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军旅作家称，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源是制度;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是现代国民意识的胜利——这是典型的文人式借题发挥，为赋新词强说愁。其实，甲午作为一场战事，中国在国力相近条件下败给日本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战略的失败。不是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而是和平时期的军事发展战略。
导致中国于甲午战败的，是这样连环相扣的两个军事发展战略：一是当时的“重海轻陆”的战略，二是当时海军战舰的发展方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认识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差距，从而产生了军事现代化的紧迫感。以中国当时的财力而言，军事现代化不可能全面铺开，只能是选择重点发展方向。从切身的战争体验出发，当时的中国选择了“先海军后陆军”、“重海轻陆”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战略。
这种选择是相当合理的。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开战之所以屡战屡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占有海军优势。由于拥有强大的、富于机动性的海军，列强对中国做到了“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想打哪就打哪”，而中国则陷入全面被动。由于压倒性的侵略力量主要是从海上来，既是因为教训，也是出于情势，当时的中国选择优先发展海军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能够拒敌于海外，即使陆军相对弱小，国防效用也能实现相对最大化。
“重海轻陆”或“先海后陆”并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的海军战舰发展思路。中国作为内陆大国，长期对海战不熟，因此选择了以战舰的大吨位和高防御作为方向的发展思路。当时海军现代化的成果，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软件方面，通过引进外籍教官和西式军事训练方法，当时的北洋海军基本实现了近代化;硬件方面，北洋海军舰队成形后，曾经出访日本，造成很大震撼，被当时的舆论誉为“新的海上强国诞生”。
这次出访也促使日本产生了紧迫感，早有意染指大陆的日本，必须找到对付新的“强邻”的方法。其时的日本，国力尚不如中国，无力打造一支全面超越北洋的大战舰舰队。但日本毕竟是海岛国家，先天熟悉海战，它很快找到了应对方案，那就是走相对小型而灵活、高速的发展路线。这是一条投入较少、却更具实战效用的海军发展思路。
甲午战争中最关键的黄海海战，就是检验中日两国海军发展思路之高下与优劣的检验场。这是一场对当时水平而言，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海军会战。此战的结果与政治无关、与制度无关、与所谓的现代国民意识也无关，仅与当时双方的军事实力之强弱、优劣有关。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政治或制度因素影响了黄海海战的结果。而此战的结果，却实际上决定了整个甲午战争的结果：如果中国胜，在失去海军运兵机动能力和火力支持后，且还要时刻处于中方海军舰炮的威胁之下，日本陆军绝没有胆量敢于孤军深入，如此，则甲午战争很可能成为又一场万历朝鲜战争，中国至少可以距敌于海外，保障自己的国土完整、朝鲜权属以及黄海海权，甚至还可能获得更多成果;而此战若中国败，结果就是后人看到的甲午战况：海军在威海卫港内龟缩不出，本来就被滞后发展，因而现代化程度不高、战力不强的陆军，还要面对日军的海陆双重优势，结果节节败退，最后导致丧失了地面支持的海军也被围歼。甲午中国战败，拉开了中日两国的差距，直接影响了两国日后的不同走向和命运。
由上可见，甲午战争的结局，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较量的结果，是两国军事发展思路优劣的结果，与所谓制度、政治和国民意识关系不大。确实，当时中国的制度很有问题，也在多方面造成了长期影响。但是，不能夸大制度的作用，把什么都归结为制度。制度不是替罪羊，也不能“决定一切”。在国家发展的思路上，不能搞“制度决定论”，一碰到问题、困难，就说是制度问题，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改制度;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按照事情本身的轻重缓急来决定发展思路。
在思想争论和政策争道中，借题发挥免不了。但是，不能没有基本底线，毕竟，历史并非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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