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联美战略构想让周恩来想起一位久违的美国记者
1969年12月6日，毛泽东正在中南海游泳池里等候着周恩来的到来。从1964年开始，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并制造大量流血事件，中苏边界形势恶化。珍宝岛事件以后，毛泽东越发意识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重新展开一种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外交攻势，从而才能有效地挫败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集团的军事扩张。周恩来到游泳池后，了解到毛泽东此时正在为中苏边境问题劳神。毛泽东表示：“俄国的问题总要解决的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嘛。”他对周恩来说：“如果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当真要酿成一场战争的话，那么也许会引起原子大战。如果那样一来，就不能不有所准备。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小拇指)，苏联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大拇指)，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又伸出另一个大拇指)。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毛把两个大拇指合并在一起)……”
周恩来感到毛泽东的谈话很重要。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他的立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他要和中国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军事较量。他为与中国较量，就必须先稳住欧洲，于是苏联军队就武装进入了捷克。与此同时，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长)又在与西德对话，苏联在搞欧洲的统一战线，似乎要对我们形成一个国际上的包围圈，所以我们不能不有所行动。”周恩来说出他对毛泽东一番话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我们也不妨组织另一条国际统一战线，用以对付苏联的外交包围，是吗?”毛泽东笑了，点头说：“正是此意。勃列日涅夫可以联合西德的勃兰特，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联合美国的尼克松呢?”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虽然早有体会，可是当他听到毛泽东直言要联合多年为敌的美国时，还是感到有些意外。毛泽东表示：“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美国呢?中国与美国为什么不可以建交呢?我们又没有去占领美国的长岛嘛!难道我们和美国就一百年不建交吗?”
毛泽东的惊人谈话，就连对国际外交游刃有余的周恩来也感到吃惊，毕竟当时“文革”硝烟未消，他谨慎地表明态度：“主席的这一战略决策如变成现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我们对联合美国需要作很长时间的宣传才行，在国际上恐怕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舆论准备工作才行。因为人们一下子无法转弯，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会这样认为：在中国人民眼里，美国永远是头号敌人。美国是同帝国主义与战争这类字眼紧密联系的。所以，我们联合美国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行。”毛泽东深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我们现在急需宣传，急需寻找一位传媒。因为我们不仅要将我们联合美国的主张传递出去，让白宫的领导者知道我们方面的意图，同时我们也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信息，传播到世界去。……可是，谁能为我们承担如此重任呢?”
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便对毛泽东说：“西方虽然有些记者不时进入中国，可他们大多不适合与您进行交谈。主席还记得一位美国记者吗?他就是30年代到过延安的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听了，顿时高兴起来，连说：“我记得，我记得。他当年写过一本小书，叫做《红星照耀中国》。”周恩来见毛泽东对斯诺有兴趣，这才进一步介绍说：“这个人对中国很有感情，1960年和1965年又先后两次来我们国家访问。我记得主席1960年还会见了他，当时斯诺还请主席题写过字呢。”毛泽东当即同意了这一人选，并说：“如果斯诺还能像从前那样到中国来就好了，因为我可以和他像老朋友那样闲聊。这样，他就可以像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那样，把我们的意图传播到西方去了。”
就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即拍板，决定马上设法寻找到多年踪影杳然的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相关部门，马上开始运作这件事。
黄镇领受邀请任务，斯诺终于实现三年前渴望访华的夙愿
当时，埃德加•斯诺正旅居在瑞士一个叫尼翁的小镇。20世纪50年代初斯诺回到美国以后，本来他又有一个前往新中国进行访问的计划，可就在他即将成行之际，美国奉行的“麦卡锡主义”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此行。原因是他和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而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美国政府因此限制斯诺的自由，拒不签发他前往中国的采访证。因此，斯诺后来只好旅居瑞士。一直到1960年，斯诺才得到—个前去中国的机会。这一次，斯诺得以旧地重游，先后在上海、武汉。北京和陕西等地采访，同时他在北京也和毛泽东再次见面。回到瑞士尼翁后，斯诺写出了他的第二部描写中共的力作《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这部书在当时的西方同样引发了震撼。斯诺决意再次进入被西方人视若禁区的中国。1965年，他曾再次经欧洲来到中国。“文革”运动开始后，斯诺曾两次申请前往中国采访，但因受到江青等人的阻挠而未果。
