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计三猛先生：造谣一定要“打草稿”——说说计某“搭陈小鲁的便车”编造政治谣言

　　附一：计三猛：陈小鲁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红卫兵 并明确反对打人武斗的暴力行为

　　附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上)

　　附三：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老田：计三猛先生：造谣一定要“打草稿”——说说计某“搭陈小鲁的便车”编造政治谣言

　　善意提醒，在网络时代，造谣要下功夫，不能轻率!以下几个方面，如果计三猛先生不能补充新的证据，就很有可能被视为谎言，说不定有一天计三猛先生说1+1等于2都不会有人相信的。请务必引起注意。

　　这两句话里面就埋藏着三个谣言：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只是公开批评几个高官，有什么“揪出”可言，是你计三猛授予他们7人一张大字报就能够实现揪人的权力吗?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在8月5日才写的，开始还只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文件印发，当时肯定没有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过，是不是在你计三猛自己私家出版的另外一份《人民日报》曾经刊载过?

　　明明是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批评工作组镇压群众之后，官二代才出马接管“运动领导权”的，清华的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马上斗黑帮串联会”，反对蒯大富等受到工作组镇压的“少数派”起来批判工作组，同时中学生中间的官二代提出“鬼见愁”对联，并成立西纠等组织在社会上搞法西斯式的暴力行为，你和陈小鲁不就是这么当上“校文革”的头面人物的吗?你们七月底八月初的行为，明明是下为了对付挨整的少数派，上为了软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工作组的批评，这怎么成了执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精神呢?六月份的社论你们到了八月份才想起来要去执行，计三猛先生，你自己相信吗?下次造谣最后还是打一打草稿吧!

　　彭小蒙后来参与冲击公安局被抓，才写了首诗“遥忆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且看今日送果人, 戴上手铐把牢坐。”这首诗怎么可能在你们逼死书记打残老师的1966年8月份就听到呢?计三猛先生在媒体工作多年，造毛泽东和江青的谣看起来已经成了职业习惯，但是你为什么要造谣造到彭小蒙头上去呢?毕竟她还是你的战友嘛，这么做是不是不厚道!

　　应该如实地承认，在高校中间把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是你们的父辈决策并通过你们之手去实施的，王光美在清华亲自指导的“反蒯运动”就是反干扰运动的一个经典样板，也就是说，派工作组去学生中间抓反革命是“官一代”的功劳，这个功劳被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抹杀，同时中央文革小组还支持蒯大富这些受“官一代”和“官二代”联手镇压的“少数派”起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候，计三猛和你们的朋友陈小鲁冲出来了，一面开始“斗黑帮”，一面开始打击“黑五类”。应该说，这个时候“官二代”创造并执行的法西斯暴力行为，是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对的，正是因为如此，你们没有想要悔改，而是转而开始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西纠成立之后，就开始大规模搞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虽然受到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批判，但是你们还自封为“革命行动”，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陶Z还组织《好得很》社论在《人民日报》上为你们的法西斯暴行喝彩。而且，你们西纠的第四号第七号通令要把“黑五类家庭”赶出北京，这种倒行逆施竟然受到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等人的坚决执行(此时李雪峰已经回华北局了)。

　　非常可笑的是，提出搞暴力并实际上实施暴力的人群，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人，除了你们这些官二代的组织之外，难道还有别人吗?

　　何长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承认：因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静坐示威，要求邹家尤回去检讨，是他把你们这一支法西斯别动队请去地质部搞武力镇压的，中学生竟然能够把大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计三猛先生所说的轻飘飘的“肢体冲突”?!是不是因为“官二代”身上都遗传了“官一代”的武功，要不然中学生肯定是打不过大学生的，这个事情上，计三猛先生倒是一个权威，更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大学生反而打输了，或者说只挨打不敢还手。

　　计三猛先生说：“不理解为什么伟大领袖要如此纵容和鼓动社会暴乱，冲击各级党组织。”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官二代的法西斯组织和暴行，都曾经得到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请拿出证据来!!!

附一：计三猛：陈小鲁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红卫兵 并明确反对打人武斗的暴力行为

　　看到 “参考消息”转载国外媒体报道。称陈小鲁就曾带头批斗和送人去劳改向他在北京上学时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道歉。

　　这一报道不准确。鉴于这条新闻载于新华社在国内发行超过500万份的头号公开报刊，我不得不出来澄清事实。

　　我是陈小鲁当时的同学，也是当时校文革的成员。与小鲁至今保持密切联系，是他那个时期的见证人。

　　66年在伟大领袖亲自发起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带头揪出宋平彭珮云等校党委领导，人民日报立即发表了伟大领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市的中学就开始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判。

　　八中也出现了批斗校领导的情况。那时我们都是揭批校领导的积极分子，这是我们要向老校领导真诚道歉的。

　　后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成立红卫兵，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并得到江青的公开支持。一时间“江青阿姨真爱我，阿姨给我送苹果”风传北京。紧接着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而且把它当作战斗口号，开始批斗所谓出身“地富反坏右(四清运动官方用语)”家庭的“黑五类”同学。

　　我曾经问小鲁，八中成不成立红卫兵?

　　小鲁：不成立。

　　但是不久初中的同学就自己成立了红卫兵。

　　我们都拒绝佩戴袖章。也没有参加那个红卫兵。首先令我们反感的就是，封建血统论的对联。我和金伯宏同学还写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

　　但是，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强力推动下摧枯拉朽地前进!

　　八中校领导也被迫参加劳改，出现了一些学生揪斗，挨打，戴高帽等侵犯人权，践踏尊严的暴力行为。校支部书记华锦自杀，副书记韩久芳被打残.

　　陈小鲁作为校革委会主席，也试图制止这些暴力行为，然而在那种形势下，他个人又有多大的能力呢!这是他在博文中深深自责的。

　　他住校，每天在学校。有时候回家换衣服。他跟我的私下交谈中，不理解为什么伟大领袖要如此纵容和鼓动社会暴乱，冲击各级党组织。

　　小鲁当然没有参加任何上述暴行，他从思想上就反感这些暴力行为，不明白为什么这种非法暴力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制止，反而是伟大领袖在此期间，一次再次连续八次，以高昂的战斗激情一再鼓动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继续造反，继续扩大战果。

　　这使小鲁非常苦闷，他常常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读书到深夜。他徒然地努力想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合理的解释。

　　针对部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陈小鲁、吴新潮等同学、倡议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小鲁出面征询四中，六中和女附中同学的意见，一致同意。

　　西纠成立后，很快与正在冲击地质部，国防工委，四机部等重要国家机关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和北师大红卫兵，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组织发生激烈对抗。西纠集中许多中学学生，在这几个部委与前来揪斗干部的大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后者向背后激励支持他们的江青告状，67年底西纠作为保守组织被江青宣布解散。

　　后来小鲁成了逍遥派，当时全国各地还盛传“陈毅之子陈小虎”在某地某地如何如何，都是讹传。据说上海市革委会红卫兵接待站曾经郑重其事发信件给陈毅同志，称其子陈小虎在上海串联借款200元粮票若干两，敦促陈毅归还。

　　此时陈老总已经被外交部造反派穷追猛打，看了很生气：

　　“什么借款200块!一块也没有，老子就没有陈小虎这个儿子!”

　　为了避免牵涉陈毅，总理于是赶紧安排陈小鲁到辽宁下连队去种水稻，劳动锻炼，从此离开八中。

　　这就是陈小鲁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历史真相。

　　陈小鲁历来就没有纨绔作风。跟现在的“我爸是李刚”之流天壤之别。

　　他一贯秉承父母亲的教诲，生活朴素，平凡学生，认真读书，尊师重教，独立思考，从不高人一等。一双旧皮鞋竟然是开底的，小鲁满不在乎。

　　他在出任校文革主任的时候，对老师们说的一句最重的话，是“过去是三娘教子，如今是子教三娘”，这是出自伟大领袖的内部讲话。他没想到“子教三娘”后来竟是却如此暴力!

　　1988年陈小鲁在离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职位之后，回到北京。

　　在同学们的接风洗尘饭桌上，同意大家的建议，组织“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他出任主席。

　　此后，在同学会策划成功“北京世界公园”项目，陈小鲁等建议把所获报酬捐赠同学会，设立“奖教基金”，用于对母校教师的生活补贴。

　　这笔奖教基金发放已经20年余。

　　设立这个特殊基金的深层动机就是向在文革中无辜被迫害的老师们的弥补。

　　这是陈小鲁一贯的情操和品德。

　　现在，陈小鲁主动提出向老师们道歉，并且安排登门拜访老的校领导，与老师们聚会，当面向他们郑重道歉信，向他们鞠躬赔礼。

　　我曾经提议是不是让当时真的揪斗过老师的初中生们也来道个歉?小鲁说不用，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可以不负民事责任，我代他们鞠躬道歉就是。

　　这不是作秀，也不是炒作，更不是哗众取宠。

　　他的道歉信是在同学会博客上征求意见，不知被谁发现，一时轰动。而且媒体大炒，以讹传讹，甚至新华社这样的官方权威媒体，竟然也加入其中，报道不实，甚为遗憾!

　　其实要报道就刊登小鲁自己的博文，那里既有道歉，也有反思，也有分寸。

　　我对小鲁提起这些纷纷攘攘，他并不以为意。

　　他说，只要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都无所谓。

　　小鲁还说，实际上学生教师校领导，无论家庭出身如何的，文革派别如何的都是文革浩劫的受害人，只不过是受害有先后，挨整各不同而已。还要分谁谁比谁谁更怎样，倒是群众斗群众的文革遗风了。

　　我作为当事人，同学，曾经的中央媒体的资深新闻记者，特此澄清。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首任秘书长 计三猛

　　附件：

　　参考消息网8月22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共产党传奇将领、政治家陈毅之子陈小鲁在博客上公开向文革时期在学校受到他迫害的人道歉。

　　据法新社8月21日报道，陈小鲁就曾带头批斗和送人去劳改向他在北京上学时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道歉。

　　19日，他在北京八中校友会博客中写道：“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一些中国内地和香港媒体21日刊登了这一道歉。

　　现年67岁的陈小鲁是陈毅之子。陈毅曾被授予元帅军衔，担任过外交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迫害，于1972年逝世。

　　报道称，近来一些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那场浩劫的老人表达了一系列类似的道歉，陈小鲁是最新的一个。

　　陈说，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但这种“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报道指出，在批斗大会上，“红卫兵”小将虐待官员、知识分子、邻居，甚至亲人。人们受到公开羞辱——常常被迫戴上高帽子和其他侮辱性标志物——有人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附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上)

　　采写：徐绥之•黄晓一•编辑：陈晓彬•米鹤都•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米鹤都：《编者的话》见本刊　zk1102c：　http://museums.cnd.org/CR/ZK11/cr619.gb.html#1〕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1〕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2〕，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3〕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9〕，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10〕。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11〕。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12〕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未完待续)

　　注释：

　　1.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2.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3.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4.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5.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6.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7.彭真夫人。

　　8.指谭震林副总理。

　　9.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0.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11.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未完待续)

附三：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1967.12.00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

　　·北京·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要斗私，批修。

　　前言

　　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象春雷一样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潮流，其势如百川归海，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不出风头的人。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懂得客观发展规律并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

　　所谓规律，就是必然性，认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深刻地领会毛主席指导文化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坚定地而不是动摇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才能有力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事实材料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这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事纪，就是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步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端，应当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到现在，已经四年。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以前。主要表现为京剧革命。

　　第二，舆论准备。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5.16通知”发表，主要表现为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开始，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伟大的转折。从一九六六年“5.16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到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勃兴和刘邓抛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基本解决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主要是通过群众性的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了，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全面夺权准备了队伍。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以前，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党政财文大权。

　　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而初步巩固了政权。

　　纵观上述几个阶段，总的过程是，上边点火，从下往上烧。先制造舆论，解决司令部的组织上的指挥权，造成群众夺权的有利条件，群众夺权，又造成司令部彻底夺权的基础，革命的大批判则实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夺权，以保障、巩固和发展组织上的夺权。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据的单位，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大事纪里，我们力求反映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搏斗，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表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力求明确地表现出运动本身的阶段性。运动本身是无限雄伟壮阔的，处处是空前的场面，再现这种伟大的场面，这是未来的雄壮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诗的任务。一份大事纪，即使是较为详细的，也终难为力。但我们也力求使人们感觉到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气氛。在一个阶段上，甚至同一个时间内，都有相类似的很多事件发生，我们则择其中对整个北京和全国的进程较为有影响的予以记述，其它从略。

　　客观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使象这种最简单的记述，也需要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取得比较真实的记述。至于历史进程中比较隐藏的成分，我们则先按裸露的面目记述下来，有待于历史自己揭幕和给予矫正。

　　我们小组的毛泽东思想水平还很低，资料不全，虽然每个同志都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实践范围极其有限，特别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了解不够，又加小组才成立不久，时间仓促，讨论、研究不够充分，遗漏谬误之处，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指出，以备今后修正和补充，使之日臻准确和完善。

　　第一部分伟大的开端(1963年9月——1965年9月)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解放以来，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根本问题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以来，两个司令部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着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斗争。

　　一九五九年以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利用三年暂时困难，勾结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利用篡夺的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和窃踞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企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为全党和全体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颠复阴谋，针对着突出地表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严重阶级斗争，毛主席采取了—系列伟大的革命措施。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强调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些指示和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击了刘少奇司令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了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先后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根据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迎头痛击了刘少奇司令部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煞住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风，巩固了城乡的社会主义阵地。

　　一九六二年起，毛主席多次尖锐地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先后作出许多重要指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新闻、戏剧各界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资产阶级大反攻开始了。

　　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阻挠和压制，亲自领导了京剧革命，攻克了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此，文化革命的洪流，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上，冲开了缺口，奔腾起来了。

　　“革命通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以京剧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是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一九六二年八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刹住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自由风。

　　在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着重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的这些号召是迎头痛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的动员令。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展了大批判。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果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六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它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纲领。

　　九月

　　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能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亲自着手抓京剧改革。

　　十月

　　周扬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召集两次戏曲工作会议，大讲京剧表现帝王将相很带劲儿，叫嚷“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并根据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十一月

　　毛主席指示文化部：“《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个方向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改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江青同志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重重压制和阻挠，深入北京京剧一团等蹲点，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和我国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九六四年十月底。

　　刘少奇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指派他的臭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这期间，王光美前台表演，刘少奇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煞费苦心炮制了一个假四清、其复辟的所谓“桃园经验”。刘少奇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转全国，并亲自带着臭妖婆王光美到各省市兜售。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

　　十二月

　　①毛主席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尖锐的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春

　　江青同志的京剧革命遭到了刘邓黑司令部的破坏和围攻。刘少奇亲自出马反对京剧革命，叫嚷：“老戏很有教育意义”“《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了个新中国?”“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两种戏要保留：一种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说：“表现帝王将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大叫：“要两条腿走路。”周扬气急败坏地叫喊：“历史传统戏不可偏废。”明目张胆地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面对反动派的猖獗围攻，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分毫不让。她严辞回击：“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我们那么一点点小苗苗他们就是不许。”“十四年的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彭真污蔑现代戏是“穿裆裤”，“吃手指头”，是“洋教条”，是“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江青同志当即怒斥道：

　　“就是要允许演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观看了革命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并做了重要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毛主席的指示对刘邓一伙当头一棒，革命派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但是反动派并不死心，又以加倍的疯狂反扑了。彭真把黑手伸进北京京剧一团，一面妄图分化江青同志领导的革命队伍，一面死死控制实验京剧团，亲自整理帝王将相剧目，大搞黑试验，用“政治任务”、“经济任务”强迫剧团上演。

　　江青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顶住了这股逆流，义正辞严地回击他们，并教育革命派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战斗。”“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有解放军战士守卫国防，做为一个演员应该永远满怀激情来歌颂他们!这是演员的职责!”她教导演员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家头脑。使他们明确方向，增添了勇气。

　　江青同志领导的京剧革命迎着风浪前进!

　　五月

　　林彪同志听取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艺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灭资兴无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

　　六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一次作了极其重要的、非常尖锐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时，毛主席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所谓《整风报告》上批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六月五日——七月三十一日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江青同志几年来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英勇斗争，辛勤劳动，终于开出了光彩采夺目的红花。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胜利举行。

　　演出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优秀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京剧革命的道路。

　　在京剧革命的第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江青同志发表了京剧革命的宣言——《谈京剧革命》。这个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次观摩演出的成功，攻破了京剧这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艺术中反动势力统治得最顽固的堡垒，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开拓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纪元。

　　七月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教导我们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七月——九月

　　毛主席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准备)发到全党县一级，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在毛主席的发动和指导下，思想文化战线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

　　哲学界：大叛徒杨献珍拾起刘少奇一九三九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到处宣扬，妄图为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制造理论根据，猖狂对抗毛主席伟大的“一分为二”论。这个反动理论一露头，就被革命群众驳得体无完肤。

　　经济学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等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革命派奋起批判。

　　历史界：围绕着反动“权威”罗尔纲等人提出的李秀成问题，对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以及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展开了大批判。 资产阶级保皇党吴晗、翦伯赞、罗尔纲之流被杀得落花流水。

　　文艺界：长期以来，三十年代文艺的老头子、修正主义文艺鼻祖周扬、林默涵等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来同毛主席文艺路线相对抗，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与写真实”、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姚文元等同志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开展了猛烈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这场大批判中大显身手，他们拿起笔作刀抢，把《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批毒草电影批得臭不可闻。

　　其他各界也是战火纷飞，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九月刘少奇抛出了所谓《后十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歪曲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提出了一条系统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七月——十一月

　　毛主席的真“6·27”指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胜利举行，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兴起，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引起了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党羽的惊慌。于是，在周扬刘、邓——彭、陆之流的指示下，导演了一场抗拒毛主席最高指示，牺牲车马，保存将帅，打击左派，保庇右派的假“整风”丑剧。他抛出夏衍、齐燕铭、邵荃麟之辈，进行所谓“批判”，企图蒙混过关，掩饰刘、邓罪行。

　　一九六五年一月

　　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她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的文件。毛主席在二十三条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建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十月

　　②大批判判的浪潮越来越大，猛力地冲击着刘邓的前沿阵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周扬跳将出来，极力要将大批判拉向右转，邓小平忍不住满腔仇恨，破口大骂革命左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搞得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抵毁大批判运动。

　　二月——三月

　　刘邓炮制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文件说：64年以来学术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要赶紧刹车。会上，邓小平又大骂：“有人就是想靠批判人家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

　　彭真公然包庇右派，扼杀批判运动，大大喊文艺界要除“三害”：形而上学，自以为是和个人主义。

　　会议纪要下达后，报刊上的批判把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大部分被压制下来了。接着党内刮起一股对64年批判运动的翻案风，攻击群众批判是“爆破组”，“人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等等，妄图反攻倒算。

　　但是，文化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几个小丑，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第二部分 进军的号角(1965年9月——1966年5月16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叛卖，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由来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单纯的“罢官革命”并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源。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形成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广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底根除。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准确地深刻地洞察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复阴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党权、政权和军权，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伟大的战略部署。

　　从1965年9月开始批判吴晗，批判三家村，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知的发表，毛主席说这叫做舆论准备。在这个时期里，毛主席首先调兵遣将，及时地准确地砍断了刘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伸向军队、电台和公安系统等要害部门的黑手，防止了反革命政变，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同时发动和领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集结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和一九六二年前后修正主义的思潮牵系着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三家村”的阵线。毛主席发动批判《海瑞罢官》触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枢神经。

　　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激烈地展开了。

　　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什么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这场大革命?

　　彭真在刘邓的指使下，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批判吴晗，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圈套里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守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二月提纲》就是他们的反革命纲领。

　　毛主席领导革命左派，排除万难，经过几次的反复斗争，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入手，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捣毁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打乱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阵线。《5.16通知》就是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胜利结晶，它提出了无产阶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特别是他老人家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革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九六五年九月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伟大号召。当面指示彭真要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吴晗。

　　毛主席质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封锁毛主席这个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有份”的棒子来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十日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一九六五年初，在“二十三条”中，毛主席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候主席又意味深长地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最危险。”

　　刘少奇却叫嚷：“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他强调指出：“全军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大野心家罗瑞卿拚命反对“五项原则”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的体制，“是瞎说一通”。私自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歪曲为五项原则中最重要一条，而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到次要地位。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下，江青同志冒着风险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开发表。

　　姚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揭开了向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的序幕，发出了一颗划破长空的红色信号弹。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文。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会上，他包庇吴晗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阎王周扬等马上附和说：“姚文元的文章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文。

　　姚文元同志文 发表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郑天翔(书记处书记)、邓拓(书记处书记)、李琪(宣传部长)、范瑾(副市长)等频繁接触，密谋如何对付姚文。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元文的“背景”。邓拓马上给吴晗通风报信，让他准备反扑。吴晗气焰嚣张地说什么：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文 同姚文元辩论。邓拓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宣扬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文，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表态，直到二十五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真包庇吴晗恶毒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他说：“吴晗的性貭，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别的人还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大红袍》，《小红袍》。”以后，彭真又攻击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判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扬亲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一到，就问：“ 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其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文，一面又提出所谓“放”的方针，并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报》不得同一天转载姚文，“以免震动太大”，彭真还布置给旧北京市委一伙说：“明天要转载姚文元文章，要赶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编著按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是吴冷西按照彭真意见起草的。按语只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强调所谓要“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扑。

　　②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要人们去查史料，钻故纸堆。

　　陆平黑帮立即胁迫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师生查《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把批判引上了“纯学术”讨论的圈套。

　　十二月一日

　　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肆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并吹嘘《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彭真大肆鼓吹所谓“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大讲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其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化名“方求”写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市委会上，彭真又亲启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十二月四日

　　在彭真指使下，旧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 刊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攻击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来了北京京剧团反党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说吴晗是被剧团拉上马不得已才写出这个剧本。李琪露骨地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配合彭真等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攻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诬蔑姚文是“大棒子”，“文学狱”等等。

　　十二月八日

　　① 《红旗》发表 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赞、吴晗等的反动历史观。

　　② 吴晗写出了反扑的文章，但不敢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当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按：即刘邓黑司令部】，《北京日报》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又是鼓励又是定调。

　　十二月九日

　　刘少奇指挥彭真、蒋南翔、陆平等大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吹捧自己，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十二日

　　旧《北京日报》、《前线》抛出大叛徒邓拓的大毒草，学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株大毒草是彭真亲自领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传阅定稿。阎王许立群、姚溱也参加了“审阅”。

　　在修改此文时，彭真大放厥词，叫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企图把水搅浑，混战一场，转移目标。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国际饭店开旧市委工作会议，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都可以讲”。给吴晗撑腰要他坚持反动立场。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揭发批判了大军阀罗瑞卿的三反罪行，斩断了刘邓——彭真资产阶级司令部伸向军队的一只黑手。

　　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把罗瑞卿、陆定一塞进中央书记处。之后公然宣称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到军队加强活动。罗瑞卿伙同彭真、贺龙等人积极呼应，背着军委和毛主席，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和各省市民兵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提倡突出军事，通知全军学习黑“修养”，提倡突出刘少奇。

　　在刘邓的纵容和指使下，罗瑞卿之流在军内秘密组织篡军班子，恶毒攻击、污蔑林彪同志，公然叫嚣要林彪同志“交权”、“让位”，由他来当国防部长，独揽军权。

　　罗瑞卿之流的政变阴谋逃不过毛主席敏锐的目光。他们的阴谋破产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大大鼓舞了左派的斗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 等同志以及彭真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再次强调指出：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跳起来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竭力掩盖吴晗的要害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事后，这个野心家狗胆包天，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旧《北京日报》抛出吴晗假检查、真反扑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时，不加按语，支持吴晗的反扑。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见报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给姚溱“审阅”。

　　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了，彭真极为恼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就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题为《<海瑞罢官>代表—种什么社会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的反动的政治实质。

　　十二月三十日

　　① 《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编者按语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根本没有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反动实质。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忍痛”删去。

　　吴晗的假检查一出笼，阎王殿马上在《宣教动态》上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为之助威，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等。

　　② 彭真在旧市委开黑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地搞反革命情报，说“太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于是，旧《北京日报》马上抛出一批为吴晗辩护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让三反分子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会上，彭真大谈所谓“放”，别有用心的说：“扯得越宽越好。”并又一次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胡说什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大阎王陆定一召开阎王殿会议，极力反对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同彭真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接着提出一串“学术研究”题目，说“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并再一次攻击上海发表姚文没有同他打招呼。

　　在这次会上，康生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一月八日

　　旧《北京日报》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署名李东石。把吴晗的三反罪行说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示下起草，并经彭真，旧市委书记处和周扬、许立群等“讨论”“审阅”、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竟砍去了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一日

　　旧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对陆平搞的反革命经验大加赞赏，说“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个条例，就是个好办法。”鼓吹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不能空对空”。陆平受宠若惊，回校更起劲地压迫北大革命师生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甚至动用修正主义党纪法规，命令“党团员应当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一月十七日

　　彭真为了进一步控制局面，让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人员开会，并叫许在会上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刊由他们来管，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许立群又强调一通所谓“放”，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妄图转移对吴晗问题的批判。

　　一月十八日

　　×××今天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猖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话都正确”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炮制的《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许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后搞了七个包庇右派，攻击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并附上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意见”。为炮制反革命“二月提纲”作准备的。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

　　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跑去作了报告，挥舞“左派要整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并胆大包天，造谣说什么：“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信来打击左派，包庇陆平黑帮。这次会议，由邓拓、许立群出面挂帅，彭真亲自导演，刘少奇、邓小平背后撑腰，残酷斗争北京大学一百多名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学以哲学系为核心的革命左派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的革命气概，顶风斗浪坚强不屈。一月份，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旧市委反党集团开始暴露了。邓拓说：“形势发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治错误了。”迫不得已，只好草草收场。

　　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粉碎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基础，会后，写出了《座谈纪要》。

　　二月三日 与江青同志的座谈会完全对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斗争。

　　彭真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发下了许立群搞的七个黑材料，大肆攻击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同时又竭力包庇右派，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他美化反共老手邓拓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又大谈所谓“放”，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并叫许立群宣扬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 “许多人不敢讲话了”等等。陆定一与彭真紧紧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一直作了坚决的斗争。康老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线，要保护左派，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同志严励斥责许立群之流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黑材料。

　　会后，彭真利用权势，成立了所谓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叫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行!并问彭：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电话中决定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说这样做比以彭真个人名义发表好。这个黑电话为《提纲》定好了调子。

　　二月四日

　　许立群和姚溱，在钓鱼台关起门来炮制所谓《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也严密封锁。

　　《二月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文化革命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列主义基本论点。扯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祭起“放”、“先立后破”、“左派学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纯学术讨论”之类的法宝，妄图挑起一场混战，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修正主义轨道。

　　二月五日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彭真在提纲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许立群、胡绳口头“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信，“汇报”完后，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了。”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问刘，是不是就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可见，这个“提纲”的后台老板就是刘少奇，实际上也就是刘少奇的“提纲”。

　　二月七日

　　彭真、许立群、姚溱等密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姚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讲。企图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昌去向主席作所谓“汇报”。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一通，他作—些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和彭真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事后却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诬蔑这些批判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刻严励驳斥，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以后，这个反党野心家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语，把他的《二月提纲》变成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又用罪恶的欺骗手法，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

　　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支持下，反革命“二月提纲”正式发到全党。这个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二月提纲》的出笼，是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篡党、篡政、篡军阴谋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二月黑“提纲”他们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思想斗争、学术争论时应当“暂时忘掉无产阶级专政”。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陆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在讨论时，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到三线“参观”，和李井泉密谋，走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了长期写匿名信恶毒攻击林彪同志的陆定一老婆严慰冰。陆定一的反党阴谋败露了。

　　三月一日 彭真一伙以为阴谋得逞，得意洋洋。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名义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短时期内，《二月提纲》流毒全党。全国的批判运动被引入邪道。什么“论清官”、“论封建道德”、“评价历史人物”之类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文章充斥了各种报刊，思想界弥漫着沉闷的气氛。

　　三月二日 旧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叫他到昌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彭真找了邓拓、范瑾、蒋南翔、宋硕及部分高校负责人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狱”的“经验”。这个“经验”介绍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查检了可能找到的有关海瑞的文献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写出一篇批判吴晗关于‘平冤狱’问题的文章。”彭真对这个反革命经验非常重视，倍加褒奖说：“批判吴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写得很好，这篇是几个大学生查了许多古籍，论证了海瑞平冤狱是假，这种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他还在上面批示说：“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值得推广”。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琐考证中去。

　　这个会上，彭真反革命集团又抛出了调虎离山计，用假“半工半读”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陆平又创造了一个“典型”。还在二月一日，旧市委就在北京大学搞假“半工半读”的反革命试点。彭佩云亲自带队，把北大历史系搬到十三陵。“开学典礼”上，邓拓，宋硕、蒋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亲临会场，以示重视。会上，他们大肆放毒，叫革命师生不问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狠抓教学”，蒋南翔还肉麻地吹捧大叛徒邓拓一通。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彭佩云就愈加着荒，她上窜下跳，拉线搭桥，频繁地来往于前市委(彭真)——燕园(陆平)——十三陵(历史系)之间，死死保住这个反革命的试点。他们强迫革命师生要“三个月内解决世界观问题”，“编出三本书”，就是不让搞文化革命。三月底，旧市委把这个“试点”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这个会上，彭真说，“所有学生都下乡去搞半工半读，要批判旧的教科书，改革教学方法。要*系下去。……帐蓬已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以挂帅。”于是，北京市刮起一股下乡搞假“半工半读”的歪风，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月中下旬 ①中央和中央军委开会批判大野心家阴谋家罗瑞卿的反党罪行。罗瑞卿畏罪跳楼自杀未遂。彭真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罗瑞卿的罪行采取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妄图为罗翻案。

　　②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了会谈，差不多从此时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的就明显向右转了。

　　三月二十一日 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林副主席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价力量。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发出了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励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主席的讲话是彻底捣毁反革命“三家村” “四家店”“阎王殿”的动员令。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亲手三次修改《座谈纪要》。

　　三月三十一日①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否认他包庇吴晗的罪行，说他只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与此同时，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刘仁急忙把正在参加四清的李琪，张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调回，准备负隅顽抗。

　　②刘仁散布毛主席要彭真管军事的谣言，彭真向北京卫戍区要来一个团的军队。

　　四月一日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中宣部的阎王殿们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是日，许立群要邓拓送去一分替吴晗喊冤叫屈的材料《吴晗近况》，看后立即批登简报。同时，邓还送了《焦菊隐反动文艺理论的资料》给许，作为制造混战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万里传达彭真的话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只是空洞地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这—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写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送给许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窃《纪要》的内容，四月七日，抢先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捞取政治资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路线辩护。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开北京市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布置对抗中央。还说什么：“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灭亡的预兆，在家中召集旧市委一伙反革命分子开会。会上，讲了一通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脚好。”并表白自己说，“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还为自己开脱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继续包庇邓拓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好的，但写的东西是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叫嚷：“左派整风清理思想。”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晚，旧市委书记处开会。刘仁、郑天翔、万里在会上假惺惺地“批评”邓拓。邓拓说：“他犯了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以保住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通过了旧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示说：“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后来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会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胡说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继续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当场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副主席语)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图用假批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传阅，严重违背党的纪律。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编者按于十日开始炮制。

　　四月十五日 旧市委开会时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编者按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说：“邓拓的主要错误是好古”。又说：“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边改边说：“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他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下令在第二天见报。事后，彭真亲自打电话安慰邓拓，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并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当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语稿送给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与此同时，“四人办公室”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贯彻四月十六日按语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①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②旧《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抛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把“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描写成一个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吴晗说成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

　　当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动态。下午郑天翔叫各口汇报对“按语”的反映。还派人去看望吴晗和廖沫沙，并亲自去探望邓拓。晚上，刘仁召集市委会作了阴谋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等同志。

　　③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布署，当天从报社拉回大批《北京日报》，强迫革命师生接受。北大陆平黑帮当天下午就开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会，宋硕亲自导演。陆平在大会上大叫大嚷：“我们主要矛盾指向吴晗，同时又要针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赞同志。”

