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认知的问题上，本人一直都秉承简单理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找到文字记述上的真实历史，不要试图让中国成为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后期史学家能够写出比既有的成文史更加真实的历史，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史神”；历史的脉络感和最终结果比历史细节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
中国人常说：学史使人明智，人之患，在于不能读史。然而，真正能参透历史和能以史为鉴的又有几何?多数史学者、史学先生和史学爱好者莫不以史之故事和人物片断为个趣，至于史之精华和史学二律则知者甚少，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也不过是国人自我安慰的自省而已。实质上，即便所有人都明白了历史的警示意义，但从来都没有谁能改变重复历史的不古规律。用人类几千年甚是几万年的眼光看历史，未来仍然将重复过去相同或相似的兴衰进退，因也袭古，果也袭古，并不因你关注了历史细节而有任何异质，唯一有区别的是时间跨度不一，有些王朝在延续几百上千年后重蹈历史，有些王朝苟活几十年就重蹈历史。
今日中国，不学史者可悲，拘泥于史不能自拔者也可悲，有意制造谣言混淆历史是非者更可悲，利用历史操纵国民感情撕裂者毫无疑问则可看成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玩具”意义扩展得越大，国民感情的撕裂程度越可怕，如果士大夫阶级与官僚阶级达成了“以史乱世”的相互默契，短期的快感之后，最后被掀翻的必定是制造混乱者自身，贱民之所以为贱，乃因之于权贵据礼为己有，拒人民于“制度设计”之外，“愚民化”是所有权贵百试不厌的妙招，推出几个爬格子的文人堆积些历史积木，然后，就旁观着一群蚁民窝内斗，死活都犯不上他们的屁事。
近些年，把历史当“玩意儿”的人都出名了，都赚钱了，都得到了财团和政客的背后支持。他们先否定毛泽东，再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当然也就间接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这还不算结束，否定之后就有肯定，先肯定“老英雄”秦桧，再肯定近代“英雄”汪精卫和蒋介石，接着又开始肯定慈禧的正面价值和满清遗贵的血统纯正，当然包括清末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盖世功劳”，为袁世凯翻案的也为数不少。前些时节，因抗日闹了一阵后，精英们又开始否定义和团，开始否定“五四运动”，更离谱的是居然还有否定到孙中山推翻皇朝的革命意义及抗日战争是对同胞生命的漠视一说，说用暴力牺牲性命的进步是草菅人命，远不如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来得实用，爱国者都成了不珍惜生命的一群暴徒。如此一来，该让人民对历史怎么个评价法?历史被他们都“玩”成这副面孔了，还有什么讨论真假和存在的必要吗？“玩历史”的目的不是研究历史，更与爱国无关，“煽动仇恨”才是其第一真实动因，即所谓“玩死中国”；“贵族天然化”则是其第二真实动因，即所谓“差别化中国”
当前，中国权贵及其文人走狗正在炮制的“新历史观”的方法是找“点滴”、抠“细节”，而不看全面和整体，主要攻击点不外乎以下内容：有关抗日与否的问题;有关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有关蒋介石等人的英雄化问题;有关放弃对日赔偿的问题;有关饿死人的数字造假问题问题;有关人口变化的问题;有关强奸知青和大队干部指定夫妻的问题;有关打倒孔家店的问题等。
一、有关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
在中国，有关抗日战争的话题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尾，谁抗日，谁不抗日，从根本上讲，没有争论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全中国人99%以上都是主张抗日的。但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发展，抗不抗?谁抗?怎么抗?确实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从而也就给后来的几代人制造了争论的理由。在我看来，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应当从下几点进行分析：1、从两岸分裂现状的客观性分析;2、从抗战不同阶段的历史事实分析;3、从未来国家统一的民族立场分析。
1、从两岸分裂的现状来看，大陆教科书不承认国民党当年的抗日成绩，台湾的历史教材也没有承认共产党的成绩，尤其是在毛蒋时代，更是以相互攻击为重任。今天的后辈，如果置历史的客观性于不顾，一味地去骂哪一方讲谎话是相当缺乏历史思维的，都不承认对方，说明都在存党派陈见或两岸隔阂。另外，共产党的教材也只强调国民党逐渐走向“消极抗日”，并没有在哪个课本上说国民党没有跟日本人打仗。非常遗憾的是，部分精英偷换概念，污蔑说共产党的教材是在给大陆人洗脑，干脆说蒋介石没跟日本打仗。于是乎，以陈志武等人为代表的群体，绞尽脑汁的寻找过去的记录片，以证明国民党确实打过仗。我想，这不是要证明国民党有功，而是要反证共产党很坏，反证共产党执政中国的不合法性，说得简单点，就是认为共产党偷了国民党的成果，他们都不敢这么说，我就代他们说了，本质也就在这儿。他们不问问自己：如果蒋介石若是个伟人，他怎么会在被国际各方支持的情况下，居然被赶到台湾去了?如果执掌天下的巨大优势随随便便就让共产党给偷走了，那就算把中国交给国民党，它又能坚持多久呢?
