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逐渐升温，自然也影响到中共党史界，各种与中共有关的社会问题，备受学者青睐。研究中共党史，不能绕开中共领袖人物。近年来中共领袖人物思想生平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尤以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为最，本文特就当前毛泽东研究若干问题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有不少学者考察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的思想生平。彭大成指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杨昌济的英才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昌济提倡创新学说，崇尚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教育下，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理想、人格、斗争才华以及哲学思维逐渐形成。(彭大成：《杨昌济的英才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在郑林华看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深受传统文化中墨家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接触反映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使自己具有同情农民，尊重和倡导体力劳动，提倡节俭的思想。事实上，深受墨家思想影响的老一辈革命者，不止毛泽东一人，还有蔡和森等。(郑林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与墨家思想略论》，《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
关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杨晓伟认为，从历史逻辑来看，并非某一个单纯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几大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反映为：毛泽东主张先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再出国，打好本国文化基础;新民学会为了合理配置人才做了理性分工;苏俄成为当时毛泽东留学的新目标;毛泽东此时正投身于火热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无暇出国。(杨晓伟：《毛泽东未赴法勤工俭学原因再探》，《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毛泽东何时入党?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已不成问题的问题，又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陈述认为，完全可以相信“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又是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所以说毛泽东1920年入党绝不是‘孤证’”。(陈述：《对质疑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一九二〇年的回答》，《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李永春通过考察1920年10月至11月的“长沙学术讲演会”，提出此间的活动和见闻成为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一次重要契机。他一方面受到蔡元培、章太炎等许多名人推动的新思潮新学术的熏陶，另一方面扬弃了罗素的思想主张，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永春：《毛泽东与1920年长沙学术讲演会》，《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
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首先，通过俄国十月革命，青年毛泽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其次，通过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武装割据，他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次，到苏区建设时，毛泽东提出了以群众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谭献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策略。秋收起义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走自己道路的主张。他认为既然国共合作已不存在，中共就没有必要树立国民党的旗帜，为了更好地领导革命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和在革命基础好的地方进行局部暴动，不能冒险做无谓的牺牲。(蒋伯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歧与争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3 期。)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根据主客观形势，再次改变了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在红军自身建设方面，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在革命道路上，由“工农武装割据”转向“农村包围城市”。(蒋伯英：《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石仲泉认为，1932年毛泽东亲临指挥的漳州战役，对周恩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攻打赣州受挫与攻取漳州胜利，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敬佩。从某种意义上说，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影响了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石仲泉：《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
对于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这个问题，廖心文认为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前后历经十年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进一步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解决了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为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建立起来。(廖心文：《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研究——兼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长期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毛泽东重视发展实力轻视抗日。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并非如此。比如，颇受争议的平型关战役，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打的，认为此战役违背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没有根据的。(黄允升：《毛泽东批准打平型关战役》，《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再如，毛泽东一直重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他多次对东北抗联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抗联领导人，不断总结东北抗联的斗争经验，并在与东北抗联失去联系时做了妥善部署。而东北抗联及其领导人也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学习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把毛泽东思想同抗日实践结合起来。(尚金州：《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
毛泽东总是根据变化的形势调整决策，在后来指挥淮海战役中，也有充分体现。(于化庭：《毛泽东在指导淮海战役期间的重大决策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占善钦认为，毛泽东对解放战争“两条战线”的论断，尽管前后表述有些不同，但概括起来说，这“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其中，解放区人民运动的标志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蒋管区人民运动的标志是学生运动。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两条战线”的论断，对指导全党认清解放战争期间的复杂形势，引导和推动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有着重要意义。(占善钦：《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两条战线”问题的论断解析》，《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的经济工作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决心要学会的“经济工作”并不是很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在曲折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从最初“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一直在试图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方案。(刘洪森、田克勤：《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探析》，《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大跃进”时期，对高指标和浮夸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复杂的思绪脉络。“大跃进”反复直到结束阶段，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动权、提高全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的战略高度，体现出他在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仍持续不断地讲“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建设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王香平：《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尽管毛泽东在经济上的抉择有失误，但是，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经济努力，是为了“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曾强调，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不断增加物质利益是党的根本任务。(张积毅：《“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关于为人民谋利益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的关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的关系等，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还提出过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构想，包括扩大民主生活、改革党内领导制度等。(刘建武：《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比如，他改革了中央领导机构，增设党的副主席、总书记职位，设想建立“科学中央”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这些探索并未很好地坚持下去，但其努力的方向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王钦双：《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思考与实践》，《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毛泽东一直重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强调党委负责制，要求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作用，但是，他本人执行得并不好。(谢撼澜：《毛泽东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探析》，《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比如，他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上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分歧时，仍然一意孤行。(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这说明，毛泽东本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反差问题。