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了大规模的疆独骚乱。有关媒体报道，此骚乱是由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等在国外策划的。当然，这点不假。问题在于，没有一定的国内、国际条件，热比娅之流能造成这样大的暴乱吗？因此，分析促成这次暴乱产生的国内、国际条件，对吸取经验教训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所说的国内、国际条件的形成原因比较多，但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错误，促成使疆独发展的这些国内、国际条件的形成（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作法，则会阻碍这些国内、国际条件的形成）。我认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国际帝国主义反对阿富汗革命而进行的宗教“圣战”，以及我国对“圣战”的支持态度，刺激了相邻阿富汗的新疆的疆独的发展，危害了新疆的安全和稳定。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当主要由国际帝国主义和中近东及巴基斯坦的私有制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支持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煽起宗教狂热，对阿富汗工农政权和苏联进行“圣战”时，我国与“国际社会”一起，攻击阿富汗工农政权和苏联，支持以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面目（如拉登等）出面进行的、对阿富汗工农政权和苏联的“圣战”，促使其后宗教狂热在紧邻阿富汗的我国新疆的漫延，并促成疆独在新疆的发展，危害了新疆的安全和稳定。
1978年4月27日夺取政权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阿富汗历史上唯一为工农利益服务、并建立了工农政权的政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本质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指出，他们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军队的同志’”。该党于1978年5月9日“作为施政方针提出的《三十点政纲》中明确指出，阿富汗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农民与封建主以及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人民苦难生活完全是因为‘封建阶级、大投机商、买办、腐败的官僚和国际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代理处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而党就是要剥夺剥夺者，就是要代表广大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因此阿富汗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对阿富汗这种落后国家来讲，只有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迈向社会主义。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1978年7月颁布废除贫苦农民债务的第6号法令，该法令规定，无地农民的高利贷债务一律废除，地主和高利贷者必须在1978年秋将因债务抵押的土地还给农民，这就使得绝大部分农民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又于1978年底正式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这就是著名的阿富汗革命委员会第8号令。该法令规定了每户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土地由国家无偿没收并无偿分配给农民，原属王室的土地也一律进行无偿分配；由农民直接参加土改各个进程，各省县军成立了专门监督的人民委员会；对于那些力量单薄的贫苦农民，则由国家发放贷款并提供其他帮助。”即阿富汗革命政权打碎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概念，将大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由国家无偿没收并无偿分配给农民”，使无地农民有了土地，使少地农民的土地有所增加。“对于那些力量单薄的贫苦农民，则由国家发放贷款并提供其他帮助”，使农民免受原来广泛流行的高利贷的盘剥。
另外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还“扩大工会权利，增加教育及社会服务，支持男女平等及政教分离”。以上这些都是民主革命并将迈向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网友们回想下，在阿富汗迄今的历史上，甚至在全世界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中，还有哪个执政党或统治者，曾有这样服务于工农利益的？没有！阿富汗革命对世界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的受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来讲，具有开创性的示范和榜样作用（甚至在非伊斯兰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现在也只有宣称要迈向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才有接近阿富汗革命的进步作法）。对这场伟大革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是支持，还是和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社会”一起予以反对？我认为，我国应该给予坚定支持和帮助。从阶级斗争观点看，反对帝国主义并消灭本国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应该支持。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看，一个工农政权做为近邻存在，远比一个剥削阶级政权做近邻好。但是，把和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社会”一起反苏作为当时外交重点的我国，却是和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社会”一起反对阿富汗革命政权，支持向革命政权进攻的反革命势力。