如果哪一天台湾的教材承认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大陆教材肯定也会作相应调整，绝不会单方面捞功，如果再那样，共产党的教材也不会有人去读。国家早日实现统一，客观的历史才能实现统一。2、从抗战的不同阶段的历史事实看，说国民党消极抗日并不为过，初期的抵抗性战役并不能掩盖后期消极的大过程，更不能用个别战役的胜利来将国民党英雄化。
首先，国民党在抗战打响时，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执政党，抗战是它的基本义务，只要不直接宣布向日本投降，否则，它能不打仗吗?总不能在这个时候要求共产党的军队首先冲在前头吧?就算共产党愿意，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事实上，共产党也没有抵触抗战，一开始就同意了由国民党改编军队，成立了八路军，打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大胜仗，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几乎所有国民党高官都承认这一点，就连《宋美龄传》(美国米莉哈根着)中也明确承认了共产党军队的积极贡献，东条英机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骂共产党，说明共产党并非没干事。蒋介石本人于1937年9月23日亲自对共产党接受改编发表声明称：共产党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放弃暴动与取消赤化，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说共产党一开始就消极抗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到了1938年底的时候，国共开始关系恶化，原因很多，国共两党记载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武汉沦陷以后，两党关系更趋恶化，国民党实际上已经没有把精力放在“集中力量抗日”上，而是更多的关注共产党军队在国民党控制区域的渗透，至1939年，国共两党的战时冲突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中美外交关系史料》122页述)。艾奇逊在战后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1938年时，国民党开始失掉当初以创立该党的朝气和革命热情，而中共的热情则变成了一种狂热，在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认定日本必败，以为自己有机会借美国来改变它的地位，并和中共作最后决斗，共产党在混乱中似乎获得了战前所不能获得的控制权，到了1943年，国民党已经堕落，争夺地位权力，依赖美国赢得战争并保全他们的无上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开始逐渐消失了(美国国务院资料汇编1949年4月30日)。
1943年到1945年期间，关于中国大陆的抗战实质上是悲伤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赫尔利、高思、台维斯、谢维斯等人的备忘录均有记载，国共两党均无较大建树，“以拖待变”的情绪极为浓厚(《中美外交关系白皮书》587页-599页，详情略)。
中国大陆目前歌颂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最重要看点是“远征军”。对于“中国远征军”参战的客观实事，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就没有理由不承认他们的伟大贡献，更没有理由否定这个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必须铭记那些为国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但是，我个人认为，把“中国远征军”的成绩说得那么神乎其神也不合常理，如果真象凤凰卫视描述的那样，最后都成了“战无不胜”的军队，那国民党在中国境内为什么不同日本打几场象样的战役呢?派出去的每次也不过10万左右的军队，而国内的国军约有200万左右，完全具有打歼灭战的条件，蒋介石为什么不打呢?就我看过的“二战史书”，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一本书专文论述过“中国远征军”，只有在《二战后的世界史》和《东条英机传》等书中有几句话一笔带过，在美英史书和一些二战将军的传记中也极少提到，至少我本人暂时没看到。大家现在从凤凰卫视看到的记录片，我没有调查过，估计大多来自于台湾的记录片或者少量来自美国的记录片场景。“远征军”的功绩要承认，但这支军队不能说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整体伟大，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己的军队没有对日本构成实质威胁的现实是不容否认的，这种悲剧性结果连日本人至今仍不承认败在中国军队手下，莫非还能说是光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可炫耀的地方，都是一种耻辱。
3、从未来国家统一的立场来看，抗战历史必须重写。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讲，我找不出中国永久分裂的理由，两岸应当统一，国共应当言和，虽然台湾其它地方政党并未卷入抗战争论，但是，一日不统一，两岸的历史观不可能统一，国共两党的历史观更不可能统一，只有实现了大中国的统一，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才能合编出一部较为真实的历史记录本，我强调是相对真实。几十年过去了，两岸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历史已经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过去，再也不可能找到真实，顶多只能按照历史背景中留下的档案资料求同存异的编撰历史，只要符合历史梗概也就能反映粗线条的史录。我从不相信哪个国家能写出绝对真实的历史，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有人的主观因素，哪有什么绝对可言。凤凰卫视找几个人口述一下故事，不代表当年的真实历史，只代表个别人看到的个别现象，“口述历史”是一种极度错误的历史观，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口述故事”是可以讲的，但“口述历史”就不科学。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统一，国民党军队也好，共产党军队也好，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又有何硬性区别的意义呢?再往未来推进1000年，子孙回头一看：20世纪——21世纪，中华儿子共同经受了日本侵略者的考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内战，又有外战，既有漫长的分裂，又实现了最终的融合，中华民族总能在挫折中保持着大一统的整体性。这就够了，今天打破脑袋的争论，在子孙看来，不是很可笑吗?二、有关“外蒙古独立”的责任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有两个所谓的历史学作家很能影响社会争论，一个是沈志华，一个是高华，很多人都说他们俩人的东西很真实，到过很多国家，影印过很多档案，于是乎，他们的书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一定能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教科书历史，并且由此确定共产党的历史全是洗脑历史，全是撒谎的历史。
我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求真肯定没错，但求真未必容易，到过几个国家，看了一些档案就能写出“真历史”吗？不能。一则是因为历史史料浩如烟海，不要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上百人的团队，要把中国抗战史的档案看一遍都不是易事，别说看多国的档案历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的历史档案并不那么容易翻阅，看了几个档案馆，集了几本资料，就说自己掌握了真理，不过是笑话而已;二则是，即便有了档案资料，也未必会写出“真历史”，一个历史，如果有十件大事，你写出你想写的其中8件，看起来已经很真实了，然而，另外两件最关键又是最不想写的部分恰恰可能是问题的本质，还可能是“真历史”吗?
