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媒体(报纸、网络、期刊)争先恐后连续刊登文革造反派红卫兵向被打被斗的老师、领导痛心忏悔、道歉的文章，读之倍感疑惑：是不是第二次文革又要来了?我是一个文革亲历者，已年近古稀，特别感到揪心的是文中很多历史事实被严重掩盖和歪曲，须予以澄清，以免被后人曲解和误读。
一、文革初期谁操纵、误导学生去批斗老师
中国从古至今就有尊老敬师的良好传统，文革中老三届的学生更是如此。师生关系融洽，互尊互爱，学生均像追星族一样把老师当成自己崇拜和模仿的偶像(女同学毕业后嫁给老师者频频出现)。而文革一来，一切完全颠倒了。现在不少人把批斗老师的学生比喻成六亲不认、翻脸不认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简直是天良尽丧的恶魔。这真是冤哉!枉哉!痛哉!老三届参加文革的学生空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至今仍是跳进黄河难以洗清。
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全国文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我所在的x县第一中学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师生均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开始并未有学生批斗老师)。七月下旬，县委副书记带领以宣传部长为首的工作组进学校，县团委书记任副组长，代行学校党政职务。工作组进校后，立即紧锣密鼓地部署三件事：
1、废除各班级原班委，推行“血统论”，建立以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女为核心的学校及各班级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受到冷落和歧视。
2、通过各“文革领导小组”发动红五类学生带头上纲上线揭发批判班主任及各任课老师的所谓“问题”，特别是让学生从老师日常言行和批改作业的批语中找问题。后见发而不动，不够热烈(找不出能上纲上线的东西)，又通过学校团委和各班文革小组骨干，发动青年团员积极带头。工作组和团委秘密召开团员干部会，故作神秘地透露机密档案：xx老师有什么历史问题，xx老师以前受过什么处分，xx老师父母被政府镇压，xx老师以前曾有男女作风问题，xx老师家庭是恶霸地主......，并想通过这些人把信息散布到广大热血青年中去。这一招真的很灵，因为在当时大讲特讲阶级斗争，要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大环境下，纯洁的青年学生真如一堆干柴，一点就火焰冲天了;噢，原来看这些老师还人模人样的，现在看怎么都像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划清界限，彻底把他们打倒批臭，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于是乎全校以“揭老底战斗队”“追穷寇战斗队”“揪黑帮战斗队”等等署名的“打倒xx黑学术权威，砸烂xx地主恶霸孝子贤孙狗头，xx老右派必须彻底交待其恶毒的反党罪行!彻底搞臭xx大流氓”......等等大字报很快贴满了墙，又贴满了一排又一排用席子扎起来的大字报区。大字报威力无穷，红五类奋勇争先，我们县第一中学工作组成绩显著，很快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就从教师队伍中揪出了二十多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白天或开批斗会交代“罪行”，或被监督劳动，晚上不准熄灯睡觉，由红五类学生看守着继续写“交代材料”。
我们学校三位语文老师被诬为“三家村黑帮分子”，其中一位老师胆小怕事，被逼得精神崩溃，三次自杀(第一次触电，第二次割腕，第三次跳河)皆未死成，反而更被变本加厉地批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铁杆黑帮分子”，更要打倒批臭，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该老师彻底泄气了，气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连死的自由都给剥夺了!”
