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龚忠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他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大陆。他曾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他曾经两次来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这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纪念120周年”，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极回应，将给我们发来系列文章，主题文章12月份中下旬将传给我们。现在先发来背景文章，以做铺垫，历史研究价值很高。】
【按语：毛主席的不世功业，举世公认，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我对此尤有深切体会。所以这些年来，一直作为个人的一个学术挑战、一个中国人的职责，不断探索研究毛主席的丰功伟业、深邃思想、崇高人格，以及对中国和世界人类的影响，并形诸文字，就教高人。
主题文章一篇：《毛主席还是一位革命的历史学家：李大钊、杨昌济的一位好学生—纪念毛主席华诞120週年》(毛主席，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学家，而是革命的历史学家)
副题文章两篇：
一篇是：《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1878-1881)》(张之洞晚清帝王之学的代表人物，毛主席开创的人民之学，同张的中体西用、内圣外王的帝王之学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且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18年期间，在两湖除了兴办现代工业之外，还建立新军和兴办现代教育，对青少年时代毛主席的思想和人格形成，或不无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篇是：「辛亥、己未的革命是革了谁的命?」(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宏阔视野，对革命两个字联系到1911辛亥年10月的政治革命、1919己未年5月的文化革命这两大历史事件所含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进行论证和阐发)
两篇副题文章，是主题文章的铺垫，旨在提供理解主题文章必要的背景知识。
需要说明，个人强烈认为，毛主席是座珠穆朗玛峰，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诗人、书法家、文豪、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头上戴着的桂冠，不一而足，真有说不尽的风流，道不尽的才情。
笔者忝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除了认同上述各顶桂冠之外，还特别对毛主席是位历史学者—一个不是一般意义的「革命历史学家」--的风流才情，特别痴迷，所以特别借此祝寿机会，再奉上一顶「革命历史学家」的桂冠。
笔者特别强调，鉴于主题文章的题旨，将锁定从伊犁危机、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这三大历史事件中，探索毛主席这座珠峰造山运动的历史伟力。再者，历史伟人必有传承，诚如科学巨人牛顿所言，他是站在许多前辈科学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就其不世出的科学伟业;毛主席亦然，同样基于主题文章的题旨，将锁定从张之洞、李大钊、杨昌济这三位巨人身上，探索毛主席的思想传承。
现传上第一篇铺垫文章，《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第二篇铺垫文章稍后不久即可传上，主题文章则将于12月中下旬适时传上，以供卓裁，并供海内外炎黄同道知音分享并不吝雅正。】
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1878-81)（下）
(初稿)
目录
章次
四、战争边缘、庙堂论和战
1、主和派反扑
2、抗俄派回击
注释
参考资料
五、清议成了唇枪舌剑的挡箭牌
注释
参考资料
六、熊口夺食、收回伊犁
注释
参考资料
七、结论：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注释
参考资料
八、后提示性假设
注释
参考资料
附录：
一、张之洞伊犁危机奏折一览表
二、地图：
1、中亚全图
2、清初疆域图
补充图：清初在中亚开疆拓土，1600-1770
3、19世纪沙俄帝国版图
补充图：19世纪沙俄在中亚之扩张图
4、中俄西北边界图·伊犁九城位置图
5、晚清西北失地图
四、战争边缘、庙堂论和战
1、主和派反扑
然而，沙俄却朝着张之洞设想的相反方向推动伊犁危机的进程，也就是李鸿章所担忧的俄国对中国发动战争，逼迫中国屈服，接受崇约。
所以，沙俄对中国惩处崇厚，极端不满，1880年1月4日俄国驻京代公使凯阳德Koiander(参赞charge d’affaires，布策奉命返国参加谈判)亲往总署，当场‚咆哮‛，提出强烈抗议，甚至表示要下旗回国。(1)因为在俄国看来，这显然是中国向它明确表态，拒绝批准条约。所以，沙俄自6月初开始，从海陆两路调兵遣将：据传一面派遣军舰23 艘封锁辽海，一面增援军队一万多人，集结于伊犁附近。一时在中国的东西两线，西陲的陆疆和东边的海疆，战云密布，两国逼近战争边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2)这可是自秦汉汉匈两大帝国碰撞以来，中华帝国同另一个沙俄大帝国两大板块在中亚最严峻的一次碰撞了，而且还涉及当时的海霸大英帝国，以及没落的奥托曼帝国。这是中华帝国在西疆、在中亚面临的一个崭新的国际形势，继在东南海疆之后，现在又在西北陆疆被迫走上世界历史的轨道。
同时，6月4日 英、法、德、美四国驻华使臣，也乘机浑水摸鱼，乱上加乱，对中国重治崇厚之罪，施加压力，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抗言治崇厚之罪，伤及外国公众之感情，将引起欧洲各国之反感。(3)不止是口头抗议，他们还付之行动，英、法、德、美等国还调派军舰巡弋上海，另派军舰驰往天津。(4)其目的，一方面在向中国的主战派和朝廷施加压力，不要轻启战端，另方面在压制清廷中强硬派的声势，以免危及他们在华的地位和利益。列强的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联合行动，尽管对中国各怀鬼胎，可以视为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华的前奏曲。
形势万分紧急，清廷现在不止要防范俄国开战，还要阻止英、法、德、美的军事介入。甚至6月初，外交界谣传俄国为避免战争之危险，竟与德相俾斯麦，密议推翻满清政府，以打倒主战派，并怂恿主和派之李鸿章取而代之。(5)德国公使巴兰特与英使威妥玛同至天津，秘密劝说李鸿章，李不为所动。总署得知沙俄的阴谋后，深恐变起仓促，乃密令总税务司赫德电召时在印度的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来华以防李。(6)戈登将此事告李，李则托其劝说总署王大臣不要与俄国决裂,以及向主战派证明同俄国开战之不可行，是下策。(7)
在俄国和欧美各国的强大压力下，清廷陷于四面楚歌，形势万分危急，乃于6月26日，被迫不顾清议和清流派的压力，赦免崇厚死罪，但仍予监禁。8月12日，更进而释放崇厚。(8)因为不如此，俄国一再以中国将崇厚治罪为借口，不与曾纪泽复谈。这是清廷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不得不作了原则性的大让步。(9)
沙俄和列强密集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必然激化和战两派之间的矛盾。6月之后的形势发展，似乎开始反过来沿着李鸿章的思路发展，证明他的主和立场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在主战派的声势高涨时，李保持沉默，现在形势对其有利乃开始反扑，频频写信给他的同僚和朋友，阐述他主和的观点，严厉驳斥清议和清流的主战立场，甚至对左宗棠和张之洞进行尖刻的人身攻击。
他将沙俄重兵压境，英法海上耀兵造成的危局，归咎于主战派的激烈言论。1880年4 月9日，他在给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信函中，愤怒地严斥主战派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左帅主战，率一班书生腐吏，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10)8月21日，李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点名指摘清流党党人张之洞(香涛)、宝廷(竹坡)、陈宝琛(伯潜)等，不该劾诋曾纪泽;(11)他还于1880年5月13日致电曾纪泽暗批朝廷处置失当，为沈桂芬因力荐崇厚而遭众谤，懊恼成疾休假打抱不平，指责代沈桂芳「秉笔洋务」的清流后台李鸿藻，对洋务甚为隔膜，才把时局弄得一团糟。(12)他还进而悲观地预言，条约经廷臣驳改太多，而朝廷又令曾纪泽照办，俄方恐难应允，必另遣使来华，以战争要挟。果然，不出李之所料，俄国避开曾纪泽，于9月初派布策来华直接与北京谈判。 (13)
这使李鸿章更加理直气壮了，9月10日和10月16日两次向同他有世交之谊、且为清流党中坚之一的张佩纶自辩说，他为人办事，惟求实求是，明理克己;现在人人谈兵，皆不知有兵无器，与无兵同(14)。现今中国之器与与俄国相差远甚，战事一开，优绌立见 。所以，他才不轻言战。并且暗讽某些枢臣平日不于武备上着力，一旦有事却空言浪战，视国事如儿戏;也暗示同不知兵的清流书生谈兵，是无法分清是非对错的，(15)这不是指桑骂槐，讥刺张之洞等清流党人嚒。
10月2日，李在回复周福陔的信中明确指出，「俄事日坏，自去腊宝(廷)、张(之洞)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谠论，其源自左相发之，亦实政府导之，而自贻伊戚也。」(16) 他更进而上纲上线，将今天的「清议之祸」，与明末的党争相提并论，以致他和洋务派备受攻击。(17)
他在1880年10月21日给刘铭传的信中，谴责清议是「举朝狂吠」，并将清议者丑化为一批「穷京官、烂名士」。将清议、清流贬为一批不知时务的庸儒;(18)还讥讽他的政敌左宗棠说，「左相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19)使用「奸伪」二字形容左宗棠是言重了，这可以说是李对主战派和左宗棠个人最严厉的指责和人身攻击了。于此也可见，李对主战派的厌恶已经到了失去理性，以致非常情绪化的地步了。
2、左宗棠、张之洞坚决回击
对于李的反扑和指控，对于李的失态，左宗棠、张之洞并没有反唇相讥，恶言相向，也没有时间和心情从事这样内斗，而是在这段中俄濒于决裂、诡谲莫测、极度紧张的的五、六个月期间，加紧敦促朝廷备战。左宗棠更是在新疆加紧进行军事部署，1880年5月26日，他从肃州(今酒泉)令人随军抬着一口棺材出关，屯兵哈密，发誓「要与俄人决一死战」。(20)这时，他已经是69岁高龄的老人了，如此豪气干云，视死如归，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两相对照，也可见左、李两人为官之风格和风骨节操了!
那么，左宗棠手中之剑，果真是把钝剑吗?他的军队果真像李鸿章所轻视的那样，不堪俄人一击吗?据在他军营里住了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Focke)的观察，左家军的「将官阵法，尽善尽美，若与俄人战于伊犁，必获胜仗。」 (21)不止是福克(Focke)对左家军有这样高的评价，就连英国人也称赞中国因左宗棠新疆的胜利而「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新进身为军事强权」;于此可见，左家军应该至少是一支令敌人不敢掉以轻心的军事力量。(22)
张之洞，左宗堂的一个年轻的忠实追随者，这时也在伏案疾书，运用他的健笔，奏陈备战方略和具体备战措施，特别是海防方面。在这段战云密布期间，他也向朝廷表示他对局势恶化的看法。他在1880年9月28日的奏折中为自己辩护，将局势之所以恶化归因于朝廷没有接纳他的建议，以致犯了七大失误：一是没有按照其第一次奏疏即电商俄国缓索伊犁，贻误时机;二是在未派遣曾纪泽使俄之前，没有即令当时留在俄国的邵友濂与俄国进行改议谈判;三是没有即调李鸿章来京密陈兵力万不足恃，早思转圜之计;四是没有即召左宗棠、鲍超、刘铭传诸将，加紧备战;五是没有即召曾国荃至东三省布防;六是赦免崇厚之罪后没有即时电知邵友濂告知俄国，缓收伊犁并给偿款，而且其余各款也非均要改订不可;七是没有即时购舰造船，调募闽粤兵将，布设辽海海防。(23)
有此七失，以致现在俄舰来华时惊惶失措，海防不可恃，无力拒敌退敌。他的言下之意，也是间接回应李鸿章的批评，他认为目前的危机主要不是由于清议的强硬立场造成的，而是由于枢臣和李鸿章等负责海防的地方疆臣，没有认真负责地进行备战，切实执行他的建议和主张。李与左、张的相互指控，予人一种印象，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造各执一词。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或者追究到底，或许竟是俄方常用的一种斗争策略，恫喝诡诈，诱使对手上当受骗、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张之洞对朝廷为什么没有重视他的谋略建言，也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反思。 不认为自己的建言有什么不当之处，主要由于他人微言轻，枢臣成见过重，总认为他的谋略筹划是书生之见，不切实际，弃之不用。(24)当然，之洞的自辩有点情绪化了，而且把极其复杂的局势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朝廷在备战与和谈判方面，还是采用了不少他的主张。《捷报》的编者甚至认为，张的《熟权俄约利害折》已被(朝廷)作为对曽纪泽指示的基础;(25)于此可见其重要性!