下面，我不妨把“外蒙古独立”的责任问题作一个说明。
网络上流传的精英骂毛泽东的卖国理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承认了外蒙古独立，而蒋介石政府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没有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款，很多学者还拿出了高华先生所谓的影印件，说是在俄罗斯档案馆查阅的原始资料，并且和台湾的资料一致。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错，蒋介石《条约》的8条主约之中确实没有提到外蒙古问题，然而，高华先生故意忽略了另一个事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有另外9个配套的换文，并且必须遵从主条约。它们分别是：1、中苏友好条约换文；2、关于外蒙古问题之换文；3、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4、关于大连协定的议定书；5、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6、关于旅顺口协定的附件；7、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8、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9、红军之从满洲撤走“战利品”。在“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中就明确提到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在表述上与毛泽东跟苏联签订的完全一样（两个条约相差二字，其实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签署双方略作改动）。
有人又会问，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蒋介石手上签订的协定，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我得告诉诸位：没那么容易，蒋介石签订那个协定的前提基础是“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是所有战胜国的共同约束文件(国际协定)，不承认这个协定，就不能享受战胜国的待遇，毛泽东如果选择否定“雅尔塔协定”，那么，就必须接受中国得不到一个国家承认的结果，并且，就算这样，仍然不能改变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既成的事实。无论是谁领导新中国，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历史可以写出真相，但真相又可以做出裁剪，你看到的“真相”未必就是全部真相，你看的“真历史”当然也不一定是真历史，这里面肯定存在意识形态及思想路线不同而引起的潜意识的“取舍”问题。如果还有人对我的解释不够认同，请你们去查阅以下资料：《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 3 3 一1 9 4 5 》。赫文斯基《中国通向统一与独 立之路1 8 9 8 一1 9 4 9》，。莫斯科1 9 9 6 年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3 , 目录65 , 卷宗6 0 6。《苏中关系1 937 一1 9 4 5》下， 莫斯科 2 00 0 年版，第7 3 一7 4 页。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 册， 第1 3 27 一1 328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 9 5 7 年版， 第75 一7 7 页。三、有关饿死人及中国人口发展变化问题
有关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标准了，反正想说多少是多少，又不犯法，由1400万已经上升到7000万了，只要精英想写，再过10年，写一亿也不奇怪。
