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加诺夫论“8•19”事件
康晏如 编译
2011年8月18日，俄共网站发表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长文：《谎言的深渊——苏联反苏政变20年》。文章指出，“8•19”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但时至今日，涉入此事件的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代表谁、他们是否有机会成功、他们失败的原因等种种问题仍引起广泛争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主要动因是为终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民主派”所推行的路线，阻止苏联解体。但其行动却被“民主派”所利用并成为20世纪的政治阴谋。此外，由于当时国内舆论被“民主派”操纵以及俄共健康势力的完全枯竭，加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模棱两可的立场和虎头蛇尾的行动，这一事件注定以悲剧结束。
从改革到政变
20年前，以苏联副总统Г.И.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它号召同胞们关注祖国命运和苏联人民的命运，当时我们伟大祖国正面临致命的威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包括：О.Д.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В.С.帕夫洛夫(苏联总理)、Б.К.普戈(内务部部长)、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А.И.季贾科夫(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Д.Т.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部长)。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主导的社会生活民主化政策本应成为国家加速发展的工具，结果却走入绝境。这一政策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实行一套表面的、远离现实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措施。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成为一种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的掩护，而这种改革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针对苏共和苏联社会政治体制的谎言和诽谤以及经“重塑”的大众媒体发出的浊流，妨碍了人民认清“民主派”的言行矛盾。一些人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吸引选民们，承诺“真正”的民主时代就要到来，将从“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际上，改革的“设计师”既痛恨党，也痛恨苏维埃。在关于全人类价值观的蛊惑人心的陈辞滥调之下，等待苏联公民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命运：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社会经济体制和建立在苏联人民感到陌生的道德精神价值观之上的另一个社会。
1989年5月开始的人民代表大会跨地区议员团的行动表现出“民主派”更加反动的趋势。正是跨地区议员团承担起“第五纵队”的角色，不仅在意识上和物质上支持内部的反革命，还从内部支持反苏力量。正是跨地区议员团推动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背叛行为，诋毁苏维埃体制，展开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无耻诽谤。而大多数代表虽然真诚地关心国家命运，但却对反革命发起的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疯狂攻击毫无准备。
反苏力量曾利用打压和恐吓战术展开声势浩大的工作。例如，1989年9月，在莫斯科选民联合俱乐部的秘密会议上，波波夫指示自己的同谋者：“我们有机会胜利，这需要每一个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力量。代表应该清楚，如果他不是按照跨地区议员团的指示投票，那么他在这个国家将无法存活。”
90年代初空荡荡的商店并非如反对派现在喜欢高谈阔论的那样是苏联政权政策的结果，他们以为人们的记忆都很短暂。我们清楚地记得，“民主派”如何亲手造成商品的全面短缺和不稳定的局势，又如何将自己的无耻计划变为现实，对此，雷日科夫回忆道：“商店货架上空荡荡的，而在港口上停泊着载满了食品和消费品的船舶，有人愿意参与卸货，却被用钱打发走了。铁路出现堵塞，实际是有人封锁了国家铁路。田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烂掉，果园里的水果腐坏。国内的一切瞬间坍塌下来：全面的短缺，犯罪率上升，民族关系尖锐，罢工。实际上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开始动荡。这对谁有利呢?对那些毫无顾忌地一味损害国家政权威信的人有利，对那些觊觎政权的人有利。结果政权瘫痪了。从此，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为了以后‘民主派’能顺利夺取政权，电视上不断重复同样的画面：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但是现在，那些‘独立的’大众媒体的掌权者却羞于讲出商店被掏空的原因……在国内，暴民夺取了政权。”
类似事件在多起民族冲突的背景下接连爆发，这必然导致悲剧结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1991年8月18日通过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沉痛宣布，人们过去曾有的积极性和希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冷漠和失望。各级政权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客们令社会不再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开始灌输对国家所有制度的强烈蔑视，本质上国家成了不可控的。
正如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宣布的那样，极端势力采取了消灭苏联、毁灭国家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的路线。政治冒险主义者建立起道德政治恐怖态势并试图以人民的信任作为盾牌，他们并不认为，被他们谴责和分裂的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人民的广泛支持基础上，并经过多个世纪的历史检验的。那些本质上颠覆了宪法体制的人，应该在母亲和父亲们面前为民族冲突而牺牲的生命负责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克服深刻而全面的政治危机、民族对抗的危机和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视为自己的任务，这些危机威胁着苏联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威胁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威胁着自由和我们民族的独立。
