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涣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众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华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强化国民党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一的基础。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3)。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4)。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一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
【按：龚忠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他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大陆。他曾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他曾经两次来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这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纪念120周年;，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极回应，将持续给我们发来系列文章。】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1905—1921)
——试论中华幽燕大陆仁性文明同欧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国海疆的猛烈碰撞
——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
(初稿)
下
目录
章次
五、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节次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结论
注释
参考资料
六、 革了素王的命--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节次
引言
1、 李大钊——一位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2、李大钊与三家争鸣
3、三家关系的两组参考系
4、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5、标志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三根纲维
6、三家的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学的改造
结论
注释
参考资料
第五章、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目录
节次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正文
由前面五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极度缺乏可变性的封闭社会而言，为甚么能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具有压倒性的西洋帝国主义和东洋军国主义的压力，如商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外交性的和军事性的等压力。另一个是同样强大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奋起自救的压力——这里特指社会运动，人民起来自救问政的运动。
相对于内在压力而言，外力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力是间接的。本章不打算详细论述外力的来龙去脉，惟注重外力与人民自救的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本文中，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过渡的推动力，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基础移置于新基础之上;另方面是社会运动的特性、机制、目标、与地域分布的特性。
以下三节将依次分别论述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运动的特性、社会运动的方式。
第一节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清末民初之交，中国社会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所进行的调整，融合了源自西方社会的实业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等而成;最耐人寻味的是传统形式的基层群众运动，只是偶而呈现;而且相应于当时历史的潮流而言，只占着极不重要的地位。由于参与以上运动的人，在人口比例上只限于少数的个人与羣体，在地域上只限于少数的点——沿海的通商口岸和内陆的都市、城镇，因此姑且将当时群众参与的运动统称之为「社会运动」，而且是中层或中间的社会运动。下面将论述这种社会运动有关的各个方面。
一、成分与作用
如果仅从社会层级的纵剖面观察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成分——也即忽视社会层级的横切面在量上的意义，我们将发现当时参与民间运动的人几乎包括了构成全中国社会各种性质的羣体：在性别上兼含男女;在年龄上不分老幼妇孺，而且老人在一般民间运动中颇具影响力;在职业上，包括了士人——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儒生、绅士、农、工——劳动者与实业家、商人和「贱民」(1)。在种族上不分满汉，部份旗人也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2)但最具意义的是他们参与实业活动。此外，还包括海外华侨与下层秘密会社。
相应于本文的目的而言，这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分子主要可分为两个明显的核心羣体：缓进立宪派的改革派和激烈变革的革命派。这两派的成份，有重叠的部份，也有不同的部份。在基层方面，两派的来源大致相同，同以农工羣众和会党为主要的人力来源;(3)利用这些人以完成两派政治改革的目标。与农民相较，工人因为居于都市、或海外，极易感受变动情境的刺激，故参与社会运动较农民远为踊跃和积极。革命党对工人的利用最具成效，即以黄花岗一役为例，劳动工人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担任伪装、后勤运输和实际战斗。
在此役中，殉难的烈士共85人，而工人即占了17人，适为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居各阶层之冠。(4)此外，劳工曾刺杀清廷官吏，打击清廷士气。清末，劳工所发动的像这类激烈的行动不胜枚举。总之，劳工在民间运动中扮演活跃的行动者的角色。在中层方面，两派成份的差别则甚为显著。立宪派的干部虽然掺杂有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但以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儒生、商人和缙绅为主干。这批人构成中国社会极重要的通上接下的中层社会，他们对现政府的向背几可决定现政权的命运。(5)
清末之际，立宪派的绅商与学生，主要为行动家，但兼具宣传家的角色;他们在国内鼓煽种种风潮，反抗政府，终致与革命派结合，促使中国社会由专制进向共和。至于革命派的干部，则以年青的学生(6)——尤以留学生中的留日学生——为核心。(7)他们人数虽少，且在国内又不像绅商藉声望以资号召，但他们却成为当时社会运动的另一个主流——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先导。革命派的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与留学生——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着行动者与宣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不断藉西法、西政唤醒农工羣众与中层社会，并发动风潮，扬波助澜;同时更以殉道的精神不断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对现政府加施压力，为古老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力量。(8) 他们在中国社会实行立宪的过程中，承担了媒婆与产妇的双重作用。
至于绅士，革命派基本上不相信绅士的革命性，因此一般而言，极大部份绅士的活动对革命派只发生间接的关系。在领导人方面，两派的差别截然分明，立宪派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正统的儒生，出身科举，而孙文、黄兴则为留学生，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他们是当时社会运动的先知先觉，不断对社会运动给予理论和技术上的指导。他们完全决定了当时，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的性质、社会运动的强度;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
在这些成分中，由于所处的特殊情境，华侨所扮的作用最为奇特。海外华侨除了培养民间运动思想和供应人力资源外，更重要的是供应推行民间运动不可缺少的财源。不论立宪派、革命派——尤其是革命派，在社会运动最激烈的宣统年间，均由华侨供应饷源、活动经费和人源。即以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为例，饷源完全来自海外华侨筹募，且华侨在此役中殉难的高达28人。此外，华侨还参与其他性质的社会运动，如请愿立宪，和实业活动。
总结而论，清末民初之交，海外侨社不仅是社会运动思想的温床，而且也是社会运动主要的力源——人力和财力。故华侨常有「革命之母」之称，(9)这句话最足以说明华侨在民间运动中所扮演的活跃 角色。
二、运动的目标
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目标包罗至广，有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性的和种族性的等，然实以政治性的目标为经，而其他性质的目标为纬;当时的社会运动，主要实以政治问题为中心，旁及其他改革。
光绪末年(31年—34年)，革命与保皇两派的思想体系已渐成形。光绪31年(1905)这一年是革命派的关键时期：革命派在同盟会誓词中揭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该会宗旨，明确揭示革命派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这四条纲领已清晰地描绘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与民生——的轮廓。不久——是年11月26日，同盟会总理孙文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将三民主义公诸于世，并阐释鼓倡三民主义的精义。(10)《民报》报头复标明胡汉民、汪精卫草拟的「六大主义」，(11)进一步说明革命派奋闘的鹄的：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第一、二两项为民权主义，第三项为民生主义，第四、五、六三项为民族主义。相当于革命党的天命，取代了旧的天命—正德、利用、厚生;也就是说，在近代世界的条件下，赋予这六字真言以新的内容，的现代版。
至此，革命派建造中国社会的蓝图，虽然简略但已具体化。这些原则不仅顾及民族舆民权的潮流，而且更高瞻远瞩地顾及民生潮流;不仅注意国内问题，更着重于国际关系。此后，革命派的言论与行动大致遵循这些最高指导原则，很少作原则上的重大修正。(12)由是，传统中国社会在一批东西洋留学生的引导下，按照规定的方向，激烈地破坏在封闭格局下所发展的社会结构，并努力尝试建立适应当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情的新社会结构。
至于立宪派的言论与行动指导原则，与革命派相较要简单得多。最足以代表他们奋闘目标的是政闻社的政纲，相当于温和派的天命：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第一、二、三这三项近似民权主义，第四顼近似民族主义。从这四条纲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重要的特征：立宪派大致主张维持现状，在安定中寻求和缓改革并且其对民生方面的主张竟付阙如。由于目标的不同，革命与立宪两派——社会运动的两个主要势力——除分别与满清政府闘争外，还须彼此相互展开更激烈的组织与思想的闘争。(13)下面再进一步藉两派重要言论以阐释社会运动的目标。清末民初之交，两派言论大致不外下列诸要点：
1、民权：革命派以君主专制政体不合时代潮流，且为国内推行政革的障碍，故主张民权立宪，建立共和政体，由国民掌握最梭政治权力。而温和派则以国民程度不足，革命反足以招瓜分生内乱，故主张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维持现政府。大致而言，自兴中会时代以至民初，革命派的这一主张一直未尝稍变。而温和派的这一目标则随时势而转移。光绪末年致力保皇与立宪，宣统年间无「皇」(指光绪皇帝皇帝)可保乃致力于虚君立宪：维持君主国体，鼓倡责任内阁政体。武昌新军之役前后康梁坚持既定宗旨，伹温和派中以张謇为首的咨议局系则转而倾向共和。1914年以后，梁启超更转而反对专制国体，这时只剩下一个康有为仍为恢复满清皇室而孤军奋斗。直至1917年宣统复辟失败以后，帝制的幻梦才永远破灭。
为什么革命派逐渐接近目标，而立宪派却日益远离目标? 或假定立宪派的目缥逐步实现了，现代的中国社会将会变成甚么情况?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的谜，也是一个极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故从略。
2、民族：民族的目标远较民权的目标复杂而多变。清末民初之交，民族的目标衍为对内排除满族和对外反抗列强两种。兹分述如后：
(1)排除满族：革命与立宪两派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的争论(14)，集中于「汉人是否排除满人」这个问题之上。光宣之际，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尖锐的对立。(革命派极力主张排除满人，丝毫没有妥协余地。(15)革命派的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固的理论基础之上：
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君主政体同一命运，无法分开处理，要么并存，要么并亡，没有妥协余地。
依此理论，革命派从而论断：种族革命成功之日，也即政治革命成功之日;政治革命涵容于种族革命之内，若只行政治改革而保留满人政权，则一切政治改革，均无成效。清末，革命派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与行动均奉此理论为指导原则;依此原则鼓煽汉人仇满和排满意识，并暗杀满洲官吏。革命派将种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巧妙地揉而为一，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否定了任何和缓改革的可能性。
而立宪派的理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满洲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以分开处理;也即可以在维持满洲政权之下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反对种族革命最有力的理由是内争足以引起瓜分。所以到了宣统年间，即令被他们奉为神明的今上——光绪帝——故世以后，他们仍极力主张维持满洲皇室，实行君主立宪 。
及至建立共和时期的初期，革命派将排满解释为排除满洲政府，于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立场为之一变，由排满进而为容满，主张五族共和，厉行种族同化。这一立场上的激烈改变，使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革命派是在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对革命的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两派在种族问题上互作重大让步，故造成两派在民初短暂的合流。
(2)抵抗帝国主义：清末民初之交，革命与立宪两派肆应列强的政策基本上完全一致，即绝对避免与列强直接军事对抗，而以和平手段挽回和维护国权。社会运动对外的目标是有限度的，若单就其本身而言，无足称述，但由于它和国内政治问题密切结合，相互激荡，因而始具意义。当时，革命派巨子由于习居国外故明察国际形势，非常重视外交对革命的影响。(16)
最饶人兴味的当时革命派的言论几乎一致将外交上的挫败诿过于满清政府的无能，对外人则采忍让与妥协的态度，散布中国革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理论，革命派的这一政策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藉外交上的挫败，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仰，使人民相信如要避免外交挫败，舍推翻满清外别无他途;同样重要的是，清除列强对中国革命的疑惧，以免列强对中国革命横生干涉，破坏共和之缔造。革命派极力对外表示友善，即为这种政策的延长。
至于立宪派的巨子，他们鉴于庚子创痛的记忆尤新，惧供列强瓜分中国借口，故在对外态度上远较革命派温和妥协。立宪派也利用对外的挫败，但其最终的目的则与革命派截然不同：立宪派派希望藉对外的挫败压迫清廷实行立宪改革，而非鼓励人民从根本上将之推翻。此外，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中层分子，在收权与保权运动的过程中，双方的立场完全一致——这可以视为两派短暂结合的基础之一，协力鼓煽风潮，发动收权与保权运动：如抵制美货、日货、维护西江捕权、力保边界等，其中影响当时历史发展最大的是收回路权与矿权运动。
这两种收权运动，掀起波及东南半壁的路矿风潮，终于促使革命派的理论——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同一命运——完全实现; 历史的潮流乃偏向革命派的目标演变。革命与立宪两派对外的消极政策与忍让态度，一直延续至1937年; 是年，中国始复以武力奋力直接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3、民生：清末民初之交，民生的目标，可从两方面观察，即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实业运动。兹分别扼要论述如后;
(1)理论的建立：民生主义的理论完全是革命派领袖孙文一人的构想。完整的民生主义思想体系，源自于高度工业化的欧美社会。所以当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引入于农村经济仍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社会时，甚至连同盟会的核心干部对其理论亦均黯然无知，遑论其他。故清末民初之交，革命派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为主要内容——仅限于理论的鼓吹阶段。
此外，革命派中的《新世纪》 ，极力介绍和鼓倡社会主义，它的主张较《民报》尤为激烈。(17)还有，接近革命派的社会党和工党也提倡社会主义，这些与实际的客观情境脱节的言论，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至于立宪派，除将西方社会主义介绍至中国社会外，本身几无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可言;要么至多亦不过是导源于中国经典的乌托邦社会思想，(18)与实际社会毫无关联。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会产生实际而深刻的影响，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但清末民初之交其思想已开其端。
(2)实业运动：当时，实业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必须认清的是，热烈开展的实业运动与前述民生主义理论的鼓吹较少关连，极大部分为列强强大的经济与商业的压力(19)和国内经济的穷困状态所澈成。(20)由于革命派集中于实现民族和民权两项目标，故在国内实业建设方面几全为立宪派的绅商所推动。他们投资于矿山、铁路、建立工厂，于是民营工业急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基础。民初孙中山先生曾有建造全国铁路的计划，但未能付诸实施。1914年以后，欧战爆发，民族工业加速发展，(21)于是社会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化条件，乃逐步具备。
三、地域
假定根据上述社会运动的目标和成份的内涵而论，则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在地理上的分布，不仅包括了全中国社会，也包括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由此观之，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整个中国似乎均在社会运动的漩涡之内。实际上，这只是从社会运动分布的点状特性而观之，若就面而观之，则广大的中国社会仍停滞于传统状态之中。(22)由于中国人民知识的落后，和中国会地域的辽润，幼稚的社会运动甚难渗透入中国的基层;甚至即令某些人被卷入社会运动的漩埚中仍不自觉。所以到了民国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还大声疾呼：「唤醒民众!」以将革命派的目标变成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鹄的。
社会运动在地理分布上另一个特性是：革命派的势力主要分布于三南特别是东南各省和海外，而温和派的势力除三南各省和海外以外还伸及北方各省。但北方各省主要是保守派强固的根据地。所以清末民初之交，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常由南方发动，然后再向北方和内陆延伸。(23)这种地域分布上的特徽，规定了1914年以后中国社会运动、中国革命的方向。
四、外力与民间运动关系
当一切构成傅统中国社会的纲维基础逐渐崩解析离时，则该社会的机体、构成部分，亦将无可避免地随之解离。
无疑地，这些因素的消失，甚本上完全源自外力的作用;否则傅统社会仍将无误地遵循朝代衰变规律演变。(24)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饶趣味的不是外力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作用，而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如何适应外力。当道、咸、同、光之际甚至民国成立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肆应外力的挑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回应模式：
1、以夷制夷：中国人应付外力挑战的方式，严格地遵循「以夷制夷」的原则;而且，随着时间，中国人对「夷」的性质也有更深入的认识：道、咸和光绪之际，谈社会所认识的外力只是表面的「坚甲利兵」，故也应之「坚甲利兵」;建设军事工业，加速国防近代化。日俄战争以后，该社会进一步发现外力是隐藏在坚甲利兵背后的一套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乃应之以社会绪构的改革。(25)于此可见，诱发中国社会发生基本改变的因素不是该社会内在的压力，不是该社会内在发展的自发性要求，而是外力压迫所致。
