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是晚清著名实业家和维新思想家。早年为洋行买办，后以所学商战经验积极倡办实业。他多次参与清王朝的军政事务，曾受醇亲王奕譞委派在上海采办神机营军械，复奉命往南洋各地考察军情。在长期的实业、政界生涯中，他交友广泛、眼界开阔，注重了解中外形势，对比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忧心国家和民族命运，致力于探讨国家富强之策，写下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一系列著名篇章，对晚清吏治腐败进行了揭露与抨击。
官督商办的变质
军队是巩固政权的支柱，也是民族得以自立的屏障。郑观应长期考察清代军队情况，不仅对八旗绿营腐败不堪、丧失抵御外侮及护卫政权的功能有深刻的认知，而且对新建北洋海军的腐败深恶痛绝。甲午战败后，郑观应指出：“丁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以陆军之将而奏膺水师统领之职。余尝与海军诸将领相识，亲见其意气自豪，嫖赌是务，不但海道图、海战阵法有所未习，即船中枪炮若干，机器何名，问之亦茫然也。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姬，或多娶小妻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他引用日本在拆卸所掳北洋军舰时，发现“舰身尚坚固如常，惟机器已多锈坏”的事实，印证中方海军将领“溺职素餐”，发出感叹：“噫!欲此辈效命于洪波骇浪中，视死如归，岂不难若登天哉!”
晚清时期，交通、邮政、采矿等新兴产业陆续开办，规模较大的常常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官督商办本来是官民双赢的方式，官方可借助民力发展国家急需的工业，民间则可依靠官方支持和庇护发展资本。实行初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官方势力介入的加深，官场的种种恶习开始严重阻挠产业发展，损害工商业者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中官有权而民无权。对此，郑观应指出：“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督办企业者多是官场中人，官气难除，本来就缺乏商务知识，“所委任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亲戚即其私人，甚至挂名局内，干领修金不知凡几，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矣”。郑观应曾以开平矿务局为例，揭露其总办唐廷枢去世后，由张翼接办的情形：“张系醇邸(指醇亲王奕譞)之随员，故北洋大臣不问其材具如何，遽升为督办。张持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码头改为私产，售予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
郑氏还指出，官方所派名目繁多的督办、总办、会办“多无经历，只知假公济私，通同作弊。昔本穷汉，今成富翁，起居拟于王侯，锱铢等于泥沙，高楼雉列，大厦骈连，甚至叉麻雀(一种牌戏)、摇色宝，一掷千金，酒地花天，缠头浪费，孰非股东血汗之资?惟股东势弱，敢怒而不敢言”。腐败的清廷将官督商办变成官方压榨、吸食股东血汗的工具，郑氏不得不发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的浩叹。
“盛世”的名不副实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曾被称为“盛世”，但晚清仍称“盛世”已是名不副实。郑观应著书以《盛世危言》为题，“盛世”是假，“危言”是真。他对清代吏治前后的变化做了对比：“雍乾时作吏者，其将赴任也，必先虑律例之不谙，词讼之不决，胥吏之未易驯伏，缉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然惧为宗党羞;今则所虑者，陋规之不丰耳，钱漕之不多耳，亲与友责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趋承之烦耳。”
郑进而指出：“国家设官，本以为民。”在专制体制下“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然而，在晚清社会，官吏早已成为压迫、剥削民众的虎狼之辈。官场的现状是“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使有廉能之吏想兴利除弊，却往往遭到官场同僚的排挤与倾轧。其结果，必然是官民对立，社会动荡。
吏治腐败 实业不兴
晚清的官场已是一个投机盛行、黑暗腐臭的酱缸，清廉、实干、亲民者难以立足。郑观应说：“尝见置身通显者，往往因清廉而致终身贫苦，未闻有人奖励;因贪墨而致毕生厚富，未闻有人黜罚。世上既无赏罚，既无是非，廉耻道丧，实业安得振兴乎?中国安望富强乎?”清廉官员落于贫困，贪婪之人却富裕逍遥，这是晚清官场的真实写照。
随着清末社会矛盾的激化，晚年的郑观应眼光更为敏锐，开始把专制政体作为吏治腐败的根源进行批判，“盖专制政体，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无不各为其私，无公益心，无爱国心”。他进一步反问：“国不爱民，而欲民之爱国，有是理耶?”
郑观应的揭露和批判，暴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对于探讨清王朝的兴亡不无裨益。同时，他的言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武昌起义之所以一呼百应，清王朝专制政权之所以土崩瓦解，吏治腐败、官逼民反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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