗争?台湾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还没来得及做出自己的探索的情况下就被镇压了。在殖民地台湾，殖民主义者已经强大到足以扑灭任何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情形下，台湾的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如何开展斗争?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答案!
第五部分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1)
日本占据台湾之前，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无论在反清复明的郑氏时期还是大一统的清代，其作为主流意识，一直都是台湾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依据《马关条约》两年内未离开台湾的民众自然转变为“日本国民”，但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并没有被消灭，尽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下，中国意识的表现方式或显现程度有所区别，中国意识作为台湾社会意识的主轴却从来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在日据初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北部陈秋菊、胡嘉猷等人组织的台北大起义，中部柯铁、简义，大坪顶铁国山，南部的林少猫、黄国镇等人，都是以回归祖国为号召;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非暴力政治抵抗的民族运动中，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复兴台湾地区中华文化，都成为运动组织者、参与者的自觉行动，并且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意识在台湾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扎根和更广范围的传扬。黄呈聪就曾说：“回顾历史，我台湾文化，曾由中国文化作为现在生活的基础，无论风俗、人情、社会制度，尽皆如此。——从文化上说，中国为母，我等为子，母与子生活上的关系，其情谊之浓，不必我等多言。”转引自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堂，1983，第230页。就是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改隶虽然已经过了四十余年，但是现在还保持着以往的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14页。台湾人对自身民族属性的定位，以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蒋渭水的一番话即可明白无误的显示出来，他说：“台湾人不论怎样的豹变自在，做了日本国民，随即变成日本民族，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是)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台湾民报》1924年9月11日。无怪乎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怀疑说：“(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利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转引自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08页。日据时代台湾社会的中国意识，以民族运动领导者之一杨肇嘉的话最具代表性：“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强暴的统治之下，渡过了艰辛苦难的五十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三民书局，台北，1977，第4页。
以台湾人民抵抗运动为视角，日据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武力反抗时期(1895～1912年)、民族运动时期(1915～1936年)和皇民化运动时期(1937～1945年)。中国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武力反抗时期，由于距割台不久，当时的台湾民众仍有通过武装斗争达到回归祖国的热盼，这时的中国意识直接而鲜明;民族运动时期，台湾民众转向以非暴力政治抗争来谋求自治，同时等待恢复与祖国关系有利时机的到来，此时的中国意识体现为对自身民族性的体认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坚持和弘扬;皇民化运动时期，由于法西斯高压政策和军部势力的猖獗，社会运动停顿，台湾人民只能以抵制皇民化、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来与强制同化相对抗，这时的中国意识更多的体现为对中华文化和祖国中国的心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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