2、政府成为代罪羔羊：日俄战争以后——严格地说，是辛丑以后——中国举国上下均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为之下。这一心理状态的转变至为重要，从此外力在中国社会任意流布，人民不敢直接以武力对抗入侵的外力，乃将继续不断注入中国社会的外力在该社会所造成的一切苦难和外交挫败，均归因于现政权的无能。光宣之交，注入的外力愈强——最饶趣味的是，当时的外力以银行、路矿、商品的形式出现，它们较之坚甲利兵更易使身居社会底层的人民感受外力的压迫，因为它们已直接侵入广大的基础结构之中——则人民这种心理也愈牢固，攻击政府和压迫政府变革的活动也愈烈;从当时的史料可见，清廷已变成各阶层人民发泄怨愤的对象。一当外力大到足以使人民彻底丧失对现政权的信心时，或使人民认为现政权已完全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时，背离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承诺，则现政权则被认为失掉天命，失掉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从而必将被人民反政府的浪潮所卷走。(26)
3、变革的主动权操诸人民：同、光之际，维新的主动权操于统治阶层中的开明官僚，但光、宣之际则转而人民自救，操之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开明儒生、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造成这种情势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社会体制的改革，彻底损害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官僚集团不会诚意支持或领导这种性质的改革运动;即使从旁赞助也只是由于无法阻止社会运动的压力(或者外力的压力)，转而暂时附和潮琉，权宜观望，以待时变。
综观当时中国社会每一次有关社会体制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社会的压力推动的，而外力实间接为之操纵。每当外力对中国社会冲击一次，则社会对政府施压一次，而政府乃被迫向前走一步;外力的强度愈强，则社会对政府的压力也愈大，因此使外力和清廷的命运形成奇妙而不易为人觉察的间接连锁互动关系。当愈来愈逼近民权立宪的目标时，专制政体及附着于此政体的政权亦将随之倾覆。一言以蔽之，最后分析起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他们所控制的机器宰制了清廷的命运。
4、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即社会压迫政府的主要致命手段不是武斗，不是暴力，而是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一些文斗的手段，如结社、舆论、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利用这些文斗手段所形成的社会运动，遍及南北各省，其累积的效果，终致瘫痪满清政府庞大统治机器的正常运作。
总结而论，当时民间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著名的「中国朝代衰变规律」，(27)转而使中国社会的演变，逐渐遵循近代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规律。外力是产生这种改变的诱因，(28)而社会运动即是它的强大推动力。据此意羲，我们可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所组成的羣体和另一批主要由吸收西方思想的开明儒生所组成的羣体——不再是草莽英雄结合饥民的集团，在外力压迫之下，结合各阶层的人民，利用西式文斗手段和暴力武斗手段在全国各地，致力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作基本上的解构、重构，破坏、再造，以化解强大的外力和内力以及两者的合力，在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动荡不安的大乱局势;不再是为了一己或一姓的私利而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的大局公利。(29)
第二节 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除本章第一节所述各点外，清末民初的社会运动与传统的民乱另一最大的不同点是两者所采的手段截然不同;后者纯赖农民革命的暴力武斗，而前者则以结社、大众传播及和平手段为主的和平文斗，(30)复辅以军事行动。这是由于近代军事武力的昂贵费用，和其压制性的破坏力使传统「揭竿而起」式的暴力斗争方式无从发展，故人民在内外力交相激迫之下被迫利用西式手段和统治体及帝国主义进行比较和平的斗争;同时，并以此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在经济、商业、社会等方面的近代化。
一般而论，立宪派几完全依赖这些从欧美社会新近发展的新的文斗方式，而革命派则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这些西式手段对破坏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特别有效。宣统年间，由于基础结构遭受严重的破坏，因而间接地促使建立在基础结构上面的满清专制政权也随之倾覆。下面将分别论述结社和公共媒体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一、结 社
结社在这里含有广泛的意义，理论上特指由两人以上，为了特定目的所组成的任何性质的集合体。据此意义，则清末民初之交，中间组合——超家族社会——曾获得特别突出的发展。
专制时代，君主「利民之散而不聚」，和惧朋党之祸，故立士民结社之禁。迨至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国，结社之禁更严，士民动辄得咎。此后，人民不再敢自结团体以舆政府为敌。演至光绪中叶，形势一变，结社之禁浙解;各种性质的社团纷纷出现。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近代结社的始创大概循此顺序：政治性的、学术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与经济性的。
近代的革命结社，最早始于光绪廿年(1894)10月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舆中会为革命派最早的组合，属秘密革命性质，成立于檀香山。次年7月，温和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才创强学于京师，属学术性质，采和缓渐进的改良立场。其创办人除康梁外，还包开明官僚袁世凯、徐世昌，此外，张之洞也从旁资助。于此可见两派限于各自的特殊客观环境，其最初的旨趣即非常不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人在饱受中日战争刺激之后，朝野发奋图强，立会结社之风渐开，各省私立的学术性组合大兴。然戊戌政变后，清廷重申结社之禁。下至立宪运动，结社之风复炽，从此莫可阻遏。
从法律上看，立宪运动对结社最具意义的影响是使结社获得合法地位。光绪卅四年(1908)《钦定宪法大纲》的臣民之权利与义务一章中，明定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有结社之自由，这是结社载在成文法之始。民初，社会中的历次雏形宪法复予结社以更大限度的自由。至此，结社在中国地位已不可撼动;野心家可以利用结社，但不能再像专制时代完全禁止结社。
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府对适应激剧变动的形势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人民乃起而自救，自动结社，企圆代替政府应付急迫的挑战。当时，结社的种类甚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数类：政治性、外交性、经济与商业性、社会性的和学术性的等五种，下面将扼要论述各类结社发展的梗概及其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
1政治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的政党演变已于第二章中详论，本节将论述介于政党和私党之间的结社。这种中间形态的结社对推动中圆社会的过渡极具重要性。革命派的政治性结社极为发达，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
(1)秘密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在推翻现政权及新政权所附着的政体，故革命派主要的结社是秘密的。其核心组织为(中圆》同盟会，下设同盟会支部，负责在全国各地策划和推动革命运动。
(2)公开的：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采公开形式，利用学术和其他等名目以资掩饰。如在湖北省，革命派的公开结社有科学讲习所、日知会、羣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文学社、武昌安郡公益社等，这些结社罩上学术和其他外衣，实际上都是革命机关。
至于立宪派中康、梁系的结社，由于旨在推动和缓改革而非倾覆现政权，大致采半公开形式。较之革命派，温和派的结社远为单纯。属康、梁系的结社有保皇会、国民宪政会和政闻社等，几无秘密的外围结社。显然地，在组织斗争上温和派不逮革命派远甚，这是后来革命派所以可以压制温和派的原因之一。
此外，非康、粱系的立宪派结社也极为乱达，大多以推行君宪和促进共和为名。如预备立宪公会、国民联合会、共和促进会等，种类庞杂，举不胜举。其中影响当时最大的是各省韶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它们不仅将孤立的各省咨议局势力联为一体，动摇了牢固的省界观念，而且由于它们集合了中层社会的势力，故在对政府施加压力方面，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中国迅速过渡的贡献，较之革命派的结社有过之无不及。
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允许人民有限度的结社自由，但反政府的结社无疑地仍在严禁之列。武昌新军之役却打破了这个在结社上的最后障碍。宣统3年(1911)9月，上谕释放政治犯，开党禁，(31)于是政治立场舆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结社从此也可以公开的出现于社会。这是对政治结社的重大进步，对一个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社会而论，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虽然政治结社之禁已解，但一般社会人心仍力避党派之名，而以俱乐部等为名称，于此可见旧观念之骤难排除，社会过渡无法迅速完成。
2、外交性的：光宣之交，入侵外力的性质大变：(32)列强一方面在其势力范围内谋取经济与商业利益，另方面力图扩充其势力范围。它们侵略的政策大致相同：积极推行路矿政策与银行政策，尤侧重于铁路政策。列强藉此政策，固可以将国内的剩余商品和剩余资本倾注于中国市场，解决了列强国内的经济危机，(33)但却对中国社会结构造成高度复杂的效果。因为商品、路、矿与资本，可以深深渗入社会基层，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石--农村经济和家族制度，(34)因而几乎使人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外力的刺激，利权的丧失和身家性命的威胁;不像早期，坚甲利兵式的侵略，只有沿海沿江的少数居民可以感受外力的刺激。当时，一般人反抗外力的理论是：若主权--路、矿、土地等权利--丧失，则身家性命继之。(35)在列强竭力推行路矿政策之下，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均有危如风中残烛之感，因此激起国人图存的强烈反应，羣体与国家的观念由是大兴。(36)
铁路所经之地，不限于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因此抵抗外力也不是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的事，而是全体的责任;一家之力不足以抗外力则合一县之力，一县之力不足则合一府之力，一府之力不足则合一省之力，一省之力不足则合数省之力。还有，各地区唇齿互依的关系。因一省之存亡，直接影响相邻各省的安危，乃不得不合力以御侮。(37)由此三点，可见外力是中国近代集合体或国家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至于外力与结社的关系则随外力的性质而异：军事性的，因法国耀兵于越南片马，于是云南有片马保界会，死绝会等结社;政治性的，因日法协约及澳门边界之争，于是有福建求援会，汕头保权会等结社;经济舆商业性的，因列强压迫清廷借贷剩余资本，或偿付外债，于是有拒款会、筹还国债会等组合。或为了挽回利权，如设立两广邮船会社。这些组合既非血缘的，也非地缘或业缘的，而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超家族的组合，因此对构建近代冲圆社会结构极具意义。
3、经济与商业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立宪派中非康梁系的绅商，或为了救时济贫和挽回利权乃藉结社墩发展实业，或为了维护利益藉结社以抗政府。前者如实业学社、工业建设会、武昌农业品评会、农学商会等;后者如保骆同志会。其中以商会之设颇具意义。光绪33年(1907)农商部颁布商会章程，(38)迨至辛亥年(1911)之设遍于南北各省。兹以汉口为例，光绪33年(1907)设立商务总会，民圆元年(1912)成立汉口会馆公所联合会，自此以后，各商帮间原有的地域观念日趋淡薄。此外，经济与商业结社的学术化，对实业的发展亦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当时其效果难以觉察。
4、学术性的：研究教育的有教育会，研究宪法的有宪法讨论会，研究地方自治的有广东自治研究社。研究医学的有内外城中西医学研究会，研究国学的有中华民国女子国学学会……。科学研究的精神已随着这些会社的出现均被带入各种行业，这是将中国社会由儒家理学基础移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重要努力。
5、社会性的：这种结社，并非新创，但在清末民初之交无论在性质与数量上，均获得突出的发展;戒除缠足有天足会，戒除吸烟的有禁烟会，融合种族的有永合满汉会，破除阶嵌界划的有四民公会，强健国民身体的有女子
尚武会，联络地方感情的有同乡会，联络同学感情的校友会，救灾的有江苏义赈会……等，种类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举的结社，只是抽样性的举例，由于资料的缺乏，和本文目的所限，实际上无法将当时所有的结社逐类论述。本文真正的目的是要从这些民间结社，观察它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与清廷倾覆，民国成立的关系。
由上所论，可以看出这些结社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从法律观点看，它们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这种法人社团的存在--而且大量的存在，是构成近代社会的必要条件;个人脱离家族纳入这些法人团体，于是中圆开始由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过渡到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家族制度因之破碎，个人可以任意进入各类社团，因而将社会基层与政治组织紧密衔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组合的功能并不像它们名称那样僵固，而是可以互相变换的;即除政治性的结社进行政治活动外，其余结社也同样地可以进行政治性活动。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治问题最为迫切，故这些组合大部份均从事政治活动，如汉口总商会过问川路，反对政府，即为最好的例证。(39)从此，民情可以藉这些机关--更加上各级的立法机构--尽情倾泻，终致汇为洪流而将清廷倾覆。
自然，结社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群体的极度发展，同时旧的小羣观念依然存在，甚至带入新的社团中，减低新社团的正常运作，其中严重影响当时及以后历史发展的，是省界的观念及南北的观念。由于实行地方自治及地方分权的倾向日重，使省界观念无法彻底铲除;此外，由于外力长期侵蚀南北社会所造成的各方面之差异和裂变现象，也于这时呈现;(40)如武昌新军之役后，形成南北对立状态。这两种观念，严重地阻滞中国近代国家形态的迅速完成，而且更为1914年以后军阀的割据和南北相互讨伐的历史发展，奠下理论的和实质的基础。
二、文斗的和平手段
社会运动的两个对象是清廷和列强。但没有近代武力基础的社会势力如何对付这两个拥有近代武力的对手呢? 简言之，即以消极的和平文斗手段为辟争方式。兹简单论述如下：
1、对清廷：社会运动的两大势力--革命派与立宪派--均采和平手段与清廷闘争，但前者另辅之以暴力手段，而后者则纯赖和平手段。关于此点，革命派中秦力山(41)和章炳麟(42)曾作过极精辟的说明。他们的斗争理论可概括为下列三个步骤，交互进行：
第一阶段：以和平手段--如罢工、示威、罢市、抗粮、抗捐、罢课(学潮》、(43)渗透、(44)散布谣言等方式，尽量制造骚乱。
第二阶段：乘间辅以武力。
第三阶段：独立。
第三个步骤已将和平手段和暴力手段揉而为一，而实以和平手段为主，辅之以军事行动。革命派这一手段的优点是：可以「击其弱而避其强，劳其强而使之弱」，终致使其精疲力竭。但其制胜之机，决于拥有广大势力的中层社会对此理论运用的程度而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在地域上当时两大运动中的立宪请愿风潮遍及北方—顺天、直隶、东三省，(45)而路矿风潮又遍及南方--两广、江苏、浙江、两湖、四川等省， 一南一北的确使清廷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再者，更重要的是，领导这两大风潮的均是立宪派中非康梁系中那些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绅士与实业家，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蒲殿俊、孙洪伊、马良等，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均有很大的号召力。(46)这批人的活动--加上学生及一般羣众应之于下，严重地削弱了清廷的诫信、民心—所谓的天命，并瘫痪了当时社会功能的正常运作。处此情势下，更加上官僚武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集团，对清廷怀有二心。在这种「既无天命，又失民心」的大势下，清廷纵有精兵百万，但因失掉民心，失掉天命，亦只有徒叹奈何，就是天欲延之，亦不可得!
2、对帝国主义：当时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消极和平手段，以抵制商品为主，拒绝购买美日两国的制造品。这里须说明的是，社会运动在这方面进行的闘争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甚至反遭清廷禁止，但外人对这种方式的社会运动却获有深刻印象。(47)
三、公共媒体舆论
与结社即和平手段相似的，公共媒体舆论--上书、通电、集会、演说、出版(著作、报纸、杂志、传单等)--是社会运动第三种有效的文斗手段。
近代工艺固可利用公共媒体传布收集的信息知识，但同时它们也被用来作政治闘争的利器。
清末民初之交，公共媒体在这两方面都被充份发挥无遗。由于当时雏形宪法明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集会、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正确地说，这种观念上的进步，使公共媒体急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使明、清两代文字狱的惨祸不复见于民初!
大体而言，公共传媒约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会演说，上书和通电。由于这类方式的费用极为低廉和适合温和派的缓进性格，故成为温和派中非康梁系最重要的抗争手段。清末之际，在内政弊端百出、边警频闻之际，绅商学生动辄上书、通电、集会、演说;或为西江捕权电阻英人要索，或为外债集议拒款，或为苏苏杭甬路召集羣众大会，发动街头演说等，不胜枚举。对有众多文盲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类方式中的集会演说，对推动社会运动贡献至巨大。此外，颇饶趣味的是，到了1914年以后，通电竟成了政府与民间的习惯，甚至到了1921年左右竟发展成为著名的「电报战」。(48)
第二类：出版。显然地，报纸、杂志之兴，起源很早，但清末民初，在立宪运动狂潮下，报纸与杂志的出版特别发达。(49)约而言之，报纸与杂志有两种用途：
第一种：传布知识。清末民初，报馆在开通民智，激励民气方面起了垄断性的角色，它们不断将西方社会的政法、实业、教育、社会、哲学、科学等思想输进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使国民了解他们目前所处的地位--认清国内和国际的客观环境。当时报纸与杂志之出版至为庞杂，社会各界几乎均有报纸、杂志刊行问世，(50)使沉睡了干余年的中国学术界重现蓬勃生机;中国人的思想开始从专制君主钳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清末之际，在传播政治知识信息方面，革命派所收的效果不及立宪派。因为立宪派具有革命派所没有优点：如科举出身，旧学造诣精深，及温和缓进的性格等。与革命派的背景相较，立宪派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近大众--尤其是非康梁系的中层社会—也不为清廷所忌而压制。因此，一般大众、绅商、青年士子，尤其是儒生，极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知识信息。(51)因此当时，在国内执言论界牛耳的则推温和派的领袖康有为和粱启超，尤以「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更为当时言论界之骄子。(52)但却为革命派先解除革命的第一重障碍，这是立宪派中康梁系的言论间接对当时革命运动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康梁始料未及的。(53)
但革命派这一缺点，却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革命派在传布种族、国内现状和国际形势的知识信息方面，颇易动人听闻--尤其是那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但须注意的是，光宣之交，两派的刊物均采秘密流行方式，由日本流入内地，故收效颇受限制。纵令如此，到了宣统末年，国人在两派不断鼓吹之下，已在思想上--必须强调只是在思想上--准备好承受未来在国体、政体上的巨变。
第二种;政治斗争。显然地，政治性的出版常和学术性的出版密切关连，一旦刊物的内容带有浓厚的煽动性，则使刊物蒙上政治斗争的色彩。在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立宪社会，理论上与实际上，舆论辅助立法权而构成政治权力正常运作不可少的一环，各政党均设立言论机关，或宣扬政纲，或从旁监督政府使循正轨。民初之际，试行共和政治，当时的大政党大多均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例如：
国民党：国民报、民立报。
民社：民声日报。
自由党：民权报。
由此可见，民初之际，国会成立以后，多少实现了这一理论。但在政权动荡的状态中，报纸、杂志却是反政府的最佳工具。清末之际，革命派舆温和派的康梁系均有各自的言论机关、言论阵地：
革命派：民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 . .