1970年初，一位巴黎报界的老朋友忽然给斯诺打来一个电话，约他在方便时前来巴黎。后来，他才知道托巴黎朋友打来电话的人，竟然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其实，黄镇也是斯诺的旧友。1936年斯诺第一次从北平经西安前往陕北采访的时候，他和马海德在半路上遇到的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军军官就是黄镇。当时黄镇是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就是黄镇把他和马海德送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要人。现在，他没想到会在巴黎和从前的红军宣传部长再次会面。黄镇热情地接待了斯诺，宴请了他，并畅谈往事。斯诺发现欲言又止的黄镇分明另有意图，可这位中国大使就是不肯明说请他到巴黎来的目的。黄镇根据中央的指示，确有意请斯诺访华，但这种访华的行动必须要由斯诺本人提出来才行。因为这是一种外交的程序。然而，斯诺偏偏不想捅破这层纸，因他心里仍然对三年前他申请访华遭拒而耿耿于怀。他和黄镇的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彼此虽然都领悟了对方的意思，却因种种因素而没有明说。
转眼就到了1970年夏天，黄镇越发焦急地期盼着斯诺的再次来访。黄镇那时并不知道国内邀请这位美国记者的真正原因，不过，他作为老外交官又隐隐感到国内邀请斯诺必要其在某重要国策方面充当媒介。黄镇恨不能马上对斯诺直言相邀，然而他又必须让斯诺以中国可能接受的程序来华，即只有斯诺主动申请，才能让他的来华在外界看来并不是中国的主动。这次见面，黄镇决定透露一些真实的意图，不然斯诺仍然不敢先开口。于是，黄镇开门见山地说：“斯诺先生，你不必计较从前的不快，我可以明确地对你说，我们国内有个词儿叫‘一小撮’，从前你想去中国，有‘一小撮’持不同态度，现在那些人已经无法干涉外交部的工作了。”
尽管黄镇把话说得如此直接，可是斯诺仍然不敢先开口。毕竟是两次申请又两次遭到拒绝的人，大有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惧意。黄镇在设宴时又说：“据我所知，毛泽东主席很注意你的近况，他几次问我你在瑞士的近况。周恩来总理也欢迎你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自此，斯诺才敢说出他多年的心愿：“就请黄大使转告周总理，如果贵国肯给予签证，我马上就想再到中国去看看!”就这样，斯诺来华访问的事情定了下来。
1970年8月，斯诺和他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女士，在收到来自中国的正式邀请之后，在日内瓦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因为他们太兴奋了。当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京以后，他们被“文革”中的景象惊杲了。尽管海外对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有种种非议，可是这些丝毫不影响斯诺对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感情。就在这一年国庆节前夕，一份请柬被送到了斯诺下榻的北京饭店。上面写着：“埃德加•斯诺并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女士：定于1970年10月1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城楼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祝大会。届时敬请光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祝大会秘书处。”
10月1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老朋友斯诺。他和斯诺在天安门上的交谈画面被摄影师摄入镜头，并被隆重地刊登在翌日认民日报》的首版上。这件事在当时仇视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无疑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斯诺见到毛泽东，开口就说：“主席，我其实早几年就想来的，只是我的申请得不到批准。”毛泽东把手一挥，仿佛要驱散横亘在他们之间多年的误会，坦荡地说：“斯诺先生，请不必介意。这两年中反对你来华的官员只是‘一小撮’，现在你不是被邀请到天安门来了吗?”斯诺没想到毛泽东对他仍然一如既往，这让他对此次来华访问充满了信心。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愿意和尼克松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1970年12月中旬，正是北京最为寒冷的时节。斯诺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见面以后，很快就前往南方访问，进入冬季时斯诺才回到北京。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在他出发前还有可能见他，因此斯诺就住进了距中南海较近的北京饭店。在这三个月里，斯诺已经开始向西方读者介绍他所见到的中国，特别是他前往南方访问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他彻夜长谈的内容，成为了他从北京向意大利《时代》周刊发去的第一份重要稿件。当从延安回到北京并住进北京饭店时，斯诺收到了从罗马寄来的《时代》样刊，上面全文刊载着他撰写的俄同周恩来的谈话》。意大利《时代》周刊为此加了按语，指出：“文革”后共产党中国的一个首脑第一次答应回答一个西方记者的问题，这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总理谈到了意大利的承认、中国的台湾问题、同苏联的不和以及中国对可能爆发新战争的准备。斯诺写道：“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个铺着地毯的非常安静的大厅里，我听了这位72岁的总理(已任总理21年)对我写在纸上的十几个问题时而是含混的，时而是明确的答复。……我们的谈话是以分析中国的新的国际关系开始和结束的。……很快就要同另外一些国家建交决定了中国的新的国际关系。”
斯诺在写这篇文稿时，特别注意了笔下的这些语句：“当我写完这篇报道的时候，传来了戴高乐将军逝世的消息。这一消息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沉重感。……在谈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时，我问周：‘如果联合国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何种反应?’周恩来要我说明一点：‘蒋帮被赶出联合国吗?’我说：‘是的。’……在1960年，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1965年又说过一次。现在总理肯定地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