人民在1991年3月进行的全苏联全民公决中就保持联盟与否的意见应得到支持，人民的意见清楚而无争议：76%的公民支持保留苏联。这一重大结果甚至是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6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得出的。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派”班子当时正在所谓的新奥加廖沃进程中准备新的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签署的秘密起草的条约方案中，一切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都不见了。毫无疑问，该条约推翻了我国的宪法体制，必然导致统一国家的消失，通过这样的条约意味着背着人民进行反苏政变。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倡议的新奥加廖沃条约被另外一种阴影即叶利钦所筹划的政变阴影所笼罩。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他极力想要更快更凶狠地消灭苏联，要知道叶利钦能迅速战胜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条件就是苏联的解体。为此，叶利钦派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90年7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言宣布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我当时就确信，经过20年现在仍不怀疑，俄罗斯获得的主权是一个撬棍，迟早会撬开苏联所有的内部边界。遗憾的是，许多俄罗斯共产党员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及时看清这一决定预示着什么后果。连锁反应很快接踵而至，众所周知的“各主权国家的阅兵式”开始了。
被挟为人质
想要理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时已形成的非比寻常的政治现实并不容易。1991年夏天到来之际，在苏共组织框架内最终形成了独立和无法调和的两个党派：操纵者与卖国贼的一派，强国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一派。二者分裂的进程不仅仅像戈尔巴乔夫常说的刚刚“开始”，而是早已“发生”。
国内，普通群众的政治倾向的分裂加深，而且人们选择相信那些简单化的和粗陋原始的克服深远经济发展危机的纲领。此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共产党员并信任“民主派”，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积聚的问题可以在500天内解决。军队的思想动荡加剧，已经结束的阿富汗战争被大肆利用来诋毁军队的信誉。
“民主派”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波波夫、索布恰克、沙塔林、沃尔斯基在1991年6月初发起新一轮猛烈攻击，宣称要发起民主改革运动。遗憾的是，苏共中央没有作出合理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天宣布了如下消息：苏共领导人“不排除党员在民主改革运动框架内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如果该运动宣称的目标能够被其行动实践所证明的话”。随即，谢瓦尔德纳泽在当选为民主改革运动组织委员会主席后立即宣称退出苏共。
鉴于雅科夫列夫不急于摘下自己的面具，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替他这么做了。1991年8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其公开演讲的问题后，作出“鉴于其行为违反了苏共章程并旨在分裂党，认为雅科夫列夫不能继续保留苏共党员身份”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员评价这一决定为首个不可避免的报应。
然而在八月事件前夕，党内健康势力的思想立场越来越模糊，因而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苏共或者其他什么信仰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够扭转事态。
清楚的是，在为保卫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能力打击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共产党人表现出超出许可的忍耐，经常采取错误的妥协和合作，时常误解党的纪律。因此戈尔巴乔夫才能稳坐在自己的位置直到一切崩溃为止，上演了一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闹剧。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行动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可归咎于上述状况。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党政人士，早已无望地丧失了战略创意，没有战略创意想要达成任何积极成果都显天真。而且更困难的是，实际上在那一历史时刻想要扭转社会舆论已无可能，“民主派”在雅科夫列夫大众传媒的支持下事实上完全掌控了局势。
1991年6月25—26日，苏共历史上最后一届中央全会非常平静地召开了。尽管国内局势极其紧张，之前叶利钦发布了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苏共中央委员仍要把党内“摊牌”一直拖到年底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再一次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惯性的力量，而且是在每一天的拖延都是向死亡靠近的时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的文件性质完全符合当时的气氛和政权高层的相互关系。不难发现，在文件中没有描述任何现实中应为国家困境负责的个人或者势力，也没有号召劳动者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而参与某一具体行动。“战术”如此奇怪，可以说完全没有对群众展开组织工作，结果自然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组织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失误是远离人民，他们没有想到让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甚至没有提出发动罢工、游行、集会的问题，而这些行动才能够让群众抵制“民主派”。担负起恢复国内宪法秩序的责任的那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以为，一切问题依旧可以由高层干部的重新配置成功解决。