康梁温和派：新民丛报、清议报、政论、国风报、总汇报等。
雨派不断藉其机关报攻讦政府，互相论战，宣扬各自的主义主张，以感召羣众，激励人心，背离现政权。由于它们的活动直接威胁政府的生存和官府的威权，(54)故清廷屡下禁止报馆、严孥主笔上谕，并取缔言论激烈之书报。(55)更于宣统元年(1909)9月通饬各报馆实行报律第七条，对舆论极力压抑。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压制反对政府言论，几乎封禁所有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报纸。1914年3月，袁更颁行占星《暂行报纸条例》，管制言论界。 至此，民间新闻事业之发展，乃遭受严重顿挫。
由于清廷极力压制反政府言论，故革命派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不得不行秘密出版。对于此点：革命派理论家秦力山对此文斗的认识最为深刻。他认为秘密出版有以下优点：可以避官方掣肘，可以传播革命思想种籽;可以扩大革命;可以利用时机创造或扩大风潮以困政府。所以秦力山特别提醒他的同志注意研究和灵活运用此文斗利器。当时革命派的许多宣传品，即循此方式流传内地--收效最显者的地方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学堂和新军。(56) 当川路风潮正炽烈时，清廷曾发现匿名传单鼓动罢市、罢课，这也是秘密出版之一法。
由公共传媒的一般发展来看，对当时约产生下列影响：1、激励士气民气，使人民保持高度改革和革命热情，这是社会运动不可少的要件;2、报章使文体大变，破宗派家法之藩篱，同时，由于与群众接触日繁，故亟需通俗白话文体和统一之语言;3、开通民智，间接促成革命共和的迅速完成;4、蓬勃的新闻业，打破「庶人不议」的传统政治古训。总之，公共媒体是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过渡不可少的文斗利器。
总结民间运动的方式而论，革命派的斗争理论在近代政治斗争中极为有效，它不仅使比它远为强大的对手穷于应付，而且更为传统中圆社会的政治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提供了新的有效的近代证明方式。
清末之际，革命派与立宪派利用结社、和平手段舆公共媒体的文斗手段，已经分别而又共同协力有效地颠覆了古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依附于此结构的统治组织。到了宣统末年，庞大大清帝国的大厦，虽然尚未达到如秦力山所谓的「养之使彼应弦而落」的地步，但由清廷内部矛盾激化的政争，与社会改革的潮流相汇合，因而提前敲响它覆灭命运的丧钟。虽然，由于促使共和国诞生的因素尚未完全形成--如革命派的实力不够强大、中层社会对共和社会的自觉尚不够明确、国民的教育落后、工商业的基础薄弱……等，1912年共和国的诞生是早产的。它的催生婆，便是舆摄政王载澧代表的满洲皇室势不两立、而对共和向怀敌意的第四个政治势力，也即当时的实力派领袖人物，野心勃勃的北洋武夫野心家，袁世凯。
结论：清末民初之交四大政治势力的消长离合
清末民初之交，尽管社会现象复杂而变幻多端，但若从表面上观察，实可视为当时四大政治势力消长离合的互动过程，(57)守旧的顽固势力，力求自保，新生的革命势力，力求壮大;亦新亦旧、不新不旧的温和派，则依违期间，谋取最大利益。
这四股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康梁派和议会派)、北洋武人与官僚集团和满洲皇室，彼此展开激烈的闘争，不仅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还要企图将各自的信念和理念强加于人。就本文的需要而言，绵延十年之久(1905-1915)的闘争过程约可分为下列三个明显的阶段：君宪运动时期、共和建立时期和帝制运动初期，当时社会过渡的速度与其密切契合，1905至1915年的10年间，中国社会则从政治斗争走向思想文化斗争，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道路，将在下一章中详论。下面将扼要总结政治斗争的过程与结果。
一、政治均衡力的变化
首先说明政治均衡力这个概念，所谓政治均衡力是指在三个以上政治势力的闘争中，若甲政治势力加入乙政治势力，因而使乙政治势力取得明显优势时，则称甲为政治均衡力。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过渡的速度是随着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各政治势力的变动而变动;君宪运动时期是立宪派的全盛时期，政治的均衡力为北洋武人与官僚集团;共和建立时期是革命派的全盛畴期，其均衡力最先是温和派，其次是北洋武人的官僚集团。帝制运动初期是北洋官僚与武人的全盛时期，均衡的势力是立宪派。如北洋官僚武人集团附和立宪派，则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观点在理论上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必须在此顺便强调一个重要的历史缺憾，就是中国社会在这次过渡转型中，构成广大社会基层的农民，基本上却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缺席了，而在等待他们的历史时机!
二：政治斗争的阶段
1、君宪运动时期
光绪31年(1905)至宣统3年(1911)，中国社会的过渡是在这种政治闘争的状态下进行的：
立宪派热烈推动立宪运动——以召开国会为中心，或通电请愿、或上书请愿，其中规模最大的达5次之多(光绪朝2次，宣统朝3次)。此外立宪派的报章杂志，极力鼓倡立宪，使立宪运动的高潮达于顶点。实力派的封疆大吏，默察时势，附和立宪派的主张，纷纷联名奏请立宪。(58)
革命派，除了文宣的文斗外，更不断在三南(东南、西南、正南)使用暴力武斗手段，强力地推动民权立宪运动。
在三个政治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强大压力下，清廷被迫亦步亦趋，不断推行改革措施;压力愈大，则清廷推动的改革亦愈彻底。君宪运动时期，由于立宪派主张在现有基础上从事和缓改革，故较易为清廷和一般人所接受，再加上武人官僚集团附和于上，所以立宪派的主张遂变成为当时的社会形态。但立宪派派最大的弱点是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必须依附于另一有实力为后盾和能维护其利益的集团而存在;一旦这种条件消失，则立宪派将另寻新的依附对象。(59)所以，宣统末年，严峻的政治势使温和立宪派逐渐转向革命派，但不是变成革命派。
(1)立宪运动：清廷在立宪请愿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虚与委蛇;初则拒斥请愿，继则遗回原籍或发戍边疆，(60)最后不得已则推出皇族内阁。清廷这一连串行动触怒了立宪派和官僚武人集团;前者对清廷丧失信心，不再对清廷寄予希望;而后者则因清廷利用立宪运动，排斥汉人，将军、政、财权尽行揽入满人 ——尤其是皇族之手，而使满汉闘争达于白热化。(61)因此，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武人官僚集团，乃暗藏异心。这一发展，使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温和立宪派派逐渐相信革命派的理论：唯有推翻满清政府，始能实行立宪。于是温和派在心理上遂逐渐与革命派接近。而武人官僚集团则伺机而勋，利用混沌的局势以图利 。
值得强调的是，立宪运动使立宪派取得议会作为他们合法文斗的强固根据地。由于议会是统治机构的政权的一部份，(62)所以清廷只可压制，无法解散，因而种下以后各省宣布独立和平革了清廷命的伏因。
(2)铁路风潮：宣统3年(1911)4月1日，催命的「铁路国有政策」颁下，于是铁路风潮遂起。激起风潮的原因有三：一、清廷违背光绪将铁路发归商办的政策，失信于民;二、使股东蒙受损失;三、一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将铁路收归国有实即为外人所有。因此纷起反对，羣情愤激。「海内汹汹，风潮剧烈」。而清廷却坚持既定政策，不稍退让，屡谕「决无反汗之理」;同时，人民则誓与路共存亡，因此两个政洽势力遂无妥协余地;(63)立宪派的绅商乃心生独立之念，(64)对革命转生希望。(65)
清末之际，革命派的势力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即急速膨胀;同盟会成为革命派团结的中心组织，知识分子加入者日众;他们的武力已发展至足以达到骚扰性破坏的地步，甚至闻革命党而色变的地步(66)他们的主义已渐为大众了解和接受，不再被目为逆党邪说。(67)这些条件使革命派勉强可以承担未来奠定新社会规模的重任。总上所论，演至宣统3年(1911)，客观条件已形成三个政治势力短暂合流的基础;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革满洲现政权的命。
2、共和建立时期
辛亥年8月19日，革命派发动武昌新军之役。是役规模虽然不大，(68)但却发生奇妙的效果使中国社会自同光以来所潜伏的败象完全呈露;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触发多米诺效应，各省继湖北之后相继独立，正式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捣开了近代中国社会划时变革的序幕。
从湖北独立至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前后不到3个月。使中国社会的过渡出奇迅速的原因有三：一、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维护清廷命运的新军为革命份子渗透，将其转化为革命势力，武昌之役即为最好的例证。(69)二、咨议局及各地绅商所构成的温和派势力，鉴于清廷已不可恃，并且为避免兵燹之祸，乃转而与革命军合作，(70)以咨议局为据点推动各省独立。新军、绅商与革命军合作是各省独立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当时宣告独立的24个省或府县中，全为新军、议局与绅商所共同推动，(71)革命党则从旁隐为操纵。(72)三、但最具汰定性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武人官僚集团的态度。他们见民心已背清廷，乃采观望态度与革命军谋和，(73)最后见清廷大势已去，转而利用混乱局势;表面上与革命党合作，假装承认共和，(74)共建民国，实则待机而动。
以上三股力量从统治集团内部将帝国支解;通常，其中任一力量背离君主均足以动摇君主之地位，而现在则同时与清廷为敌，清廷焉有幸存之理?于是政权和平地移于革命派之手，革命派的主义乃暂时变成当时的时髦思想。这样和平过渡的方式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庞大的官僚武人集团有功于民国，或在变乱时彼等避难于租界中，或因革命党的武力不足以将其摧毁，而使这批对立宪社会无法适应的集团丝毫无损地延续至共和时代，从而严重地阻滞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75)最严重的是这集团轻易地从革命派的手中将政权夺回，而使其成为当时社会的正统势力;北京临时政府时代，除满洲集团退出政坛及共和政治的一些表面形式外，实际上统治羣体与前清并无二致。似此，如何能期望这批人将中国社会引上共和立宪政治的常轨?
3、帝制运动初期
在历史上，通常造成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也是后来促使社会迟滞后退的因素。清末民初之交的历史演变又一次次证明了这个不变的法则: 大部分促使共和成立与阻滞和发展的力量，来自同一来源。前面各章已详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改变，同时也说明了这些改变的反复，这裹只扼要论述当时政治势力消长雕合的情况。
自从革了满洲的命，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个政治势力合作的基础消失，理论上各自循立宪政治常轨互争政权，但实际上北洋官僚武人集团常将武力渗入政治，使共和时代的政争带有强烈的「马上得天下」的传统改朝换代的意味。这一方式，使革命派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一、从组织上看，同盟会这时已经分裂，章炳麟系因种族革命目的已达，乃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湖北方面的同盟会会员也拥护黎元洪组织民社。更严重的是民元(1912)8月，同盟会吸收大量投机逐利的政客组织国民党，使同盟会丧失了原来的革命精神，将国民党变成政客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二、从武力上看，由于缺乏财源，使革命党甚至无法维持一支最起码的革命武力：当时，黄兴为筹措饷源，「寝食俱废，至于吐血」;(76)并且，袁世凯对南京留守财政百般刁难，肆意克扣，迫使黄兴不得不以借外债、国民捐或遣散军队等方式以济急。于此可见，革命派维持一支革命武力的困难情形。相反的，官僚武人集团却利用善后大借款暗中充实和扩展军力。两派胜负强弱之机，全伏于此;枪杆子成为当时政治闘争的主要后盾。(77)
三、构成中国中层社会，伹却唯力是视的立宪派，这时却与革命派由合而分。帝制运动初期的立宪派，或慑于袁世凯武力，或厌恶民初的乱象和迷恋旧社会，或严重地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经验，心理上感到迷悯(78);或对革命派中一些干部志得意骄的态度不满;或以革命派的干部少不更事，暗生轻视之心......这些原因均足以促使温和派倒向袁世凯。革命派丧失这一极重要的羣众基础，自然难免遭受顿挫。反观袁世凯，则玩弄政治权术，利用北洋八镇之兵为后盾，一面收揽人心，一面打击革命派的势力并图将其逐出中国，如暗杀革命派著名领袖宋教仁、枪杀张振武;(79)更重要是逼发赣宁之役，以藉此清除革命势力，并将袁派势力伸展至久为革命派势力范围的南方各省。
于是1913年后期及1914年的中国社会又被带回到君宪运动时代;袁世凯及附着他的北洋武人、官僚和政客，乃放手进行大规模的帝制运动。民初，袁世凯的肆行无忌及畅所欲为，和革命党的不堪一击，使人有理由怀疑当初袁之通电拥护共和，全出于他个人政治谋略的运用，并非有爱于共和政体。
由此看来，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涣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众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华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强化国民党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一的基础。
注释
(1)《中兴日报》，1909年12月17日：「外部抉其势力，令公司以借款。各府县村镇，拒款会至千余起，认股约3000万。小学堂学生至减膳资以附股，乞丐头亦认10股，妓女亦开会演说，认购巨股，其爱乡心较吾父老兄弟如何?」
(2) 《顺天时报》，宣统3年9月27日：「又言各驻防之苦状，…… 以饿不死，冻不死之衣食，而被将军、协领等层层剥刘，中饱私囊。惟是我满人驻防仇政府之心，较滞放为更甚也，岂独漠族士庶不能容忍，即彼满洲人民之对政府亦有离心离德之状。」;蒋梦麟，《西潮》，页37：「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裹有10名旗人子弟。这几位青年人对 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旋后裔，肇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成革清朝的命。」
(3)华裔美籍教授邓嗣禹，曾对会党与革命党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的《海内外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一文共分八个部份，由这八个部份的标题我
们即可清晰地窥知会党与清末革命运动的关系：一、孙先生之故乡为会党与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心之一;二、孙先生青年时代之良朋多属会党份子;三、中山先生最初的政党组织模仿秘密会社的;四、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起义多半是会党领袖所主持的;五、最后的两次起义的经费多出自秘密会社，新军的运动亦多由会党份子作媒介;六、上述十次起义以外尚有多次起义与勇敢的行动为秘密会社
所经营;七、辛亥以前会党领袖组织各种团体促成革命;八、辛亥革命第二首领黄舆或亦为会党领袖。(参见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五，1964年11月，台北) .
(4)《中国劳工运动史》，(一)，页59.
(5)梁启超曾比较研究中国历代革命舆泰西革命，结果发现中国不如泰西革命者共七点。其中第三点谓：「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参见《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订本，《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页117)。
梁任公的确指出了中层社会也即商人阶层在历史上所患的严重政治冷感症。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之交，故当时革命派的处境十分艰苦。但1905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参与社会运动日渐活跃。
(6)蒋梦麟，《西潮》，页43：「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瓜分。革命正在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
(7) 留美学生很少参与社会运动，参见革命运动的则更少。(参见，M.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p. 82.
