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我十分尊敬的两任老班长，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快五十年了，张钦礼离开我们也已经近十年了。光阴荏苒，时间如梭，然而，对两位老班长的思念和缅怀，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反而因为岁月的磨砺，让我更加真切的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焦裕禄精神激励兰考人民五十年的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岁月里，我们这些和老班长一起工作、生活、战斗的老同志，每每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依然热血沸腾。时至今日，兰考人民为有焦裕禄、张钦礼这两位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而深感荣幸和自豪，这是兰考人民之大幸也。
我是1952年底调到考城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不久接替县委秘书工作;那时，张钦礼是县委委员、副县长，他当时年龄才二十多岁，我们从此相识。1954年，兰封、考城合并为兰考，张钦礼任县长，我先后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61年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65年又调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同时还被抽调到兰考“四清”分团办公室任副主任，1967年，兰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是办事组组长，1973年任县委副书记。
几十年来，我由最初的和张钦礼相识、相知，到成为知己，一直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张钦礼是一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优秀共产党人，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每当想起他为了彻底改变兰考落后面貌，几十年如一日，不仅仅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更是身先士卒的战斗员，可以毫不夸张地的说，张钦礼为了兰考，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张钦礼1927年出生在兰考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中国人的时候，1943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他出生入死、机智多谋，多次出色的完成任务。他参加的智取王府桥、老牛圈杀鬼子、白茅集阻击战、黄水口掏心战、吴河村地道战等战斗，至今都在鲁西南地区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民权、兰封、考城以及曹县进行大范围围剿，企图一举歼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经过数日激战，张钦礼、潘子春、王志新率部突出重围，安全转移;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在张钦礼任政委的支前团领导和组织下，考城人民组织了三千民工、四百副担架奔赴淮海前线，他们抢救伤员、运送物资、协助部队作战，有力的支援了一线部队，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面对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面对期盼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民，张钦礼同志殚心竭力、废寝忘食、日夜操劳。1955年1月，黄河在兰考与东明交界处结冰成坝、阻水不下，兰考东坝头冰水漫滩，严重威胁到滩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黄河大堤的安全。张钦礼接到险情报告，立即组织县直机关的干部，亲自带领奔赴滩区抢险救灾，并组织沿黄区、乡干部分别带领一万多防凌大军上堤防守。为了抢救还困在水中的群众，张钦礼乘坐的木船中途搁浅，他毫不犹豫的带头跳入冰冷的水中，硬是把船推过浅滩。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终于保障了滩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黄河大堤也转危为安。
1958年，党中央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工农业等多条战线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在这大好形势下，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河南刮起了“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不顾现实，大放卫星，小麦亩产竟然放到了7320斤;集体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的“一平二调”，贫富拉平;生产上高指标、瞎指挥;说什么“哲学的跃进，跃进的哲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动手，大炼钢铁。兰考没有矿山，就派了2500多人到巩县炼钢铁。更让张钦礼痛心疾首的是，他们为了炼钢铁，把解放初期由政府出钱买树苗，发动群众参与合作种植的防风固沙林带都砍光了。张钦礼深知，沙区毁了林，风沙灾害就会接踵而至。1959年6月，在河南省召开的夏粮征购会议上，张钦礼以对兰考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直接向省委领导提了意见，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恼羞成怒，立刻将张钦礼逐出会场，押回兰考进行批判。随后又将他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工资降三级，下放到仪封公社老君营大队监督劳动。
