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刘进、宋彬彬道歉为何砸锅——谈卞仲耘之死
——贺合林——
目 录
第一节 王晶垚索要的卞仲耘之死真相
第二节 卞仲耘之死的两个“真相”
第三节 两个“真相”的主要相同之处
1、6月2日至8月18日的校文革概况
2、邓小平直接过问指导女附中初期文革
3、“血统论”对联出现在撤工作组的同时
4、袁淑娥的哭诉对卞仲耘的置命一击
5、第一次批斗会即实施了武斗
6、挑起群众斗群众
第四节 两个“真相”的主要不同之处
1、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时间
2、谁组织的“8·5”事件
3、七人名单的产生和作用：
4、有没有进行抢救
5、邓榕刘亭亭是否参与暴力
5、毛主席说的“要武嘛”与武斗有没有关联
第五节 王友琴对文革武斗的谬解和正解
1、毛主席说的“要武嘛”与武斗没有关联
2、王友琴将文革武斗归咎毛主席
3、王友琴将文革武斗归咎于工作组和高干子弟
第六节 “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坚决斗争
第七节 关于卞仲耘之死
第八节 刘进、宋彬彬“道歉”为何砸
前 言
曾几何时，文革道歉成风。追风的接踵而至，陈小鲁的一番道歉更是将风推到了一个高潮。宋彬彬也不甘落后于人，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火急火燎赶来中国，为几十年前的中国文革进行道歉！直令我这个局外之人感动至深。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另类的国际主义精神。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其道歉的对象竟然把她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使她数度流出的泪花化作东流，自讨了一个没趣！没趣！
2014年1月27日，在文革中被打死的原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出声明，表示“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继陈小鲁文革道歉砸锅实为反文革道歉之后，这一回，宋彬彬还有刘进的道歉又彻底砸了锅。不过，他们的道歉砸锅却产生了一个附带功效——在揭示了卞仲耘之死的真相同时，又用卞仲耘之死的真相揭示了文革为什么会出现武斗的原因。
本篇主要通过引用两篇《卞仲耘之死》提供的有关情节，将它们的异同进行分析比较，解析出卞仲耘之死的原因和文革发生武斗的原因。
第一节 王晶垚索要的卞仲耘之死的真相
话又说回来，王晶垚也不是反对“文革道歉”。其内心也希望有人站出来为他妻子的冤死道歉。他不接受道歉，有一个“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的前提。作为他的《声明》的读者，我对其妻子的被害表示十分同情，对残害其妻子的人表示十分的愤慨。同时认为，作为受害者丈夫的王晶垚也有索要其妻被害真相的权利。
那么，他要的真相是什么呢？在他的《声明》中，作出了这样的说明：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王晶垚索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真相。我们从道歉被拒可以看出，宋彬彬等人“道歉”道出来的“真相”应该不太符合王先生《声明》出来的“真相”。所以，卞仲耘之死，从目前来看，应该还存在着两个“真相”。
王先生《声明》出的真相最重要一点是：8月5日卞仲耘被害与8月18日毛主席要“道歉”者之一的宋彬彬“要武”之间的必然联系。而宋彬彬对此却予以彻底否定了。
第二节 卞仲耘之死的两个“真相”
近年来，师大女附中毕业生就"八五事件"写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两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之一是1968届高中生，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她在《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一书中，将《卞仲耘之死》置于首篇。该文以很长的篇幅描写了卞校长遇难的前前后后，文章强烈的批判色彩、明确的指控对象给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主要采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资料和观点。另一篇同名文章的是1966届初中生、初三3班学生叶维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她于2006年7月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的学术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机会在国内公开发表，仅在博客网站"二闲堂"上贴出。此文有100多个注释，中文没有译出。上述两个版本的《卞仲耘之死》，从各自披露的细节到最后结论，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
上面是冯敬兰《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中的一段摘文。冯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三3班学生。本文是她主持刘进等4人连她共五人对卞仲耘之死的共同回忆并由她执笔成文的。
刘 进：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
宋彬彬：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
于 羚：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
叶维丽：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三3班学生
上面的摘文中提到了两个最有份量的由叶维丽和王友琴（1968届高一3班学生）所写的《卞仲耘之死》。在两篇之中，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主要采信的是王友琴的。叶维丽的不被采信，说明她的与王友琴的存有歧义，所以，两个《卞仲耘之死》揭示的应该也是两个不同的“真相”。
没有搜到叶维丽的《卞仲耘之死》，但是，在冯等五人所述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她与其他4人所述基本合拍。因此，她的《卞仲耘之死》揭示的“真相”应该与《也谈卞仲耘之死》揭示的“真相”比较合拍。
下面，我们就将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和冯等五人的《也谈卞仲耘之死》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探讨卞仲耘之死的真正的真相。
第三节 两个“真相”的主要相同之处
1、6月2日至8月18日的校文革概况
1966年6月2日，由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联名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
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刘进为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随即，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成立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6月27日，1966届/高三3班学生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18人全部是高中学生，7月初，由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