12月18日凌晨4点半，熟睡的斯诺忽然被人叫醒，原来客房外等候着几位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斯诺熟悉的译员唐闻生。她告诉睡眼惺忪的斯诺：“毛主席请您马上到中南海去。斯诺先生，主席说请您不必换睡衣，不拘形式，来吃早饭。”斯诺自然万分高兴，可他毕竟不能不换睡衣，他坚持换一件西装就马上前去。这时毛泽东正在游泳池里等候着这位美国记者的到来，因为这才是斯诺来中国的重头戏。从凌晨5点开始进行了为时5个小时的交谈。在交谈开始时，斯诺就以职业记者的口气向毛泽东提问：“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即主席对我谈这些情况，是供公开发表，还是作为背景资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毛泽东马上表示：“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的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文译成中文的。”谈话就这样如友人闲聊一样开始了。当然，毛泽东谈的不供发表，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毕竟不能直言邀请斯诺来华的真实目的与中美关系解冻相关。
毛泽东的谈话正在涉及当时敏感性很强的中美关系问题。不过，毛泽东首先是巧妙地把话题引向他对美国的印象。他对斯诺说：“你们的国都就叫做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哥伦比亚(特)区。……你们美国的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们怎么混得下去呢?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小一些。”
毛泽东直率地谈到他对尼克松的好感，这一时让斯诺颇感诧异。因为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尼克松在当时还是饱受指责的“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然而，毛泽东竟然对尼克松和当时在白宫执政的共和党表示了极大的好感。斯诺对此极为敏感，认为毛泽东是在向人传达一种最新的信息。接下来，毛泽东就进一步阐明了他对尼克松的好感：“他(尼克松)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儿，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
毛泽东的谈话愈来愈明确地透露出中共高层对待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态度。斯诺把发生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与毛泽东的谈话联系起来，感到中美紧张多年的关系，也许正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悄悄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毛泽东的谈话显然不是无意中的信口之言。以下一番让斯诺颇感吃惊的话，足以说明毛泽东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态度，早已成竹在胸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敏感地听出了毛泽东这番话的战略意味。在当时的中国，这番话只有毛泽东敢说。而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决非随便地说一说，而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的领袖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于是他向毛泽东求证：“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毛泽东说：“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回答说是1972年。毛泽东马上就说：“我看，19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后来的事情表明，毛泽东当时对此的估计是准确的。1972年尼克松果然来到了他渴求多时的中国。
两人在中南海吃早饭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和斯诺在谈美国和尼克松。其中被斯诺记在本子上的话是，当他说尼克松在南亚陷得很深时，不料毛泽东居然大声地说：“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有些困惑地望着毛泽东，忽然说：“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泽东马上表态：“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中美总是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占领他们的长岛……”
1971年2月，在意大利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封面登载了斯诺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的照片。这是斯诺和夫人离开中国以后，以最快速度写成的文稿，《时代》周刊以头条醒目标题发表了斯诺的重要文章：《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该刊再加按语称：“同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友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中国归来后发表一系列文章，第一篇就是斯诺同毛泽东的谈话。《时代》周刊为能以独家新闻向全世界公布这一重要文献而感到高兴。”
斯诺在文章中说：“毛泽东主席在去年12月18日在北京同我进行的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中，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看法。……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久将让能代表美国广泛的政界的、新闻舆论界的右、中、左三方面的一些人访问中国。他赞成同美国高级官员(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开始进行谈话。他说他寄很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毛主席说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但是，只是在最近我才能够证实他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
在尼克松访华前，斯诺不幸病逝于瑞士的埃辛斯