注释
(1)徐庆生，《出卖中国---不平等条约签订秘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页201-203;《外交史料》，卷18，页10b-13a;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p.565。
(2) HIC, p. 98. 左宗棠和张之洞的主战奏折，均刊登于上海的几家英文报纸，特别是张之洞的《详筹边计折》被the Shanghai Courier于1880年5月15日译刊成英文单行本(书名China and Russia: Importan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rlike Attitude of China)发行。中俄双方备战的详情，参见HIC , Chapter IV, War and Peace, pp.95-100. ;刘伯奎，《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1年，页69-74。
(3)《总署奏崇厚获罪英法德等国使臣来函请加宽免折》，1880年6月15日，见《外交史料》，卷21，页2-5;甚至还惊动了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要求中国宽免崇厚死罪。参见刘伯奎，《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页69。这似乎间接证明萧一山批张之洞激烈的抗俄言论可能引起欧美列强反感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很有可能真的成为事实了。
(4)HIC , p.100. 这些列强派往中国和远东的军舰，英国23艘;美国6艘;法国、德国，各4艘;意大利一艘。1880年年中期间，军舰云集远东海面，中国海疆上空真是黑云密布，预示着一场危机很有可能真的要演变为一场战争了。(参见F.O. 418/I/70, Kennedy to Salisbury, 7 April, 1880)
(5)HIC , p. 123; 德国唯恐天下不乱，企图阻止中俄和平，乐见两国兵戎相见。(《外交史料》，卷21，页8-9。1880年7月。)
(6)徐中约在HIC中用一章的篇幅(第六章，Gordon’s Visit, pp.122-138)来详细叙述戈登(Charles Gordon) 介入中俄伊犁外交危机的过程，但仍然无法断定是谁邀请戈登来华，以及他来华的目的为何。不过，于此也可见列强介入此次危机之深，这是否证明李鸿章为大局计而采取主和的立场，对外一味忍让妥协的不得已的苦衷呢?
(7)同上，p.130.
(8)崇厚先罪后赦，颇似其鸦片战争时之前辈琦善，道光先是将琦善格致锁拿，然后又予以赦免。(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论集》，页56.)
(9)《谕崇厚加恩开释着曾纪泽妥议条约》， 1880年8月12日，《外交史料》，卷22，页7。
(9)《李全集·朋僚函稿·复丁稚璜(宝桢)制军》，1980年4月9日，卷22，页1-2。
(10)同上，《复刘岘庄制军》，卷22，页13。
(11)同上，《复曾劼刚(纪泽)星使》，1880年5月13日，卷22，页8。
(12)同上，《复刘岘庄制军》，1880年8月21日，卷22，页13。
(13)同上，《复张幼樵侍讲》，1880年9月10日，卷22，页16。
(14)同上，1880年10月16日，卷22，页18。
(15)同上，《复周福陔(恒祺)中丞》，1880年10月2日，卷22，页17。
(16)同上。这已经不止是人身攻击了，而是上纲上线到政治攻击了，可见伊犁危机，已经激化清廷内部抗俄的清流党与主和的洋务派的矛盾了。
(17)同上，《复刘省三(铭传)军门》，1880年10月21日，卷22，页19。
(18)同上。
(19)《左奏议》，卷56，页44;HIC, p.97-98; 秦瀚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页114. NCH, vol. 25, no.690, August 24, 1880.
(20) 福柯(Focke), 《西行速记》，载于王锡祺(1855-1913),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光绪17年(1891)上海着易堂铅印本，6：4：300-4。
(21) NCH, May 18, 1880:
粗看这项条约，且不论其来龙去脉，人们都会(不期然而)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遭受灾难般失败的胜利将军，强加给她的。因而若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就事论事，还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不容否认的、新进身为军事强权而日益怀有的自豪感，我们自然会想到，由于她对自己只是为了要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个省，却被人刻意算计而就这样陷入束手投降的境地，理所当然地会义愤填膺的。
[Looking in a general way at the treaty, and ignoring everything that led to it, one would deem it an instrument dictated by a victorious general at the end of a war disastrous Of China. Thereupon changing the point of view, regarding facts as they really are,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oo the rising pride of China in her undeniable advances as a military power, we can imagine nothing more galling than such as absolute surrender as she was betrayed into for the purpose of regaining possession of a province which she considered hers by right. ]
对照上述李鸿章对左、张激烈抗俄言论的恶言攻击，《捷报》这个外国编辑冷眼旁观的客观评论，对左、张颇有回护，也成为有趣的反差，更加凸显淮军名将李鸿章的惧外心态!
(22)《遵议奏陈折》， 见《张全集·奏议》，1880年9月28日，卷3，奏议3，页9-12。
(23)在中俄两国逼近战争边缘这段期间，由于主和派的反扑，张之洞虽然感到被冷落了，但也不讳言仍然深受恭亲王礼遇，「每逢会议之期，颇为虚心谘访」。(同上，页12a)
(24)《捷报》的编者，根据事实作出的客观评估：
…… 一般认为，(《熟权俄约利害折》已被(朝廷)作为对曽纪泽指示的基础。于是它从一个词臣谏官的普通奏折，一下被提升到国折的尊荣地位。
[….and it was understood at the time to have been made the basis of the instructions to Zeng Jize, it was lifted from the level of a mere report by a censor to the dignity of a state paper(单凭字义，含有国书、国论、国策的意义，但就原文而言，应该是指这份奏折而言，还是译为国折比较适当). ………](NCH, pp.90-91, February 1,1881)
(25)同上。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张全集·奏议》
《左全集·奏议》
论着
福柯(Focke), 《西行速记》，载于王锡祺(1855-1913),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光绪17年(1891)上海着易堂铅印本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论集》
刘伯奎，《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1年。
秦瀚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徐庆生，《出卖中国---不平等条约签订秘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
英文
F.O. 418/I/70, Kennedy to Salisbury, 7 April, 1880
HIC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NCH
Zhang Zhidong, China and Russia: Importan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rlike Attitude of China( the Shanghai Courier于1880年5月15日将张之洞的《详筹边计折》译刊成英文单行本(书名)发行)
五、清议成了唇枪舌剑的挡箭牌
清廷采取左宗棠和张之洞先备后讲的两手策略，在备战的同时，从外交上促成复谈改议。所以早在1880年2月19日就决定派遣曾纪泽使俄，重开谈判。(1)其实，从6月至11月这五六个月期间，中俄两大帝国都是在作两手准备，一边备战，一边谈判，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同时进行着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
对于曾纪泽使俄，当发表此项任命时，李鸿章曾致函军机大臣沈桂芬表示反对，他认为曾劼刚虽然略通英文语，机警健拔，洵属使才，惟体气稍弱，似于西北未宜。(2)李对这项任命还有一层顾虑，就是曾纪泽为驻英使节，与英人交密，而俄英猜忌甚深，会让俄人疑心与英勾结图俄，不利曾的谈判。(3)这原本或许出于李对这个世侄的爱护和照顾，因为李深知这完全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曽纪泽何必去赶这趟浑水?这是善意的反对，还是恶意的反对?不过，来自清流的、号称名士的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对曾的「倾心泰西」的确很不放心，反对曾的任命。(4)令人或许稍感意外的是，主张强硬立场的左宗棠和张之洞却一致支持这项任命。左对曾的处境深为谅解，认为不宜「责望过严」(5)，张则建议朝廷授以方略，谕令遵办。(6)
曾纪泽虽然早在2月份就奉旨出使俄国，但迟至7月30日才从伦敦任所抵达圣彼得堡。(7) 曾纪泽头一次承担这样重大的外交使命，自知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而且熊口夺食，更是难上加难。(8)所以鉴于崇厚的失职获罪，他不得不为谈判做好万无一失的周全准备。鉴于崇厚轻率之失，在这5个多月的待命期间，他仔细研究了有关伊犁交涉的资料和朝廷的指令。(9)同时，还拜访俄国驻英大使，英、法两国的外交部，请他们从中斡旋。(10)这是崇厚出使期间根本办不到的。
作为一个称职的使者，固然要有他自己的风格和主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运用他的妙舌辩才、机智和胆识，来成功地完成朝廷交付的使命。曾纪泽在他7月21日的奏折中指出，他的使命是遵照朝廷的指示，「屡辩而力争之」。那么朝廷的指示是什么呢?鉴于崇厚使俄任务的失败所造成的丧权辱国的外交风暴，这次对曾纪泽的使俄任务，不敢再草率行事，特别拟订了具体的指导方针，即《中俄约章总论》，作为曾同俄方谈判交涉的纲领。(11)除《总论》之外，总署还就崇厚签订的《中俄条约》18条、《陆路通商章程》17条、《瑷珲条约专条》、和赔偿俄国兵费及恤款专条，均详加审定，逐条签注应准应驳理由，分别拟议办法，以补总论的简略。(12)
于此可见，清廷为曾纪泽这次亡羊补牢的使俄谈判任务，这次没有硝烟的外交战，的确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作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出现重大的意外情况，不成功也难，何况还积极地做了相应的备战措施，加上朝野的巨大的无形的舆论压力，特别是清议、清流的口诛笔伐!
除了作为指导思想、策略的《总论》之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署还一再视情况多次电告纪泽谈判机宜。谈判过程中同张之洞有关的是，除了他的1月16日的著名奏折已经被总署用作改议谈判的基础之外，还有之洞的其他奏折;甚至之洞自己于8月15日要求总署将他的奏折电寄纪泽，以为「辩论之助」。上谕明言「筹度尚属周详，着曾纪泽于议约时，揆度情形，参酌办理」。(13)所以，可以想象，而且事实也证明，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所用的技巧、辩辞和论点，不少受到张之洞的启发或影响。张在曾纪泽改议期间，至少六次直接针对谈判而上奏。甚至像国书上用词不当的细微小事，他也要上奏要求更正，(14)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清议作为一种公论舆情，(15)还可以对使臣施加心理压力，使他不敢玩忽职守，轻率定议。(16)例如，曾纪泽曾对布策说，他这次出使俄国，「凡事必须办理妥协，如不能办妥，不如缓办」,否则招人议论。 并且要求布策，理解体谅他的难处，希望俄方不要在新约中写入「招人议论之事」(17)当最后到了改订新约阶段，纪泽特别告知俄方，「如将旧约所允权利，今皆提出，放在我之肩上，不知者，以为皆是我此次应允之件，我不能承担。」(18)又说，前次崇厚之失，部分原因在于他不畏人言，所以曾纪泽说，他必须戒慎恐惧，决不能轻忽草率，致遭众谤，挨受骂名。(19)
那么，是招谁的毁谤，挨受谁的骂名?当然，是指的清议。例如，8月21日，李鸿章致函刘坤一，不满清流派的张之洞、宝廷、陈宝琛上奏弹劾曾纪泽。(20)于此可见，除了使命感之外，曾纪泽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但要对朝廷负责，还要对清议舆论负责，对国人负责。这使他在执行外交使命时，一丝不苟，甚至在俄方作出让步时，他还要「得寸进尺」，强硬要求俄方再作让步。(21)他的这种敬业和维护国家权益的精神，不惧战争威胁的胆气，(22)甚至使他的对手格尔斯、热梅尼和俄国外交部，赞不绝口，敬佩不已，颇有南宋大外交家富弼之遗风，(23)一个活生生的近代富弼的再现!