蒋积伟认为，如果毛泽东能够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伟大的探索路径走下去，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放弃，走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在探索中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严重后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毛泽东“继续过渡”的诉求使其在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上的认识发生动摇，是一个重要因素。(蒋积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反差原因新探》，《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费虹寰通过考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发现其本质是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费虹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抗战时期，毛泽东曾一度提出文字改革的方案，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予了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对文字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推动了文字改革的顺利进行。(王爱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受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影响，中医药曾一度受轻视和排斥，但是，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进行了纠正，他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认为中医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提出要中西医结合，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并要求整理中医典籍。(李洪河：《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在文化发展方面，更主要的是，毛泽东用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结合对苏联哲学的反思，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通”和“应用”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民族化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说明，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此外，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就辩证统一规律、真理发展规律等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命题。(袁辉初、彭辉艳：《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针对有人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谣言，中央档案馆曾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保管工作的齐得平撰文介绍了他受命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情况，用历史事实批驳了以上谣言。(齐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
在用心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对各地采取千篇一律的方式。比如，对西藏，毛泽东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949年，在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以后，尽管毛泽东适时地将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但是他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立足全局，着眼于历史的长远发展，充分考量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因时、因地、因势而做出的，其复杂过程蕴含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军事韬略。(杜玉芳：《不战而进：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出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后来，在决策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步骤和政策，提出了“赎买”、“六年不改”、“稳定发展”的方针。(宋月红：《毛泽东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认识与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大致说来，1949年至1955年, 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至1976 年, 毛泽东、周恩来更多地考虑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其中从1958 年开始, 加强了防止台湾分裂工作，为此在国际上始终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熊华源、单劲松：《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新中国成立后，“不熟习的东西”迅速摆在中共的面前。(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其中，如何从国家的立场上，与外国发生关系，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譬如，在处理与美国、苏联的关系上，早在抗战胜利时，中共原本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美国对国民党的热衷和对中共的冷淡，与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这最终使得毛泽东决心同苏联建立政治联盟，推行“一边倒”的中国外交战略。(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毛泽东曾一度拒绝出兵朝鲜，而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才改变初衷。(沈志华：《俄国档案解密毛泽东曾拒绝派出志愿军援助朝鲜》，《兰台世界》2009年第2期。)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的谈话和所作的外交报告来看，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进行了种种努力，比如与印度建交、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等。这些做法对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打破西方封锁、包围的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
为了更好地巩固中苏联盟，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经毛泽东的提议中苏发表了共同宣言，推动中苏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随着此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苏关系出现裂缝并由结盟走向恶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及时调整了外交策略，同苏联进行了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提出了“三个世界”、“一条战线”等新的国际战略思想。从争取亚非国家到“联美抗苏”，再到巩固与美日关系、发展与东盟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廖心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中苏联盟的最终破裂是一种必然。在这一同盟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斯大林并未彼此完全信任，而是在不断相互退让，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双方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更多的是时局的无奈选择。(沈志华：《无奈的选择: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综观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生平的研究，有不少进展，诸如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等。但是，有一些论文仍然停留在就思想论思想、就事论事的层面。其中，有的还以现在的概念和思想强加于历史，由此不但远离了历史的本相，而且造成了无谓的纷争。通观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及其他中共领袖人物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有人涉及。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后如何实现突破?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学术史的梳理。有些论文，横空出世，对前人的既有研究不管不问，以不知为创新，甚至说是填补空白。当然，前人的研究也并非都有价值，研究者无需一一介绍。但是，无论如何，关注前人的研究是立论的前提。特别是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研究较多的领袖人物，后来的研究与前人对话，就成为必要。历史的魅力在于有人说这样，另有人总是能找到材料证明那样。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往往是复杂的、多面相的。要实现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突破，研究者需在通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立异”，“从普遍的联系中见异，正是史学探究人类历史规律的重要形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其二，新资料的公布和利用。傅斯年认为，“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页。)。陈寅恪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实现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进展，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同样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也有已公布而少见利用者。今后，随着新材料的公布，中共领袖人物的研究将会实现更大的进展。
其三，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但是，如果改变研究取向，把研究视点从人物身上移开，转向与其相连的人物与社会存在及历史变革，即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则可以无限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其独立的行为和活动往往是很少的，即使较多，历史意义也不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大多表现为历史活动或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亦可谓具体的历史创造的参与者。因此，研究历史人物，转向研究与其相连的历史事件，就会别开生面。在这种研究取向之下，人物的言说或活动就成了一种线索、道具、媒介、切入口或参照物，以此可以由“知人”而“论世”，从而极大地扩展人物研究的范围。
不难想见，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也会更直观，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可为越来越专业的史学作品平添几分魅力。
其四，走进人物的心灵。了解历史人物的心理，不是凭空去想象，必须有一定的心理知识和训练，比如对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情状和时空环境，所以，要有“同情之了解”，必须把眼光从本人和相关人身上移开，采取多维视角，利用不同渠道，真切地再现当事人所处的历史场景，进而探究一种思想的原生状态，给之以立体式的全方位的感知和体认，以达到不言得失而得失自现，不谈是非而是非自明的效果。
同时，研究历史人物，既要看其言，又要思其未言，还要观其行。对于其言，要注意其前提、时间、场合、对象和用意，言有隐曲，言有未尽之意，言有前后之变。真实完整地再现历史人物，就是要探究他的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再者，其想的未必能做，做的未必符合所想。甚至说的、写的、做的，与内心所想，都可能完全不一致。说、写、做，尚能有明确的记载，而内心真实之想，则不可能都有所附载，并且有时其内心所想也未必清楚。因此，揭示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偏。
[本文是参加朱汉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课题号：10ZD&077)的阶段性成果]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尹传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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