就我个人的经历和认识而言，只知道当时的确很苦，尤其是1958年和1959年两年，听我父亲说，到1960年，日子就慢慢正常了。饿死人的现象有，但极少极少，主要还是幼儿营养不足死亡的，成年人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当然，我父亲说的并不代表全国情况，也许有些地区比我们那里情况恶劣些，我们家生活在大别山鄂东地区，也算是较落后的地区之一，比我们那里更差的地方肯定是有的。
一提到观音土，大家也都是听长辈所讲和网上流传的，我小时候也听讲过，但吃过的人并不多，因为那种土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有，也没有听说当时全国大量运输观音土的新闻。有人说，当时树皮都啃光了，只能吃那个了，否则必死。我父亲就告诉我，当时的农村，山也好，水也好，再怎么不好吃，草总是到处都有的，吃草总比吃土好消化吧?除非你生活在沙漠。少数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了，就说全国人民都吃观音土。
今天，我还想说说数据造假的一个例子：陈志武转发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贵州遵义市湄潭县1961年4月份当月死亡12.2万人。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湄潭县政府办公室落实真假，由于他们也没有把握说具体数字，只说了一句：如果那样的话，湄潭县早就死光了。我请求他帮助我落实一下，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再打电话过去，他报了一个数字给我：1960年该县有200800人，而1962年的人口是200300人，1961的人口是188000人。这说明，1961年是该县最困难的一年，也确实死亡了一些人，但决不是炎黄春秋的数字。由此看来，对于某些人来说，想“死”多少就“死”多少，数据有时候也只是变着法儿玩，反正又不会真有人去考证。
有关大饥荒图片的问题，也是很搞笑的。网络上流传一幅很典型的黑白照片是：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小孩子裸体被放在一个挖好的土坑里，旁边站着一个成年人，眼光好象望着拍摄的方向，并没有任何痛苦状。我就在想：当时那个年代，像机是极少见的东西，直到70年代，农村人还没几个经常能照相的，莫非一个连孩子都要饿死的家里还要专门请照相先生在埋葬自己的小孩之前照个相?全国人民，请想想那个年代，你会这么做吗?我希望该相片能附上具体的家庭，以便考证，虽然有些残忍。
饿死人相片造假绝不止于这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把1947年美国人拍摄衡阳饿死人的照片和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照片嫁接为1958年大跃进的惨状，把斯诺拍摄的1939年水灾的逃难照片说成是河南花园口溃坝的情形，把1921年山西辽州集体等待救助的灾民说成是人民公社大食堂等着吃饭的“饿鬼”。
黑白照片的好处在于没有修饰感，不足在于没有真实感，对惨状的表达往往带有很强烈的恐怖气息，有令人不寒而栗之感，极右们有钱、有权、有能力嫁接出很多震憾人心的“历史书籍”，就等多少年后，再来审判某个历史时代。这不是历史的悲哀，而是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悲哀，谁在纵容这样明目张胆篡改历史的书刊横行中国？谁在“改造”中国的历史真相？
最近，有些海归精英又说：毛泽东时代比中华民国和晚清死的人都要多，其生活条件还不如战争年代。他们不但说，还把民国时的一些比较好的家庭合影拿出来衬托新中国的痛苦感，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一些打着赤膊劳动的场面被描绘为衣不遮体的可怜相。只从小的方面去作比较毫无意义，不妨从人口数量和人均寿命的变化情况来作一对比，也许更加能反映大的线条和更加具有客观性。
1895年的中国，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2亿，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5.4亿，55年间，净增人口1.2亿。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中国人口是6.7亿，10年净增1.3亿，再到1976年，中国人口为9.37亿，27年净增人口将近4亿。怎么能说新中国的死亡人数超过清末和民国呢?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生活质量比不上民国时期呢?到底是与民国个别家庭比较有意义还是看全国整体水平有意义?