　　四月十七日 蒋南翔以高教部名义召集京津地区十七所大专院校座谈，会上，让陆平推销“研究海瑞《平冤狱》的反革命经验。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彭真在中央开会，仍同旧市委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遥控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向他们泄露会议重要机密。并要旧《北京日报》向他汇报版面安排情况，重要文章送他审阅。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尖锐地严重地指出：对毛主席的指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进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社论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社论的发表震动了文艺界，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惊恐万分。

　　四月十九日 中央负责同志批评旧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张文松起草第二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伹未来得及出笼。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旧北京市委揭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家店的大掌柜的罪行。刘仁慌了手脚，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开市委会。(即四月黑会)

　　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会”开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会议极为诡密，不设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上，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发七个文件是要“整人”。他们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同志的讲话，整了大批黑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罪行的材料，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势不妙，立刻销毁了材料，砸掉铅版。刘仁在会上拍案大骂：“邓拓五八年来市委，不是市委要来的，是中央分配来的，他的材料我没看过，叛变情况我不知道。”

　　他们极力对抗主席指示，为彭真大唱赞歌，说什么：“彭真在阶级斗争方面不落后，反修战线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不落后，京剧改革不落后，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贯正确”，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疯狂叫嚣“二月提纲”“写得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提得这样尖锐，这样高，我接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去欺骗中央，说什么“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可恶至极。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刘仁一伙急忙赶去看望。彭真胡说：“我的错误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同时又搞了新的阴谋：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四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见大势已去，便假装揭发，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企图蒙混过关，东山再起。

　　五月一日 周总理在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头等的大事。

　　五月四日 ①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杨尚昆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机要部门的特务，先后盗窃国家机密档案15万件，里通外国。林彪同志在会上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复。”“彭、罗、陆、杨”是“文武相结合，抓舆论、抓枪杆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搞的起来。”林副主席告诉大家：“毛主席最近两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门、电台。”

　　这次会议彻底捣毁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破了刘邓黑司令部的阵线。

　　②《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34)

　　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后台老板发起了猛烈攻击，举国震动，旧北京市委开始全线崩溃。

　　五月十日①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

　　②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月十一日①《红旗》发表×××写的文，《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旧北京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②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说：“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

　　五月十四日 宋硕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北大、清华等高校党委用同一腔调布置运动。“三家村”的伙计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阴谋。

　　五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须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5.16《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伟大的历史文件》)

　　第三部分 炮打司令部(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下令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一撕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着。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在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的光辉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下旬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它向全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月十七日 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曹轶欧等同志冲破前市委、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种种阻挠到北大对陆平、彭佩云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鼓励北大革命派起来造反。

　　五月十八日 林彪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饭店会议开场。会议集中了前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各级干部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很多是三反分子或者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由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主持。李××亲临会场，作了三次报告。会议利用黑帮“斗”黑帮，使他们逃避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北京饭店会议直到七月底才被迫收场。

　　五月二十五日 在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多年积聚起来的对陆平黑帮的阶级仇恨迸发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烈火。揭穿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捧，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五月二十六日一六月一日 刘、邓扣压五·二五大字报，给支持北大革命派的康生等同志施加压力。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乱滚，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

　　刘、邓黑司令部调兵遣将，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杨植霖、郭影秋、谢堂忠、穆欣等得力干将塞进中央文革，妄图控制要塞，负隅顽抗。

　　五月二十九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的前夕，在白色恐怖下，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口号，秘密组织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

　　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巨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成为一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

　　五月三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陈伯达同志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对《人民日报》垄断地位崩溃了，从此，新生的《人民日报》代表毛主席革命司令部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号令。

　　六月一日 ①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②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六月风暴席卷全国。

　　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之后，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燕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六月二日 ①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②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其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③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六月三日 ① 《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是革命道路上新的绊脚石。

　　② 在李××同志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粉墨登场，拉起了新市委书记的红带子，干反革命的勾当。新市委急忙出“安民告示”：“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两三天。”李××同志在市委机关一手制造了“六、三事件”。说革命干部写批判他五·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是“造谣”?“暗流” “阶级斗争的反映”，并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于是，市委机关中给李××同志贴大字报的人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全市委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③ 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三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

　　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

　　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的工作组;

　　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

　　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

　　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

　　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

　　“树欲静而风不止”。前门赶走了虎，后门又溜进了狼。

　　④ 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同志还特派××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六月四日 ① 《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下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

　　②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身，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社论向全国人只严肃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六月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一文，《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②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十分赞扬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但张承先却把这样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乌七八糟”扬言要导机“反击”。

　　③所谓新《北京日报》发布编委会“公告”。李××任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为新《北京日报》编委会总编辑。旧《北京日报》这个彭真反党集团的忠实工具，改牌换记，成了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新”《北京日报》从六·六“公告”开张到九·二宣布休刊，前后共发表了五、六篇所谓“指导性”的社论，始终贯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陶铸进中宣部。他一到，就大耍拿手本领——两面派手法。上午，假惺惺地接见中宣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同志，随后又装腔作势到大食堂去吃饭，“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鬼知道，他四日一下火车，就已和阎王张子意通过了电话。是日早已偷偷地接见了张子意等阎王、判官，抚慰他们说：“我对同志们都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为他们开脱罪责说：“总的责任是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负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为他们定调子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在当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陶铸把阎王张子意、张际春等请上主席台，向“小鬼”大声棒喝，胡说“现在大字报太多了”。还别有用心地说：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贴大字报，以制造混战，打击一大片，保护阎王殿。这以后，陶铸更加明目张胆地包庇陆定一等阎王、判官。他胡说陆定一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东西多一些”，周扬嘛，是“资产阶级思想多”，许立群“是有才干的，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很多好工作，在坏领导下，也可以干坏事。”“姚溱交代了不少材料，还不错。”张子意是“老革命” “不是黑帮”，“他同陆定一直是工作关系。副部长和部长的关系”，因此“要区别对待”。“童大林可以起义”。张际春最好不过，是受陆定一“排挤”的，在中宣部“有职无权”，宣布继续任副部长。这番话，说得这帮阎王、判官们眉开眼笑。新阎王，旧阎王握手言欢，狼狈为奸。

　　六月七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统帅一切。”

　　②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把迢迢千里赶来支援和学习的革命群众拒之门外。声言：“凡校外单位来校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设招待室进行接待，划定区域进行活动，不再进入学校内部。……对要求到校内看大字报的，说他在整理研究，要婉言谢绝。”张承先进北大后，所耿耿于怀的就是如何按照刘、邓的意旨，扑灭北大的六月烽火。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什么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狂犬吠日，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反运动考察报告》“过时了”。他借“坐下来”“学文件”为名，把怒气冲冲的革命师生赶进平静的书斋，沉闷的阁楼。六、一以来北大造成的轰轰烈烈，痛打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在干部问题上，张承先工作组完完全全执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他说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总之，统统都要痛加扫之。唯独对陆平、彭佩云爱护备至，派人给他们站岗、打饭、送报，让他们看电视，睡大觉，供作佛神，不准揪斗。

　　③清华园在沸腾。“蒋家王朝”见革命师生起来了，就用加课、考试来压制，制造“一万对七百”的虚假多数进行围攻。还提出了反动透顶的口号，什么“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什么“保卫蒋校长”，“我们最最敬爱的蒋校长姓‘马’”等等。是日晚，北大革命同学突破张承先的包围圈，冲进蒋南翔的封锁线，到清华点火，揭露蒋贼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所谓“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等罪行，蒋记黑校党委恼羞成怒，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辩论会”，围攻、谩骂北大革命同学和清华革命师生，然后派人将北大的同学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发生的“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② 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赶走了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院才四天。但是，朱××还未走，又来了朱春和(邮电部政治部主任)工作组。朱吸取了他的老弟宋××死保北邮院党委而垮台的教训，使出了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法术。然而，不到四天，革命烈火又烧上了朱春和。

　　六月十日 毛主席在杭州又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陶铸在场。

　　六月十二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刘邓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叶林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清华工作组一上任，不发动群众，不把矛头针对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到处给群众泼冷水，污蔑革命群众是“乌合之众”，“象一群羊”，实行“横扫一遍”政策，把清华大学基层和上中层干部共五百多人不分请红皂白统统赶“上楼”，“撤职罢官”、“靠边站”。他们说：“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清华党是黑党”。他们逼着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搞人人过关，并强迫他们劳改。对于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之流却关怀备至，加以保护，实行典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六月十三日 ① 陶铸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调他的亲信张平化、李剑白组成工作队到中宣部和中南地区镇压文化大革命，宣布“现在是工作队专政”。同时又派张际春(旧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组长，操纵学部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② 陶鲁笳惊闻邮电学院第二个工作组被赶，慌忙拖着肥胖的身体，笨猪般的赶到北邮，叫嚷：“我相信，你们工作组是革命的，朱春和同志是彻底革命的。王子纲同志也是革命的”，“你们的根子就是我们”“就是党中央、毛主席”陶鲁笳刚走，革命师生就贴出了大字报，“五问陶鲁笳?”“请看陶鲁笳的保票”等等。

　　六月十四日 ① 《红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又一次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五大法宝”。

　　② 清华大学革命小将迎着风浪，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指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接着，六月十六日，蒯大富等同学相继贴出同样的大字报。

　　六月十五日 高教部的革命干部揪出了蒋南翔之后，陶铸急忙让他的亲信刘仰桥代理部长。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又揪出了刘仰桥。是日，陶铸又匆匆赶到高教部，传达了所谓“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高教部部长职务”(何伟，旧教育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痛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动逻辑，写道：“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是彻底的革命精神，它大大地武装和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②南京大学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匡亚明。

　　③陶铸派刘××、雍文涛为首的北京中、小学工作组，镇压中小学文化大革命。

　　六月十七日 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一手把反工作组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右派”。

　　六月十八日 ①“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着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②《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并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六月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公布了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信。

　　②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蒯大富同学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与蒯辩论，训斥蒯说：“你应与左派站在一起，与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明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共同斗黑帮。”

　　③王光美“受少奇同志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此后，王光美在前，刘少奇线牵，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用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抗衡，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准广播这篇社论。王光美咬牙切齿地污蔑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②凌晨，地质学院长工出身的老党员，院党委常委李贵同志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革命口号。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学生的支持，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直指邹家尤工作组。这就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引以为荣的光辉的“六·二○”造反运动。

　　地院“(六·二○事件”传到资产阶级老爷耳里，他们神经质似地跳起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茄(当时的丁交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等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指使工作队抓李贵，陶还布置说：“工作队要沉着顶住，不要慌，要注意发现和组织‘左派’队伍，否则控制不了局势。”第二天，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又亲驾地院、颠倒黑白，胡说“六二○”是“少数人闹事”，是“对邹部长的围攻”，诬蔑地院的形势是“乌云遮天”宣称工作队是“革命”的。这几个蠢驴还调来一帮子地质部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队呐喊助威，组织家属、小孩搞什么游行，出尽了洋相。这就是反革命的“六·二一反扑”。

　　③清早，北师大十七位同学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革命大字报，革命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污蔑贴大字报的革命同学“别有用心”，想混水摸鱼，说“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制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混蛋逻辑;反对孙友渔就是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孤立毛主席，就是企图夺党的领导权。围攻开始了，什么“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师生顽强战斗，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一针见血揭穿了孙友渔的阴谋。然而，晚上，新市委下一道“指示”说什么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给孙友渔撑腰，使得北师大围斗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革命师生被批判斗争，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

　　④是日，北京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撵了张万合(一轻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后。大发脾气，说：“不要怕学生，我同蒯大富辩论过，也不过是林希翎式的人物。”并亲自到轻工业学院镇压，看到群众怒不可遏，只好撤了张万合，另派邓东哲(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曹鲁(一轻部副部长)为工作队长。轻工革命师生马上戳穿薄的西洋镜，说他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了一个大保皇派。

　　⑤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矛头直指刘少奇。小将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刘少奇坐立不安，即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儿刘××)谈话，胡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阴险地布置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在刘少奇直接指挥下，工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三次大规模斗争会 对革命小将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千多名学生中，二百多人遭到迫害。革命小将无所畏惧，他们冲破白色包围。连夜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表决心。

　　⑥半夜十二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革命师生发扬革命首创精神，组成了临时领导机构革命师生委员会。六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六·二○”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六·二○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刘、邓及其一伙被“六·二○”吓得魂不附体，当他们惊魂稍定，就迫不及待实行猖狂的反攻倒算，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邓小平狂吠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胡克实叫嚷：“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⑦由六·二○开始，在林院发生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事件，是刘、邓残酷镇压全国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个典型铁证。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计十五个省、自治区，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薄一波、新市委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十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四千余人因转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吐血，两人被逼疯。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这是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大翻案!

　　⑧刘、邓得悉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以及各校的六·二○革命风暴认为出现了“逆流”，说“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邓小平叫嚷：“‘六·一八”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动，而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主子的授意下，张承先写出了所谓的《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李××同志看后大加赞赏，说“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很大成绩”，“把伸手的揪出来了”，并说：“这样的反击要多一些，”刘、邓如获至宝，大笔一挥，批转全国。他们在所谓的中央批示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是刘、邓扼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北大“六·一八，”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从此波及全国，多少革命小将被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二十一日 ①下午陈伯达同志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并接见了革命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进行革命串连，各单位要争取左派掌权，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文委的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是文委的革命群众，工作组只能起顾问作用。陈伯达的讲话击中了刘邓路线的痛处。刘、邓的黑干将，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立刻跳出来，恶狠狠地说：“他们来不打招呼，我们也就不理他，保卫工作我们也不负责。”并叫人整陈伯达同志的材料。六月二十二日，对外文委就出现了《陈伯达给了你们什么指示》的反动大字报。过了几天，七月一日，陈伯达同志第二次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张彦冷冷地说：“老夫子又来了，我不去见，见了被动”。又说：“我们要静观动静，搜集反映，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七月二日，陈伯达同志派中央文革的三位同志到对外文委继续看大字报，门卫竟无理阻拦，不让进。张彦大发雷庭，叫嚷，“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以势压人，我非抓他个小辫子不可。我也不是好惹的，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把他们捆起来不可!”这是六、七月份出现的反中央文革的严重政治事件。又一次暴露了刘、邓黑干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② 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写得多好啊!几行小字使工作组大为恐慌，震动了清华园。

　　③是日，王光美带着刘少奇的“指示”正式进了清华园，成了一名神密人物。王一下来，就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④薄一波给叶林打电话：“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叫清华工作组进行“反击”。同一天，这个大叛徒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视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⑤北航石××贴出革命大字报《一条“无头”的黑线》，被工作组打成“大毒草”，组织了十余天的所谓“辩论”。然后，七月六日，赵如璋作“总结报告”：“大辩论性质是夺文革领导权”，“揪出了石××之流牛鬼蛇神” “××的动机肯定是坏的，是别有用心的。”革命的反抗被镇压。

　　六月二十二日

　　①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信中大讲：“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队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他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为反革命的“反干扰”制造了理论基础。

　　②邓小平把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北大学生)召回家，收集材料，阴谋对抗陈伯达同志关于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邓对他子女胡扯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面”，“真正左派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等等

　　③清华发生“电话事件”。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都是工作组秘书。次日蒯大富等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电话事件”是王光美运用刘少奇的“引蛇出洞”战术一手策划的。

　　六月二十三日 ①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黑司令部荒了手脚，李××同志为此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识，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的地说：“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同志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六月二十日，李××同志通过《北京日报》，按照他“报告”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是一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毒草。

　　②北京邮电学院三百名革命师生到邮电部揪王子纲(邮电部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坚决斗争，王子纲只好滚出来，革命师生声声责问，王子纲张口结舌，昔日威风扫地以尽。但是，薄一波，陶鲁笳却把这个革命的“六·二三”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③“胡家店”炮制了《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这株毒草一出笼，就被革命师生揪住，痛加批判。

　　④薄一波，陶鲁笳布署“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段”，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刘邓及其同僚们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罪恶的屠刀!据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两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

　　六月二十四日 ①清华《六·二二》电话事件后，由刘少奇背后撑线，王光美亲自导演，叶林亲自出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清华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十字军征讨。在当晚，召开了所谓“声讨会”。清华革命造反派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紧紧抓住“电话事件”，步步逼迫，工作组被搞得狼狈不堪，工作组长叶林恼羞成怒，叫嚷道：“他(指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宣称“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二十六日在王光美的指挥下，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反革命游行示威。“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反动口号充斥清华园。继六·二四后，王光美又一手导演了六·二七、七·八斗争蒯大富等同学大会，风云突变，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开始了。

　　②刘少奇凶相毕露，对他女儿(师大一附中的)说：“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还说：“可以讲何××(高三学生)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他们。”

　　③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造反有理”大喊大叫。工作组把它打成“反革命宣言书”。胡克实吓坏了，他学着刘少奇的腔调，叫嚷：“凡是背着工作组的活动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他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狂叫：“硬一点，硬起来!!”“坚决反击，坚决反击!”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在高压下茁壮成长。

　　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上阵，作动员报告，镇压六月中旬掀起的反工作组运动。于是，北外进行了整整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工作组代替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进行“辩论”，实为围斗，在革命师生中进行反革命的分化、瓦解。大批革命小将受到迫害。

　　⑤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让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邓陈哲介绍所谓“反干扰”“经验”。会后，陶亲自出马到邮电学院，替工作组打保票，派李人林“坐镇”地院。颁下一道道黑指示，各院校学生不得互相串连;到中央、国务院请愿不派汽车，要派人“陪同前往”;必须解散校内一切自发组织。

　　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少工作组用这篇社论来压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后分批传达了李××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

　　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揪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刑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在“反干扰”中，工作队一手炮制了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组成的伪院文革，强加于地院广大革命师生的头上。企图控制和征服地质学院广大革命造反派。

　　地院附中的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强行解散。二十五中以革命小将李冬民为首的《东风》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小将的大会，让牛鬼蛇神来“揭发”围攻小将。

　　六月二十七日 ①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彭、罗、陆、杨问题时，竭力包庇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四家店”“从性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彭真反修“有功绩”，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思想不太懂”，“搞个人突出”。说陆定一不过是“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说大军阀罗瑞卿仅仅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作风。而大特务杨尚昆只是“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而已。

　　②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会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陶鲁笳对李人林说：“地院“六·二○”是反革命事件，……先搞破坏分子，再搞院党委……。”指挥地院工作队继续“反干扰”。

　　六月二十八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各省市向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①《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②《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同志起草的，但万恶的刘少奇、邓小平依仗权势强行修改定稿。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并公然反对关于毛主席超过马、恩、列、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论断。原稿中点了彭、罗、陆、杨的名，也被他们统统砍掉，并把原稿中揭露彭、罗、陆、杨，手伸得很长，抓党权、抓军权、抓政权”，篡改为“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与此同时，却大量地塞进了刘，邓的私货，什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啦，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啦，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啦等等，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贬低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死皮赖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罪恶滔天、千刀万剐。

　　③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跑到北大作“报告”，吹嘘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保张承先工作组，说什么“张承先有丰富经验”，并大肆散布反地方党组织就是反中央反党的谬论，镇压北大文化革命运动。

　　张承先借庆祝“七一”为名，大搞清洁卫生，把大字报全部撕下，整个校园“千千净净”，冷冷清清，其他各校也大抵如此。

　　④《红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刘少奇急忙派人到天津抚慰周扬，叫他“不要紧张”。陶铸也马上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刘、邓和他自己对周的“问候”，让其“安心休养”。周扬感激涕零。

　　⑤千万名革命小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剥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权利。他们在白色恐怖里，威武不屈，写血书向伟大的党，向敬爱的毛主席宣誓。

　　七月二日 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七·二指示”)，大谈要加强党的领导，运动要置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通知》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以生产压革命。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笳按照刘、邓的授意草拟的。陶在写这个“通知”时还极其恶毒地把由于年中设备维修而引起的六月中旬钢煤季节下降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叫嚷“要写得严重一些”。

　　七月上旬 陶铸下令，以中宣部名义办一个党内刊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去要刘少奇题字(后因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垮台而未得逞)。他亲自审定的第一期八篇稿件中，主要一篇是大叛徒薄一波的黑报告。还有一篇西北局“决定”，大吹大叛徒刘澜涛，狂热地颂扬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如何如何“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攻击陈伯达同志。另有一半以上文章是中南的，大肆吹捧他的独立王国。

　　七月三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二)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杰作，《汇报要点》诬蔑革命闯将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不打自招地说，前一段“扫除干扰”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努力加油。

　　(三)晚，刘少奇向王光美、刘涛布置：①“要把蒯大富当活耙子打”;②“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字里行间，都表露了这个中国头号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一道圣旨，老婆、女儿，虾兵蟹将纷纷上阵。当天，薄一波二进清华，配合工作队，大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清华白色恐怖加剧，臭妖婆王光美创造了“反蒋必反蒯”的反动理论，作为工作组的行动纲领，他们危言耸听，造谣生事，什么“坚决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什么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等等，各系各班大抓所谓“蒯式人物”。七月七日王光美亲自导演斗蒯大富的丑剧，先后二十多天全校七百余人被批斗，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七·二、七·五、七·七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很多同志失去人身自由，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庆祝党的生日，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弄得人人自危;何等残忍“反蒯斗争”!在此期间，王光美毒辣地使出了“借刀杀人”，利用干部整群众的鬼计，她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反蒯有功”的就马上下楼，否则，就长期挂着”。王光美还美其名曰“触及灵魂”“将功赎罪”。“反蒯斗争”的结果，工作组成了“太上皇”，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清华的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含着热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面前宣誓，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的血书，这就是革命小将对刘、邓法西斯专政的回答!

　　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写信给湖北省委《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七、三黑指示)，恶毒地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这是王任重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七月三日——十一日 在新市委和旧团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召开了共青团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所谓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七月九日，李××到会作了“报告”，胡说什么“右派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挑拨造谣，一时乌云满天，使党组织陷于瘫痪。”并再次给黑帮们打气，说什么“党派你去工作，那个地方的党是谁?就是你嘛!”

　　七月四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无所畏惧，又贴出《再论无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于七月二十七日，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五日 中央文革派×××到北京轻工业学院调查。薄一波得悉后，马上布置下属：“×××到轻工业学院去了，你们要注意一下。”×××冲破重重阻力，发现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交党委办公室就×××走访轻工一事，写了一期《动态》，薄一波在上面写了对×××不满的批语，发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仇恨。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就轻工业学院问题曾找陶鲁笳谈话，但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由于中央文革的坚决斗争，薄一波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叫工作队停止“反干扰”，但推脱罪责说“反干扰”是群众“自发的”。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发出黑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师大女附中130多名教师被强迫过“集中营”式生活，被强迫学习黑“修养”，写检查，交待“反党罪行”。

　　七月八日 从五月起，海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肃清罗瑞卿的罪行和影响。会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当全国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时候，刘、邓、贺龙等走资派害怕批判罗瑞卿的烈火会蔓延至自己身上。于是就趁毛主席、林彪同志不在北京的机会，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等狼狈为奸，定下毒计，盗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的名义，转移目标，混淆黑白，诬蔑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左派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搞地下活动”，阴谋“伸手夺权”。从七月八日开始，整整四十八天，他们对李、王、张轮番作战，大会轰，小会整，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注：李作鹏：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苏振华：原海军政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七月九日 ①陶铸指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蛇鬼神》，大肆推销他和他的忠实走狗王任重镇压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②刘邓对革命小将行使修正主义的组织措施，以压制革命。晚，林院工作组组长贺仁马因宣布开除2名所谓“右派学生”的党籍，取消2名“右派学生”的预备党员资格。第二天，清华工化系三年级902班团支部开除了蒯大富同学的团籍。蒯大富同学被关押十八天，工作组派十一名“纠察”看守。

　　七月十日 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黑云滚滚，阴云阵阵，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当刘邓得意洋洋庆祝“反干扰”的胜利、高喊：“工作组危机过去了”的时候，北京高校再次迸发出革命星火。

　　七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陈××等五同学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革命大字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张承先立刻组织对大字报的围攻。李雪峰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到北大活动。为了避过锋芒，“安抚”怒气冲冲的群众，保存工作组，张承先在李雪峰的指使下，于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完全是按李雪峰的“三点指示”照样划葫芦一遍，然后抛出斗争陆平的方案，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七月十三日 ①刘邓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胡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并说要尽早“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会上，刘又大骂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并叫教育部抽一批人，加强中学工作队。会后，团中央按刘、邓黑指示，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批转全国，因康生等同志的坚决制止才未得逞。这个会上，刘少奇迹任命胡克实搞教师“集训”。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②在刘少奇、陶铸的指使下，教育部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各地中、小学马上招生考试，上课，照常毕业分配，企图扼杀全国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三日——十八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总编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造反派揪出。

　　七月十四日 ①刘、邓、陶谋划后，宣布改组中宣部，任命他们的亲信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这是刘邓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新部署。

　　②刘少奇对他女儿(北师大一附中的)下黑指示，叫嚷：“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七月中旬 刘邓急急忙忙派工作队，大张旗鼓“抓游鱼”“反干扰”，北京一片腥风血雨，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

　　(上海)黑市委划框框、定调子，规定高校上午读毛著，中午休息，下午学游泳，有的学校刮起了复课和提前毕业的妖风。刘少奇跑到上海对曹荻秋说：“上海搞得有秩序，不象北京那么乱，说明上海市委在群众中威信高。”

　　(武汉)武汉大学革命学生杨××写信给王任重，批判王在《湖北通讯》上的检查按语，被打成“反革命”，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大会斗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改。

　　王任重制造武汉大学斗黑帮的假样板，到处兜售，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

　　湖大、水运学院等高校也发生了一系列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

　　(西安)西安交大革命师生早在六月六日就起来反对西北局黑帮派的工作组，被打成“六·六”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大抓交大“一小撮”。

　　(广州)陶铸走卒赵紫阳之流利用《北京来信》事件镇压文化大革命，把同意转抄这封革命来信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刘少奇、邓小平坐镇北京，指挥他们分布在各地的爪牙刘澜涛、曹荻秋、李井泉等等疯狂地迫害革命师生，“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

　　七月十四日 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破刘邓之流的重重控制，迎黑风，顶恶浪，深入群众调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这天，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到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和革命师生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革命师生提出的革命倡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曾被工作组污蔑为“反动口号”。不久，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又一次来到该院)热烈祝贺广播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热情地支持这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七月十六日 ①“不管风吹浪大，胜似闲庭信步”!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多华里!“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领袖的伟大实践，伟大教导震动全球，回荡九天，极大地鼓舞了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冲杀的革命小将。亿万革命小将下定决心，跟着伟大导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

　　②中央文革发现师大工作组镇压革命派的严重事件后，立即派曹轶欧同志前去调查。调查组冲破工作组的重重阻挠，于七月十六日宣布撤销师大工作组组长的职务，极大地支持了师大的革命派。

　　七月十七日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对工作组员说：“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指蒯大富)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黑司令部操纵运动，他们利用中央大权在手，在怀仁堂开了几次会议，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北京抓在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亿万革命群众朝朝夕夕，多么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呵!

　　七月十八日 北京城阳光灿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毛主席一到北京，就以伟大的革命天才，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错误路线。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给刘邓当头一棒。刘邓见势不妙，采用以退为攻的策略继续顽抗。

　　七月十九日 ①十八日晚上张承先的假检查没有能欺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是日起，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承先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②清华王光美见势不妙，反蒯斗争急刹车，有组织地布置退却。急忙转入“斗黑帮。”

　　七月二十日 ①李××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在李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合十六个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工作组过关。

　　邓小平听说，七月十九日北大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急忙叫他的老婆卓琳给他在北大的女儿打电话，指示：“要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于是邓×伙同贺龙的女儿(北大政治系学生)串连一些高干子弟，写大字报，给张承先工作组涂脂抹粉，高喊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等等。邓小平知道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焦点是“六·一八”事件。

　　②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反动路线破产的前夕，亲自为工作组撑腰打气。

　　③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他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于是，他们立刻抽调大批力量，组织工作队，企图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所谓“教育改革”的问题。走前，还得学习刘少奇、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反革命文件。

　　七月二十一日 陈伯达派人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同学。

　　七月二十二日 (一)毛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北大革命师生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高呼“北大革命同学万岁!”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笳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①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②“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了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蛇鬼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等等。这是个顽固对抗主席指示的黑会。

　　七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调查。

　　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陈伯达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并明确表态说：“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

　　最后，江青同志十分亲切地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中央首长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雨到北大，这是毛主席对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辩论走向更高潮，张承先临时政府即将垮台了。

　　七月二十四日 ①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做工作组。毛主席回北京以前，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直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怕风险，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她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②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十一中全会工作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内称：“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封信打中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薄一波发了慌，急忙烧文件，毁灭罪证。

　　七月二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春雷动地，举国欢腾!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蛇鬼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②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第三次到北大，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了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台揭发控诉张承先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承先狼狈不堪。康生同志最后指出，“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捣鬼!

　　七·二五大会是一次反工作组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向刘邓黑司令部进军的动员大会!

