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走群众路线，是检验真假左派的一块试金石。有人说，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而对毛和左派来说，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一切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救民于水火，与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在一定时间内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其后文革中尖锐地表现了出现。
四清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但是，对于运动的方向、性质，党的最高领导毛与刘之间存在根本的分岐。毛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认为，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而在刘看来，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刘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员必须作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四清运动中刘的多番指示，表明刘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后来，由毛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刘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感染上兴奋症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在刘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
总之就是以刘邓为中心，改造和建立刘邓化的各级领导，由刘邓化的领导建立刘邓式的工作队，再由刘邓式的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拔一些听命于他们的“根子”，然后再以这些“根子”为骨干，建立起所谓的“贫下中农队伍”。最后用这样的“队伍”去搞“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这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按照《后十条》，“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建立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能算数。“一哄而起”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算数，因为这样的贫下中农队伍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大发脾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
刘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毛之所以在《二十三条》里特别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明确了革命的敌人，也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把矛头向下转到大多数群众的头上。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扎根串连”建立的，毛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在毛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过滤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青天老爷”意识。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后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从这时起，毛就表现出对刘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对于“人海战术”，毛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在会上，毛与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毛手拿党章和宪法抗议。事件以刘低头道歉告一段落。
中央根据毛对刘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但实际上刘邓还是做自己的一套。
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在怀仁堂会议上，陈伯达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小平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陈伯达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要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七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发现刘就北大“六一八”事件(即工作组把反对工作组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这个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作出批示：“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看了这个批示，毛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见《王力反思录》)然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他说，问题不在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八月四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刘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见毛对刘镇压学生运动愤怒到了什么程度。他又说：北洋军阀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批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明确指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他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和一篇革命演说，给他们写信，表示热烈支持。之后，在八月五日当天的《北京日报》上写了几百字的批语，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后，他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以这样鲜明的态度，支持革命学生、红卫兵小将大造修正主义的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原《红旗》杂志搞了一个调查，题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清华大学是刘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蹲的点，和“桃园经验”如出一辙，为害更烈。毛看后，就把题目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人们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根子就是刘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毛总结道：“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三个“根本区别”把对待群众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区分得简洁明了!
自古以来的剥削阶级最怕群众组织起来，所以毛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工农群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改革后，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连名义上的都不要了，工厂的工会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干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帮着官僚和资本家镇压工人，即使有个名义上的选举也充满着作弊。骨子里他们根本就不赞成工农有自己的组织。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还会有人要这样做的。只有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彻底消灭后才能解决。(百韬网刘琅)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