有趣的是，清议也即民意舆论，虽然对曾纪泽构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他却非常技巧地将这种压力转移到谈判桌上，经常诉诸民意，将「中国臣民」这四个字挂在嘴上，而非诉诸权威曰「大皇帝」如何如何，「我国家」如何如何，作为谈判桌上对付敌人唇枪舌剑的挡箭牌，抵制或拒绝俄方的无理要索。例如，他在开谈时，就开宗明义地对俄方申明，「去年所定约章，有难行之处，中国臣民多不愿意，所以请贵国商改。」(24)这个头开得好，开得义正词严。在谈判过程中，布策抱怨中国的局外之人，也就是清流、清议，「妄参乱语，物议沸腾。」(25)纪泽回应说，一国之政事，「不能专就国家之意，不顾通国士民之言」(26)。曾所谓的「中国臣民多不愿意」和「通国士民之言」，以及俄方所谓的「物议沸腾」，就是指清流领袖张之洞所主导的清议公论。(27)
对至关紧要的界务问题，曽纪泽对布策说，对于伊犁南边的帖喀斯川一带地方，「凡中国臣民，皆以为割此地方，虽得伊犁，有名无实，势难割归俄国。」(28)对于让俄国商人在松花江航行一事，曾纪泽也如法炮制，说是「中国臣民不允」。(29)他不说这是朝廷的指示，而说是中国臣民的公论，也即清议。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曾纪泽用中国的民意公论作为他谈判的挡箭牌，真是神来之笔，是极其高明的策略。这证明他在出使英法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领略到西方议会和媒体舆论对其政治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并且活学活用。而且，俄方代表一再表示，俄国很在意中国的清议和廷议，热梅尼坦白地向纪泽透露，「中国朝廷会议奏折，本国无不知者」。(30)其外相格尔斯甚至公开表示俄方对中国清议的厌恶，他说这些人妄发议论使中国调兵设防，几乎使中俄决裂，中国应当将他们治罪。(31)纪泽回答说，臣子有议论，不能一概不理，把他顶了回去。俄方对中国清议的不耐和厌恶，适足以反证他们很是在意中国的舆论力量。所以，曾纪泽运用清议作为抗拒俄方的无理要索和胁迫的挡箭牌，真是神来之笔，击中要害。
有理由相信，这绝不是朝廷的指示，也许得自张之洞等清流议论的启发，而有此独特之创意，这是平庸而又惧外媚外的外交官如崇厚者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奇妙高招。单就这一点来看，曾纪泽的确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一位与时俱进的杰出外交家，一位足以比美北宋大外交家富弼的近代大外交家。(32)
注释
(1)在此之前，曾经过考虑接替崇厚使俄任务的可能人选有李鸿章、丁宝桢、郭嵩焘、李凤苞等，但均因各种原因而未被考虑。(参看李恩涵，《纪泽外交》，页73-74)
(2)《李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9。
(3)《复丁稚璜(宝桢)制军》，1880年4月9日，同上，页1a;《致曾劼刚星使》，1880年4月12日，卷22，页4。
(4)李恩涵，《纪泽外交》，页75。
(5)《左全集·书牍》，卷24，页9，《与朱茗生侍郎》;同前，页52，《上各国总理事务衙门》。
(6)《外交史料》，卷19，页21-22。
(7) 曾耙泽赴俄所率和其后参与中俄谈判的人员，计有前署驻俄公使邵友濂、参赞刘麒祥、法文翻译官庆常、俄文翻译官桂荣、塔克什纳和随员李荆门等;原驻英国的参赞衔二等翻译官英人马格里和原受左宗棠、沈葆桢之命创建幅州船厂的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亦均随同前往，协助策划。马格里和日意格，在整个交涉中居于幕后，提供咨询，由于这两名外国人的参与，曾的谈判团队要较崇厚谈判团队的实力为强，更加专业。俄方谈判仍属原班人马，包括俄国署外部尚书格尔斯，外部侍郎热梅尼(Aleksandr Genrikhovich Jomini)、俄驻华公使布策与外部总办梅尼阔夫(A.A. Mel’nikov)。(参看曽纪泽，《金轺筹笔》; 李恩涵，《纪泽外交》，页118-119)
(8)曾纪泽于1880年3月4日致函总署：纪泽才不如地翁(崇厚)，而承其后，且须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难成，已可逆睹。(参看李恩涵，《纪泽外交》，页91-92。)
(9)同上，页91、97、99;HIC, p. 148. 《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2，页20，光绪6年8月24日条。《手写日记》，页2408-2585。
(10)李恩涵，《纪泽外交》，页111;《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4，页2，巴黎致总署总办(庚辰6月16日)。《手写日记》，光绪6年6月6日条; HIC , p.152。
(11)《外交史料》，卷19，页48-51;D.C.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olliday McCartney, pp. 345-346..)
(12)李恩涵，《纪泽外交》，页103-104。
(13)《张全集·奏议》，1880年8月15日，卷2，页31a.
(14)同上，页31b。
(15)曾纪泽将中国官员的折子，比喻为西方的报纸舆论，这对俄国外交官来说，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奏折与西洋新报相似，中国无新报，故有议论。」(《金轺随笔》，页155-156)
(16)「缘崇大人所订之约，所许贵国好处极多，….中国不免吃亏者尚难枚举;若写成新约，将来人忘崇约之事，必以为皆本爵所许与贵国，本爵不免要受骂名…」《金轺随笔》，页202。
(17)同上，页190：「里法底亚之约未甚妥协，所以不明事理，藉词议论，以致约不能行;…….所以此次改定各条，只要贵国无所吃亏，不要写出招人议论之事。」
(18)同上，页195。
(19)同上。
(20)《李全集·朋僚函稿·复刘岘庄制军》，1880年8月21日，卷22，页13。
(21)曾纪泽步步紧逼，尽量维护国权。(《金轺随笔》，页166;187;200-202;224) 布策对曾纪泽这种敬业精神，印象极为深刻：「贵爵办事，最为慎谨，往往中国已欲退让，而贵爵语言之中，仍不肯遽然放松也。」(同上，页425)甚至即使到了「国家吩咐我如此立言，我亦必上疏力铮，断不肯办一文书，将该处地方送与俄国，使西洋各国笑我，中国后世人骂我。」(同上，页125)
(22)曾纪泽对步策以战争相威胁，也以战争回应，严词以对，毫不退让： 「中国不愿有打战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这不正是左宗棠、张之洞大陆战争和持久战的思想吗?这时的曾纪泽显然已距张之洞、左宗棠越来越近了，而却离李鸿章渐行渐远了。(参看《金轺筹笔》，页139)。 这种在强敌面前毫不示弱，也以战争回应的勇气，颇有南宋的大外交富弼之风!
(23)北宋外交家富弼(1004—1083)于北宋庆历2年(1042)，时任知制诰，受命出使契丹，与契丹主曾经进行一段精彩的唇枪舌剑的较量，其智勇机变，辉耀千古，值得引述如下：
契丹主坚欲割地，弼曰：「此贵国意在败盟假此为名耳，我朝惟有枕戈以待。」(注：沙俄背约，欲吞并伊犁，与背盟割地类同)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耶?群臣皆请用兵，我以为遣使求地，求而不得，用兵未为晚也。」弼曰： 「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子，而人主蒙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为国计者也」契丹主鹭曰：「何谓也?」弼曰「石(石敬瑭)氏欺天叛君，末帝昏乱，神人共弃，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北朝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物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丧失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一统，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数万计，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令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之利尽归人主，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富弼对宋辽两国文件字斟句酌，甚至有一字不利于宋者，必力争不舍。例如富弼曰：契丹主必欲于誓书增一「献」字，弼争曰：「『献』乃下奉上之辞，非所欲施于敌国，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者邪?」契丹主曰：改为「纳」宇何如?亦不可。契丹主曰「『纳』字自古有之J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以称臣之故或称『献纳』，则不可知，及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更有此礼?」契丹主见弼声色俱厉，知不可夺，曰「我自遣使往南朝议之耳。」弼驿奏曰「彼求『献纳』两字臣以死拒之，其气折矣，不可许也。」
(参见蒋百里口述，柳诒征编,《宋之外交》)
(24)《金轺筹笔》，页100。
(25)同上，另参见页123-124;155-156;167。
(26)曾纪泽同他讲事实，摆道理：「凡一国家，不能专就国家之意，不顾通国士民之言，以中国疆圉之大，人民之众，与西洋各国往来未久，所以西洋情形，多有未甚熟悉者，议论自然不一。」同上.。
(27)一个奇妙的巧合，就是沙俄官方和中国的主和派竟然不谋而合，都痛恨清议，例如俄国的格尔斯对曾抱怨说：「惟中国之妄发议论者，使中国调兵设防，俄国亦动用巨款，几乎失和，此等人当罪之。」;俄国有一俗语云：「一狂人投石于井，十人难以打捞」，「中国之发议论者，犹如狂人，我们办事者犹如捞石之人也。」格尔斯将中国清议者如张之洞比喻为狂人，应予治罪。(同上，页167)李鸿章斥责清流的口气同格尔斯的，何其相似!
(28)同上，页103。
(29)曾纪泽辩驳说，「因东三省系中国皇家发祥之地，中国臣民看视该地方如皇宫一般，允准此条，使我极其为难。」，同上，页104;「松花江系东三省内地，松花江上游是中国皇家发祥之地，较他处内地更为紧要。」，中国臣民自不愿允许。(同上，页110)。这里再次诉诸民意，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国家、中国、大皇帝。
(30)同上，页155。 关于这点，曾纪泽同署外部尚书热梅尼的一段对话，值得参考：热云：「贵爵初到时，中国不明事体之人，犹欲怂恿打仗，后渐息此议;且中国朝廷会议折奏，本国无不知者。」曾纪泽回说：「奏折与西洋新报相似，中国无新报newspaper，故有议论，须奏明皇上，而准与不准，其权操之于上，非臣下所能自专。」热梅尼：「新报是平常人议论，折奏皆是大臣.。」(《金轺随笔》，页155)
(31)同本节注(26)
(32)同本节注(23)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蒋百里口述，柳诒征编,《宋之外交》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曽纪泽，《金轺筹笔》
---《曾惠敏公使西日记》
---《曾惠敏公遗集》
《张全集·奏议》
《左全集·书牍》
论着
李恩涵，《纪泽外交》
英文
D.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olliday McCartney
HIC
六、熊口夺食
曾纪泽这次的出使任务，总署认为要比崇厚的难上十倍， 恭亲王奕䜣谓之「其责倍重，其势尤难 」。(1)李鸿章于1880年4月 12日致电纪泽说，「俄人已到口之食，复令吐出，是大难事。」(2) 的确是件大难事，特别是要从沙俄这头凶狠狡诈的北极熊的口里硬夺回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俄人力求广地，日肆狼食，所据疆域，未有得而复失者!」，(3)难道伊犁会是个例外?除非真是个奇迹?