　　③上午，李××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作好三件事(一)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二)成立临时院党委;(三)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看!工作组还没有走，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又设计成了，陶鲁笳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陶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阴谋，林学院是工交口院校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学校之—，是所谓“反干扰”的重点学院。全院在院人数一千四百多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一百九十七人，遭到围攻斗争的一百四十一人。然而，薄一波、陶鲁笳之流，却在工交党委开黑会，要集中力量在林院收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要求是：(一)林院的运动是正常的，(二)学生中确有右派分子，(三)群众拥护工作队，(四)“反干扰”是群众自己干起来的。他们的目的是，向刘邓提供炮弹，对抗毛主席。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中央文革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张承先昨晚惨败后，立即同他一进校就拉起来的—部分高干子弟如反革命政治骗子张绍华之流策划对抗，在七月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上，二十多么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颂歌，大讲特讲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场被革命师生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伯达同志说“关于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革命师生齐声高呼，欢呼中央文革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欢呼撤走了刘邓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欢呼北大第二次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告诉大家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革命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支持北大革命师生赶走张承先工作组的喜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根本上动摇了刘邓黑司令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①在清华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刘少奇单独找康老谈话，仗势斥责康老“不了解情况”。康生同志说：“蒯大富是革命的”。刘少奇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同志驳斥说：“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吗?”康老还指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犯宪法的。”陈伯达等同志全力支持康老，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到清华探望在押的蒯大富同志。

　　②当晚八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亲自主持批判孙友渔的大会。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江青、陈伯达同志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同学，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控诉，并受到中央首长热情慰问和接见。被迫害的革命小将得到了解放。

　　③海淀区召开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广大中学革命小将对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江青同志热情支持并当场宣布了罢周杰的官(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可是胡克实却让周杰去找康生同志表示：“罢官，我组织上服从，思想没搞通，请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海淀区的工作。”胡克实从来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五十多天来，他从未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过，并肆意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来管中学的”、“中央文革不是领导组织，是研究单位”等等。

　　④地质学院“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击中了工作队的要害，立刻遭到保守派七百五十多张大字报的围攻。地院再次掀起了批判工作队的新高潮。

　　⑤王任重给北大送去一张大字报，以示“关怀”，并自封为北大“联络员”。张承先“临时政府”刚推倒，陶王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

　　⑥清华大学学生王××，(王任重之女)在王任重的指使下，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迷惑了一些群众，为自己进入王任重操纵的伪临筹作了准备，为王任重在清华捞得了一笔政治资本。

　　七月二十八日 ①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②刘少奇同胡克实等谈话，竭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努力的……不懂得工作方法的是多数。中学工作组多数是支持左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说：“团中央承担这个任务，工作总的是好的。”“工作组匆匆忙忙上阵，一个是没有经验，一个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没有交待清楚政策嘛。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恶毒地指责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要给市委撑腰么。”要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央负责”。企图用刘、邓的伪中央来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刘还指示团中央在工作组走后，每隔两、三天就去学校看看。胡克实听后，气焰更为嚣张，竟大骂起来：“他妈的!凭什么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妈的，秀才就是不懂群众，他知道什么叫群众运动，让他们搞去!”恶毒至极。

　　当天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师大一附中学生)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不会被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准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这样就一定会当权”。“何××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会看清楚的，这就会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还会把权夺过来。”

　　③刘少奇对王光美、刘涛说：“(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找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三)工作组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去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王光美装模作样地到三个饭厅去象征性的卖饭，哗众取宠，企图逃避群众对她的批判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北师大、北大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很多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特务穆欣在这里充当了黑打手。七月二十九日，北师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叫嚷：“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于是，把“炮打李雪峰。说成是“反党”“反革命逆流。”这次对李雪峰的批判被扼杀了。

　　七月二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②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③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④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刘少奇、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会上公开发泄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组多数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负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⑤这天上午，在清华王光美工作组私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同时，臭妖婆王光美也在清华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说：“对工作组我有我的看法”“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

　　⑥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

　　⑦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就这样，这付对联后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发展了反动的血统论，成为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八月一日 ①在红卫兵刚刚露苗，并遭到无情摧残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合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从此，红卫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经过了一场极其严重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头到尾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

　　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付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对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会议公报的实行。

　　刘少奇、邓小平眼看自己当台前人物已经不行了，就寻找代理人。十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中密谈，并积极地把陶捧上台，以维持他们的黑司令部，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对抗。

　　③《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八月二日 ①邓小平跑到人大，继续重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老调，并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胡说什么：“对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评价，历史的评价。”

　　②正当北京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大肆宣传反动血统论，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一日晚上，航院附中把《鬼见愁》对联贴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校，挑起一场大辩论。二日凌晨，陈伯达等同志接见革命小将，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由于坏人的挑唆，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付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清华伪临筹觉得有稻草可捞，支持大辩论，骂不同意见的同学是“混蛋”，“狗崽子”。挑起了群众斗群众。

　　接着北京的一些院校，清华、北大等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但马上被中央文革制止了。四日江青同志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五日凌晨，总理在清华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二日到八月十二日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到建工学院“蹲点”。

　　刘少奇选中并不知名的建工学院，是有他险恶用心的。

　　建工学院工作组七月份在建院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三十一日，新市委迫不得已到建院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是“左派”，于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在党内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煽动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革”和“保”的斗争尖锐化。八月一日建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串连起来成立了《八一战斗团》，八月二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反革命“经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八月二日，八月三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大叛徒刘澜涛等驾临建院。八月四日又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点到八月十二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谈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企图混淆两个司令部。千方百计包庇工作组，宣传他的反革命经验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趣就越来越高。”“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以开脱自己的罪责。他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叫嚷“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原支委、支书”“统统罢掉。”推销他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了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他鼓吹“阶级调和”，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左派。为所欲为，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的建院“蹲点”充分说明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八月四日 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北大革命师生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清华参加批判王光美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为蒯大富等革命小将平了反。总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并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八月五日 ①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连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田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炮打司令部》是伟大统帅发出的战斗号令，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②根据王任重的指示，北大聂元梓做了纲领性的“八·五报告”。报告压制革命师生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离开路线斗争大喊什么抓斗批改的“大方向”。轰轰烈烈的北大运动开始被王任重引上邪道。

　　八月六日 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开大会，辩论对联《鬼见愁》，刘少奇的女儿刘××也混在里头。王任重硬拉江青、康生同志去，企图拉中央文革犯错误。在王任重的煽动下，一些中学生硬要江青同志肯定这副对联。江青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要他们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办事。又一次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八月八日 ①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她最及时、最英明，最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十六条》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发表。

　　《十六条》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革命群众，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

　　②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

　　③就在《十六条》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光荣诞生。她一出现就在《十六条》的指引下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发展、壮大。

　　④一个要“革”，一个要“保”，清华大学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八月八日晚上，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八·八串连会”，旗帜鲜明地指出：①坚决反对“八·七决议”又(伪临筹关于所谓斗黑帮的决议)②坚决把关于工作组路线错误的辩论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流毒;③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⑤陶铸在人大讲话，无耻地说：“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也是碰到新问题。”

　　就八月九日 王光美得知清华成立《八·八串连会》，当晚对伪临筹的负责人说：“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连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连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连会》成立了，他们同意伪临筹的八、七分裂决议，美其名曰“尽快斗黑帮串连会，这是一个和“八、八派”完全对立的串连会。“八、八”与“八、九”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大学的反映。

　　八月十日 ①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党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革命群众。毛主席亲切地对被接见的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统帅向七亿人民发出的进军号令。

　　②陶铸式的人物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了联络员，控制这些学校的运动。陶、王路线开始贯彻。

　　八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社论指出：“有两种相反的方针，两种相反的政策，两种相反的做法。一种是，相信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在运动中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另一种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前一种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后一种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号召革命派“对于错误的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

　　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胜利通过。《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标志着全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第四部分扭转方向(1966·8·12——年底)

　　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宣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使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要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非有一个极广泛极深刻的群众运动不可。

　　在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主席就告诫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刘邓靠边站了，陶铸，王任重破门而出，充当了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他们打着中央文革“顾问”“副组长”的招牌，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忽而从右的方面，忽而又从极“左”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炮制伪文革，组织或操纵一些保守组织，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搬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来搅乱阶级阵线;他们到处宣扬“秋后算帐论”，继续压制革命派;他们反对革命大串联，冷冷清清地开展所谓“斗批改”……当他们的这些阴谋遭到失败时，就跳到极“左”的方面，煽起一股“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

　　伟大领袖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英明伟大的战略措施。

　　他先后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他以最高的热情扶植新生事物，发动和统帅了惊天动地的红卫兵运动。

　　他最坚决地支持并倡导革命大串连，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成一片，烧得满天通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内容就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英雄的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是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

　　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激战关关，林彪同志“十一”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毛主席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的战斗号召!全国沸腾!群众空前规模的发动起来了。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略决战中，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召开了。它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它巩固和发展了十一中全会的成果，刘邓的一贯假革命、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露出来，刘邓路线总溃败!

　　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首都以英雄的三司和一、二司革命造反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地团结在中央文革的周围，奋勇反击，十二月红流，汹涌澎湃，奔腾呼啸，滚滚向前;胜利地粉碎了刘邓陶王的反扑阴谋，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从而，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半年多群众运动的惊涛骇浪，锻炼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迎接伟大的一月夺权风暴的到来!

　　八月上、中旬《十六条》发表后，纠正了的一段的错误路线，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复杂的，尖锐的。

　　十二日，吴德同志代表北京新市委草草检查了在领导文化大革命所犯的力向路线错误。会上传达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为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障碍。

　　《北航》 八月二日下午，国防科委突然决定撤走赵如璋工作组，院筹委会组织红卫兵大搞欢送，依依惜别。

　　《北地》 八月十二日晚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全院师生作了仅仅四十二分钟的“检查”，极力回避要害，顿时激起了东方红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懑，台下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但何长工、邹家尤置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工人赤卫队”戒备森严的重重护卫之下，逃之夭夭。会后，“东方红”战斗队自行组织揭发批判工作队的大会，伪院文革野蛮地拆除了广播器。第二天，伪院文革组织欢送工作组，敲锣打鼓，唱颂歌，献红花，热闹非凡，肉麻地吹捧工作队，什么“向革命的工作队致敬”啦，什么“工作队本来是革命的，检查以后更革命”啦等等，东方红战斗队的战士与其针锋相对，贴出“工作队属于第三类”，“邹家尤后会有期”的标语。主子受辱，奴才发怒，伪院文革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挥保守派，撕毁了“东方红”队旗，打伤了“东方红”战士，捣毁了“东方红”队部，晚上又用暴力强占了广播室，并把被工作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革命群众王XX打为“东方红的后台”，拉出去大斗特斗，使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惯用伎俩，企图在政治上陷害东方红。

　　《清华》 八月十三日，清华工作组不明不白地撤走。坚持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同志，要求叶林等工作组负责人留下，听取群众的批判，而伪临筹却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工作组，甚至肉麻地称呼“最最敬爱的叶林同志”，并要王光美，叶林等留下当“联络员”。

　　其他，如北京外语学院，北京邮电学院，轻工业学院等无不如此。工作组溜走了，但欠债总是要还的，拖欠的愈久，必将付出更大的利息。

　　八月十二日 (1)北大、北师大、北航、清华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隆重的欢迎宝书大会。革命师生无限喜悦地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新出版的四卷雄文，斗争有武器，革命有方向。

　　(2)陶铸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各省(区)委书记讲话时，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毛主席还引火烧身一炮打司令部”。并且恶毒地污辱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思想，说，“突出宣传主席，不要高形式主义，空喊口号。”他大肆吹嘘自己霸占的中南地区，说“中南是坚决跟毛主席的”，“中南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坚决的。”并且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黑司令部开脱罪责 说什么。“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方针，”故意混淆两个司令部，居心叵测。

　　(3)北京工业大学右派学生谭立夫抛出《从对联谈起》的大毒草，强词夺理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错误口号辩护，极力鼓吹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借以蛊惑人心，搅乱阶级阵线，挑动群众斗群众。

　　八月十三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指出，“我们要根据十六条，分析和批判前一段运动的问题。合十六条的就坚决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人就要揭发，就要批判。”

　　(2)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海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平反，他指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这些指示给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

　　敌人的阴谋破产了，但他们并没有死心，刘志坚之流又开始酝酿新的阴谋。

　　(3)刘少奇靠边站了，大叛徒薄一波作贼心虚地对人说：“今后象刘少奇、邓小平是不能再保了，你们放心，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心里明白”，欲盖弥彰!

　　(4)中学革命小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大会，愤怒揭发和控诉前团中央忠实执行刘邓路线在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大会，并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宣布，根据中学革命小将的强烈要求，决定改组团中央。

　　(5)王任重匆匆忙忙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斗几个小流氓，转移路线斗争大方向。

　　八月十四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首都革命群众纷纷到中央接待站祝贺，送喜报，表决心。

　　八月中旬 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

　　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王任重一手就操纵了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个学校，并勾结刘志坚，从军队调来大量的联络员派往这些学校。

　　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反动路线蒙蔽的所谓“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指使这些文革会“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所谓的“斗批改”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月十四日，邓小平，陶铸还特地跑到人民大学，指责革命师生，“已两个月了，斗黑帮还未开始，没人理他，自己内部争论不休，搞的很紧张”。叫马上“斗”黑帮。

　　这些文革会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的老爷们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刮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

　　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北京的运动进入最本质，最富有生气的关头，杀开了新回合。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

　　《北航》十日，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坚决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北航红卫兵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贴的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十四日，执行了五十多天错误路线的赵如璋上台作了十二分钟的“检查”。而后，伪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

　　《地院》八月十一日，“斗、批、改”兵团毫无准备地斗聂克(院党委副书记)，会上竟有人责问聂克是不是“六·二○事件”的后台。其挂斗黑帮之招牌干包庇工作组之勾当，暴露无遗!

　　《北工大》工作组长杜万荣走后，被加封为新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继续指挥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谭力夫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以确保主攻方向为名，布置8·3——8·11以“斗”黑帮为中心。少数派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成“大阴谋家”。校文革还声称，“谁敢动杜万荣工作组的一根毫毛，就把它砸得稀巴烂。”谭力夫更是肉麻地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

　　《清华》八·九派提出一个理论，吸取工作组教训，必须坚持一斗二批三改大方向，大喊“立即打黑帮”。八·十五，匆忙开会斗争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但是，蒯大富等革命小将依然被伪临筹压在下层。很多革命和要革命的教师，干部，被赶进庞大的劳动队。

　　《北师大》八月十六日，不顾革命师生的反对，宣布筹委会“正式成立”。十分荒谬地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力向。”

　　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为了把运动纳入所谓“斗黑帮”的正轨，新市委苦心地炮制了石油学院的所谓“学毛选斗黑帮经验”，这是一个假学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典型。

　　北京各校校园里冷冷清清，运动被拉向右转，

　　全国各地一些党内走资派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

　　(西安)八·一四、八·一六交大等校革命师生举行静坐示威，揭发西北局，陕西省委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从八月四日起，到八月二十五日连续发生流血事件。宝鸡、汉中、铜川等地亦然。

　　(长沙)在陶铸，王任重的控制下，王延春一手制造了“八·一九事件”血腥镇压革命学生。

　　(天津)天大等校革命师生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他们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向毛主席倾诉!但刘邓的走狗百般阻拦，不给车，不给粮。天大八·一三红卫兵毅然徒步上京。毛主席知道后，立即派车去接。北京革命师生热情招待毛主席的客人。

　　太原、长沙、西安等地的革命小将冲破重重阻力，上京告状，来京学习。北京的革命小将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煽风点火，支援各地革命战友，革命大串连开始兴起。

　　八月十五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十分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这篇社论，更加坚定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2)李富春同志在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革命师生大会上郑重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停职反省。并指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及过去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作好事情，挑动学生与学生的斗争，压制了学生，更恶劣地是迫害了学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三胡被停职反省，这是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和中学革命小将斗争的胜利，它说明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3)中宣部按照陶铸的旨意，选出文革委员会，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竭力包庇坏人，结党营私，把已被革命群众罢官的张际春和忠实执行刘邓陶指示的中宣部工作组长臧××塞进文革，掌握大权。还让阎王张子意也参加选举，事后陶铸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公然对抗《十六条》，接着就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并规定党支部的任务之一是抓党员的活思想，

　　(4)就在赵如璋的检查大会上，北航的文革制造所谓学生殴打工人事件。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招来一批家属、儿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还向八大院校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在个别人的策划下，果然调集一些工人，敲锣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又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企图以航院全体工人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未得逞)。吵吵闹闹，闹得满城风雨，想一举摧垮少数派。此种伎俩，真是拙笨得很，可笑至极!

　　(5)北大校文革(筹)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佩云大会”

　　八月十六日 (1)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同志在工人体育场对北京和外地来京学生作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满腔热情地告诫青年：“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同志们要顶天立地，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一切折磨，经得起一切可能的意外的挫折。要经过各种痛苦，经过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剧烈的冲突。要作到老，学到老，学到死。”

　　(2)陶铸按刘邓旨意，力保中宣部阎王张子意，说张的问题“四类当三类处理”。陶还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第一次会议上擅自宣称“常委等于党委”。

　　八月十七日 (1)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北大校刊题了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新北大”!这是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革命师生。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革命青年应该经风雨，见世面，不要怕摔跤，不要怕挫折，要在干中学习，要干起来再学习，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的激流中战斗。”

　　(3)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了。是由原东方红等战斗队联合组成的一支拥有千余革命闯将的突击队。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是地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卫士。它抵制了反动血统论，正确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了一切革命同志，组成了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军，沐浴着东方红日的阳光，战斗，前进!

　　(4)陶铸又一次“接见”人民大学红卫兵，再次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

　　(5)王任重摆出一副太上皇的姿态，叫北大在斗、批、改方面“创造一二条好经验”，以树立样板，左右全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他的修正主义轨道。他对北大同学到天津点火怕得要死，大骂，“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他叫搞文革筹委会，在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下，违背革命师生的意愿，“马上抓选举”，胡说，“右派选上也不怕。”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结合选举法，说“只要凑足二十个人或二十五个人，就选一千代表。”

　　八月十八日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是红卫兵最幸福的一天。

　　在这难忘的一天，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

　　会上，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师生“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林副主席号召我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从此，革命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滚滚向前。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象他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气魄的伟大领袖，才敢于放手发动和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一八这一天，将作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节日，载入史册。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支持下，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方世界，掀起了威震三山五岳，名扬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运动。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刚气节，英雄胆，赤城心，硬骨头，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他们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唱着《革命造反歌》，杀!杀!杀!杀得旧世界人仰马翻，杀得走资派胆颤心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牛鬼蛇神对她怕得要死，咒骂不绝，世界革命人民和我国广大革命群众为之叫好，欢呼“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八月十九日 (1)《人民日报》发表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报导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盛况和喜讯，消息所到之处，无不沸腾。同时，第一次披露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的消息。

　　(2)中央组织部革命同志在中央监委革命同志帮助下，揭开了反革命大叛徒安子文统治了二十一年的中央组织部阶级斗争盖子，当晚，陶铸急忙赶到组织部讲话，划框框，定调子。他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耻地吹嘘，中央组织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是他叫中央监委同志帮助揭开的。(实际上是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点了中央组织部的名，才揭开中央组织部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的。)

　　(3)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组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轰动了整个清华园。

　　王任重见形势不妙，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反原先死不让贴王光美大字报之常态，与贺龙、李井泉密谈后，口授贺鹏飞、李黎凤、王小平等人贴出《三问王光美》。并把刘涛找去。过了一天，二十一日，刘涛也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墨迹未干，贺鹏飞等人马上出来表示支持。这都是王任重亲自安排的阴谋。

　　八月二十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

　　(2)是日晚，北航《红旗》战斗队在暴风雨中诞生。她是航院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她是一面造反的旗，革命的旗，英雄的旗。

　　(3)陶铸到中央组织部讲话，要革命群众不要把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成员“都打成黑帮分子。那样安子文就不孤立，不要揪得太多，不要人人自危。”叫嚷要“鼓励”安子文，“交待好就不停职反省”。

　　同日，陶铸接见西安交大同学代表，说西安同学静坐示威是“伟大的创造”。这句话传到西安后，陶铸又托秘书打电话给西北局，加以否认，两面三刀的形象暴露得何等淋漓尽致!

　　(4)北工大校文革副主任，《巴黎公社红卫兵》头头，右派学生谭立夫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肆无忌惮地诋毁和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歪曲党的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工作组歌功颂德，是一篇反“十六条”的黑纲领。其要害是为刘少奇“罢官”喊冤叫屈，就是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

　　(5)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革命同志揪出刘邓的忠实打手、大叛徒林枫，并将其批斗!

　　八月下旬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小将立即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红卫兵小将在工农兵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横扫一切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街名、旧牌号、旧商标、旧装饰品等陈规陋俗，什么“亨得利”，什么“全聚德”，统统被砸得稀巴烂。狂飙落，起风雷，革命洪流席卷全国，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统统被搞的狼狈不堪。广大工农兵群众无不欢呼红卫兵的辉煌成果，树起大拇指赞叹：“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首都红卫兵经过浴血奋战，搜出了枪支二六八支，子弹一一○五六发，地契变天帐四一，二九四件，黄金一○三，一三一两，白银三四五，二一二两，现金五五，四五九，九一九元，文物玉器六一三，六一八件。

　　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红卫兵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组织了几十万人的大会，将苏修大侠馆前的“扬威路”正式命名为反修路，同一时期，红卫兵小将冲进教堂，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支持下，驱逐了八名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横扫千军如卷席”，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把“封、资、修”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八月二十一日 (1)《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一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同期还重新刊载了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对其中一段作了新的重要的增添(黑体标出的)：“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意味深长的变更，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勇气，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的“驯服工具论”。

　　(2)人民大学两大派就郭影秋问题开展了激烈的大辩论，多数派挑动苏家坨(郭影秋四清蹲点的地方)贫下中农围斗少数派，是日晚，陶铸到人大讲话，十分恶毒地说，“今天只能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抛出“怀疑一切”的反动无政府主义，煽动牛鬼蛇神攻击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他再次庇护郭影秋，胡说，“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叫双方“暂时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停止辩论，我们团结起来，与黑帮斗争。”他继续挑动贫下中农斗学生，说什么，“贫下中农参加大会很好。”

　　八月二十二日 (1)周总理冒雨到清华向全校革命师生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清华园的革命精神在一天天的增长”，“你们这样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很感动。”并指出，“不管工作组哪个人，都应该随叫随到，向群众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2)清华，八·八派在串联会的基础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有了自己的战斗组织。清华“向日葵”小组贴出《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给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当头一棒。

　　八月二十三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指出那些顽固的走资派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这样一来，就把那些“老子即党”“反我即反党”的荒谬逻辑批得体无完肤，有力地推动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好得很》，高度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英勇业迹，伟大创举。

　　(2)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光荣成立。革命造反派聚集在井岗山上，跟着毛主席奋勇冲杀!同时，多数派也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与之对抗。

　　(3)地院《东方红公社》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深刻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无视革命师生的呼声，违背中央指示，拒不交出邹家尤，并且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忍无可忍，果断地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向镇压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邹家尤，何长工示威，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示威，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斗争的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有名的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4)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明明是贼，却要装圣贤，无耻地吹嘘自己是“革命家”。大叫大嚷“我搞了三、四次四清，搞了三个省的土改，消灭了三个省的地主阶级，说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不丰厚，不一定，至少比你不少。”他明明是中国天字第一号资产阶级保皇派，却跳到极左方面，公开散布“怀疑一切”的谬论，说什么“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不肯定，贴了标签镀了金，很不好。”“怀疑一切是对的，在文化革命中都可以怀疑。……特别是领导，更要怀疑……。领导的好，怀疑一下，以后还是好的，领导不好，就要怀疑到底，就要把你撤掉、罢官。……每个领导，都要被怀疑被审查，被考验。”他还竭力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胡说，“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驳我，我驳你，你觉得××哪儿好，可以贴大字报嘛。”

　　(5)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顽固对抗毛主席在第一张大字报中所下的结论，表示“有保留”，胡说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并一再声称自己没有“背后活动”。

　　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六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梁膺庸(化工部副部长)勾结薄一波，蒙蔽群众，在化工学院召开一万三千人的大会斗争化工副部长，党委书记高扬同志。会上武斗长达半小时之久。会上，薄一波经人转给梁膺庸一张纸条，“中央决定，化工部暂时由梁膺庸代理部长(或“兼”)党委书记。”

　　八月二十七日，陶铸写信给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同志，以“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为借口，压制大串连。他写道，“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并斥责革命学生，如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这当然不好……。”他一再鼓励北大校文革创造斗批改的“样板”，以作为他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引向邪道的“带头羊”，陶办还指令，要将此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结果流毒全国，各地的走资派拿着陶铸的鸡毛当令箭，压制大串连，大赶北京学生。王任重更为露骨，他叫北大校文革用“大辩论”的方式压制大串连，用“考验左派”，“组织纪律”来束缚群众，实在不行了，就稍微松一松，但规定串连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然而革命学生志在四方，敢去赴汤蹈火，人员依然源源外流，于是王任重破口大骂起来：“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并在三四千人外出的情况下硬叫筹委会选举校文革，“选完立即转入斗争黑帮。”

　　在全国各地，一小撮走资派亲自组织和背后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加重庆的“赤卫军”，长沙的“长保军”等等，作为御用工具，挑动群众斗群众，到处刮起了赶北京和外地串连学生的妖风。

　　(武汉)张体学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把两千多名要求接见的北京和武汉学生打成“右派”，拒不接见。从而，发生了“九·二——九·四”事件，革命学生举行静坐绝食。在王任重的操纵下，湖北省委掀起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

　　陶铸大耍两面派手法，八月二十八日，他慷慨陈词地喊道：“北京的同学，我们欢迎你们，”“把二十四门大炮对准市委、省委、地委，中南局开炮……”。第二天，他叫王任重打电话告诉中南局，指挥中南五省搜集北京革命学生到中南地区串连情况，并写成黑材料，规定“内容要具体”，“一件一件写清楚”，然后作为密件直接寄给王任重和中南局文革，以便秋后算帐，反攻倒算。

　　(上海)首都红卫兵到上海和上海工人，革命师生一起猛轰上海旧市委，曹荻秋向陶铸打电话呼救：“顶不住了，吃不消了!”陶竭力打气说：“你们要顶住，再顶五天就好了。”后来五天不行了，陶又叫嚷：顶七天……顶十天……总之，要曹荻秋之流死命顶住革命洪流。曹等疯狂地调兵遣将，日夜围攻北京革命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大上海，相继发生了“八·二○”“八·三一”“九·四”事件。

　　(重庆)李井泉和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制造所谓的“八·二八”江北惨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革命派打成“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残酷围攻。

　　(贵阳)云贵高原上，六月份一片白色恐怖，八月下旬，首都南下串连队杀进贵阳。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先是拉拢，让红卫兵住豪华的交际处，贵阳饭店。首都南下串连队没有上敌人的当，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和贵阳革命学生，红卫兵一起战斗。生活。走资派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大喊“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围攻首都红卫兵，制造了“九·五”“九·六”“九·七”事件，首都红卫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连续三天上街大游行，大长革命造反精神。接着，又帮助贵阳地区革命派成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西安、沈阳、昆明、成都、贵州、杭州等地无不发生类似事件。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革命小将顶着逆流，顽强地和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操纵的保皇组织搏斗，他们废寝忘餐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取受蒙蔽的革命群众。

　　八月三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联的五十万革命师生。林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善于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用武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串联，并决定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九月一日 (1)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讲话，谈了团结大多数，分清敌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卫国家要害部门，如大会堂、新华社、广播台、机关、档案等有关政策问题。

　　(2)陶铸打电话告诉湖南省委：“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湖南省委立即传达给全体党员，为反“右派”，抓“黑鬼”作了思想动员。准备就绪后，张平化跳出来作了“九·二四”“抓黑鬼”的反革命动员报告。湖南一时乌云翻滚，革命群众又被打成“反革命”。

　　九月二日 (1)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主席为革命青少年撑腰。

　　(2)“北大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聂元梓同志主持大会。王任重俨然一个救世主跑上主席台，大树个人威信，捞取政治资本培植“样板”。这个CC特务，反革命两面派，骗取两胳膊袖章。

　　九月三日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决定开大会斗争安子文。陶铸突然“驾到”，不准开大会斗争，说“对安子文另有考虑”。以后又悄悄将安接走，直到十二月底还坚持“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叫人把安子文弄走。”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九月四日 陶铸控制《羊城晚报》(九月一日改名为《红卫报》)在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只刊登第二辆汽车(陶铸乘坐)的照片，不刊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乘坐的第一辆汽车的照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九月五日(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3)“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成立。这个司令部只有很少革命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其他多为保守派，所以以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卫士，被称作保皇司令部。

　　(4)地院东方红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千多战士再展英姿，浩浩荡落地开进地质部，决心要揪回邹家尤听取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却拒不肯到东方红战士中听取意见。何长工还威胁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开动一切造谣机器，说什么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队”——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点名的三反分子何长工)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达二十小时之久，

　　挑起武斗的同时，他们又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攻势。粗暴地歪曲《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的精神，一天广播几十遍，大叫大嚷：东方红违背了中央精神，不在本学院搞文化革命、影响部机关的生产，攻击东方红“影响了他们斗黑帮。”他们制造了法西斯的“九·七事件”，然后又加以歪曲，反咬一口，写了《严正的联名抗议书》，以及所谓的揭发控诉书等等，到处张贴，散发全市。这期间邹家尤悄悄溜回地院，坐镇十五天，挂着听取意见的牌子，策划于密室，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对革命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企图孤立《东方红公社》，并还无耻地把九月十三日要邹家尤返地质部，到东方红公社去听取意见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绑架殴打邹家尤的“反革命暴徒行动”，不惜工本，印发几十万份造谣传单，开出专车发于全市，流至全国，以求社会上搞臭东方红。

　　当他们上述的阴谋都失败后，最后，九月十四日起，他们挑动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战士送饭，然而饥饿算得了什么?东方红战士照样学毛选出早操，还召开了生气勃勃，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联欢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友，北航红旗、北工大东方红等在斗争艰苦的时刻，给地院东方红小将，送去《毛主席语录》，棉衣和食物。

　　“二次大闹地质部”前后十五天，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曲革命造反精神的赞歌。

　　何长工们一切卑劣的伎俩都使了，得到的还是失败，东方红岿然不动，东方红战士在斗争中宣传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揪住邹家尤，猛轰地质部，暴露了何长工的原形。为了迎接国庆节，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地院东方红公社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何长工，后会有期，何长工跑不了!

　　伪院文革以为又可从这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对东方红举行了大反扑。

　　九月六日 (1)由地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东方红、北外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十六个院校的革命少数派发起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光荣诞生。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

　　这个宣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高屋建瓴，深刻地揭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和伟大意义。

　　首都三司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开创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生面。她一成立，就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团结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师生，握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钢铁拳头，狠狠砸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向刘，邓黑司令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她派选了大批优秀战士，杀向全国各地，和那里的造反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锋芒所至，“搅得周天寒彻。”三司战士的足迹遍天下，三司战士的热血洒九洲。正因为这样，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一切保守势力在猖狂反对中央文革的同时，都把仇恨发泄到首都三司的身上。但英雄的三司巍然屹立!她顺着历史的潮流，顶着狂风黑浪，成长壮大，短短的几个月，就由两千多人的队伍发展成为几万人的浩荡大军，成为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坚力量!她是革命造反派的杰出代表、英雄旗帜，是革命造反的代名词，是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精华，是新生事物的光辉榜样!

　　九月七日 (1)毛主席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3)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梁膺庸党内外一切职务，令其反省检查。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九月八日 陶铸“接见”武汉同学时说：“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跟毛主席比较紧的，工作做得不错。”企图保住他的中南后院。陶铸保皇嘴脸逐渐暴露了，他怕得要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学生时，故作镇定地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还无耻地说：“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的，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你们造谣。”

　　九月十日 工交政治部革命同志贴出《从右到形“左”而实右》的大字报，揭发、批判了薄一波、陶鲁笳的反革命罪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打破了经委大院死气沉沉的空气。

　　九月十一十三日 (1)周总理分别接见各派红卫兵代表强调指示，红卫兵组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①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②坚持文化革命的方向，③以十六条为基础。

　　并指示，红卫兵组织是，(一)战斗队，(二)学习队，(三)宣传队。

　　(2)陶铸贪天之功为己有，胡说搞串连“是我的意见，我是搞农村工作的，常搞串连，”

　　九月十三日 (1)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指示：“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并说“学校要给少数派平等的待遇。”革命造反派受到极大鼓舞。

　　(2)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指出谭力夫的发言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应立即收回。十四、十五两日又连续发表二致、三致筹委会公开信。十九日又书面去信，再三指出，筹委会广播、滥印谭力夫的发言是错误的。但北师大筹委会均不予理睬。

　　九月十四日 (1)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冲天革命干劲和勤劳的优良品质。

　　(2)北航《红旗》贴出《谈两条路线斗争》的大字报，革命群众广为传抄，震动很大。

　　九月十五日 (1)伟大领袖由毛主席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

　　《红旗》十二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具体阐述了林副主席上述讲话精神后，接着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这次接见大会上，陶铸让中山大学保皇头子作为中南地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趁机把红卫兵袖章送给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与之握手，以美化他的黑主子。

　　(2)王任重在“接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多数派)总部的负责人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帐”。在陶、王的指挥下，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刮起了“秋后算帐”的黑风，来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

　　(3)修正主义的杰作——谭力夫《发言》出笼后，一时身价百倍，党内走资派如获至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们把它奉为经典，吹捧它“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些高干子女(实际上，有的是黑帮子女)更是狂热称赞这个发言“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精神病似的叫嚷“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于是，这样一篇“海瑞罢官”式的奇文竟然不胫而走，不久便流毒全国，到处害人，有的地方还搞了什么“力夫语录”“力夫同志”论什么什么，真是荒诞至极，于是乎，谁要是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李力夫们便跳出来大骂：“他妈的!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狗崽子”、“替狗崽子说话”、“不斗黑帮”、“反对大讲阶级路线”、“别有用心”等等帽子满天飞来，一时间，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一时。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火眼金睛，立即奋起批判。是日，首都十几个高等院校，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少数派”红卫兵代表召开串联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 (简称联委会)，向谭力夫“发言”发动了猛烈的反击，深刻的批判。

　　九月十六日 经过二中、二十五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发起和串连，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光荣成立。她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动血统论，因而也就遭到西纠的多次打、砸。然而中学革命小将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顶黑风，战恶浪，不断成长、壮大。

　　九月十七日 陶铸猖狂地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指令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为了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竟造假照片，把邓的头象剪下来，装到陈毅同志身上，此即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陶铸效忠刘邓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九月十八日 深夜，陶铸秘密接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大专院校保守派代表团，对他们大鼓保劲，说：“你们不是保皇派，你们是通过选举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九月十九日 陶鲁笳欺上瞒下，胡说：“薄一波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对薄一波问题作结论，也没有决定(把薄)交给群众去斗。”继续包庇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被毛主席点名的反党分子薄一波。十一中全会上揭发薄一波的文件，陶也一直封锁，不给工交党组的其他同志传阅，直到十月份才迫不得已拿出来，整整被扣押了三个月。

　　九月十七日——二十日 中央文革连续四次召集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座谈汇报，大家一致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

　　九月二十一日 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对万大加吹捧，天津保守派开五十万人的追悼大会。毛主席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二日 (1)陶铸在中宣部布置十月五日以后开始斗争黑帮，妄图转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2)陶鲁笳在控制了经委机关文革后，又企图控制机关红卫兵组织。除了继续施放烟幕，包庇薄一波外，还毛遂自荐地要当机关红卫兵“政委”，并说“一星期可以接见四次”企图把机关红卫兵搞成“薄家”兵，“陶家”卒。

　　九月二十三日 (1)“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从“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

　　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发扬，各校“少数派”纷纷起来造反。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

　　(2)清华八·二四事件后，少数派的处境极端艰苦，在高压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产生了右倾，不敢同伪临筹，清华大学红卫兵作坚决的斗争，伪临筹由于名声狼藉，改头换面，重新组合，非法成立了“临时主席团”，巩固了统治地位，转入冷冷清清的所谓“斗黑帮”，还自吹自擂是“打人民战争”。清华文化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正是这个严重时刻，九月二十三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杀出来了!她坚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充当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清华园开始大乱!

