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腾讯，凤凰两个南方系的网站都统一用了《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设喀什经济特区》的标题来发表相关新闻，笔者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实在令人悲愤莫名。下文是笔者半年前向新疆地区同志提出的建议，可称为《平疆十策》。现在看来，不禁让人想起了辛弃疾的一句话：“却将万字平戎策，换的东家种树书。”弄不好文章结尾那种结果快要出现了。）
新疆地区的诸位同志：
你们好。
近日来，新疆先后发生了“7· 5” 事件、针扎事件，作为一个关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普通中国人，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就我个人看来，新疆当前局势相当严峻。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新疆地区从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跌到今天贫穷落后，社会上必然积累了大量不满。在民族关系复杂的新疆，社会上的不满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加剧。而且新疆又是外国反华势力渗透和分裂中国的重点地区，可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我个人看来，新疆当前这种状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分不开的（见附文），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是不现实的，不适当调整现行方针、政策更难以做到。我知道调整现行方针、政策是有些强人所难，因此提出如下十点建议，可称为《平疆十策》。这《平疆十策》是在不与现行方针、政策抵触的基础上的措施，虽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但是遏制分裂势力，缓解这一问题还是有可能的。
第一，抓好严查分裂势力组织的工作。现在应该还有大量“7·5”事件、针扎事件人员在押，应该做好分裂分子的审讯工作，鼓励其揭发未暴露的分裂分子。分裂分子如果死硬到底，应该从重处刑，以致判处死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免予刑事责任而释放，但是释放后应该秘密监视和保护。让分裂分子切实感受到自首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以顺藤摸瓜，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在这当中，尤其应该挖掘出政府内部暗中支持分裂势力的人。当然，要讲证据、。
第二，抓好打黑除恶，整顿治安工作。中国近年来黑恶势力猖獗，以致控制了部分基层政权。新疆之所以分裂势力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国外渗透，一方面也有本地黑恶势力的掩护。近年来出现了拐卖大批新疆儿童到内地的事件，维族群众也对黑恶势力极为不满。打黑除恶，整顿治安，各族老百姓都高兴。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促进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有极大的意义。在打黑除恶，整顿治安工作也要积极发动群众，可以组织一些志愿者，一方面维持治安，另一方面也监督分裂破坏活动。
第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管理工作。伊斯兰教是分裂势力的一大支柱，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利班”（学生）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压制伊斯兰教只能激化矛盾，应该采取分化政策。对于接受外国扶植和宣传分裂的伊斯兰教团体坚决取缔，对于爱国的宗教团体适度扶植。同时应该利用爱国的宗教团体进行宣讲活动，宣讲活动的重点应该放在西方国家对国内穆斯林的迫害和美国对穆斯林国家的侵略上，同时也可以谈谈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对国内穆斯林的压制。宣传外国敌对势力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把分裂分子定位为背叛伊斯兰教的“西方十字军奸细”，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第四，安抚汉族群众的民族情绪。例如，当前新疆地区汉族群众对80年代中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所谓"两少一宽"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极其不满，觉得“两少一宽”的政策纵容了部分维族犯罪分子。在不改变"两少一宽"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划定一个实施范围与程度，如涉及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械斗，就不能“两少一宽”，应该对双方按同等标准处理；同样，关于分裂势力的恐怖犯罪活动，亦不能“两少一宽”。
第五，抓好对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的群众的组织管理工作。现在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的新疆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十分严重，是新疆地区民族矛盾加剧的重要社会根源。政府应该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应该由政府出面，把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的新疆人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并进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短期培训，至少要登记造册并定期了解情况，并且旗帜鲜明的捍卫新疆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第六，抓好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工作是一个大难题，也新疆民族矛盾加剧“7·5”事件、针扎事件出现的重要原因。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普及对老年人医疗、养老保险和生活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可以暂时低一点，以后再逐步提高，但是一定要有，一定要能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大病医疗。一定要压低房价，必要时政府和建设兵团参与，多建一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并压低商品房的价格。
第七，在国有企业改革在中捍卫职工的合法权利。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引进东部沿海地区的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势必造成大批职工下岗失业，这是分裂势力猖獗的重要原因。应该把职工的合法权利，职工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把就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要求，国有企业改革以发展国企，做大做强为主要方向。同时，在私企落实《劳动法》，尤其应该防止民族歧视。同时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吸纳群众就业。对外资企业要加强监管，防止以“投资”为名暗中支持分裂活动。
第八，加强历史教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应该承认旧中国存在民族压迫，但是新中国让新疆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可以和西藏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学习，大力宣传纪念建国初期新疆地区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斗争，通过和军阀割据混战、土匪横行的旧新疆对比让人民珍惜今天，同时可以用塔吉克等邻国“独立”后生活严重恶化，社会混乱，外国驻军横行霸道的事实教育人民。