1959年3月，河南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纠正“五风”错误的指示。随后，兰考县也召开四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可是，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不是检讨自己、承担责任，反而矛头向下，指责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基层干部，严重伤害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时间，干部畏手畏脚不敢工作，生产无人管。接着，严重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土地荒芜、风沙重起、盐碱加重、内涝成灾，到了1962年，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还低百分之四十二。人口外流、牲畜死亡，灾害之重，人民生活之苦，不堪言状。还在被监督劳动的张钦礼再也坐不住了，他整理好材料，背上群众给他准备的野菜团子，星夜兼程，赶赴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灾情。幸运的是，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张钦礼，当共和国的总理望着衣衫褴褛的张钦礼，将张钦礼带的野菜团子送进自己口中的时候，眼含热泪哽咽的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啊。
从北京回来后不久，也就是1962年8月，张钦礼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与此同时，那位河南省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被免去职务，调离河南，临走前，他痛哭流涕的向河南人民谢罪。
转眼到了年底，1962年12月，焦裕禄同志来到了兰考，谁也想不到，他的到来，对于兰考人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也可以说，焦裕禄一踏上兰考这块土地，注定就与兰考生死与共了。关于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兰考人民有目共睹，我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如果不是焦裕禄、张钦礼的努力和争取，兰考县这个行政区划，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1963年3月，刚刚上任不久的焦裕禄，迎接到了来兰考视察工作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令焦裕禄、张钦礼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何伟书记的到来，不仅仅是单单视察兰考工作这么简单，他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兰考一分为四，分别划归兰考周围的开封、杞县、民权和东明四县。得知这个消息后，焦裕禄、张钦礼惊出了一身冷汗。四个县的县委书记来到兰考开会，何伟在会上说：“兰考是豫东平原的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内涝、盐碱把兰考折腾的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解放十几年了，面貌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是重灾区，百姓生活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怎么办呢?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主要领导请来，想给你们增加些负担，把兰考一分为四，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问题也许会好办些。我今天是先给你们吹吹风，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更好。”
四个县的书记都表示愿意接收。
听到这里，焦裕禄坐不住了，张钦礼头上直冒汗。焦裕禄把张钦礼叫到屋外说：“钦礼同志，咱该咋办?我不忍啊，我看咱得表个态，可是表啥态啊?”张钦礼说：“我先发言，有事我兜着。”焦裕禄叮嘱道：“说话要有分寸，你说完了我补充，你尽情表述吧。”
回到会议上，张钦礼心情沉重的说：“我作为兰考县县长也表个态，第一，我们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第二，我个人认为兰考不能瓜分，旧中国兰考是贫穷、也是落后，解放后，1954年，政务院把兰封和考城合并为兰考县，是合不是分，1950年到1956年，兰考人民并不缺吃少穿，是河南大刮‘五风’才刮的兰考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无家可归。这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也不是兰考的干部没本事，而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治风沙、治盐碱、治内涝，兰考人民和干部是富有经验的，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带领群众干，不搞人整人，三年时间兰考就可以恢复到1956年吃穿不愁的水平。如果三年时间我们改变不了兰考面貌，达不到上述目的，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会自动辞职，自己回老家种地去。我们县委新班子决心在焦裕禄同志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只需三年时间，誓把兰考面貌大改变。”
焦裕禄补充道：“我同意钦礼同志的发言，不过，我要再加上一句，三年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对焦裕禄、张钦礼的表态性发言，何伟书记表示满意，并殷切期望兰考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早日战胜灾害，早日过上好生活。会议之后，在焦裕禄、张钦礼的陪同下，何伟书记看望了受灾的群众和兰考封闭沙丘的情况。一回到县里，何伟书记问焦裕禄、张钦礼还有什么困难?焦裕禄、张钦礼商量后对何伟书记说：“封闭沙丘、翻淤压减、挖河除涝这都需要工具，安排群众生活以工代赈，也需要生活物资，现在我们实在无力解决，是不是上级能支援兰考四十万块钱啊?”