　　(3)陶铸向中央组织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独揽大权。

　　九月二十五日 (1)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指出：“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看来这一个多月……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有些人不愿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党的路线，而是执行错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事先指定、背后操纵假的文革领导来执行错误路线。这个讲话尖锐地、准确地、科学地、概括地总结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形式。

　　陈伯达还建议：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

　　(2)陶铸指示熊复用中宣部名义转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的“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这个文件假借训练压制运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六日 (1)周总理参加首都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统帅，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了。并点名批评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革命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周总理还代表党中央宣布：“凡是工作组强加在你们头上的‘反革命’，‘右派’等帽子，统统取消。”周总理支持三司的讲话，大大鼓舞了革命少数派的志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走向新高潮。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3)陶铸打电话告诉中南局，为应付潮流，要他们“不要吹自己”，“多讲些缺点，就主动了”。为他的狐朋狗党出谋划策，逃避过关。他还在给张平化的电话指示中说：“我是主张斗的。”(指斗“黑鬼”)，对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捉黑鬼动员令”大加支持。

　　(4)《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冲破重重阻力，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有力的推动了北京市以至全国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同日，《联委会》召集十三级以上干部会议，用毛泽东思想鞭策革命老干部革命到底。

　　九月二十七日 陶铸盗用中央的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革命串连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把医院的运动搞稳些”，“可以背靠背开座谈会”，“要把医院的党委恢复起来”。“医院文化大革命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妄图扼杀医院的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发出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失职。”

　　九月底 各单位、各学校紧张地投入国庆准备工作。

　　陶铸也在策划新的阴谋，他多次接见西纠，对西纠那个保味十足的，“第三号通令”大加赞赏，连称“写得很好嘛!”并造谣说：“中央支持你们!”亲自许愿让西纠“十·一”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十月后去广州贸易展览会担任“纠察”。并叫秘书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说：“西城区纠察队有三百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杆卫士们也挥舞拳头，气势汹汹地对革命“少数派”吼道：等着吧!国庆节后再跟你们算帐!他们准备在“十·一”后大干一场，对革命群众实行“秋后算帐”，扼杀文化革命运动。然而，这是螳臂挡车，历史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十月一日 (1)伟大的国庆十七周年!

　　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热烈庆祝国庆。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游行结束时，毛主席又走下天安门城楼，健步走过金水桥，来到欢腾的群众之中，亲切向大家祝贺节日。

　　晚上，毛主席同百万群众欢度国庆之夜。晚九点三十分，万众欢腾，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之中，毛主席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和革命群众一起观看焰火。

　　在庆祝大会上，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进攻的号召令，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2)陶铸在这个伟大的声音前面吓得发抖，在签发全国新闻报道时，竟狗胆包天，删去林彪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上述指示。他还指示熊复要新华社摄影部编发一张毛主席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就用拚接的方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文字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行，甚至发到国外，并且编发了新闻照片四千五百套，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陶铸还把《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胜利>彩色纪录片今日起放映》这篇通讯原稿中“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中的“最”字删去，并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十月三日 根据林副统帅十月一日讲话的精神，《红旗》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明确地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社论还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林副主席的讲话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是在各地各单位运动被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也就是陶铸、王任重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所控制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发表的，它总结和肯定了前一阶段革命派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功绩，进一步地动员和武装了广大群众，从而掀起了空前的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大反击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总崩溃。

　　十月四日 《联委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二次《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猛烈开火——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阻力仍然较大，还有人为谭辩护，但革命巨流已势不可挡。

　　陶铸的亲信雍文涛(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跑去讲了话。他避重就轻，假批判、真包庇。仅仅说谭的“发言”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与伯达同志的讲话相差何等之远!伯达同志曾说：“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具正的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十月五日 (1)党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规定：“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还规定：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黑材料要当众销毁。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并要“坚决贯彻执行”。

　　(2)是日晚上，罗舜初，赵如璋两同志到北航红旗英勇战斗的阵地业余航校。赵如璋承认北航《红卫兵》、《赤卫队》中某些领导人阻挠红旗战士的革命行动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罗舜初答应帮助红旗战士解决生活上问题。

　　十月六日 在《红旗》十三期社论精神鼓舞下，首都三司发起，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江青同志还指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要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一小撮走资派。

　　张春桥同志宣读了军委的《紧急指示》。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和桂林、扬州、西安等地的代表愤怒地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罪行，指出十六条公布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更复杂、更尖锐、更隐蔽地继续进行着。

　　最后总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如今，在这个地方，把中央的声音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的，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总理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通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上旬 (1)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滚滚洪流面前，各地走资派步步为营，顽固对抗。

　　(上海)《红旗》十三期社论只印了一百万份(《要文斗，不要武斗》印了一百四十万份)。为了转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黑市委玩弄“调虎离山”计，叫学生“原则上劳动两周”，把大部分学生赶下乡，并一反常态，突然关心起串连来了，借口支持串连，放走了不少人。(115)

　　(湖北)社论发表后，省委迟迟不表态。武汉地区突然转入所谓“打黑帮”，并大叫大嚷什么“目前只有打黑帮才叫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东)广东省委对十三期社论不印发，不宣传，同样玩弄“斗黑帮”的把戏。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委又以抗旱为名，把二万多大专学生调到农村。企图避过锋芒。

　　(2)林副主席号召，《红旗》十三期社论，军委《紧急指示》，组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强音，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怒不可遏。

　　十月四日，北航《红旗》经过艰苦斗争，夺得了部分广播权，第二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十月六日，北大物理系同学与学校革命师，写出了《王任重，责任重》，《北大与武大》等革命大字报，矛头直指当时窃踞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随后，这些革命师生组成了《井冈山》《红联军》两支造反大军。

　　十月七日，清华、北大、师大等校革命师生开始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八日、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台，并直捣八机部。

　　十月十日，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连夜进军外交部，搜出大批黑材料。

　　同一时期，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广播台，连续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大会，打破了石油学院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接连几次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并到最高人民法院造反。

　　北京各个高校纷纷卷入十月风暴。

　　十月八日 (1)《联委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了第三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联委会》就批判谭力夫的发言，曾先后向全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发出三封公开信。

　　(2)是日，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像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何长工被揪出来了，“何家店”完蛋了!十月二十七日，东方红小将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

　　(3)北航发生了电话事件。《红旗》总勤务站电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理切断，致使全院停电话三天，为文化大革命制造阻力。

　　十月九日 (1)为了对抗十月六日三司主持召开的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召开所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中央首长没有出席这个大会。

　　会上，他们不让造反派发言。北航《红旗》等组织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造了大会的反，当即得到了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一百二十一个单位的支持。

　　从此，这个自成立以来，一直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二司开始瘫痪，瓦解。

　　(2)清华井冈山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坚决要揪回清华园的头号政治扒手、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中央决定让王向清华革命师生作书面检查。第二天王光美交出了第一份假检查。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反扑。清华革命师生奋起批判，给予迎头痛击。

　　十月十日 林副统帅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林彪同志强调：“‘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副统帅这个极为重要、极为适时的号召，对全国人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实现思想革命化，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两条路线斗争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二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十月十一日 陶铸对华东工学院代表讲话时，恶毒地咒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刘邓黑司令部是“教条主义搞残酷斗争”，说什么“不能象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再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十月十二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社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几个月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学校里的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课堂里的考试过硬一万倍。”

　　首都三司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坚决、最热烈、最积极地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十月十三日 首都革命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通过了《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

　　十月十四日 (1)北京及外地革命师生五万多人在北师大集会，再次批判以李雪峰同志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北京日报》等单位的代表发言。群众揭发批判后，李雪峰同志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2)陶鲁笳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把矛头指向广大党团员，胡说：“多数派是党团员多，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过去我们依靠这些保守落后的人，我们就犯了错误”。并且以一贯正确者姿态出现，假惺惺地说：“我是支持你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

　　陶的讲话引起革命师生的强烈反对，十六日，他急急忙忙出来表示：既然错了，就不要再宣传了。并要毁掉录音带，以消灭罪证，当场被革命群众制止了。

　　十月十六日 聂元梓同志晚八点在北大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是一个缺乏阶级分析的错误口号。照这样去做，不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分是广大革命群众还是一小撮坏人，就一定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十月十七日 地质部何长工与陶鲁笳商妥，向工交党委办公室转移地质学院的黑材料。是日，何长工送来一皮箱黑材料，交给陶的秘书。顽固地对抗军委紧急指示。

　　十月十八日 (1)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五十万革命小将;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直站在敞篷汽车上，环城检阅了雄伟的革命大军。受毛主席接见的首都和外地革命师生纷纷表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就在接见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口号事件”。

　　十七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十六日发的“标语口号”作废，另外印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它将第一个口号单中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四个口号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砍掉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三司革命小将立即发现，是谁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八日凌晨，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战士一起，臂挽臂，肩并肩，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并在首都第一次愤怒喊出：“打倒刘少奇!”的战斗口号，冲向天安门，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

　　很快，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十月十八日晨五点，在毛主席身边中央政治局一起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作为正式口号被采用。被砍掉了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又重新出现，响彻云霄。并增添了一个新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它呼出了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声，它使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胆颤心惊!

　　十八日晚，总理接见了三司革命小将，赞扬了小将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

　　“口号事件”就是陶铸和他的得力打手熊复一手制造的。当这一阴谋被戳穿后，红卫兵小将纷纷去中宣部声讨、造反。陶铸着了慌，赶忙下令要熊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主动承担责任。二十日陶铸又去中宣部找有关人员密谋，布置关于“口号事件”的对策，统一口径，规定什么问题能谈，什么问题不能谈。并极力为熊复开脱罪责，说，熊复的错误不过就是那么一点儿，是工作中的错误，是官僚主义，是政治上的迟钝。”还攻击革命小将：“青年学生动不动就是阴谋，哪有那么多阴谋?又不是黑帮。”并影射总理和中央文革：“就是那么大一点儿事，就被什么人添油加醋。”

　　(3)在地院，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的恶意挑动，食堂工人拒绝给东方红公社社员做饭，东方红战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奋起造反接管了食堂，成立了“东方红食堂”。吃了“造反饭”，革命劲更大。这个由东方红战士自己管理，自己动手做饭的光荣的“东方红食堂”。《东方红公社》开始夺权了。

　　十月十九日 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指出：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英勇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陶铸却指示熊复、刘祖春召开一五○人的所谓纪念鲁迅座谈会，想以此来贬低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对抗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中央文革小组发现后立即制止，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十月二十一日(1)《全国红色造反者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会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表示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号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会上宣读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誓词。

　　这次大会是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誓师大会。是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交流革命造反经验的大会，是全国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团结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动员大会。

　　(2)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等校造反派三百多人，去经委机关造反，并在机关内设立《工交系统院校驻经委机关联络站》。

　　十月二十二日 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多里，从大连来到北京。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中说：“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陈伯达同志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当中去。”

　　革命小将热烈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十月下旬，首都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纷纷组成长征队，开始长征演习。全国各地一支又一支地长征队，冲破当地一小撮走资派设置的层层阻拦，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革命小将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到处煽风点火，缚鲲鹏，征腐恶，大大促进了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创立了不朽的功勋。

　　十月二十四日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陶铸不得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处理刘少奇“论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书》。但竟规定为可以继续出售，售完为止。又规定这一“通知”只发到县、团级，在党内不作正式传达，不得转发等等。以掩人耳目，包庇刘少奇。

　　十月二十五日 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革命群众要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彻底揭发斗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与陶铸联系多次，陶极力反对。他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十月二十七日 (1)林副主席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2)我国导弹核武器爆炸成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3)由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布置的《大庆展览会》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刘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解说词中突出刘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更为严重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继续放毒。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去展览会造反。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陶鲁笳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竟敢在天安门广场挑动工人斗学生。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伯达同志立即写信给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表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代表时说：“大家造石油部展览的反，造得很好!”并当面揭露了两面派陶鲁笳。

　　十月二十八日 (1)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有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对刘、邓十七年来和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彻底破产，刘邓黑司令部土崩瓦解。捍卫巩固并发展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成果。

　　十月二十四日进行了汇报会议，主席作了重要指示。

　　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林副主席就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讲话，

　　陈伯达同志作了两个月的运动总结的报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总结了两个月的文化大革命。

　　总结报告主席阅后批示说：“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并指示：“要大量印行，印成小册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十月二十八日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后，对各小组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原则的回答。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强大攻势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他们极力回避要害，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

　　十月二十九日 (1)人大召开十万余人大会，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

　　(2)经委同志又贴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我们机关运动为什么一直搞不好?》等四篇革命大字报，经委大院里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十月下旬 正当革命派大举进攻，保守组织纷纷垮台之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吵吵嚷嚷，提出什么“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全部解散”“解散全部红卫兵组织”“组织大了就包办代替”等等，如地院就有人提出：“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乱”。其目的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瓦解左派队伍，抹杀两条路线斗争，阻挠对反动路线的批判。三司的革命小将对这股歪风立即给予迎头痛击。

　　十月三十日 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革命群众代表时，极力吹捧张平化，为张平化打保票。

　　十月三十一日 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工农兵和文艺工代表共七万多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我们要“痛打落水狗”，不要纵恶和姑息任何敌人。

　　姚文元同志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长篇讲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精神，“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司令部。苏联无耻地以“纪念”鲁迅为幌子，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群阻挡历史潮流的小丑，必将被历史潮流所吞没。鲁迅说的好：“苟有阻碍这前途者，不管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

　　首都三司大中学校代表各一名，在大会上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发了言。

　　《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十一月一日 《红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发表，社论说：“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并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十一月二日 (1)陶铸到中央组织部，看到革命群众贴了刘、邓许多大字报，指责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说什么：“学生要贴，你没办法。”“学生有些情况不了解，组织部是党的机关，要按中央的口径办事。”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

　　(2)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等精力策划下，由国家乒乓球队，体操队等出面发起“出国誓师大会”(实向造反派示威)会后，总理立即决定不让荣出国，但荣仍耍阴谋使鬼计，挑动运动员保他。

　　(3)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部分工交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揭发批判工交党委以薄一波，陶鲁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十一月三日 (1)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在持续七个小时的接见大会上，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先后九次走向城楼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亲切招手，鼓掌。

　　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林副主席着重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热情支持和鼓励革命师生步行大串联。

　　(2)新华社摄影部选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照片，要中宣部审批。陶铸通过他的忠实走卒，在审稿时把一张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同陶铸在一起的伪造照片，签上“可用”字样，要新华社做为领袖照片发行到全国，后被革命群众发觉，阴谋才未得逞。

　　(3)北京医学院同学在街上给陶铸贴大字报，陶的秘书立刻给文教政治部打电话说：“外边给陶铸同志贴了很多大字报……请你们注意动向!”又说：“北医过去是与彭真有联系的地方，请你们注意。”陶铸还指示其爪牙暗地抄去黑名单。

　　(4)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军院校文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刘志坚见势不妙于十月三日召开黑会，搜集群众运动中所谓“过关”的材料妄图进行压制，打击，扑灭军队院校的革命火焰。

　　十一月四日 《人民日报》刊载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十一月五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迎英雄的反修战士们——我国留苏学生凯旋回来。

　　十一月六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更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依，互相对立。”

　　十一月七日 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二司革命造反派实行“宫庭政变”。造了二司的反，夺了二司的权，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首都三司坚决支持战友的这一革命行动。

　　十一月八日 (1)聂元梓等十一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贴出《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字报。在首都和外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2)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战士开赴山东曲阜县大造“孔家店”的反。

　　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光荣诞生。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杀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工总司”从她成立那天起，就把矛头紧紧地对准上海旧市委。

　　曹荻秋企图把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工总司》开完成立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上海黑市委的反革命阴谋，广大薄命群众忍无可忍。十日凌晨一点，决定乘火车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工总司成立的喜讯，倾诉上海工人阶级的知心话，控告上海市委的罪行。

　　上海黑市委吓得要命，一面下令在安亭停车，一面唆使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干部、四清工作队员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围攻北上的造反派。沪宁全线停车。上海市委一手策划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同志电告华东局韩哲一，叫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但韩不但不贯彻，反而挑动工人北上企图给中央施加压力。十一日陈伯达同志给工人造反派拍了电报。晚十二时，毛主席亲自派张春桥同志乘专车直抵安亭。

　　十二日上午，张春桥同志向全体工人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劝大家回上海。工总司坚决执行，只派部分人步行去京。

　　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项要求。

　　十四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十六日，毛主席十分关心上海工人运动，他老人家详细听了汇报，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处理，并英明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上海工人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上海旧市委不甘心在“安亭事件”中的失败，曹荻秋之流积极策划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旧市委的保皇工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他们到处造谣言，放暗箭，曹公开扬言中央文革“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赤卫队高喊：“坚决反对五条”“要张春桥同志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反动口号。煽起了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黑风。

　　十一月十日——十一日 连续两天，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了爱国各地来京的二百万革命师生。

　　十日，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身穿军装，精神焕发，在持续六个多小时接见大会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分乘三千辆汽车和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整个车队绵延三十多里。

　　十一月十日下午三时三分，最幸福的时刻到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这宏亮亲切的声音，象春雷回响在祖国上空，温暖着七亿人民的心。多少人狂跳，多少人欢呼，多少人流下了幸福的泪花。人民最爱毛主席，毛主席最爱人民!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对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分乘敞篷汽车，继续检阅排列在横穿天安门广场东西长达二十六里大道上一百五十多万文化大革命大军。

　　十一月十二日 (1)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一文，把毛主席检阅时作的重要指示写在稿子的开头。审稿时，陶铸竭力反对在稿中突出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胡说：“六千辆汽车也很重要，为什么不写在前面”。

　　(2)中央文革××对二司的代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北航《红旗》等革命造反派，要多数派向真理投降。

　　十一月十三日 (1)师大《井冈山》，新北大等召开揭发、批判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

　　(2)刘志坚瞒着林副主席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会上，贺龙等赤膊上阵，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横加指责，大泼冷水，想以此达到压制军事院校革命师生起来造反。

　　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李××同志在大会进行中对大会提出了几点疑问，刘志坚等当场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在军内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十一月中旬 (1)两条路线总决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失败。敌人疯狂已极，进行绝望挣扎。

　　11月8日下午林学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伙同清华、机院、邮电、京工等校一小撮亡命之徒在“林院红卫兵敢死队”召开黑会，成立反动的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是日晚，在清华大学工学厅出现反动大标语：“刘××万岁!”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贴出反动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肆意诋毁毛泽东思想，恶意攻击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疯狂叫嚣“无情的辩证法将会使你靠边站”，射出了十一月黑风的第一个黑子弹，革命群众当即痛加反击。

　　11月19日，王府井大街出现反动大字报“对谭力夫讲话还要一分为二”，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2)首都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一月黑风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同时下反首都三司。部分所谓高干子弟，此时成立“四野”，扬言要踏平“三司”。

　　11月8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101中、人大附中等100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紧集到一起，犹如一群受到严冬威胁的苍蝇，东夺西抢，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生四次。

　　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曼衍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

　　(3)陶铸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以金钱物质笼络人心，腐蚀造反派。他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一次就批给文艺界串连经费五万元、粮食一万八千斤，煽动二十万人文艺界群众涌到北京。并背着中央，向外地来京串连的文艺界群众滥发生活费，每人每天发给生活补助费四角，市内交通费三角。一到京便一次发十天的钱。办公用品随便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随便用。有的还批发每人大衣一件，甚至丢钱包者，也拨给一百元以照顾。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

　　十一月十五日 由北京第一机床厂一些人串连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成立了号称三十万人的《捍卫团》。工贼时传祥当上了《捍卫团》的头头。《捍卫团》受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死保刘、邓黑司令部，把矛头指向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指向三司。

　　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个同学去北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厂筹委会的无理拒绝，将机院的同学拒于门外。《东方红》战士采取革命行动，翻墙而入，这下大大触怒了筹委会的头头，他们在寒冷的夜晚，煽动本厂和外厂的《捍卫团》成风，对机院《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长达十四小时的围攻，并调来首都二司的纠察队和西纠之类，对《东方红》战士采取暴行、蛮横殴打，竭力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11月18日，陈伯达同志到一机床厂指出：“学生以后来你们应欢迎他们。”“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在广大革命工人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斗争，机院《东方红》的战士终于冲破了一机床厂一小撮人的刁难和阻挠，胜利进厂。十一月下旬，机院一百多名同学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战友们陆续下厂，他们深入车间劳动、调查，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工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同厂筹委会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 国家经委，工交政治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召开揭发薄一波、陶鲁笳反党罪行大会。

　　十一月十八日 (1)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干部，战士和广大民兵向毛主席的好战士、抢救红卫兵列车英勇献身的蔡永祥同志学习，要象蔡永群同志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认真学习“老三篇”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2)北京新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准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18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

　　《重要通告》是陈伯达同志提出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转发的。《重要通告》的公布保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广大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但却有一小撮人污蔑《重要通告》是大毒草，大阴谋，扬言要“彻底批判”。

　　十一月十九日 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十一月二十日 (1)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型革命大字报，揭发了陶铸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陶铸怕的要死，恨之入骨，叫嚷：“说我是三反分子，我不承认。”一面向公安部报案，去电上海旧市委查究，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围攻，中宣部某些人接连贴出《铲除这株大毒草》《决不能把贴反革命传单的家伙放跑》等大字报和《陶铸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许攻击和诬蔑陶铸同志》等大幅标语。陆荣根英勇不屈，坚持斗争。12月1日又贴出第二批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陆荣根不断受到围攻，盯梢和殴打。精神上，肉体上受到极严重的刺激和摧残，被迫离京。由于陶铸的迫害，一路患病，挣扎到家。不幸于1967年2月12日在沪逝世，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陶铸对革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2)首都红卫兵一、三司令部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总理在百忙中亲临大会，说：“我支持你们开这个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二十一日 (1)陈伯达又一次到六中，再次指出，要解放劳改所。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六中革命师生协同公安战士彻底摧毁了六中“劳改所”，六中新生了。

　　(2)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竭力维护刘、邓、说“刘邓路线主要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再次强调中宣部工作队有“特殊性”、“工作队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等等。事后，群众强烈反对，陶铸又急忙出来更正，说什么：“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时漏了刘邓是立场问题这句话。”真是欲盖弥彰。

　　十一月二十四日 经委生产局《长征战斗队》，红卫兵《星火战斗队》联合调查，查实登在1936年国民党《华北日报》上，薄一波与安子文等共同写的一个叛党自首的反共启事。

　　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初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其黑主子的指挥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密锣紧鼓，登台表演，阴沟里吹出了一股十一月黑风。

　　矿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原属二司)，联合十几个院校保守势力，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矿院首都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城内贴出大标语“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等等。他们继续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打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这股十一月黑风一露头，就立即遭到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回击。在首都的各大中院校和单位，开展了一场围剿十一反革命黑风的大斗争。

　　11月25日北航“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的反动大标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信号弹。

　　是日半夜，西纠又一次闯入第三司令部，肆意捣乱，造成流血事件。

　　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李洪山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大字报，死心踏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效劳，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殉葬。

　　臭名昭著的时传祥《捍卫团》也贴出“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是一支生力军”的大毒草，把矛头指向北航红旗，机院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134)

　　11月28日反动的地下黑店“一司联络站”召开联席会议，狂妄叫喊攻击中央文革。他们东窜西跳，妄图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展。

　　11月29日北航“八一纵队”抛出第二株大毒草“二问中央文革小组”，接着又于十二月二日抛出“三问”、北航“八一野战团”贴出“也问中央文革”，大肆攻击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怂恿少数派压多数派”等等。

　　11月30日下午，反动的地下黑店“一司联络站”召开联席会议，叫嚣“十三期社论后，运动没向前，是群众斗群众”。“江青提出‘左倾’路线”“中央文革应是巴黎公社的选举”“给谭力夫翻案”等等，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同日，李洪山之流贴出极其反动的大标语“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引起革命师生的极大愤慨，林院“东方红”抄了李洪山的“红卫战斗兵团”总部及广播站。

　　12月5日李洪山跳到林院辩论会上，大放厥词，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谭力夫打成右派”革命师生严厉驳斥了李的反动论点。同日，林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抛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的反动大字报。

　　12月2日林院“红卫战斗兵团”李洪山之流及“一二·九”“永向党”等抛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及“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两篇反革命大字报。诬蔑中央文革执行一条“左”倾路线。并狂妄叫喊“象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矛头直指敬爱的江青同志，狂妄已极!

　　天安门前的两侧观礼台上，林院“一二·九”“永向党”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大标语。

　　12月4日“清华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的反动大字报。

　　同日，在清华，在城内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反动大标语，矛头直指林副统帅。

　　“风烟滚滚来半天”，一时间群魔乱舞，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莫斯科电台，东京电台也似乎得到了“希望”，打开破喇叭拚命叫嚷。刘少奇、邓小平心中暗喜，以为有了翻身之日。这股黑风凄凄惨惨一直延续到十二月中旬。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这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连同国庆节在内，一个多月来，毛主席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革命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十一月二十七日 11月27日到11月30日，首都三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和所属各红卫兵代表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会议认为，形势越来越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尖锐、更明朗，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的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会同志表示，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的阴谋也永远不会得逞。会议进行的头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接见到会人员及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单位红卫兵战士，并作了重要讲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万多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和江青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号召全国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彻底批判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努力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艺。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一再高度赞扬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在谈到京剧改革时指出：“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中央军委宣布：决定江青同志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北京京剧一团等四文艺团体列入解放军编制。

　　十一月末——十二月初 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及至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25日，上海和外地在沪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一万五千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红卫战报》第五期立刻出版，红卫兵小将要求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那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的革命口号。黑市委无理拒绝了这个革命要求。

　　12月3日，上海“红革会”小将，列队到《解放日报》社，谈判再次决裂，“红革会”采取革命行动，封闭了《解放日报》社。接着“工总司”及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在沪革命师生纷纷投入战斗，支持“红革会”。黑市委神经质似地跳起来，调动了“赤卫队”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喊“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持着凶器，向“工总司”和“红革会”战士发起冲锋，强攻《解放日报》社。到12月5日，“工总司”等组织140多人受伤，黑市委一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解放日报》社成为当时上海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12月5日，上海黑市委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之后，不得不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同时他们又策划新的阴谋，妄图破坏机器，将报纸停刊的罪名加到革命造反派头上。

　　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肯定《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嘴脸，大大锻炼了上海革命派，不久，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了，曹家后院起火，黑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12月2日，陶铸在接见武汉赴京代表团时疯狂煽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现在就是要轰一下领导机关，试一试嘛，为什么不可以?我主张普遍轰一下的。”

　　十二月四日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首都三司战士，冒着刺骨的寒风，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天安门广场四周，到处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的巨幅大标语，三司战士还把“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标语贴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等最醒目的地方。宣传车奔驰全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的革命口号。

　　……《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的战友们，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兄弟单位千百万革命造反派，也纷纷走上火线，投入战斗。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知道后，马上拍加急电报，对“一二·四”大反击给予坚决支持。

　　一二·四大反击是一声响亮的春雷，它无情地震烈了赤裸裸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阵线，给猖獗一时的十一月黑风以致命一击。一二·四大反击是革命造反派的总动员，从此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击战役打响了。

　　是日，三司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报》发表《打垮新的反扑》一文。

　　一二·四大反击是革命左派的总动员，揭开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的序幕。

　　十二月五日(1)李洪山纠集了清华、人大、林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部分同伙145人召开了所谓“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会上，李再次宣扬了他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三个“理由”，并扬言“一二·九”那天“上街游行纪念”(后未遂)，李还在会上读了他的大毒草《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草——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当时有人问：“毛主席不是批示了陈伯达同志的总结了吗?”李无耻地造谣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说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在会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易振亚跳出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

　　(2)《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黑风中哇哇落地。他是原东、西、海纠的变种，是被一小撮走资派支持和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是阶级敌人为了适应新反扑的需要而进行反革命势力重新组合的产物。他继承了东、西、海纠的衣钵，死心塌地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三司，歇斯底里的叫嚷“要时刻准备行动”。

　　十二月六日 下午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首都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团、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发了言，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他们决不会自行消灭。一小撮走资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反扑，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直到把它彻底消灭。最后，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国革命造反者书》。

　　十二月七日 (1)陶铸盗用中央名义接见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在京毕业生实习生代表，煽动二、三十万毕业生离开原(139)工作岗位，“回校搞革命”，胡说：“你们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合理的，可以的，凡是六五年大专毕业的没有转正的实习生和参加四清的人，原则上有权回校搞文化大革命”。

　　(2)地院老保“斗、批、改兵团”的“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了“0001号公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诬蔑中央文革形“左”实右。

　　十二月九日 (1)《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发布。

　　(2)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严正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并说：“现在有一小撮坏人在活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揭穿他们。”

　　(3)“清华大学红卫兵”颜晓东抛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反动大字报，胡说：“十月三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4)臭名昭著的《捍卫团》在红星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呼喊极端反动的口号“刘××万岁”。

　　(5)陶铸伙同广播事业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莱夫搞所谓纪念“一二·九”的阴谋活动，企图借此为刘，邓路线翻案，替刘、邓、彭、罗、陆、杨大做道场，超度亡魂，他们制作“一二·九”纪念章，还要借人民大会堂开会。因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坚决反对才未得逞。后来陶铸又以“在内部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为名搞庆祝活动，说什么“一二·九”开会，我看可以嘛。”

　　十二月十日 北大反动组织“虎山行”贴出反革命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同时咒骂三司成员北大《井冈山》保卫中央文革，痛击十一月黑风的革命行动“是变本加利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充当了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这篇大毒草当即受到北大革命师生的迎头痛击。

　　十二月十一日(1)“清华红卫兵，”“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恶毒攻击敬爱的伯达，江青同志。

　　(2)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开始反击黑风，“八·八串连会”发起串连会，革命师生痛斥了易振亚之流的反动论调。

　　十二月十二日(1)《红旗》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发表。社论指出：形势大好。“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并提出了改正错误的五条标准。

　　社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玩弄新的花样。他们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实质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夺取新的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革命造反派发出的新的战斗号召。

　　(2)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联合首都十二万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彭、罗、陆、杨誓师大会。会上，把前北京市委黑窝的主要头目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揪出来示众。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态百出，威风扫地。姚文元、吴德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吴德同志讲了话，对大会 表示坚决支持，北航《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还警告了残酷镇压革命群众，仍在负隅顽抗的王任重、李井泉、李葆华之流。

　　(3)《捍卫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所谓誓师大会。

　　(4)林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等抛出《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十二月十三日 晨二时，江青同志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贺喜的群众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

　　十二月十四日 (1)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会上康生同志作了如下插话：

　　“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

　　“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江青同志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大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志。

　　(2)首都文艺界十五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联合举行彻底批判三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外地来京的四十多个单位。共一万七千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杨述等被拉出来示众。

　　(3)晚上《捍卫团》中的某些人在无轨二厂地下审讯室拷打《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的成员，灯泡厂的革命工人闻讯赶到，《捍卫团》当场挑起武斗，造成伤亡。

　　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十二月十六日(1)林副主席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中学革命造反派举行《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江青同志激动人心地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他很关心你们!”江青同志严厉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西、海纠的后台，并说：“对一小撮打人、杀人的坏家伙要实行专政。”