鉴于崇厚失败的深刻教训，曾纪泽这次在界务上改变他过去主和、主守的立场，转而越来越倾向于抗战派的立场，对沙俄寸步不让，坚持中国要收回伊犁全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伊犁，不是一个残缺难保的伊犁。具体地说，就是伊犁以南的特喀斯河河谷和莫萨尔特山口，必须同伊犁一并交还。(4)
特别是到了谈判后期，曾纪泽一改以前委屈求全的温和态度，(5)转而采取高姿态的强硬态度。虽然他受命交涉的事项不外伊犁、界务、通商和偿款四大问题，但他现在逐渐对伊犁本身的战略重要地位有更清晰、更深入的认识，已经同主和派的李鸿章、郭嵩焘，主守派的沈葆桢越去越远。他在7月21日的奏折中说，伊犁不仅仅是中国的门户，也是中国之奥区：
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者，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
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6)
他还引述英法两国有人认为伊犁全境是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座大炮台，(7)，更是形象生动。于此可证，曾纪泽对伊犁、新疆战略地位的看法，似乎越来越接近左宗棠、张之洞了。从帝国板块的观点来看，伊犁的板块，在曾纪泽的眼里，已经同三北板块，进而同帝国板块，紧密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了，绝对丢舍不得。所以，在交涉过程后期，他义无反顾，决心要从熊口完整地夺回伊犁这块美食。
他这一立场上的转变，很可能是由于他在俄国从事谈判的这五六个月来，已经从驻俄外交界，从俄国媒体，了解到俄国的外交政策是重欧轻亚，更加侧重它在巴尔干的重大利益，而中亚的只是次要的利益;了解到1877-78年的俄土战争，俄方虽然胜了却是惨胜，外交上反而陷于孤立，国内的民众和军队普遍厌战，国库空虚，根本无力同中国这样的大国，虽然衰微但却正处于短暂的中兴势头，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东西两面作战;了解到俄国国内矛盾重重，民心思变，人民对沙皇不满。俄国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当然深知俄国本身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俄皇和格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伊犁冲突之意;而且，原本就不想同中国决裂，所以现在要尽快解决中俄危机，好将注意力转向处理国内的问题和俄土问题。(8) 事实证明，曾纪泽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例如，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早已把实情告知俄使，俄国中亚军力难以抵敌左宗棠的军队，迫使对中国让步。加上时间对俄国日益不利，因为谈判后期，时序已进入隆冬，中国北方的海口封冻，俄国舰队已失掉了恫喝中国的有利时机。(9)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时也已从黑海返回俄京，当他听说中国调左宗棠进京坐镇指挥，更怕局势有变，遂命令格尔斯、热梅尼、布策尽快结束中俄谈判。(10) 于是，形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
俄方终于答应废除《里瓦几内亚条约》，归还伊犁全境，但条件是割让伊犁西边无关紧要之地作为补偿，并要求大量增加偿款，从原来的500万卢布，增至1200万卢布。其中还包括兵费，就是俄国为了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调动军队和舰队的费用，也要中国代为支付。
曾纪泽认为这一要求，实在荒唐，坚决拒绝。他告诉布策，增加偿款尚属合理，但以军费名义，决不能接受，「宁可不要伊犁」(11);如果俄国坚持，中国不如同俄国打一仗来得合算。其实，早在1880年3月1日，张之洞就提醒总署，「盖无路之伊犁则可舍，而有用之伊犁则不可弃;无名之兵费则当拒，而挽回谬约之偿款则不当惜」(12)，后来在9月4日，他又在《议约迫促，急图补救折》中，再次强调应电令曾纪泽要求俄国撤回兵船，这样在定约时，俄方将「不能借口索取兵费」。(13)曾纪泽显然接受了之洞的意见，作为他反击俄方无理要索的有力辩词。 俄方要索军费的另一个理由是要借此教训中国，「以后不得再有如此举动」。曾纪泽更是针锋相对地强力驳斥说，「中国堂堂大国，俄国岂能说中国以后不敢如此?」 (14)曾纪泽由此维护了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同崇厚的「善结主国之欢」，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俄方一再以战争恫喝威胁，曾纪泽毫不示弱，强硬地反击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15)显然这是曾纪泽为了辩论而辩论的辩词，目的在杜俄人之口，是否属实可行，倒在其次。这里他似乎又汲取了张之洞大陆战争和持久战争的观念。
这种强硬的勇士、国士气概，同崇厚一味退让的懦夫形象，实成鲜明的对比!外交谈判的口舌之战犹如真枪实弹的战场，气盛者胜，气弱者败，而气盛正是之洞提出的办理中俄交涉的四个方针中的第二个方针。曾纪泽在内乱平定、西北胜利、崇厚丧权辱国之后，岂能在沙俄的虚声恫喝之下示弱臣服?纵令如此，也需要外交家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来敢于反击。曾纪泽正是这样气盛的杰出外交家。
终于俄国在1881年2月24日正式废除《里瓦几亚条约》，改订新约《圣彼得堡条约》。其中规定，俄国归还伊犁全境，放弃对特喀斯河谷、莫萨尔特山口的要求;废除关于松花江航行至柏都纳专条;允将嘉峪关通商比照天津办理;领事仅吐鲁番添设一员;天山南北路贸易将原约的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偿款虽增至900万卢布，但较原来要索的减少300万卢布，共计相当于500万两白银。新约较旧约，挽回利权十之八九;纪泽终于成功地从熊口中夺回大部分的美食，杰出地完成了一次他自认为有五大难处的艰巨外交使命。(16)
英国驻俄大使德弗楞(Lord Dufferin)评论说，「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口的土地，这是俄国前此未曾做过的。」」 (17)于此可见，英国对曾纪泽外交成就的评价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曾纪泽赢得他的主要谈判对手格尔斯的尊敬，后者对他的外交才华和妙舌敬佩不已，他当面赞扬曾纪泽说，「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之事，而贵爵商办此事，竟成厥功，具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贵爵到俄后，布置咸宜，令人钦羡，所以本国大皇帝始复和好初心，即此可见贵爵之才智也。」 格尔斯接着又由衷地称赞说，「以贵爵之才，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外部诸公，同为钦佩，即如热(梅尼)大人久办外国事件，彼亦钦羡。」「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18)从俄方最高外交官员对纪泽的一片褒美之声可证，曾纪泽个人的妙舌和外交才华，的确也是这场中俄特大外交风暴能够平息的一个关键因素。
伊犁危机出了个晚清外交奇葩曽纪泽!
伊犁危机使左宗棠的同光中兴功业锦上添花!
伊犁危机更出了个晚清一代儒臣张之洞!
注释
(1)《外交史料》，卷19，页23。
(2)《李全集·朋僚函稿》，《致曾劼刚星使》，1880年4月12日，卷22，页4;页5。就是谈判对手格尔斯都承认：「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事，而贵爵商办此事，竟成厥功。」(《金轺随笔》，页213)。
(3)《西国近事汇编》，辛巳，卷1，页12;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p.42。
(4)《金轺随笔》，页102-103。
(5)他在1880年初方被授予出使任务时，对清流之激烈抗俄言论，对左宗棠之积极备战，颇表不满。(李恩涵，《纪泽外交》，页93; 《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页7-8。《伦敦致丁雨生中丞》(庚辰正月24日)
(6)《外交史料》，1880年7月21日，卷21，页20a
(7)同上、同页。
(8)李恩涵，《纪泽外交》，页153-154 ;HIC , p. 177: Be sure that whatever we do, public opinion will accuse us. If we make war to save our dignity, it will reproach us for leading the state into a ruinous war at a time when,without that, our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are already in a bad state.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w conciliation so as to have peace, it will accuse us of giving away the diginity and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o blame the government in everything, to criticize its acts without rhyme or reason so as to discredit it—such is the mission which it(public opinin) has
assigned to itself. To take into such a public opinion appears to me to impossible.
【要知道，不论我们怎么做，都会受到舆论的责难。如果为了维护(国家)尊严而诉诸战争，舆论将指责我们使国家，在正处于经济和商业困境的时候，而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反之，如果妥协求和，则又会指责我们有辱国家尊严，危害国家利益。政府动辄得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诉诸理性而放言高论，滥施攻击—这正是舆论认为是自己的天职。面对这样(是非不分)的舆论，我认为，要两面讨好是办不到的。】(参见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i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Leiden, 1939. pp. 327. Jomini to Giers, 1/13 Oct. 1880.)
于此可见，沙俄政府，同清政府一样，面对国内舆论(即中国的清议)的压力，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却对此一无所知，或视若无睹，而一味地长对方威风，灭自己志气，竭力妥协求和。
(9)同上，页155-56;HIC ,pp. 176: News also from the Russian minister in Japan, K.V. Struve, of China’s purchase of a large number of mines in Germany, and her dilatory tactics designed to gain time for war preparations. Jomini regretfully exclaimed: They have already succeeded in gaining the winter, which puts them out of danger from our fleet for six months!【俄国驻日大使Struve,电告(沙俄政府)，中国向德国购买大批水雷。而且(中国的)拖延策略是在赢得备战时间。热梅尼遗憾地惊呼道：他们已经赢得了冬天的宝贵时间，避免了我们舰队六个月内对其攻击的危险。】(参见,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i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Leiden, 1939. pp. 327. Jomini to Giers, 1/13 Oct. 1880.)
(10)实际上，早在1878年春天，当左宗棠的军队已经日益逼近伊犁时，驻守伊犁的俄军司令G.A. Kolpakovskii 就曾提醒土耳其斯坦总督K.P. Kaufman 中国军队有计划从四个方向攻取伊犁。于此可见，俄国军方对左宗棠的兵威，不敢掉以轻心。(同上，页51;另参见V.S. Kadnikow, ‘ Iz istorii Kul`dzhinskago voprosa’(From the history of Kuldja problem), Istoricheskii Vestnik, cxxiv. 902(1911).)
(11)《金轺筹笔》，袁同礼主编、校订，《新疆研究丛刊》第8种，台北，1964年，卷2，页12-21;曽纪泽手写日记，光绪6年10月6日。
(12)曽纪泽拒绝的，就是张之洞所谓的「无名之军费」。参见张之洞，《俄事机可乘善筹抵制折》，见《张全集·奏议》，卷2，页17a-17b，1880年3月1日。
(13)张之洞，《议约迫促急图补救折》，《张全集·奏议3》，卷3，页2a, 1880年9月4日。
(14)《金轺筹笔》，袁同礼主编、校订，《新疆研究丛刊》第8种，台北，1964年，卷2，页1-8;曽纪泽手写日记，光绪6年10月6日。另见，李恩涵，《纪泽外交》，页139。
(15)同上，页8;《金轺筹笔》，页214;215。
(16)曽纪泽，《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曾惠敏公奏疏》，卷3，页2-4。
(17)D.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 p. 351.;另见，威妥玛的评论：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已占领之土地，曾侯实为第一人。
(18)《金轺筹笔》，页213;225。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致曾劼刚星使》，
《外交史料》
《西国近事汇编》
曽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
----《曾惠敏公遗集》
----《曾惠敏公奏疏》
----《金轺筹笔》，袁同礼主编、校订，《新疆研究丛刊》第8种
《张全集·奏议》
论着
李恩涵，《纪泽外交》
英文
Boulger, D.C.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
HIC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i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Leiden, 1939
V.S. Kadnikow, ‘ Iz istorii Kul`dzhinskago voprosa’(From the history of Kuldja problem), Istoricheskii Vestnik, cxxiv. 902(1911).)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p.42。
七、结论：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随着《伊犁条约》的缔结，中俄的外交危机终于雨过天晴，有惊无险;中国以近代外交史上获得的唯一一次残胜的代价，幸运地逃过了一场战火的劫难。
即使是残胜也是来之不易，全仗三个晚清的国士，左宗棠的利剑、曽纪泽的妙舌、张之洞的健笔，三剑合璧，联手缔造了伊犁失而复得的外交奇迹;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后世!