第九，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和整顿工作作风工作。现在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的现象不能再持续了。不要低估人民的觉悟，各族人民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促进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有极大的意义。在这方面，尤其应该重点打击和分裂势力、外国敌对势力密切联系的，黑社会化的，民愤大的腐败分子。做好以上工作的前提是必须整顿干部工作作风。
第十，应该信息公开透明。对于负面新闻应该第一时间通报，提高群众防范意识，不要掖着盖着，不然就被动了，很容易造成更大的恐慌乃至引发混乱。“7·5”事件、针扎事件在这方面做得都不好，这种错误绝不能犯第三次了。对于针扎事件等犯罪活动，以及甲型流感等疾病应该实现日申报，让群众在第一时间知情，保证群众的知情权。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符合实际，仅供参考。如果当真实施，必须根据新疆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具体化，毕竟我的资料、水平都很有限。但是，决不能再搞廉价拍卖国企，用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等拉大贫富差距的措施了。即使这些措施真使新疆经济发展了，大多数没有享受到发展成果的群众只会更加不满，分裂势力会更加猖獗。不要忘了，苏联解体前闹独立最凶的不是最落后的中亚地区，而是最发达的波罗的海沿岸。“7·5”之后新疆一直不稳，表明分裂势力已经有常态化的苗头，如果处理不好，分裂势力坐大，进入准内战甚至准独立状态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短期内还走不到这一步。
最后，祝新疆局势早日平稳，祝新疆问题早日从根本上解决。
此致
敬礼
一个普通中国人
附：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和“疆独”的关系
（节选自拙文《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7/93489.html）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有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75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1981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 1979年3月17日 ，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其次，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主席时代，内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搞了一个“两个大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又大搞“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民族中除了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而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慢得多，还有一些内地富人去新疆经商，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总体也在拉大。新疆的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90年代以来又进行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末总人口258.47万人，在岗职工只有66.06万人。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特别是广东。从刘汉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工作条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当地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极力支持“疆独”活动。和汉族一样，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绝大多数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而是靠种种卑劣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来的。他们生怕广大人民夺回自己的财富，像汉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样，他们力图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的“新时期成功人士”。然而这位涉嫌经济犯罪数千万元的“新时期成功人士”并不领情，大搞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2006年，热比娅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因为影响不够大被发明“现代高利贷”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挤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使“疆独”活动具备了有利条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热爱毛主席，信仰共产主义。然而，70年代末以来对毛主席的疯狂攻击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伊斯兰教的复兴。这时，新疆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肃清的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不少人复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决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多么虔诚，只是指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的情况加剧。我见过有的到内地打工的新疆维吾尔人，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另外，宣传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前面已经说过，“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盘否定，主要责任应该由反动统治者来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妖魔化新疆人民针对旧中国反动政府的反抗斗争，无限拔高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把1864 年库车的武装起义，1930年的哈密农民起义甚至三区革命风暴都妖魔化为分裂活动，把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齿痛恨的军阀美化成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新疆地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今天，支持“疆独”势力的仍然是极少数。这里只是探讨改革开放后“疆独”重新凸现的原因，不是全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情况，因此没有介绍改革开放后新疆地区的成就，千万不能因此以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疆没有什么成就，当前新疆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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