另有一名语文老师ZHxx，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后得到平反，现在又被重新拉出来批“老右派”、“平阴一中三家村黑店的老板”。多次被看守人及批斗会人员残酷殴打，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虐待，带着一个同情并深爱着他的女学生(曾是我们红卫兵组织的一名骨干)舍命游过鸭绿江，偷渡到朝鲜，后被遣返，又被以“叛国罪”判刑20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
副校长ZXX，我们只知道他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有功人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少将军衔，知识很渊博。但工作组为了从领导干部中找个靶子，散布消息，称他曾经是国民党特务。于是红五类们立即张贴大字报，标题是“揪出国民党大特务XXX”，立即将其打入黑帮队中严加看管，日夜批斗。后来又加新罪名，说ZXX集合开会时，带武器，是想挑动武斗(因其拄着一根棍子参加集合)。因其女儿是造反派，又污其是造反派的黑后台，抓进监狱数年，要他详细交代为“造反派”拟定的所谓“作战计划”，直至临死前才被放出来，出狱不久就含冤死去。
3、发动文革委员会的成员串通某些红五类积极分子，提出要“提高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暗地里监视对批黑帮表现消极的非红五类和对工作组有反抗情绪的学生，暗中记录整理黑材料。把这些人列为“小右派”，并在不同的场合发动红五类积极分子对其进行围攻和批斗。
正值工作组“领导有方”，我县我校的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成绩辉煌”，如火如荼进行时，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了，其中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指出要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位黑帮队的老师听着广播忍不住“噗哧”笑了一声，立即被一位工作组成员大声呵斥：“笑什么笑，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二、学生起来造反，缘于为受迫害的老师抱打不平
1、两个人的团支书战斗队。
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揭发批判文艺界、文学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而工作组一进校就诱导学生批判和我们朝夕相处、德高望重的老师，而不许学生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我当时虽然也是贫农出身的“红五类”，并且是高中X班的团支部书记，但越搞越感觉他们背离了当时报纸、社论指出的运动大方向。便突发奇想，认为这些人就像北大聂元梓大字报批判的北京大学党委领导一样，在限制阻挠学生去揭发批判社会上的黑线人物，如果那样，他们不就都是一条黑线上的人了吗?
于是每当工作组、团委开会向团干部传授如何整老师的机密时，我回来就偷偷记在小本本上，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很快，也许有人告了密，引起了工作组对我的怀疑和不满。我索性把几个平时要好的其他五个班的团支部书记约到一起，说出我的看法：团委和工作组是以批判老师为名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团干部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成立个“团支书站斗队”，凑凑材料，写大字报揭发他们的阴谋。当时其他四人均有同感，表示赞成。于是，几个人晚上经常凑在一起整理团委和工作组的材料，期望能一炮打响。但是，几天后就有人消极不干了(很可能被工作组发觉做了分化工作)。于是“团支书战斗小组”由5人减到4人、3人，到最后材料完成时仅剩下2个人签名。
我们把材料抄成大字报，大标题是：《请看工作组、校团委是如何耍阴谋，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一——未完待续)，署名仍是：团支书战斗队。
当时正好党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十六条也发布了，我们的大字报一贴出，全校师生争相围观(连伙房工人和一些校外人员都吸引过来了)。当时由于工作组、文革委员会主宰着学校的一切，看大字报的人，有的喜笑颜开，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有的疑惑不解，半信半疑;有的赶紧去向工作组报告;胆小怕事者看两眼就赶紧走开了，生怕受到连累。
2、我遭到了工作组的批斗