左、曾之功，怎么美言都不为过，清廷也给予应有赏赏赐，已经世袭侯爵的曾纪泽除了仍任驻英法使臣外，加授宗人府丞，不久又授都察院左都副御史(三品大员)。(1)誉满中外的一代中兴名将左宗棠则在张之洞的建议下，奉调来京，出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和兵部尚书(一品大员)，(2)位极人臣，真可谓与曾国藩并列的、一身系天下社稷安危的中兴大臣，达到一个汉人可以得到的最高权位和尊荣了!
相对于这两位国士，而张之洞这位国士的健笔到底作了什么特殊的贡献呢?应该给予何种相应的封赏呢?
先说他的贡献。正文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现在再引述两个对张的健笔所起的特殊贡献作出的高度概括性的权威评估，作为本文的总结：一个是当时外人在上海办的《捷报》(3)所作的就事论事的评估：
…… 一般认为，这份奏折(指1880年1月16日的《熟权俄约利害折》)当时已被(朝廷)作为对曽纪泽指示的基础，于是它从一个词臣谏官的普通奏折，一下被提升到国折的尊荣地位。(4)
另一个是当代已故的著名美籍华裔史家徐中约，经过全面审慎的研究后，所作的客观权威评估：
中国主战者的激情言论，以及他们展现的自信心，形成了一种毋庸置疑众志成城的氛围，坚决捍卫其领土完整和荣誉。这种激情的抗俄氛围不会不给予俄国驻北京使团和圣彼得堡政府以深刻的印象。俄国人会理解到，同中国开战，将必然是旷日持久的，必然代价高昂的，而且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胜负难料，所冒的风险太大，不值得为伊犁一战。
中国的主战派当然是在玩火，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推向战争边缘，会使国家陷入一场浩劫般的大灾难。幸运的是，中国这次的对手不是海霸英国，而是俄国，一个内外交困、自顾不暇的俄罗斯。将对手逼到险象环生的战争边缘，逼迫对手要么一战，要么退让，丝毫不给予对手只靠恫吓就能轻易取得胜利的机会。
是和是战，也许永远是个赌博，而这次中国侥幸地赢了。中国备战，奉陪到底，戳穿了俄国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如果李鸿章和他的主和派得势当道，中国很可能在俄国的虚声恫吓下低头屈服，俄国当然也就不会为和战的选择而伤透脑筋，俄国的虚弱也就不会暴露于世人之前。中国得以从困境中全身而退，与其说是靠自己的实力，还不如说是逼迫对手认识到自己的虚弱，更为恰当。在这一点上，清议不惜一战的慷慨豪情，虽然多次将国家陷入灾难性的战争，但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一件没有惹祸上身的、貌似有祸实则得福的好事。(5)
就本文题旨而言，上述两个评估对张的健笔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形成了一种「毋庸置疑众志成城的氛围」，也即释疑定策，凝聚心志，众志成城的强大心力;
二是「戳穿了俄国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不过是一个俄人擅长的外交诈术骗局而已。
三是「清议不惜一战的慷慨豪情，逼迫对手认识到自己的虚弱」，知难而退，从而让中国得以有惊无险，从困境中全身而退。
对于第一、第二两点，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于第三点则更需要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因为沙俄外交一向擅长玩弄诈术，这次危机中，俄方重施故伎，佯装不惜诉诸武力，实际上只是恫吓慑服对手，掩饰自己严重的内外矛盾。
然而，要戳穿这个沙俄这个刻意设计的大骗局，对中国的洋务派来说，却有心理上的障碍，得了恐洋症：如前文所言，(6)盖自鸦片战争以来，再加上火烧圆明园的惨痛记忆，朝野早已被英法西洋的船坚炮利彻底慑服了，形成了一个中国绝非西洋对手的心态，甚至得了一种恐洋症的心病，妥协让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成了中国洋务派的个性特征，琦善首开其端，李鸿章(7)、崇厚承之而犹有过之，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而，这层心理上的迷障不会自动消解除，俄方的骗局必须有人来戳穿，这就是一大批以张之洞、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清议所要面对的历史任务;他们没有洋务派的恐洋症，所以反而可以戳穿这个骗局。
张之洞，就是戳穿这层迷雾的杰出代表，也就是清流、清议在当时所起的关键的历史作用。质言之，张之洞起了一个儒臣的作用，在庙堂之上，释疑解惑，谋划定策，为决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像消解伊犁危机的战火硝烟这样的重大贡献，就连当初痛斥清流庸人自扰并指名道姓痛批张之洞为穷酸腐儒的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殊与大局有裨」、「实能裨益大局」。(8) 所以清廷对张之洞的封赏是可以预期的，但其破格之大、封赏之厚，却是当时官场的异数奇迹：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从一个从五品的洗马迅速越级调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转升咸安宫总裁，再跳过三品破格提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二品)，1881年底更外放为实授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9)一个要花上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才能获得的升迁，张之洞竟在这短短的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这样的速度能不说是奇迹么?
这颗晚清政坛上光芒四射的政治彗星，由一个人微言轻的词臣言官，飞速跳升至主持一方国计民生的封疆大吏，真可算是晚清政坛的一大异数!诚如龚自珍诗云：我愿天公重抖擞都，不拘一格出人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并逐步成为晚清一个士林同钦、仅次于曾国藩、左宗棠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臣的一代儒臣!
三剑客之首的左宗棠的荣升靠的是军功，曽纪泽靠的是祖荫，而张之洞却只凭一只笔杆子打出自己的天下，所以尤为难能可贵!
所以说，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当然，需要强调，这次中国近代唯一一次的重大外交胜利，虽然只是残胜，却在大西北至少奠定了数十年的和平大局。当然，其直接的历史意义是使同光中兴达到了顶峰;使朝廷和士大夫，信心倍增;使清朝作为东亚军事和政治大国的国际声望大为提高;更使清流党人意气风发，锐意革新问政，为朝局打开一个新的气象和局面。(10)
同光中兴因此次外交胜利，虽然只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残胜，而更加名副其实，清朝的国祚寿命也因此而延长了将近30年。
所以说，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注释
(1)李恩涵，《纪泽外交》， 页150：慈禧、慈安、恭亲王奕欣等都对曽纪泽赞赏有加，谓其「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
(2) 早在1880年1月27日张之洞即建议朝廷诏左宗棠来京入阁，「以备庙堂咨访」， 见《详筹边计折》， 《张全集·奏议》，卷2，页10; 《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同上，卷3，页7b, 1880年9月16日。俄方对左被调至北京，甚为忌惮忧心，参见李恩涵，《纪泽外交》， 页156。
(3) NCH，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字林西报》)。1850年(道光三十年)8月3日由英国拍卖行商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在上海的英租界创办，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该报主要报道旅沪的英国侨民的社会动态以及他们关心的一些新闻，还有他们对时事的议论。自1859年起，该报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发布机关，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英国政府的观点，被看成是一份「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
该报对言论十分重视，经常对中国政府与中外关系发表意见，其基本态度当然是在为英国在华的利益辩护，但从总体上说，尚能秉持该报揭示的「公正而非中立」的宗旨，言论还算持平、客观，并非官方的传声筒。
因英国是当时在华的主要欧洲国家，是当时世界的霸主，所以反映英国官方立场或英国利益的报纸，加上该报报道面广、信息及时、内容丰富，自然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官方和上层社会的重视，因而在华的外国人社会中的影响日渐增强。
该报于1951年3月停刊，是上海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也是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4)NCH, pp.90-91, February 1,1881：
[….and it was understood at the time to have been made the basis of the instructions to Zeng Jize, it was lifted from the level of a mere report by a censor to the dignity of a state paper(单凭字义，可译为国折、国书、国论). ………]
(5)HIC，p. 190，原文如下：The spirited pronouncements of the Chinese war advocates and the confidence they manifested created the unmistakable picture of a country determined to defend its territory and honour. Such an image could not have failed to make an impression on the
Russian legation in Peking and the government in St. Petersburg. A war with China, the Russians reasoned, would perforce be long, costly, and inconclusive. Victory would be uncertain and the risks too great to justify fighting over Ili.
The Chinese war advocates were of course playing with fire. They pushed their country so close to the brink of war that they might easily have precipitated it into a disaster of major proportions. Fortunately for China the present enemy was not Britain, the mistress of the seas, but Russia, a nation beset with foreign and domestic difficulties. By playing the dangerous game of brinkmanship, the Chinese forced their enemy to fight or retreat, allowing no chance of victory by mere threat of war. In the end Russia chose peace.
The decision for war or peace is perhaps always something of a gamble, and this time China luckily won. Chinese readiness to fight revealed the hollowness of the Russian threat. If Li Hung-chang and his peace party had been dominant at the time, China would in all likelihood have succumbed to that hollow threat, and Russia would have been spared the painful decision of war or peace; her weakness would not have been revealed. China was able to extricate herself from the predicament not so much by her own strength as by forcing the enemy to recognize his weakness. In this respect the ch'ing-i outcry for war, which had many times led the country into ruinous
wars, unexpectedly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6)详见上文第三章，第1节，注(15)。
(7)俄方的恫吓诈骗的外交闹剧，由于演出的相当逼真，加上西洋在华的外交官，各怀鬼胎，幸灾乐祸，推波助澜，形成一种硝烟弥漫的气氛，居然竟让老经世故、熟悉洋务，足智多谋的的李鸿章，竟然也丧失了清醒的心智，信以为真了，作出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对历史人物的褒贬现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近现代史家，一般倾向于将李鸿章定性为买办卖国大官僚甚至是个汉奸;然而清廷却在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时，谥号为李文忠公，「文」，李鸿章因为是进士出身，受之无愧，但在伊犁危机中力主对俄妥协让步，后来又签署了那么多的卖国条约，但在清廷眼里，却仍然视为「忠」臣，这是一个颇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8)分别见《复丁稚璜宫保》， 见《李全集·朋僚函稿》，卷20，页1;《俄约已定兼论琉球》，见《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11，页45。(9)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22a-26b。在封建社会，官员每升一级，都要经过数年或更长时间的历练，按正常情况张之洞必须在正四品、从三品、正三品的职位上历练过多年，才能升到从二品，当然还要加上运气。所以，张之洞可以说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的唯一幸运儿，由此也可折射同光朝的中兴气象!