(8) 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488：「…… 这些国内外学生又形成了改革政治的力量;有的参加立宪运动，有的参加革命
运动，不到十年的光景，竟联合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满清帝国……民国以前，如没有兴办新教育，派遣留学生，我们深信中国政治革命绝不会在辛亥即可成功。」
(9)是孙中山自己说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勋。盖中国人侨居国外，古已有之，但对于这些流寓海外的国人，中国历朝历代并不用「华侨」一词称之，而是称其为「唐人」、「华人」、「北人」等，鸦片战争后则多了「华工」、「华民」和「华商」等称谓。「华侨」一词最早见于1883年时堪称中国近代的一个先知先觉的智者郑观应呈李鸿章《禀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 中，内云：「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须逐渐布置，亦派船前往。」另说，1898年日本横滨华侨学校成立，「华侨」一词才正式见诸文字。
至于「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确系孙中山自己说的，他在各种场合和行文中经常有感而发。例如黄三德曾云：「1911年6月15日，洪门筹饷局正式成立……成立那天，孙中山亲自到会祝贺，赞扬『华侨为革命之母』。当然，此说尚不足为有力的根据。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辛亥革命期间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并给予赞助。据他回忆，「孙先生看到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动，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且说了不止一次。」，陈的回忆是比较权威的证据。考据史实，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其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一文中。1922年，孙中山为菲律宾中国国民党分部落成题词，亦称：「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1923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恳亲大会上，则明确地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实际上，「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还贯穿于诸多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大量著作中，如张永福着《南洋与创立民国》、冯自由着《革命逸史》和《华侨革命开国史》、胡汉民着《南洋与中国革命》。可见，「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孙中山生前讲话、行文中常常提起者，更为诸多革命元勋著述所引述。
于此可见，孙中山首倡和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源自海外侨社，根在海外，对中国广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底层来说，完全是个很陌生的舶来品，得了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良残疾的产儿。(参见黄小坚，「华侨为革命之母」考辨)
(10)孙中山，《民报》发刊词，第1期，，1905年10月26日：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 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 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 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
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11)《民报》，第3期，1906年。
(12)这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三大纲领﹐为当时政治革命的最高奋斗目标﹐成为当时进步的政治团体(包括文学团体)的旗帜。
(13)《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曾发行号外，刊登革命派的《民报》与君宪派的《新民丛报》辩论的的纲领，现摘要如下：
1、政体：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2、种族革命
五、《民报》主张政洽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兼容。
3、社会主义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
(14)革命派当时使用的「种族」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民族」的意思，是革命派误用了，为了存真，只好将错就错袭用了。
(15)周弘然，《国父「上李鸿章书」的时代背景》：「革命排满思想，起于会党，由来已久;而革命排满两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当在光绪25年(1899)年保皇会成立之后」;「在维新时代，可采和平之手段」，故有上李鸿章书之事;及清廷禁止上书请愿，改革无望，「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便发起革命运动。」((参见《大陆杂志》，卷23，号5,1961年9月，台北)。
(16)黄季陆，《国父辛亥革命时的外交政策》，《中央日报》，1966年1月1日：「我说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能够终获成功，有异于康梁所领导之改良运动，其关键全在于中山先生对国际情势有深切的了解，继之以高瞻远瞩，因应得宜的外交政策，便是这个道理。」;同上：「中山先生曾说，革命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他之重视外交，实为其远大的政治作风重点之一。」
重视外交，当然是正确的，值得称许。但问题是，他似乎没有真正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中国的本质和面目。所以，孙中山，不管以什么动听的理由为他对帝国主义的妥协立场和策略作辩护，都是他革命理论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如果只是一时的权宜策略，犹有可言，但事实证明，却得了严重的惧外媚外的软骨症，而且还可以遗传给他的接班人和同志，从而为此后继承他的国民党迭遭失败，最后丢掉了江山，埋下了伏因(当然，无可否认，孙中山晚年，似已醒悟，因而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已时不我与，悔之晚矣);同时也反证马列主义坚决的反帝立场、理论和斗争的策略，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详见第六章。
(17)《新世纪》，第1集，页5：「排满洲革命之一端，而不足所尽革命，……若因其为满而排之，设皇帝非满人即不排之耶?若因其为皇而排之，则凡皇帝皆排之也，故与其言排满何若言排皇，然则排皇遂足以尽革命耶?排皇不过是政洽革命，就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受平等待遇，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皇帝始。」
(18)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58：「康有为的大同篇，……以为诸苦的根源是九步，……救苦的唯一法门是在打倒九重障碍;用现在术语来说，是打破国家的界限;铲除阶级的束缚，沟通种族的感情，抹杀男女的界限，消灭家庭的痛苦，消除生产的不均，取消地方的界限，人己同权，万物一体，……。这是一个大乌托邦，没有经济基础的乌托邦。」
(19) E.V.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p.xi: "The tremen-
dous pressure of modern imperialism coupled with modern capitalistic enterprise was,in China as elsewhere on earth, a menace to peace.‛
[近代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加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业，在中国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对和平构成的威胁。]
(20)康有为，《中国救国论》，《不忍》，册1 ，1913年2月，页56：「今吾国几陷乞丐之域……盖不待列强一矢加遗而可亡国灭种矣!于是忧之者，欲倡农工商矿之产业以救之」。
(21)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153-154：「民国四年(1915)，《新青年》的时候，刚在大战后的一年，民国十年(1921)《新青年》休刊的时候，又是凡尔赛会议的后三年，……人生观的论战，终结于民国十三年(1924)…五四启蒙运动，却在世界大战之中以至战争完结后的几年，………在这十年之中，资本势力已无法光顾东方市场，中国新兴资本势力也在那十年中兴旺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产分子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页93：「在大战中，突飞猛进的民族工业首推纺织工业……丝厂的数目量增加了，重工业中的钢铁生产也增加了，机械进口也增加了，新式银行也增加了，对外贸易的数量也增加了。」
(22)同上，页58：「19世纪的末叶，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大产业只出现于南方各通商口岸，只有一些轻工业，北方的市民仍旧舆封建势力同流合污。」
(23)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作如是观》，《新生命》，卷2，期3，1929年2月4日，页10：「故中国国家近代化之必然性，先出现于南方是当然的，因此，革命亦由南方开始进展。」
(24)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1：「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流转，为商人资本与土地兼并交相为用的经济状态，政治亦常往来于战闘集团合并分解之环中。随此种合并分解，士大夫身份起伏变幻而永持一圈的循环。内部向外的发展，自汉以来间亦有之，但其过程是间断的，狭小的，且不能冲决封建军阀的藩篱。故中国社会的变革，只有外部内向的侵入。」
(25) 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卷2，期2，页1：「败于英法而后吾人始对外而有列强之认知，对内而有国家之观念;败于日本，而后士大夫始相惕于瓜分之祸，相责于救国之大义。然而其始也，问吾国之何以危，列邻之何以强，莫不回船坚炮利……军械救国论之一器…… 一械之成，其需于矿工理化之学术者;一军之力也，有待于理财行政之组织……外复赖运输之功，……于是乃大倡学堂，派游学……名为教育救国论……其中固然有俊敏之士，入人之国，观其社会之所布列，习其贤豪长者之规划，……间架底株者何，政府法制是已，……名为政治救国论……其一主立宪，其二主革命」;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05：「当时之改行新教育而将旧的书院制、私塾制、考试制度，一笔勾销，……特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推证，而极力模仿其种种设施。所以教育改制数十年，形式方面力求欧化，实质则仍保持科举思想，封建思想于不敝。」;蒋梦麟，《西潮》，页4：「我们从研究炮弹面研究到机械发明，进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举方法和科学思想。」
(26)Comb Snygg, Individual Behavior, revised edition, 1959,
pp335--336 : ‚Leaders could seldom remain very long in position of leadership, if they did not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needs and desires of their group member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ever, that even a dictatorship exists because it supplies need satisfaction to its people,…… The goal of society is to meet the need of its members.‛[如果一个领袖没能满足自己人民基本的需求和欲望，就很难久安于位……不过，我们也要知道，一个独裁者能够掌权不倒，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社会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
(27)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新生命》，卷1 期9，页5： 「改朝易代的不变法则：1、在朝的士大夫腐败相仍，优秀有为者沈沦于下位;2、政治恶劣，赋税繁苛，农民群众感受痛苦;3、农民暴起，造成新军事集团;4、沉沦的优秀有为的士大夫依附于新军事集团，以推翻旧治者阶级。」;康声，《国民革命的对象并其主力军的检讨》，同上，卷1，号8，页2「但屡次为中国历史推动机的农民大暴动，似乎在满清中叶，这个推动机的机能竟然弩钝了，微弱了，已不是唯一的历史推动机了!洪杨之役，……他们的声势远在朱元璋占据安庆之上，……,义和团烽起山东，……都不能动弹历史，这个原因究竟何在?就是列强资本主义的闯关。」
(28)同上。
(29)《民报》，号8，页6：「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30)这里所谓的和平手段，有其特别指谓，包括罢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渗透等，不包括公共媒体和结社;如果将之包括在内，则谓之西式手段。
(31)《宣统政纪》，卷62 ，宣统3年9月癸酉(1911年10月30日)，页53：「又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折，……,党禁之祸，自古垂炯戒，不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
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为谠论。虽或逃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唯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投来归者，悉皆赦既往，……嗣后大清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系国家保护之权利，非依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顺天时报》，宣三年(1911)9月25日： 「上谕资政院：……所有此次党人，均着照照准其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对政治结社而言，这是一段划时代的文字。
(32)《星洲晨报》，1910年7月9日：「乃不谓外人之灭国新法， 日益进步，从前欲图土地之割让者，今则不过谋揽其经济实业之特权， 剁髓吸脂，使人国如病者之血枯膏竭，而彼遂可以溺其死命矣!今试观各国之对于中国，如路款之迫借，如矿权之要求，甚至装一巡舰而 各国犹且互争承造，公使为国家之代崁，亦出而为商人请求。」
(33)《中兴日报》，1908年11月2日：「日本工业杂志社着『列邦以中国为高工业之战场论』: 第一、列强注意于中国者莫如矿山，……; 第二、列强之注意于中国者为铁路权。盖铁路为商工性命所关，握得其国铁路权，则不但握其国商工权，握其国商工权则不伹握其财权、生死权，故列强张其如电之眼光，注视中国中部及南部，以展拓其势力范围。……故吾人不可不注意于中国之铁路。盖铁路为一国之急先锋，就各国所握之中国铁路权，则可测出各国之势力之消长。」;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07：「本国因为工商业发达，投资的机会逐渐减少，以至于所得利息几等于零，……不能不向走产业落后的地方去找投资的机会。譬如在英美等国，铁路的投资只能得到5%利润，若投来我们中国便可得到约20%利润。」
(34)《读书杂志》，卷1，第四、五期合订本，页36：「马克思又说，牠那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国城壁为牠所摧毁，极端排外的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得为牠所降伏。」;宋新繁，《辟于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讨论》，同上，页40：「帝国主义商品入侵以后，农村中的经济关系是转变过
来，成为商品经济支配自然经济，……总之, 外国的商品代替了一切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使农民不得不离开了这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乐乐园，来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供给。」;周谷城，《破坏农村的商业资本》， 同上，页29-30：「帝国主义商品输入增加 →中产以上的人家争用洋货→手工业者自己生活走入绝境→全国贫人被迫而为帝国主义的消费者。于是农村中，勉强可以生活的，生活程度提高了，都要为帝国主义者消纳剩余商品，生活困难的更困鸡，流为兵匪，为游民，于是农村中剩余人口一天一天的加多，为游民的或离村至他处觅食。」
(35)《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7日：「某筑某某路，法筑滇越路，近熏加工赶筑，嗟!嗟!路成而滇亡矣!列强之以商权筑路为灭国新法久矣!路权所及即兵、商两权所及之点，彼所谓势力范围者此也。」;同上，1908年1月25日：「浦信铁路，铜陵矿产之存亡，即吾皖之存亡……, 使吾皖而亡，则……田亩更主人翁矣!」;《杭宁铁路问题》，《浙江潮》，期2，癸卯年(1903)2月20日，页3：「盖20世纪之世界，铁路世界也，铁路所及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势力所及之地，即财富所尽之地。铁路及一县，即一繇之势力之财富落入外人之手，铁路及一府，即一府之势力之财富落于外人一之手。铁路及一省，即一省之势力之财富落于外人之手。」;阙名，《论政府宜速建筑桊豫铁道秦新铁道之理由》，《民国经世文编》，册4页1218：「自十年以来，列强以铁道政策亡中国，……路权所及之地，即国权所及之地，国权所及之地，即兵权所及之地，……其中消息间不容发，读各国殖民史，不禁凛凛!」
(36)《中兴日报》，1908年，1月23日：「维我国民日受外界风潮所震荡，所刺激，怵于路权丧失，土地坠亡……，集会结社……与政府立于敌对地位，……数月以来拒款怒涛，澎湃江浙，联合运动…。」;萨孟武，《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转变》，《新生命》，卷2，期5，页4,：「新产业的发生,……有打破中国封建组织和地域观念的作用。招商局的成立，京汉的建筑，都可缩小中国的地图，使南北人民发生邻保的感情，知道彼此在生活
上有互助依赖的关系;而工商业的发达，更可统一中国的语言、习惯、法制和货币。由是从前各据一地的人民，现在乃由帝国主义者经济力的鞭策，统一为一个民族了。」
(37)《星洲晨报》，1909年11月12日：「且勿谓区区南宁不足介也，南宁亡而广西亡，广西亡而中国亦亡。」;《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7日：「吾国民对于此危急问题，若隔岸观火而不急筹善策，……东三省亡，十八省势不可以独存，吾国民将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同上，1908年1月21日：「既夺西江，则两广之贵，即非我有，而黄河、扬子江及各省内河，亦将连类而及，瓜分惨祸即在目前，……与其东手待毙，国破家亡，性命身家同归于尽，种族灭绝，虽欲为他人之牛马奴隶而不可碍，何如及今未死，通力合作，联结团体或可以自存。」
(38)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页108。
(39)同上：「汉口百数十地缘、业缘组织，通过总商会，不但经常维持地方公益，更进一步筹款赈济他省灾荒，包销印花税票，承募国内公债，并对清末民初川汉、粤汉铁路、帝制等问题，无不参加，积极发表主张。其活动与影响，尤非仅限于武汉一隅而已。」
(40)《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11月22日：禁卫军步、马、炮、工、……等为通布事：「乃革军不能放纵，甘心破坏大局，以少数人之思想强万人之遵从，是直视我北省无一人矣!我北省之人，何无心肝，何无思想，一至于此极耶!