何伟书记说：“四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回去给省里汇报一下，尽量给你们解决，你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啊。”
很快，省里的四十万下来了，县委根据实际出发，一半用来购买生产物资，一半用来解决群众以工代赈的生活必需。至此，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的带领下，打响了除“三害”的伟大战役。
三年时间，军中无戏言啊，这是焦裕禄、张钦礼和县委班子的军令状，这是兰考人民的决心书，这是冲锋陷阵的冲锋号。
内涝，是兰考的心腹之患，内涝不除就无法根治盐碱。
众所周知，兰考是个平原县，境内没有水库，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来水，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内涝，一遇内涝，庄稼几近绝收。而兰考向外排水的主要河道，就是流经商丘地区民权县和山东菏泽地区曹县的贺李河。为妥善解决好上下游的矛盾，张钦礼亲自带领除“三害”办公室和水利局的负责同志、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山东菏泽地委。
接待张钦礼一行的是菏泽地委秘书长，当他听说张钦礼是来向菏泽地委汇报工作的时候，他非常奇怪的看着张钦礼，不解的问：“兰考是河南省啊，菏泽地区归山东，你们怎么给我们汇报工作啊?”张钦礼笑着风趣的说：“兰考是县，菏泽是地区，你们是上级，下级给上级汇报工作是应该的，而且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向领导请示。”
菏泽地委书记知道情况后，坐下来亲自听取张钦礼的汇报。张钦礼详细地汇报了焦裕禄同志到兰考工作后的情况，和彻底改变兰考落后面貌的决心，以及除“三害”的规划和进展情况，最后重点汇报了贺李河的治理规划和具体意见，他说：“贺李河的水需要经过民权的李馆村，经曹县往下排入赵王河，为做到上下游兼顾，不使水灾搬家，建议曹县境内开挖河道，并在李馆村后建一座节制闸，如遇特大水涝，可以关闭节制闸，先将下游坡地涝水排出，再开闸泄上游的积水，让水顺河道排出。”
菏泽地委领导听了之后很受感动，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规划合理，切合实际，易于操作，便于施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随即打电话把曹县的领导叫到地委，共同讨论商议，并嘱咐曹县的领导，一定要把上游兰考的涝水欢迎进来，再欢送出去，要详细勘察设计，拿出施工方案。
随后不久，曹县派人到兰考，双方达成协议，李馆节制闸由兰考投资修建，节制闸以下河道由曹县负责开挖，并商定了开工日期。兰考和曹县协议的达成并开始施工，是兰考人民在治理“三害”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从而开创了上下游团结一致，分工协作，共同治理自然灾害的良好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兰考人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在李馆节制闸紧张施工期间，焦裕禄、张钦礼、潘子春等县委领导，多次到工地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检查指导工作，现场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焦裕禄同志在一次背沙子的劳动中，因劳累过度，突然晕倒，致使肝病爆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令人更想不到的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治河的工地上，没有回到治理“三害”队伍中，他这一走，竟是和兰考人民的永别。
焦裕禄同志住院期间和逝世后，张钦礼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全县人民，按照焦裕禄规划的蓝图，按照县委的规划和部署，更加努力的治理“三害”，各项指标都在按进度有条不紊的推进，更多的工作都是提前完成。
1964年5月14日，我们兰考人民的贴心人，我们工作的引路人，我们的老班长，焦裕禄同志终因肝癌不治，与世长辞。
可以说，焦裕禄一生的生命是短暂的，去世时才年仅42岁，焦裕禄来兰考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仅仅一年另三个月。可就是他在兰考的一年另三个月的时间里，是他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他最华丽的人生乐章。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焦裕禄和兰考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也使我们县委班子的同志们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当我们还沉浸在失去老班长的悲痛之中的时候，张钦礼同志就已经在全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上，饱含深情地向与会的领导和同志们，宣传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的感人事迹了。说张钦礼是宣传焦裕禄英雄事迹的第一人，说如果不是张钦礼，焦裕禄同志会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一点都不过分，事实也是如此。
可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因为宣传焦裕禄事迹，在兰考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场争论旷日持久几十年，残酷迫害几十年，波及上至县委领导，下到普通群众，惨烈程度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悲剧，我们这些人也随着张钦礼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其实更确切地说是随着砍焦、树焦的胜利和挫折，更是随着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与否，而上下浮沉。
