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我们这代人中的许多人共同的称呼，也是留在我们身上永恒的印记。“知青”也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与中国的现代史，与新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
如何看待“知青”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知青”对人生的砺练?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情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联系具体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和知青的成长史，具体地分析。
1.如何看待“知青”?
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知青”，大体上包括两部分，一是20世纪50和60年代“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是“文革”中插队和去兵团的青年学生。“知青”涉及千家万户，给上千万的知青本人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和不能忘却的记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知青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如何认识知青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以为，要客观地、科学地认识知青，就不能不具体地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条件，认识知青产生的根据。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业、农村对中国来讲，都是命脉，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她所创造的农业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农业为基础”也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中国80%是农民”，这是我们在上学时就知道的。农村是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维度。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校教育中， “教育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标语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当时的教育方针。对于毕业后的方向，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教育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学校如此，在当时的社会宣传上，也是如此。比如，董加耕、邢燕子等知青的下乡务农，在《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都有报道，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上小学三四年级，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说他们是学习的榜样。还有电影《军垦战歌》，特别是其中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传唱广泛，影响很大。这些报道、宣传对当时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他们后来的上山下乡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革”中，特别是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的人员之多，范围之广，涉及面之大，都是“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所无法比拟的。1968年和1969年间的知青，包括1966、1967、1968年初中、高中毕业生和一部分1969届初中毕业生。这七届学生，也是我国当时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消化的。当时学校的教育，社会的倡导，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造就了这一代人的信念、理想和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都为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根据和思想基础，并不是单纯的、突如其来的运动。实际上，1967年，就有自发的去农村、去边疆的学生，他们的行动也成为后来上山下乡知青的榜样。
谈到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当时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是无法理解的。把它说成是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号召或命令，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文革”中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与“文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就简单地把它说成是“文革”中的一个运动，与“文革”等同，也是失之偏颇的。至于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把知青赶到农村，是对城镇化的反动”，则是用今天去曲解昨天的一种非历史的看法，完全忽视了当时的历史。
2.对知青的由来和阶段的看法
“知青”并不是“文革”的产物，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有之。
与“知青”联系密切的论述，最著名的，是毛泽东1939年5月1日在《五四运动》中所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了“知识青年”的概念，他说：“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再次重申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说的话。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不少青年学生奔赴根据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革命进程中，向他们提出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界，无疑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的。
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比如，邓中夏到长辛店，刘少奇去安源，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等等。可以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党的一贯思想。毛泽东1939年提出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成为那个时期的知识青年的努力实践，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发挥了积极的、不可否定的作用。当然，那时所讲的“知识青年”与后来的“知识青年”是有不同的，但“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贯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中提到：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里提出了“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工作，而当时的合作化正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经济现状，农业国的现实，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的目标，都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着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前的知识青年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到农村改变落后面貌的，他们中的代表，比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等，在农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成为一代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这一代知青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中，特别是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规模宏大的运动，涉及千家万户。这一代知青，与作为革命先行者的知识分子，与“文革”前的知青，有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他们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到农村是要“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可以说，这一代知青，肩负着改造和建设的双重任务。这与当时所说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能说没有联系。
即使同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70年代以前去农村插队的知青，主要是1966—1968年毕业的六届初高中毕业生，此外，还有少部分1969届初中毕业生，对这些知青的要求是“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而此后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则有一定的时间要求，比如两年，就好比上学，要有一定的年限，似乎把插队作为当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文革”中的知青，是在接受再教育中思索，同时也为农村的建设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插队逐渐停止。
3.知青的得与失
上山下乡，对知青个人来说，无疑是有得有失的。从我个人而言，我是1968年12月20日到山西夏县插队，1978年2月入学离开农村，插队将近10年，这是自己人生中一段不短的时间，知青的经历和体悟，给我此后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插队时，我还不满16岁，可以说还是个孩子，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知识，不会做饭，甚至不会洗衣服。插队使我学会了自己生活，学会了自己面对社会，自己处理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等，使自己具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插队前对农村的了解，是在课堂上，在报刊书籍中，是一种书面的知晓，只是偶尔的劳动，使我们对农活有所体会，可以说，对农村的了解，基本上停留在“农民伯伯”的称呼上，在青山绿水、田野牧歌的想象中，可以说，除了这些，我对农村没有了解，对农民没有体会。插队，和农民的天天接触，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生活，和他们的交流，特别是自己的亲身体验，使我学会了农活，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在和农民的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从而对农村有了一定了解，这为自己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插队的艰苦生活中，我体悟到了家人的亲情，体悟到知青与知青、知青与老乡的友情，懂得了感恩。我体会到，插队十年，虽有艰辛，五味俱全，却给我留下了一生的财富。