议和之际，无北省之代表，即共和之后亦不能享受同等之权利,……是中国先亡于南省之人矣!我北省诸同胞先为南人之虏奴，后为外人之牛马，……愿我北省同胞荷戈直往……耀我北省之光…北省各界诸君为组织为北军之后援!」;《黄远生遗着》，卷2，页83：「南北分裂之说，自革命最烈时已有之，近数月复炽。外人中多梦以为正式国会开会时即中国南北分裂之端绪。至宋案发生后，则不特外人言之极烈，即本国人亦多自言之者。此间某外国
使馆之常驻重要武官某某，即力持此见解。余问其有何理由，渠谓南有孙、黄之势力，北有袁派之势力，一国之中，不容有两种绝对不同之势力并存，故必分为二国。余问所谓南北何为界，渠谓以扬子江河流劏之。」
(41)本文以为，历史力学的主旨在于揭示历史上政治势力斗争之成败，最后可以归结为力—硬力或武力、软力或文力--之综合较量的结果。
当时革命派的著名战略理论家(有别于思想理论家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巩黄(秦力山笔名)，《说革命》(《中兴日报》编者按：该文为早期谈革命策略谋略之鸿篇伟论，共24章，上半12章公开发表，下半12章仅存四章残篇断简)是其代表作，值得摘要引述，例如：「夫宗旨不可变者也，而手段则断不可不变，且变之唯恐其不速。吾辄不解历史上之成大功者，共主动辄不过少数人，而吾人之足以主动者，亦并非无人，而卒不能得其一当，是何也?则以吾人革命家其少数之可以实行者，均醉心于直接，而其他无数方面之当以间接从事者，皆不层为焉。其遇败也，辄自解曰，非其时机。
殊不知自来得最妙之时机者，昔以间接为之旁敲侧击，一俟其既熟，然后直接以乘之，吾人平日不先有所运动以备之，辄于一时间当以螳臂，一绖丧乱，则又付之无可奈何。……吾敢断言之曰，俄国之民党，今日尚未有成功之希望，而唯日日为之造时楼。(以言语文字之力解散民心，或自财政上与军事上及设共他种种之方法以困政府)彼盖知其全力街不足以当政府，惟不时剥削之而已……。
抑巩黄尤有譬焉者，甲乙两乡人鬬，甲恒以弱而胜强，其法俗谓之借力打力。吾曾研究其术，大率乙直击者，则甲横曳之，甲横击者，则乙直冲之，抑或以法而引之使来，令承其敝，其中巧妙，不可言状，然可薇以二日日：击其弱而避其强，劳其强而使之弱。军事之中，其术尤多，不待言也;而吾人之尤要者，则先在于平和时，为造风潮以牵掣之，使彼疲于奔命，然后再试以一击，则庶几稍有希望矣。
夫以乡人鬬狠，其用法尚须若此，而吾人负救国之责任者，自处弱之地位，而唯知贸贸然加以一棒，则虽欲不为其践踏，安可得耶?........吾辈安得不自悔前此之卤莽，而急宜与爱国者共研究，而时时取中于此鬬术也。………。
巩黄曰，万钧之压力，甚至数十人不能移转，使有言几何学者求得其中心点，则以至微之力起焉。有蜀人某副将者，深染官场习气，而杂以奴隶精神，似已为不可开化，余与之素昧平生，初见时不过数语动之，彼即抚剑疾视，誓歼贼满，继而约吾曰：「他日君等义旗之下，必容吾为马前卒。」余虽未敢信彼，然其人之心已大动矣。
(所引之文，原载于《中兴日报》(星加坡华人出版)，1909年8月6日、10、12日、16日、20日、9月3日、21日、22日)
(42) 《中舆日报》，1908年2月20日：「章炳麟……苏杭甬铁路一案，照兄弟看，须是用实力的，……学生与股东合仿的事，就.是回去运动罢市，……杭州也罢市，苏州也罢市，其余江、浙之间，许多商埠各各罢市，省会大城几天闭市，自然扰乱起来。…….所以「罢市的事,.可以放胆去行。罢市既巳做成，那抗税才有些眉目。…….抗税的权不商人，罢市的权却在商人; 抗税要全省一致，……一则不可使罢市的权归绅士揽去，大凡做绅士的人，最长远的是避害，最善的是讨好，……罢上几天,绅士又去讨好政府，挨户劝开，这都是绅士的长技。…….现在只与政府斗氯，偏是要他扰乱，…….所以扰乱是不可以避免的，也正是要他扰乱，方得独立，独立以后，方可以保全铁路。……。」
(43)同注释(42)：「然以学生之力量，则虽有千百满政府，已不足以当之。」
(44)《科学补习所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者，乃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所发起组织之革命机关也。先是曹埃布尔、吕大森、
胡瑛、张难先等，俱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张难先、胡瑛辽投工兵营，充兵士。」
(45)南方也有，但不及北方热烈，江浙两省除外。
(4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65;《民报》，期23，1908年8月10日。页1。
(47)《中兴日报》，1907年12月4日：「窃闻美国国民前因中国抵制华工之禁，相约不用美货，反以此重视中邦，谓将来必臻强盛。」
(4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下，页562。
(4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181：「武昌举义，全国响应，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粱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民国经世文编》，册1 ，页48：「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一地而论，巳逾百家。」。(详情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0)《国会丛报》，期1 ，1913年6月：「近来杂志、丛刊、日报，日新月异，若政洽界，若司法界，若数育界，若实菜界，若实业界，推之释门，均有杂志丛刊之发行，……本报常以国会为范围，补各种所不及。」
(5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19：「20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西学而骇变法矣。十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而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
(52)同上，页217：「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但就他在中国政治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说，却是在《清议报》、壬寅(1902)、
癸卯(1903)间的《新民丛报》时代，这时代的梁启超，可算是言论界的骄子;报馆虽在日本，影响及于中国中国的知识阶级，却非常大。…… 其次，梁启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当时一般言论家所能及的，所谓「笔端恒带情感」，最易激动读者的心弦，……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外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 另见蒋梦麟，《西潮》，页36。
(53)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期67，1928年10月11日，页2-3：「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潍新派被视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党人最最著名之机关报曰《苏报》，曰《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1903年)，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之创办巳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己(1905年)，上距《清议报》之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尽明目张胆以言论学术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1895年)至乙己(1905年)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责任者，实唯康粱。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靡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也。」
(54)《中兴日报》，1909年9月3日：「报纸发行以来，舆论大振，民气日昌，凡遇政府误国殃民之事，无不竭力以争，……然而报纸之设，……最不利者惟官吏之一阶级。……其为立宪之武器以与官吏决斗者，则在则在报纸。报纸之势力强，则官吏不得不就范围，以趋于真正立宪之一途。」
(5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171：「查禁悖逆各书云：准军处函开，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民丛报》、《新小说》……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务希密饬各属,……严行查禁。但使使内地无销售之路，士林无购阅之人,……务各束身自爱，不得购阅，致干咎戾。」
(56)参见上面注释(40)。
(57)这四大政治势力，是就清末民初各政治势力的主要性质而划分(第五章第一节)。民初，政治形势曾发生剧烈的变动，满洲集团被革了命，走进历史;幼小稚弱的草命派一度因缘际会而掌握政柄，部分立宪派的成员进入政治阶层，和部分北洋官僚武人下降至被统治阶层。
但一般而言，民初除满洲集团被革了命之外，其余的三大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北洋官僚武人集团大体上仍然维持原先的主要特点：早熟幼嫩的革命派迅速丧失政权成为民间势力，实力派的北洋官僚武人集团从满人取得政权，而立宪派稍后也异化而变成舆北洋武人官僚集团对立的民间势力。而且，这三大势力的成员间相互渗透者始终只是它们的边缘部分，或三大政治板块的漂浮部分，至于其核心部分则仍维持原状。
(58)郭廷以编着，《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册下，页1737：「1910年10月25日，柬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圣、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骤、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电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1911)开设国会。」
以这样强大的阵容为立宪派助势，清廷焉有不让步之理。
(59) 立宪派旨在寻求符合其阶级利益的和平改革或改良，无论客观形势变化，只要有他们的活动空间，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必要时也可作出妥协，加入革命党，依附政治势力，托庇其下，保全自己身家性命。
(60)顾敦柔，《中国议会史》，页28-29：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即「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则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语，通电各省，……。」从而启动了先后四次国会请愿活动。
(6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85-286：「辛亥(1911)3月，载澧果然履行前年10月所许颁布新内阁管制，设立新内阁，……最令立宪派失望的就是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占4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蒙古族1个，因此当时人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就是皇族集权的大暴露。从此大家都明了载澧怀着什么心理来立宪了。辛亥年(1911)6月，立宪党人又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清都察院代奏……, 奉旨斥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于是热心国会内合的立宪党人大失所望了。」;同上，页257：「自变法之议起，各地排满革命之风大盛，北京宦海中的饭碗候补者间，满汉倾轧尤为激烈……。原来自刚毅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12字的口号以来，……排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裹，万不可拔了;及立宪之说已起，满人处处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此期内，满汉大员暗斗的故事，如荣庆之与张百熙，………最显着的莫若铁良之与袁世凯。」;另见《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9月10日：「近闻有某王贝勒等，以革党如此愤激，而民多从之，是则全由人民于宪政之失望所致也。」;《民报》，《天讨》，页133：「近来满人的宗旨，都注意中央集权，所以改革中央管制，设一个陆军部想夺各省兵权，设一个度支部想夺备省财权，又设一个邮传部想握全国的的交通机关，另外又设一个农工商部想骗商人的钱，又想握各省的实业权。你看弥洲对中国凡督抚的实权，都要削尽，……况且袁世凯的约兵权，现在一律剥削尽，分与旗人凤山。端方在南方又预备挑选旗兵，就是日本留学生学陆军、学警察的，大半也是满人……立宪以来，汉人的权利，格外减少，汉人的义务格外加多,……」。
(62)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81： 「此时国内各省的立宪派，得了法定的集会机，就是各省的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比前更加活跃。」
(63)同上，页298：「于是奏劾盛宣怀的奏折如雪片飞来，……旅美粤侨也开会集议，势尤愤激，说：『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当执定成案，有抢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于反抗的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侨商对政府亦用『格杀勿论』四字，可谓针锋相对。」
(64)《宣统政纪》，卷59，宣统3年7月辛巳(16日)，页1：「谕内阁：……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
(6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81：「自此风潮发生以来，与国民党素无关系的商民，也不知不觉趋向革命党方面来了。」
(66)《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8月23日：「革党之为朝廷大患也，……政府王公大臣，每闻言者，为之色变。」
(67)《民报》，号1,1905年10月20日：「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层社会以上之人视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9月21日：「今中国输入东西洋文明，已甚非浅鲜，故个人之政治思想于数年间日见其增进，即如革命之说，朝廷上下亦习闻之，而不以为怪。」
(68) 熊秉坤，《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序言，「辛亥武昌起义，说者谓湖北新军，其实亦只能谓湖北新军工程营炮队二十九、三十标之一部，就如二十九、三十两标而论，亦只能称部分中之一部也。他如炮队，虽说全体，若无工程营首先发难，舆夫援助进城，亦绝对不能单独作战，。……。」
(69)《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8月27日：「瑞革督日前电陈鄂乱情形谓：『此次乱党所拥戴之领袖黎元洪者，为前张文襄督鄂时经营十数年。费帑数百万，不了今日皆为匪用。……』
但是张之洞已于1909年去世，若地下有知，也当不胜唏嘘!
(70) 同上，9月26日：「江苏宣布独立，组织都督政府，原为保全全省人民之生命财产起见。」
(71)李剑农，《中圆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307：「各省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党的行动，
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制』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可见国人对于满清政府的感情了。」
(72)李廉方，「各省光复」，《辛亥武昌首义记》，「各省先后起义，大抵皆发动于咨议局与新军，而领导新军者多有高级官长。此其原因，则以武昌首义，推举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而咨证局首先通电各省，促其响应，正义所昭，故羣起振奋，争先恐后;然湖北所以构成如此事实，又由武汉革命党人十年来抱定唯一方略，不倚赖会党而侧重新军下层运动，不轻动，不许不择手段而动，发难后则拥戴地方有资望者为临时领袖，俾足以消除反侧而号召全国。革命者不争政权，因此闻风兴起者如响斯应，此可为深长思者也。」
(73)《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10月12日：「萨镇冰责清政府不将革命军早日消灭， 致任其漫延各省，……而袁(世凯)代萨后不与民军激战，反与黎元洪讲和，致民军从容巩固其攻守的地位，致招全国响应，而不可收拾矣!」
(74)李剑农，《中圆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341-342：「袁世凯在此困难的时候，要运用他最后的法宝了，即北洋军阀武力的威吓，……到27日(元年元月)……就是要段祺瑞等大小将校40余人，联名向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革王公发出一长电，主张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清廷至此遂无可恃之兵，众叛亲离，唯有交出政权一途了。
(75)陶希圣，《国民党的革命方略》，《新生命》，卷1 ，号8，1928年，页7：「总理说： ....俄之反革命派，如官僚知识阶级，当革命发难时，均相率逃诸外国，故俄党革命能成功。而中国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而革命党人流离转徙几至消灭。」;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27：孙中山说：「武昌起义，举国响应，民国以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
何啻数十倍? 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革命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
(76)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稿》，《中国现代史丛刊》，册4，页296;319-324.
(77)《不忍》，册1 ，1913年2月，页5：「问总统选举之法，必由国会多数决之。则今兹选举，国民党已占多数，南中虞北方以军队胁国会也，纷纷议移于上海矣,……北中将校，皆前清之将帅高官也。昔者大总统之获公举也，以抚有北方八镇之兵，而南方无人能与之敌故耳。今诸镇岂轻易俯首以听总统之易人哉? 将听圈会及各省以多数决也。」
(78) 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民国经世文编》，册下，页1108：「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 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驰.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来未有斯极!耗矣哀哉!....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 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登极而呼曰：臬我国魂兮，盍归乎来!则吾教化、纪纲、道揆、法守、礼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
这段文字含蕴许多意义，非常契合本文之主旨「辛亥革命、己未革命，革了谁的命?」，更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内开明知识分子的迷惘、燥急，和厌新恋旧的矛盾心理状态。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为当时开明儒生的领袖，但到了民初，他竟对当时社会的变革抱持这种极度悲观的态度，遑论其余!真是叶公好龙最好的例子!
