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因此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应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
——不能认为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反分裂斗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实践证明，解决后一个问题还需要政治、文化、教育、政法诸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对分裂主义势力的坚决打击。我认为一个问题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
——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坏书，至今仍然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教科书。一些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推动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这些对社会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思想危害极大。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附1：邓力群回忆胡耀邦的新疆民族政策】
【附2：一枝清荷：“公进私退”才是新疆的唯一出路】
【附5：专题：新疆的历史与现实】
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新疆宗教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措施失当有关
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如何?如何破解新疆不断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为此，8月1日，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再次接受了记者专访。朱维群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因此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应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
90年代，作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朱维群就开始参与新疆工作，后来作为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参与了新疆维稳和发展工作，他跑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参与了新疆“7·5”等事件的解决。今年3月，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6月，根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关于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调查指示，朱维群带队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调研组到新疆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调研。
7月31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决定》，该决定为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
朱维群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当前反分裂斗争如何看待?
朱维群：我认为，当形势在一个时段持续稳定时，万不可过于乐观，松懈大意，因为新疆太大，情况太复杂，你很难全部知道哪个角落里正在酝酿什么事端;而当“摊上大事”时，也不要丧失信心，因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哪个领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新疆各族群众是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新疆每次发生较为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空气都会紧张一阵子，旅游业也会受到冲击，但发展稳定的大趋势并未被打断，更未被扭转。只要我们自己政策正确，出手坚决，方法得当，完全可以牢牢把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主动权。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边疆地区发生分裂危险是与内地局势联在一起。历朝历代，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完整，中原地区稳固的时候，边疆向心力就会增强，外敌就不敢觊觎;
而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削弱，中原动荡的时候，边疆就发生离心倾向，而外敌就会借机插手。而我们今天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分裂了还可以再统一，而今天中国如果被分裂了，就再无统一之日了。
达赖集团至今后悔没有在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时期断然“独立”，把未来“藏独”的希望放在中国社会下一次动荡上。因此，反分裂不仅是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也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新疆经济搞上去了，反分裂斗争也就解决了，对此观点你是否认同?
朱维群：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新疆反分裂斗争是一个综合性工程，而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仍然是全部工作的基础。新疆在我国仍属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南疆四地州，既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又是全疆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重叠格局，使分裂主义势力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藏身之处。
无论是从实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还是从巩固反分裂斗争的群众基础出发，都需要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都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经济支持，也需要采取内地对口支援这样的特殊政策。
但是不能认为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反分裂斗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实践证明，解决后一个问题还需要政治、文化、教育、政法诸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对分裂主义势力的坚决打击。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经济发展之外，你认为还应该注意哪方面?
朱维群：我认为一个问题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近些年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等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效果很好。这类活动除了要在广大农牧民、市民中开展，尤其要注重加强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握有话语权的人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他人思想的人，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是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不是一般社会人群可以相比的。
在新疆，极少数人利用课堂、出版物及新兴媒体等散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错误观点，比如把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描述成为“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毫无关联，再加上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点化，新疆当然可以“独立”。
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坏书，至今仍然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教科书。一些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推动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这些对社会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思想危害极大。
要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必须着力对教育别人的人进行教育，使有知识、有社会影响的人首先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我们的思想教育深入社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深处，反分裂斗争就处于某种治标不治本的状态。除了正面教育，也不能回避对错误思想开展有针对性的批评。
新疆某学校的反分裂教育板报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总结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上，归纳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坚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统一，坚持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统一，坚持享有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与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统一”等重大提法，这是我党民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实际作出的经验总结和重大创新。
但是这样一些思想此后并未得到充分阐释和宣传，相反却受到一些人的冷漠和质疑。正确的东西不去宣传，错误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思想、舆论空间，进而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民族工作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而宗教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你怎样看当前新疆宗教问题?
朱维群：新疆历史上曾经是佛教为主的地区，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并发展起来，把佛教挤了出去。现在全疆穆斯林有1000多万人，在喀什、和田、克州约占人口的93%。
新疆宗教领域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一批爱国爱教人士长期发挥正确引领群众信仰的作用，帮助政府做了大量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工作，其中不少人也成为“三股势力”攻击对象。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大家还记得，今年6月鄯善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暴力恐怖分子对着记者镜头交代他参加杀人的动机竟然是通过暴力和杀戮可以换来进天堂的资格，天堂有仙女，有美酒，想要什么有什么……由此可见，宗教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国民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占据青少年头脑的紧迫性。
在新疆，讲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不能放松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而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的时候又不能忘记保护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疆多年来创造了对宗教界人士进行法制教育培训、讲“新编卧尔兹”、到内地参观开拓视野等办法，成效显著，宜长期坚持。
另一方面，对以宗教为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干扰政府施政的要坚决依法惩办，不容成势。同时还要防止这些年宗教领域某种“去中国化”的现象，保持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主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宗教不能进国民教育课堂，而党的宗教政策、唯物主义宗教观要及早进课堂。
处理宗教领域复杂问题，需要正确理论政策，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在工作实践中体认、比较、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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