(10)参看注(8)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译署函稿》，
《张全集·奏议》
论着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
李恩涵，《纪泽外交》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号。
----，《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大西洋图书公司印行，1970年。
吴湘湘、李定一、包遵彭编，《中国近代史论丛—早期中外关系》
英文
HIC
NCH，《北华捷报》，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字林西报》)
八、后提示性假设
是的，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1) 但因此也连带揭示几个密切相关的根本性大问题，并兆示晚清历史及其后的中国历史的走向。
但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问题由于涉及中国历史或中共文明的结构性或功能的基本问题，都是早期历史延续或积累下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其中有些挑战，起码可以上溯到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们所面临的中华帝国儒道文明和文化所处的江郎才尽的困境，以及为脱出困境在内圣外王思维框架下，所作的各种大胆但却失败的尝试。(2)
甚至涉及到属于中国文明本身基因性的问题，所以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甚至尤胜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挑战，何止是数千年所未有，谓之亘古所未有也不为过。因此，其挑战的难度已经远远超出—愿在此特别强调--当时主导历史的风流人物，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欣、曾国藩、李鸿章等个人的能力，而是需要好几个世代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中国的才智之士来面对，来思考、来克服。
例如，近现代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政党派系，都想为苦难的中国寻找脱困的出路，但路在何方?正如鲁迅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上下而求索」，结果是无数的挫折、失望、失败，就是最后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屡仆屡起，不断在探索中国富强的道路，振兴民族的良方，甚至到现在还在为振兴中华不断发出进行新的长征的号召。简而言之，这是副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历史使命，绝非此后任何仁人志士个人可以独力完成。所以宏观地看，不能太过于苛责前人。
当然，这里丝毫没有要为当时当令的历史人物应负的历史责任开脱辩护，因为如果领导明智得当，会少走许多弯路，少付许多物质和精神的代价。这里只是反对单纯地基于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利益，对历史人物作出狭隘的、刻板的、教条式的、指控式的褒贬，以致模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真实，妨碍迟滞了寻求振兴中华的大道正道。
有鉴于此，下面提出七个后提示性的假设或七个大问题，接续前提示性假设，旨在揭示或预示因伊犁危机而间接衍生中国、中华帝国和中华文明正在或将要面临的结构性、功能性和文明文化也即价值理念等的大问题。
后提示性假设的首要问题是，在国与国的较量、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中，弱国、衰老的古文明，如何以弱胜强，而力求自存自保?答案是依靠人的精神力量，或曰心力。中国在伊犁危机中的残胜，原因非止一端，但心力显然是个重要因素。这条历史教训，不仅具有局部性的意义，而且在此后的中国近现代史中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提示性解说：中国伊犁危机中以弱胜强的根本性原因，分析到最后，在于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抗俄派，直接向野心勃勃的沙俄、间接向中亚穆斯林世界中阿古柏之类的野心分子，展示中国保疆卫土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也即形成一种众志成城的无形的但无比强大的心力，迫使蛮横的沙俄作出让步，造就了中国的残胜，从而在三北基本上保证了长期的和平，虽然此后小规模的骚乱不断，但再没有出现像回乱那样大规模的动乱和沙俄要发动全面战争之类的威胁。在此后日益贫弱-缺兵、缺人、缺财、缺物、缺智缺知—的中国，要抵抗侵略、要振兴图强，最后只有依靠取之不尽的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也即发挥心的力量。同光中兴如此，伊犁抗俄如此(3)，以及其后的八年抗战，靠的更是是中国人的决心和意志，中共由弱变强，夺取政权，统一中国，抗拒外侮，建设国家，主要也是靠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向特别强调心力重要性的的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主义的精粹灵魂。于此可见，张之洞在伊犁危机期间凝聚心志、高举抗俄大旗，压制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洋务派高举求和的白旗，从而逼退沙俄，赢得残胜，对此后日益衰微的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启示性的深远历史意义。
所以，张之洞对中国在伊犁危机中获得残胜所作的贡献，就长远历史的进程而言，是被史学界严重低估了。
由此也可见，这次伊犁危机，直接有力地揭示了费正清「冲击回应」的外因说或西方中心说的严重局限性，也大大丰富了颇有一定说明力的柯文的内因说或中国中心说。(4)
第二个大问题是，中国在广义的北方国防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这也是海防塞防之争的核心底线问题，这次在伊犁危机中又再次凸显出来，伊犁危机时抗俄派对此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答案：划在长城以外的三北一线。
提示性解说：中国北方的国防线到底应该划在三北即满蒙、新疆或退守到传统的长城一线?李鸿章的洋务派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这个实力，目前只能力图自保，注重京津海防，建设海军，也就是说三北板块中的西北板块顾不上了，暂时搁在一边，而将国防线内撤到传统的长城一线。这是作出了严重的战略误判，造成误判的根本原因在于李鸿章洋务派把中国在东南沿海遭受欧美船坚炮利痛击的教训，机械地移植到三北，联想到中国也可能在中亚遭受到沙俄的痛击惨败。这是用错了地方和对象，就是时空错置，所以作出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进一步深入考察，李鸿章洋务派之所以作出这种战略误判，用学术的语言来说，是由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华帝国板块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在中国沿海和内陆具有时间差和速度差的特点。造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北板块抗压的坚韧性，远非东南沿海板块的抗压力所能比;质言之，在于欧风美雨的侵蚀力，随着空间的距离从东南沿海不断内陆西北递减，及至中亚的新疆，其侵蚀的速度和强度已成为强弩之末，微不足道。所以三北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基本上仍然保持了中世纪传统的原貌;纵令发生变化，也是量的变化、表面上的变化，而非质的、深刻的内在变化;具体而言，在伊犁危机期间，中国是以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板块的态势同俄罗斯的新兴帝国主义板块在落后的中亚地带相碰撞，相较量。而中国大一统帝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源远流长，十分丰厚，板块结构异常牢固，经过康雍干的加工后(5)，内化为儒家士大夫天经地义的天下观，更是牢不可破，在同新兴的沙俄帝国主义碰撞中显然占有优势—退一步说，至少也是旗鼓相当，极难解离崩裂。
质言之，在辽阔的三北边陲的政治和军事较量，仍然遵循千百年来形成的陆权战争规律运作，因此满蒙深厚的传统骑射经验在中亚的大陆战争较量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有时还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绝不能同在东南沿海同西方海权的政治和军事较量相提并论。左宗棠在三北的不世功业，最后分析起来，也应归因于这种沿海内陆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时空差。
当然，还必须考虑到作为对手的沙俄帝国的国力，虽然自彼得大帝大力推行现代化后具备的强大的向心力，但所积累的国力，除了大量耗损于俄土战争，应付国内的矛盾之外，还耗损于消化方被纳入帝国版图的三个中亚穆斯林国家(浩罕、希瓦、布哈尔)，何况欧俄距离中亚遥隔万里，地形阻隔，交通运输不便，难以补充军备给养。所以要在伊犁地区，同决心抗俄的中华大帝国较量，显然力不从心，以致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对中国做出让步。
相对于李鸿章的重海轻陆的战略思维，左宗棠则主张海陆并重，并坚决主张三北板块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绝不能割裂，否则危及京畿和帝国的安全;所以主张海防固然重要，陆防也不能忽视，必须两手同时抓，张之洞显然也是持有海陆并重的观点;也即中国的国防线应该划在三北，绝对不能退缩至长城一线。
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乱，加上和平收回伊犁，顺利化解了中俄重大的外交危机，中国在内亚的声望大振，巩固稳定了新疆蒙古甚至整个三北的边界，(6)进而为中国在中亚巩固了久远的广阔生存空间，其意义至为重大和深远。
但中华帝国板块边缘的漂移碎片，巴尔克什湖一带的广阔土地,以及三北一带的其他漂移地区，却逐渐脱离而被新兴的俄罗斯文明的涡旋运动吸纳整合于俄罗斯帝国板块之内。(参看附录地图一、二、三、四)中华帝国在中亚的开疆拓土的帝国事业，是以侵削日益衰微的奥斯曼古老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代价的，沙俄在中亚的领土和文化扩张更是如此，阿古伯政权的覆灭消除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沙俄中亚新殖民地的威胁，有助于巩固其在中亚的地位。
英国在中亚的活动，基本上一直是防卫性的，其扶持阿古伯政权也是出于维护其印度殖民地安全的考虑，(7) 以致在今后的中亚，北亚，将是中华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博弈，虽然中华帝国板块仍然不断遭受后者的挤压侵削，但基本上还能保持完整，随着新疆于1884年11月采纳左宗棠多次的建议而建省后，(8)使新疆从制度上和军事上更加紧密地整合于帝国的板块，更是如此。此后纵使中华帝国在东南海疆日益遭受欧美列强猛烈的碰撞，这个海陆并重的国防底线仍然坚持不变。所以反思伊犁危机的抗俄决策，就中华民族长远的地缘战略而言，还是左宗棠和张之洞的海防塞防并重论，方是正论正道。
但是，也不能据此而推论说，张之洞、左宗棠的一套抗俄思路和对策，也可以机械地照搬到东南沿海应对欧美海权国家的挑战，否则也同样会作出错误的战略判断。伊犁残胜之后，国防天平向海疆倾斜，清流党人在1885年的中法冲突中如法炮制，强硬对法主战，遂有张佩纶以钦差大臣身份亲临福建督战，(8)结果有马江之败，就是最好的例证。(9)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李鸿章一味妥协的对外政策就是正确的;绝不能这么说，从长远来看，张之洞、左宗棠海的抗俄论，才是同时应付西方和沙俄在东西两线的挑战的正确的思路和正道。
伊犁危机突出的第三个大问题是：满蒙汉三族共治的权力核心构成的帝国板块，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外来的撞击力和来自内部的离心力?答案是十分坚韧，难以撕裂崩解。
提示性解说：伊犁危机暴露了清朝满蒙汉三族共治权力结构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人数虽少但却散居于陕甘新滇桂五省、幅员辽阔的穆斯林信徒，在政治上、宗教上，一直没有像蒙古人和汉人一样，被纳入权力结构的核心，在帝国的地位相当于二等公民，由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阻隔等原因，受到满蒙汉的结构性和政策性的歧视和压迫，以致使穆斯林信徒一直成为帝国破坏性的离心力，构成撕裂帝国板块的分离力量。这股离心力，不但要争取平等，进而还要颠覆北京的政权，取而代之，这是左宗棠、张之洞塞防论的基本理论依据。何炳棣的满人汉化论似乎对这点着墨不多。
然而来自东南沿海的欧美列强，虽然在非洲、拉美、中东、印度暴露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强行输入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灭族，但在中国，正如左宗棠指出的，这时的西方列强，其来华的主要目的在通商谋利和扩大西方的文化影响，从来没有要侵占土地，要颠覆北京政权，取而代之(10);充其量，就是后来的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固然在不断侵蚀帝国板块的机体，但仍然不足以威胁到撕裂帝国板块完整性的地步，直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彻底改变了来自海疆的侵略的性质，激起了整个中华板块本能性的强力自卫反弹，终至战胜日本，保全国土的完整无缺。
至于海防的国防线，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中国对沿海地带在国防上的战略价值一直过于轻视，清初甚至实行禁海令，民间片板不得下海。例如儒臣张之洞，如前文所述，(11)竟然为了联日制俄，竟会忽发奇想，建议割让台湾南部给予日本，以利诱日本同中国联手共同抗俄，收回伊犁，于此可见他重陆轻海的偏见之深!此后东南海疆的危机不断，严重到足以造成张之洞所谓「亡国、灭种、毁教」的空前的朝代危机、国族危机和文明危机的地步，其来有自，既有外因，更有内因，张之洞被迫将视野转向蓝色的海洋了。