阶级分析会使我们知道，阿富汗的劳动大众开始在经济、政治上获得解放，而原来骑在劳动大众的原统治阶级被推翻这种状况，会引起什么样的阶级斗争结果。阿富汗当时的状况为国际帝国主义和在中近东及巴基斯坦等有深厚势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所不容，他们马上联合起来，向被推翻的阿富汗原统治阶级提供武装支持，并派出大量如本·阿登这样的“圣战者”，向阿富汗工农政权发起武装进攻。
国际帝国主义千方百计阻止落后国家的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些国家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意味着帝国主义能控制的国家的减少和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增大。帝国主义遏制社会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会想方设法直接或假手其它力量，向阿富汗这个将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发起进攻。据有的资料讲，“在78至92年之间，美国政府至少用了60亿美元（有人估计高达200亿美元）支持圣战组织一派购买军火、培训士兵及设立各种基金。”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向以宗教“圣战”名义掩盖的反革命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中近东及巴基斯坦等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极端宗教势力，也仇恨阿富汗革命。阿富汗革命做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中第一个进行如此深刻的民主革命，将具有开创性的示范和榜样作用，将激励这些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受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给这些国家的劳动者指明怎样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命运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极端宗教势力担心自己国家的劳动大众效仿阿富汗革命而将其推翻，剥夺其土地等财产，因而必然极尽全力要阿富汗革命发起进攻，以扼杀这个有榜样作用的阿富汗革命。因此，如本.阿登一样的来自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国家的外国反革命匪徒，大量涌进阿富汗，向阿富汗革命进攻。
而阿富汗国内的、被推翻的原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丧失原有地位，他们要进行反扑。“那些大地主，大高利贷者眼看反封建民主土改逐步深入，他们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于是狗急跳墙，走上了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些地主、部落头人、神棍们成立了所谓‘民族救亡阵线’，用心险恶的煽动民族、阶级矛盾，大肆残杀阿富汗无产阶级革命者，制造了震惊阿外的赫拉特惨案。此外，他们还在巴基斯坦成立了所谓‘伊斯兰党’在白沙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
正如网上一篇文章写道，“我为阿富汗人民革命的残酷命运感到悲伤。这是又一场23国武装干涉，又一次国际反动派的大联合。在围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前，全世界的反动派联合起来了”。
当国际帝国主义和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向阿富汗革命进攻时，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存在派别，甚至还有以阿明为首的、对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韬光养晦”、退让投降的集团。但如徐亮所说，“谁要求没有瑕疵的革命，谁就永远没有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巴黎公社领导人选有看法，认为巴黎公社有许多错误（夺下巴黎后未乘胜追击，未控制银行等等错误），但并未公开对巴黎公社进行指责，相反，他们积极为巴黎公社辩护，热情歌颂巴黎公社的伟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不实是求是，因为相对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巴黎公社的错误只是支流末节，并且巴黎公社的错误是创造进步的新社会中的错误。另外，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俩应该这样做。当阶级兄弟在同阶级敌人战斗或对峙时，不要对战斗中的革命政党或革命战士求全责备，不要以指责错误等名义，在战斗中的革命政党或革命战士背后捅刀子（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犯有不少错误并最终失败的巴黎公社仍感到激动和高兴，并认为“一步行动比十打纲领重要”，虽然这步行动有不少不如意的地方。
