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9月8号就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了。我曾发表文章说“私有化是滋生贪官的土壤和温床”。现在我还要说“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不会出贪官”。为什么?请重读《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队伍中不允许有一部分人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是为自己的私利工作的。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开头就明确无误地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接下来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在第一章党员中第2条党员义务中第3款说的是“(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为人民服务或者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宗旨，也是共产党员的具体义务。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取得全国的执政权，绝大多数党员按上述的规定履行义务就赢得了民心，给自己奠定了执政基础。也就是靠这个，中国共产党才能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完成了开国的准备。在党内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组织中的一员不允许有除人民利益之外的个人利益。若有就是谋私，就失去做中共党员的资格了。在这样的规定下，所有党员都是一样的，不一样了，就是特权，就是对党章的背叛。
正因如此，1959年10月26号，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在接见时传祥握手时才能说出：“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传祥靠工资养家，刘少奇也靠工资养家，都一样的没有额外收入。
随着文革的被否定，现在“为人民服务”不时髦了，已经没人说了。只有新华门的影壁墙上的“为人民服务”还在。有些单位就明确标出“为纳税人服务”了。纳税人是做买卖的人。纳税多的人就是老板们了，就不属于屁民了。如果不能纳税还想办事，那是很难办成的。就是该办的也是要好处费的。办大事，好处费就自然多了。于是当官的就有所谓的“灰色收入”了。这仅仅是初级阶段。政府部门就别说了，医疗卫生看病的大夫都收红包了，甚至小学教师都有家长送礼金的。挣着工资干工作本是应该的，是本分，但都得按“市场经济”的路数来走。把责任或者说职责也当商品走向市场了。
文革中就开始治理干部的特殊化，把领导干部的优厚待遇看成“资产阶级法权”来反对和节制。干部队伍不仅仅实现了“革命化”，而且在待遇上也是“平民化”的。我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的工资就跟普通员工一样的。而是说他们无论级别多高也都是只享受工资待遇，其他的没有。
毛主席省吃俭用，一件睡衣打了73块补丁。
周总理也节衣缩食，他经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补过不知多少次了。袖子上的补丁已经有袖子的三分之一大了。给周总理缝补衣服的工人师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含着泪说：“几十年啦，总理做了几件新衣服，我们记得清清楚楚;但是给总理修补衣服的次数，谁也无法数清啊!”有一回，要接待外宾，周总理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同志，我今天该穿那套‘礼服’了。”那位工作人员指着衣服上一块织补过的痕迹说：“总理，您这件‘礼服’早该换换啦!”总理说：“这蛮好嘛，穿着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客人，织补的痕迹不要紧，别人看看也没关系，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总理还有一套睡衣睡裤，是一九五一年做的。多年来缝缝洗洗，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没有绒也没有格纹的白布了。这套睡衣，光是邓颖超同志就不知补过多少次了。可是，周总理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连出国访问都使用它。同志们劝他换一套新的，他总是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能穿的衣服扔掉了，不是太可惜了吗?”他的那条浴巾，年头也不少了。有一天早晨，周总理发现毛巾换了一条新的，就问工作人员：“我的毛巾呢?”“原来那条太破了，不能用了。”“能用，能用!”总理连声说。一直到把那条毛巾找回来，周总理才洗脸。那条毛巾后来补了补改成浴巾。后来，做浴巾也不行了，就改成擦脚巾。总理有个补袜子用的袜板，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他从平山县西柏坡带进北京城，一直用到他逝世。
江青愿意摄影，买胶卷都是自己花钱，从未报销的。
毛主席给困难知青家长寄上300元，自己当月也就剩100多吧。
中央领导能以身作则，带出的干部队伍现在看基本是清廉的。为什么?他们认为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国家给他们开工资了，就该无条件、完全地、彻底地为人民，为老百姓办事情的。如果没办到，或者没做好，那就是失职了。周总理胸前的“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一直戴到死。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上，还能贪腐吗?