　　伯达同志在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借《红旗》十五期社论发表的东风，林院《东方红》公社和《红色造反团》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兵团》、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单位的革命同志以及在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共计四万多人，参加大会，愤怒声讨李洪山之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与会群众一致认为，当前我们同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4)晚上，北航《红旗》战士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联动》的一小撮坏头头，借此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公安部。调集一批暴徒，冲入公安部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殴打于桑副部长和公安人员。公安部拘留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进行教育后放出。这就是《联动》的一冲公安部。

　　十二月十七日 《红旗》十五期社论发出伟大战斗号召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到会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揪出其后台老板，夺取新的胜利。首都三司的代表作了长篇发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向他老人家保证，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死不瞑目。周总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发言。

　　江青同志讲话时首先告诉大家：“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指出要揪出在背后操纵那些保守组织，反动组织的走资派。

　　伯达同志在讲话中再次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大会结束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指挥大家高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的革命精神鼓舞全国革命者去夺取新的胜利。

　　十二月中旬 《红旗》十五期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敲响了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小丑的丧钟。大反击向胜利进军!十二月红流滚滚向前!“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林院，清华、师大、北大、地院等许多院校的革命群众多次举行大会，对李洪山、易振亚、伊林、涤西、杨炳章之流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斗争。公安机关并依法逮捕了他们。

　　十二月十四日，林院革命师生抄了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的黑窝。十六日，开会斗争了李洪山，第二天李洪山被依法逮捕。

　　十二月十六日，工大《东方红》将右派学生谭立夫扭送公安部。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公安部副部长亲自带领公安人民到北航逮捕了“八一纵队”的反革命头目赖锐锐。

　　十二月十八日北大东语系现行反革命分子乔兼武又一次跳出来，(早在八月三十日，他就抛出了大毒草《造三个大反》)写了极为反动的传单《谈“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伊林涤西的反革命大字报叫好，当即被革命师生扭送公安部。

　　十二月十九日北大革命师生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虎山行》的反革命言论。会上反革命分子杨炳章跳上去，为《虎山行》辩护，当场被革命群众扣押，连夜送交公安部依法逮捕。杨炳章写有极反动的日记及“《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致毛主席的一封信”等反动文章。

　　十二月十八日 (1)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在大会堂接见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江青同志建议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要联合起来。支持清华革命师生揪王光美，并指示把“养病”的薄一波揪回来。

　　(2)江青同志在接见工人代表时说：“工会不为工人阶级服务，就造他的反。”

　　十二月十九日 (1)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在工人体育场接见辛勤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十万多解放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周总理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说：“毛主席说你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得很好”。

　　(2)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同志贴出《陶铸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指出陶铸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慌了手脚，指使其爪牙进行围攻，把贴大字报的五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

　　(3)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晚上《井冈山兵团》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井冈山兵团》发表决议：①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②对于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4)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中学首都兵团采取联合行动，造了各省在北京的情报机构——办事处、饭店的反，战果辉煌。光从四川饭店就搜出子弹两书包、匕首一把、雷管等物。从陕西省驻京办事处里搜出西北大学监委会窝藏在那里的攻击诬蔑革命师生的十九箱黑传单。

　　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清华出现大量大字报，揭发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清华斗争，同时要刘涛、贺鹏飞、李黎风等向群众作检查。

　　十二月二十日 (1)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徐×等革命同志一封信，指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同志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是错误的。又指出：革命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2)新华社播发的《周总理接见十万解放军政治工作人民》稿，送陶铸审稿时，陶反对在稿子前面突出毛主席对解放军政治工作人民赞扬的话，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二十一日 (1)首都文教界十五个单位联合举行彻底摧毁三旧大会，中央文革派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揪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安子文、林默涵、田汉、阳翰笙、吴晗等。

　　(2)石油部党委私自烧毁黑材料。石油大庆公社《炮打石油部》战斗队和《全国石油院校联络站》封了石油部大楼，搜出大批黑材料后由“大庆公社”主持召开了批判大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放军务军事院校在京同学及首都红卫兵一万多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会上把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等首恶分子揪出来示众，大快人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1)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数千人冒着严冬的寒风，浩浩荡荡徒步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上午十时许，他们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政治扒手王光美、王任重、薄一波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2)陶铸死保刘邓，在中组部讲话时，轻描淡写地说：“刘邓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十二月二十六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吹响了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2)《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一个所谓《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上一小撮混蛋赤膊上阵，疯狂叫嚣，高喊“坚决打倒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反动口号，当晚一小撮混蛋去地院《东方红》总部和其他院校无理取闹。

　　(3)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公社》。

　　十二月二十七日 (1)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愤怒声讨刘邓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2)首都各革命组织纷纷采取革命行动，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的家，抄出了子弹，匕首及黑材料。

　　是日，政法公社等革命组织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批判斗争周荣鑫、雍文涛。

　　议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战士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十二月底，上海革命造反派狠揪曹荻秋，直逼陈丕显。陈、曹进行垂死挣扎，玩弄新阴谋，假装“改变立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纵容工人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进行反革命“三停”，停交通、停电、停水，破坏文化大革命，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方区海港停工开始。第二天更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单国棉十七厂，就有二千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以上。他们还掀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陈丕显说：“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曹荻秋马上搞了黑五条，加工资，增福利，抢购物质，闹的上海乌烟瘴气。

　　十二月二十八日 (1)新年前夕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

　　(2)来自祖国各方的数千支长征队的革命小将在京举行经验交流大会，热烈庆祝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长征演习的伟大胜利。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杨成武、江青同志出席了庆祝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全体长征队的革命小将们问好。

　　江青同志说;“革命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同学们要以勇敢和百倍的革命精神继续前进。”

　　(3)陶铸在中宣部胡说：“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不愧是头号保皇派。

　　(4)“联动”一冲公安部后，反咬一口，造谣说公安部乱抓人。是日上午，竟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冲公安部，强占八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肆意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他们流氓劲大发，野驴般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反动口号。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直到三十日，革命工人、红卫兵闻讯赶来，他们才落荒而去。

　　事隔一天，即三十一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又冲入公安部，大肆进行打、砸、抢，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这就是三冲公安部。

　　十二月二十九日 革命小将将在广州“休养”的大叛徒薄一波揪回北京。

　　十二月三十日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发布，揭穿了各地一小撮走资派以搞“红海洋”压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

　　(2)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到清华大学接见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向到会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预祝在一九六七年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成绩。

　　姚文元同志说：“一九六七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总进攻。在新的一年里要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七年也是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

　　晚，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百般庇护王任重，说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也很信任。”说与王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革命小将奋起反对时。他大发雷霆，表示“抗议”：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适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据说类似的话曾强调了五次)我还没有撤职，我向你们提出抗议!”又说什么“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陶铸的卑鄙行径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极端愤慨，在革命小将的严辞驳斥下，丑态百出。后来他又篡改会议记录，企图毁灭罪证。

　　事后，革命小将在中宣部贴出《特号新闻》揭露陶铸这个反革命小丑的“精采”表演。中宣部革命群众立即写出大字报支持。

　　(3)清华、高级党校、政法学院等单位革命派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大会，批判刘、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十七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4)下午，首都革命群众在北京体育馆举行“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新年晚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演出了革命文艺节目，一些亚、非、拉朋友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毛主席最近几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

　　毛主席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伟大创举。

　　(2)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陶铸在中宣部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感到末日的来临，指使广东省有关部门毁掉他以前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企图毁灭罪证，蒙混过关。

　　年底，首都呈现一片大好形势，革命造反派的宣传车来回于街头，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党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刘、邓的猖狂反扑彻底失败，陶铸、王任重已成为瓮中之鳖。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伟大的一九六七年，迎来了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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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续完，最靠谱的历史文献 - 老田 06:00:02 10/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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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打砸抢草菅人命把数千师生打成反革命的刘邓式的文革才是毛泽东写大字报的原因/no_te* - 轲南 06:56:30 10/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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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5.16开始的，而毛泽东的大字报是50天后8.4日发表的/no_text - 轲南 07:14:36 10/29/2013

　　计三猛先生：造谣一定要“打草稿”——说说计某“搭陈小鲁的便车”编造政治谣言 - 老田 08:41:50 10/29/2013

　　这里也有许多原始史料，证明计三猛为了掩盖真相胡说八道 - 轲南 16:31:24 10/29/2013

　　无产阶级革命的三个环节，缺一不可。 - 追求真理 07:02:31 10/29/2013

　　简直是笑话，西城纠察队明明是打人凶手的反动组织，今天还 - 好主见 09:23:58 10/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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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续完，最靠谱的历史文献

　　第五部分 一月风暴1967.1——1967.3

　　夺权!夺权!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什么革命闯将刚起来造反，就惨遭镇压?为什么全国范围内都派出了“工作组”，到处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工作组”撤走以后，革命闯将仍受压制，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几个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懂得了，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

　　在胜利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激战中，黄浦江畔打响了夺权革命的号炮。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唱雄鸡天下白”。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太行山红缨高举、渤海湾掀起巨浪，西南春雷震长空，东北升起新曙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心——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相继成立，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亿万革命群众大团结，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伟大的创举!这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奔赴了“三支两军”的第一线，参加了“三结合”夺权的领导机构。它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使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加强。

　　“权”字牵系着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的神经中枢。夺权风暴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心中最激烈、最鄙卑、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唤应。时而绝望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死抱着“权”字不放，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打起“夺权”的旗号，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或者进行假夺权，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则是复辟逆流的急先锋。

　　两个阶级围绕着“权”字展开了是激烈、最残酷、最本质的大搏斗。

　　“螳臂挡车不自量”。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了二月逆流的彻底破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及他们的忠实走狗陶铸被拉下马，揪出示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夺权和反夺权，就是这一阶段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形式。

　　随着形势的发展，造反派由原来被压制的少数变为掌权的多数。侵入到革命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逐渐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革命小将及时提出了“夺头脑里私字的权”的口号，各单位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杀上了革命大批判战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地迈进了一九六七年!

　　二月一日

　　①《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回顾总结了我们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并且豪迈地指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政治任务，掀起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特别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社论大力宣传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战略意义，吹响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②首都二十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群众统一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群众游行集会，夺取了新年开门红。

　　③中共中央批转了两个文件《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及《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推荐的。

　　④在十一月黑风中，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等人跳出来，两次致信康生同志。用质疑的手法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今天，康生同志对他们的信件以严正的批驳，指出他们的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

　　一月三日

　　①《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揭露和痛斥了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量罪行之后指出：“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文章击中了已经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和还未被揪出的或行将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陶铸式的人物的要害。

　　②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北大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没有派人到北大联系，是王任重自己开始做为北京市委的顾问去北大……他实际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们搞一套。”

　　③周总理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并讲话坚决支持侨务界造反派彻底批判以方方为首的中侨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演。会上，总理还传达了林副主席对组织大专院校军训的指示。

　　“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④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岗山公社等单位发起成立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开入戒备森严的中宣部，大举造反。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满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一月初

　　在上海市委内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煽动下，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愈刮愈厉害，各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补发”好几年的工资。大批工人赤卫队员被煽动上京告状，部分地方出现了停水停电的严重局面，上海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危险，上海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亲临前线，领导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

　　一月三日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经过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杀出来了，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文汇报》社的夺权，敲响了陈、曹之流的丧钟，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一张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了，它宣判了旧《文汇报》的死刑。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一月四日

　　①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现出原形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156)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工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的问题，从来没来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

　　中央首长的指示宣判了陶铸、王任重之流的死刑!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连夜刷大标语、大字报，散传单。北医八一八等30多个造反组织三千余群众直奔中宣部揪陶铸。在中南海门口集结了上万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昂，北京鼎沸了。“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滚出中南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在一个多月前还自我吹嘘“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庞然大物，如今灰溜溜地躲在中南海再也不敢露头了。次日凌晨六点，总理接见了全体揪陶战士，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②总理、伯达、康生、江青 等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时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首长的讲话，大大推进了军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开展。这个在军内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刘志坚不得不向造反派作了初步检查。各军事院校革命派雷厉风行，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军内忠实推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志坚。

　　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声势浩大的揪斗彭、罗、陆、杨大会。

　　④地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师院红旗大队等革命组织坚决响应林副统帅关于加强三性的指示，开门整风。

　　一月上旬

　　眼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完蛋了，一小撮走资派输红了眼，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

　　刘、邓的黑干将，和彭真、林枫结成反党的“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江湖侠客吕正操此时也跳了出来。他扣压了铁路系统几十个革命组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印发了五十万份《告全国旅客书》，要圣体乘务员为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全面组织起来。他煽动乘务员说：“你们能出乘就出乘，不能出乘也是革命行动。”恶毒挑拨乘务员和旅客的关系。他拿出杀手锏，挑动各地工人罢工，赴京告状，制造铁路中断事故，破坏国民经济。

　　王××操纵下的七机部一时妖风四起，提级加薪，串联补助，停产停工，从去年十二月廾四日起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罢工。

　　在农林口谭震林通过水产部党组向所属渔业公司各组党委发出了停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造成了严重的轮船停港事件。

　　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黑风刮到农村，妄想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和工人、学生的对立情绪，公然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反造回来嘛!”使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一下子签发了八十万元的“串联费”……想以此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和一些农村，严重地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敌人妄想破坏国计民生，借以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党内走资派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

　　一月五日

　　①长空万里响惊雷，黄浦江畔起狂飙。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它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大阴谋，宣告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产，吹响了“一月革命”的进军号。

　　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革命派夺了报社大权，《解放日报》新生了。

　　②全国各地在京革命职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要把革命的造反精神带回去，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③今天，首都革命造反派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大庆展览馆的革命职工展开了《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出了刘志坚。

　　一月六日

　　①上海百万革命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揭发了市委大量的反革命罪恶。上海市委全线崩溃!先进的上海工人阶级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大反击，街头贴满了革命的大标语。工人们纷纷退回补发的工资，福利费等，主动让出占的房屋来。

　　②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十六个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③清华井岗山战士智擒资产阶级臭婆娘王光美，并把她揪回清华园斗争。慑于革命群众的压力，王光美不得不写下四点保证。

　　一月六日一十一日

　　在经济主义的妖风中，阶级敌人又呼唤残孽，聚成一股小小的逆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新的攻击，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了炮打总理的大字报，高级党校红战团等炮打聚生同志的反动气焰也达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联动，更是丧心病狂，破坏了由三司中学部和首都兵团联合发起的辩论会，大放“二踢脚”，高唱“鬼见愁”狂吠“打倒三司”“江×算老几”等反动口号。

　　继去年十二月底三冲公安部之后，一月六日晚，联动纠集百余人四冲公安部，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钱，砸喇叭，写反动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真是一群无赖。次日，联动五、六百人带着菜刀、七首、凶器等企图再次冲入公安部，由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其阴谋才未得逞。但“联动”贼心不死，一月十日，他们竟向公安部下了“最后通谍”，第二天，五、六百人第六次冲公安部，革命群众被激怒了，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结成了一道冲不垮，打不散的人墙，和“联动”据理斗争，在英雄的人民面前，“联动”狼狈不堪，落荒而去，恼怒之下，竟砸广播车出气，并大喊反动口号“刘××万岁!”

　　一月七日

　　①晨，伯达、江青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工作人员，揭露了熊复按其主子陶铸的旨意伪造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一事，江青说：“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②北京市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一月八日

　　①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主席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②周总理接见了石油学院革命师生和石油系统革命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党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同志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准确地指向一小撮制定反动路线的走资派。

　　③《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④罗瑞卿的狗党，贺龙的外甥，杨尚昆的妹夫，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战友文工团的革命群众抄了家，他和他的老婆一起被押到北京卫戍司令部。廖是“四家店”阴谋政变的干将。

　　一月九日

　　①“一唱雄鸡天下白”。继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者按还指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革命出现了新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任务。百川东流归大海，风雷滚滚动地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此，万里江天，千帆竞发。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夺权斗争开始了，新的战幕揭开了!工人阶级登上了文化革命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上海铁路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接管了火车站，仅两天功夫，就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毛主席对同济大学的学生下车站、码头劳动一事非常关心，当他听说他们还在那里坚持劳动之后，非常高兴，并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正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结合。”

　　②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时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③《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广播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集会游行，向上海革命派学习，奋起反击经济主义妖风，首都学生连夜组成宣传队，深入外地工人住处，宣传《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工人赤卫队和全国各地在京工人迅速打回老家去，抓革命，促生产。

　　④中央文革决定首先以清华、北大、北航、地院、矿院、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校为军训试点。十号起解放军战士陆续进校。

　　⑤陈伯达同志接见新华社革命群众，并宣布改组新华社，由王唯真任副社长。

　　⑥工人体育馆内，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会上将薄贼揪出来示众。

　　一月十日

　　①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凯歌声中，江南造船厂革命群众举行一万三千吨巨轮“朝阳”号的下水典礼。

　　②晚十时，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文汇报》代表。

　　③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时指出：高级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康生同志说：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又深又厚又大。康生同志还谈了十年来他同杨献珍所作的十次原则性斗争。

　　④“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北京新华书店的革命造反派在天安门焚毁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人头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烧毁刘少奇画像的呼吁。

　　⑤首都三司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张贴：《穆欣是什么人?》《把穆欣从中央文革轰出去》，《穆欣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把埋在中央文革的定时炸弹穆欣揪出来示众》，等大标语、大字报。一月十八日，《光明日报》的革命职工八八战斗队及清华井岗山斗争了穆欣，会上揭发了穆欣大量三反罪行。

　　一月十一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同志任顾问，徐向前任组长。

　　③《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发布了。

　　④北京体育馆内召开了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大会。

　　⑤科大“雄狮”写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师大附中出现了《严重违反十六条的现象——评12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这些大字报是去年11月炮打中央文革反动思潮的继续。同日晚，科大各革命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了“雄狮”的骨干分子，获得了一批“雄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一月十五日“雄狮”的头头被捕。

　　⑥大工贼，刘邓的保皇狗，捍卫团的头目时傅祥及张百发再次被群众揪出游街示众。

　　一月十二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所加的按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社论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社论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演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一个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队伍，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率领下，以其磅礴的气势，杀向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战场，北京各基层工矿企业单位开始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是日，上海人民广场“风卷红旗如画”。上海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革命造反派，举行了庆祝中央贺电大会。

　　②在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过程中，多少人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经历了一场破私立公斗争的大风暴!成千成千的工人赤卫队员倒戈造反，他们当众抛掉赤卫队的袖章，立即杀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第二制药厂九个工人写了一份《向毛主席请罪书》贴在《人民日报》社前。他们诚恳地写道：“我们这次来京控告，是完全错了，是受了赤卫队总部的蒙蔽，我们要大造总部的反，揪出幕后指使人。”大批工人退回了补发的各种费用，他们愤怒地说：“糖衣炮弹打不倒我们，谁稀罕你几个臭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

　　③北航红旗，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等十几所学校的革命组织联合组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下乡联络组”，革命师生纷纷下厂、下乡。

　　一月十三日

　　①《解放军报》社的肖力等同志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几个月来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革命与两条路线斗争。

　　胡痴等反党分子准备在《解放军报》社搞一次反革命政变。十三日上午和谷岩、宋璋为首的反党干将发出紧急呼吁，宣布接管《解放军报》，并准备发《告全军战士书》，在全军范围内进行反革命煽动。此事立即被中央文革、革命群众识破。十五日报社革命群众斗了反党阴谋家胡痴。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发布了。“规定”指出：对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刑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坚决镇压。

　　一月十四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指出：军队文化革命的部署和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有所动摇。

　　②文化部群众举行辩论大会，造肖望东的反。肖望东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是刘邓忠实走狗，他所领导的文化部不是新文化部，是旧文化部。十一中全会以后，还在顽固地坚持错误，执行陶铸的黑指示，干了许多坏事。肖是个野心家，来文化部以后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发表了。通知指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工具，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

　　一月十五日

　　①首都和各地在京一百五十多单位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伯达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几点建议：夺权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采取开联席会的方法，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②吴传启、洪涛之流到民委统战部门，政协大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制造了建国十七年来罕见的劫窃档案事件。

　　一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地总结了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

　　②陈伯达、江青接见北大聂元梓等同志指出：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和刘志坚在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王任重在北大搞，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清楚。江青同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和了。

　　③连日来，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内燃机总厂、光华木材厂、邮票厂等各厂的革命造反派纷纷举行大中小型揭发、批判座谈会。揭露了经济主义的反动本质，戳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耍花招、撂担子、撒手不管，破坏生产的阴谋。

　　④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发表了第二份告上海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二十日《文汇报》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

　　一月十七日

　　①《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了题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的社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干部、包括犯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②近日，不少军事院校的同志冲击《解放军报》社。就此事，林副主席给《解放军报》社群众写出一封信，指出：解放军报社是保护单位，学生和干部不要到里面去揪人，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廿日，陈伯达同志又两次紧急通知：外单位群众不得冲击解放军报社。

　　③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揪斗了三反分子胡乔木。

　　一月中旬

　　十七日，谢副总理严正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廿一日，周总理指出：“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必需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揭发。”

　　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连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校的革命组织配合中学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抄了联动据点：拘捕其首恶分子。

　　一月十八日

　　①《文汇报》《解放日报》重新刊登毛主席1929年写的古田会议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者按指出：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情况下，革命群众应认真学习这篇光辉著作，“在革资产阶级命的同时，也要革自己头脑里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

　　②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敌人疯狂的反抗。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形势下，谭震林、江一真(农业部代理部长)却在农林口大搞假联合、假夺权。早在去年十二月，谭震林就把一些保字号组织纠合在一起，拚凑了一个所谓“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并派其亲信赵××、季××做联络站的顾问，以直接操纵这些组织，死保自己。十六日晚，谭震林召集农口各部领导人密谈，发出谁要夺权就给谁下“全面夺权令。”为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延安兵团”十七日上午公布了“夺权公告”，宣布要夺农业部党、政、财、文生产和接待的大权。农业部造反派组织“井岗山”“红旗”等识破了他们“假夺权，真保权”的阴谋，坚决拒绝和他们联合。随即串连了在京直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和农大、劳大、农机东方红等组织提出成立“监督委员会”予以抵制。保守组织聚集了二十多人，先下手为强，偷偷摸摸去和平宾馆和江一真等进行了六小时和平谈判。江欣然在白纸上签了名，肮脏的政治交易完成了，反革命假夺权实现了。

　　一·一七假夺权是谭震林掀起自上而下资本主义的二月复辟逆流的前奏。

　　③晚、穆欣及其老婆先后被《光明日报》社革命职工、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清华井岗山揪斗。斗争会上，群众揭发了三反分子穆欣的罪行。

　　一月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社论认为《文汇报》的夺权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一扫新闻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使报纸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革命造反派忠实的喉舌。

　　②中央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文化部机关革命组织下午在天安门同文化部联合游斗了肖望东。

　　③有的学校的组织在他们的头头率领下，打着“这次夺权是中央安排的”的旗号，东抢权，西抢权。他们把手伸到了高教部、中宣部、华北局、团中央等中央十几个部门，置那里的广大群众于不顾，俨然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严重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中央夺权。

　　这一天他们闯入华北局，伙同老保组织“一联”总部少数决策人宣布夺了权，引起混乱。后由于中央文革的制止，才不得不撤出华北局。

　　他们派到其他各部的“夺权队”也因中央文革的批评，才陆续撤回。

　　一月廾一日

　　①毛主席看了安徽××文件以后给林彪同志作了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又指示：“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廾三日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了三支二军的光荣任务。毛主席的指示是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大信任，是保证文化革命胜利的重大战略措施。

　　②中学造反派在民族宫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

　　一月廾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群众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全国全面区开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

　　②一月上旬以来，在高级党校“红战团”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炮打康生同志的逆流。自十一日起，清华园里相继出现了“康生与总理”“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等大字报，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廾一日“红战团”及清华井岗山，天大八·一三，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起草了所谓《联络委员会公告》。

　　③是日凌晨，陈伯达同志就清华井岗山参与了攻击康生同志问题，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严正指出：“公告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的，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一月廾三日

　　①清华井岗山战士奋起反击反康生同志，反中央文革的逆流。

　　同一时期，上海红革会在几个坏头头的策划下，掀起了一股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小小逆流。

　　②晚，在人民大会堂，康生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传达了林副主席的一句话：

　　“最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一月廾四日

　　外事口革命造反派举行批判陈毅同志大会。会上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检查，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谦虚的。总理还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成绩。”

　　一月中、下旬

　　黄浦江畔一声炮响，“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无产阶级的千军万马，杀向那被走资派盘据的堡垒。

　　“横扫千军如卷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切走资派的末日到来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

　　一月八日

　　安徽的革命派在天安门游斗了李葆华。

　　一月十五日

　　上海工人造反派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示众了!

　　西安革命派斗争了刘澜涛、习仲勋;

　　吕正操和反党分子武竟天在天安门也被游斗了;

　　北京军区揪出了三反分子杨勇;……

　　《山西》一月十二日

　　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并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刘少奇，以及薄一波、彭真的老巢。

　　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参加了夺权斗争。

　　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坚决支持夺权!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山东》一月廾二日

　　青岛市二十多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并且夺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与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坚持斗争的王效禹同志发表声明支持这一伟大创举，并参加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贵州》

　　西南响起了春雷，报告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胜利。一月廾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夺权之后，立即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号召。

　　《黑龙江》

　　新曙光在东北掀起。一月卅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同驻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黑龙江省新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二十六日、二十八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用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社论指出：要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集会，武装示威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革命传单当空舞，上海、广州等地空军部队出动飞机散下了坚决支持左派夺权的传单。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月廾五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日还登载了一月十四日二十五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②清华园内一派春光，喜气洋洋。来自反帝反修最前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山鹰之国的贵宾卡博等同志在康生同志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并与井岗山兵团的同志进行亲切座谈，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③我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途经莫斯科，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是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真理的声音，吓得莫斯科的叛徒们胆战心惊。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对我手无寸铁的留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鲜血染红了红场。

　　廾六日

　　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镇压我留学生的暴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反修战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④正当农村文化革命运动蓬勃兴趣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指使一些四清运动中被罢官的干部和当地的牛鬼蛇神纠合在一起，刮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阴风。他们一笔抹杀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把矛头指向四清工作队的一般队员，指向四清运动中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他们狂喊：“二十三条是错误的”，叫嚷：“出气的时候到了”!他们揪出四清工作队队员，任意辱骂殴打、斗争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威逼四清工作队员为他们翻案。这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广大贫下中农奋起为保卫四清的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北京通县、翟里大队的邓万田同志被敌人戴高帽子，连续游斗五个村庄，一路上拳打脚踢，邓万田同志英勇不屈昂首高呼：“保卫四清成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的通知》公布了。通知严正指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廾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通知”警告那些下台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许他们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一月廾六日

　　①福州军区内的个别负责人泡制了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压制造反派。造反派气愤之下，冲击了大会。后，他们拉拢“八·二九”派，将此事件打成“反革命行为，”污蔑革命小将“把矛头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革命”，大搞“请罪”活动。

　　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持福州军区个别负责同志的错误做法。

　　社论广播后，在全国起了极坏的作用，给批评军区错误的各地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压力。

　　②新疆石河子发生了“1·26”流血事件。由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中一小撮走资派一手操纵的保守组织(如八·一野战军)向起来夺权的革命造反派开枪镇压。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项指示发表，指出：“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

　　一月二十七日

　　①近日来全国务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聚集苏修大使馆前，把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混蛋的模拟象处以死刑，当场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全体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革命群众指出：阴霾终将被革命的风暴卷去了，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红旗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②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工矿企业二百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公社发出紧急倡议：

　　“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一月二十八日

　　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改变军队过去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支持革命左派，毛主席对八条命令的批示是：“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②陈伯达同志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指导该厂革命派如何联合，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

　　③来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二百名国际友人(其中不少人戴着白求恩——延安造反队袖章)，在城里游行，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接见了他们。

　　一月卅日

　　①中央电台接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做工作，我就不赞成。”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同日《人民日报》还登载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第一号通令。

　　③清晨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传到上海，给炮打张春桥的逆流以迎头痛击。

　　一月三十一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批改的。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纲领性文件。社论总结了震撼全世界的夺权斗争的五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

　　2、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3、在夺权过程中，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而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这一段是毛主席加的)

　　4、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5、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②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势下，首都红卫兵发扬了高度的自觉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喊出了“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的响亮口号，提出了当前带着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即在当前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要进行两种夺权斗争，即在夺走资派的权的同时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毛主席看到此文后，推荐学习。《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也分别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

　　二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日，还转载了一月二十五日贵州四十个革命组织发表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二月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省的新生!并转载了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讲话。

　　②清华井岗山报，连续登了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文章错误地提出了“反托”的口号，把矛头指向批判总部错误的群众，认为这是右派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向左派夺权。这“七论”在校内在社会上影响极坏，很多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清除托派”之风大盛。

　　③《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农口反革命复辟逆流进行了反击。

　　二月三日

　　①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山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宣判了它们的死刑，夺回了山东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在夺权过程中，军区给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有力的支持，这是山东省人民的大喜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山东省的夺权好得很!

　　②周总理指示科学院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以后要进一步实行大联合。并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

　　二月四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指出“我们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权威，坚决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

　　②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二月上旬

　　北京各高校和革命造反派组织内部开始进行整风，并围绕着组织内部的一些问题展开辩论。清华园内，出现不少大字报，就“反托”和整总理、康生材料问题炮轰总部，连日来，不断开整风会和辩论会。

　　二月五日

　　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井岗山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二月七日，蒯大富同志承认了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在地质学院，整风主要是围绕着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而展开。为辩论朱成昭等人的问题还专门设立了辩论台。东方红战士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揭发《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之流反中央文革的罪行。朱成昭在所谓检查中，不加批判地介绍他反中央文革的事实，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放毒，广大战士痛加反击。

　　在北师大，井岗山和井岗山造反兵团正进行大辩论，大论战。井岗山认为目前的方向是打倒无政府主义，击退“资产阶级新思潮”。在师大井岗山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师大于二月十二日开始军训。

　　二月五日

　　①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诞生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诞生的，他的诞生宣判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上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旧上海一去不复返了。人民的新上海从此真正地得到了新生!

　　黄浦江两岸披上节日的盛装，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欢庆自己的节日的到来!“万岁!上海人民公社!”——每个革命群众从心底里迸发出这热烈的口号!