从人均寿命来看，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是35岁，而到1976年，人均寿命已经达到65岁，世界同期人均寿命为57岁(当然包含很多亚非拉极贫国家在内)，201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73.5岁(世界同期平均为67岁)。1911年人均寿命33岁，1930年人均寿命为34岁。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不至于灾难到超过晚清和民国。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我所列内容的真实性，不妨看看英国人霍布斯鲍曼所着《极端的年代》一书，在第498页，他是这样描述的：在毛泽东领导的20多年里，按照饱经风霜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中国老百姓不算太坏，中国人均消费(按卡路里计)刚好超过全球国家的中值，超过美洲14个国家，超过非洲38个国家，处于亚洲中等水平。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粮食紧缺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二是粮食产量的缓慢增长;国际粮食禁运及肥料禁运。单纯从产量上讲，中国自建国至今，从来都不比美国和前苏联更低，而是更高，美国在耕地面积超过中国50%的情况下，粮食总量一般也只达到中国的70%，中国在1976年粮食亩产已经达300公斤，而前苏联到1985年还只达到200公斤左右。美国至1967年人口才达到2亿，到2006年才达到3亿，苏联在解体前也只约等于2亿，如果用中国人口数量要求美国和苏联，那这两个国家也会出现严重的饥饿及死亡情况。到了198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逐步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呢?主要是两个正作用：一是国际上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与禁运，粮食进口及肥料进口均大幅增加，双向正作用非常明显；二是杂交水稻品种的成熟与大面积种植。
1959至1961三年间人口异动的原因主要是：一是确因饥饿而死亡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婴幼儿，成年人较少;二是因为大集体运动严重降低了人口出生率，这与1932年的前苏联很相似，影响出生率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劳动强度、疾病、瘟疫、战争和生育意愿等，繁重的集体化劳动降低出生率是非常显着的，不能把人口不合理变化推测为绝对死亡人数，今天的俄罗斯因生育意愿出现人口负增长，不能在几十年后说它是饿死的;三是不准确的数据统计，按很多老人叙述，真正最困难的两年是1958年和1959年，1960年有明显好转，然而，数据负增长的年份却出现在1961年，大跃进运动肯定对数据统计造成了较大影响。
简单对比的目的不是要证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多美好，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妖魔化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客观理性的态度，并不能让中国人变得更加诚实，相反，只会增加仇恨和撕裂。
中国极端人士对待毛时代死人的立场，我总结了“四个凡是”：凡是大跃进时代死的中国人全是饿死的;凡是文革时代死的中国人全是被打死的;凡是改革前受过挫折的现代权贵，其前辈都是被迫害死的;凡是仇恨毛泽东又能活到现在的，都是侥幸没死的。结论是：毛泽东时代让中国从5.4亿人快速增加到9.37亿的目的是让他们都死光。(中国用27年增加了四亿人，美国从2亿增加到3亿用了39年，虽然基数不平样，中国在解放前增长1亿人花了近60年)
四、有关蒋介石、汪精卫和李鸿章等人的英雄化问题（太长了，本节略）
五、有关钓鱼岛的责任问题（见我前期“中日关系之二”的论述）六、有关知青被强奸和大队书记包办婚姻的问题
知青的话题被炒热，一方面是受伤痕文学的热潮影响，另一方面是受政治方向的选择影响，一提路线争论，就离不开文革，一提文革，又离不开知青，一提知青，就会被妖魔化。我会看到几乎所有精英的微博中都曾经传播过“女知青”被强奸的故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凡当过女知青的，都被强奸过。这种引导非常恶劣，极易引起新的仇恨。就我个人了解的情况而言，绝对不承认这一说法，我村上的5个知青，两男三女，有一对知青相互结婚成家，另一女知青嫁给江南某造船厂一干部，还有一女知青非常受村民尊重，更别说强奸她。