(79)《中国日报》，1913年8月17日：「张握武不经法庭审判，遽凭一电文，遂以军法枪杀。自拿至杀不出数点钟，可谓速矣!立宪国精神第一次之震动……。张振武为同盟会员，革党势力，黎(元洪)假袁手除之。」
(80)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8：「辛亥革命留下两种教训：一、辛亥革命没有坚实的民主要素，所以在实践中失去了主导的作用;二、思想运动不能够舆民众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利用思想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前驱及其后卫。」
(81)《中央陆军官校史稿》，编1，章1，页1：「革命失败之原因何在乎?一言以蔽之曰：『缺乏革命武力』总理在本校开学训辞中复昭示吾人云：『这个原因简单的说，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把持，民国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开学训词中云：『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甚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无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革命的事业便可以成功o」
参考资料
一、文献档案
《大清宣统政纪实录》，两册，华联出版社影印，台北，1964年。
《政府公报》，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微缩胶片，19卷，北京，1912年5月印行。
《临时公报》，袁世凯刊行(清帝退位后发行之公报)，微缩胶片，1卷，北京，1912年2月18日、4月26日，唐绍仪内阁成立，此报停刊。
《临时政府公报》，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微缩胶片，1卷，南京，1912年1月创刊。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此报也随之停刊(1912年4月5日)。
二、丛书：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五册，中国劳工福利社初版，1949年初版。
呉湘湘，《中国现代史从刊》，6册，分别于1960年至1965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初版、文星书店出版。
神州国光社，《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集》，三辑，上海，1932年5版。
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四册，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1辑，文星书店，台北，1962年。
三、报刊杂志
《大中华》,梁任公主撰，1915年5月发刊于上海，每月25日出扳。现存第1卷11期(1915年2月20日至12月20日)，及第2卷12期(1916年1月20日至10月20日)，藏于中山文化教育馆。
《巴黎新世纪》，吴敬恒、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诸入主撰，1907年6月22日创刊于法国巴黎，1910年5月21日停刊。每周一期，共出112号。1947年5月上海世界出版协社重印。是报为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元祖，鼓吹无家庭，无宗教之学说。
《太平洋》，1917年3月1日发刊于上海，每月一册，商务印书馆藏发行。该杂志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藏于中山文化教育馆。
《中国日报》，原名《帝国日报》，发行于北京。现有宣统3年12月18日(1912年2月6日)至民国2年2月28日。为缩影胶片，共六卷，制于日本东京东洋文库。
《中兴日报》，.1907年孙中山偕同胡汉民至星加坡创办是报，以胡汉民、田桐、居正等为主笔。缩雕胶片，6卷(自1907年8月20日至1909年12月18日)，制于星加坡南洋大学。
《不忍》，康南海主撰，现存8册(自1913年2月至11月)。1913年2月出版于上海，旨在宣扬孔教为国教。
《民报》，为革命派在日本之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至1910年2月1日，共26期，出版于日本束京。至24期，一度停刊，1909年汪季新由南洋群岛至日本，复于1910年1月1日，秘密刊行第25、26两期。表面上称在法国巴黎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
《民权素》，蒋箸超主编，现存6-9集。(1915年8月15日)，10-13集(1915年12月15日);14-17集(1916年4月15日)，三个合订本。
《民国报》，1912年10月1日，发行于上海，为旬刊。现存4号(第1至第4号，1911年10月1日至1912年1月11日)。
《昌言报》，光绪24年(1898)7月1日，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延粱鼎芬为主笔，戊戌事起，康梁走海外，是报遂停。现存10册(第1-10册，自光绪24年(1898)7月1日至10年10月6日)。 ，
《建设》，1919年8月发刊于上海，为国民党之机关报。每月1册，现存两卷：第一卷(共6号，1919年8月至1920年1月);第2卷(共6号，自1920年2月至8月)
《神州女报》，神州女界协济社出版于上海，现存七期(第2期至第8朋，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
《东方杂志》，光绪30年(1904)出版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编，初为月刊，17年后改为半月刊。至1949年停刊。
《顺天时报》，光绪27年(1901年)2月发行于北京，原为国人创办，但未久即由日人中岛真雄主持。受日本财团及外务省支持，为日本在华之半官方机关报。至30年3月26日停刊，共计发行97284号。
《星洲晨报》，周之真、谢心准主持，1909年12月发行于新加坡，为革命派报纸。
《浙江潮》，1903年由方震、申江东发行于日本东京，为革命派报纸。每月20日出版。现存五版(第1至第5期，自光绪29年(1903)1月20日至5月20日)。 . 心 . ，
《时务报》，黄遵宪于光绪22年(1896)7月创办于上海，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光绪24年(1898)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报务。是报为旬刊，现存11册(第13册至23册，自光绪22年11月1日至光绪23年3月11日)。
《国风报》，宣统2年(1910)1月，何国桢发行于上海，梁启超坐镇日本遥控指挥。共出53期，至宣统3年(1911)复停刊。现存第1年21号(宣统二年(1910)3月21日至是年12月21日)。
《国会丛报》，创刊于1913年6月，现存第一期。
《庸言》，梁任公主撰，1912年12月发刊于天津，意在利用袁世凯。现存第1卷12号(自1913元年12月1日至1913年5月16日》及第2卷12号(自1913年6月1日至1913年11月16日)
《教育公报》，教育部出版之官方刊物，每月一册。现存第1年12期(自1914年6月28日至民国1915年5月20日);第2年6纫(自1915年5月至10月);第4年3期(自1917年7月20日至9月30日)。
《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于日本横滨，为旬刊。名义上由冯镜如充发行人兼编辑，实则由梁启超主持。共出100册.，至1901年12月21日停刊。现存16册。
《新民丛报》，光绪28年(1902)正月初一 ，梁启超创刊于日本横滨。半月刊，每逢1日舆15日发行，至1907年7月停刊，共出96期。该杂志为保皇党的机关报。现存第2年12号(第38至48号，自光绪29年(1903)8月14日至光绪29年
12月29日)，第3年8号(第17号至第24号，自光绪31年(1905)2月15日至12月15日)。
《学衡》，刘伯明、吴宓、胡先啸等留美举生创辫，1922年1月发刊于上海，旨在昌明国学，融化新知，不赞成文学革命。现存74期(自1022年1月至1931年3月)。
. .
四、著作
中文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学生书局影印，台北，日期缺。
王树栴，《陶庐文集》，《陶庐丛刻》十六，善木，乙卵(1915)冬月。
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又名《中国新教育背景》)，两册，中华书局，上海。
李守孔，《论清季之立宪运动》，幼狮学报抽印本，卷2，期2，1960年。
李剑农，《中园近百年政治史》，两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 .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学生书局，台北，1966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两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初版。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上海，1937年初版，1938年再版。
沙为楷，《中国买办制度》，万有文库第一千种，王云五主编。商务印审馆，上海，1930年初版。
陈其鹿，《英国对华商业》，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商务印书馆，上海，1930年初版。
陈菇玄，《增订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台北，1933年初版.1947年增订。
陈启天，《最近卅年中国教育史》，吴湘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五辑.文星书店，台北，1962年初版。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五册。《文星集刊九十》，文显书店，台北，1965年初版。
黄福銮，《华侨舆中国革命》，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54年初版，1955年再版。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1932年初版，1954年台初版。
------，《中国社会舆中国革命》，全民出版社，台北，1955年初版。
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64年台一版。
蒋梦麟，《西潮》，中华日报社，台北，1959年初版，1961年4版。
谢彬，《民国政党史》，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1辑，文星书店，台北，1962年。
罗香林，《香港舆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学社，台北，1961年初贩。
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苏州木卖心正堂发行，1933年初版，1962年台初版。
萧一山，《清代通史》，五册，商务印书馆，台北，1962年修订本。
英文著作
Cameron, M.E., The Reform Movement, 1898-1912, New York, 1969.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Atheneum, New York, 1967.
第六章
革了素王的命：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 李大钊对己未革命的启蒙作用
节次
引言
一、 李大钊——一位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李大钊与三家争鸣
三、三家关系的两组参考系
四、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五、标志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三根纲维
六、三家的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学的改造
结论
注释
参考资料
正文
序言
在上面的第2至第5章中，已经根据当时扎实的第一手史料---文献档案、报刊杂志，不是根据空泛玄奥的理论，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从1905年到1916年左右的10多年里，朝野上下为了救亡图存，放下「中华天朝上国」的身段，虚心向东西洋先进国家取经，进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革，从国体、政体、典章制度，到日常生活、风俗习惯，……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根本变革。
可是，到了1916至1921的五六年间，造成苦难的内忧外患，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恶化，结果是越变越糟，越变越危，越变越乱;病，是越治越重，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这时的内忧之源，满洲的皇帝，已经被革掉了，走进了历史，但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小皇帝，割据一方、称王称霸，革命运动屡遭失败，孙中山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更是如丧家之犬，纷纷逃亡国外，几乎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时的外患不再是不可一世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是近邻的日本军国主义;它不只是同西方帝国主义一样，谋取经济商业利益，不仅同沙俄帝国主义一样，谋求侵夺土地，还进而要征服中国、奴役中国，消灭中国，吞并中国。先是提出二十一条件，然后是善后大借款、然后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制造了使中国感到无比羞辱的山东问题，于是民怨沸腾，喷薄爆发，是为「五四运动」。
于是一些忧时伤怀、志在匡时济世的有识之士，陈独秀等，李大钊等，不得不对这些年来的内外形势，进行反思，再次提出了从自强运动时代、维新时代、立宪时代、辛亥革命时代以来一直萦绕仁人志士心中的老问题：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路，究竟在何方?
己未文化革命的旗手之一的陈独秀，走在时代的前端，早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就开始对中国时局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为事实证明政治革命没有多大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于是1915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推动文化思想革命。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的雄文，揭开了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序幕。其中提出六点要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而以第六点切近本文题旨，值得全文引录如下：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苗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 ‚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1)
文中所谓的人权就是民主，所以揭示了标志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两个口号：民主、科学。接着陈独秀又响应该年胡适之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而着《文学革命论》一文为之声援，并将「改良」改为「革命」，理由是：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2)
于是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有鉴于此， 这些年来台港海外的史学界和西方的中国学术界，当研究这段历史时，一般都将重点放在己未革命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两个旗手陈独秀、胡适之上面，甚或鲁迅上面，来审视时人如何寻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另一个旗手李大钊却被刻意忽略了或被贬低了。(3)本文认为，应当对李大钊在己未文化革命中所起的同样重要的启蒙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适当评价，否则就会使己未文化革命的历史严重失真，就会对此后中国的历史沿着李大钊的思路发展，对他的思想成为此后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感到困惑不解。有鉴于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李大钊这位旗手对己未文化革命的启蒙上面，以及放在受其启蒙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身上。
本文为何对李大钊这位己未文化革命的旗手如此情有独钟?除了方才指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
他是一个具有中国风格、充满东方人情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他虽然不是第一个从前门送走孔孟的人，却是第一个颂扬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从后门迎来马列主义的人;
他是第一个认真试图将引进了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学者;
他不但严厉攻击孔丘主义，还是第一个用扎实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学理上革了素王之命的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他是第一个主张为了要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必须进行根本的、脱胎换骨式的大变革的革命家;
他是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要为中国的革命、变革寻求历史规律的革命历史学家;
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最早的播种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是年轻的毛泽东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领路人;
他是第一个用鲜血印证中国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奉献宝贵生命的中共领导人。
这都是他在己未的文化革命中作出的具有标志性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贡献;有这么多的第一，有这么多的独特性，特别是他对毛泽东的独特影响，所以就选择了他作为本文论证的重点。
下面将分别扼要论证他的这些标志性的贡献。在回到正题之前，需要特别强调：在94年前的己未文化革命中，打倒孔家店，(4)革素王的命，是时代的要求，李大钊因缘际会，做了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对孔子进行审判，猛烈抨击，历数孔子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罪状。这原本是革了帝王之命后的应有之义。
但无疑地，己未文化革命，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对待文化思想的遗产方面，未免过于情绪化，失之偏激(5)，以致使构成中国文明主体的孔丘主义中的一些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规范性的基本价值、理想、原则和范畴，隐而不彰。其结果是，中国文明的统绪中断，造成中国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大断层，加剧了本已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这在世界几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独特的(6)。94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经度过了救亡图存、风雨飘摇的危机时代，已经从一个饱受压迫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小国一跃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国强国，而且现在更是一个嫦娥登月、玉兔游宫(广汉宫)的科技大国强国。救亡图存的迫切民族危机感应该不再是文化思想运动的动力。因此，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比较清醒冷静地反思94年前的一段批孔倒孔的历史公案，在当前新的客观形势之下，实事求是，客观地重新看待孔丘主义 (7)与马克思主义两家的关系，以及反思孔子、李大钊和己未革命之间的关系，甚至重新审视看待马、孔、杜(8)三家的互动关系，以备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强国的阶段，使孔丘主义成为积极的文化和思想资源(9)。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94年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在己未革命的左翼启蒙思想家中，以李大钊――一个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使之中国化的学
者和革命家，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孔丘主义的态度比较冷静客观，比较理性，比较深刻，(10)因此有很多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时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一、李大钊——一位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这个己未革命的独特旗手，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性格和充满矛盾的思想;是他置身的大时代，哺育他的古老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侧影。
虽然他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但他对孔丘主义并不主张全盘否定，彻底决裂 (11)，而是主张在批判中有所继承。
虽然他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2) 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13)，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但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渗透了不少标志孔丘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些特征和元素。具体地说，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了或改造了孔丘主义，虽然是无意识的;换言之，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门，为己未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同孔丘主义进一步结合，特别是在统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结合也即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今天看来，这是李大钊对己未革命新思潮启蒙的重大独特贡献。
虽然他富于中国古代燕赵之士的豪情 (14)和诗人的浪漫激情 (15)但也有中国古代江南士人冷静清醒的理智，富于哲思冥想 (16)，性好探索思考一些宇宙、人生、世界、历史之类的根本性大问题。
虽然他热衷于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但他无时无刻不在从事革命理论的探索。
虽然他是位秀才 (17)，中国旧学颇有根底，但又留学日本，专攻政治经济学，广泛涉猎近代欧洲各种思想流派;特别是18、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18)，晚期由博返约，综合于马克思主义。
虽然他鼓倡并亲身投入暴力革命运动，但极富于人情味，朋友们赞他是「大家的朋友」，学生视他如兄长，(19)甚至同政敌和思想对立者如胡适都一直保持友好的朋友关系 (20)，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友爱人伦精神。(21)
虽然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但是他的学识见解与其说是来自书本不如说是来自他的社会实践更为恰当 (22)。因此，他较一些脱离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更知道什么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什么符合中国的国情，什么比较可行。
李大钊的这种激进中带有温和、创造中带有保守、中学中兼含西学、浪漫中带有深沉、粗略中带有睿智的辩证性格和学养，大大减少了他的言行的情绪化、盲动性和浅薄性，增加了他的言论思想的客观性、深刻性和预见性。这是他在性格上和思想上不同于早期中国共产运动者特别是它的另一个创始人陈独秀的主要地方;也是当时他独具慧眼(23)，能够敏锐地看到苏联大革命同中国的相关性，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找到了中国救亡图存、中国文明起死回生之钥的主要原因。
但是，就本文的题旨而言，再次强调，之所以对李大钊情有独钟，除了上述的各种原因之外，最最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所有己未革命的健将中，李大钊特别对历史发生强烈兴趣，不但广泛涉猎中外历史，还在寻找历史规律，写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专论。这正是承诺作为寿礼献上的主题文章--毛泽东是位革命的历史学家—的题旨。(24)
二、李大钊与三家争鸣
无疑地，己未革命时期(1916至 1921年) 是中国文化思想上另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且不论在规模和内容上，都非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可比。但是，虽然这时各种主义学说，杂然纷陈，实际上却是孔丘主义、杜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家争芳斗妍的形势;当时三家并非和平共处，而是进行极其复杂而尖锐的三角斗争。己未革命初期(从 1916年《新青年》创刊到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杜威主义趁着推翻帝制的势头，进一步攻击孔丘主义的文学堡垒，即习称的文学革命;己未革命中期(1918至1919年胡适与《新青年》分裂、马克思主义与杜威主义联手攻击孔丘主义的最后阵地——道德堡垒，即习称的道德革命;己未革命末期(1919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转而与杜威主义直接对抗，战场是社会和政治领域，即习称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己未革命后期斗争的主线是，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由孔丘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杜威主义充当了一个中介角色(25);它把当时人们打倒了素王，从孔丘主义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再被迫让位给社会主义;也就是本章标题所说的，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李大钊在当时思想界的送迎过程的中、后期特别是后期中 ，在思想理论上起了关键的启蒙和推动作用，他所起的这种作用，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先驱作用，这正是本文的主旨。
三、三家关系的两组参考系
如上所述，虽然三家的三角斗争极其复杂而尖锐，但不是不可以化约的。为了便于分析说明起见，现根据三家的基本属性设定两组参考系如下：一是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二是理性与德性。一般人常误认为，杜威主义只重视个性或个人价值和理性，孔丘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只重视集体价值和德性。事实上，三家的思想体系中均含有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们在三家的思想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内在的有机关系相异而已。
例如;在第一组参考系中，杜威主义者相信个人价值是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价值寓于其中;反之，孔丘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则相信集体价值是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性或个人价值寓于其中。
又例如，在第二组参考系中，杜威主义者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而德性附属于理性;反之，马克思主义者和孔丘主义者则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属于德性。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的，当然是重视理性的，这是同杜威主义相近之处，但马克思主义更重视正义，所以又有同孔丘主义相近之处。
纯从上述两组参考系的价值方面来看，三家互有异同，本来未尝不可以像唐代时儒、释、道三家和平共处一样，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互容互补。
但是，在五四时期，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也即恶劣的政治生态，将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势同水火，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彼此之间毫无通融余地，结果，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了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的「全盘否定」的态度。
基于斗争策略的权宜考虑，或由于斗争时的激情反应，或由于要从苦难深重现实中解放出来的宗教性的渴望，都会产生这种矫枉过正的全盘否定的文化心理现象(26)。所以，它的产生其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它要否定什么东西，以及要否定到什么程度，因为不论否定得多么彻底，都不会是完全的(27)。因此 ，我们在这里把全盘否定基本上了解为对范畴的否定，而非对范畴内一切构成元素的否定。例如，把孔丘主义的某一范畴否定了，代之以杜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这应该无碍于两个范畴内的某些构成部分在改造过程中，在新的架构内进行整合，取长补短，互容互补。