1965年5月，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不久，“三夏”工作开始，周化民在传达地委夏征工作会议精神和分配的征购任务时，不顾兰考因为去年秋季七十多天的连阴雨，少种近十万亩小麦的事实，不顾张钦礼及兰考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结果，全县征购入库小麦400万斤，出现了征购透底，反过来又吃国家返销粮800万斤。
“四清”工作开始后，开封地区派出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工作队员由开封地直机关和兰考、巩县抽调的两千多人组成，兰考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参加“四清”运动，留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在县委抓生产，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是被定为四清对象。
秦一飞、周化民的到来，是兰考人民遭受人为苦难的开始，也正式拉开了围绕着焦裕禄这面红旗进行殊死斗争的序幕。
不管秦一飞、周化民在“四清”运动中如何“努力”工作，就是没有查出张钦礼的一点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整垮张钦礼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秦一飞甚至恬不知耻的说：“张钦礼四清就是没有问题，也是黑帮。”他还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赤裸裸地煽动说：“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于拔钉子，怕什么?顶多是个县委副书记嘛。”矛头直指张钦礼。一时间，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甚嚣尘上，什么“张钦礼是该划未划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是该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张钦礼是黑帮头子”、“张钦礼是三反分子”等等，铺天盖地。“四清”工作队由于始终没有查出张钦礼有“四不清”的问题，无奈地解放了张钦礼，仍然让他当县委副书记，仍旧抓除“三害”工作，张钦礼看不惯“四清”的做法，再加上对他的戒备和不信任，他便一头扎进除“三害”的工作中，整天和群众吃住在一起。
1965年12月，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一行来到了兰考，他们的到来，以及1966年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并迅速掀起了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潮，彻底实现了张钦礼同志和兰考人民的愿望，给全国人民和兰考人民战胜自然灾害以无穷的力量。
关于穆青等人如何采访、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已经报道了许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1966年2月19日，张钦礼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好班长》的回忆文章，全面记述了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的点点滴滴，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重要补充。张钦礼在这篇文章中，标出六个小标题：1、一个乐观而豪爽的人;2、先做调查研究，不开无准备的会;3、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4、同志间的谅解和友谊;5、他坚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无尽;6、焦裕禄同志学习你，做你的后来人。文章的最后，张钦礼写道：我一定学习你，做你的后来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建设新兰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
兰考是河南省第一个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的，也是较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县。当时在兰考的“四清”工作分团，摇身一变，成了领导兰考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秦一飞成了领导小组的组长，周化民成了副组长。运动伊始，斗争的矛头再次对准了张钦礼。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围绕焦裕禄事迹的真假和砍焦、树焦进行的，并且贯穿运动的全过程。1967年1月，兰考县先后成立了以支持秦一飞、周化民为主的“卫东林焦”组织，和以焦裕禄生前亲自树立的“四面红旗”的贫下中农为主的“卫焦”造反司令部。
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传到兰考后，兰考县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联合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等六十六个组织，与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周化民、刘呈明跑到地委说：“兰考大乱了，反革命夺权了。”1月28日，在开封地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带兵进驻兰考的当晚，便开始了抓人，目标是张钦礼。由于张钦礼当晚不在县城未被抓住，副县长蔺永沛和十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投入监狱。第二天一早，群众在兰考街头看到了洋洋得意的周化民之后，突然明白了过来，消息传出后，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农村的贫下中农也涌进县城进行声援。在巨大压力下，县武装部政委只好放人。