同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的瑕疵、阿明集团出现，以及阿富汗革命在国际国内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并不能抹杀阿富汗革命在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中，率先进行剥夺剥夺者和实施土地革命等进步政策的伟大功绩。这尤如苏联内部的错误、叛徒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和苏联的解体，都不能抹杀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伟大意义一样。
面对国内外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阿明集团不是坚定反击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却在革命阵营内对不同意他的作法的其他领导人动了杀机。阿明集团杀害主张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阿明上台后，对国内外反动派的进攻是妥协退让，导致反革命力量加紧进攻，使“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城市交通瘫痪，无数援阿苏联专家惨遭杀害，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陷入困苦之中，数以百万的农民失去了家园，成为了战争的难民”。面对这种状况，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要求捍卫阿富汗革命成果的党员、干部，要求苏联出兵制止阿明集团的背叛行为，并帮助阿富汗革命击退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内外反动派的猖狂进攻。
当时的情况证明，阿明尤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放纵反革命暴乱的纳吉。因此只有象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捍卫匈牙利革命成果、保卫苏联西部边界安全那样，苏联出兵阿富汗，才能捍卫阿富汗革命成果、保卫苏联南部边界安全。于是，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派出红军部队进入阿富汗。因此苏联出兵阿富汗，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一样，是苏联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表现；又如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是保护中国东北边境安全需要一样，苏联出兵阿富汗也是保护苏南部边境地区安全的需要。
苏军对阿富汗的支援，使阿富汗的广大工农政权掌控地区的免除农民受高利贷盘剥、土地改革、引导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合作社（这是走向集体化的初始阶段）、解放妇女、使工农及子女等能够治病上学等符合劳动大众利益的工作得以进行和巩固。而美帝为首的“国际社会”支持的以伊斯兰教名义掩护的反革命分子，则以袭击来阻挠以上使劳动大众获得解放的工作的进行。
阿富汗革命干着有利劳动大众的工作，而美帝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则通过进攻革命来阻挠这些工作的情况，甚至一些西方媒体也有报道。网上一篇名为《阿富汗的秘密》(人民网强国社区）的文章写道：“《新世界评论》季刊的前主编玛里琳*比奇特尔在1980—1981年苏联干涉的头两年，曾经两度访问阿富汗。她亲眼看到了阿富汗妇女在手工艺品合作社工作的情况，她们的劳动第一次得到了可观的报酬，并且可以控制自己的劳动所得。她看到妇女和男人一起学习。妇女成为职业女性，在政府部门担当负责的高级职务。贫穷的工人家庭第一次看得起病，第一次能够送孩子上学。比奇特尔还谈到，政府勾销了农民的债务，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乡村开办了农民合作社，物价得到控制，主要食品的价格下降，政府帮助游牧民定居。她不大高兴的是，美国支持的伊斯兰游击队对农村地区的学校和教师进行了残酷的袭击（而我国对这“伊斯兰游击队”也是支持的——笔者注）。《旧金山纪事报》的一篇报道说，‘喀布尔一度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艺术家和嬉皮士云集到这里。女性在这个城市的大学里学习农业、工程和工商管理。阿富汗的妇女在政府担任要职；在20世纪80年代，有7名女议员。女人开着汽车，到处旅行，参加约会。在大学中，有50%的女学生。’在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统治下，妇女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
讲述美国当年在阿富汗支持恐怖主义的《且看美国如何制造拉登》写道：“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早在卡特政府时代便形成。当时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制定此政策并由其继承者执行。他的计划远远超出只是迫使苏联撤军那么简单，他要培植一个国际运动，把伊斯兰狂热主义传播到信奉回教的中亚苏维埃共和国那里去，藉此令苏联解体。”从这可见，美国当时支持本.阿登等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几十个国家中的宗教极端分子，支持他们到阿富汗去向阿富汗工农政权和驻阿苏军发起进攻，不仅是想借这些宗教极端分子的进攻推翻阿富汗工农政权，并逼迫苏军撒退，还希望通过在阿富汗掀起的伊斯兰教狂热漫延过边界，漫延到阿北部的“信奉回教（即伊斯兰教——笔者注）的中亚苏维埃共和国那里去”，促使苏联中亚地区不稳定，乃至分裂。其实，美国不止于此，美国还希望通过在阿富汗掀起的伊斯兰教狂热漫延到原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较多的中国新疆，企图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煽动伊斯兰教狂热，促使新疆不稳。