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还政于民，逐渐从劳模当中选拔新人进入领导岗位。1975年37岁的吴桂贤当副总理了，仍然在西北国棉一厂开76元工资，参加会议时两角钱的茶水费都舍不得。服务员问她为什么不喝茶水，她说怕睡不着觉。
42岁的李素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在原单位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开工资。她身居高位，却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带家属，每天只有工作的权利，必须把思念之苦与七情六欲埋在心底。那时，她每月工资62元，是高级干部中的“穷人”，却非常满足，因为陈永贵副总理还挣工分。这种经济状况，自然出国访问时连“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到对外友协去借皮箱和衣服，访问回来再把那些东西归还人家。她最怕家乡来人，因为囊中羞涩。有一个月，家乡来了四五拨人，结果月底时只好天天大葱抹大酱。
40岁的姚连蔚和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他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西安机械厂1959年的四级工资。每月58元。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60岁的陈永贵当副总理还挣大寨的工分。他们升官不发财，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员的工作目标，也是全民的工作目标。当时上班工作的背兜、战士的挎包以及老百姓的拎兜，全都印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红卫兵和后来下乡的知青也都是用这样的挎包。这充分表明“为人民服务”已经深入人心了。
现在，只有还准备了这样的挎包，提供给怀念那个时代的网友们。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无论职务高低，只要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就值得开追悼会。反过来说，职务再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活着，已经没意义了，那是该遭到鄙视的。死了就该如死条狗一样的，开什么追悼会啊?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因为现在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了，所以如果有缺点，就不是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了，而是不准批评、不让你指出的。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没有好处，那是不管的。老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反对，你就滚蛋!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如果我们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兴旺不起来的!现在我们党员队伍发展到8600万了，数量是大大发展了，可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有多少?不搞剥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多少?
好在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开始提纯党员队伍，治理领导干部的贪腐行为，因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群众路线已经拣起来了，把“为人民服务”也拣起来吧!党章上写的，作为共产党员，就该身体力行嘛!让一部分人先富，还让党员带头致富，如果靠诚实劳动致富没问题的。可是，只靠诚实劳动不搞剥削怎么能先富?“十人不穷一人不富”，不把别人的所得拿来归己怎么能大富?有一条捷径可走，那就是官商联手，于是贪官就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了!
毛主席说：“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他发动文革的用意也就在这里。他出身在农民家庭，他最痛恨的是靠土地资源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他最担心的是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所以他带领的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所以他才被誉为人民领袖。他执政后，努力把权力还给人民，所以注重从劳动模范选拔能忠于人民的代表进中央。这是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认为该自己享受权利的人所不愿意接受的。这就是后来得把的人能有一部分老干部支持的原因。这也就为后来想否定他历史功绩的野心家提供了理由。
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可是有的人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搞清楚。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里显然是缺乏社会属性的。资本主义也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那么用这个试金石就不难识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了。硬说自己的那套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岂不贻笑大方!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革“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又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172页)
但是毛主席不在了，他就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破除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同上第169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同上第168页“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确的。” “农业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对于他说的这套，如果有人不赞成，他就说“党员、体制内的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得辩护，否则，不换思想就换人”。显然不赞成也得赞成，不然就得离开干部队伍。那么在他的路线指导下，干部队伍怎么样了呢?
看看现在落马的贪官，真是如割韭菜了。干部队伍都到了这个程度，怎么能让人不怀念文革而喜欢改革啊?
连跟我们的文革没有关系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对文革都有个判断法：“文革是整走资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坏了，就说明文革做对了!”
这个判断法多么浅显而有意义啊!作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的我们这代人哪个心里不清楚啊?只不过害怕被“换人”而不敢说而已。
丢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心为了致富和发财，为人民币服务，为私利而钻营，不成为贪官才怪哩!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人们引向了“向钱看”的魔道。有发财条件和机会的发了财。没有发财条件和机会的就创造条件和机会发财。无力创造条件和机会的就不择手段地把他人的财物摸进自己腰包。这个毒害都殃及到幼儿园了。本月7号我在回老家的卧铺车上，就遇见了一家3口(可能是在北京做买卖的)。40左右岁的父亲躺在我对面的下铺，只顾看手机，他饮水吃牛肉干都要叫妻子给拿到手上。妻子在上铺，6岁大的女儿开始上上下下觉得有意思，就到父亲的铺位躺一会儿再爬上母亲的铺位待一会儿。后来娘俩都下来了，3口人挤坐在下铺。小孩子要吃方便面，妈妈就以读书做条件。那孩子不情愿，但又不能违抗，就小声读，她妈妈一再催促“大点儿声”，我也没听出她读的是什么。等她妈妈满意了去给她泡方便面的时候，我看见了扣在铺位上的封面：《我将来是个有钱人》。家长就让孩子阅读这样的读物，真是落实了“从娃娃抓起”了!试想等她(他)们长大了还指望他(她)们为人民服务吗?
在这个党章的第一章第3条党员权利的第3款是：“(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虽然不是现行党章，我想这个规定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也就提个建议吧!
习近平总书记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该从干部队伍下手，贪腐的要惩办。这没说的，都属于犯罪了，不惩办怎么可以?还没到犯罪程度的党员干部就都是合格的吗?共产党员不该是徒有其名的，而应是名副其实的，是货真价实的。若想使党员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人民群众来检验党员队伍，不合格的要清退，提纯党的组织，使共产党像共产党，是共产党!
2014年8月28日 赶写于梅河口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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