对我们的大字报，工作组是既恨又怕，因为那时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已经发布了，只好暗地派人来抄写大字报，准备打击报复。几天后，县委来人宣布撤走工作组，由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一切。但工作组并没有放过我们，就在临撤走的前一天，工作组成员XXX到我班召开全体会议，说工作组要走了，听听大家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一听，这些家伙要溜了，以后找谁算账去?于是，把整好的大字报材料找了一个嗓音好的同学一气在全班同学面前慷慨激昂的念了一遍。我认为如此代表大家心声的文章，如此难得的材料向大家公开了，全班同学一定义愤填膺地和我一起声讨工作组迫害老师、打击同学的累累罪行。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我同学念材料时还有些骚动和惊讶之声，等念完了，班内却是鸦雀无声。沉默，还是沉默，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约而同的瞄向工作组的XXX，而XXX满头大汗的在那儿猛扇扑扇。五分钟之后，班文革委员XXX站起来朝着那些红五类积极分子煽动说：“有人恶意攻击工作组和县党委，请大家大胆地发表意见”。于是一些人纷纷举手争相发言，质问我为什么要背地里整了工作组的黑材料，是站在黑帮们的立场上，恶毒向党进攻，说我是红五类的叛徒，要求我低头认罪，向工作组做出深刻检讨。
听到这些和我朝夕相处、亲如兄妹的同学瞪起眼来向我开炮，我开始几乎懵了。只看见他们手指着我连吼带喊，气愤异常，直觉得天旋地转。记不清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但心里很清楚，这是在全国各地已发生的工作组有预谋地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事件终于在我班开始了，我绝不能上他们的当，不和同学们发生直接冲突，决不让工作组阴谋得逞。于是，我愤怒的把桌子一拍，眼含热泪离开教室，直奔教导处。有几个同情支持我的同学也跟着追了出来。
我知道全校唯一的一部电话在教导处，我要求值班老师直接接通地区专员公署文革委员会电话，控告我校工作组挑斗学生斗学生的新罪行(那时认为县委黑了，觉得地区专署还应该能主持公道吧)。但教导处两位值班女老师说打长途得个人交钱，我咬咬牙说：“交就交吧。”当他们听我带着哭腔向上级控诉完毕，立刻很同情并关切地说：“不用交钱了，你这也是为公事，以后如果需要再来打。”我非常感激地向两位老师深深躹了个躬，含着眼泪跑回班里。这时，很多同学围了过来安慰我，说他们很支持我的发言，我的发言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只是不敢公开表示而已(因为他们很多是非红五类的学生，敢怒而不敢言)。
接连几天，我期待着地区文革委员会有人来处理这件事，因为接电话的人表态说“要向领导汇报，调查了解，严肃处理”。但几天过去了，仍然一切照常，待要再打电话催问时，教导处老师告诉我说：工作组昨天已经撤走了。
三、红卫兵也分“官办”和“民办”
1、我们上当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勇于造反。我们听到广播很受鼓舞，和班内几个支持我的同学，秘密商量成立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组织，公开和听命于工作组的校文革委员会作斗争(工作组撤了，学校文革活动由文革委员会领导)。
经过一番准备(无任何经验可供参考)，我们的红卫兵终于在9月初宣告成立了，名称是：“XX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穷学生没有红布，就用多层红纸糊成纸袖章戴在胳膊上，当时仅有5个人(家庭出身：3个贫农，2个中农)。当我们戴着红袖章激动万分地把《XX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宣言》写在大红纸上贴出时，满校师生争相观看，围得水泄不通。但刚贴完，还没等我们离开现场，学校文革委员会的XX主任就急匆匆赶了过来，大惊失色的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一声，这样不把学校运动搞乱套了吗!”然后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学校最近也准备组建红卫兵，你先把宣言收起来，咱们一块搞吧。”我觉得五个人是有点势单力孤，人多力量大嘛，联合起来一块搞，也许是件好事。于是，趁着浆糊未干，又把“宣言”揭了下来，摘下红袖章，等着和他们联合组建红卫兵。
2、县委书记当了官办红卫兵的“红政委”
终于，在1966年9月上旬的一天，全校师生大集合，到县剧场参加“XX一中红卫兵成立大会”，县直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只见会场上红旗招展，主席台上布置得庄严隆重：台子两边各有4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垂手挺立，县委第一书记XXX也学着毛主席的样子身穿崭新绿军装，由一中红卫兵恭恭敬敬的给他戴上红袖章。红卫兵代表发言表忠心：“XXX书记是我们的红政委，我们一定要在红政委的带领下，把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等到各班级宣布红卫兵名单时，却没有我们造反派的名字，我们这才恍然大悟：上当了，受骗了。看着佩戴“XX一中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真是愤怒至极。于是当即又把揭下来的《XX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宣言》用特大号字又重抄一遍贴了出去。从此，XX一中开始了有2个红卫兵组织并存的局面。再以后(大约10-12月份)，全校一下涌现出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局面更加热闹了。
3、红政委指挥官办红卫兵“破四旧”
