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怎样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建设新新疆?当时百业凋蔽，百废待兴，问题成堆，什么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10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疆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这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证。人民解放军进疆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建立了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新关系。
毛泽东曾打算送毛岸英去新疆
毛泽东对新疆怀有深深的感情。他的弟弟毛泽民曾在新疆从事革命工作，后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曾被盛世才长期关押在监狱里，当时她是带着女儿坐牢的。后来，经组织营救，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一个嫁给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自己对新疆的这种特殊感情，转化为对新疆建设的关心和对各族人民的热爱。他的这种情感，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曾打算送大儿子毛岸英去新疆工作。
赛福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史实。
1950年夏天，赛福鼎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会议闭幕后，毛泽东专门找到赛福鼎，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为了尊重赛福鼎的生活习惯，毛泽东还让人把已经做好的饭菜全部撤掉，专门请北京饭店的清真厨师带上牛羊肉到自己家里，给赛福鼎做清真饭菜。席前和席间，毛泽东谈了许多关于新疆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谈到了湖南的维吾尔族。毛泽东说，维吾尔族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量，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的突出美德。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对赛福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赛福鼎深受教育。
吃饭时，毛泽东还让孩子们出来，陪同赛福鼎一起吃饭，并把孩子们一一介绍给赛福鼎。当介绍到毛岸英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
赛福鼎早年也在苏联留学，俄语很好。当得知毛岸英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知道毛岸英的俄语一定很好，便用俄语和毛岸英交谈起来。他询问了毛岸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对苏联的印象等，毛岸英也用俄语一一对答，二人谈得十分热烈。
毛泽东听着毛岸英用俄语流利地与赛福鼎对话，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问赛福鼎：“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赛福鼎说：“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毛泽东说：“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接着，毛泽东严肃地对毛岸英说：“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你首先要学会维吾尔语言、文字。”
赛福鼎听毛泽东这样说，内心非常高兴。他马上对毛岸英说：“欢迎你到新疆去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在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岸英也非常希望到新疆工作。他急切地问赛福鼎：“你什么时候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赛福鼎本想马上答应，但想听听毛泽东的具体安排，便用祈望的眼神看看毛泽东，希望他先发表意见。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席间，毛泽东还严肃地对毛远新说：“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赛福鼎也对毛远新说：“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
这次谈话后没有多久，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派毛岸英去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不久，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因此，毛泽东派儿子去新疆工作的打算没有实现。但从毛泽东原本打算送毛岸英去新疆工作这件事情上，体现出他对新疆的关心和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爱。
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由于苏联的长期影响，一些人到苏联学习，又经过一定时期的斗争，故在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他们以前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又成立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的基础。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转达其他同志请求入党的坚强志愿。10月23日，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 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从1950年初开始，迪化市委和各区党委、地委开始直接吸收党员，截至1950年11月底，共发展党员995名，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区革命的骨干和进步组织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在开学典礼上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参加各种社会改革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表现好的则吸收入党入团。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
要解决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就必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驻疆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优良传统，胜利地进行了剿匪平叛的斗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工作，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特别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震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与民争食，相反地要助民求食，我们要以集体劳动、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示范于新疆人民。王震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把军队屯垦看成建设边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部队参加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按1950年1月计算，要解决部队19.3万人全年的粮食问题，除本省调运2万吨外，尚需从苏联进口2万吨，每吨3000卢布，粮价和运费至少需要人民币1620亿元(旧币)。由于部队生产，6、7月间粮食开始自己供应，没有再进口，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钱。同时省内调运粮食也减少了。减轻了各族人民的负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交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余万石粮食，更沉重的负担是还要出“公差”，南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则一两个月，多则要半年，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解放后，由于部队生产自给，1950年农民只交了44万石粮食，“公差”也免除了。这就是说，新疆的部队增加了一倍，而群众的负担却减少了将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从这里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同国民党军队压迫、掠夺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对此，毛泽东曾经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
慎重稳进，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那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
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王震、邓力群于6月12日致电中共新疆分局，电称：“中央对于新疆民族区域的社会改革事宜肯定推迟。目前工作中心是培养训练本地民族干部。举凡属于社会改革性质问题如反恶霸等均应立即停止。”中共中央认为，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照顾民族特点，联系民族问题考虑，应充分估计新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群众的落后性。中央承认新疆的特殊性，因此，某些中央规定的法令，在新疆可以缓行，如果条件成熟，群众自动起来要求若干社会改革(如减租减息等)，可以进行调解，实行若干改革，但必须经过请示，而早要征得少数民族中经过群众选择的领袖同意。195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疆分局，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在今年除极少数地区进行试验性的减租外，一般不要进行减租，但应积极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各地的农业区的147个乡试办了减租。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减租反霸只是削弱了封建势力，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许多农民群众说：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座山，恶霸等反革命分子是山上的狼，减租反霸中把这批狼打倒了，可是这座山还挡着我们前进的路。这充分说明农民在减租反霸后，对于土地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各族农民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 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8月30日，毛泽东复信给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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