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三次辩论会后，工作组把大多数学生集中起来赴邢台军训，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
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学校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 历来如此”的对联。7月29日中央在人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撤工作组。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宣布撤出学校。
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王友琴认为是成立的校红卫兵。
8月5日下午，批斗学校领导，卞仲耘被害死亡。晚上，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通报了卞仲耘死亡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8月8日，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刘进为主任。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过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
以上是根据冯敬兰文整理出来的北师大女附中1966年6月2日至8月18日的文革概况。王友琴叙述的基本与此相同。
2、邓小平直接过问指导女附中初期文革
王友琴文：
1966年7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这种通过制定打击对象的比例来领导和控制"运动"的做法，是早已开始的。整人者在会议上一本正经地讨论这这些百分比，已经将此作为正常的工作方式，丝毫不顾忌这样做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对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意味着的残酷。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把邓小平接见女附中工作组并讲话的日子写成1966年6月4日（见该书第19页）。把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的日期由7月5日提前到６月４日，而６月４日还没有发生卞仲耘在６月２３日被"斗争"和被打以及她写信给上级求助的事情。显然，这样改动日期，可以除去邓小平对卞仲耘这样的一大批中学教育工被划成"四类干部"并遭到"斗争"的责任，以及邓作为６月７月间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对这一阶段的"运动"应该负的责任。
冯敬兰文：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冯敬兰：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那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这个情况了。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王友琴和冯敬兰这两篇文章关于邓小平指导其校文革的叙述，内容虽然略有出入。但都肯定：邓小平直接过问指导了女附中的初期文革，默认了工作组对校领导的“划类”，知道6月22日和23日卞仲耘两次挨斗并挨了打。
3、“血统论”对联出现在撤工作组的时候
王友琴文：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冯敬兰文：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皆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消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冯敬兰：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
冯敬兰：从工作组撤走到"八五"之前这个礼拜，对联出现，让血统论登峰造极，成为最瞩目的事。学生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五类"，处于两者之间的，也没什么光彩。还有什么事发生？
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出现在撤工作级的时候，两文的记述完全相同。
4、袁淑娥的哭诉对卞仲耘的置命一击
冯敬兰文：
叶维丽：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那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这个情况了。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党的工作，日常教学工作由胡志涛副校长主持，普通学生对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别是集中到"生活作风"上，使大家在情绪上对她反感。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
于羚：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文革开始后，袁淑娥的控告信转到工作组手上。工作组原本对卞校长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批斗卞的材料还不够充分。后来，在6月21日、22日的批斗会上，工作组的态度有了转变，没有阻止袁上台哭诉、煽动学生的行为。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还质问过工作组。她曾表示，卞仲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作风上没有问题。
王友琴文：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试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被"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大量发生，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两文对袁淑娥在批卞会上进行的“控诉”都有记述，虽然王友琴文对此叙述比较简略，但是，从王晶尧提出起诉和检察院认定袁淑娥犯有诽谤罪来看，说明袁淑娥的哭诉煽动的学生愤怒情绪对于卞仲耘后来被打死起着很大的作用。
5、第一次批斗会即实施了武斗
王友琴文：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面对群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一种革命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考虑被斗争的人身受的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让卞仲耘站起来继续被"揭发批判"。
冯敬兰文：
刘进：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我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很冷清。工作组希望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又出现了学生斗学生。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有问题的学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12个同学，分别给带上各种"帽子"，羞辱、体罚她们。6月20日全校开会，我代表学生代表会讲话，讲了三点意见（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学的笔记）："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张世栋老师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一个说卞有生活作风问题，一个说卞是假党员，好像两颗重磅炸弹，在学生中激起的愤怒可想而知。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王友琴文和冯敬兰文都记载了由工作组组织的批判会即实施了武斗。王文说“工作组不加干涉”，冯文说“工作组进行了劝阻”。