　　②凌晨，中央文革×××在京棉一厂的辩论会上对武斗抓人，抓革命，促生产，三个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时刻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

　　③晚十一时，光华木材厂三个车间着火，保守派乘机进行反夺权，(未得逞)。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警惕一切敌人的阴谋诡计。

　　④北京近来打的最厉害的是《北京日报》社，公安局和《工人日报》社，毛主席对《工人日报》社的指示如下：“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二月六日

　　①下午，谢副总理接见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提出目前学生各组织中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首都一、二、三司的负责同志多次开会商讨有关成立红代会事宜。

　　②下午，陈伯达同志第三次到师大附中，指出：“中学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有的学校一个人一派，一个人一组，大学生也很严重，这次要革脑子里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修正主义”。在谈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陈伯达在谈到联动问题时说：“联动是反动组织，但成员不都是反革命。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些恐怖活动，他们是早期的红卫兵，有过一些功劳，如破四旧，但后来走向了反面，要待他们觉悟。

　　二月八日

　　①中央文革×××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指出：红卫兵要经受考验，保持早节，彻底闹革命。

　　②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所批准的八条命令的精神，作出了如下规定：

　　(1)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2)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以上决定是林村主席批准的。

　　(3)山西省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仪。倡仪说：“至今在一些革命组织和个人中过去存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作法。

　　二月九日

　　①北京新华书店出售宝书——横排板毛泽东选集20万套。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②谢副总理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他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

　　③中央文革指出：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还没有低头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对刘邓陶的斗争。

　　二月十日

　　毛主席决定广播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黑龙江省夺权的基本经验就是：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高度赞扬“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二月十一日

　　①毛主席最近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者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集会，欢迎反修战士回国，抗议苏修暴行。

　　近日来，已有二百万革命群众在苏修使馆前示威游行。

　　②在夺权的激烈斗争中，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打起造反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坚定的革命左派，特别是指向我们公安部的司令员——谢富治同志，首都政法兵团的一小撮人贴出了长达八十多页的大字报，攻击谢富治副总理。

　　③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五十多位中学革命师生代表，会上提出了不少联动损坏的东西。江青同志指示办展览会让大家看看。

　　二月十二日

　　①中共中央宣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的通知》，通知指出，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籍问题运动后期处理解决。(181)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上而下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极少数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

　　二月十三日

　　①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谭浩强同志致信伯达、江青等同志。在《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鼓舞下，他决心站出来，彻底转变立场，造刘邓的反，造前党委的反，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

　　两个月来，他认真翻阅刘邓的一些材料，和其他一些同志写出了几篇较系统批判刘邓的大字报，(主要有《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

　　二月廾日，中央文革×××在给谭浩强同志的回信中指出：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很好的。我们热烈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地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二月十四日

　　①李富春同志在团中央讲：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十七年来，他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

　　②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大叛徒，大特务梁膺庸。

　　③晚《光明日报》社革命群众再次斗争了穆欣。

　　二月中旬

　　一月风暴敲响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刘邓陶及谭震林一伙眼看末日就要到来，狗急跳墙，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在二月掀起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复辟的第一步是1·17假夺权。

　　二月四日，他们收买了保守组织农大红旗御用军，砸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台。二月十一日谭谎报下情，一手安排总理对《农红总》所属五个假夺权单位的接见。接见以后，又乘机大肆造谣，歪曲总理讲话精神，声称中央已经批准了他们的夺权。并借此向农口革命造反派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保守派重整旗鼓，开张营业，一跃成为“左派”，“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保守组织)”也生意兴隆、大吵大叫，好不热闹。而原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反而成了，“黑组织”，“反动组织”，被扣上了种种罪名。到处抓“扒手”，“黑手”、“右派”。一刹时，“人妖颠倒是非淆”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农口。谭说什么：“他们搞白色恐怖，我们搞他的白色恐怖。”在这股逆流中，多少造反派组织被迫解散，多少革命者被打成“黑手”，遭到斗争，多少革命者被迫检查，在大小会上挨斗争。“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革命组织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公安局备了案，而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却起来控诉革命群众对他们“政治迫害”，陈正人抛出了《“我们的立场”》的大字报，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被“一小撮”“右派分子”操纵的农科院《红旗》对他实行“法西斯暴行;”大叛徒朱则民及其老婆三反分子杨钧也跳出来大骂《红旗》是“一少撮右派。”江一真也以当权派的身份粉墨登场，加强“领导”，谭还把那些根本没有亮相的干部甚至是党内走资派，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农口出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二月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②革命国际友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聚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要求取消他们及其子女的特殊待遇，并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后游行，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

　　二月十六日

　　①周总理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三司代表时指示：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总理说，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解放军。

　　②周总理接见财贸造反派代表时说：“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六七年、六八年就还光了。”“财政系统有陈云思想，但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二月十七日

　　①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②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二月十八日 ， ①毛主席2·12——2·18连续三次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主席说：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

　　②《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社论指出：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二月十九日

　　①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一个是《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对这两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

　　一、此两件立即传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不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学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主、党、政、军在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

　　江青同志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②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学院对北京台夺权问题展开大论战，气氛激烈，常发生武斗。十八、十九日，中央文革为此事写了两封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二月廾日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185)

　　这封信是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动员令!

　　二月廾一日

　　李先念同志接见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时指出：杜向光、王学明(两均为财政部副部长)是党内走资派。

　　二月廾二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于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一万多名红卫兵代表隆重集会，庄严宣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在伟大祖国的心脏——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体战士和第一、二司令部的革命派联合起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团结起来了!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革命的红卫兵胜利会师了!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及《告全国红卫兵书》，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热烈祝贺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的红卫兵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陈伯达同志告诫红卫兵说：“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不管有什么曲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广大群众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方向，也是代表世界历史的不可避免胜利的方向。”“还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前进!鼓起更大的勇气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前进!”

　　首都红代会的成立吹响了全国红卫兵大联合的号角。在很短时间内，各地红卫兵大联合组织相继成立。

　　二月廾三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强调指出：“执行(186)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这篇社论充分地，正确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激烈的反响，首都各院校革命领导干部纷纷起来亮相。北师大一批党委委员站起来了，地院各系都成立了由学生、教师、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师院、体院、北航、北医、石油等院校革命组织也纷纷举行干部座谈会。

　　②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我军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地方，抓好春耕。

　　③北航红旗等革命组织刷出了“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坚决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决不允许把群众运动的缺点强加于中央文革”，“用任何借口反对中央文革都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二月廾四日

　　①张春桥同志在上海的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只能叫做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说彻底改善。”

　　②江青、谢富治等同志在接见中学造反派代表时指出：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指出“联动”是反动的，不是“革命小将”，是红卫兵的叛徒。对他们要分化瓦解，打击一小撮。这对中学造反派是个极大的鼓舞。

　　③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在全市各革命组织的协助下，分别逮捕了在京的各非法组织的头目四十多人。这些组织有：(一)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二)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三)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四)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五)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六)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七)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八)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第一战斗队。(九)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前三个是反动组织)。这些组织内混入了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大搞经济主义，挑动群众斗群众，抢占公房，道德败坏，白天睡大党，晚上象老鼠一样，出来搞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这一行动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

　　二月二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刊载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同时还刊载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红旗杂志短评指出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这两篇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步取得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意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字报提出了边战斗，边整风的口号。

　　②首都和中南地区斗争陶铸筹备处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陶铸大会，陶的大小爪牙熊复、雍文涛、肖望东等被揪出来示众。

　　二月二十七日

　　①毛主席对总理说：“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他不能同意，毛主席说：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毛主席还说：今后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②晚上，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同志接见原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指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伟大军队。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伯达同志还说：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的一律都要撤回来。

　　二月二十八日

　　①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中学文革报》自一月二十八日创刊以来先后出了四期，发表了“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文章借口反“血统论”，宣传修正主义阶级路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出身论》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出身论》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首都中学生对此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出身论》是一株极右方面向党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进攻的大毒草。它不仅起到了从右的方面向党进攻的作用，而且有从“左”的方面向党进攻创造了条件。“联动”用“血统论”批《出身论》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出身论》和“血统论”实质上是一对双生子。《出身论》叫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煽动青年反党。对这种反动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二月中旬——三月中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时刻，刘邓王朝面临着总崩溃;这时，他们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赤膊上阵，一手制造了农口的反革命复辟事件。党内走资派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凶相毕露，向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清华大学蒋南翔之流狂叫：“你们造前党委的反造错了，清华是有成绩的，是先进单位。”胡说他“与彭真只有工作关系”，“对陆定一些方面有抵制”。

　　团中央黑帮分子胡耀邦丧心病狂地提出“申诉”。

　　地质部的落水狗何长工也爬上岸来，狂吠“大民主也有我一份”

　　彭真的黑爪牙吴子牧喊冤叫屈：“我怎么能是黑帮呢?”

　　刘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也疯狂叫嚣“打倒了再爬起来……。”

　　许多单位的党内走资派利用“亮相”“三结合”等革命口号，大搞合二而一，大搞反革命复辟。联动也猖狂活动，叫嚣“二十年平反，三十年掌权”。各单位的保守势力纷纷抬头。……配合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反革命十字军，猖狂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在中央会议上，刘邓之流贼心不死，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并把它强加于中央文革头上，妄图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翻案。

　　(青海)

　　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昭(原青海省委书记)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操纵保守势力，调动专政工具，包围和冲击已被造反派夺权的“青海日报”，围攻革命小将达十天十夜。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之流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逮捕，三百余革命群众，其中包括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惨遭残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惨案。

　　(重庆)

　　李井泉之流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控制了重大“八·一五”等一些组织的头头，他们把中央的口号接过去，加以篡改歪曲，大搞反革命的“三结合”。二月八日成立了伪革联会。于是，保守派大翻天，疯狂地向革命派反扑，他们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重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乱抓乱捕，非法审讯，残酷拷打，实行白色恐怖，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

　　(武汉)

　　陈再道之流将“三钢”等革命组织发表的“二·八”声明打成大毒草，继而又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称“二·八”声明是香花的为“香花”派，反对它的为“毒草”派，挑拨两派之间的关系，三月二十一日，陈再道又抛出了《三·二一公告》，把武汉地区最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拥有四十几万战士的“钢工总”取缔了。近二千名革命闯将被捕，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斗、被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

　　(湖南)

　　湖南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欺骗中央文革，谎报下情，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长高司》反倒成了“革命左派”。大批的革命小将被捕入狱，遭毒打、受迫害，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了湖南。

　　(河南)

　　党内走资派利用专政工具，并操纵“公安公社”等保守组织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派实行了大搜捕、大镇压。他们用飞机撒发传单把“郑大联委”打成非法组织，并狂吠要打倒三八一联。(三八即：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一联即：郑大联委。)他们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北京揪刘建勋同志，向真正的革命派反攻倒算。

　　(内蒙)

　　党内走资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迤伦、王铎之流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并擅自逮捕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三司等革命组织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月五日，他们开枪打死革命小将，制造了“韩木同事件”，接着，大肆逮捕革命群众，企图把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压在阴山之下。

　　(成都)

　　李井泉及其狗老婆组织“产业军”，他们出动飞机散发军委《2·17来信》，利用这一来信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打成反动组织，成千成千的逮捕革命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万县，在宜宾，在芦淀都发生了严重的开枪流血事件。

　　在福建、在新疆、在安徽、在西藏、在东北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无数革命闯将被毒打、被关押、被残害……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月一日

　　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贵阳棉纺织厂自下而上的实现联合的好经验，马上决定向全国推广。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势》的社论，指出：“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革命的促进作用。”还指出：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三月二日

　　①晚，中央电台广播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连夜赶到中南海门前报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革命小将的巨大关怀。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的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

　　同时，还转登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月三日发出的第一号通告。

　　③周总理接见化工，水电等部的革命派代表，指出：高扬同志是个好干部，过去搞他，是梁膺庸的阴谋。要给高扬同志平反。梁是薄一波的人，是个野心家。

　　④下午，国家体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在体育馆，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大会。”愤怒声讨荣一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解放前被捕叛党的罪行。

　　⑤下午，首都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头目王振海等大会。反革命分子王振海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北京及全国的“临时工”大量流窜北京，收罗地、富、反、坏、右及社会渣滓进行阶级报复，甚至企图炮打总理和中央文革。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月五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疯狂地进行反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粉碎这股反革命逆流，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中央文革XXX接见了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对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希望你们是团结而不是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战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错误，搞大分裂犯罪。”并要求大家要作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要以“私”整“私”，而要以“公”整“私”，多作自我批评，把整风搞好。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普遍开展开门整风。各高校之间出现了互相欢迎批评进行整风的气象。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互送了“意见箱”。矿院东方红开宣传车到北大欢迎新北大帮助整风，清华井岗山在许多学校贴出大标语，欢迎外校同学帮助清华整风。首都革命派的整风运动在蓬勃地开展着。

　　三月六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②《文汇报》发表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指出风头主义是目前革命的大联合的危险敌人。“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按单位、按部门、实现大联合，必须把这个危险的敌人打倒。”社论又指出：搞风头主义的人，是一种个人第一主义是小团体主义的变种，是个人主义典型表现。社论还指出：“如果我们被风头主义这颗炮弹击中了，就会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恭维声中昏昏然地倒下，或在不知不觉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尘，走到一条邪道上去。”

　　三月七日

　　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指示说：“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多病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

　　“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三七”指示对加强革命学生组织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团结大多数，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三七”指示体现了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愈来愈显示了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深远意义。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指出“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③中央文革XXX给被谭震林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农科院“红旗”一封信，指出：该组织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正确。给农口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④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三月八日

　　①对反革命“二月逆流”的反击战打响了!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喊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革命口号。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泡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掀起“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

　　②凌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亲临“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当看到联动破坏的标本室时，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完全是土匪。”中央首长一致认为，应当砸烂高干子女寄宿制度。“八一”学校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是杨勇等人多年来一手炮制的修正主义温床，什么果园、花园、动物、缝纫厂、还有专门从外国进口的洗衣机装备洗衣房，勾结高岗从东北运来优质木材建造的高级礼堂，调来解放军战士在寒冬腊月抢修起来的标准游泳池等等，应有尽有。全校千余人，其中600人是服务员。里边柚台亭榭，俨然是一个封建贵族式的大观园。高干子女在这里养尊处优。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一”学校出现大批“联动”分子，他们打人行凶，偷盗抢劫，破坏国家财产达百万元以上。学校卫生所被砸烂，木床、桌子都烧作灰烬，图书、标本也被躁蹋，他们养猫玩狗，简直是颓废到极点，罪行累累，举不胜举，令人发指。

　　三月九日

　　①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同志在刘宁一同志陪同下参观北航。威尔科克期同志高度评价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热烈赞扬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北航红旗战士献给他们的袖章。

　　②谢副总理等同志接见了《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宣布《北京日报》十二日以后由解放军接管。并指出，《北京日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

　　三月十日

　　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时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指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社论指出：“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这篇社论及时地、深刻地阐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②下午，谢副总理等同志详细地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师大井岗山战士的汇报。表示一定把谭震林的罪行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给革命小将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三月十一日

　　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广大革命干部前进的方向。原北京新市委吴德等三位书记，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勇敢地到革命群众中亮相。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欢迎吴德、刘建勋、高扬文三同高向北京市革命群众检查大会》三位同志向群众亮了相，群众对他们的检查表示欢迎，并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出来亮相，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三月十二日

　　①《人民日报》今天报导了京郊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从而促进了春耕生产的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号召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春耕第一线，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夺取今年春耕生产的伟大胜利。

　　②谢副总理接见中学造反派时指出，对老红卫兵要作阶级分析，对高干子弟也要区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叫“老红卫兵”、“高于子弟”，不然就要上敌人的当，有联动思想的人就是用红卫兵名义搞起来的。他指示中学造反派要向解放军学习，老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是刘邓路线的结果，要区别对待，考验他们，帮助他们。

　　中学普遍开展军训。有些顽固不化的联动分子，抗拒军训，抗拒革命同学对他们的批判和帮助，尤其是“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自以为捞着了稻草，气焰更加嚣张，恬不知耻地称自己是“革命小将”，毛主席“为我们翻案了”，“老红卫兵站起来了”等又重谈反动血统论的老调，重整旗鼓，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

　　首都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同中学造反派一起，对“联动”猖狂反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三月十三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

　　②北京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民研所洪涛之流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③下午，北师大井岗山学大庆战斗队、学部联队、郑石北京公社在北师大召开揭发XXX，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师大校内贴出许多“火烧XXX”“炮轰XXX”等大标语，此后，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等革命组织也纷纷“炮轰XXX”。

　　反革命小集团“5.16兵团”及其操纵者，企图利用XXX，XX等同志犯错误的机会，把矛头指向周总理。3.13大会上反党集团的干将刘郡、洪涛等都跳上台，妄想捞取一根半根稻草。

　　石油部大部分组织未表态，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

　　三月中旬

　　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北京各革命群众组织，奋起反击谭震林之流掀起的逆流。

　　三月十三日

　　师大井岗山战士冲破重重封锁，打进水产部，与内部革命造反派配合，使这一死角也沸腾起来了。二月初被逆流冲散的革命组织水产“红旗”等又杀了出来。

　　三月十六日

　　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声讨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代表发言。

　　三月十七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有—百三十四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声讨的怒吼响彻云霄。

　　三月二十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八十多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北京市掀起了声讨谭震林的高潮。农口保谭组织“斗斗批”的头头，农业部办公厅主任，现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大发雷霆，扬言要“揪搞谭震林的后台。新北大公社也刷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

　　三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对破私立公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看各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拿什么作标准呢?就是要看他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三月十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社论。

　　②市委机关革命派召开了“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誓师大会”中央文革XXX曾指出：虽然彭真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但旧市委并没有被砸烂，黑帮分子仍然很嚣张，新市委犯了严重错误，没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烂旧市委，北京市要继续夺权，把黑邦斗垮斗臭，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③中央文革XXX接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时讲：“你 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他说“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是代表那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此后，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作了调整。

　　三月十七日

　　①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②《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革命的“三结合”必须走群众路线》社论指出：是继续发动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能不能真正实现的一个关键。”“怎样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涉及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

　　②周总理、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接见了国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长一级的干部大都参加了会，总理作了重要指示：(1)要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联了。(2)好多部长都要回去工作。总理说，在夺谁的权的问题上开始有些含糊。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的，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不仅群众说过，中央有过这个口号，目标大了些，主席也估计到各地会有连锁反映。经过实践，主席认为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要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③市委和北京卫戍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谢副总理说：搞军事接管的有一百零几个工厂(北京有1700多个工厂，70多万工人)需接管的是关键的工厂，搞军事接管的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三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郭加宏的英雄事迹。郭加宏是江苏镇江象山园兰场蚕桑工区的生产队长，他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毫不动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年一月，他来北京控告镇江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罪行。一天他看到北京某工地不慎失火，奋不顾身，扑火海，英勇进行抢救，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无私才能无畏》，高度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指出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破私立公的结果。

　　十九日，①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出号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辉典范郭加宏同志学习。

　　②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向全国工矿企业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伟大号召，是日，发布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很好地同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的人民解放军合作。抓革命，促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③红代会通告：1、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对他实行专政。2、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④北京通县宇庄公社翟里大队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死捍卫四清运动成果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几十个单位，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揭发了反动富农分子邓庆福污蔑毛主席，破坏集体经济，破坏四清成果的罪行，最后，宣布将邓依法逮捕法办。

　　翟里大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一幅缩影。工作队在四清中，抵制了刘邓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旧市委的纵容下，翟里的地富反坏同党内走资派相勾结，大搞四清反案，大搞打、砸、抢。他们绑架革命干部翟里的生产队长邓万田同志，并阴谋在二月八日杀害邓万田。邓万田同志和翟里的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中央文革的关怀和广大革命派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卫了四清运动的成果。

　　三月十九日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的时刻，《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大会。陈伯达同志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毛主席对农业问题很关心，对农民运动充分评价。他号召到会的贫下中农代表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的双胜利而奋斗!大会一致通过了农代会常设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单。

　　三月廾日

　　①毛主席对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三月十二日的报告的批示说：“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三月廾一日

　　①总理、富春同志接见了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传达了主席三月四日的指示，并宣布这三个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

　　②总政在人大会堂召开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会议。

　　③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谈到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总理说：“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刘邓路线。这个思想来源于陶铸。”“怀疑一切是错误的，《红旗》四、五期社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四期社论是批形‘左’实‘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论又出来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带引号的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么人都结合，实际是复辟刘邓路线，两条路绝的斗争同时开展。”

　　三月廾二日

　　①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大会师，《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总理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指示。陈伯达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首长要求工人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要提高警惕，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康生、江青、谢富治、叶剑英、 等同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大会，是团结、战斗的大会，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和誓师大会，是彻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大会。

　　这个大会的召开对推动北京大联合，对建立全市性的联合权力机构，对“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②《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积极支持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③下午，在教育部召开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筹备委员会》会议。

　　三月廾三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社论。社论指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靠山。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真正成为革命“三结合”的强大支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社论号召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充分运用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的武器，认清敌我，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干部，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而奋斗!

　　②凌晨，总理、李富春、余秋里等同志接见石油部、大庆、大庆驻军及哈军工代表。总理讲，对余秋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打倒，一种是保，这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要批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这样绝对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度再定性。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干部。总理指出，一概结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

　　③中央文革XXX给人大三红军和新人大公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送去外国人的一张大字报，供三红和新人大的战士们参考。祝你们整风成功，在斗争中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外国人大卫、库喜的大字报，对革命造反派掌权以后出现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批评)

　　④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最近北京旧市委的一些黑邦爪牙又在蠢蠢欲动。市内发现反动传单，攻击“工代会是大杂烩组织”其是旧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发现后，卫戍区将冀扣留，谢副总理给城建总部打电话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要马上写个声明发出去!”这说明旧市委的黑帮爪牙在蠢蠢欲动。

　　三月廾四日

　　①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驱散了青海高原的阴云，青海的革命造反派重新见到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于三月二十一日对青海问题的调查作了批示。根据主席和林总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今天作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说，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篡夺了军权，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将与此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下午，高教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会上，对死不回头的前高教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进行了批判斗争。

　　三月廾五日

　　①迅雷滚滚，海涛澎湃，革命大联合的洪流势不可挡。继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召开之后，首都几十万革命小将在伟大统帅毛主席身边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了!今天，在雄伟壮丽的大会堂，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到会祝贺。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要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校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干部。在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以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精神，把本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李富春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系人，揭穿了胡耀邦企图翻案的阴谋，指出胡的“我的申述之一”(胡前些日子在团中央机关写的大字报)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表现。

　　③师大出现“苏XX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二十四日早晨，苏东海等人贴出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反动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攻击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猖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师大各战斗队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坚决镇压反革命。

　　是日，钢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揪出了炮打周总理的张廷旗。张拒不低头认罪，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并于31日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他炮打总理的反动立场，但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张转入地下活动。

　　三月廾六日

　　陈伯达等同志于二十六、二十七两天分别到清华、北大就教改问题和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

　　三月廾七日

　　①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做出决定，指出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和革命干部，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指示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过来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和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中央指示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对被打成反革命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予以释放，予以平反。

　　②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原新市委、市人委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谢富治、吴德同志出席。吴德同志在会上指出，新市委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没有彻底砸烂旧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锋线。因此，决定原新市委、市人委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市委党校，彻底肃清刘邓和彭、罗、陆、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③作协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斗争作协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扬黑帮干将，作协“裴多菲俱乐部”黑掌柜刘白羽。刘白羽最近跳了出来，以亮相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遭到革命群众的迎头痛击!

　　三月廾八日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在晚间接见了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总理在讲话中说“这次夺权是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总理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三、四月看出个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一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再长一些时间看出个结果。”

　　三月中下旬

　　党中央工作会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进行生死的搏斗。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会议宣判了刘邓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刘邓黑司令部的死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指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还指出“《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同时，还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这一调查报告。毛主席说：“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晚上，中央台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假革命，反革命的嘴脸。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刘邓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宣告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场空前规模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开始了…一场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伟大战役打响了!

　　第六部分 战略决战(1967.4.1——9.1)

　　在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司令部失去了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其深广的流毒并没有清除，它的思想基础——私有观念并没有摧毁。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来继续毒害群众，腐蚀人心，重新复辟。因此，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能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彻底夺过来，并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这是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功，是关系中国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大事，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战略决战。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发表，标志着这个新的战略阶段——“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三结合”阶段的开始。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又展开了新的剧烈的斗争。

　　武汉“七·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这种斗争的集中爆发点。陈再道之流打错了算盘，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是不可动摇的。毛主席抓住此事，广泛教育，大坏事变成大好事。武汉事件深刻的教育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派乘风破浪。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能不改变斗争策略。一小撮陶铸式的人物，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勾结一些美蒋苏修特务，组成一个反党阴谋小集团，把黑手伸向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度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武汉事件之后，他们利令智昏，从极“左”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摊牌。他们操纵反革命小集团《5.16兵团》，炮打周总理，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取而代之;他们狂吠“抓军内一小撮”，煽动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民关系，以毁我长城：他们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在群众组织中挑拨离间，扩大加深两派分歧，挑起武斗，妄图混战一场，从中渔利。

　　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都顽强地充分地登台表演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无产阶级革命派，排除资产阶级势力的多次破坏和干扰，粉碎了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猖狂进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大批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地反击了“二月逆流”的余波。七、八、九月形势大好!毛主席指挥亿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豪迈地跨入胜利的一年!

　　四月一日《红旗》第五期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总攻击的号角。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战略决战阶段。

　　四月二日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迎头痛击妄图否定革命小将大方向的反革命理论。

　　②红代会，工代会几十万人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的滔天罪行，欢呼中央夺权的伟大胜利。

　　③北京地质学院革命派响应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的伟大号召、经过整风运动，在大批判高潮刚刚掀起的日子里，首先实现了全校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给全市革命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四月三日 ①红代会开会批判刘少奇黑《修养》。

　　②北师大等七十三个单位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誓师大会。

　　四月三日——四日 二、三月间，北京中学实行军训。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了，打算按班级实行大联合。但是，两种思潮在造反派队伍中的斗争依然很剧烈。

　　四月三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

　　四月六日

　　①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强调军队爱民。连同以前颁发的八条，体现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

　　②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刘少奇。刘贼吓得面如土色。

　　四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②伯达、康生同志在军委召开的批判黑《修养》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全国各地报刊对黑《修养》和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大批判。

　　四月八日 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上，红代会所属的某些单位发生了冲突，导致武斗。

　　这个事件是北京以后两大派斗争的导火线和公开化。

　　两大派斗争的发展，给反革命阴谋集团以可乘之机。

　　四月十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抓住革命群众组织前进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企图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却暗中操纵扶植“保字号”组织，死灰复燃，掀起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呼吁人民解放军支左工作中应该认识这个问题。同时，社论还指出解放军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跟走资派镇压群众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立场问题。号召军民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②清华井冈山开大会斗争三反分子、清华园头号政治大扒手王光美。刘邓的孤群狗党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被揪出示众。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派几十万人参加大会。会上，在无数事实面前，在几十万革命群众的声讨声下，王光美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利用暂时还把持的权力，把他的亲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易亚调到《解放军报》任总编辑。并私自拉赵参加总政党委会，把赵塞进总政党委委员，叫赵列席军委文革小组会议，并准备把赵提补为全军文革小组成员。

　　四月十一日 民族宫事件继续发展。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煽动同学砸了宣传车，打伤了前去宣传的人员，发生了痛心的“4.11”流血事件。

　　四月十二日 在北京的许多革命造反派批评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错误时刻，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恼羞成怒。当夜，他召集万人大会，大放厥词，公然把中央文革分成两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部，煽动几千人炮打谢富治，攻击谢副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并连夜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

　　孙蓬一还错误地提出了“揪摘桃派”论。同一时期，他们还提出“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十七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等错误理论。

　　一时间，那些保字号组织，欣喜若狂。农口《斗批改》的主力《农科院红总》马上刷大标语：“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革命行动!”谭震林奸笑着说：“要和新北大联系，把希望寄托在新北大。”季宗权凶相毕露，嚷道：“时间到了，准备给谢副总理摊牌了”。“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乘机把黑手伸进两大派斗争，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央首长的极大关注。伯达、康生、江青、谢副总理五次召见各组织负责人进行座谈，解决分歧，端正了斗争大方向。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的政治错误，并要聂元梓同志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四月十三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介绍贵州省军区部队支左经验。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决定》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由内蒙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 吴涛(内蒙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十七日，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又发布了《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这些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内蒙人民的无限关怀。但内蒙地区一小撮走资派，乌兰夫的党徒，却肆意对抗中央决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上京“告状”，冲击中南海，是可忍，孰不可忍!”

　　③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声明，打倒徐向前。声明指出：徐在文化革命中坚持反动路线，在最近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必须坚决打倒。声明还表示坚决炮轰叶剑英，陈毅。

　　地质、矿院，清华也相继贴出打倒徐向前的标语。

　　③谭震林纠集某些司局长以上干部陈正人，江一真等三十余人开会，说：“这是总理要我召见的，陈毅也召集这样的会。我这次在二月逆流中确实是赤膊上阵……我的错误有两条：①不相信群众;②对老干部有阶级感情，到处去保他们。”抵赖自己的罪行。

　　四月十四日①中央文革批准邮电东方红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陪斗。会上，胡供认：刘少奇对他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指《清宫密史》)是爱国主义的。”

　　②清华井冈山分裂成团派和四·一四派，形成两派对立。清华井冈山四一四革命串联会成立。

　　③财政部井冈山、财金八·八等十八个单位联合召开大会炮轰李先念。

　　四月十五日 陈伯达同志指示：要写一系列大文章批判刘少奇，初步准备二十四个内容。

　　四月十六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号召北京市革命派起来彻底批判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四月十八日 ①陈伯达同志指示北航红旗：现在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到外地去的联络站全部撤回。

　　江青同志指出：现在内战多，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批斗走资派放到—边。各校要整风，加强三性。

　　北航、地院、清华、北大等校都按照首长指示，开展了整风投入了批判运动。

　　②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革命》。为革命干部撑腰，许多单位杀出一批革命干部来。

　　四月廾日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四代会(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大批判大联合的大好形势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

　　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是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一步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首都各界革命派十多万人和来自祖国各地的革命派战友欢聚一堂，共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李富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并分别做了重要讲话。谢副总理代表新生的北京市革委会讲了话。来自全国已成立革委会的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革命派由张春桥同志代表向大会祝贺，表示要与北京市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毛主席非常关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老人家在接见谢副总理时说：“我祝贺你，我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毛主席十分关心青年，他说：“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四月二十二日 ①毛主席指示：释放联动分子。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派代表，宣布主席的指示。之后，又接见一百多名刚释放出来的联动分子。首长对他们说：(一)毛主席指示释放联动分子;(二)联动是反动组织，它的反动思潮要批判;(三)中央文革是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的，回校后不要和造反派闹对立;(四)联动不要搞请罪。

　　毛主席下令释放联动后，他们大部分改邪归正，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少数联动分子公然又挂起“联动”的牌子，扬言要再来一次“破四旧”，到处捣乱。

　　联动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思潮反映。中学造反派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向联动思潮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②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干部，指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同志的错误。陈毅同志表示“欢迎大家揭发，这次我又犯了错误。”

　　四月二十三日 ①《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革委会机关报正式出刊。

　　②毛主席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上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主席又在一个四川的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不得下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的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这些英明指示给军队支左工作指明了方向。

　　四月二十四日 ①毛主席接见三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观看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清华反映强烈，下午召开了激烈的辩论会。

　　四月二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②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克实。

　　③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单位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

　　长期以来，一联总部狠揪李雪峰同志，死保李立三。李立三自以为有力量，在会上十分嚣张。

　　④政法公社等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谢飞同志在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了三反分子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大会还把政法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秀峯，张鼎丞，吴德峰揪出示众。

　　四月二十七日 斗薄筹备处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陶鲁笳，李开信，宋绍文，梁膺庸陪斗。

　　四月二十八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号召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四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社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五月一日 ①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到群众中和首都三百万群众同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

　　“五一”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等同志。

　　②林彪同志为“五一”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集中的表达出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

　　五月二日 ①下午陈伯达同志到人民公园与游园群众亲切交谈时，又一次指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并说：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管目前势力多么强大，终究是要土崩瓦解的。

　　②谭震林的秘书突然自杀。自杀时给其爱人的遗书上说：叫她永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杀前有一个揭发谭震林的十条提纲。

　　五月初 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5·16兵团”。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的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5.16兵团。

　　五月三日 谢副总理在第二机床厂革命群众大会上讲：在集中力量批判刘邓的同时批判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强调革命大联合和反对无故府主义。

　　五月四日 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到师大，接见师大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部分革命师生，听取汇报并对师大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全校师生对师范教育的改革教育展开大胆，广泛的讨论，并建议师大在教改中写出两本书《世界教育制度发展史》和《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

　　五月五日 ①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北京市各单位革命派组织纷纷举行誓师大会，热烈响应市革委会的号召。

　　②晚上，周总理江青等同志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首长讲话指出：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斗争仍然是激烈的尖锐的。当前有一股反夺权的拆台风，保守派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反夺权，打砸工代会等革命组织，这股打砸风影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正常生产和正常秩序，今后市革命委员会和工代会可以管起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今后，发生武斗事件，掀起武斗的要严加惩办，首恶分子要依法惩办，受蒙蔽的教育处理，打死人的要偿命，无故旷工的要停发工资。

　　五月六日 ①晚，首都发起支援四川革命派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二月份以来，四川地区在李井泉之流的挑动下，大刮武斗妖风，成都军区个别坏头头动用武装镇压造反派，宜宾，万县等地接连发生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天府之国”一时阴云阵阵，一片腥风血雨。五月六日，成都产业军在李井泉之流的阴谋操纵策划下，向革命造反派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五六十人。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士李泉华同志光荣牺牲。消息传来，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激情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最后，两万多人聚集在地院大操场上举行“声讨李井泉，支援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许多学校，国家部委，机关单位革命组织连夜发出电报表示支持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谴责李井泉之流的滔天罪行。

　　四川在激战!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当晚周总理发出三点指示：1、派出两万解放军制止武斗;2、双方都要撤离现场;3、希望大家不要激动，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势。

　　五月七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一周年。社论指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武器。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举行誓师会，座谈会，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撤销了他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左、支农的成绩后，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③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各校代表时指出，当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中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分化论”，“新保皇派论”是错误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竭力反抗，当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挑起武斗。谢副总理号召大家学习毛选，克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打倒“私”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抓大方向，反对武斗，反对分裂。

　　五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修养》的要害问题，击中了党内最大走资派的要害，它是射向刘邓黑司令部的一颗重型炮弹。这篇文章对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大批判运动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布153号文件，指出这篇文章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准。要求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②晚上，周总理，叶群等同志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理说：叶剑英是忠于毛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揭发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问题，在反对彭、陆、罗、杨问题中是有贡献的。叶剑英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③京毛二厂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破坏了一座楼房。工人离厂、生产停止。谢副总理亲临解决。这一时期不少工厂发生武斗。

　　市革委会召开“北京市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大会”。大会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动员首都革命派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五月十日 ①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讲话《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江青同志这篇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同日，发表《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大批判运动的决定》发表。

　　③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去第一机床厂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陈伯达同志指出：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有些个别地方，个别工厂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冲击，受了分裂主义的冲击，把自己的工厂破坏了，把机器破坏了，这显然是坏人搞的……

　　④晚上，首都科技界万余人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

　　五月十一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坐着汽车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在城里转了一圈，调查大标语、大字报情况，随后，毛主席派出中央首长到各中学去深入调查中学文化大革命情。

　　五月十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指出：“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社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和四月六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②周总理在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说，我支持批判陈毅，但不同意打倒。

　　五月十三日 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三军部分文艺、体育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体育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演出前，林副主席对演员们说：“坚决支持你们演出!”