“文革”中的知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是不完整的。除1966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基本完成了初高中的学业外，1967、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都没有完成初高中的学业，而1969届的“初中毕业生”只是名义上受过初中的教育。这种不完整的教育给不少知青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逐渐地被边缘化。也有不少知青，尽管是不完整的教育，还是有了继续学习的起码基础，也正是教育的不完整，使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和劳作中，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成为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动力和以后事业的起点。
1968年以后的知青，“接受再教育”是首要的前提，就参加农业劳动，就了解农村而言，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再教育”成为知青的标志，把知青看作教育的对象，甚至将“再教育”等同于“改造”;在城市的一些地方，插队知青遭到歧视，哪怕他们是原是本地的学生，他们也被视为“工作对象”，这给知青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反映了这些地方的一些干部对知青认识的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使这些知青经受了另一种风浪的考验，增加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
由于“文革”的具体历史背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产生了一些本不应该是上山下乡本身所具有的消极的东西，对社会、对知青个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以其中的消极的东西来否定上山下乡对知青的锻炼，否定上山下乡对知青的成长的积极影响，甚至否定“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作为个人而言，在自己的十年插队生涯中，有过迷茫，有过彷徨，有过失落，有过喜悦。正是在农村，我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对了人生的道路有了初步的体悟，懂得了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尽管蹒跚，还会跌跤。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我人生中的一所不忘的学校，尽管那时有太多的艰辛，却为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我遇到不少知青，不管他们今天在做什么，也许在给人看车，也许在公交站上引导乘客，也许他们些许的退休金将够温饱，但他们的乐观、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谈到在农村插队的岁月，是岁月的诉说回忆，是体悟，而不是埋怨，更不是诅咒。
4.知青的个性和共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知青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同一时期的知青，由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就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甚至同一地点插队的知青，由于其生活经历的不同，各自间也有不同。这些不同的特点或曰个性，构成了知青的丰富的历史。
从知青的历史和整体来看，贯穿于知青整体的，是“与工农相结合”，是面向中国的实际，是勇于承担国家的重负，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担当，也是奉献，更是实践，在这个实践中，培养了一种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为知识分子赋予了崭新的面貌，为共和国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青，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革”中的知青，也不例外。
“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的特点和印记，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如果由于这一阶段的历史特点而把它看作“文革”的产物，认为否定“文革”必然地就要否定知青，这既不符合历史，也是否定历史。尽管“文革”中的知青背负了本不该背负的重负，承受了不少委屈甚至鄙视，但知青的要义和承担是一样的，知青奉献了青春，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成熟起来，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痕迹。
5.对“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看法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城市学生最大规模的向农村的流动，其影响之大，涉及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加之当时“文革”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使得对这一段的知青历史的看法众说纷纭。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必然带有这个时期的历史印迹，有着它所特有的特点。我想，起码有以下几点：
(1) 强烈的政治色彩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比如“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来发动和进行的。与以前的上山下乡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再教育”成为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首要特征，遮蔽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2) 采用运动的形式
学校的“革委会”、工宣队的组织动员，居委会、家长单位的动员和工作，加上舆论的宣传，各种各样的“欢送”，等等，形成一种强大的氛围，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当时的一种运动，下乡不下乡，似乎成为革命不革命的一个界限。
(3) 知青本身的年龄和受教育的不完整
1968、1969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大部分人的年龄不大，特别是1967、1968、1969届初中毕业生的年龄更小。以我本人来说，插队时还不满16岁，尽管有不满16周岁不动员插队的说法，但在我报名插队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告知过，而且很快批准。在知青中，还有年龄更小的。加之大部分人所受学校教育的不完整，使得他们不得不过早面对社会，而这个条件却为当时所忽视，他们过早地被作为成人对待。
(4)动员宣传同现实情况的反差
学校和工宣队在动员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介绍的情况和实际相差较大，当知青到了农村，发现与介绍不符时，产生失望甚至受骗感。在相当一部分农村，知青辛苦一年，甚至不够自己的柴米油盐的基本费用，无法养活自己，只能靠家人负担。大部分知青的这种状况，甚至无人过问，造成知青和知青家人的不满。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规模大，范围广就把上山下乡归结为“文革”的产物，不能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或因为“文革”被否定了就得出知青上山下乡也应被否定的结论。那样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从知青个人而言，毕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上山下乡中，我们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农村，对国家的现状也有了一定的体悟。农村的生活，使我们能够独立生活，能够自己面对社会，能够自立。农村的劳作，不仅是学会掌握了农活，不仅是锻炼了自己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己的一种精神，即不畏艰苦、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这是自己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宝贵财富。
从知青和农村的关系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自己有所得，而且也为中国农村的发展、为城市和农村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知青在农村充当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等等，为农村的建设出了力。知青所带来的新的生活习惯、有关农村之外的信息，还有不少知青所具有的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也开阔了农村的眼界，有些甚至影响了农民和他们的下一代。现在，不少曾经有过知青的农村，提起知青来，还保留着良好的记忆和怀念。我总觉得，在谈论知青的时候，从知青本身谈论的较多，而谈论作为知青与之相结合的农民和农工，他们对知青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却很少，这不能不说是缺憾。
从知青的历史来说，“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知青历史的一个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也使知青本身遭受了本不该承受的东西，但贯穿知青历史的承担、责任、奉献、进取，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仍然是这代知青共通的特点。在艰苦的环境中，知青成长并成熟了。在农村的岁月，成为不少知青以后事业的坚实的起点;在这个岁月在养就的精神，成为此后生活和工作的宝贵财富，万金不换。
知青应该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历史，既不溢美，也不埋怨，更不诅咒，这是对知青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真诚地对待历史的人，才能真诚地看待自己。2013年，我出版了回忆自己插队十年的书《五味青春》，遵循不说假话，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力求对自己的插队有一个真实交待，也对在那些日子中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一种感恩。出版后，能使我有所满足的，是我插队的夏县胡张乡西晋村的刘学礼的话：“好像又回到了我们当年生活过的情景一样。”他所转达的西晋村的乡亲们对知青的怀念，其中包含的对知青的情谊使我深受感动。
我为知青自豪，也为自己曾经是个知青自豪!
(山西省夏县胡张公社西晋大队插队知青 郇中建 )
郇中建，1953年生，1967年北京育英中学初中毕业，1968年12月20日到山西夏县胡张公社西晋大队插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1978年2月入学。现为人民出版社编审，所编辑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荣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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