6、挑起群众斗群众
王友琴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冯进兰文：
刘进：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我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很冷清。工作组希望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又出现了学生斗学生。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有问题的学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12个同学，分别给带上各种"帽子"，羞辱、体罚她们。6月20日全校开会，我代表学生代表会讲话，讲了三点意见（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学的笔记）："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张世栋老师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冯进兰：记得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我原本在班里很不起眼，也没有反工作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想夺权（说了核心小组是自封的）、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议论说过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运动积极分子还可"火线入团"。看样子都是工作组执行邓小平指示的具体行动。
第四节 两个“真相”的主要不同之处
1、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时间
王友琴文：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后者中大部分是学生，这些人也都是红卫兵的负责人。
冯敬兰文：
刘进： 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冯敬兰：那时学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东方红公社"，二是四三派"红色造反团"，三是主义兵，人数不多，还是那些同学，成为"老兵"的代表。
冯敬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宣言，我亲眼看到，红纸黑字，很显眼……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
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我和宋彬彬没有发起、成立过叫"红卫兵"的组织。我俩7月5日亲耳听到邓小平关于制止红卫兵等非法学生组织成立的谈话，工作组撤走后，我们一直为自己的错误而苦闷、迷茫，不可能摇身一变，就去带头组织"红卫兵"。……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曾对我说，当时她看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
刘进：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根据调查我可以这样判断，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里，一哄而起的。在对联制造的氛围下谁可以当谁不可以当，每个人心里很清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大家才觉得红卫兵不是非法组织了，毛主席都支持了，我们思想上才会接受红卫兵。
宋彬彬：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你就是了。
按照王友琴的说法，7月31日成立了掌管学校的校红卫兵组织。
按照冯敬兰等人的说法，7月31日没有成立掌管学校的校红卫兵组织，只是由反工作组的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主义红卫兵”，并不掌管学校。工作组撤后，主要由班核心小组起作用。红卫兵是在8月8日以后至8月18日以前一哄而起的。
如果刘进说的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对他说的“当时她看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属实，则当时没有成立红卫兵应该是实。因为，我们从括号里的（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可以看出，张静芬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老师，我们应该对她给以高度的信任。
这样的结论对于热衷于“红卫兵暴行”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红卫兵还没有成立，就意味着打死卞仲耘事件与红卫兵无关了。
2、谁组织的“8·5”事件
王友琴文：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冯敬兰文：
刘进：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刘进：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刘进：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曾对我说，当时她看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
冯敬兰：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
叶维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
王友琴文认为是由“高中一年级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进一步扩展到全校红卫兵。“高中一年级”是个泛称，涉及的人员众多，难以成为“发起者”。 王友琴作为高一3班的学生，连事件首先由高一年级哪个班发起的都没弄清楚而笼统地以“高中一年级红卫兵”称之，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冯敬兰文所述为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且与刘进等学生领袖无关，也与原来反工作组的于7月31日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其前身为“红旗”）无关。由于工作组撤出以后，校红卫兵还没有成立，班核心小组未受影响，还在行使权力。所以，发起者可以具体到高一3班的班核心小组。由此看来，冯敬兰文所指应比较可信。
3、七人名单的产生和作用：
王友琴文：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冯敬兰文：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署有师大女附中的“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的七人名单是竖写的，从汉语书写的“横左竖右”起笔格式和习惯来看，排第一名的应是李文松老师，而不是王友琴说的宋彬彬排第一位。