　　以肖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明知林副主席是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的，但为了反对林副主席和保护自己过关，煽动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三军的演出进行了严重的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

　　事件发生后，林副主席派叶群等同志去看望。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首长也都表示支持演出。在中央首长的关怀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下演出继续进行。六月份，林副主席亲自观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演出。这是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鼓舞。

　　“5.13”事件是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总爆发，是肖华反革命两面派面目的彻底暴露。

　　今年一月刘志坚被揪出以后，总政机关，北京和来自全国的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派直逼肖华。肖华为了保住自己，耍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极力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识破阴谋，炮轰肖华。但肖华利用中央为集中力量打倒反革命阴谋家杨勇、廖汉生而暂时保他的机会，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拉一派，打一派，把保自己的组织说得天花乱坠，捧上了天，把敢于造他反的人打成反革命，把反对他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说成是保守派，就这样，肖华又挑起群众组织间的严重对立，同时，也造成了自己垮台的条件。

　　“5.13”事件，肖华自己跳了出来，彻底暴露了他反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狼子野心。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揪出了这个负隅顽抗达一年之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五月十四日 ①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②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发表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号召革命群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等。④谢副总理说：不论现在过去或将来，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错误都是对的。支持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谭震林。

　　自“五·一”谭震林上天安门以来，农林口保谭势力活跃起来，对造反派实行反扑，打击出来亮相的革命干部。

　　④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重要通告”，要求全市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通告着重强调制止武斗、并就避免和制止武斗作了若干规定。通告还规定：“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五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再论节约闹革命》的社论。

　　五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同时发表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介绍解放军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对大、中学校实行军政训练的经验。《解放军报》十七日发表《坚决完成训练革命师生的光荣任务》的社论。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指出，中央同意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组成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五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公开发表。

　　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通知》的发表，庆祝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

　　五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5·16通知》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文章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五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重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的精神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左派群众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左派内部的是和非的矛盾，可以协商解决，或者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五月下旬 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五月下旬展开了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一系列重大活动。

　　五月二十三日， 全国各报重新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并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的社论。下午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六千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江青同志主持大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陈伯达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成立文艺组和宣传组。

　　从五月二十五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公开发表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和1964年6月2日的批示)

　　为毛主席关于文艺五个文件的公开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都发表了《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等社论。

　　毛主席关于文艺的这五个文件，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同志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等社论，热烈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讲话》和公开发表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五个文件及《纪要》是我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的重大措施。随之，首都文艺界掀起了革命的大批判和大树文艺样板戏的高潮。

　　五月二十日 北航、北邮、北林革命委员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吴德、丁国钰等同志分别前往各校，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祝贺，同—天，三院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首都革命的大联合和夺权斗争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五月二十一日 周总理指示：国家体委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

　　五月二十二日 谢副总理在工代会全体委员会上讲话时首先指出：现在北京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红代会分几派，工代会不要受影响，并警惕阶级敌人，现在有人想冲破通知(指市革委会5月20日通知)，挑起武斗，我看他没有好下场的。

　　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音乐学院三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

　　比共政治局委员司徒，伦斯同志和锡共中央书记桑穆加塔桑同志相继到北京地质学院进行参观访问，他们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月二十五日 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召开了“坚决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誓师大会”，首都大专院校其他各部、口造反派近两万人参加大会。上海等五个地区革命造反派战友打来支持电。

　　五月二十八日 部分院校的群众组织一直派人干预新华社运动，二十七日竟有人在社内给新华社负责人王唯真同志贴出一张“照会”。为此，陈伯达同志给聂元梓、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电话指示：新华社是中央文革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社外群众不要插手，更不能用对付外国政府的“照会”形式来对付新华社。

　　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颁发关于当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六月一日以前 北航、地质、师大等院校，出现“斗、批、改”的新气象。

　　(北航)斗批改办公室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治我们学校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抗大经验;半工半读;六一年——六三年教育战线出现大反复的情况。二十五日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批判活动，先后把大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两家人”，“武训传”，“青春之歌”等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揪出来示众，下旬组织大批大字报上街。

　　(地院)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后，东方红《揭竿而起》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立刻，一场全院规模的十分激烈的大辩论高潮掀起来了。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十七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教育路线、科研路线等到底属于那个司令部的?究竟怎样才能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院系各级如何互相配合搞好院内斗、批、改?如何对待干部?辩论气氛十分活跃，斗批改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师大)校园内一片新气象，出现了“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大方向的人越来越多，批刘、邓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报越来越少了。常委会计划在六月份掀起教改的新高潮。主要内容有：批判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编写《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编写教育战线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记;毛主席关于教育的语录等等。

　　其他大专院校也电视或者已经投入本单位斗批改。

　　五月下旬——六月上旬 早在二、三月份，社会上就掀起一股炮打周总理的逆流。

　　在反革命两面派王力之流的煽动下，一小撮亡命之徒又紧张活动起来。

　　五月十六日，一名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一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五月底，反革命《首都5·16兵团》的前身——“钢院5·16兵团”成立。

　　六月二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三月三十一日)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丧心病狂地攻击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

　　六月十四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5·16》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5·16兵团》。“一盏孤灯，几缕游魂”，这几条可怜虫一面躲入黑室紧张地查阅资料，一面在夜深人静时四出活动。钢院，农大，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反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五月二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五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提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说革命群众对他们反击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反动家伙已利令智昏，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

　　六月一日 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纪念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社论说：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向全国人民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社论又说：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说是马列主义的呢?就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结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②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中宣部。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和宣传组代替中宣部，中宣部这个牌子不要了。

　　③周总理指示卫生系统造反派：要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这是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的。

　　六月二日 ①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壁为保卫红卫兵的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崇高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小将向烈士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展出，上午举行了开幕仪式，这是一首红卫兵运动的赞歌。

　　③张春桥同志在高校座谈会上指出：大学的斗批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讲：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最后，张春桥同志鼓励大家作斗批改的闯将。

　　④上午，北航红旗，清华井岗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二十多个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了揪斗潘梓年大会。

　　六月三日 ①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两种思潮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要从中央揪出新的黑帮黑线来。针对这种情况伯达同志指出：《5·16通知》的公开发表，这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取得了伟大胜利，证明毛主席制定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英明论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不能动摇的，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动摇的，这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司令部，而周总理是这个司令部里的人。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②谢副总理受中央指示，前往红代会传达两条命令：1、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红代会的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2、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来，

　　③总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不能要求中央领导同志站在一派方面。另外一派，即使是十分反动的，我们也只能把它的头头抓起来，广大群众还是要教育争取的。这是主席的方针。清一色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违反社会发展的，而且是反动的思想，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过去犯过错误的也要教育他，团结他，这表现主席的伟大。主席思想有伟大的革命性和严肃的组织纪律性。

　　④印度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等在北京香山一带偷拍我军事地图被我抓住。最近印度大使馆先后十九次盗窃我国各种情报，进行间谍活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决定公审国际间谍。十三日，北京革命造反派开大会公审印度间谍，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特务的嚣张气焰，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江青向志非常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她鼓励大家说：你们就要对他不客气。

　　⑤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市革委会的关怀下，北京各区工代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有力的促进了各区的大联合。北京工交口出现了可喜的斗批改的新高潮。

　　六月五日 ①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成立，参加这个联络委员会的有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等二百多个单位。

　　②谢副总理与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同志座谈指出：要尊重三司、三司的旗帜举得最高，但是三司的风格也要高，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六月六日 ①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今天发布了重要通令，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严防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捣乱

　　②凌晨，陈伯达，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某些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伯达同志指出：凡是在社会上把持权力的要夺无产阶级权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的条件。

　　第二天，王力反党集团的打手王乃英(林杰的老婆)之流，极其卑鄙的手段在学部歪曲传达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精神，加剧和扩大北京两大派的斗争。

　　陈伯达立即发觉了，意味深长地说：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这说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六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登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月二日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个决议一针见血的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②今天，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美、以(以色列)反动派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滔天罪行和苏修的叛卖行为。游行大军行至阿联大使馆前时，各革命组织纷纷递交了支持信。

　　六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的文章《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人民》。刘贤权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热爱写出了自己的支左经验。这篇文章对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支左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六月十日 ①上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书文物系统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刘少奇的爪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夏衍、林默涵，肖望东等被拉出批斗。这个大会，是首都文艺界大联合、大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到会并指出：文艺界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继续成为大批判的模范，成为文斗不武斗的模范。

　　②红旗映着笑脸，战鼓伴着歌声。六月十日，北京政法学院，光华木材厂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谢副总理、吴法宪(空军司令员)等首长到会祝贺。

　　六月十一日 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东方红公社、财金八·八、民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发起在人大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聂真”大会(聂真，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前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②陈伯达同志给北航革命师生题字“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又给红旗战斗队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陈伯达同志还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中国的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题词集中表达了中央首长对革命小将的殷切希望，是在新形势下向革命小将发出的新号召。陈伯达同志还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这个工作要由你们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要靠毛泽东思想把它搞好。”从此，北航红旗战士积极投入了教育革命的工作。

　　六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十七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发出同样《通知》。(234)

　　六月十三日 ①周总理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就干部亮相问题指示：“干部的亮相，一个是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单位的走资派彻底决裂，第二是彻底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第三个，自己检查批判的深刻，这是最好的亮相。

　　②吴法宪同志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组长，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王道明等同志都调来全军文革进行工作。这几天《誓把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代表和部分海军造反派代表在三座门揪斗李曼村、谢镗忠，海政主任张秀川同志传达几点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六月十六日 ①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行动起来，搞好夏收夏种，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首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纷纷下乡支援三夏工作。

　　②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阅档案材料的规定》的文件。

　　③谢副总理在人大会堂向北大同学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说如果有两个革命组织严重对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敌人就要消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谢副总理还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学校、一个市、一个省都如此，全国也是如此，革命的大联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要反对武斗。

　　④总理今天接见了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总理说：“李先念不能打倒，对人不能一棍子打死。李先念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时，主席看见就说这个人是个好同志，有政治头脑。当然，也有许多错误。”总理着重指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是很危险的。你抓一个，我抓一个，法码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很危险这是时髦作风，不是主席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六月十七日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字上很简洁，当前讲就是斗批改。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十二个字，这就是当前夺权斗争阶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贯彻下去，我们就能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开花，结果。

　　六月十八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它象一声春雷，响彻全球，鼓舞着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摇撼着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根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辉煌的胜利!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手逐句修改新闻公报。毛主席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

　　六月十九日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这篇著作。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的通知，强调指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十周年的宣传活动，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首都工代会、红代会相继召开隆重纪念会。谢副总理在纪念会上指出：前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布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搞大批判。

　　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师大井岗山，新北大公社五大组织在会上联合发言，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北京师院的东方红和井冈山等也作了联合发言，表示要消除分歧，团结起来，陈伯达非常赞许这种可喜的现象。

　　六月二十日 学部六月十六日召开了“斗潘揪吴大会”。

　　师院东方红、轻工七二九、新人大公社座谈目前形势和任务。大家一致认为大联合，斗批改是当前的大方向，必须为本校的两派大联合作出自己最大贡献。师院在丁国钰同志的帮助下，经过广大革命小将的努力，东方红、井冈山两大组织组成了大联合筹备小组。

　　六月二十一日 ①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应邀前往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进行了友好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和青年怀着对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心情，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毛主席的红小兵。

　　在这次为时十八天的访问中，中国红卫兵同战斗在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青年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中阿两国人民和青年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②凌晨，周总理接见了去XX地区执行任务的“六二六”医疗队全体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医疗队又是宣传队，要宣传主席思想，中央文件：卫生知识，要作调查研究，还要训练速成卫生员，七月份派第二批。医疗队下乡，这是卫生系统斗批改的序幕，如何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要象这样打倒。总理强调，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工作要为五亿农民服务，这是主席的思想。革命的医务人员决心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贫下中农解除病苦，扎根在农村。

　　六月二十二日 ①学部广大造反派起来造反，捣毁“潘、吴王朝”。红卫兵联队反帝必反修资料室《战犹酣》战斗队揭发：在去年十月中旬吴传启就散布出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较为有条件”，“提到路线问题就没有界限”“要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立第四司令部”……

　　六月二十三日 ①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观看革命京剧样板戏《海港》，并接见了全体演员。

　　②《人民日报》介绍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带普遍性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巩固扩大夺权成果的问题。这个文件要求革命委员会成员要严格要求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规定》给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或权力领导机构的同志，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红旗》杂志评论员为此发表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③地院“复课闹革命”的呼声很急，大字报中许多人提出“复课闹革命”是斗批改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东方红许多战斗队着手搞教育革命。

　　六月二十四日 新人大公社和人大三红战士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到：“当务之急是一些两派革命组织就原则性分歧召开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促进革命派大联合。”

　　六月二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社论写道：“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有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②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筹委员会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的事件发出电报，电报指出：“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作都是错误的，命令其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枝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住处，听候中央派员处理。电报强调指出：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其严重的错误。

　　六月二十六日 ①陈伯达等同志接见清华干部，教师代表和井岗山兵团两个总部的代表，就教改问题作了指示：人的青春时代，精神最旺盛的时代都放在学校，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可以走到修正主义道路，当晚，陈伯达同志给全体井岗山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井岗山的同志一定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原则，反对分裂”。给清华的师生员工指出了今后的斗争大方向。

　　②李钟奇、丁国钰同志接见了中学的革命小将，李钟奇同志说：“中学军训中存在着缺点错误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右倾投降，”丁国钰同志强调指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训是毛主席提出的，对解放军要坚决拥护，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六月二十七日 ①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市革委会犯了两个错误，请来了几个剧团，演了几次戏，这不是小事情，这是红色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造反派夺权以后的反映，这是蜕化变质的开始。

　　②北航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在纪念毛主席的七·三指示三周年的日子里，全院全面复课闹革命。

　　六月二十八日 北京医科大学革命派砸了老爷卫生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六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长期以来，刘邓黑司令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指示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把一九三六年北平军人反省院叛徒集团名单交给邓小平“处理”，凡登记者均定为“有了组织结论”。这样，庞大的叛徒集团——薄一波，安子文叛徒集团被包庇下来了，而且被大批大批的安插到重要部门。篡党篡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广大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揭露了刘邓黑司令部长期包庇的这个叛徒集团。为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更好地更准确地抓叛徒，中央发出了这个问题的通知，给红卫兵小将指明了方向。

　　六月中下旬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全国各地在二月逆流中被走资派镇压下去的革命派再度奋起，反击“二月逆流”的余波。

　　(四川)成都军区发表公告，为《川大八·二六》平反，指出。“二月镇反”是方向错误。革命造反派重新得到解放。成都军区的鲜明立场得到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河南)①河南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畏强暴，顶黑风，战恶浪，越战越强。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派输红了眼，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操纵保守势力，在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地不断挑起武斗，疯狂镇压造反派。妄图扰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继“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厂红色大楼之后，洛阳“公检法总部”伙同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于六月十九日使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将拖技校八一六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坏。守楼的革命小将，革命职工，解放军战士以及首都红代会战士伤亡残重。继此反革命事件之后，他们又火焚了洛阳一高井岗山兵团的大楼。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犯下又一新的滔天罪行。②月底，河南军区杨松峰参谋长向《二七公社》承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军区要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向全省做检查。如果何运洪(河南军区副政委)顽抗到底，我们广大指战员就要造反!从此，《二七公社》的造反派翻了身，二月逆流被彻底粉碎了!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安公社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杀回马枪。河南革命派以工人为核心，开始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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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千方百计挑起武斗。武汉陈再道之流挑动百万雄师围攻三钢、三新，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大规模武斗现象。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电示警告武汉军区，要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但陈再道之流置若罔闻。于是武汉局势日益恶化。其他各地如云南，江西，浙江，东北，走资派极力挑起武斗，蒙蔽一部分群众冲击军区，夺取枪支弹药，妄图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西藏，福建，浙江等省实行军管。对铁道、交通、邮电、物质、石油、财政、林业、化工、煤炭、水电、建工、建材等中央各部实行军管，对华北局实行军管。

　　七月一日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

　　①《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纪念党的生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干革命》。

　　②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治部通知：这次会议是林副主席指示召开的。召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③军委组成以谢富治为首的五人支左小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八机部从七·一起实行军管。任命固牧夫为军管会主任，王车夫，孙成秀二同志为副主任。

　　④李富春同志接见冶金部革造派代表时指出，要先批判工业七十条，然后根据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去改，要先破后立。

　　⑤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文艺组时，很关心文艺界情况，他老人家问，文艺界大联合情况怎么样?打不打内战了?当回答说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斗黑帮，不再打内战了，主席很满意地说：“那很好!”

　　⑥晚，陈伯达同志接见工代会委员指示，工代会要精兵简政，委员应是人民的勤务员。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挂帅。他强调指出：北京工人运动应该兴旺，应当有工人运动的高潮，应该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要拉一派，打一派。

　　当有人提到有搞假工代会时，陈伯达同志说，有新的组织，新的工代会产生，不要惊慌，不要奇怪，有毛泽东思想就站得住，没有毛泽东思想就站不住，早晚有一天会垮台。你们是国家的主人，责任重大，不要受人家挑动，不要被人家利用。

　　凡是碰到有两派的厂子，要开联席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对工代会的讲话，是对工人运动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希望。

　　七月二日 ①毛主席接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休·麦克劳德等同志，康生等同志陪同。

　　②全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在震撼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时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我国亿万革命人民中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在全世界广泛得到传播。据新华社报导，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八个月内，在一百一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八十多万册，共十四种文本，受到各国亿万革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和最热情的颂扬。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七月上旬 6月30日——7月2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5·16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代表大会”会上大搞反革命的“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增强其反动决心，并作了反动决议，提出了反动口号，此后，他们反总理的活动日趋猖獗。七月上半月，“5·16”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大力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23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七月三日 ①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为纪念主席“七·三”指示发表三周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万人大会，首都革命师生决心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建立和巩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奋斗。

　　②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北航红旗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决心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奋斗最高纲领，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边学习，边搞斗批改。为北京和全国学校树立了一面复课闹革命的旗帜。紧接着人民日报七月五日就在第一版报导了这条消息，随后在全国和北京各大专院校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北京矿院、清华、农机、石油、地院、邮电及山东等地部分大学相继召开了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

　　③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大中学校红卫兵五万余人在午门广场隆重集会，愤怒抗议缅甸奈温反动政府反华和残酷迫害我华侨的法西斯暴行。会后游行示威，前往缅使馆抗议。缅甸反动政府充当反华小丑决无好下场。

　　七月四日 ①凌晨，中央文革X X X来到中南海西南门外“新八一”揪刘前线指挥部，与同学们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当谈到建院新老八一的分歧时，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是日，中央责令刘少奇向“新八一”交出认罪书。

　　②下午，斗薄一波联委会召开了“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工交系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九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

　　③林业部机关东方红公社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打倒谭震林。

　　④陈伯达同志在接见天津代表时指出，关于解放大量干部问题，天津驻军作了大量工作，立下了功勋。军代表在工厂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

　　七月五日 ①国务院财贸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人大会堂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傍晚，总理到会向大会祝贺，会后总理和大家一起观看了现代京剧。

　　②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我国人民出于对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相继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自发地建造主席塑像。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大成果，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之后，给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作了指示：“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中央紧接着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这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心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现在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匆匆忙忙的作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你们加以制止。

　　③晚上，陈伯达同志到教育部指示，两派要联合，要搞一个抓教育行政的班子。

　　七月六日①姚文元同志传达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的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阶段打硬仗了。主席还说：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了。

　　②陈伯达同志接见市革委会委员和大中学校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两大派，希望做不三不四派，作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搞好革命大联合。

　　七月七日 ①在大中学校军训胜利结束的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合影。军训代表受到莫大的鼓舞。

　　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指示：三军演出问题，要支持原来演出的一派。

　　七月上旬 (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委派谢副总理等同志到西南和中南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解决一些问题。

　　(云南)七月一日谢副总理在昆明接见“8.23”和“炮兵团”做了重要讲话。

　　(四川)七月五日，谢副总理在成都先后三次接见川大“8.26”、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表示支持川大“8.26”的革命行动。次日又接见“红成”等组织代表，要求他们按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六条规定办事，要撤回上京“告状”的数万人员。

　　七月十四日，谢副总理在重庆接见两派代表。指出：现在揪赵永夫式人物是错误的，54军是毛主席的部队。要团结对敌。

　　(2)七月七日晨，山西太原太机四野一些人非法查封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并宣布不承认毛主席批准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非法成立了“地下政法公社”。

　　同日，太原市核心小组办公室也被查封。

　　七月八日 ①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思维尔·霍查同志接见了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霍查同志同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进行了极其友好、极其热情和极其真挚的交谈。

　　七月九日 ①在亿万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讨伐中，在党中央的责令下，迫使这个昔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不得不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革命小将交出一份所谓《认罪书》。这是全国革命人民讨刘大战的一大胜利!但同时也是刘贼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刘贼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关指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真乃狗胆包天，罪该万死!刘贼假检查的“认罪书”一出笼，立即陷于首都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北京建工八一战斗团当即发出了揪刘紧急动员令，八一战士一个个义愤填膺，决心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斗。首都其他院校也都兴起了一个狠批“认罪书”高潮。

　　②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大野心家罗瑞卿大会。大野心家罗瑞卿及其帮凶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郝治平被揪出来示众。十一日下午，装甲兵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

　　七月十日 ①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对于支左工作所犯错误检查报告做批语。指出在三支两军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但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一次检查是比较好的。河南各群众组织、驻军代表达成六条协议，中央认为是好的。

　　继七月四日总理、康生等接见了河南造反派之后，七月十日晚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了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分代表。肯定了二七公社等造反派组织，指出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强调指出主席对河南问题很关心，亲自写了指示，大意是，河南地处中原，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军事等都很重要。你们在那里是搞三国演义呢?还是怎么办?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③晚，总理、康生、张春桥、叶群等同志在人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演出的大型话剧《夜海战歌》。演出结束后，首长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

　　④自从四月成都惨案，老产惨败以来，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四川省革筹小组，李井泉及老保产业军已溃不成军，可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某些负责人蒙蔽部分群众，胡说中央不了解四川情况，不承认中央批准的省革筹并把斗争矛头指向省革筹和四川造反派，连日来煽动上万群众要赴京告状，试图对中央施加压力，不听谢副总理的话

　　首都革命造反派250多单位今晚在北京地院大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坚决支持四川革命派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川大八·二六、西南师院八·三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钢二司、湖南长沙工联”、江西大联筹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

　　七月十一日 ①毛主席接见了在我国实习期满即将回国的刚果(布)实习生。周恩来总理参加接见。刚果(布)朋友挥动《毛主席语录》，激动地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

　　②首都五十多所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决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陈伯达同志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七月十二日 ①张春桥同志在接见南京代表讲到，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在谈到关于有人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时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说：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必须制止武斗。

　　②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带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青年对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信仰，带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青年的深厚的革命友谊，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叶群等同志到机场迎接。

　　七月十三日 ①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的高潮中，北京市130多所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经过军政训练，实现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以教学班为基础的最广泛的大联合，建立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政训练指示的巨大胜利。

　　②建工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联合的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贼检查，之后还到西郊各大学游行。八一战斗团正式扎营中南海西门揪刘。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并发出了对刘贼的第二封勒令信。

　　③陈伯达同志于7月13日晚接见福建各方面赴京上访群众，指出：韩先楚是个好同志，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七月十四日 ①晚上，首都红代会，农代会，军事院校，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等50多个组织，三、四万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在北京地质学院大操场，冒雨集会，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反对陈再道之流及“百万雄师”的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同志出席大会，表示支持这个大会。会上，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成都工人造反团，川大八·二六等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等代表发了言。

　　②“5·16兵团”猖狂活动，七月十四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这些反动传单以极左的面目，恶毒地、露骨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农口革命造反派，企图搅混阶级阵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刘邓翻案。

　　③下午，公安部将政治扒手叶向真和反革命分子朱成照等八人从广州押回北京，扣留在北京卫戍区。

　　七月十六日 ①广州革命群众在广州军管会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全民全面批判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高潮。

　　②晚上，中央首长陈伯达，张春桥等同志在中宣部接见有关单位的代表，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大批判，痛打落水狗，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肃清其流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七月十七日 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6955部队军训支左的文章后，广西《四·二二》战士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6955部队的军训和支左经验恨得要死，17日凌晨挑动几百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新华社广西分社。

　　②建工八一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贼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北京电机厂来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战地，与建工八一团并肩作战。

　　七月十八日 ①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②首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兴起空前规模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决心要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

　　③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传出刘贼4月份写的回答《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九个问题的所谓“认罪书”。“认罪书”里，刘贼极力为自己狡辩，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

　　建工八一团部分战士于零时在中南海西门进行揪刘绝食斗争。

　　揪刘战士发表“绝食誓词”，指出：“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国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晚，地院东方红，北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经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一百多组织，共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南海四门召开揪刘誓师大会。次日，首都和外地在京的近百个单位的革命组织奔赴“揪刘火线，投入揪刘战斗!

　　八一揪刘绝食战士的革命行动立即得到上海、天津、新疆、内蒙、黑龙江、成都等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

　　七月廾十日 ①陈再道之流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屠刀，一手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二○”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

　　七月中旬以谢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亲切关怀到武汉解决问题。

　　陈再道之流操纵反动组织“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败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围攻、绑架、殴打、游斗中央代表。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

　　武汉危急!!

　　首长的安全没有保障。英雄的江城造反派时刻准备着付出最大的牺牲来保卫首长。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早就了解陈再道之流的狼子野心，早已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东海舰队包围了武汉，陈再道之流成了瓮中之鳖。

　　情况还在继续起变化，七月份的盛夏，祖国中原江城的上空翻滚着阶级搏斗的狂风。

　　②市工代会政治组发出通知，指出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号召全市广大革命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当天下午，政治组召集了动员大会。

　　七月廾一日①《北京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指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我们伟大的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北京日报》还同时热烈赞扬了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是革命大批判的闯将。

　　②反革命分子陈再道之流策动的暴乱罪行激怒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们高举红旗，紧握铁拳，冲上街头，冒着倾盆大雨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不断振臂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雨大浇不灭人们脑中的怒火，风狂刮不断首都和武汉紧紧相连的红线!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我们和武汉革命造反派肩并肩!工人们下班了，示威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陈伯达同志指出：“百万雄师”自己暴露自己，自己搞垮自己，终究是一个反动的逆流，它阻碍不住毛主席的洪流。凡是同革命作对，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对，同群众作对，是非垮不可的。中国有句古语：“玩火者必自焚”，武汉的“百万雄师”，开始群众不了解，现在臭名远扬，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不出三天，非垮台不可。控制“百万雄师”的终究是少数，受蒙蔽的是多数，对受蒙蔽的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

　　③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首都文艺系统各口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文艺系统大联合办公室筹备小组正式宣告成立。

　　④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成立，仅一下午就有十三个省市就“八一”团揪刘绝食行动发表支持电，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接见了揪刘绝食战士。

　　七月廾二日 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采取了英明措施，中央派往武汉地区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等同志排除万难，光荣回到北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三军指战员和首都数万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群情激昂，喊声雷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②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给武汉电话指出：最近在武汉流传的所谓中央文件，说什么“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工总不能翻案”等等纯属捏造。

　　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关怀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派出的医疗队今日抵汉。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英雄的8199部队到钢二司表态，坚决支持三钢三新。

　　武汉空军表态，坚决支持三钢三新。武汉局势急转直上，

　　③江清同志于凌晨对河南代表团讲话时指出;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并提出了“文攻武卫”这个革命口号。

　　④《人民日报》发表了空军司令部组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深刻的指出：从组织上夺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大扫除。《人民日报》就此文章发表了重要编者按。

　　七月廾三日①首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同时报导了谢副总理等光荣回京的消息并刊登了中央首长迎接他们的照片，广播电台也多次广播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北京、上海、哈尔滨、太原、呼和浩特、西宁、天津、兰州、福州、南京、郑州、南昌、长沙等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都同时举行了威震四海的大游行，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等回到主席身边，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犯下的弥天大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撼三山五岳，响彻大江南北。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这就是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的钢铁拳头!谁胆敢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必将被这巨浪吞没，被这铁拳砸烂!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传到了江城，武汉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陈再道之流胆战心惊!“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迅速分化瓦解，广大战士纷纷反戈一击，但顽固分子仍旧没有死心，他们今晨还在广播狂吠：我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百万雄师”，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③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及工农业生产的工作。

　　七月廾四日 ①伟人领袖毛主席亲自为武汉问题拟了复电，指出武汉军区“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②乌云遮不住太阳，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驱逐了江城的浊浪，革命造反派翻身了!武汉沸腾了!红旗挥洒着热泪，口号伴随着歌声，集会、游行、支援、祝贺，人们用整个心声歌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呼“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革命小将学习!”等口号，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造反了!反动派的猖獗为自己挖掘坟墓。

　　③首都揪刘总站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多万革命群众集会游行。

　　揪刘战场在迅速扩大。一千五百多单位加入揪刘总站。

　　中央文革派代表亲临揪刘战地向绝食同志表示慰问并劝复食。

　　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支持你们》!《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①红旗似海，口号震天，首都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大会。在集会上，林彪同志指出：“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革命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②武汉三镇，战鼓震天，紧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武汉三军指战员，举行了极其壮观的车队游行，他们表示：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生，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

　　③下午，师大井岗山、地质东方红、新人大公社、民院东方红、京工东方红、财金八八、工人东方红等单位同学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副总理知道后打电话指出：揪斗陈再道是革命行功。

　　七月二十六日 ①下午，中央召集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中央首长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周总理、康生、谢副总理及其他同志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涛之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②武汉军区改组，曾思玉同志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指出：(一)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七、二○叛变事件的罪魁，一切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要迅速猛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二)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作好“三支”，“两军”工作。(三)立即为“工总”平反，向曾被扣留的造反派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革命行动，并帮助它恢复、发展、壮大队伍。(四)坚决支持三钢、三新等坚强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这个公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毛主席说：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③下午，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召开了近十万人的斗争彭德怀大会，陪斗的有张闻天，大会后，彭张二贼被拉进城里游斗，真是大快人心!

　　④凌晨，吴德等同志亲临揪刘火线，对揪刘绝食战士亲切慰问，同时指出：斗争方式应该改变，首长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

　　七月二十七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传到了武汉，信中给予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以极高的评价：“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成绩，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英勇的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党中央在信中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的鼓舞了英雄的武汉军民，给正在蓬勃发展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胜利的局面!