问题还在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人的政策的态度不明朗。很长时间他们都处于一个班子内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其中一些人非常冷静地洞察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危险性，知道这些改革与国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摆脱发展危机的任务无任何共同点。对苏联正疾速滑向资本主义、国内正在确立资产阶级专政很难视而不见。然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像许多苏共其他诚实的领导人一样，并无勇气坚决并及时地中断戈尔巴乔夫的狂欢。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亲近，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个人对他的忠诚，希望他终能幡然醒悟并阻止国内局势继续恶化，这导致委员会成员沦为他人最终实现瓦解苏联和苏共意图的工具。在对党政一把手的纵容下，自由民主派高层得以成功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并不怀疑委员会成员对人民的忠诚，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被无耻地利用了。同样，他们由于自身行为的优柔寡断和立场的令人费解，使几千名共产党员及支持他们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备受打击。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一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密筹备：要知道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说出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是在1991年2月。当然，雅科夫列夫在春夏两次“警告”“国家政变”不可避免并非偶然，最后一次是在8月17日。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独立报》的采访时，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А.И.卢基扬诺夫强调，对于有些情况大家都长期缄默不语。例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成立的，相应的成员也是戈尔巴乔夫开会确定的。这次会议于1991年3月28日召开，卢基扬诺夫出席了会议。当时提议成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准备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秩序的法律，而克格勃的几位将军起草《告人民书》。一切就是这么实施的。
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前夕，即8月18日，О.巴克拉诺夫、В.博尔金、О.舍宁、В.瓦连尼科夫和Ю.普列汉诺夫去福罗斯拜访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8月4日提前飞去福罗斯度假)和征得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他们的态度众所周知：这就是要预先得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许可并推迟新奥加廖沃条约的通过，因为这些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要知道，经过一系列修改，最后的条约草案于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了讨论。根据三组专家的结论，这不仅意味着联邦国家的原则被放弃，还意味着要建立的甚至不是邦联制，而是荒谬的“国家俱乐部”。这一方案在很多方面缺乏逻辑，杂乱无章，自相矛盾。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看来，新的联盟条约应由将在9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福罗斯会面的参与者一致回忆道，戈尔巴乔夫听了他们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干吧，你们见鬼去吧!”这一事实被法庭记录。没有对戈尔巴乔夫采取任何封锁措施：要知道一共去了五个人，而他大约有100人保护着。法庭后来甚至证实，当时一切通讯设施都正常运行着。
瓦连尼科夫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态度：他同意实行紧急状态，但他自己不愿宣布实行。
预先决定的结局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是政变、阴谋还是篡权?要知道，正是这些关于八月事件的说法最符合自由民主派的心愿，后者希望在历史中如此诠释这一事件。
应该弄清问题本身。如果这是阴谋，阴谋者未必会自愿跑到戈尔巴乔夫身边，即跑到一个将要被阴谋推翻的人身边。政变意味着打碎一切国家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案支持保留苏联和现存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政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现存体制，即使想象再丰富，也很难说这是篡权。
或许还是卢基扬诺夫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性质的描述最为准确：这是一些国家领导人一次绝望的、组织不力的拯救联盟的尝试，是一些相信自己会得到总统的支持、相信总统会拖延签署联盟条约的人们的一次尝试，因为条约一旦签署，就意味着苏联在法律上正式瓦解。
1991年8月21日夜，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者决定不向叶利钦分子盘踞着的最高苏维埃大厦进攻。军队开始从莫斯科撤离。白天，巴克拉诺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亚佐夫，还有伊瓦什科和卢基扬诺夫又飞到福罗斯去见戈尔巴乔夫。这一天苏联总检察长Н.特鲁宾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提起刑事诉讼，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定，认为解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是不合法的。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飞到福罗斯的叶利钦分子们，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飞抵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在机场直接被逮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逮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根据调查者的意见，与其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与委员会积极合作的人，其中包括О.