名单上记载的七人是不是如王友琴说的为学校“权力当局”？如果这个“权力当局”是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则只有刘进、宋彬彬和李松文（教师）三人是“代表会”的成员。而以刘进为主任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于8月8日，作为学校“权力当局”，此时尚不存在。七人是不是如王友琴所说的7月31日成立的校红兵组织的“权力当局”？王友琴文并没有交待出这个“权力当局”的人员构成情况。名单上的“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四人，除了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面以外，王友琴文和冯敬兰文都没有提到过他们参与文革的任何活动。这四人在工作组撤走的五天后成为“权力当局”的成员应该不太可能。再说，即使七人代表了“权力当局”，作为掌权的强势一方，对于来自校外的被害人家属提出的要求通报全体人员姓名且留下文字证据的要求，依常理而言，是不可能答应的。
所以，对于这份名单，我倾向于冯敬兰文所说的是向医院提交的救治卞仲耘的担保，这样比较合符常理，那时的医院接诊病人，医药费是其次，但是，单位证明还是必须的。
4、有没有进行抢救的问题
王友琴文：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冯敬兰文：
李进：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
叶维丽：我觉得刘进、宋彬彬她们那天参与将卞校长送进医院，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
如果上节推断的“七人名单”是向医院提交的接诊伤员的担保成立，那么，送医院抢救也就成立了。
5、邓榕刘亭亭是否参与暴力
王友琴文：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全为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都成为年级代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刘少奇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刘亭亭参与了1966年8月5日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动。她的国家主席女儿的身份，显然对暴力行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他的子女也受到迫害。1980年，刘少奇得到平反，刘亭亭和姐姐及哥哥联名发表了一篇长文《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文中对他们自己参与1966年8月的红卫兵抄家活动写了一句话："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 （《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连载。）
邓榕是邓小平的小女儿，据王友琴交待，她与刘少奇的女儿均为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年级代表。王友琴言之凿凿，认为邓榕是后来的校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是要求解剖尸体导致最后作出“死因不明”结论的责任人之一。认为刘亭亭参与了“8·5”暴力行动。可是，冯敬兰文却没有关于邓榕和刘亭亭的这些记载，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两个身世不同凡响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谜底无法解开，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5、毛主席说的“要武嘛”与武斗有没有关联
王友琴文：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100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而且，更进一层，报纸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对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说："要武嘛"
8月18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8月18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远远不是仅仅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冯敬兰文：
宋彬彬：对为什么让学生上天安门的说法很多，2006年《炎黄春秋》里有篇文章谈到过一种说法，说是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才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从当时的照片上，能看出有的领导脸色阴沉。但学生什么也不知道，高兴得蹦啊跳的，气氛非常热烈。胆子大的学生就开始给那些领导人戴红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箍儿，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看到别人都上去献了袖章，我身后一个男生（空军大院子弟、师院附中初三学生）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过。我问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小艾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问她是谁，我说了她父亲的名字，他就让我俩过去了。那时，能见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觉得很荣幸。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当时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平常我也听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很会拿名字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
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
刘进：我再讲一下事后的情况。"八一八"当天下午回到学校，梁二同就找我和宋彬彬谈话，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说一边哭起来。当时我俩觉得又做错了，很惭愧，我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一下。后来我把她们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我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错误一犯再犯，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1966年8月19日那天，我写了大字报，列举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至此，我俩就退出了学校初期的文革运动。
宋彬彬：我班同学记得，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一位男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他问毛接见我的情况，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再多也没有了。他让我写下来，我不写，说就这么两句话有什么好写的。后来我还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不写。