　　②凌晨，周总理、吴法宪等中央首长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接见了湖南代表。指出：

　　(一)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军区。

　　(二)由四十七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

　　(三)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我们信得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左派组织，应恢复名誉，应恢复组织，红联、高司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四)中央着手组织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连续发表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社论，无情地揭露了陈再道之流叛乱的反动实质，有力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祖国到处都进发着震天动地的怒吼声，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有力地鼓舞着全国，全国范围的规模空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使革命大批判腾起了更高的巨浪。

　　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数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一致指出：武汉事件有力的说明了刘少奇及其喽罗们决不是死老虎。为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只有掀起一场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消除刘少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一切垃圾、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怕盛夏的酷热，不顾多日的劳累，继续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万众一心激战在揪刘火线上，武汉事件激起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修正主义总根子刘少奇的更大仇恨，揪刘战旗越挂越多，揪刘的战场越打越大，火线变成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大课堂，变成了埋葬刘邓黑司令部的一片火海。

　　七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传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 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人们预料得快得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艰难日子里磨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政策和策略的学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革命队伍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迅速发展、壮大。

　　②中国科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派同志欢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周总理、陈伯达、李富春、聂荣臻、粟裕，等首长到会热烈祝贺。

　　七月下旬 阶级敌人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武汉事件极大的教育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举国上下掀起了声讨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在全国各地代理人的新高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加速了湖南，河南等地问题的解决。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改变了反革命的斗争策略。反革命两面派王力之流，从武汉回来后，自以为捞到了政治资本，利令智昏，加紧阴谋活动，公开跳到极左的方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泡制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恶毒也提出什么“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煽动革命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毁我长城!

　　他们加紧组织和操纵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许多反动大字报，污蔑周总理支持“百万雄师”，炮打周总理，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取而代之。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新的激烈搏斗开始了!

　　八月一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论人民战争》语录，并重新发表了林彪副主席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②凌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南海西门举行了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首都红代会和中央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大会。大会义愤填膺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并决心把他从中南海揪出来批倒、批臭。

　　⑤武汉市革命造反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历时五个小时。长江两岸，大江之中，“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声，此起彼伏。这次活动充分显示了军民团结，决心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发生八一渡江大惨案，四百名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八月二日 ①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全国各地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声援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坚决支持红二司等革命组织。

　　②周总理接见湖南各造反派代表，指出：湖南军区谎报军情，中央“二·四”批示有错误，表示支持湘江风雷翻案。

　　八月四日 七月下旬到八月初，由于各地走资派挑起武斗，部分煤矿停产，煤产量下降很厉害。为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李富春副总理指示，煤炭部成立领导班子，下去抓革命促生产。十日部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军代表王素为组长。十六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全体职工，识破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阴谋，停止武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十七日召开了煤炭电话会议，向全国各煤矿传达了中央精神，之后，在京煤炭部及所属单位，组织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矿，宣传、劳动。总理指出，这是中央各部以后的方向，他精简了国家机构，也解决了和工人相结合的问题。从此煤产量逐步上升。

　　(2)首都新闻界、电影界、红卫兵一万五千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和电影工的迫害，并表示同港九同胞一道同英帝斗争到底，

　　八月五日 (1)今天是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社论。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从此，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大批判的高潮。八月十日，首都工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一周年。首都工人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沿着十一中全会的方向，运用十六条做武器，搞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决心把中国赫鲁晓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

　　(2)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刘、邓、陶家的院子里，分三个战场再次斗争了刘、邓、陶。他们的臭婆娘也被揪出来陪斗，他们负隅顽抗，死不承认为三反分子，落水狗不死。

　　八月七日 王力在外交部的假冒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大放厥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一再强调，外交大权是属于中央的，不能夺。周总理指出：“监督权不不算小了，监督权不要越过。”王力却说：“业务监督权有多少?”“我看你们现王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毛主席说：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王力却说：“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他要打倒陈毅，实质就是真正保护“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由于《八·七讲话》的煽动，反总理逆流愈演愈烈，有的组织跑到外交部搞什么“夺权指挥部”，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外交大权，公然向海外拍电报，委派出国代办，中断外交活动，火烧印尼大使馆，给我国的外交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八·七”讲话是一棵大大大毒草，它的要害是向毛主席司令部夺权。

　　八月八日 苏修领导集团指使在我国大连的“斯维尔斯克”号货船船员肆意侮辱我们伟大领袖，把毛主席纪念章抛入海中，我成千上万的人民义愤填膺地斗争了该船船长及这个混蛋。我国政府就此向苏修提出严重抗议，并驱逐船长和二副出境，把“斯维尔斯克”武装押送出境。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八月九日 (1)林副统帅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向全军发出了伟大号召，林副统帅的号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二军”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林副统帅在接见曾思玉，刘丰等同志时指出，文化大革命两依靠，一是毛泽东思想，再就是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要立新功，不要犯错误，有三条：做好调查研究;向中央、中央文革请示;要以站在什么路线上来分左、右派。

　　(2)反革命“5·16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大字报，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火力侦察。

　　(3)反革命两面派林杰跑到温州赴京控告团(林是温州人)大肆煽动解放军。他恶毒地说：军内走资派是在支左过程中暴露的……对他们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倒，揪出军内一小撮。”还攻击“人武部不少是地头蛇，真正支左的不多”。他还鼓动革命群众去反对中央批发的(66)569号关于温州问题的文件，把矛头指向用总理，狂妄地喊叫：“此文件若是总理批的，我有意见，”在其他场合，他也公开诽谤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胡说现在的斗争是：旧政府与新文革(指王力，关锋之流)的斗争，攻击总理是“旧政府”。

　　八月上旬 王力、林杰之流反党阴谋集团泡制的大毒草《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之后，全国范围内到处刮起“抓军内一小撮”的妖风，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公然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八月上旬，接连发生了“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

　　王力反党集团对文化大革命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这种形势下，红代会某些人提出“第三次大串联”“武装夺取政权”“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第八次大搏斗”等谬论，于是北京学生大批外流，仅清华、北大就走了一万多人。

　　八月十日和十一日 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针对敌人的阴谋活动作了极其重要讲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第三次大串联等论点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形势大好。红代会的人都要撤回来，要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不总结就不能前进。大批判、大联合这是当前的大方向。

　　首长还说：现在阶级敌人利用“文攻武卫”来到处挑起武斗，要反对。被坏人操纵的5·16兵团是反革命组织，他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

　　中央首长揭穿了“5·16”反革命集团，企图以极“左”手法欺骗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

　　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8月11日商学院斗争了“5·16黑匪”干将程镇华。

　　八月十一日 外交部召开了批判陈毅同志大会，周总理参加了大会，指示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

　　(2)军内揪斗肖华。

　　肖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支路线，在总政镇压造反派。《5·13事件》彻底暴露了他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丑恶嘴脸。经过几个月的斗争。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把肖华给揪了出来。

　　八月十二日 (1)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去年，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青海省委内走资派作了英勇的斗争。在“一月风暴”中他们夺了走资派的权，但是却遭到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残酷镇压、屠杀。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怀下，他们浴血奋斗，揪出了赵永夫。今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标志着青海省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对青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作了极高的评价。

　　(2)西单商场内部两派，由于意见分歧，在一小撮坏人的挑拨下，发生了北京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武斗。国家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谢富治副总理等首长亲自去制止武斗。

　　八月十三日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指出，北京有黑手，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搞乱，黑手有两种，一种是走资派，一种是美蒋、苏修等特务。

　　八月十四日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八月十五日 姚X X赤膊上阵，在外交部叫嚷要“打倒刘、邓、陈(毅)。”这种极“左”思潮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

　　九月二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各界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十万多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最坚决，最热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群众运动。

　　九月四日 ①谢副总理向三军驻京负责同志，北京市革委会委员传达了中央关于国庆活动的指示。谢副总理说，今年的国庆很重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一年的国庆，今年国庆要充分显示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要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人革命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敢想、敢说、敢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气概;要显示出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中的伟大成就：要显示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反对帝修反的伟大胜利。谢副总理还指出，在国庆前要把大批判搞得更好，促进大联合、要整顿社会秩序、市容、坚决制止武斗，外地上访人员节日前要全部动员回去。

　　②“五·一六兵团”的反动头目陈家康(外交部)被捕，并从陈处搜出了许多整总理的黑材料。

　　九月五日 ①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她十分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形势大好，又特别强调指出在大好形势下与注意三个问题：1.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2.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 3.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江青同志提醒大家注意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美反革命“516兵团”

　　八月十七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

　　八月十八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司令部。

　　八月二十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黑匪干将陈立。

　　八月廾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李X X等九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万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

　　同期，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黑材料。

　　八月二十六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八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评论员文章《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工作是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巩固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就这篇文章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指出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

　　八月十九日 ①陈伯达、谢富治、李先念等同志接见铁道部各口代表指出铁路是国家命脉，必须保证铁路畅通。铁道部群众达成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铁路畅通的决议。

　　②煤炭部在京各单位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李富春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从此部机关北京矿院煤炭设计院大批同志下到全国各矿去宣传、劳动，和工人相结合。周总理肯定了这个方向。

　　③香港人民掀起了长时间的反英抗暴运动，英国当局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今天我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停止三家进步报刊问题发表声明，警告港英当局，立即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

　　八月二十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第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同时也要热情帮助解放军。

　　②化工部红战团砸了化工部政治部和中监组，抢走了大批国家档案，受到中央文革的通报批评。

　　八月二十一日 ①今天下午我英勇空军部队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在广西上空一举歼灭美制A—6型攻击机两架，并活捉一名美国飞行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活动当头一棒!

　　②师大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誓师大会，并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

　　八月二十二日 在师大召开了大批判现场会议。自从八月五日公开发表毛主席的大字报以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和转载了一些重要文章社论，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

　　北京师范大学的革命师生高举了批判大旗作出了大批判的榜样。在现场会上，他们介绍了经验，最后谢富治副总理和丁国钰同志对大批判作了指示。

　　八月二十三日 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进行着。《解放军报》社肖力等三同志贴出了一张革命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了肖华的黑干将赵易亚的画皮，指出：赵易亚包庇胡痴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并且和林杰等人结成反革命集团，操纵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点燃了总政和报社的烈火、揪出了反革命分子赵易亚，接着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赵易亚的狗窝。

　　八月二十四日 ①由于阶级敌人和走资派挑动，很多工人来北京，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影响了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周总理、谢副总理、接见了外地来京上访群众，指出要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紧紧掌握斗争大力向，矛头对准走资派，要相信解放军，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钻进造反派队伍以极左口号引导群众犯错误。

　　②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去解放军报社，支持肖力等同志的革命行动，指出赵易亚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并完全支持以肖力同志为首的《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

　　揪出赵易亚、把反革命集团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钻入革命派内部，以极“左”面貌出现，操纵“五一六兵团”企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努力下，粉碎了这个阴谋集团，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八月二下五日 ①李富春副总理接见计委红委会大庆公社等组织指出余秋里对待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对群众态度上，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他、揭露他、同时也就是挽救他。

　　②聂荣臻副总理接见国防科研学院军管人员时指出五一三以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明朗化了，要坚决站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八月二十六日 人大新人大公社，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民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新北大井岗山乓团、华北局等革命组织在人大第五次斗争三反分子聂真。十月二十日，卫戍区正式逮捕了聂真。

　　八月二十七日 ①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召开了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罗瑞卿大会。谢富治副总理，参加了大会，并作了指示。

　　②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林杰的家。林杰是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插手北京市两大派的斗争，在湖北、湖南等地镇压造反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八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地拥军爱民运动》指出，拥军爱民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和革命群众组织关系的总则。

　　八月三十一日 清华井岗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在光明日报采取革命行动，抄了反革命特务分子穆欣的家。接着人大三红揪出了反共老手肖前。早在去年十二月，王力，关锋、林杰、赵易亚以及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穆欣等人结成反党集团，披着“左”的外衣，组织和操纵“五一六兵团”长期蓄谋炮打周总理，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垮中国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几次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以期天下大乱，取而代之。反党阴谋集团，被破获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抛弃了政治舞台上的小丑，碾碎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了伟大的转折，驶入了胜利的一年!

　　胜利的一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象春雷一样响彻祖国的四方八方。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潮流，其势如百川归海，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这股潮流，把党内一小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埋葬在自己的怒涛之中。

　　这股潮流，猛烈地摧毁了资产阶级派性。

　　这股潮流，调动了亿万革命群众去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夺取新的胜利!“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革命大联合这股潮流的形成，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我国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垮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

　　一年多来，文化革命的疾风暴雨，激起了亿万革命群众灵魂深处的大震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红卫兵，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惊涛骇浪的大搏斗中，正在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大批的革命干部，经受了群众运动的严峻考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大大改变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

　　我们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新功勋，同时得到了最大最好的锻炼。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今年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说明文化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已经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林彪同志说，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在举国上下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凯歌声中，传出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华东、中南的特大喜讯，喜讯象一声春雷，震荡着五洲四海亿万文化革命大军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猛疾进，在“斗私，批修”伟大方针指引下，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世界人民可以看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后，中国将如初升的太阳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如同巨人一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

　　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巨人面前发抖吧!

　　历史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自己光辉的一页上写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九月一日 ①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

　　中央负责同志一致指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要立即回到本单位闹革命，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一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中央负责同志极为重要的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重要战斗号令。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②北京市革委会通过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当前北京市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八项具体任务，主要是要搞好大批判、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

　　③北京市革委会和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军政训练指挥部在二十三中召开北京市中学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二十三中革命小将介绍了他们搞革命大批判的经验。

　　会议指出，革命师生要很好地向解放军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搞好革命的大批判，这就是最大的拥军。执行军训任务的指战员，也要向革命师生学习，进一步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搞好革命的大批判、这就是最大的爱民。

　　当天，中学红代会向全市中学红卫兵发出倡议，号召中学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向二十三中学习，进一步掀起革命的大批判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九月一日以后，许多学校贴出大量揭发林杰之流的大字报。

　　九月二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各界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十万多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最坚决，最热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群众运动。

　　九月四日 ①谢副总理向三军驻京负责同志，北京市革委会委员传达了中央关于国庆活动的指示.谢副总理说，今年的国庆很重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一年的国庆。今年国庆要充分显示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要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敢想、敢说、敢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气概;要显示出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中的伟大成就，要显示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反对帝修反的伟大胜利。谢副总理还指出，在国庆前要把大批判搞得更好，促进大联合、要整顿社会秩序、市容、坚决制止武斗，外地上访人员节日前要全部动员回去。

　　②“五·一六兵团”的反动头目陈家康(外交部)被捕，并从陈处搜出了许多整总理的黑材料。

　　九月五日 ①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她十分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形势大好，又特别强调指出在大好形势下要注意三个问题：1.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2.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3.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江青同志提醒大家注意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美蒋、苏修、日本特务的破坏。指出，“5·16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个很典型的反革命组织。

　　江青同志这一重要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最新指示，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对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新形势下行动的指南。

　　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九月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九·五讲话，正确估计当前形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2)《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八月三十二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篇社论剖析了在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派性高于党性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派性的实质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王国里的货色。派性高于党性，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对我们革命队伍的严重腐蚀。”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无产阶级党性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坚决反对派性高于党性。

　　(3)由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发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它高举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旗帜，深受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拥护。命令的发布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有效地制止了某些地区发生的抢夺军队武器，大搞武斗的歪风。

　　(4)江青同志讲话之后，学部王恩宇、洪涛一伙连夜开会到天亮 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讲话“是错误的”，胡说他们的反党集团是“革命的”，“三年十年要翻案”。并匆忙转移，销毁黑材料。假惺惺地表示也要揪潘梓年、吴传启。企图保存实力，东山再起。

　　九月七日 (1)市革委会发出坚决把外出串连人员召回的决定。

　　(2)北师大发生“九·七事件”。

　　九月一日，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师大刷出“打倒穆欣”“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引起很大震动。当晚谭厚兰对林杰问题作了错误的表态。

　　井冈山造反团拉出队伍宣布恢复活动。并于七日召开庆祝成立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派人参加了大会。

　　九月六日师大革委会常委会上决定谭厚兰同志七日上午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是原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所谓“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同志进行了非法的抄家，限制其人身自由。

　　七日上午八时，“专政委员会”中的某些人揪斗了谭厚兰，在北师大造成很大的混乱。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派人去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周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晚上，谢副总理派李钟奇去师大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

　　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

　　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

　　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

　　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市革委会当日对师大问题发布了通告：

　　一、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委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二、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三、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黄家林逃跑后没有抓住，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急动员起来追捕。

　　黄家林捕获后送军事指挥部(高楼317)

　　此令通告全市各革命组织。

　　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和市革委会的通告给企图颠复师大革委会的樊立跃之流当头一棒，是对妄想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老保们的迎头痛击。同时给那些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委会的人敲起了警钟，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党中央和市革委会对师大问题正确、及时、果断地处理，是对新生的革委会最坚决的支持，对北师大和其他单位革委会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处理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它体现了中央精神。

　　八日，师大井冈山战士在解放军和北航红旗战士的帮助下将逃到北航的黄家林逮捕归案。

　　九月八日 (1)七日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日《人民日报》以三个板的篇幅登载了这篇文章。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象一发重型炮弹，准确而又猛烈地轰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篇革命的战斗檄文，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丑恶面目揭露的淋漓尽致，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文章最后结合当前形势给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六个十分注意。并点名批判了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给那些从极左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当头一棒。

　　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伯达同志曾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进行系统批判的第一篇，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

　　江青同志指出，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反复讨论决定的，要好好学习。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

　　全国军民热烈欢呼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纷纷座谈、学习、讨论，举行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

　　(2)北航革命师生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3)外交部王海蓉等十同志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大字报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九月十日(1)谢副总理在接见中学代表时，谈到“5·16兵团”，他说，“5·16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解放军。“5·16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年青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为什么要批判它呢?因为还有市场，他们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2)中央气象局《红旗》兵团抓黑手纵队贴出大字报《谁是最大的黑手?——三十个为什么》，从许多方面怀疑谭震林是挑起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最大的黑手。

　　总理十六日接见农大东方红代表时说：“不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并赞扬气象局《红旗》对形势就认识得不错。说：“三十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性很严密，分析得很深。

　　九月十二日 (1)在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北京市革委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在万人大会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宣布判处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狠狠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革命新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

　　(2)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后)、林(来时)、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革命群众揭发、这个反党集团是去年十二月底成立的，四次掀起反总理的黑浪，他们始终把矛关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解放军。

　　九月十四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正在兴起。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和加强革命的大联合，是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

　　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九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九月十四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再谈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②农大东方红革命小将揪出了大叛徒秦化龙(原农口政治部代理主任)，是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农大东方红的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表扬了农大东方红的同志们揪叛徒秦化龙的工作。“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

　　总理指出：“要继续批判谭震林”并同意在国庆节前批斗一次谭震林。经总理亲笔批示，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九月十六、十七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同志在十六日和十七日晚上分别接见了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的代表，转达了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说：“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两次接见中，中央负责同志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并对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作了十分尖锐、诚恳的批评，号召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多作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得到各高校革命师生的热烈拥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为革命小将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光荣的战斗任务，体现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小将们的亲切关怀和信赖。

　　这两次重要讲话大大促进了革命师生的大联合，推动了各高校的斗、批、改。

　　九月十七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社论再次传达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号召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大联合的模范。

　　②《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办公室通知：《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

　　九月十八日 ①在“一月风暴”的策源地上海，传出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新高潮已经出现。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一下达，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各条战线万马奔腾，在短短的几天内，全市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工人革命群众组织，基本是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他许多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迅速联合起来。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欢呼上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

　　上海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首都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大联合的东风吹向祖国各地。

　　②今天是林副主席发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阶段”的伟大号召的一周年。首都和各地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满怀革命豪情，纷纷集会，重温林副主席的指示，总结和交流一年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重大成果和丰富经验，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九月十九日 (1)首都驻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欢聚一堂，隆重举行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最新战斗号召的大会。会上，共同表示，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团结一致地搞好革命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最迅速的行动，最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谢副总理出席大会，勉励大家要认真学习江青同志讲话，使首都成为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2)《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九月十六日社论《让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吹遍全上海》。

　　11月中、下旬 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用就灵。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首都各条战线上革命大联合的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首都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其它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紧跟上。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解决了好几个月没有解决的问题。

　　▲北京针织总厂两大派组织的工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后，迅速克服了“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等错误思想，在十九日晚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北京橡胶总厂所属的十个单位的十五个革命组织，过去分裂成两大派，长期打“内战”，最近，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各作自我批评，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横扫“私”字，终于很快成立了统一的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的二十二个厂和两个行政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工人们兴奋地说，我们能够迅速联合起来，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领路。

　　▲首都钢铁公司所属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到二十一日止，全部联合起来了，钢铁工人们说，我们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指示，团结得象钢铁一般，挥动铁臂钢拳，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的一切流毒。

　　▲全市财贸战线十一个系统中，商业、服务、粮食、供销等系统的直属企业单位，在一天之内，绝大部分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北京化工厂举行了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会上，广大工人群众强烈要求革命大联合的愿望教育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我们再不迎头赶上，就要落在群众的后边!”于是双方代表连夜谈判，各作自我批评，黎明，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广大工人发动起来了，大联合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大联合的捷报接二连三地传来。

　　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向工人阶级学习，急起直追，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继原有十六所大专院校成立革委会之后，又有清华、人大、中国科技大学、轻工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医、师院等十多所大专院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和414总部的负责人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各自作了自我批评，达成了协议，二十一日晚召开了大联合的庆祝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特送去贺信。

　　▲二十日下午，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进行了亲密无间的畅谈，大家认识到实现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贯彻不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志，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的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为促进大联合，这两个革命组织于二十二日晚共同召开了洋溢着革命战斗友谊的大会。

　　九月二十一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中召开会议，六十二所大专院校革命组织负责人欢聚在一起，畅谈革命大联合的经验，体会和决心，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经过和体会，还未联合的学校的代表表示要尽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实际行动迎接国庆。

　　全市中学到二十一日止，已经有二百六十多所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工业、交通、邮电、财贸、教育、卫生等一批市级机关的革命组织在这两天也迅速地联合起来了。

　　在大联合的凯歌声中，北京街头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支左人民解放军报喜的队伍川流不息，三天之内，实现了大联合，前去报喜的单位就有八百多。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大联合的风暴席卷全国，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纷纷用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锣鼓响彻着大地，喜报映红了天空。

　　青海 西宁地区各系统都建立了统一革命群众组织，各州县成立了革命派联合组织，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集中火力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青海高原一派大好形势，青海革命大联合日益发展巩固。

　　安徽 安徽革命群众代表在九月五日首先直接听了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他们马上拍电报回去，传达首长的最新指示，各自揪出了黑手和走资派，合肥地区两大革命组织和解放军联合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原来“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革命组织的群众手挽手，肩并肩，一起上街游行。大联合出现良好开端。

　　山东 济南市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仅三天之内全市就有一百五十多工矿企业实现了大联合。

　　天津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给天津市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指明了前进的航向，仅两天的时间，全市就有八百多个工厂，企业和一百五十多个学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在杭州、青岛、呼和浩特、南昌，在伟大祖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闻风而动，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大联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革命大联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标志。

　　九月二十三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社论《巩固革命大联合，夺取新用利》社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必须从思想上巩固革命大联合。社论指出：在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之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继续存在，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继续存在。所以必须反复地深入地学好毛主席著作，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大联合。

　　②晚十一点，国庆游行队伍的前卫队、文艺大军、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习。

　　谢副总理、吴法宪等同志观看了演习?谢副总理指出，今年的国庆游行，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对我们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大检阅。并说，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革命小将，刘邓陶都参加了，今年他们的黑司令部被打垮了，这是今年检阅国庆游行的伟大意义。指出要苦练一周，把国庆游行搞的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

　　九月二十四日 ①《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口号”，同日发表社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到农业六好》

　　②国防科研、国防工业系统驻京单位近十万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大会，欢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粟裕、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出席了大会，聂荣臻副总理在大会上讲话说，只有思想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组织上的大联合才能巩固发展。

　　革命群众要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铲除小资产阶级派性，大立特立无产阶级党性。

　　九月二十五日 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朱红大字作了如下报导：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毛主席视察文化大革命的喜讯，象一声春雷，震撼着祖国万里山河，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红卫兵小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心情，纷纷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和各种庆祝活动。最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视察中，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接见了很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深入地调查，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对当前的形势，主席说：“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全国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指出大好形势的主要表观一方面是已有七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八个省建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在新年前还可以解决十个省市，这样到年底全国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了，另一方面，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了，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发动起来了，连一家中男女老幼也热烈地开展辩论。

　　主席对干部问题很关心，一再指示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举办学习班。不但干部要学习，红卫兵小将也要学习。

　　主席还讲了上、下级的关系，指示领导同志要接触群众不要有架子，要把上、下级关系搞好。

　　主席还作了“要斗私，批修”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指示，毛主席指出要进一步大力促进大联合的重要指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时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2、农口革命派在农大斗争了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急先锋，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三反分子谭震林。会上，革命小将，以大量的事实揭发了谭在一、二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为刘邓翻案的反动言行及在农口各部、各院校扶植保守势力，搞假夺权，残酷镇压造反派的罪行，还揭发了三月份以后谭通过他的秘书及三反分子江一真狗特务季宗权插手首都红代会制造两大派斗争的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谭不得不低头认罪，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志及总理联络员参加了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 (1)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在国庆前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正在北京学习的各省军事干部和在北京开会的一些省军区领导人。

　　毛主席的接见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最亲切的关怀，最巨大的鼓舞，最有力的鞭策，喜讯传开，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一定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2、首都革命群众数十万人最隆重、最热烈地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光荣使者——由谢胡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刘宁一、郭沫若、张春桥等同志到机场热烈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山鹰之国”的亲密战友们;带来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带来了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支持，阿党政代表团的来访，再一次显示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坚如磐石，显示了两国人民心心相连，这是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一个无比沉重地打击，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鼓舞。

　　3、国务院财贸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全面实现革命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周总理出席大会，他在会上传达了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并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大家问好，向大家祝贺。周总理说，希望你们紧紧跟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总理还希望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多做自我批评。去掉“私”字，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联合起来。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同志也出席了大会。

　　4、下午，经委、计委、民委各单位首次揪斗了薄一波的亲信，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反革命分子陈大伦(经委研编室副主任、《工交战线》主编)，咚风(《经济研究》主编)。李富春副总理写信给计委，物委表示支持。

　　九月二十七日 (1)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政府首脑努马扎莱率领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到京，受到首都数十万革命群众隆重热烈的夹道欢迎。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到机场欢迎，努马扎莱总理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的这次来访，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和刚果(布)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2)上午，首都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北京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次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会，判处了一批美将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九月二十九日 首都数十万革命群众最热烈欢迎来自反美最前线的亲密战友——由黎清毅、黄文欢同志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由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来自反美前线的越南战友致敬》九月三十日晚，周总理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隆重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十月一日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欢庆国庆十八周年佳节。

　　林彪同志在庆祝大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度地概括和总结了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指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林副主席并代表毛主席，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斗私，批修”，他说：“斗私，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并号召要大办学习班。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个编辑部发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热烈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总结了我们伟大祖国十八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成绩。提出了今后战斗任务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产。

　　※ ※ ※

　　国庆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一系列伟大号召。

　　△七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月视察了三大区，调查了五省一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通知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指示：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高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班、级、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全国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热烈拥护这一通知，纷纷复课闹革命。

　　△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指示：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照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全体人员立即掀起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所作的极为重要的指示的学习运动。通知强调指出：全军所有人员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必须坚决照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奔腾急，万马故犹酣!”

　　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伟大领袖最新最高指示的新高潮，一个以“斗私、批修”为纲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

　　无产阶级革命派初露锋芒!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忠于您，永远跟您走!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让您光辉的思想普照全中国，照亮全世界!

　　不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到克里姆林宫、白宫、之颠，我们死不瞑目!

　　让我们忠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让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记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发端至今，已经形成一条无比壮观的充满惊涛骇浪的历史长河。客观事变的进程已将它的异常丰富多彩，曲折多变的面貌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是恒古未有的最伟大的历史潮流!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最新最美威武雄壮的毛泽东思想史诗!是一部没有上书的毛泽东经典著作。

　　我们都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是，“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当此革命的疾风怒涛时期行将过去，一个全国范围的“斗私，批修”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运动正向着更深入，更艰巨的大批判，斗批改发展之时，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正在力求按照自己本阶级的需要来评述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妄图根本否定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根本否定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性的阶级大搏斗。

　　因此结合活生生的实践更深刻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更自觉更坚定地投身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更自觉更坚定地担当起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任务。这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前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革命责任。

　　事实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学习，总结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各种工作，便不能对当时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为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英明的战略思想，为着给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提供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轮廓的参考资料，我们进行了搜集的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并把它编写成这份大事记。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端应该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策略上来看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发展阶段，即六个战略时期：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从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之前。这时期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与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等，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领导了史无前例的京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开端。

　　第二、舆论准备时期，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的制定，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黑司令部的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砍断刘邓黑司令部伸向军队的黑手，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并改组了旧北京市委，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挥中心——北京的安全。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了先决条件。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大毒草《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和对反革命“三家村”进行的严重的政治斗争，牵动了刘邓黑司令部的全身，暴露了长期埋伏着的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发动群众时期。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的伟大战略措施，到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五十天的斗争是极其尖锐，极其艰苦，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来势异常迅猛的群众运动的勃兴和刘邓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跳出来残酷镇压革命从而彻底暴露了刘少奇、邓小平历来假革命、反革命的真面目。揪住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第四、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运动再发动时期。从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的革命烈火燃成一片，亿万革命群众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地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反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摧垮陶铸、王任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第五、夺权时期。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初《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前，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回党、政、财、文大权和刘邓黑司令部及其下属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夺权斗争。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公开跳了出来，从上到下地掀起全国性的“二月逆流”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革命小将，妄图从极右的方面来根本上否定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最残酷最剧烈的时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中央文革和全国革命造反派的英勇斗争，到三月底刘邓黑司令部的反扑失败了，刘少奇、邓小平被揪了出来，他们组织上的权力被彻底剥夺了。《爱国主义，还是买国主义》和《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发表则是我们这个阶段胜利的标志。

　　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大批判，这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战略决战。各地革命造反派反击了二月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顽固地表现自己从右方面或极“左”面目出现，操纵部分群众组织，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毁我伟大长城，造成天下大乱，取而代之，但是他们的阴谋统统破产了!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华东、中南地区调查了六省一市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关于要“斗私，批修”要进一步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大办学习班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历史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战线阶段，发动的一年跨入了胜利的一年，神州一派万马奔腾的局面。

　　纵观上述几个战略阶段，充满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总的过程是：上边点火，从下往上烧。先斩断刘邓伸向军队的黑手，同时制造舆论，解决司令部的组织上的指挥权，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最深最广地发动起来，造成群众夺权的有利条件，自下而上的群众夺权，又造成司令部彻底夺权的基础，革命的大批判则实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夺权，以保障巩固和发展组织上的夺权。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据的单位，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这份大事纪，以北京运动为中心，而面向全国，在北京，则以高校运动为主线，它所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在大事纪里，我们力求反映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表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力求明确地表现出运动本身的阶段性。在一个阶段上，甚至同一个时期内，都有相类似的很多事件发生 我们则择其中对整个北京和全国的进程较为有影响的予以记述 其他从略。

　　客观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使象这种最简单的记述，也需要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取得比较真实的记述，至于历史进程中比较隐藏的成份，我们则先按照裸露的面目记述下来，有待于历史自己揭幕和给予矫正。应该指出的是，今年以来，特别是四月到八月这个时期，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复杂，异常尖锐，但由于这段运动发展。进程的本质还未全部暴露出来，而我们认识、理解这些东西也还需要时间。资料奇缺。所以只得采取择其重要的，暴露的比较明晰的事件，划一个大致轮廓。

　　主席思想我们学的不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理解不深，实践的范围极其有限，特别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很不了解，讨论、研究不够充分，又加学习班成立不久，时间仓促遗漏谬误之处，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批评指出，以备今后修正和补充，使之日臻准确和完善。

　　我们的初稿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上连载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视，许多工农兵同志、红卫兵战友热诚地给予批评帮助和关心，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最后还要说明，我们在大事记里引用的主席指示，一般是比较可靠的，但有些还未公开发表，希同志们切勿引用。

　　说明

　　一、基于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和广大读者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决定将《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纪》印成这本小册子。

　　二、本书原稿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又经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略加修改和补充。

　　三、本书是一九六七年底开始排印，在此之后，所发生的某些情况的变化，已来不及作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难免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在参阅对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和中央精神给予矫正和充实、并衷心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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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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