但是，李地山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群众，他一方面向省军区报告请求支援，一方面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兰考部队的名义，于2月1日发出了《告兰考革命人民书》。2月13日，又以同样的名义，发出了《给全县贫下中农的公开信》。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于1967年2月20日，开始了大逮捕、大镇压，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凡是和张钦礼站在一起的干部，凡是支持张钦礼的人都抓。在农村抓的人不敢公开往县城送，他们就将人装进麻袋，然后拉往县城，投进监狱。谁反对他抓人，他就抓谁。更令人不齿的是，他竟然对曾经的战友下手。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原是高炮师副师长，当他看到李地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就对李地山提出批评并与之辩论，李地山恼羞成怒，将刘永松逮捕入狱。2月26日，随着张钦礼的被捕，李地山的大逮捕才逐渐停了下来。至此，兰考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竟达1207人，兰考监狱关不下，就转到杞县、民权、东明等地的监狱。
张钦礼和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捆绑、殴打是家常便饭，张钦礼还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游斗时常常被一脚踹下汽车，脸上、身上经常伤痕累累，手指被打骨折。
在这关键时刻，得知消息的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将张钦礼安全送到北京。张钦礼和兰考1000多被捕的人先后得救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到了兰考。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此时的他，已经是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钦礼没有忘记兰考的“三害”还没有根除，为了实现焦裕禄同志的遗愿，为了彻底改变兰考面貌，他召集两派头头谈心，希望大家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好兰考的明天。
1967年7月，为给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张钦礼组织了一支“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的重要任务是，对兰考除“三害”的成果和现状、今后除“三害”的方向和措施、目标、任务，进行调查、宣传，发动群众，总结经验，研究措施，明确目标。
在张钦礼的亲自带领下，“宣传队”历时70天，步行5000多里，走遍了兰考的所有村庄，查遍了所有的沙丘、河流、防风林，为下一步规划新兰考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的工作明确了方向。
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的张钦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1966年秋冬种麦一结束，他来到紧邻黄河的三义寨公社搞重点实验，在引黄河水淤平三义寨潭坑和盐碱地的时候发现，1967年在淤平的三义寨潭坑和盐碱地上，改种水稻获得成功，1968年在新淤的大面积盐碱地上种植水稻喜获丰收。他在此基础上，认真做了分析总结，认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全县引黄淤灌，变害为利。
1968年冬，一场大规模的开挖引黄渠道、建设水利工程的战斗打响了，十万挖渠民工齐上阵，同时在十五条渠道上展开，他们清淤固堤，修建涵闸，一个冬春做土方五百二十多万方，修建涵闸三百多座，为汛期引黄灌淤做好了准备。
在整个开挖引黄渠道、建设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兰考人民遇到了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物料短缺等实际困难。但是，兰考人民不等不靠，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
一天，各公社的书记、社长在县里开会，普遍反映修建闸门、桥涵缺砖，针对这个情况，张钦礼告诉大家：“砖有，你们看，县委院里这路上是砖，屋里地上铺的也是砖，把它掀下来，都可以建闸、修桥，我马上动员大院的同志们开始行动，明天大家就可以过来拉砖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公社院里有砖，大队院里有砖，社员家里也有砖啊，动员群众，自力更生，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三义寨公社首先扒掉了大院围墙上的砖，他们还召开大、小队社员会议进行动员，社员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扒猪圈，甚至连垫床腿、桌腿的砖也拿了出来。全公社一下子集中了100多万块砖，并及时送到了工地。
固阳公社所在地是原考城县县城，公社大院的围墙是原来老城墙上的砖，每块砖的重量都在三十斤以上。公社书记赵新贞、社长吴思敬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扒掉围墙，支援引黄灌淤、修建涵闸。固阳供销社主任张景春看到公社的围墙都扒掉了，他马上动员供销社职工也把围墙扒掉，把砖送到工地。社长吴思敬更是吃住在工地，亲自坐镇指挥，为了节约物料，他召开诸葛亮会，和技术员王冠群、社员、干部反复琢磨、商量、研究，最后他们决定采用把四个灌区的进、退水闸建在一起的方案，把四个灌区18000亩的进、退水闸建在一起，形成了进退一体，既省工省料，又便于管理，吴思敬的设计方案和他所建的十孔闸，受到了省水利专家的高度称赞。