例如，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胡适之，当时对孔丘主义的传统基本上是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的，但这无碍于他尝试在孔丘主义的大传统中寻找合于杜威主义范畴的东西。胡适说，朱熹所讲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和清代考证学的精神，合于近代理性的科学精神。后来胡适致力于整理国故，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合于杜威主义范畴的东西尽量吸收进去，这证明他所要全盘否定的东西，只是孔丘主义传统中的范畴，绝非把这些范畴内的一切内容都一网打尽。此外，超范畴的东西，如构成文明的前提和它的终极理想，也即上面所述的两组参考系，也是无法否定得掉的。
基于这一了解，纵然为了救亡图存，或为了急于求成、迅致富强，不论主观上要多么彻底全盘否定以往的文化传统，客观上都无法而且也不应该否定标志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基本性格的一些具有规范性的基本价值以及世代传承的终极理想。如果刻意要否定自己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则其结果恐难免发生如德国的哲学家赫尔曼 •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预言的，中国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将会走向崩溃：
若把文化当作建筑物的话，这基础就是基石，各民族都有作为形成其文化的特定基础，我们应当追求到这个基础为止。因此，东洋为了它的文化就不能去追求另外的基础。只要中国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基础就会一直作为中国的心而保留下来吧。如果中国抛弃了这个基础，就将停滞不前，永远地失去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改革应当在中国自己所具有的世界文明的精神上进行，不能按西洋文明的格式去做。如果想从基础起全盘西化的话，中国一定会走向崩溃。(28)
他的这段话特别切合本文的题旨，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并引以为戒。
四、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毋庸置疑，三家争鸣的基调是由上述两组参考系衍生的民主与科学，(29)也即习称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马、杜两家 「打倒孔家店」的锐利武器。不仅马家鼓唱，杜家也鼓唱，甚至连一些开明的孔家信徒也跟着唱和。但是，到了五四末期，马、杜两家分道扬镳，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变奏(30);以胡适为代表的杜家，高唱自由与人道，另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家则高唱正义与平等。在攻击孔家店时，自由与人道的变奏曾经成为时代的强音，但随着国难日深，国人的注意力渐从文学、道德的领域转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时，正义与平等的变奏遂后来居上，成为时代的强音。
李大钊首先发出标志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正义与平等的时代强音，于此足见他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此，称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和近代中国的文化巨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标志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三根纲维
把三家的参考系和己未革命时代的基调和变奏说明了之后，它们在此时期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和此消彼长的文化思想原因，就比较容易分析，比较容易了解了。为了配合上述参考系、基调和变奏的概念，以便更好地说明李大钊对孔丘主义的改造过程，这里再引入标志中国帝王之学的政统赖以存立的道统的三根纲维的概念(或简称三统)。
所谓「三统」，不是指董仲舒所说的「夏人、商地、周天」的三统，而是指构成道统的孔丘主义思想体系的三根纲维「道统、心统、史统」的三统。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 道统是指《礼运大同篇》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所说的道，也即利「公」的大同世界观，不是宋儒道学家所讲的道。(31)心统源自《大学》和《中庸》的内外范畴的唯心辩证思维模式，也即朱熹及其后儒者所谓的「心法」(32), 故称之为「心统」。史统源自《春秋》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的道德史观。
由大同世界观、中庸主义的唯心辩证思维和褒贬的道德史观构成的三统，像三根金线一样，不仅贯穿孔丘主义，也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历数千年而不断。及至近代，在相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的西方反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仍然不绝如缕，发挥了导向性和制约性的作用：它们构成了中国文明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征，相当于中国文明文化的体质，成为内在本能性的反应机制。它们最后决定了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喜恶偏好，最终制约了中国社会在面对引进的各种欧俄思想流派时选择的可能性;与其体质相合者则纳之，不合者则拒之(33)， 或将之压抑为中国文化的支流或伏流。同时，这三根纲维本身也经历根本的改造过程。中国文明能否起死回生，最后取决于能否成功地改造而非切断这三根纲维：即一方面，保持其基本特征，批判其主观唯心的部分，另方面，赋予近代民主、科学、正义、平等的客观唯物内容。己未革命时期的李大钊，正是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开创性贡献。下面通过三家在己未革命时期的斗争，分别论述李大钊对孔丘主义的三统改造的过程。
六、三家的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学的改造
(一)世界观——道统
李大钊对道统的改造，分别在下面几个层次上进行：
首先是于1919年 5月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宣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公的世界观。孔丘主义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由主义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私」。现在李正式回应孔丘主义，也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涉及到两个大问题：即方向和终极价值。关于方向问题，这不仅涉及孔丘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学派的前途，更攸关中国文明、中国社会今后的何去何从。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公的世界观，直接上承康有为和孙中山，延续了中国文明世代相承的「公天下」的道统：即中国社会继续走「公天下」而非「私天下」的大道、正道。
关于终极价值的问题，可以具体地化约为 「利公」或「利私」的问题。三家世界观的斗争，最终可以归结为「利私」与「利公」的两种价值的斗争，也即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斗争。孔丘主义视「公」的概念为其终极价值，它的基于道德关切的中心思想「仁」，也是从这个价值导出来的，这个「公」的概念，成为中国民族最高的理想。公即集体价值，可见重视集体价值的传统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的根是极深极深的。我们可以把孔丘主义的范畴否定了，但这个终极价值是怎么也无法连根拔掉的。例如，被视为中国改良派前驱的康有为着有《大同书》，和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革命前驱的孙中山也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也是大同主义，而以「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为其资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理想和目标(34); 于此可见，康、孙均曾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改造民族的共同终极理想而使之现代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杜威主义则视「私」为其终极价值，把个人价值放到绝对的地步，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是将杜威主义整合到中国文化里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文化思想上的先天性障碍。胡适大概基于这个了解，才在整理国故时，将重点放在寻找孔丘主义传统中有关理性而非个人价值的东西。另方面，他和己未革命初、中期的陈独秀大力阐述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自由的真谛，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鼓吹个人价值的思想学说大量引进中国，希望它们能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根。无奈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当时的政治生态，不利于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滋长。(35)
表面上看来，李大钊和康有为、孙中山均接受公的世界观，但他同康、孙有本质上的不同。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下面几个方面改造了孔丘主义的世界观：
他为公的世界观提供了理性科学的解释。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36)，了解到这个公的终极价值，并非先验的，而是中国古代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和数千年来家族共财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滋长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集体价值之上的经济生态，然后经过教千年的内化，而成为标志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格(或心理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他为公的世界观提供了民主的基础。同科学的概念一样，民主的概念也在李的思想里牢不可破。但自苏联大革命以后，他已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转而接受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场合使用了不同名词，如庶民、平民、劳工、无产阶级等(37)，但均表达一个共同信念：即未来的世纪是无产阶级的世纪。因此，他的 「天下为公」是为的广大的现代无产阶级(当然在现在的历史阶段.还包括农民)，从而使道统从立足于落后的农民群众基础之上转而立足于现代先进的劳工群众基础之上。这是他在本质上不同于孔丘、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地方，因为这时他已经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为尔后毛泽东创立的「人民之学」奠定了基础。
他为公的世界观也即集体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同当时许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李大钊也曾醉心过个人主义，确认个性解放、个人主体性、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他们一样，这也是促使他反孔的思想动力和锐利武器。在个人主义、人权、人道观念的鼓舞下，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以及一些束缚个性、窒息心灵自由、心智创造力的封建道德如忠、孝、节、义等(38)。对他而言，集体价值在孔丘主义的思想体系下，完全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之后再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界定、继承和阐述。
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同自由主义者的相同点到此为止，他并没有因此而把个人主义的价值绝对化，当作新的终极价值来信奉，而是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将孔丘主义的集体价值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改造，予以新的现代意义。对他而言，新的集体价值，应以促进社会公益、集体福祉为归趋;特别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更有害于个人价值的滋长。面临国亡、种灭、教(文明)毁的陆沉之祸的中国(39)，处于民族的集体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当务之急是需要符合时代迫切要求的新的集体价值，为维护和延续集体的生命而服务、而牺牲，甚至为此以坐牢为乐(40)和不惜奉献生命(41)， 而非在将孔丘主义旧的集体价值被否定了之后代之以外来的异质的个人价值;简言之，对李大钊而言，个人价值无论作为终极价值或基于时代的需要，只能作为新的集体价值的补充，不能加以取代。而且，他更倾向于认为，本于
大同精神的新的集体可以促进个性的充分发挥，认为本于自由主义精神的个性可以充实新的集体：
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的束缚，重新改造一个普遍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贵在是相成。(42)
极饶人趣味的是，李不仅认为个人有个性，而且进而认为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实体，都和个人一样，有其个性。既有其个性，当受到束缚时自然也要求解放：
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家长要求解放。(43)
解放只是过程，联合才是目的;各种解放了的实体统三于新的组织。这样，李就通过新的公的大同世界观，统一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个人与集体、个体与实体方面的矛盾。
最后，他为公的世界观重新界定了「天下」的内容和范围，虽然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并未因此而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热烈鼓吹打破国界、
族界、种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44)，建立世界联邦，共进于自由、平等、互爱的大同世界;不再是儒家传统意义下的天下，而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天下。(45)。
现在世界退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路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46)
总结而言，李大钊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大同世界观，吸收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长，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观，从而完成了孔丘主义公的世界观的现代化过程：康有为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孙中山走了一半，李大钊走完了全程。所以，将李大钊称为中国近代中国文化的巨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世界观是乐观的，反对消极厌世;是创造的，自强不息的，反对墨守停滞;是奉献的，牺牲的，反对腐化享乐(47)。
于此可见，马家对孔家在世界观方面，有扬弃，有继承。李大钊向这个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于此可见，建立在以近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公的世界观上面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基本上适于中国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生态，也适于己未革命时代的政治生态;具体而言，它既可以达到救亡图存的迫切眼前目的，也可以满足文化认同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这是把个人价值或个性解放看成是绝对价值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绝对无法办到的。
(二)思维方式——心统
孔丘主义的心法也即中庸主义的唯心辩证法，简言之，包括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时中变化。这三个要素，都对李大钊的思维产生了显着的影响。
李习惯于从事物的矛盾对立面来思考问题(48)。这除了受孔丘主义的影响之外，当然也受道家、佛家、阴阳家的影响，但主要是受孔丘主义传统的影响，如《易经》、《大学》、《中庸》的阴阳、内外二分对立的概念。这使他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也使他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者存在着基本分歧。例如1917年至1919年发生于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关于「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辩论，就是最好的证明。从维方式上看，这是一次马家的唯物辩证思维和杜家的美国实用主义唯心形式思维的辩论。
这次论争是由胡适挑起的。1917年 7月，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社会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49)
事实上，马家信徒更强调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这不是两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两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胡适所根据的是「点滴改良论」，本此方法，他将人力车夫这类具体的社会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不去联系造成这些问题的外部原因，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
胡适说不谈主义、学说，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主义和学说，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胡适借此论争反对革命，鼓吹改良。因此，他还特别请他的老师杜威亲自来中国助阵(50)。同时，英国的思想界权威罗素，也被张东荪请到中国来从旁助阵，鼓吹改良的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51)。
这时，李大钊已经改信马克思主义了，作为马家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他对他的朋友胡适这种指名道姓的挑战是绝对无法坐视的。1919年8月，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
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52)
这就是李大钊著名的「根本解决论」，它联系了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从整体看待问题，因此与胡适的「点滴改良论」，针锋相对。
表面上看起来, 李大钊所用的这种唯物辩证思维与孔丘主义的唯心辩证思维，格格不入;实际上，两者相反而相成。前者可以简化为上下思维，即下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意识形态，上层意识形态再反作用于下层建筑。后者可以简化为内外思维，即内在道德精神世界决定外在事物世界，外在事物世界再反作用于内在道德世界。例如，帝王之学的经典 《大学》中说：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3)。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4)。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一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三)历史观——史统
或许因为中国民族特有的强烈的历史感，或许因为孔丘主义的深厚史学传统(55)，包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作为一个忧国爱民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不仅对历史学一直具有强烈的兴趣，而且还倾向于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的因果法则，这使研究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关于李的史学思想，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教授在他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已经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作了详细的权威论述。本文不想掠人之美，复述他的论点，而是要突出我认为李大钊在改造子孔丘主义史观或史统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首先是李大钊对史学的看法(56)。他认为孔丘主义的史学只是历史的材料(57)，它的史观是「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58)，这种史学必须改写，这种史观必须批判。改写批判的依据和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认为这「才把历史真正的意义发明出来」(59)，才使历史学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相当的科学(60);通过唯物史观，他了解到，「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61)从而形成了他的线形动态历史观，找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62)。这个认识，使他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63);这个认识，不仅关系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更关系到他所献身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途。
他放弃孔丘主义螺形的动态道德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线形的动态经济史观，可以从上述马、孔两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找到思想上的脉络。孔家的内外思维和马家的上下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殊途同归之点就是，两家都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可以控制的;孔家根据内外思维来控制社会的发展，而马家则根据上下思维来控制社会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道德决定论，也即按照道德规律来控制历史进程;后者是经济决定论，也即按照经济规律来控制历史进程。根据李大钊的了解，唯物史观者 认为：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64)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般常识，但在当时，对急于寻找救亡图存真理的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次中国史学上一次石破天惊的大革命，使他们终于由此找到了开启救亡图存真理大门的钥匙!
而且，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个论断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因为唯物史观从此将今后中国文明的发展置于稳固的科学和物质基础之上;因为，在内外思维之下，经由儒家主张的求圣的不断内在超越，尽量发挥精神力量，以推动历史发展的思路已经将中国近代的命运—其实早在宋代，已经将中国文明的命运--逼进了死胡同，中国古文明在近代备受摧残的噩运，充分证明了没有近代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缺乏抗压力和承受力。当然，强调精神力量的伟力并没有错，而是错在将之绝对化了。
然而，在上下思维之下，经由求专的不断外在超越，尽量发挥生产力，以推动历史前进，则将中国的文明建立在无穷尽的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于此可见，这种唯物辩证史观对中国文明的新生及其未来的命运是多么
重要。于此可见，五四时期，主要在李大钊推动下进行的史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远远超过备受后世赞誉的胡适之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可惜至今一直未受到史学家应有的重视。
但是，这种史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如胡适而言，却是不能理解的。实用自由主义对历史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不承认历史中有什么规律、法则。因此，实用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无法用人的意志来加以操纵控制的。所以，当胡适说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造成的，又说历史像个小姑娘，可以任人 打扮，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然而，以孔多塞(Condorcet)和孔德(Comte) 为代表的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却相反地对历史采取一种「可知论」的态度，肯定历史中有法则和规律。他们认为人类已经从积累的大量历史经验中掌握了某些基本的历史规律，而且深信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这些规律来控制历史的进程，创造一个与自己理想相符合的完美社会。法国实证自由主义的这种史观，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和渴望—砸烂旧社会，缔造新社会，所以李大钊也大量引进吸收(65)，成为他的新史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由上所述，己未革命后期及其后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拒斥杜威的实用自由主义，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和历史上的原因。同时，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在史观方面，由孔丘主义走向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心路历程。
从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依据，有了方法，革命的实践有了指导。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李大钊根据新的唯物史观，初步解答了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在两个方面，对孔丘主义史学作了科学的和民主的根本改造。
首先是中国古文明再生的问题。己未革命初期，李大钊本于孔丘主义的生机说(organism)，兼采佛家的轮回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博格森和尼采的意志论及自然科学知识等，论证文明必然像宇宙和生物界一样，经历永恒的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往返流转过程，从而证明中国的古文明必然由「白首之民族」，恢复为「青春之民族」(66)。
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他遂将这个主观的哲学信念改而建立在客观的科学史学或社会学之上。根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也即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死亡，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虽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李大钊完全接受这个论断，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67)。
这是从理论、学理上论证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同中国大革命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历史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点。正当中国虚心地做西方欧美列强的学生却遭到老师痛打、欺凌、羞辱的同时，北方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苏联却袒露心怀，伸来了热情的友谊同志之手;这就是斯大林于1918年11月发表的一篇《十月革命于民族问题》的雄文，深深打动了当时苦难中国的、正在寻找国际反帝盟友的革命志士—-包括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几十年的孙中山，值得引录如下：(68)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国。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十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
斯大林的这篇雄文，印证了发生在苏联的大革命以及当时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为当时苦难的中国人传达了这个体现正义与平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信息!(69)
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革命的进程呢?