可是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当时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对班里同学说，别说宋要武，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了。毛主席和我的简单对话，我班同学没有人认为那是毛要我改名，40多年来同学们没有一个人喊过我宋要武。
后来我一直想找到那个记者，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先后找过相关的人，都说那个时候不实行实名制，不知道谁写的。
冯敬兰：我看过有人写的文章，说师大女附中也改名"红色要武中学"了，很可笑。当时我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16岁的我心里一直在冷笑。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谁能接受这个名字？它比师大女附中好听吗？没过几天红纸就被扯干净了。
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立刻就在全国传开了，我是百口难辩，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后来经常有外边的人来学校看我，看到我都很失望："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样子。"
8月19日我和刘进宣布退出"筹委会"以后，基本上就退出了学校的运动，成了逍遥派。我们班保工作组的人都成了逍遥派，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叫"中流击水"，有人说我们是"中午击水"，因为每天中午我们都到八一湖去游泳。当时名字的问题给我很大烦恼，我说，我不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们小组的同学说这么办吧，咱们翻字典，翻到哪儿算哪儿。一个同学拿来一本字典，随便翻了一页，手指"岩"字，我觉得可以，就在那个时候改名叫宋岩，以后插队、工作都是叫宋岩。
于羚： 当时我就认为这个名字是强加给宋彬彬的，我不认为宋彬彬愿意改这个名字，那时我并不认识她。现在看来，所谓改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日报》记者，他的那篇文章将"宋要武"凝固成一个符号，但"宋要武"从来就不是宋彬彬。
冯敬兰文将“要武嘛”看得很淡，认为献袖章是一种偶然，“要武嘛”只是毛主席的一句玩笑话。从冯敬兰文叙述的整个情节来看，这种认识非常客观。因为毛主席并不认识宋彬彬。
王友琴文对此事进行了大肆渲染。认为毛主席在整个文革中是倡导武斗的。“要武嘛”是他的这种思想的公开宣示。因此，此前的卞仲耘之死以及随后武斗风都是受毛主席鼓动的影响。这是一种谬论。下节将进行专论。
第五节 王友琴对文革武斗的谬解和正解
1、毛主席说的“要武嘛”与武斗没有关联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的问题，据宋彬彬说：“说法很多，2006年《炎黄春秋》里有篇文章谈到过一种说法，说是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才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
凤凰卫视2012年7月6日《腾飞中国》中说：
“毛泽东走下城楼，走进红卫兵队伍中，警卫团连忙将人海中的毛泽东安全地护卫回了城楼。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从《腾飞中国》得知，这一天，毛主席本来是准备自己到广场与红卫兵会面的，由于警卫团从安全角度上考虑，阻止了他的行动，这才决定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会面。《炎黄春秋》所说原因不太靠谱，但“两说”的“临时决定”则是相同的。
临时决定让1500人上天安门城楼，而且是说上就上，安全担保依赖的是对人民群众的绝对信任。不用说毛主席无法了解上城楼的红卫兵的姓名和单位，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公安部的人也无法了解清楚的。所以，宋彬彬得以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不可能是特意安排，纯粹出于偶然。客观因素只是她认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而已。
2、王友琴将文革武斗归咎毛主席
王友琴则紧扣宋彬彬给毛主席献袖章这件事和毛主席说的“要武嘛”这句话大做文章，用大量带有强烈批判色彩和煽情性的语言，把此前的武斗现象和此后的武斗风归咎于毛主席。其中，有些内容与本事件根本就挨不着边、有些是极度夸张的，有些则是随意编造的。
为了把毛主席拉进“卞仲耘之死事件”，王友琴把毛主席两个女儿曾经在这所学校读过书的事也曝了出来：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指示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
说过以后，王友琴自己也觉得乏味，心知读者定要发问质疑，于是，赶紧作出解释：“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他们的女儿的老师。”
这不都是废话嘛。毛泽东女儿与这所学校有母校和学生的关系，毛泽东与这所学校的武斗就有关系？卞仲耘是毛泽东女儿的老师，难道就会是毛泽东天然的仇敌？竟然成了卞仲耘《通向死亡之路》的开篇！
为了把毛主席打成武斗的罪魁祸首，王友琴用上了如此荒唐的推理：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阶段开始的已经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升级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到的残酷程度。”
由批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而推论到是发动学生把人“打残打死”，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毛主席批评的“冷冷清清”是没有揎拳捋袖没有挥刀舞剑吗？谁都知道，在思想路线斗争上，毛主席的指导方针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又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是坚持要用文斗反对采用武斗的。
按照王友琴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推理：你说批判“冷冷清清”了，我就来个武斗“轰轰烈烈”抗衡！事实上，当时的党中央就是明确无误的这样指出了的。
为了把毛主席说的“要武嘛”串连到武斗的“因果关系”上，王友琴甚至大胆地制造谣言。她说：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可以断言，“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是王友琴随意编出的谣诼之言。因为，只有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地点的同一个时间内打死了数十个人才有出现用大卡车装数十具尸体的可能。而北京市在整个文革期内，没有哪个单位也没有哪过地方同时打死过数十个人！因此，当年北京的街头，一辆“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也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不定量的“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了。不知王友琴所见的这些大卡车中满车被打死的尸体，都是从哪个单位哪个地方装来的！不知王友琴在北京哪个街头见过这样的大卡车？不知王友琴在北京街头见过多少这样的大卡车？不知王友琴见过多少“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的“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希望王友琴也能就此说明一下。