就在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大干苦干的关键时刻，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利用他在省委篡夺的权力，将张钦礼调往信阳工作，名义上是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鄂豫皖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实际上是软禁了起来。张钦礼后来得知，就在他被软禁的大别山主峰金刚台下的灵山寺，他差一点就会被人推下悬崖，成为“失足坠崖”的冤死鬼。
张钦礼走后，兰考再一次陷入混乱状态。
接替张钦礼同志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的庞传文，是现役军人、部队干部，同时，还派来了省军区一个副参谋长带领工作组进驻兰考。庞传文等人是河南王新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一到兰考，就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清算。他们认为，张钦礼在兰考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是以生产压革命，是犯了方向错误，兰考实际上存在一个“生产党”，兰考需要进行路线教育，需要整风。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们把县革委全体成员、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各机关和工厂领导班子成员集中起来，搞集特训，举办路线教育学习班，在28天的路线教育和他们要求的“爬坡”过程中，学习班竟无一人能爬上坡、过了关。接着，他们又开了52天的批修整风会议，还是说没有解决问题。他们以“在兰考有干扰，学习不好”为名，将300名学习班的全部人员拉到距兰考100多公里的尉氏县，继续办学习班。这次的学习班是军事化管理，他们把学习班全部人员关在一个大院内，锁上大门，大门口军人站岗，不准外出，管理人员全部是军队干部。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被囚禁了起来，就是整人，人人检讨，个个过关。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历时三个月的学习班终于结束了，此时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已经全部换了人。
此时的张钦礼又一次被敬爱的周总理搭救，再次重回兰考主持党政军工作。
1972年12月，一回到兰考工作的张钦礼，首先是整顿干部队伍，把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把抗灾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这样一来，兰考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各项工作又有条不紊的开展了起来，一时间，把林彪反党集团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成为兰考人民的共识。
1973年冬，引黄总干渠需要清淤，谁知，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把兰考的土地冻了一尺多厚，根本无法清淤。一直都亲临施工现场的张钦礼，立即召开指挥部成员会议，他说：“林县修建红旗渠，他们是山区，全是石头，他们那里的困难比我们要大的多，我们遇到的冻土难道会比石头硬吗?他们在那么险恶的条件下建成了人工天河，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遇到这点困难就退缩吗?”张钦礼带领大家重新学习了焦裕禄精神，教育大家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要求同志们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他当即指示机械厂连夜加工200只钢钎，要求物资局迅速采购八磅锤，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工地。就这样，在寒风刺骨的清淤工地上，劳动号子和着钢钎的叮当声，就像是兰考人民奏响的改天换地的动人乐章，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我们的心间。
打开的冻土，就象片石一样，需要一块块搬出来，大的需要两、三个人抬出来。冻土下面全是稀泥，架子车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同志们就用麻袋一袋一袋往外抬，就这样，硬是在春节前完成了清淤任务，为明年引黄灌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74年，利用五条干渠和配套工程，西半部七个公社，在黄河汛期高水位的有利条件下，全面进行了淤灌，昔日的沙荒、盐碱、低洼地，终于变成了良田。1975年，在去年灌淤成功的基础上，东半部八个公社的灌淤战斗打响了，为了争取时间，张钦礼召开县委常委会，进一步总结经验、研究措施。针对东半部的实际情况，常委会决定三路齐头并进，南线新开挖城关公社至仪封公社20华里干渠，负责淤灌仪封公社南部和陇海铁路两侧;中线新开挖红庙公社至许河公社一条干渠，负责淤灌葡萄架、阎楼、小宋、张君墓、许河等公社;北线利用原山东干渠负责灌淤明、清黄河故道，这里中间凹，两岸高，不需要开挖新渠，但需要打拦水坝、建节制闸，由于这条故道上下落差大，宽度不一样，对闸、坝的具体要求也不一样，张钦礼把最艰巨的北线任务留给了自己，其他常委也进行了分工。会议决定：冬季勘察设计，年后全面开工，小麦收割前全部完成。
1976年春节后，三条引黄工程同时开工。
南线干渠由县城北五干渠岔出，向东需要穿越兰考至菏泽的公路，这是一条河南通往山东的国道，不能因为挖渠而影响道路运输，必须保证畅通。张钦礼要求干渠土方工程和桥梁工程，必须在半个月以内完成。为了争取时间，县委先后调集了搬运站、机械厂、农机修配厂、石油公司等单位的精兵强将到工地支援。电业局长亲自率领工程技术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把临时电线架到了工地，保证了桥梁工地的用电。隆冬的深夜，忙碌了一天的张钦礼来到工地，当他看到正在工地紧张施工的场面和焊接时飞溅的火花，他心潮澎湃、激情难抑，饱含深情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有这样一支能打敢拼的队伍，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战胜!你们看到飞溅火花了吗?是不是为我们祝捷的礼花?”