红卫兵虽然成立了，但仍然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搞运动，县委仍然遥控指挥，已撤走的工作组成员仍然时不时地回到学校指导工作，被打成“黑帮”的老师依然在一中红卫兵的棍棒下被监督劳动。但随着全国“破四旧”活动的开展，“xx一中红卫兵”又在“红政委”指挥下披挂上阵，大出风头了。
成就—：砸教堂
xx一中官办红卫兵成立后的第一大功绩是1966年9月中旬在县委授意下，浩浩荡荡开赴城南一座规模特大的天主教堂(德国传教士建造，中国著名)，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砸烂黑教堂”的口号，和当地团支部、民兵连汇合，他们早就接到通知，主动配合搜缴教堂内一些圣经、壁画、祭器、挂毯及神父、修女所用一些器物，在教堂门口焚烧(我们也跟着看热闹)。记得当时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信徒拿着棍子冲出来要跟红卫兵拼命，被民兵扭住胳膊按在地上，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红卫兵则喊了一阵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一类的口号，凯旋而归了。这真是“红卫兵破四旧，民兵团员在前头，因为有个红政委，谁要反对砸狗头。”
成就二：毁掉明代“阁老林”
1966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平阴县委为了赶超全国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大形势，红政委一声令下，一中红卫兵又乘坐县委派来的一辆辆大汽车，开赴我县x乡林地去挖掘“明朝万历年间东阁大学士xx”的大坟。实施方式同砸教堂一样，当地出动基干民兵为主力，红卫兵则摇旗呐喊助威。大概从上午九点开挖直到傍晚才找到棺材。我看见民兵们从棺材内起出一些官袍、官印、乌纱帽、圣旨、锦缎之类的东西。红卫兵如获至宝，带回来交到县文革办公室报功领赏。
成就三：挖出民国大帅坟
1966年10月上旬一天的晚饭后，学校文革办突然通知各班紧急集合，任务是去“X大帅坟”(X大帅是民国初年和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人齐名的风云人物)破四旧。我当时很纳闷，这破四旧都是大白天搞，今天为什么改成晚上了?但是破四旧嘛，咱总不能落后吧!赶紧跟着去了。走到一看，坟地上灯火通明，县农具制修厂的工人已带着工具等候多时了。这次“破四旧”一反常态，不同以往：既不许喊口号，也不用学生们动手，我们就在那儿看着工人们汗流浃背地破开坟，挖出棺。但见棺材密封极好，特坚固，工人用大锤敲了好一阵也没砸开。后来还是厂长有办法，拿来大型千斤顶，终于从棺材尾部撬开了。这次收获颇丰硕，据说从棺材内清出了金项链、钻石、金壳怀表，大洋也很多。
事后，从“xx一中红卫兵”头头处传出消息说，县农具制修厂文革前就准备搞扩建，无奈大帅坟地处工程关键位置，X大帅家族人多势众，坚决不迁。还是县委领导英明决断，由红卫兵一出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果然，不多久，在大帅坟地上一座新的生产车间就顺利建成了。
这次行动我虽然只是一个围观者，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挖人祖坟的事算什么造反行动?嗨，嗨!红卫兵真丢脸，偷偷摸摸去“造反”。挖坟盗墓人不耻，县长、书记笑开颜。
四、极需澄清的几个误区
几十年过去了，党中央已对文革做了明确结论，本不想再提起那些伤心往事，文革中无论是造反的，保守的(报恩派)，还是被迫害的受害者，都在舔舐完自身伤口后，稳下心来安度晚年了。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八大上更是对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历史认识上做了英明论述。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和谐而稳定的搞改革。然而，一些重翻历史旧帐的人非要打破这种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大肆炒作什么“文革造反红卫兵向老师迟来的忏悔、道歉”，更有甚者进而把红卫兵所谓“犯罪”根由又归罪于在当时已受尽迫害和磨难的老师们，说什么正是他们“培养”出了这些“十恶不赦的魔鬼”。其论点之谬误，其用心之险恶更是令人发指。在此，我觉得以下几个误区极需澄清，以免为后人留下遗憾。
1、所谓“学生打老师”之罪
“学生打老师”此恶行全国普遍，人人恨之入骨。然而很多人只看表象不追根源，以上这些史实说明，有些用心及其险恶的人，利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以“党”的名义，蒙蔽对党赤胆忠心，心灵纯洁的青年学生，其黑手一直藏在幕后，导演并继续在导演着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丑剧。文革开始，他们欺骗操纵心灵幼稚的学生干坏事，若不是他们灌输、挑动，学生怎么会知道老师那么多所谓的秘密呢?其阴谋罪行被党中央毛主席发觉后，被批评“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是文革开始派出工作组的那些人)。
后来这些人虽然在被受害者和造反派群众批判后做了所谓“深刻”检讨，但文革后反而成了他们反对文革的“功绩”而被提拔重用，并弹冠相庆。他们为什么至今不忏悔、不道歉，反而把受害的老师学生推出来，互揭伤疤，感伤往事呢?况且学校在搞复课闹革命时，各班都派学生代表向老师赔礼道歉，诚心诚意请老师回班上课，早已互相谅解。他们如今念念不忘，旧事重提，是想重演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旧戏吗?