另外，我的现任同事中，也有几个是曾经做过女知青的，她们都强烈谴责这种以偏概全的造谣做法，因为她们都在农村得到了善待。
从整个知青整体来讲，女知青被强奸的现象肯定存在，不能否定事实的存在，只是不能扩大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女青年到城里打工，同样存在大量被强奸的现象，在大学里，同样存在老师强奸女学生的现象，在政府机关里，同样存在大量领导潜规则或者霸占下属女职员的现象，难道能因此把后面的三十几年说得一无是处吗?如果要把超千万的失足女性计算在内，近几十年，女性同胞的命运就相当悲剧了，难道说因为有女性受性侵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吗?我看也得不到全国人的共识。
我还看到陈志武等名人的微博留言中经常出现争论，有人一提毛泽东时代也有好的一面，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话：回到结婚要由大队书记包办的时代，你喜欢吗？
凡属在中国长大的45岁以上的公民，只要还凭良心的话，不妨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大队书记包办婚姻的产物吗?在“女人半边天”的时代，有几个干部敢于包办婚姻?要说男女平等，那个时代才真叫平等，比今天还平等，谁也不敢让成千万的女性沦为玩物。如果硬要说干部干预婚姻，确实也有，主要体现在离婚方面，结婚容易，离婚很难，想离婚，先由村妇联主任做工作，再由大队书记做工作，实在做不通，才允许离婚，还要开出很多介绍信去民政局，比较麻烦，城里面的单位也有这个过程。
在当时的年代，由父母包办婚姻还是很普遍的，但由村干部包办则极少见，除非同族同亲的关系，绝不会有以权逼婚的普遍现象。某些人故意放大村官的权力其目的很明显是指向毛泽东，但说服力很弱。七、有关“打倒孔家店”及文化责任问题
两千多年来，中国可以说是一直生活在对孔子的争论和取舍之中，儒学也跟随着时兴时衰，统治者的偏好和制度的选择都是决定性因素。
今天的中国，由于国民整体信仰的缺失，亦引发了诸多传统文化取舍的争论，这当中也有儒学兴废的问题。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第二次价值重构的启蒙，自然也离不开儒学之于中国社会价值的正负作用，我所主张的文化是中华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一门功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决非儒学独尊。毛泽东时代砸了孔家店是事实，但是不是就能把今天的国民信仰缺失归咎于这一出不很精彩的折子戏呢?我看也未必。
毛泽东砸孔家店决非为了完成个人的理想，更不是为了砸碎道德信仰的基石。在毛泽东之前，提出砸孔家店已经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洋务运动以后，就开始有启蒙思想家开始提出废孔的口号，“冲破罗网”的运动开始以后，批孔声势就更加浩荡如注，康有为就有过“代圣人立言，如娼优唱曲”的论调(当然后来他又要立孔教)，严复将中国学术的一切弊端皆推源于古代圣贤的是是非非，谭司同亦指出只有独夫民贼才喜欢三纲五常的名教。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对孔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更加无情地批判，第一个点名批孔子的是易白沙，他指出孔子学说易演成专制工具;陈独秀接着也举起了反孔大旗，揭露袁世凯“尊孔读经”的阴谋，紧接着，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吴虞将批孔推向了高潮。如果中国人认可以了近代维新者不断坚持的维新运动，就不应当单方面指责毛泽东的倒孔之作。
所以说，毛泽东批孔也并非一时性起，而是奉前辈思想启蒙者的遗命而为，当然也是应破封建体制的需要而为，批孔活动并没有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遗失，只是部分糟粕的遗弃。有关孔老二的研究着述中仍然有大量正面肯定的学术部分。其目的主要是破除人们对历史先验论的痴迷，破除古代唯心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阻力，激励群众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新历史的设想非常突出，这个过程有过激之处，也有收获之处。
八、有关放弃对日赔偿的问题
每到中日有领海争议的时候，对日赔偿的问题就会被拿出来炒作，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于事无补，但骂骂娘以图解解气，当然，还是骂毛泽东的精英居多，尽管多数人皆人云亦云，决非心中有数。