王友琴将对“冷冷清清”的批评与“轰轰烈烈”的武斗场面、将“要武嘛”与整车的尸体连在一起，看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不过，稍作分析，便会发现，她的此论面临着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谁都知道，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于《十六条》的这个规定，在文革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个文革重点，绝对没有假，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任何争议。
既然重点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按照王友琴的“要武斗”论，武斗的重点对象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残或者打死”的对象，主要也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是，我们在王友琴给出的一份被打死的人员名单中却发现，他们大都不是当权派！被打死的三十二人中，算得上当权派的只有9人（其中有两人只是称负责人），普通教师和职工23人，占了32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王友琴的文革“要武斗”论的一个难解症结。这种偏离文革大方向、重点整一般群众的批斗、重点“打残打死”一般群众的武斗，难道有可能是作为文革组织领导者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和支持的吗！实际上，是谁组织实施了这些行动，王友琴心中有数，也在文中充份的揭示出来了，可他在揭出的同时，又非要将这种情况与毛主席挂上钩，于是，造成了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
3、王友琴将文革武斗归咎于工作组和高干子弟
王友琴文中说：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则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领导。”
“（6月3日）工作组进校之后，几天之内，整个学校大变。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负责人和教员都作了"排队"和"划类"。所谓"排队"和"划类"，就是把人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在第一次批判卞仲耘时）“工作组不加干涉，让卞仲耘站起来继续被‘揭发批判’”。
王友琴揭发了工作组“打击一大片”和对武斗的“不加干涉”，实际上就是对武斗的一种纵容。这种纵容是武斗所以发生并导致后来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工作组在校期间培植的势力还在，这些人都没有走。王友琴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她说：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众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
以“血统论”对联为组织纲领，以一大批高干子弟为首，王友琴的这种认识基本是正确的。可是，她却否认了这类红卫兵所执行的路线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非要把它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混为一谈。所以，接下来她又说起了“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明显的直接的关系”，因此而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境地中。“血统论”的沉渣泛起和中央文革与“血统论”进行的坚决斗争对她的此说给予了有力的批驳。
第六节 “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坚决斗争
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是1966年7月31日撤出学校的。
7月29日中央在人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撤工作组。与此同时，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此联一出，很快传遍北京，并迅速向全国扩散。
以个人出身划类的“血统论”是转移文革斗争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和制造武斗的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其兴衰过程和对文革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史会来、刘晓所著的《“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述。下摘数段：
“在‘血统论’冲击下，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制，被斥之为‘狗崽子’，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语录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权利。在社会上，有些地区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区分成份高低。”
“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据统计，１９６６年８、９月间，仅北京市就打死１０００多人。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致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３２５人，其中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出生３８天，２２户人家死绝。‘血统论’在全国导引了多少人间的闹剧和悲剧！”
“陈伯达、江青等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
“８月２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明确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全面”的，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８月４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第二天，周恩来也在清华大学表态时说，组织所谓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有关方面的表态，使对“血统论”持异议的的学生受到鼓舞，但未能制止部份学生对“血统论”的拥护和接受，争论进一步展开。”
“当‘血统论’的思想意识肆虐之际，中央文革进一步加以制止。１０月１６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感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压力下，受“血统论”影响的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弹。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
１２月５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章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乱。