李大钊的答案是肯定的，1922年11月7日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一文中道出了中国革命志士的心声：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 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70)
中国不但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还要走苏联的道路。所以中国的革命志士，决定向西方资产阶级的老师道别了，改拜北方的列宁之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老师了。
当时的中国虽然正处于资本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但李大钊认为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剥削，已经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没有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但有无数穷苦的工农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国家(71)。这种客观
的社会条件，加上时不我与的迫切的主观愿望，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李大钊在这里点出了近代中国革命不同于欧美甚至欧俄的特殊国情;应该说，这不是修正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按照中国的国情，将之中国化了。
李大钊对当时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这种认识和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他的论证也是极富于原创性和想象力的。主要在他的启蒙下，己未革命后期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了自由主义思潮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他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所作的这种独特的启蒙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是当时的任何一个启蒙思想家包括陈独秀在内所无法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当然陈独秀在己未文化革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也是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
其次是关于道德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显然由于深受孔丘主义人伦传统的熏陶及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它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说深感不安(72)，从而觉得有必要予以批评和修正。所以，同时又主张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受伦理道德精神的支配：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法则。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它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却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73)
这样，他就陷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和互助协合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的理论困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不可克服的;首先，他将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来缓和由此名词带来的「争夺强掠残杀」的气氛(74)， 然后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从理论上论断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假」历史，然后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斗争，使人类社会进于「真」历史之境。所以，阶级斗争不过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体现大同社会精神的互助协合才是改造社会组织的目的。换言之，他主张同时对物质和精神进行改造：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 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75)
他认为这样才可以纠正马克思学说「抹煞一切伦理观念」的缺失，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伦理的概念。(76)他引述欧俄持相类观点的思想家的学说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支持他的观点。(77)他还进而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人自私自利的私欲还会存在，所以还要用社会主义伦理的互助协合精神来改造人类的精神。由此, 李大钊将心物的矛盾统一起来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困境创造性地解决了;简言之，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和贵和说，通过孔丘主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两者不但可以互容，而且可以互补。
尽管他已经运用上下思维方式，承认经济因素是道德精神的导因，但是他特别强调道德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他认为，人在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后，不是被动地、宿命地听由历史规律的支配，「坐待新境遇的到来」(78)，而是主动地运用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自由意志，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来创造历史，创造未来。很自然地，他由此主张是人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什么超人的东西如神等创造了历史。
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消极)的生物，……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79)
这样，他一方面，通过孔丘主义人本思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80)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唯物主义的宿命论;另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纠正了长期麻痹中国人思想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李的上述论证，显示了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81)，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掺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82);他的朋友和战友鲁迅也说他的有些观点「未必精当」(83)。这些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可能忽视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努力，可能看不到他正是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机械地全盘照搬;可能认识不到他正是批判地继承孔丘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
这正是本文论证的主旨;正是李大钊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吃掉了，消化了，融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结论
1、文化巨人当之无愧
李大钊在世界观、思维方式和历史观的所谓三统方面的启蒙贡献，已如上述。我们不妨借林伯渠的一首诗来概括他的这种启蒙贡献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84)
他的思想直接哺育启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第一世代的中国
共产党人;特别是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如果将李大钊比喻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巨人，则毛泽东就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而青出于蓝，成就了他不世出的功业!
1921年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同陈独秀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为中国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政治核心组织，北李南陈，成为党的共同核心。1927年李大钊为他的党、他的理想和志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之后的中国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正是朝着他在社会的实线中用鲜血划出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胡适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划出的方向前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杜威主义。
从此，神州免于陆沉之祸!
从此，白首之中华，脱胎换骨，成为「青春之中华」! (85)
2、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学的基础
李大钊对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启蒙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成功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汲取营养，然后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吃掉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帝王之学的三统观，赋予维系中国文明连续性的三统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和内含，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学的基础，从而使古老的中国文明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的生命。
必须强调，三统三位一体，具有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缺一不可。因此，必须同时改造，否则中国文明仍然无法重获生机。当然，他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了个头，进一步的深化、系统化，则有待他的好学生加同志的毛泽东来完善完成了。
3、三家互动互补
尽管90多来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己未革命时代民主与科学、正义与平等的基调，仍然是今天的基调。马、孔、杜三家争鸣的形势基本未变，而且正在向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今天，马家已定于一尊，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新在通过邓小平理论，丰富了毛泽东主义;孔家已发展成为新孔丘主义(新在通过自我坎陷，建立认识主体，以和谐与人伦为其变奏);杜家也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新在通过道德自主，会通科学、民主、人权)。所以，今天是旧调新唱，在以往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民主与科学，阐发正义与平等，辅之以自由与人道，这就是今天中国马、孔、杜三家并存的文化生态;因此，根本不存在另创新调的问题。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
注释
第六章
(1)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卷1，号1,1915年9月。
(2) 1917年2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后收录于《独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见于第95—98页。
(3)例如在汪荣祖主编的《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中，没有一篇讨论李大钊的专论。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周阳山、杨献绍合编的《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台北, 1980年)中，有四篇专文讨论陈独秀，有一篇讨论瞿秋白, 但关于一位如此重要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李大钊的专论竟独付阙如。台港和海外华人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严重的学术偏见，使人不能不怀疑他们学术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林毓生所著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中国意识之危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4)1921年6月《吴虞文录》出版，胡适写了《吴虞文录序》一文，其结尾写道: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拿下来，锤碎，烧去」，同打倒孔家店的意思一样，只是说法不同。意思说法一样的，有一段插曲，就是吴虞(曾经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章，坚决地反儒非孔，尤其是对朱程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的反儒急先锋)，于1919年吴北京拜过胡适，在闲聊中，吴虞说起了非儒反孔的问题。当时胡适正在读《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这一章，一时灵机一动，借助这个「打」字，随口说了一句「打孔家店」。后来传出去，在当时的反孔的气氛下就变成了「打倒孔家店」了。
(5)林毓生认为五四思想革命是‚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iconoclasm)，对传统作全盘的排拒。(参看 Lin Yu-sheng, ‚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enjamin I.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Symposium;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6) 在人类几个古老的文明中，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 都没有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下彻底丧失信心，而与之全面决裂。甚至苏联在大革命之后，人民仍然能够维持其东正教的信仰。 毋庸置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确有非正统、反正统的思想，但像五四时期这样激烈彻底的反传统思潮，则从未有过。(参看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载于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 台北，1979年)
(7) 李大钊称之为孔子主义(《李大钊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下，第182-183页，本文则称为孔丘主义。
(8)杜者即杜威主义，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杜威的学生胡适之。杜威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而自由主义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的泛称，流派很多，不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家独大，一花独放。
(9) 李大钊认为历史应当「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的改作重作」，而且「不要怕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同注(7)，页677)
(10) 如果纯从其思想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而不考虑其在己未革命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则李大钊无疑在己未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欧美汉学家对李倡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参看Benjamin I.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10-27页; Maurice Meisner 迈斯纳,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101页)迈斯纳教授对李给予高度评价：‚Among the intellectuals prominent in the period prior to the May Fourth Incident，no one had done more than Li Ta-chao to foreshadow and inspire the lat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11) Meisner，Li Ta-chao，第4-5页。他比较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传统的态度，并正确地指出：‚... he( Li)felt relatively free to dissect the tradition, to accept or reject its various parts， and to use what he accepted as he saw fit.(他比较自由地分解传统，以便接受其精华或扬弃其糟粕，并且采用他认为适合的东西)‛
(12) 如果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算起，则他接 受马克思主义要比陈独秀早一年。1919年，陈仍在鼓吹自由主义，而且颇受杜威在华传播实用自由主义的影响。(Beijamin I. Schwartzr， Che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2，1951，第68页。)
(13) 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一年，即1918年，他已敏锐地认识到苏联大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参看《法俄革命之比较》、《Pan….ism之失败与 Democracy之胜利》、《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同当时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相较，李已走在时代的前列。
(14) 李大钊的故乡，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北望碣石山，东、西、南三面濒临渤海湾，有山水之胜，对李的开放活泼、乐观好动的性格，或不无影响.(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上海.1981年。)
(15) 深受屈原愤世疾俗、爱国忧民的伟大气质感染。( Meisner, Li Ta-chao，第 2页)
(16)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第10页。这可能同他生活.在海边有关。
(17) 张静如、马汉贞、廖英、钱自强等着，《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上海，1984年, 第2页。
(18) 李热衷西方思想，并不是纯粹为了吸收先进的知识，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迫切危机， 所以对于提出具体社会方案的学说很感兴趣。(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3页。)
(19) 王朝柱，《李大钊》，《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9年 5月。
(20) Meisner， Li Ta-chao, 第220- 221页.
(21) 同上，第 2-3页。
(22) 李大钊未等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就回国参加社会革命运动。(张静如等着，《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10页)历史证明，从书本得到的死学问，往往反而成为革命行动的包袱。
(23)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第 15页。
(24)参见《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5) Schwartz，Chen Tu-hsiu, 第68-69页.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第67-68页。
(26)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欧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显着不同之点是，后者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穷年累月的研究之后才付诸行动，而前者则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带着问题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研究。(Meisner，Li Ta-chao, 56页;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北京，1986年，第 262页)这样，就难免对引进的思想学说流于囫囵吞枣，食而不化。(Schwartz，Chen Tu-hsiu，第 65页)，因情绪化而流于幼稚盲动。
(27) 诚如李泽厚所说的，孔丘主义的‚学说、理论、思想，已经熔化渗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第 274页。)
(28) 中村元，《东方与欧洲：交流、激发后型塑新思想》，《当代》第 34期，第 22页。
(29)从南方蓝色的海洋文明输入了美国的杜威主义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其他流派，主要标志性观念和价值就是民主、科学;从北方黄色沙海的欧俄大陆文明，除了民主科学之外，还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平等的价值观;南北双管齐下，分别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陈独秀介于两者之间，为衰老的中国古文明注入了两股强大的精神和思想活力。
(30) 李泽厚谓救亡和启蒙是五四运动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第 236页)，用「变奏」形容救亡和启蒙运动，本文则用「变奏」来形容己未革命启蒙运动的实质内含.
(31)朱熹首先提出道统论，然后其弟子黄干正式将之完成，意指二帝三王孔孟之道之传承统绪，此即所谓道统，宋儒即此道统之承继者。(详情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册中关于「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一节，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7-17页)
(32) 例如帝王之学的最后一个卫道士张之洞，在同治二年( 1863年)的殿试策中说：「帝王授受心法，以尧舜执中之言为始」;又在殿试策中说：「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等。本文所用之「心法」、「心统」，即本此意，与宋明理学之心学无关。(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古文》，卷212，页1-2;另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册，第7-17页)。
(33) Schwartz， Chen Tu-hsiu，第 65-66页。
(34) 孙中山早在1912年就大谈「大同世界」、「大同主义」、「大同之治」。(参看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 台北，1984年，第90-91页)
(35) 李泽厚在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对当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被拒斥及其后遗问题有详尽的论述。(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第256-280页。)
(36)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1919年12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920年1月)，均见《文集》下，第134-152页和第 177-184页。
(37)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由纵的组织向授的组织》、《平民政治》、《平民主义》，均见《文集》下。
(38)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孔子与宪法》，均见《文集》上。
(39) 同上，《民彝与政治》，第174-175页。
(40) 《牢狱的生活》，《文集》下，第10页。
(41) 同上，《 牺牲》，第118页。李大钊以诗的激情来美化个人为集体利益作出的牺牲。
(42) 同上，《平民主义》，第597页。
(43) 同上，第598页。
(44) 列宁曾鼓倡‚世界联邦‛的概念。(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第84-85页)。李大钊可能受其影响。
(45)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文集》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平民主义》，《文集》下。
(46) 《平民主义》，《文集》下，第597页。
(47) 《晨钟之使命》，《文集》上，第181页;《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文集》下，第 691-692页;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1页; Meisner： Li Ta-chao，第 27页。
(48) 《青春》，《文集》上，第196-197页;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and the Rise of Mao, 第10页; Meisner, Li Ta-chao，第 26-28页。
(49)胡适，《胡适文选》，第 40页。
(50)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 230-232页; Meisner， Li Ta-chao，第107-108页。
(51) 同上，第 233-235页; Meisner，Li Ta-chao，第150.151页。
(52)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文集》下，第 37页。
(53) 孔丘主义的内外唯心辩证思维，经过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加以发展后而更为系统化，成为宋明以后帝王之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54) 五十年代中期及文革时期，红专矛盾曾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争论的主题。
(55) 在孔丘主义学术系统中，史的地位仅次于经，而经中又有史，所谓六经皆史也。
(56) 李于1920年7月正式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后，历史学变成了他的专业，从而得以对中外史学的发展和理论作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他写了大量的史学论着，为我们研究他的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57)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 《史学论集》，石家庄，第188页。
(58) 同上，《史观》, 第72页。
(59) 同上，《研究历史的任务》，第193页。
(60) 同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Rickert)的历史哲学》，第133页;《史学要论》，第229页。
(61) 同上，《研究历史的任务》，第188页。
(62) 同上.第193页。
(63)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河南.1985年, 第486-491页。
(64)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文集》下，第139页。
(65) 他介绍了鲍丹(Jean Bodin)、鲁雷(Louis de Roy)、孟德斯鸠(Montesquieu)、韦柯(Vico)等的历史思想。(参看李大钊，《史学论集》)。
(66)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见《文集》上;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第 11页;Meisner，Li Ta-chao，第 26-28页。
(67)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文集》下，第 544-545页。
(68)《斯大林选集》，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18-126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69) 《 庶民之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新纪元》, 见《文集》上.
(70)同上，下，页577-578。
(71)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上，第 454-455页。
(72) 他说‚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 其中的所谓‚深病‛实在是夫子自道。参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同上，第21页。
(73)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文集》下，第16页。李大钊的这个论点同胡锦涛任总书记时倡导的和谐社会是多么的契合，所以今后在长期的和平年代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可以从中国近代的革命传统中获得宝贵的思想精神资源的。
(74) 同上，第18页。
(75)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集》上，第22页。
(76) 见注(72)。
(77) 见注(75)，第21页。
(78)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史学论集》，第148-149页。
(79) 同上，第148页。
(80)这个论点同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不谋而合的。
(81)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6页; Meisner：Li Ta-chao：第六章。
(82) 《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李大钊选集》，北京，1959年，第 12页。
(83) 同上。
(84) 李明灼, 《李大钊思想研究》，石家庄. 1983年，第 1页。
(85) 见注 (72); 李大钊，《青春》、《晨钟之使命》, 见《文本文集》上，第200、177页。
(本文是在拙文《李大钊对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及其对孔丘主义的初步改造——纪念三个重要的历史性日子》的基础上，参照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新的资料，大幅度改写的。原文载于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下， 第2173-2200页。2007年11月8日增订，2013年二次增订)
参考资料
报刊杂志
《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推动文化思想革命。
著作
中文
汪荣祖主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载于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1979年。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法俄革命之比较》、《Pan….ism之失败与 Democracy之胜利》、《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纵的组织向授的组织》、《平民政治》、《平民主义》、《民彝与政治》《孔子与宪法》、《牢狱的生活》、《牺牲》、《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晨钟之使命》、《青春》、《晨钟之使命》、《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再论问题与主义》、《阶级竞争与互助》
李明灼, 《李大钊思想研究》，石家庄. 1983年。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上海.1981年。
张静如、马汉贞、廖英、钱自强等着，《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上海，1984年。
胡适，《胡适文选》
王朝柱，《李大钊》，《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9年 5月。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
中村元，《东方与欧洲：交流、激发后型塑新思想》，《当代》，第 34期，第 22页。
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 台北，1984年。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河南.1985年。
龚忠武，《李大钊对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及其对孔丘主义的初步改造——纪念三个重要的历史性日子》，原载于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下， 第2173-2200页。
黄小坚，「华侨为革命之母」考辨。
英文
Benjamin I.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Benjamin I. Schwartz， Che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2，1951.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urice Meisner ,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Lin Yu-sheng, ‚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enjamin I.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Symposium;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irst published June 1978)
结论
注释
参考资料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