今天，不妨再度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说《旧金山和约》(常又称“对日媾和条约”)，会议于1951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与日本有外交关系的52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对于这个会议，韩国总统李承晚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受美国支持的台湾当局也并未受邀参加会议。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约签订的同一天，“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也落笔签字。
事实上，在这个条约中的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的盟国予以赔偿，鉴于目前日本经济状态的困难，盟国在希望获得赔偿之际，也可考虑以日本人劳务(并非金钱及财物)的赔偿。这一条款本身就意味着盟国几乎都放弃了对日要求赔偿的权力。结果，在“二战”后，真正得到赔偿的就只有东南亚四国，并且都是以经济合作或用贸易的形式，并非直接赔钱，更没有对受害国个人进行过赔偿。
该条约的细则还规定不承认日本对其原来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的赔偿，仅规定日本遗留财产可双方商量后决定，也就是说，媾和条约并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对朝鲜和中国造成伤害的赔偿责任。(以上摘自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史》第200页，避免各说各话)
面对美日间的媾和，蒋介石当然坐不住，起初对日十分强硬，并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备，但是，在美国的调停下，最终于1952年4月28号下午3时与日本签订“日台和约”。缔约后，蒋在日记中总结道：中日和约本月时陷停顿与决裂之势，而以月初为甚，最后至廿八日卒告完成，然已横遭侮辱，实已为人所不堪忍受之苦痛矣。然此约果能订立完成，亦为我革命历史奋斗中大事也。(《日记》，1952年5月之“上月反省录”)。当时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华民国实质上已经放弃了战胜国的权力。
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联合声明”正文第五条中明确写到“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里面至少包含三个信息：一是共产党大陆与日本建交的决心很大;二是大陆方面必须明确用“中日建交”来废弃“日台和约”，以最大诚意让日本孤立台湾;三是声明只对日本国放弃赔偿要求，并没有对日本公司和个人放弃诉讼权。(中日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译本120页至123页概括)
总体而言，放弃对日赔偿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失误，还包括强权美国霸道行径的决定性影响，是整个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中最悲剧的一部分，需要承担责任的主体很多，决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所能担责，尤其是把所有责任全推到毛泽东头上更有失公允，历史是一个过程，决非一个节点，为了不让下一个悲剧重演，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团结。中国人的团结才是日本人最害怕的武器，一个思想和行动四分五裂的中国，再先进的装备和再庞大的军队，日本都将不屑一顾。
用显微镜找好人身上的“坏事”容易，用放大镜找坏人身上的“好事”也容易;把坏人身上的坏事嫁接到好人身上，把悲伤时代的图片移植到新中国身上，是可悲可耻的;从卖国者身上努力打出一点爱国的“大事”，从爱国者身上尽可能找几点“卖国”的罪行，都不过是对历史化妆而已，改变不了底细，伟人有罪还是伟人，小人有功还是小人。
自己不懂历史，就说共产党刻意隐瞒历史；自己熟悉的历史，又削尖脑袋去篡改和裁剪历史；认可历史大方向的人都成了狗，挑历史小节的人倒都成了良心人。把罪恶的臭屎盆扣到历史头上已成精蝇之怪僻，然未必能洗净其肮脏的屁股，最终必然回头再吃掉自己制造的废物，让悲剧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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