然而，在西北边陲，伊犁危机所引发的中、俄、英三大帝国板块和中、俄、英、奥斯曼四大文明板块的碰撞，完全是一种恶性的碰撞，沙俄要夺人土地资源，在在揭示了中亚地区正在面临传统权力结构和文明结构的解构和重构的挑战。随着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日益衰微，地区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正在崛起的、推行南进、东进扩张政策的沙俄帝国倾斜，在中亚随意蚕食鲸吞;中俄英三大大帝国在中亚的权力博弈中，中英两国各自被动地维护自己的领土和殖民地的安全和完整，无力主导中亚的历史演变。中华帝国内部具有很强离心力的穆斯林民族，一有风吹草动，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向心力的吸引下和沙俄的威逼利诱下，就会撕裂帝国板块，虽然伊犁危机暂时平息，但一直是个分裂因素，虎视眈眈的沙俄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都在伺机利用，介入中国内政。西线从此虽无战事烽火硝烟，但间歇性的、地区性的骚乱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仍然不时以恐怖主义的形式骚扰新疆。
伊犁危机时期揭示的第四个大问题就是：在伊犁危机期间，张之洞，作为帝王之学的儒臣的两大天职，就是安邦定国和维护名教，也即保国保教，他的一切言论为作为，都是要尽量实现这两大天职，否则就愧为儒臣。他顺应时势，在新的客观条件下重新定义儒臣，定义帝王之学。那么，他还是正宗的清流党人和正宗的帝王之学的儒臣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求变适存的儒臣。
提示性解说：上述所谓的安邦定国、维护名教的天职，是儒家的语言;用历史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将中国帝王之学庞杂繁复的体制和思想体系，高度化约为三对层构关系：一个是中层的内陆中国和海洋中国的对举，一个是内层的内圣外王或内体外用的对举，一个是外层的中外华洋的对举。这三者可以视为近代帝学赖以存立维系的三大结构性的层构关系。张之洞，在伊犁危机期间，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受到了来自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并作出相应的回应;质言之，即在严峻的国防安全的威胁下，被迫对他所理解的帝王之学大胆地进行初步的现代化，以使儒学适存于现代世界。
「变」是《易经》的核心概念，也是帝学的核心概念，孟子赞孔子是时圣(12)，就是顺应时势作出适当回应;还有《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都是帝学的心法。伊犁危机期间张之洞为朝廷作出的「决疑定策」，充分体现了这个「变」的精神，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他在湖北和四川学政时期予人保守学究的言行对照，简直像是判若两人。具体而言，在伊犁危机期间，张之洞作为清流盟主，其谏言献策主要集中在内政和外交这两个领域，也即外王领域。而且都作出了表率，士林同钦(13)。但是，张之洞又不止于是个清流， 其难能可贵者在于还敢于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任务，赋予清流新的内容，特别是在外交洋务方面或广义地说在外王领域，他已经在与时俱进，重新定义清流党人和儒臣了，对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的对举、内圣外王(内体外用)的对举、中外的对举的帝学的基本结构的处理，作了适时的调整。首先请言海陆对举和内外对举。张之洞从下列几个方面，提出了应对建议和主张。(14)
1、军备现代化：同光中兴的自强运动，目的在富国强兵，但19世纪的富国和强兵，无法再走传统中兴的老路了，富国要发展近代的经济也即工业化，强国也要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植基于近代科技的军备。所以，他不得不从清流的立场转向接受洋务运动的思想家魏源、冯桂芬等所标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和策略了。沙俄海军对天津海防的威胁，对张之洞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冲击，为了贯彻他主张先备后讲的谋略，提出筹边之法为练兵、筹饷、用人，力主加速海军建设，购买洋舰洋炮：
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冠盖之使，交错于海邦;市舶之司，日增于腹地。屈己捐爱，将日待时，事阅三朝，积弱如故。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缩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15)
其次建议加强北洋海军建设：
李鸿章新购蚊子船，颇称便利，惜为数不多，其廉尚廉，似宜向欧洲续造数十艘，专派统领，分屯北洋大沽、营口、烟台三处，一方有警，两口赴援。(16)
于此可见，他不但没有抨击洋务派的引进夷技，反而是认为引进的不够多，做得不够好，不够快，办的不力，以致始有积弱如故，边患不断的现象。认同了李鸿章洋务派的强兵之策。
2、培训海战人才：接着又上折建议，强调培养训练海战人才，因地制宜，大力起用闽粤的海军人才，甚至雇用洋人教练海战：
北洋师船宜得人也，天津虽虽购有外洋战舰数艘，闻水手运用犹未娴习，临战恐不足恃。水陆人才各有所宜，海战舟楫非闽广将士不可，故大学士曾国一藩秦疏中曾发此义。于教练海战，实是西人所长，闻赫德顾笕西士助我教练海防，其说未尝不可酌采，但须权操自我耳。(17)
并且建议阅读《海防新论》，参考吸收外国的先进海防思想。(18)这不是简直就是将近二十年后他的著名的《劝学篇》的口吻和思路嚒?
张之洞固然尖锐指责了近年讲求洋务成效甚微，但也批评墨守成规教条、自持高论的士大夫迂阔无用。这一系列被迫建议采取的政策措施，都与传统的儒家甚至法家，都格格不入，简直就是比洋务派还洋务派!李鸿章冷眼旁观张之洞的思想日益向他靠近，也许会暗中赞许张曰：孺子可教也(李张年龄相差14岁)!
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两人的施政主张形同而实异;表面上张之洞似乎背离了清流的立场，日益向洋务派靠拢;骨子里的张之洞仍然谨守儒家藩篱，强调修德修政，清廉自持，节操自厉，谨守六经大旨，以维持纲常名教为己任;仍然汲取儒家经史的智慧，奉行儒家的心法，简言之就是五个字：势、实、用、中、权，用于处世施政;万变不离其宗，宗者就是这五个字，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清流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通权达变的开明清流可也，以别于拘泥儒家经典的顽固学究的清流派，或放言高论的文人书生的清流派。
要而言之，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旨趣，两者泾渭分明: 如上所述，清流者，清廉自持，砥砺德行，维持名教;浊流则但讲实用实效，不讲德行操守人品，为了实用实效，往往不惜以德行操守人品为代价。这是洋务派为人行事施政最受清流攻击诟病之处;质言之，开明的清流如张之洞之所以对李鸿章等「洋务派」不满，并非是不满意其所办洋务事业本身，而是不满其在办洋务时「更不知所谓教」。在「清流」看来，「教」即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才是最高的准则，才是「政」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而只论功利不论气节，只论才能不论人品，正是「教」已经丧失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政」的衰微和腐败。所以，「清流」才以维护名教为己任，大声疾呼，以挽回天下之人心、敦厚风化。
张之洞无论任京官或外任督抚，无论精神学术、经济文章，其道一以贯之，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宗者，一者，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19)这正是张之洞与李鸿章两人为人施政的根本区别所在，此所以张之洞之为儒臣，而李鸿章之为能臣、重臣之根本原因所在。
总结而言，把「清流」看作一个与「洋务派」判然有别又对立的政治派别，是不妥当的。办洋务者中有「清流」，「清流」中也有
热心洋务者。「清流」的重要骨干陈宝琛就「于洋务极意研究」，(20)曾于1880年、1881年分别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主张「办理洋务亟宜加意讲求」(21)。所以，张之洞、陈宝琛等开明派的清流，只是在标志清流派政纲的旧瓶里注入了标志「洋务派」政纲的一些内容，并非「转向」，而是与时俱进。此之谓张之洞重新定义了清议、清流和儒臣，此之谓中体西用思想初具雏形。
实际上，洋务派被迫顺从时代大潮随波逐流，清流清议也日益被迫亦步亦趋，以致当无力保持内圣外王之间的必要的适度平衡时，终至有外而无内如盛宣怀之流，有内而无外如倭仁、徐桐之流，中华文明就产生了大裂变，而陷入空前的危机。
第五个大问题就是，接续上一个大问题中的第三个对举，也即外层中外华洋对举的矛盾。当晚清甲午战争之后，来自东南海疆的欧风美雨甚至东洋神风的冲击的强度、广度深度，与日俱增，其严峻性甚至达到张之洞在《劝学篇》深深忧虑的「国亡、教息、种灭」的程度。(22)对于这种中外华洋对举的矛盾，上述张之洞在伊犁危机期间，自认为应对海陆、内外对举的矛盾的执两用中的应对方案，还能用之于中外华洋对举的矛盾?答案是否定的。
提示性解说：欧风美雨的不断撞击，愈来愈证明中国传统的陆权文明已经日益无力应对来自海洋文明的挑战，这场华洋的对抗同传统的胡汉对抗，在性质上、规模上，程度上，已经完全不同。张之洞从深厚的儒家经史汲取的智慧和经验，在伊犁危机期间，似乎有助于他为朝廷释疑解惑、安邦定策，因为大西部深入内地，发展远落后于东南海疆，所以传统的势力仍然占据优势，特别是汉人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后来的丝绸之路的传统，加上满洲的祖宗遗产思想，使张之洞的经史造诣仍然多少还有用武之地，虽然是被动地亦步亦趋。但是，到了海疆的另一半中国，中国的经史智慧和经验，在处理中外华洋对举的矛盾时，显得日益不相干了irrelevancy, 出现了江郎才尽poverty of wisdom and experiences的智慧贫困的现象。
此一思想势头延续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1900年庚子国变，而日益明显。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标举的「中体西用」的模式，是其作为一个帝学的儒臣竭力克服这个对举，甚至也包括上面的两个对举--海陆、内外对举--的矛盾的最后努力。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张之洞晚年儒臣功业的悲剧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竭力忠的清王朝的悲剧，更是致力维护的中国帝王之学的悲剧。就张一生的功业而言，其败也儒学。
中华帝国和文明的危机，愈演愈烈，随后而有1911年的辛亥政治革命，革了帝王的命;接着而有1919年己未的文化革命，革了素王孔子的命。然而就在此时，绝处逢生，经过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上下(上层意识形态、下层经济基础)的唯物辩证思维中国化，转化为上红下专的唯物辩证思维，开创了人民之学，彻底取代了内(圣)外(王)思维的帝王之学，才彻底解决了中国文明的根本性矛盾，使得老朽的中华文明，脱胎换骨，获得新生。(详情见拙文《辛亥、己未的革命是革谁的命?》)。
然而吊诡的是，提供解决这三大对举矛盾的智慧源头，竟是来自以前伊犁危机时的对手，北方的俄罗斯;当然，这时的俄罗斯已经不是沙俄帝国了，而是经过一场10月大革命脱胎换骨的新俄罗斯也就是苏联了。(23)
第六个大问题就是，从伊犁危机期间张之洞的思想来看，他显然已经消除了根深蒂固的胡汉文明长期对抗较量的历史情结，内化了满人界定的满蒙汉共治的天下观，但要他从满蒙汉共治的礼治天理世界观，走向华洋对抗列国并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法制公理世界观，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虽然在晚年已经踏出第一步。但已时不我与，1909年，张之洞走完了先荣后哀的儒臣的一生，带着无限的遗憾走进了历史。
提示性解说：放在宏观中国历史的框架下来审视伊犁危机，数千年来塞外的历史已经由传统的汉胡较量，转变为华洋较量。张之洞适处于这种转变的过渡阶段。可以想象，张之洞，一个方从传统的儒家汉胡二分的天下观、儒家宗法朝贡制度的国际关系转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华洋二分但多元世界观的儒臣，一个从儒家经史汲取了积淀了数千年智慧和经验的儒臣，当在伊犁危机期间，面临来自俄罗斯文明、英国海洋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直接和间接的严峻挑战时，其传统儒家的中原外藩的天下观必然面临解构的过程，继而面临如何适应建构近代世界观的过程;质言之，从张之洞的立场来看，伊犁危机不仅仅是中俄两国的边界争端，更是迫使他放眼世界，思考探索如何将儒家天理礼治的天下观近代化，以使中国适存于西方主导的公理法治的世界。(24)但在伊犁危机期间，他只是初步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只是个帝学的理论家ideologist, 不是个帝学的思想家，所以如何从儒家天下的礼制天下观，走向的近代的法制世界观，超出了张之洞的思想视野，所以也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推本溯源，盖因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地缘疆域板块和一个文明板块，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被迫同世界历史接轨时，儒家世界观首先是在东南海疆同欧美的海洋帝国和海洋文明接轨碰撞时，发生了近代化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已经被迫进入世界历史和文明的轨道，不再遵循朝代循环的规律运转，改而遵循新的西方主导制定的规律运转;在各大文明板块碰撞的过程中，各大文明的涡旋运动，其释出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遵循着新的规律起着互动作用，中华文明也无例外，在新的轨道上进行解构和重构，以求适存于新的世界。质言之，或者套用儒家的话来说， 一个更根本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挑战，就是欧风美雨对儒家基本思维内圣外王的挑战;两宋时期，胡人的金戈铁马对内圣外王提出了致命的挑战，现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又对内圣外王提出更致命的挑战。儒家的价值和思想体系，较之两宋时期面临更加严峻的解构危机!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回到第二个问题，不妨试想：如果在中俄伊犁危机中，中国失掉伊犁，进而产生骨牌效应，失掉新疆，甚至大西北，中国的国防线退缩至长城一线，其后的中国历史进程，将会是何等不堪!
