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一直坚持说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民间一直说是分田单干。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应分清什么是联产承包?什么是分田单干?
所谓联产承包，就是要求农户对粮油棉生猪等农产品定产量，承包向国家、集体上交任务的一种责任制。实际上定产量是虚的，主要定上交任务。当时有一句时髦的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给予了概括。
其实人民公社60条也规定：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但人民公社一般是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独立核算单位。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四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家庭)所有，家庭为基础，家庭为独立核算单位，所以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所谓分田单干，它不同于以上两种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没有合作形式，即没有人民公社或合作社之类的集体组织，独自经营、单打独斗;二、不自觉对集体承担责任和义务。
所以，也可以这么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介乎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之间的东西。那么它是怎样变成分田单干的呢?
1979年秋，我们公社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党委书记是县委常委，也是地委为培养下届我县县委书记来挂职锻炼的，他来到我驻的大队蹲点。由于田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水利条件有好有坏，说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争争吵吵，反反复复搞了20多天终于定下大盘子，具体做法是：按家庭人头分耕地面积，好坏搭配，割肥补瘦，抽远补近，集体的生产工具按面积分到户，耕牛几户关一头，水利共管共用。当时我有不同意见，一是不赞成把生产队的耕地分光分尽。因为那样做使集体没有了一点耕地，万一社员不好好交提成，生产队、大队干部的福利待遇怎么解决?集体事业如水利道路等工程款从何而来?所以我主张留下一定数量的集体田。二是不赞成按人头分耕地面积。譬如，有的家庭五口人只有一个全劳力，有的家庭五口人有三至四个全劳力，劳力少的地种不过来，劳力多的地不够种(当时还无外出打工)，不利于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所以我主张按劳力分耕地面积。但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主要原因是社员们单纯追求公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干部们也随大流，怕麻烦图省事，不愿坚持。我不死心，直接给县委书记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不料县委书记竟把我的信当做告状信交给公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十分恼火，差一点把我转行从行政干部队伍里赶出去。这是我们县的做法，分田单干，估计全省也大同小异，至于别的省份怎么样，不太清楚。李昌平说：1988年后“全国将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全部搞成了分田单干，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他是研究农业的专家，应该对全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因为既使是开始实行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地方也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在以后的调整中将公地和集体企业分光吃尽，滑入了分田单干。
那么，能不能不搞分田单干，坚持联产承包呢?回答是不能。这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距分田单干仅一步之遥，它大大地削弱了集体经济，从而大大地削弱了依靠集体经济支撑的基层政权和公益事业，被削弱的基层政权和公益事业反过来又无力支持集体经济，就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作用与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加上农民的私心作怪，只想分不想统，导致联产承包名存实亡。分田单干是必然的，就像蛹化蝶一样。这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分田单干的道理。分田单干造成村队干部待遇没保障，人心涣散，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乡镇干部失去村队干部的支持，工作流于形式。军烈属、残疾人、五保等弱势群体失去了公益保障，得不到应有的救助与赡养，有一些五保因冻饿疾病非正常死亡。有人说，农民不是每年都向村队上交提留吗?事实上，开始还较正常，84年后就越来越不愿交了，村队每年只能从粮库强行扣款，粮库因资金紧张给农民打“白条”，又被中央三令五申叫停，村队干部福利渐渐不能兑现。到了90年代，地方事权下放，财权上交，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地方变穷，于是加大了对农民的盘剥，农民上交的提留款几乎全部用于弥补县乡两级财政的亏空，几无余钱给村队，许多村队干部辞职不干或另谋出路，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外出打工，责任田大量撂荒，农村沦为一盘散沙。“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实事求是地讲，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组织，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优点主要是：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农村水利建设，光是大中型水库便修建了82700多座。这是任何朝代都望尘莫及的，也是改革开放时期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送给改革的巨大红利，没有这个红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无法启动。二能有效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打基础以及真正降低人口出生率，就是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而且比较人性化，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后来的计划生育则弄虚作假，以罚代管，依靠的是过去的工作惯性和农民生计维艰的逼迫。没有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就开不了好头。缺点主要是公社社员普遍(当然也不是所有)没有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较差。这个缺点是致命的，因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我赞成撤销不成功的人民公社，但反对分田单干。
“一夜跨过温饱线，30年未入富裕门”的实践证明，分田单干是完全错误的。它彻底瓦解了集体经济，削弱了基层政权，破坏了计划生育，葬送了农田水利基本设施，打断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有人说，分田单干毕竟使中国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不敢苟同，实际上79年时中国农民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温饱，现在比过去是有很大进步，但并不是质的飞跃，依然还是个温饱(并非什么小康)，而为此要付出30年的代价殊为不值。假如当初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让一部分先进队和中上等队继续走公社化道路，让另一部分中下等队和落后队走新型合作化道路，而不是贸然拿偌大的农村当实验场，去“摸”被批主张的正确性，那么，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今天又岂止是温饱!刘庄、南街、华西、大寨村以及石家庄的周家庄公社等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在逆境中尚且能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那么在顺境中的中国呢?以我在农村改革前后30年的实践经验判断，中国的农村会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实现现代化，三分之一的村实现小康，三分之一的村解决温饱。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比仍在温饱线上久久徘徊，仍在“三农”问题中苦苦挣扎的现状，不知要强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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