而1989年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撤军，恰恰证明戈氏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阿富汗革命，证明戈氏在美帝为首的各国反动势力进攻面前放弃斗争、投降退让。戈氏行动后果，是屈服美帝压力，放弃苏联南部边界的安全，放任美帝为首的全世界反动派支持的反革命势力在阿富汗横行，放任其在苏联南部边境外横行，为分裂苏联的“宗教”势力大肆渗入苏联中亚地区提供了方便。戈氏对阶级敌人的投降背叛行为，从反面证明了苏军当初出兵阿富汗是应有的同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态度，是正确的，是其他共产党人应该支持的。
而当年中国外交考虑中已忘记了阶级分析，思维处于联美反苏的惯性中，国际上反苏的就支持。这样思维下，对许多反动势力也支持。当年阿富汗问题是典型代表。中国与反共反苏的西方以及在中近东、巴基斯坦等有深厚势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最积极地进行反苏、反阿富汗革命的斗争。这种情况下，和这些反动势力一起，积极支持攻打驻阿苏军和阿富汗革命的伊斯兰教掩护下的反革命分子们，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一部分。在媒体上称赞那些反苏“游击队”也是我国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当时在阿富汗问题上支持反苏的伊斯兰狂热的态度，加剧了新疆伊斯兰教热的复活，给国外和新疆一些人用伊斯兰教狂热来对抗新疆的共产党政权可乘之机。我国最近10多年在新疆抓捕、击毙的搞恐怖活动的分裂分子，不少是曾在阿富汗参与“圣战”实战后潜回国内的。我国要求美国将关塔那摩基地释放的东突分子引渡回国（虽未能实现引渡），这些东突分子也是在阿富汗被美军抓捕的。我国通缉的、现流窜在国外的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其中不少也曾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这些都说明，美中等当初支持的反苏“圣战”，使这反革命的伊斯兰教狂热也蔓延到与阿富汗近邻的新疆，吸引着新疆的狂热分子到阿富汗参加“圣战”。其中不少参与“圣战”实战训练的恐怖分子又潜回新疆，在新疆进行分裂祖国的恐怖活动。中国当时错误支持反共反苏的国际反革命势力用伊斯兰教狂热来对抗苏联和阿富汗工农政权，却给自己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恶果。
戈尔巴乔夫背叛性撤离苏军和当时中国支持美帝为首反动势力的错误，都是符合美国等反动派利益要求的行为，二者行为都有利于进行“宗教圣战”的反革命力量在阿富汗横行、泛滥，有利于他们推翻阿富汗革命政权，并把阿富汗变为将其“宗教圣战”向中亚和新疆幅射、扩展的基地。二者行为同时也是不符合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利益的行为，因为二者行为都为其后苏联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盛行、泛滥（并中亚最后分裂为几个有浓郁伊斯兰教特征的“斯坦”国），新疆东突分裂活动猖獗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我国那时作法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剥削阶级斗争的号召，我国将其变成了与世界上剥削阶级国家联合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进步国家进行斗争。这不但严重危害国际共运事业，最终也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损害我国西部安全。
当年我国的正确作法，是同苏联一起共同支持官方实行无神论、民间允许信仰宗教但政教分离的阿富汗工农政权，支持该政权打击以宗教狂热为掩护的、国际反动势力支持的反革命恐怖力量。这既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对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对保证我国西部国家安全有很大帮助。因为中苏团结合作支持阿富汗工农政权打击这反动势力，将能确保官方实行无神论、民间允许信仰宗教但政教分离的阿富汗革命的存在、发展，国际反动势力支持的宗教狂热为掩护的反革命恐怖力量，在阿富汗将失败并被赶出阿富汗，而这对在邻近阿富汗的苏联中亚和中国新疆搞反革命“宗教圣战”的企图将是严重的打击。因为阿富汗反革命“宗教圣战”的失败，不仅对这些企图在新疆等地也搞类似“圣战”的匪徒的信心是打击，并且红色阿富汗如存在并发展，红色阿富汗就成为阻拦“伊斯兰圣战”向新疆渗透的屏障。红色的阿富汗是不会象现实中的阿富汗那样，变为疆独分子在境外的训练基地和渗透跳板。
美帝当年拉拢中国一起反对苏联援助阿富汗革命，一起支持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动派煽动的、进行“伊斯兰圣战”的反革命势力，推翻了阻止“伊斯兰圣战”向新疆渗透的屏障。美国的这一策略不仅使阿富汗变为了疆独分子在境外的训练基地和渗透跳板，也使阿成为美国在中亚和南亚一带的最大的、威胁我国西部的军事基地。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在阿富汗的大量驻军，实际已使“北约东扩”到新疆边境。而苏联支持的红色阿富汗存在，本可将北约挡离距我国边境上万里外，增加我国西部安全。但我国却大力支持反动势力摧毁红色阿富汗，而后美帝找借口纠集北约部队云集阿富汗，实现北约组织兵临中国西部边境的图谋。
因此国际问题抛弃阶级分析，将犯极愚蠢的错误。现在美帝又在重施在阿富汗问题上拉拢中国的相同伎俩，拉中国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社会”共同制裁朝鲜，想借中国之力共同搞垮朝鲜，使中国失去东北方向阻挡美帝侵略的屏障，并将朝鲜变为美帝向中国东北进攻的基地和跳板，使“东方北约”——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兵临鸭绿江边。因此，中国应警醒，避免再犯当年在阿富汗上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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