提示性解说：左宗棠、张之洞的海防塞防并重论，对伊犁危机的和平解决，对稳定中国西部的半壁江山，具有深远的战略和历史意义，不仅意味着从此对北京安全的威胁不再来自大西部，而且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和战略纵深。
中国的国防边界自伊犁危机后可以说确定划在三北了，传统的胡汉分界线长城永远走进了历史博物馆，成为后人凭吊的宏伟展品!
由以上提出的六个大问题也即六个后提示性假设所展现的视野，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审视19世纪末期中国在伊犁危机中取得的残胜，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伊犁大体上完璧归赵，所具有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了。
否则，如果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压缩在长城一线，哪会有中共四十年代在中国西部进行奇迹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空间大迂回?哪会有抗战时期国府迁都重庆，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进行圣神的八年抗战?哪会有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为人口过多和资源相对贫乏的中国的现代化，注入新的强大活力。哪会有今年(2013)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所作的感性演讲，回应千百年来汉人丝绸之路上「声声驼铃」的回响，兴发大漠袅袅孤烟的思古幽情!哪会有国防部长常万全，最近(2013年10月14日)巡视新疆发表的「自古西安天下安，西宁天下宁。新疆是我国西北战略屏障……各级要充分认清新疆发展稳定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特殊重要性……」的三北板块一体观当代的权威陈述。
于此可见，新疆对中国国防之重要性，历久弥新;于此可见130多年前的前贤国士左宗棠、张之洞、曽纪泽为捍卫伊犁、新疆的完整所作的不朽贡献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深远、深刻的历史意义了!
所以说，伊犁危机不但为左宗棠、曽纪泽的功业锦上添花，更是出了朵晚清政坛的奇葩，张之洞!
所以说，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注释
(1)有的史家倾向于认为，1885年的中法越南之战出了个张之洞，因为在这次中越边境的战争，却意料之外--特别是出乎李鸿章洋务派的意料之外—地击败西方另一个强权法国，赢得胜利，而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坐镇两广，主持调兵遣将有功。同另一个清流领袖张佩纶以钦差大臣身份坐镇福建，主持马尾海战，全军覆没，实成鲜明的对比。有鉴于此，他们主张中法越南之战才奠定了张之洞封疆大吏的地位，所以出了个张之洞。此说与本文主旨仁智互见，姑存此说以为参考。
顺便指出，1884年的中法之战，就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清流党而言，是个盛衰的转捩点，此后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清流党代之而兴。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流、清议作为晚清的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议政参政的机制，也走进历史;对清议清流有独特研究的近代史家郝延平所谓的「嚣张的言路，威焰顿杀」，就是最好的表述。(郝延平，《同光新政》，页23b)但张之洞仍然一枝独秀，而且与日俱增其秀，成为晚清的中流砥柱。
(2)龚忠武，《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上中下)，可在各大网站检索，谷歌、百度、国学论坛等。
(3)历代中兴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奋发图强，振衰起敝，历朝的中兴，夏之少昊、东汉之光武、唐之德宗等的中兴，都是恢复重振开国精神。张之洞忧心忡忡地提醒朝廷，必须继续发扬中兴精神，力图振作自强，以抗外侮：
今犹中兴时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将何以处之? 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此古来志士仁人所为扼腕而叹恨者也。伏愿皇太后、皇上自今日始，君臣上下，卧薪尝胆，戒鸩毒之安，惕肘腋之患，专心求贤才，破格行赏罚。如仍有以含垢姑安养晦纵敌之说进者，一切斥勿用，然后修备，始非虚文矣。(张之洞，《详筹边计折》，载于《张全集·奏议》，卷2，页14b-15a, 1880年1月27日)
他还以淝水一战东晋战胜前秦苻坚，采石之役南宋大败金主完颜亮为例说明：天眷所在，虽偏安之朝，犹足以胜强敌。况以国家德泽之深，疆域之广，物力虽绌而未穷，人才虽稀而未尽。如谓修德修政，竭禹迹九州岛之全力，而不能与一邻国抗，殆亦数千年来史册所未有者也。
所谓修德修政，就是提气鼓力，以精神力量克服困难。这就是近代中国和民族得以从深重国难中崛起、获得新生的秘密，一种潜藏在中华文化中取之不尽的神秘力量。
(4)美国中国学China Study的奠基人费正清，借鉴汤恩培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战-回应challenge-response」模式，提出了著名的西方主动冲击中国和中国被动、亦步亦趋的回应模式，并按此模式，建构了他的中国学或哈佛学派的中国学大厦。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反战浪潮的冲击下，费正清的弟子柯文Paul Cohen系统地批判了费正清的这个「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说或欧美中心说的模式，代之以中国中心说。(参看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有两种中译本，一种是大陆学者译的但在台湾出版的：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种是台湾学者译的并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李荣泰等译，古伟瀛校订，《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柯保安着，1991年)。
(5)参看本文第一章序言第二章2节，前提示性假设之注(11)、(12)。
(6)NCH，March 29, 1881: …..The recovery of Kuldja (Ili) ,which will mark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recent campaigns in Central Asia, must vastly increase their already great reputation, and produce a profound effect among all the peoples of northern Asia.; 李恩涵，《纪泽外交》， 页152。
(7)参见第二章，第1节，注(5)。
(8)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页220-221;226-227。首先提出将西域也即新疆建为行省的是龚自珍(1792-1841)，见《定盦文集》，1868年，卷2，页4b-11)。左宗棠受龚的启发，先后五次(1877,1878两次，1880,1882)敦促清廷将新疆建省，清廷最后终于于1884年11月16日正式批准左的建省建议，任命他的得力副手刘锦堂将军为第一任新疆巡抚。(参见本注秦翰才条;另参见《左全集·奏议》，卷57,59。)而左宗棠却未能亲见，因为他已于半年前去世。
(8) 饶有趣味的是，1884年的中法之战有两个战场，一个在中越边境，一个在福建，而这两个战场，分别由清流的两个健将张之洞和张佩纶坐镇指挥，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指挥谅山陆战，张佩纶则以「钦差海防大臣」身份指挥福建马江海战。结果张之洞指挥的谅山陆战告捷，挫败法军，而张佩纶指挥马江海战惨败，全军覆没。两张的一胜一败，固然部分归因于中国长于陆战而短于陆战，但主要应当归因于两人对此战的态度，张之洞致书张佩纶阐述他的主战观点与张佩纶等人的主战观点的不同所在：
总而论之，中外兵事，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诸公意谓法不足畏，我易胜法，故纷纷主战。鄙人则明知法强我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兵凶战危，何等大事，何等难事，岂有谈笑指挥数营杂兵劣械而能坐摧强敌者乎?世间安有此等便宜事也。(《张全集·书札》，卷214，页1a-b)
不幸的是，张佩纶正如张之洞指出的，张佩纶在马江之战中，视敌太易，临战怯敌，措置乖方，用人不当;此外，到达福州后，要么饮酒赋诗、高谈阔论，要么盛气凌人，不把同僚放在服里，所以难逃失败命运。
而张之洞则在战争中切合实际，运筹调度，连战皆捷。时人有不少诗句、民歌对张佩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纵横纸上谈兵易，彭田小住且偷安(张佩纶闻炮声，逃亡彭田乡，躲入一座土地庙避难)。同时，清廷还命另外两个主战的清流党干将陈宝琛、吴大潋分别派往南洋江苏、北洋天津「会办军务」」。但由于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个是当时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是曾国荃，一个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人都是中兴功臣、当朝重臣，握有实权，所以陈、吴二人实际上是「会」而不能「办」，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1885年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陈宝琛也因马江之败而被降五级，回乡闭门读书。而张之洞却不久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奠定了封疆大吏的稳固地位。
从此李鸿藻领导的北清流党人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翁同龢领导的南清流党。1895年甲午之战后，南清流党也因翁同龢被罢用也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清流作为一个政治派系也走进了历史。
(9)张佩纶马江之败的一个间接的原因，可能是在前往马尾途中，路过天津拜访他的父亲挚交李鸿章，李鸿章设宴招待，将自己的一套「保全和局」、一条妥协、忍让、屈辱求和的外交主张，向这位晚辈「谆谆」灌输，提醒他「法国船坚炮利，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李全集·电稿》页14-15)，以致使他忘掉了自己早先主战的主张了。马江之败，张因而获罪被贬，李鸿章或因此觉得亏欠这位晚辈，而将爱女嫁于张佩纶，当然张佩纶的才名早已获芳心。一个主战的清流干将竟成了一个主和重臣的女婿，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
(10)《外交史料》，卷18，页2b: 「至界务与商务，两者相因，西北与东南，事体各别;道光中叶以后，泰西各国船炮横行海上，闯入长江，所争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
(11)参见上文第三章第4节，注(8)。
(12)《孟子》第十章卷十万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13)参看第三章，第3节，呼唤国士，临危应命。
(14)宋朝轻外重内，重文轻武，到了清朝，满人的尚武骑射，弥补了宋朝的内外失衡的失误。但到了清代中期，又犯了宋朝的毛病，文盛武衰，八旗、绿营丧失了尚武精神，西洋的坚船利炮，更加使骑射显得落后，内外于是再次失衡，但习夷之长技以制夷，又激活了外王，内外辩证互动，但学习西洋之炮舰，却是文明对抗，谈何容易，因此深化了文明的危机。历史的吊诡在于，宋朝的中原王朝之所以一直挨打，主要是完全无力对抗胡人的骑射，然而现在西洋的炮舰正是反制骑射的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宋朝以后的汉人王朝时不我与，等不及了，只有不断挨受胡人骑射的蹂躏了;而在近代胡汉一体的清王朝，胡汉却都要挨受西洋炮舰的蹂躏了。这种转变，标志近代中西或华洋的矛盾，已经不止是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了，而是深层次的文明对抗碰撞了。
(15)《张全集》，第1册，36~4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详筹边计折》，《张全集·奏议》，卷2，页8b。
(17)《边防实效全在得人耳》，《张全集·奏议》卷2，页16b)
(18)《谨陈海防事宜折》，载于《张全集·奏议》，卷2，页27a,1880年8月15日。
(19)黄兴涛，《辜鸿铭文集》，上册，页418-419，海口，海南出版社1，1996)
(20)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33页。
(21)《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闽县螺江陈氏刻本，1936。
(22)《劝学篇上·同心》，《张全集》，卷202，页2b(总页14444):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这是张于1898年说的话，可见当时面临的挑战的严峻性。
(23)这样，就接上了第二篇铺垫文章《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和主题文章《毛主席还是个革命的历史学家》了。
(24)参看汪晖体大思精的宏文巨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下卷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北京，2008年;另参看章永乐：过去的未来——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周炽成，乱与谬——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闽县螺江陈氏刻本，1936
龚自珍，《定盦文集》，1868年
黄兴涛，《辜鸿铭文集》
《李全集》
《外交史料》
《张全集·劝学篇》
《左全集·书牍》
论着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龚忠武，《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上中下)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
黄兴涛，《辜鸿铭文集》
郝延平，《同光新政》
李恩涵，《纪泽外交》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章永乐：过去的未来——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周炽成，乱与谬——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英文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NCH
补充图：清初在中亚开疆拓土，1600-1770
来源：The World’s Greatest Empires—A History of Power i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 2013-14
补充图：19世纪沙俄在中亚之扩张图
来源：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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