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在拨乱反正，特别是严惩腐败振奋人心。大老虎的不断落马，不断地验证群众对建国六十多年来干部队伍的议论：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劳而无功，以后的干部亿万富翁/腐败成风(尽管有些夸张)，习近平的干部(指亿万富翁/腐败成风)鸟在惊弓。
建国初期，当腐败刚一抬头，毛主席就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运动，严惩了党内的腐败、打败了不法资本家向党的猖狂进攻，促进了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30多年。当时号称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张子善，对现在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7月1日《中国剪报》报道，截止5月底，全国监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18名。这说明十八大后的反腐不仅要对一些冤假错案要进行拨乱反正，而且对漏掉的、轻叛的、死了的、退休的腐败分子都要进行拨乱反正。这样才能正本清源，得民心，让腐败分子处于惊弓之中。然而群众纷纷议论并希望，像前公安部部长陶四驹是也能像18名副厅级罪犯一样重新审定。
据网上资料，1989年陶驷驹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到1998年为止。在任职期间，他亲自批准了公安部下属经济实体的资金和没收的走私款项，挪用来购买房屋。他在94年到97年，用了大概5.5亿元，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15个市城，购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别墅。又将这些每幢价值一、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等。另外他还用地方海关查收的那些走私贩私等款项1.5亿多元，供这些高干和家属到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或者香港等地去旅游，或者买东西。他还同样用这笔钱买了三百多块，多数都是劳力士等名表，以每块表100～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当时的中央各部的高干，还有退休高干和家属。这个案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案子。接受礼物的人群中，在公安部党组的11名成员当中，有7个人接受了礼物;在李鹏为总理的第八届国务院各个部委办中，只有5个部的领导没有接受豪华住宅和名表;在国务院的领导当中，只有4个人的夫人没有接受名表。也就是说陶行贿的范围相当广泛。当副部长李纪周出事后，陶驷驹的问题被揭出来了。但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陶驷驹手段极为老辣，气焰十分嚣张，一直拒绝交代。他对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说：“没什么大的〔问题〕。要叛就叛，要杀就杀，我早已有准备”。陶驷驹“双规”审查期间，中纪委、总参保卫部曾对陶驷驹在京的两所住宅搜查过四次。前三次，包括地板、墙壁都搜过了，但仅搜到了一些“礼品”、“首饰”。第四次采用高科技x光探照器，终于在电视机内抄到了数额巨大的匿名存款单、债券(大到多少，未公布)及七万美元等。在犯罪的证据面前，陶驷驹不得不做出了交代和揭发。被迫交代了这个问题以后，接受了巨额贿赂的这些高官，包括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退休党政军高干这些人，是在得到了中纪委的通知以后，才把这些赃物和赃款上交的(都是被迫的，只交一万元以上，以下则不交)。高官们上交的财物经清点有：121幢住宅、别墅，现金4500多万元，170多万美元的外币，530多件名贵礼品，240多幅(件)国画、油画、古玩，200多件名贵装饰品，85辆欧、美、日高级轿车、旅行车，12艘70吨至120吨的游艇等。其中，12名副总理级(网上有名)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达1.7亿元;52名部级(公布部分姓名)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近4.5亿元;两项合计6.2亿元(相差8000多万元)。陶驷驹本人拥有4幢住宅、别墅、3块名表、2辆轿车〔一辆敞蓬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210多万元人民币、不记名债券，7万美元。
对陶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呢?是中纪委报中央批准，建议对他的问题免于法律起诉和追究;建议停止他的中央委员会职务，建议停止人大常务委员的职务，建议留党查看两年。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最终处理的结果就是这样。据《法制周报》7月3日以“会计挪用公款1800万死缓减刑为无期 湖南高院首次公开审理减刑案”报道：现年41岁的刘迪，1998年始任益阳市赫山区地方税务局计划财务科经费会计。10年间，她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1800多万元。2011年9月1日，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月18日，湖南省高级法院核准益阳市中院的判处结果。“刘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服从管教，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较好地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劳动定额，累计获得考核分88.3分，无故意犯罪。”经公开审理后，当庭宣布减刑裁定：“罪犯刘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这是1800万、行政级别最低与7亿巨款部长相差之大——死缓、没收全部财产与免于法律追究，且上交的比贪污挪用相差上亿元，放在1800万级别最低的死犯缓犯上，还得判处几个，更不用说那7亿涉及到的那些高官了。
这是不是当时的第一大案，现在要不要复查?人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要复查。如果当时把这个案子严办了，受贿的副总理、部级官员一分不少(所有都退，不是万元以下不退，最低也得按银行贷款利息加在一起)该退的全部退回，对受贿的高官并根据情节按党纪、政纪、国法该咋办就咋办，对陶驷驹必须依法承办。那现在的大官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腐败。人们下边也纷纷议论，为什么后30年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贪污的数值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且级别越高腐败的比例越大?就在于有改旗易道变公有为私有的纲领和护身符“三不一少”。资本家的发家还有个创业过程，然而三不一少的卖国企官商勾结一夜就将多少亿、几百亿就会变成自己的(如以2006年山东魯能集团改制为例，将738亿资产被几大巨头官商勾结用38亿鲸呑——张宏良等向中央上书);打着“要解决工人吃饭”旗号，将有的国企干脆送给他们。这是对前30年国企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记得当时开会时，大家对卖国企、包产到户搞私有化很有意见，社会主义究竟是公有还是私有，共产党究竟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主持会议的领导不能解释。不少领导且多数就只能违心地拿出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绝对权威，让大家只能服从组织，不许再问，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然而成千上万的共富村、社，却正好相反。以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成熟党组织是村社工、农、兵(民兵)、商一元化的领导者。党组织是跟“三不一少”斗争的坚强的战斗堡垒，党员是带领社员走公有共富的先锋战士。史来贺就当了51年村党委书记、雷金河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因而才能顶得住“三不一少”一刀切搞包产到户，才有了今天的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都市。社员都过上没有贫富差别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持续发展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李克强总理念念不忘的安徽凤阳及所有包产到户的村、社，国企被卖的工厂那个能与其相比。上文提到的仅以最近新华社和新华网专稿周家庄人民公社，2013年1.3万社员除去十多项福利，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农民，高出全国农民纯收6000元。这就充分说明公有制的优越。用56岁人民公社的事实批判了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一盘;国企被卖性质必变，两极分化那是必然。共产党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既不姓公也不姓私，在路线问题上不争论少数人富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邪路。这就是三不一少的滔天罪行。
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时，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并特别强调，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其实“三不一少”是“不似”三和一少，“胜似”三和一少。共富村就认清了它的本质，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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