2、谁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目前一些在相关媒体上发表文革“道歉”、“忏悔”文章的人，自称自己在文革中曾是“红卫兵”、“造反派”，这真是荒谬至极。所谓“造反派”是那些同情受迫害老师，因反对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并和受残害的老师一样，遭到工作组残酷斗争并划入“小右派”或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那些紧跟工作组部署迫害老师，积极批斗打击造工作组反的学生的人，有什么资格自称是“造反派”呢?他们造谁的反了?打老师斗学生有工作组、县党委在背后撑腰，还用造反吗?当文革中执行资反路线的人把“造反派”打成“小右派”、“现行反革命”而加以逮捕镇压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称自己是“造反派”呢?后来追随工作组的学生绝大部分(99.99%)都幡然悔悟，也早已向老师和同学道过歉了。难道只有像他们那样登报、照相才算道歉吗?才算彻底肃清文革流毒了吗?
3、官办“红卫兵”和“造反红卫兵”走的不是一条道
很多不明真相和虽心知肚明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故意混淆文革初期“官办红卫兵”和“造反红卫兵”的区别。一提红卫兵，就是如何造反，破坏文物，迫害老师，打、砸、抢之魔鬼形象。
实际上，运动初期，凡是由当地党委和工作组一手包办，以干部子弟、红五类学生为主体，听命于当地党政领导，执行资反路线。打老师、斗学生，破坏文物的所谓“红卫兵”，我们称之为官办御用红卫兵。就如我们“XX一中红卫兵”干脆就由县委书记挂帅指挥了。文革中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前七次我县被接见的红卫兵代表都是由官办红卫兵选派的(有县委干部带队，专车接送)。受到如此之高的荣宠，这些赴京代表能不感激涕零，誓死效忠当地党委吗?后来这支打老师、斗学生的 “御用红卫兵”，也成了挑动两派武斗的中坚力量。而等我们造反派的红卫兵冲破层层封锁，步行赶到北京时，仅仅登上了末班车——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我们这些和受迫害的老师同呼吸共命运的造反红卫兵，后来就成了批判资反路线，造当地党委反的骨干队伍。
五、历史事实不是谁想抹就能抹杀掉的
以上所述历史事实，完全是本人亲历，并非杜撰或道听途说。也许会有人质疑：你一家之言何以证真假?就算你是真凭实据，也仅仅是局部个例，有什么普遍性、代表性?俗话说，树上乌鸦一般黑，全国红旗一样红：1、文革初向各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是全国统一行动，并非我县我校独有。2、工作组进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校老师，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血统论，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大抓“反革命”等等，背离文革大方向的行为全国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大串连得以证实)。要不然怎么会有纠正此错误的文革十六条的出台呢?(当然，全国情势不尽相同也是有的)3、欢迎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到我县实地调查了解，上到90多岁曾遭迫害的老师(我们和这些老师已经成了忘年交)，下到当时年龄最小的“官办的”或“造反的”红卫兵，大都健在呢，众人皆碑，历史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高 扬
201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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