斯诺的一系列有关文章在欧洲发表以后，很快就影响到美国。就在这时，美国白宫也正在为如何叩开中国的大门而苦恼。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虽然进行了多年，但始终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新中国在世界政治领域日益发挥作用的势头。斯诺发表的文章刚好让尼克松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是他改变世界格局的最好合。
这时，斯诺为了进一步让尼克松了解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决定把他的文章从欧洲移到美国，并且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尼克松每天必读之报)上公开发表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尼克松果然读了斯诺的《毛泽东托我给尼克松捎话》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对中美解冻大有益处，斯诺写道：“1970年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我自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见戴高乐访问时将在促进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自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当时再次转达了一个信息，询问总统如果派一位私人代表前往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交谈，他将在中国首都受到怎样的接待。我认为白宫不必再有顾虑。”
尼克松读了斯诺的文章后，更加坚信毛泽东和中国对美国的诚意。在此之前，尼克松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旅居在瑞士，更不知这位记者在二战时期曾到过中共的大本营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交。让尼克松感到忧虑的是，就在他准备与斯诺接触的时候，却传来了斯诺在瑞士染患重病的消息。不过，尼克松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与北京的秘密接触，就在斯诺的文章通过各国报刊传播，并大造中美将有可能冰河解冻的舆论时，基辛格已经顺利地密访了北京。不久，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一份历史性的新闻公报，这就是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首次密访北京时与周恩来会晤后发表的公告，其中有这样的语句：“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另一份公告发表的时间为1971年10月28日，系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成果，其中写道：“基辛格博士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这些安排进展良好，预期不久再发表一个有关尼克松访问的公告……”当然，世界各国已经完全清楚的是，当年11月30日发表的第三份公告上，已明确地向世界公布了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日期：1972年2月21日。而这时的斯诺，则已在病中。他的病来得迅猛，来得沉重。
斯诺的病已有多年。这是因他多年到处奔波，积劳成疾。1971年12月15日，他曾在洛桑一家医院里进行过一次手术，术后斯诺体质愈加衰弱。毛泽东和周恩来闻知此讯后，火速组建一支有马海德等著名医生参加的治疗小组，星夜飞赴瑞士斯诺多年隐居的埃辛斯小村，进行诊治。
1972年2月7曰，一份从国内发往美国纽约的密电被摆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办公桌上，黄华发现电文是：“纽约。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黄华：斯诺病笃，周恩来总理嘱你火速赶往瑞士，探望斯诺并转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朋友的慰问。”这是外交部交办的重要任务。对于斯诺，黄华更是多了一份牵挂在心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平崇文门一条小街深处，就结识了当时在中国的斯诺。从那时开始，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让黄华难以忘怀。次日清晨，黄华就搭机从纽约飞往瑞士。当病中的斯诺见到老友黄华，并听他说是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赶来探视时，这位坚强的美国记者流下了感动的泪水。1972年2月15日凌晨2时，美国一代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寓所里溘然长逝。
2月16日，新华社受权发表《讣告》：“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因患癌症，经治疗无效，不幸逝世。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发唁电给斯诺夫人，对斯诺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
毛泽东发的唁电是：“斯诺夫人：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逝世，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问候。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就在斯诺逝世不久，1972年2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大型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斯诺病逝后，周恩来接到斯诺夫人请求将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在中国安葬的信件。周恩来理解斯诺的这一遗愿：他即便离世也不会忘记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举行了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斯诺的遗愿实现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8期，摘自2012年第5期《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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