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波澜壮阔的探索实践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长达90多年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最为宝贵的经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忍不拔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的历史。在这场波澜壮阔而又复杂曲折的探索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年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疑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通过何种途径和步骤去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既不可能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践的探索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道路和解决方案。
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再到瓦窑堡会议正确制定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再到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反思、调整和总结。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紧地依靠中国人民浴血奋斗，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不久，苏联模式就暴露出许多弊端，这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试图突破苏联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间，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它不仅有凯歌行进的辉煌年代，而且有坎坷曲折的艰难岁月。但是，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全面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①]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这10年期间，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一直没有停止。尽管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一定时期也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去纠正错误，如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纠正“左”的错误等;虽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全局性的失误，但在进行局部的理论探索中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如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等。
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通过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实践。
这场波澜壮阔的探索实践证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精髓的根本体现和必然要求，也是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不懈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既然是探索，而且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加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还处于初始阶段，缺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这种探索实践必然会出现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尽管有过不少失误的教训，也走过不小的弯路，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能够依靠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纠正失误，并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不断开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征程。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尽管只是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分支，但由于其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已远超过同时期其他许多分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不仅涉及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重要决策，而且还涉及到从上到下以至城乡基层组织机构的贯彻实施;不仅涉及上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而且还涉及他们的家长及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不仅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本身，而且还涉及与密切关联的城镇就业、学校教育、农村建设、边疆发展等诸多方面，因此，将其放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考察，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背景去研究，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使然。
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段深刻的话：“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②]这说明，只要正确地总结历史的教训，它同样能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更何况，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要能客观地考察、辩证地分析、正确地总结，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价值的。
一项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它的产生、发展以至结束，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这一特殊时期的不同阶段，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有不同的实际状况和历史背景，其指导方针、政策措施等也有所不同，但是，党和国家从始至终都将其作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部署，却是一以贯之的。
1955年，随着全国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及时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面临的不少新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其中许多文章加了按语。当他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说：“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其出发点是鼓励广大知青到农村去工作、去奋斗、去改变落后状况的。正是这一批语，成为此后20多年各级党政动员组织知青下乡上山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奔赴农村的精神动力。
为适应社会主义高潮新形势的到来，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0%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也是第一次正式向全国城镇知青发出下乡上山的号召。党和国家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解决城镇青年就业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加快农村建设又解决城镇就业的中国式发展道路。
1962年下半年，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采取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一根本性措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去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为了开辟城镇知青的就业门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中国大地迅速开展大规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持续进行，大学停止招生已两年有余，很多工矿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学校继续停课“闹革命”，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达400多万人，他们的分配去向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刻不容缓解决的重大问题。当时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尽管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从一开始，它就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远方针和战略部署，从总体上被坚持和肯定了下来。此时，毛泽东发出这一号令，尽管其动因是多维的，但以中学毕业生分配为契机、以“到农村去”为分配指向的实际状况，表明其解决城镇知青就业出路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出发点。
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先后发出(1970)26号、(1973)21号、(1973)30号文件，对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新的调整和部署。根据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精神，针对全国知青工作存在的问题，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会议所解决的问题、调整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极左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会后，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毛主席号召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表述，与“文革”前中央多次对此的论述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有所不同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此时又同时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的政治意义。这种表述上的连贯性与差别性，也正是“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表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拨乱反正开展。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政策，改进上山下乡作法，明确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城乡广开门路，积极稳妥地安排好在乡知青等。中共中央以(1978)74号文件发出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今后继续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有利于引导知青和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有利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于按照国民经济整体规划，建设和保卫边疆。这些提法的精神实质，与“文革”前后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目的表述，仍然是没有根本差异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点，一直持续到1980年9月中央宣布终止知青上山下乡为止，都没有新的变化，时至当今，也未见到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的新的表述和提法。
纵观历史可以得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产生、发展和结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缘由。正是由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产生于“文革”之中，而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对知青上山下乡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这一阶段的很多方面都有别于甚至根本不同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这样一个基本状况，才使得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从制定到实施、从调整到结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会伴随成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作为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存在于共和国的历史记忆中，却是必然的。
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是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这一历史进程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政府组织行动。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还是对直接参与其中的广大下乡知青，都是刻骨铭心的。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作出过客观的评价：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诚然，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犯过“文革”这样的错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
几乎贯穿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从发动和组织的基本动因，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现实，它都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都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正确研究、客观评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史实，我们同样可以得知，尽管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十分突出，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切为了祖国，为国分忧，无私奉献。这一本质特征，贯穿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始终。既或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丝毫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这种本质和主流，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探索实践中，我们这一代“知青”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为有亲身参加改变共和国“一穷二白”面貌的伟大实践而豪情满怀，为有直接参与毛泽东领导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而无怨无悔，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中至今都引以为骄傲、引以为自豪的根本所在。
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是一个多种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运动着的过程。这一过程如以“文革”为界，大致可划分为“文革”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这些不同阶段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对这些不同的阶段，如果只看到其联系而看不到其区别，或者只看到其区别而看不到其联系;如果只看到某一个阶段而看不到其它阶段，或者以某一个阶段的片断来看待其整个阶段，乃至来评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这都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偏差，甚至结论上的误判。就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也应当区分什么是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什么是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什么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什么是超越当时阶段的意识形态;什么是健康力量的抗争，什么是邪恶势力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既有重大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需要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决不可视而不见，也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共和国的这一段历史全过程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况且，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其工作内涵来讲，它既包括下乡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各个方面，还包括这些方面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调整、完善等各个环节;从其工作对象来讲，它既包括下乡知青这一主体，还包括与这一主体直接关联的他们的家长;从其工作实施来讲，它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及其工作部门，还包括城乡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社队组织等。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各具要素、结构、功能等特点，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系统。这些工作的正常运转、协调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互为补充、结构紧密、功能齐全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大系统。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出现不少问题甚至较为严重的问题，一般来讲，都是在各自系统中出现的某个阶段的插曲，或在各自运行体系中出现的不协调、不配套等政策问题，不能以此就概括为是整个阶段性或全局性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必然会影响到某一方面甚至整个阶段的工作，对全局带来重要的影响和损害，但它毕竟在整个系统中不起主导的作用和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国家的、社会的、人民的历史记忆，而对每一个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讲，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由于不同阶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态上有所差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等有所不同，还由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方式、劳动环境、生活基础、经济条件以及下乡时间、自身状况有所区别等，他们对各自曾有过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会就此产生不同的认识，这都在情理之中。这里的问题是，如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或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或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都有可能出现片面性。因此，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恩怨立场和个人得失角度，必须跳出个人局限、超越片断经历，站在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方可能获得事物的真谛与本质。
不论未来历史对知青上山下乡如何评说，但历史不会忘记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的，因为它是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会遗忘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以解决城镇知青就业安置为初衷的，因为它是中国式劳动就业之路的一次探索实践;不会忘却是，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曲折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因为党和国家为解决好知青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会忘怀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为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因为它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出这一代人为国分忧的重要篇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看待任何事情，都应当遵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研究历史中国的事情，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这对曾经有过知青经历并现在致力于知青问题研究的人士来说，应当是方法论方面最起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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