１２月２６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部份联动成员以……联合委员会名义发布通告。通告指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１．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2、 ……”
由上看出，王友琴所说的以“血统论”对联为组织纲领的红卫兵，不是进行文革的红卫兵，而是公开对抗中央文革的反文革红卫兵。其气焰的嚣张，甚至发展到了要由他们“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程度。最后，理所当然的被文革的领导者定性为反动组织。
“血统论”的对联为什么会在初期掌控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消的时候产生而又迅速扩散？坚守高贵血统的这股势力为什么强大得敢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甚至敢与当时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对于这个问题，1967年２月３日的《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今天，尽管我们有权力或许也有理由对当年《红旗》杂志的此说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却绝对没有理由将联动这一类以“血统论”为组织纲领的所谓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导至的严重后果由当时的文革组织者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但坚决反对“血统论”，而且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时下，一些热衷于文革道歉的人就有意混淆了这个问题。
第七节 关于卞仲耘之死
47年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死去了。卞校长是在文革中死去的，是因文革死去的，是因文革的武斗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尽管有人认为当时对卞校长进行了抢救，属于被打伤抢救无效死亡。我以为，我们今天来强调这点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丝毫不能减轻责任人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人死不能复生，卞校长终究是在五十岁的年龄过早的死亡，是在文革的武斗中死亡，没有那一场武斗，卞校长绝对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死亡。如果上天给了她百岁阳寿，今天的她还和我们一道活在世上。
谁使卞校长过早的走向了死亡？刘进等人认为当时学校的红卫兵还没有成立，这就没有可能是红卫兵导至的死亡。而王友琴则矢口认定是红卫兵的暴力导至死亡。 我以为，确切地说，是工作组将卞校长划为“四类”、对校外妇女袁淑娥的哭诉加以纵容和对武斗的“不加干涉”导至后来的武斗升级而至其死亡，是工作组在校时培植的那股势力的直接作用导至的死亡。如果按王友琴所说当时已有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掌管权力，如果要认定为红卫兵导至的死亡，则应认定为是以“血统论”为组织纲领的红卫兵导至的死亡。
直接责任人的问题，由于至今没有一个行凶者“自告奋勇”道歉；尽管当时的目击者很多很多，但没有一个敢作敢为出面揭发：尽管王友琴认为刘亭亭参与了暴力、认为邓榕要解剖验尸，但都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尽管张静芬老师当年偷偷地给王晶尧写信告知了现场情况，但此信的内容并没有公开：尽管叶维丽“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但这个“形象”只是在她的脑子里而不能进入大家的脑子里：尽管胡校长在《"八五"祭》里也提到“闯进来七八个人，但是胡校长至死也没有说出这七八个人的名字……这样一来，就使得谁是直接行凶者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将永远是个谜。
至于刘进、宋彬彬等，虽然他们自证也有人旁证没有在批斗会现场参予暴力行动，但是，从他们坐守在原工作组办公室里“清谈”的情况看，从接连三次有人来报告批斗会现场的情况来看，说明工作组走后，“革命师生代表会”还在！从他们两次到现场劝阻武斗取得的暂时成效来看，“革命师生代表会”的权威还在！影响这次事件进展的力量还在！所以，对于这次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是说一句“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刘进语）”就可以推卸掉责任的了。
即使高一3班组织的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告知他们，但在第一次接到发生武斗的报告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以后，这次行动就与他们联到一块了。如果他们不是回到办公室继续“清谈”，而是密切关注批斗会的动态，那么，接下来的武斗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如果第二次劝止了武斗后不是回到办公室继续“清谈”而是密切关注批斗会的动态，那么，第三次武斗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到“卞校长快不行了”才接到报告！
我们不禁要问：假如工作组没有撤消，你们会避于批斗会外坐守一隅“清谈”吗？当时的你们，有没有坐观事态闹大消消怨气的心态？虽然我非常相信刘进说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在这个角度上来分析，他们是导致卞仲耘之死的直接责任人，一点也不冤他们。卞仲耘的生死就维系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密切关注，卞仲耘可以生：他们一心“清谈”，卞仲耘只能死。
还有一个领导责任问题。王友琴要一直追究到毛主席，前面论过了，追不上。小平同志倒是应该承担一点责任，因为，他是领导初期文革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又是直接过问指导女附中文革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节 刘进、宋彬彬“道歉”为何砸了锅
看过他俩的公开道歉信，对照本篇的所述，发觉他们的道歉砸锅有如下四个原因：
一，他们都不是以加害者的身份向被害人道歉，而是以被害人的保护者的身份向被害人说话，强调的是没有有效保护好被害人，没有保护好的原因不是主观上不愿意提供有效保护，而是客观上没有能力提供有效保护。
二，他们的道歉与本篇中冯敬兰文中所说基本相同，目的重在撇清自己与卞仲耘之死没有关系。
三，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宋彬彬的道歉，重在撇清她给毛主席献袖章和毛主席说“要武嘛”与不久以后发生的大量武斗现象之间没有关联。
四，他们的道歉信也和本篇的冯敬兰文中所述一样，自始至终没提“红卫兵”三个字，根本就没有承认他们有红卫兵的身份。而时下所要的“道歉”是“红卫兵文革道歉”而不是别的什么道歉！从第一篇王晶垚的《声明》中一口气说出的13个“红卫兵”也可以看出，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也非常在乎“红卫兵”这三个字的“道歉”。
刘进、宋彬彬没有红卫兵的身份，他们的“道歉”叫什么“道歉”？他们的道歉叫做“原工作组领导下的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反文革道歉”！
如此道歉而不砸锅，则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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