С.舍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Ю.А.普罗科菲耶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В.И.瓦连尼科夫(军队将军、陆军总司令——苏联国防部副部长)、В.И.博尔金(苏共中央总务部主任)。随着А.И.卢基扬诺夫被逮捕，8月2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彻底解散。所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地方领导被就地解除职务。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事件的结局已被预先决定。但这一结局不仅对在亚纳耶夫领导下采取行动的人是悲剧，对我们全党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的健康部分实际上完全枯竭。国家的主要角色转到那样的政治势力手里，他们利用人们渴望变好的愿望投机，狡猾地操纵了人们的意识，将人们推入长久的贫困与不幸中，直到今天。这是民族悲剧。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本质和道德本性最终在8月的那些日子暴露出来。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后，他放弃党，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意味着，叶利钦集团能够取得对联盟中央的胜利，使其高于联盟之上。从1991年秋开始，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甚至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俄罗斯地域内得到了高于苏联宪法的全权。
叶利钦通往权力的道路被扫清。本质上，他不再隐藏自己最终让苏联消失、从法律上和政治上解散联盟的阴谋。再公正的历史学家也只能将这一目的视为叶利钦的政治野心。对叶利钦来说，与成百上千万人的命运相比，成为梦寐以求的俄罗斯统治者意义大得多。
《别洛韦日协议》是苏联瓦解进程的逻辑结局。这一协议于1991年12月12日签订，三天之后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直接批准。我们要指出，绝大多数议员赞成通过协议。
最近，研究者更经常地提出以下问题：苏联的迅速解体是否存在客观的、首先是经济的原因?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者”及各色“民主派”是如此喜欢引用似乎无法解决的、将苏联击溃的危机和停滞现象。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商业学院下属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莱昂•阿隆认为，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因导致苏联迅速灭亡。他指出，1985年，苏联拥有众多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到1985年，没有任何一个关键经济指标表明苏联会迅速滑向灾难。从1981年至1985年，苏联国内总产值的增速与60—70年代相比稍慢一些，但仍达到平均每年2%的速度。从法国大革命起就一直被认为是衡量未来革命危机爆发迹象的指标之一——预算赤字，在1985年也不到国内总产值的2%。尽管预算赤字增速到1989年已经接近9%，但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同时，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大于2%，而工资(甚至考虑到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五年，直到1990年，仍继续增长，平均速度为7%。
尽管总体状态非常严峻，但正像威尔士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强调的那样，“慢性疾病最终不一定导致死亡”。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著名专家安德斯•奥斯伦德指出，从1985年到1987年，局势“还不那么悲惨”。
被西方研究者加以论证的观点再一次表明，以苏联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的进程为基础，对国内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氛围的严肃分析被冒险主义、唯意志论、个人野心、完全的外行、政治家对“新浪潮”的无知所代替，其中后者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几何级数催生出来。
尽管八月事件之后苏共状况严峻，但仍是叶利钦掌握俄罗斯绝对权力和恣意妄为的主要障碍。
叶利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无条件的投降，其急切的行动益愈明了。8月23日和25日，他就下达了关于暂停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11月6日又宣布禁止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并没收其财产。
然而“民主派”没能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打倒在反动派进攻和统治的艰难时期的劳动者的主要支柱——共产党。人们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不害怕恐怖、镇压和欺凌，没有对党的使命产生丝毫困惑，奋起保护共产党。在宪法法院，得益于党的工、积极分子、议员、学者和广泛的社会大众的努力，党被成功捍卫。
党在宪法法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法庭宣布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党组织具有合法性，它们有权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3年2月的重建开辟了道路。我党在能够保持党内秩序和组织性的情况下被迫后退。在反动势力借助背叛和谎言的工具架起了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向俄罗斯野蛮资本主义复辟时代过渡的桥梁的条件下，劳动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斗争工具。
保存党的战斗力，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和展开斗争——这是对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集团留给共产党人的失败和教训进行思考的主要成果。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7期，摘自2012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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