捷报，一个接着一个，南线工程完工，中线工程完工，北线工程完工。
随着黄河汛期的到来，具备了县城东半部全面引黄淤灌的条件。万事俱备，只等指挥部一声令下。为了保证一次灌淤成功，这时的张钦礼再次带领大家到各个工程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随着张钦礼一声令下，滚滚黄河水沿着三条干渠顺势而下。此时，站在什伍大闸上的张钦礼喜笑颜开，高兴的忘记了劳累，他跑下大闸，来到渠边，双手捧起金灿灿的黄河水，在他的眼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黄河水，那是造福兰考人民的黄金水，是兰考人民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幸福水，更是我们共产党人付出的汗水和泪水。
经过黄河水淤灌的盐碱、沙荒、低洼地，普遍盖上了一层淤土，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彻底根除了“三害”，使灾区的贫困队一跃变成了余粮队、富裕队，从此扎下了富根。
三义寨公社的侯寨大队，有3100亩土地，淤灌后比淤灌前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4倍，平均人产800斤。
葡萄架公社的平房大队，坐落在北沙河南岸，过去村南沙荒、村北盐碱，不产粮食，只能种些白腊条，人们只能编篓编筐维持生活，淤灌后，一季小麦人产1000多斤，从此结束了年年吃统销粮、领救济款的历史，一变成为年年卖余粮、家家有存粮的富裕村。
固阳公社曹寨大队水驿十三生产队，灌淤后，一季小麦人产1100多斤，收一季可吃三年。
城关公社南半部陇海铁路两侧的十个大队，淤灌后，改土三万七千亩，1977年，粮食总产量达一千另两万斤，比1967年翻了两番。
至此，在焦裕禄伟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张钦礼及县委的带领下，兰考人民经过艰苦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在同“三害”斗争的同时，兰考的工商业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国营、集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显著，商业网点遍布城乡。
1978年10月16日，在引黄灌淤的工地上，张钦礼同志再次被捕，被捕的“罪状”荒唐之极，同南宋岳飞的“莫须有”如同一辙。
这一次，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在了，没有人能再救张钦礼了。从此，张钦礼同志离开了兰考。
2004年5月4日，张钦礼与世长辞，享年78岁。
2004年5月17日，兰考人民用最高的规格、最隆重的礼仪，敬迎老县长、老书记魂归故里，十万民众，泪洒长街。
可以说，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是兰考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他谱写了兰考最辉煌的历史篇章。所以，兰考人民怀念他，我们这些同他并肩工作、战斗的老同志怀念他。他和焦裕禄一样，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虽然，张钦礼同志一生的政治命运跌宕起伏，充满着悲壮，甚至是惨烈，可是，他毕其一生所为之奋斗的理想，毕其一生所为之幸福的人民，毕其一生所付出的心血、汗水和生命，兰考人民世世代代会铭刻在心中!
老班长焦裕禄、张钦礼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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